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
由于清政府没有加强媒体的管理，在新政期间，媒体总是发布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做负面评论，清朝，实际上是被媒体 搞垮的。类似的“结论”，有时也被用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上。在某些人看来，媒体即使不是旧政权倒台的元凶，至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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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就是好
我不懂这方面的技术，但我可以确定天灾最多就是诱因，要让那么多层的防撞保护失效，只能是人祸。 但我想说的是，不论是地震，还是动车，我们总是追求着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尽管有些人以政治心态看待所有问题，但我对遇难名单是追求毫无任何政治动机的。遇难者不是一个统计数字，他们曾经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思想，生活和那些也许微不足道的快乐和悲伤在这片土地上确实地存在过。纪念他们曾经的存在，就是纪念他们的逝去。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名字，我才 有机会在人人网找到了已知在高铁中遇难的两位大学生，花了点时间逐页看完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琐碎记录，想象着他们曾经渺小和平淡的快乐。 这是一 个错误的举动。现在他们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每天都不能阻止自己想念他们，而 最不能忘怀 的是那位 陆同学 。 我并不认识他，我想如果以前有过见面的机会，我们之间的谈话也不会太过投机。我不喜欢篮球，而且要是我以前看到他的种种观点，我通常会认为和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好说的。但看到下面这一条时，任何可能的不屑都会转化成愤怒，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愤怒。 其实不管政治观点如何，如果大家都静下心来了解对方的意见，其实会发现基本上没有人会过去的“社会发展”或者“经济发展”持有多大的异议 —— 至少我读过的媒体和了解的网民都承认这一点，不论他们“反华”与否。 很多人真正在谈论的不是社会有没有发展，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这样的“发展”付出了代价，收入是否大于支出？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为了发展，所失去的那些东西，不管是自然环境，安全风险，还是道德，我们要如何给这些概念定价？ 中国的铁路系统在刘志军的大跃进时期的确获得了“发展”，也很少有人会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但是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这种大跃进是有隐患的，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和媒体指出技术可以买来，但安全不能买来。“安全”，作为一个同样的无形概念，在你 不需要它，不重视它的时候，它可以说是毫无价值可言；而一旦人们需要它时。它又是无价的。但我们的喉舌却有着独特的回答，在 牛皮 没破之前，他们的言论 诡异 而又 无耻 ，发生之后，“自主产权”突然就变成“与日本合作”的列车了。 为什么讨论和确定“支出” 的准确价值那么重要，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们为了所谓“发展”而付出的那些比“发展”得到的收益还多的话，这整件事就不能称之为“发展”了，而你知道某个团体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加之中 国过去的发展成果通常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支出却很难，把支出项目的估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无疑就是整个宣传机器的重要目标。于是就有了诸如《 环球时报 》之类的无良媒体。而它，在这事件中达到了自己道德良心水准的最低点。 我一直认为是“环境影响个人行为”，而不是相反。作为城市规划的学生，我各种通过设计环境，不管是物理上的建筑环境，或者是政策以及舆论环境来影响个人行为的招数。我从不哀叹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失去的良心和道德，为了发展，或者更简单的说，为了钱而可以不顾一切的做法，因为归根到底人的行为是环境影响的，而谁控制 环境，或者对环境有着最大的影响？有时候很厌倦谈论中国的事情，因为无论是什么事件，我会发现这些事件的本质最后都能追朔到某个黑帮身上，或者在他们身上 找到类似的行为。所以实在是很容易厌倦。 我们生活的环境，无论是教育还是媒体，对我们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影响都是深远而又通常只存于潜意识中的。其实就算你，或者我在海外，要是认真注意下自己的 思维过程，会发现对无论是任何事得出的第一个结论，通常还是通过党的思维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我们可以很快的的自我否定并且继续思考下去。至于在海外的人为 什么会好一些，我个人的理论是能收到的信息更多，会改变思维方式。这并不是我被什么“反华媒体”愚弄。上twitter看一看，无论是什么事件，我们第一 时间关注的通常还是类似于日人民报之类的官方消息渠道。 也是因此我对互联网在中国的流行报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互联网能够极大的拓宽人们可以接触到的信息范围。如果任其自由发展，结果终将朝着黑帮不利的那个方向 发展。但他们对互联网严加控制，当我看到下一代人重复着春夏之交风波之后，上一代中国人学到的“发展才是一切”，“管好自己，不问时事”，“你为什么只看 黑暗面？”之类的言语时，就直到他们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 为什么陆同学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我没有通过此事认识他，那么我会直接忽略掉这些话。因为我认为，对待任何认为事不关己可高高挂起，把任何 “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当作“谣言”，任何只看进步不看代价的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那些人遭遇到的不公降临到他们身上。这让他们意识到如果自己认为别人遭遇到的不公和自己无关，在 他遭到不幸时别人也是同样想法，就是最好的一课。 但陆同学所付出的代价太让人悲伤了，死在自己认为的那个“发展中的社会”，而且在这个社会的眼中，身后事还没有尽快恢复通车重要，这种黑色到极点幽默一点都不好笑，我更希望这种黑色幽默永远不要再次发生。 挖坑埋车 ， 埋车前发现幸存者 ，隐瞒死亡人数（线索太多，仅 举1 , 2 两例），甚至原因还没查明，就让下一班动车在同样的路径上踏着尸骨未寒的乘客们滚滚前进，难道这些还不够让我们停下来，反思下我们失去的那些东西？ 很多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并不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至少对我来说，我不忍心看到任何民族，任何观点，任何阶层的同胞被当作燃料，投入这列滚滚向前的火车中。因为坐在这列火车上，愧疚和不安会时刻笼罩着我。我们本应阻止很多可以避免的悲剧，就像高速铁路的隐患众人皆知，我们的舆论却仍然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可惜陆同学在自己做了柴火为这个经济增加动力之前，看上去也没明白“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这不是人们的错，就像生在任何国家都不足够成为一种“错误”一样真正的错在于那些从不给人们完整信息，独立思考的那些人和团体。 而谁在控制舆论环境，谁在灌输思想，谁阻断了他们思想的自由，我就诅咒谁。因此要是哪天老天开眼
阅读更多新浪微博：（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国内报纸头版展示：四大报VS地方都市报（图）
黎光寿：新闻评判的标准如此不同，那几张大报真该退出历史舞台 //@财经记者赵大勇:麻辣隔壁，这边是丧权失地，那边加官进爵，一仗未打，一功未立，有什么资格加爵上将？？？ //@王冉：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任志强：差距咋这么大？公道自在人心。 @唦子：今日头版，四大报VS地方都市报。裆报之掩耳盗铃版。图片来自@传媒老王原文转发(8257)|原文评论(1506) 收起 | 查看大图 | 向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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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下暴雨的时候，我在一家杂志社，杂志的两位设计师几乎在同一时刻叫起来，“快来看这张照片！”那张照片的内容大家恐怕都很熟悉，因为它不仅在微博上广泛传播，而且还在第二天登上很多媒体的头版。照片显示了北京地铁里水流如河，人们沿着台阶小心翼翼地上下的样子。 最先发布“北京地铁瀑布”照片的微博截图 两家报纸的头版都采用了这张照片。图片来源都是新华社 这是一张手机拍摄的照片，但它如何在北京的大雨之夜，从拍摄者的手机上漂流到网络上，然后又飘到传统媒体的版面上去的呢？ 中国网的图片编辑杨丹，她很较真地找到了这张照片的作者做了采访。这个案例应该是微博时代图片版权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的采访发布在下面： “北京地铁瀑布”照片遭疯狂转载 网友手机拍照上多家媒体头条 中国网讯 记者杨丹 6月23日下午北京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暴雨导致多条环路及主干道积水拥堵，地铁1号线、4号线等线路部分区段停运，首都机场亦有百余架航班受影响。随之而来，“新燕京七景”、“水漫故宫”、“和你到北京来看海”等各种略带调侃意味的图文也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最火爆的当属一张“地铁4号线陶然亭站成瀑布”的照片。 这张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于当天17:04分发布到微博上，短短几分钟内，转发就达到了上千条。与此同时，这张图片被新华网采用，并随着当天暴雨的报道被数百家网站转载。第二天，同样一张图片，又登上了中国日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传统媒体的头版头条。截至目前，最初发布这张图片的微博已转发3万6千余条，评论5640条。许多网友在惊呼“太壮观”的同时，也纷纷发问，这张照片真的是普通网民拍的吗？使用这张照片的媒体是否支付了稿费？ 中国网记者专门采访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就网民所关心的问题一一给予回答。 北京地铁瀑布照片的拍摄者 杨迪 杨丹摄 拍摄这张照片的青年名叫杨迪，白净阳光，身穿大红色运动T恤，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现在美国读书，这两个月正好放假回国。讲述起当天的经历他笑称：“好像做梦一样”。当天他与朋友在陶然亭地铁站等待雨停，不料雨越下越大，很快积水就漫过了地铁站入口，逐渐汇成股，继而变成瀑布一般倾泻而下。见此情景杨迪觉得十分新奇，拿起手机随手一拍，并发给了自己的同学，没想到很快收到回复说，照片被发到微博上，转发过千了。 杨迪坦言，自己平时并不爱好摄影，也很少用手机拍照，这次的事件让他有了一种“见证历史”的感觉。与许多网友猜测的不同，他所用的摄影器材并非ipone4，而是诺基亚一款09年上市的老手机。 在有媒体主动联系他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会有媒体来用。”于是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中国日报》采用的照片，图片拍摄者署名是杨迪 当天晚上杨迪一直到夜里11点半才到家，在这期间他一共收到了两家媒体主动联系要求授权的消息，并且其中一家在第二天就向他支付了稿费。但是其他使用了这张图片的媒体，包括新华社，都未跟他作任何联系。 杨迪说，23日晚上并没有想过版权的事情，直到到家了冷静下来了，他才想到是否应该追问这个问题。他想的也很简单，就是“发现谁用了就给谁打电话”。事实证明确实不难。 24日上午，杨迪首先给新华社打电话询问此事，要求自己的署名权和稿费，得到了新华社的诚恳道歉和稿费承诺。不过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是，这时已有太多家媒体使用了这张没有署名和真实来源标注的照片，而这个时候再去要求每家媒体一一署名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一方面杨迪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媒体使用了这张图；另一方面一家一家打电话过去要求署名实在非常耗费精力，而杨迪在中国的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 最先联系杨迪的媒体是中国日报，在微博上发现这张照片的时候，中国日报新闻图片中心的图片编辑抱着“试试看，但一定要试”的态度，联系了这张图片的原始发布者，辗转获得了杨迪的授权，拿到了原始图片，并且成为第二天唯一一家为杨迪署名的媒体。面对其他更多没有署名的媒体，杨迪承认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在微博上，有人将网民拍摄的图片登上传统媒体头版一事称作是“网民的胜利”。确实，随着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网络传播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便携式的拍摄设备也越来越普及，网民拍摄的照片被传统媒体所采用也成为一件不那么新鲜的事情。 但是与此同时，如何保护网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正规、合法的使用网络图片也成为媒体亟需思考的问题。在使用网络图片时，媒体不妨多考证一下来源，不要无视版权甚至逃避版权，虽然一时多花一些精力，但对网民权益的尊重必将鼓励更多的网民成为媒体在新闻现场的后备军，从而带来更多、更好的图片。 『多说几句话』： 这篇文章杨丹发给我的时候其实是要采访我，不过，对于社交媒体中的照片版权纠纷，我有过关注，却并没有太多深入的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格局已经完全改变。手机＋社交网络使得几乎每个突发新闻现场都有公民记者的存在，他们只需要一部普通的手机就能够完成对事件的现场直播，在这其中，图片又是最为快捷和有效率的传播方式，直观，且具有现场感，一经发布就会迅速传播。 突发新闻的摄影报道，不再是专业新闻工作者的阵地，这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趋势。专业新闻工作者所要做的一方面是对突发新闻的深度追踪，另一方面就是要将普通公民所做的网络直播，纳入职业新闻报道的规范体系，确认新闻事实，利用其完成新闻报道，但对于后者，传统媒体和专业新闻工作者目前仍显现出应对不足。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少纠纷，较有影响的是，2010年的海地地震中，法新社擅自发布了一位摄影师张贴在社交网站twitter的照片，引发了一场版权官司，事件牵扯到了复杂的照片版权归属问题。（链接， 宋晓刚 ：《网络照片版权的孰是孰非》 ） 社交网站上突发新闻照片的版权问题错综复杂，但作为强势一方，传统媒体对其行为的规范是解决网络媒体照片被滥用和侵权的关键点。传统媒体直接转发网络中流传的照片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传统媒体必须尊重照片作者的版权，在刊发之前要找到照片作者，这一态度不仅避免版权纠纷的出现，也是一种职业精神的体现，因为正如新闻报道中对被采访者的引语都有严格规定，对网络来源的照片，也必须确认其作者，这才能保证报道的客观和真实。而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在网络发布照片，很可能会导致照片版权不能得到保护，在这方面应该有所警惕。 最后，在这一事件中，应该为《中国日报》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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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首都德里街边神情愉快的小贩。从车窗抢拍 尼泊尔世界遗产景点的小摊贩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中国能不能不要“城管”？ 鄢烈山 这里说的“城管”是狭义的，老百姓望文生义条件反射般想到的，是专门对付街边巷尾地摊或游动小贩（广州话“走鬼”）的那种“大盖帽”。 广义的“城管”即“城市管理”，行政机构全名是“城市管理执法局”。我这两天读新闻，广州番禺市城管局负责人称会江村居民“5000人联名意见书只能算一张反对票”，被网民“拍砖”，始知垃圾焚烧厂选址这种事也归“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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