悲剧让所有的专业主义念想变得可疑，让一切写作成为绥靖的代名词。远的不说，只拣雪灾、骚乱、地震等二三事略微讲述。从社会灾难骤发的时刻起，我们就被裹胁着进入非正常状态。雪灾有泪，而新闻无语；骚乱在西，而指摘向南；川南地倾，而举国同悲。悲剧构成周遭环境的基本面，要对那么多的人撒谎，或者向所谓的同胞展示曲笔的婉转，这不是奴役又是什么？
新闻当以记史为荣誉，媒体必以直言为担当。实现这些基本的媒介操守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专业狙击。常识是，追求真相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尽管它总是被各种利益所遮蔽。
然而，真相不明往往是悲剧频仍的一般缘由，构成我们越陷越深、越难堪的职业经历。悲剧在千家报馆里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舆论一律的后果是真相含糊不定，说也说不得，说也说不清。
向悲剧或者真相屈服，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单选题，也是新闻机构必须要站位的新现象。悲剧由个人而演化到媒介领域，新闻机构的分层与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看法是，近三年以来，报纸社会价值范畴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先锋报章群体萎靡不振，这既有外部施压的成分，也有内部妥协的因素。是否体制内取代了理想主义，上升为报纸自查自纠的立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