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2012年 3月 23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北京的紧张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传出发生政变的谣传。谣传使国际媒体记者们闻风而动忙碌起来。在证实那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谣传之后，国际媒体记者们这几天又进入了另一种忙碌。 他们现在忙的是对他们的观众、听众、读者分析、解说为什么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会出现军事政变的谣传，为什么这种谣传会让千百万中国人尖起耳朵倾听小道消息，瞪起眼睛搜索官方禁闻，为什么会让中国最高领导层寝食不安。 *谣言或离谱，紧张很真实* 中国很大，很复杂。中国不但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拥有错综如蛛网、保密如罐头、偶尔露峥嵘的政治。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前重庆市委薄熙来的突然遭解职及其在公众场合的消失，以及北京政变谣传的出现，充分地展示了中国政治的厚密难测。 如何用七八百或千把字的有限篇幅大致不差地把中国的大致面貌、尤其是把过去一个多星期来跌宕起伏得令人头晕目眩的中国政情对不熟悉中国或中国政治的读者说个清楚，这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个超严峻的挑战，美国西部大报《 洛杉矶时报 》驻北京记者巴巴拉·德米克在星期四发表的报导中进行了奋力拼搏的尝试。她的报导的题目是，“中国的政变谣传或许荒唐离谱，但紧张的形势却实实在在。”她的报导的头两段是： “上个星期中共一位很有权力的市委书记被解职，其余震依然在摇撼中国。这种余震将一种动荡的成分注入了中国政府先前期望大力展示的政治稳定之中。 “本星期，中国国营媒体报导说，来自司法公安部门的3300名中共党员干部将被送到北京接受意识形态再培训。这一命令本身就够不同寻常的了。但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一官方报导没有提中国主管司法公安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召集这次培训会的就是政法委。” *中共高层骑虎难下* 德米克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上个星期四被解职之后北京所呈现出来的紧张气氛，但她首先点出了当今中共最高领导班子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公安司法部门总管周永康。 中国太复杂，中国政治太复杂。即使是薄熙来这一件事，说起来也是头绪繁多。在这里，我们只好借用中国传统说书人的传统说法，“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先说薄熙来，再说周永康。 却说北京（以及当今中国）目前的紧张气氛的来源是薄熙来被突然解职的事件。薄熙来不就是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吗。就算是他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北京又有什么好紧张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又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显然，这些问题是报导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挑战，不得不跨越的又一道高坎。在星期五发表的报导中，英国《 金融时报 》驻北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试图通过描写北京的街景，让自己的读者明白中国最高领导层为什么在解除薄熙来职务之后如此紧张。 吉密欧首先讲述了薄熙来在被解职之后立即销声匿迹，他试图到薄熙来在北京的住所探访、采访薄熙来或其家人，结果吃了看守住所的军人或武警不客气的闭门羹。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在薄熙来住所附近试图与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攀谈： “在被问到他如何看薄熙来住在这样一个大豪宅里、周围却是相对破烂的住房的时候，这位工人说，薄熙来作为一个中共高干，中共元老、毛泽东闹革命时的同事薄一波的儿子，有权住这样的房子。 “他说，‘在重庆他做了不少好事，尤其是打黑。’ “中共所面临的挑战就在这里。在多年来的宣传把薄熙来描绘为一个打击犯罪、不说废话、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之后，中共如今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要被解除职务，而且可能已被拘禁。 “自中国 皇朝 时代以来，尤其是自共产党王朝建立以来，中国政坛时常出现达官贵人今天被捧上天、明天给摔下地的例子。不过，中国已经至少有20年没有见到薄熙来级别的官员遭到如此清洗的事情了。” *中共的震耳欲聋的沉默* 英语里有所谓的“震耳欲聋的沉默”(deafening silence）的说法。薄熙来被解职以及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情的发展，给这种所谓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 在薄熙来被解职（官方的说法是“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一个多星期过后，中国官方还是迟迟没有拿出一个解释，对中国公众说明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必要如此不留情面地将他解职。 但是，薄熙来在中国国内的左派和毛派支持者在他被解职消息宣布的第二天抢先提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这就是薄熙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将他如此解职实际上等于是“反革命政变。”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语境中，“反革命政变”这种说法相当于号召中国人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左派和毛派所崇拜的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在1965年明确表示，假如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他期望并向相信中国人民和军队会重新进行武装斗争。 毫无疑问，中国当局负责媒体控制的当局明白这种说法的严重性。因此，给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提供讲坛的网络电视节目据报导被随即叫停。 然而，中共高层对薄熙来为什么被解职一事所保持的震耳欲聋的沉默依然在继续。这种沉默明显地让通常总是跟中共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 环球时报 》感到难受和心慌。 于是，《环球时报》星期四做了一件非同寻常、非同小可的事情，这就是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庆调整后的中国社会理性”的社论，对党中央在关键时刻的长时间失声沉默提出了正面的进谏，间接的批评、直接的抱怨： “实际上全社会都在等待党中央的进一步权威声音。…我们也希望一些结论的形成能更快些。权威声音来得越快，社会就越清晰，公众也越踏实。在一些时候，速度的意义远远超过速度本身。” 显然，《环球时报》认为，中共党中央的动作太慢了，慢得不可理喻，慢得让全社会感到焦急，焦躁，困惑，悬心。 *中共当局的紧张忙碌* 在《环球时报》社论的写手看来，中共党中央的动作或许太慢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共党中央的动作也是飞快的。 日本主要报纸《 朝日新闻 》星期五发表报导说，中共中央在薄熙来被解职的第二天就采取了大行动。该报导的题目是：“中国当局指令加强网络舆论监控，严控重庆事件信息。”报导说： “本报获悉，中共向党内各部门发出6条内部通知，要求对领导层保持忠诚。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事件导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中共党内发生的动摇和反弹扩散。这一不同寻常的指令是就此而发的。指令还要求加强网络舆论监控。” 《 朝日 新闻》在这里所说的是被泄漏出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发出的“ 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 。”该通报解释了王立军进入美国总领馆试图寻求庇护的原因（他担心在薄熙来手下有生命危险），并说（中共）中央要求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要力办六件事情，其中之一是： “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新闻舆论单位要自觉遵守新闻宣传纪律，严格按中央统一口径报导有关消息。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封堵和删除造谣、抹黑和煽动性信息。适时释放正面信息。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要加强监听检查，严防境外反动出版物流入境内。” *“文革”的气氛再降临* 3月13日，在中国人大年会闭幕时的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以严厉的措辞不点名地批评了先前被广泛认为大有可能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从而揭开了接下来一个星期跌宕起伏的中国政治剧的序幕。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到，要警惕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大浩劫的“文革”卷土重来。 然而，过去一个星期的事态发展，让经历过“文革”（其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文革”依然有记忆的人恍如重返“文革”氛围之中。 中国的公众和国际媒体又像“文革”时期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仔细关注官方新闻当中究竟出现了哪些领导人的名字或画面，哪些领导人没有出现，并由此猜测那些没有出现的领导人是否遇到了政治麻烦，遇到了什么样的、多大的政治麻烦。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安司法总管周永康如今就受到了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的如此这般的关注。在本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周永康在薄熙来被解职之前的几天，还高调表示赞扬和支持薄熙来。 *再说周永康* 星期四，中国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政法部门总管周永康难以解释地没有出席，立即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的注意，因为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有谣传说，被认为是薄熙来亲密盟友的周永康在北京策动了针对中共最高层一些领导人的政变。 中国官方的 新华社 星期五发出电讯说，“周永康致信（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对当前政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新华社这则电讯出现的时机，导致许多人认为它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反倒暗示周永康很可能出了问题。 在言论出版不自由的中国、有关高层政治的新闻受到严密控制。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这类消息不能进行任何报导。于是，有关的揣测传闻满天飞，在互联网上四处窜，如 “自本周一晚传中南海‘政变’后，周永康一直没有在媒体亮相，而政治局九常委中，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和李长春已相继亮相，另贾庆林、吴邦国、贺国强未现身。” 这样的传闻及其所陈述或暗示的道理非常符合中国国情，但显然也有很多问题，其中包括逻辑问题。例如，贺国强被普遍认为是现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同盟。贺国强没有亮相说明了什么，只有天知道。

孔庆东到底被包养了没？ 《中国网络民评官百人团》石三生 这两天最热闹的，可能就是毛左派的领军人物孔门七十三代孙孔庆东与司马南开讲普世价值的话题了。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此二人的变节尚未见分晓，又爆出了孔庆东力挺重庆唱红打黑的激情，竟然是来自重庆市委为“推广重庆模式”支付给他的一笔不菲的课题费。 当然了，孔和尚已经赶在第一时间对次传谣者蔡照明进行了连恐带吓的辟谣。或许是他正在施展其孔门百试百灵的钓鱼术之故，尚未见到他对谣言金字塔顶端—造谣者发起攻击。 孔庆东到底有没有收受重庆市委的课题费？在新浪的管理者们都是以“网络黑社会”的方式进行后台管控的时代，还真是难以判定其真伪。好在中国人自有一套入乡随俗的处世之道，当众明星们都纷纷成为各个地方的代言人、成为假冒伪劣品的代言人，并大肆捞取推销代言费时。说孔和尚竟然会逆潮流而为、会无偿为地方政府代言。如此高贵的思想品德，估计说出来连他自己都要表示怀疑了。 世人都知道一个简单的常识，凡是没有图谋的仗义，都不会没有原则到不分青红皂白、绝不会一面倒。因为世上就压根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事儿，大美如维纳斯，也只好残缺了双臂。更何况一个要主导千万人生计的“重庆模式”了。在共产主义的梦呓尚未实现之前，任何大话某种模式是正确的、是唯一的人们，肯定是别有所图。此其一。 其二，石三生此前曾经关注孔庆东走马观花朝鲜的游记，对他只是平壤城里望一眼，就断定朝鲜人民都生活的很幸福的结论很以为耻。并作文劝他真想了解金正日统治下人民的生活状态，他甚至都无需跨出国门，只是到鸭绿江边我国任何一个朝鲜族村子，听听他们的那些生活在北韩的亲戚朋友们是如何真实的生活就足够了。当然了，孔教授如果就愿意自己本不正当的眼睛像驴子一样被蒙上，或再学人家古人掩耳盗铃。跟他讲任何真实的故事都是白扯的。 通过孔庆东看平壤的眼神去看他眼中的重庆，估计连傻子都能琢磨出是咋回事儿了。非目盲却视而不见、非耳聋却听不到异见的声音，说这样的人却没有丝毫企图，实在是连鬼都难以置信。 那乌有之乡，不就是只长了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吗？ 曾经在火车上遇一辽宁大学的教授，只因为跟他换了个座、让他可以面朝火车前进的方向，以免发生他自称的背向而坐就会晕车的事故。闲聊中得知他退而不休，一直在为些沿海城市做经济规划类的课题，一个项目下来，少则十万八万、多了他没没说。 在一个商品社会中，还真的会有人干无利也起早的事儿吗？也许别人会。但孔庆东教授是绝不会的，就看他新浪博客的声明就知道了，如此重视时间的一个人竟然不图利。岂不成孔雷锋了？ 故意装聋作哑、歪曲事实的人，自己造谣却要让别人相信他的鬼话。这逻辑也太他爷爷的别腿了吧？

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 作者：吴祚来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1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4 10:59:19 阅读量：6451次 　　在宣布薄熙来免职后，“薄熙来事件”在民间沸沸扬扬，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人们当成喜剧旁观的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 　　薄熙来迅速被免职，网络与非网络媒体冰火两重天，官方媒体冷处理，而网络上一片喧嚣。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挺薄的阵营，主要网站被关闭，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甚至有人将“撤薄”看成反革命事件。 　　一、唱红打黑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造势 　　在挺薄的群体中，引人关注的除了司马南、孔庆东，还有《环球时报》的编辑王文与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王文强调的是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而林治波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为此纠结，他在微博里说：因为所谓的重庆模式中包含着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们所担心的政治因素，一个是重庆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民生因素。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否定前一个因素的人们与拥护后一个因素人们的对立。而到今天，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笔者去年五月份去到重庆，接触到的人从大学生到出租司机，从洗脚女到市政府官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如果让我回答，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我该如何回答？ 　　出租司机说，每天的份子钱还得交二百多，与过去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许多地段只能拒载，堵车时间过长，拉不回份子钱，重庆的洗脚女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出门上街不怕了，黑社会没有了，而一家集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的小股民们，却在重庆大礼堂前面广场穿冤衣，发传单，呼吁有关方面尊重民营集资企业发展，不能通过没收处罚斩尽杀绝。政府官员对我说，百姓对薄书记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薄书记到百姓中间，那些老人们牵着书记的手，舍不得放开。我问重庆官员，如果薄书记离开重庆，还会有这样强力的人物，能造成这样的政治效果吗？对方无言以对。大学生说，唱红歌，学校里面组织一些学生唱，大多数学生不用参加。 　　即便是唱红，也不能做到大学生们或民间社会都唱红，说明薄的动员能力有限，毕竟唱红需要一定的物力支持，包括组织红歌到北京香港等地演出，还说明，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红歌因此也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它无所不包的内容，也说明它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 　　为了使重庆的“唱红”受到学界认同，重庆日报这样的媒体也不得不通过造假新闻，来满足薄书记的脸面。笔者发现重庆日报前年三次假借我个人名义，赞美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重庆日报》2月3日刊登《 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 》一文。文中“引述”笔者的话，“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在我通过微博的强力抗议下，重庆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道歉信，认为是自己报社管理不严造成的，向我本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为了切身感受重庆民间红歌会，去年五月我在重庆花了两个晚上体验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的夜夜红歌会，发现市政府广播里，播的有三分之一是歌唱祖国歌唱党甚至歌颂毛泽东的红歌，而其它歌曲，则是流行歌曲，一部分老人是自带歌曲到广场上，主要是通过音乐健身。 　　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无论是广种银杏树还是打击民间集资办企业，无论是给农民土地票还是建立廉租房，这一切，都由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着，他想提出五个重庆，那不得有人提出六个重庆或四个重庆，他要种植银杏树，那就不能种植法国梧桐或本地槐杨，而他要打黑，即便是律师向被告眨了眼睛，也是一种犯罪。这样无可制约的公权力，是给重庆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但这样的实惠是可持续的吗？是正常的吗？ 　　表面的民生工程，使民粹与专制有了某种合法性或合理性，一时的稳定与繁荣，更使百姓感恩戴德，收获一片赞美之声。会操控经济的黄奇帆（民生）、会操控警力的王立军（打黑），加上会操控政治宣传的薄自己（唱红），重庆的三驾马车，奔驰在通往文革的路上，与旧文革不同的是，它在保障民生方面，也不惜代价，以谋取一时的经济繁荣或GDP数据。 　　薄书记比文革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多了一层关注民生的利益，文革时代非法打击地富反右，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物质利益，与文革相同的是用自己拥有的一已权力，来摆平一切他认为应该摆平的对象或事态。权力意志自上而下，目空一切，我代表真理来为人民服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平民百姓得到了一时的利益与稳定，与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之时相较，肯定有某种幸福感或满意度，但由于人们看不见任何公开的批评，特别是文革没有真正受到清理与反思，人们对唱红歌、对极权控制下的稳定、对权力意志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反思，造成民意的扭曲与偏差。没有新闻的自由度与社会的开放度，执政者得到的民意满意度，十有八九是虚假的，因为执政者掌握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工具，通过洗脑与单面宣传，造成繁荣与公正的假象，这是人们认可薄熙来的根本原因。 　　关于打黑，本是政府份内之事，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重庆开会，当时也是打黑后不久，负责会议的当地人士说，你们现在来重庆安全了，前不久上街被抢，是正常的事情，女孩子傍晚都不敢上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庆当地极容易产生黑社会，还是政府管理失当造成黑社会管治困境？如何解决重庆十年二十年就必然通过重拳才能遏制黑社会坐大的势头？警匪勾结是制度因素还是地方人为的因素？薄熙来显然没有从制度层面找根本原因，而是通过打击一些行政力量或个别官员，来达到警示效应与造成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客”作为，把自己当成政界“过客”，捞取政治名利之后，一走了之。什么是制度因素呢？就是司法不独立，造成司法容易被某些政客控制，百姓不能通过独立的人大或政协来发出声音，也不能通过权力分立的监督来制约公权力，这样，司法与警力必然腐败，必然为黑社会利用或控制。薄书记不仅在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强化一已权力，将公检法与宣传的权力集于一身，把自己做成了独霸一方的领袖式政治英雄。 　　二、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共同富裕是毛时代的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倡导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邓小平说，如果贫富差距拉大，那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这里，我们看到，共同富裕的谎言一直在继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确权、农民孩子免费午餐、异地高考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政客与政治家不同点在于，政治家致力于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客则永远避谈政治改革，避谈民主法制的方式，不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社会正常秩序，而只是通过唱红歌、搞运动、发展经济等等，来显示政绩，我们没有看到薄熙来在民主法治建设上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重庆没有支持，出租司机与公司纠纷，他没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农民土地被强征，他既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确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法治领域，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政治宣传，权力的色彩涂于一身，自己浑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符合革命法统的新领袖。 　　满足百姓的安全需求与基本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收获百姓的好感，提升百姓对当政者的满意度，老百姓多是只问收成，不问天气，而重庆的政治天空一直是被控制的，连电视台播放广告都被不允许。不仅不能在重庆媒体批评政府，连网络上嘲笑薄书记，都可能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予以拘捕。甚至刚刚的两会期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信息封锁与宣传控制，是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的重要因素，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媒体宣传与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薄熙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但却被人们当成喜剧旁观。而政治改革没有真正启动的国家，悲剧总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这些悲剧首先是那些受害者承受，尔后，由悲剧的表演者承担。由于整个国家主流社会对文革没有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没有究责与忏悔，一些人总在期冀通过一厢情愿的权力，来直接“为人民服务”，不通过制度，不通过社会力量，而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或改造国家，他们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因为他们只会像一只斗鸡那样不过一世，太阳必然会从东方升起来，但与他们打鸣毫无关系。 　　中国执政党要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是彻底告别文革思维与方式，通过揭开文革的盖子，使广大民众看到文革真相与巨大的危害；二是开启政治改革之门，通过民主法治，使社会开放，激发社会与民间政治活力，让人民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政客的一时强权，当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在，需要政治英雄勇敢地说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自由民主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