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徐开彬对刘瑜的“方舟子行为”
方绍伟:徐开彬对刘瑜的“方舟子行为”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5 9:33:39 阅读量:457次 相关链接: 旁观者:对徐开彬跨专业批评的批评 不久前我在“选举网”发表了“ 刘瑜的要民主和韩寒的不革命 ”一文,目的是批评刘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认识,不料,该文最近被“观察者网”转载时改题为“刘瑜的学术还不如韩寒”,成为“配合”旅美学者徐开彬先生质疑刘瑜学术水平的“佐证”。为此,我有必要指出:“刘瑜的学术还不如韩寒”不符合我的原意,这个判断也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徐开彬对刘瑜“清华副教授”资格的质疑也不能成立,他所依据的“专业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完全是一种食洋不化的表现。 关于刘瑜的学术水平问题,我在“刘瑜的要民主和韩寒的不革命”一文里确实说过:“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之低,甚至都已经到了对现实的理解力完全不如一个韩寒的地步,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学术界仅仅满足和沉溺于要民主、要革命的规范冲动的结果”。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刘瑜以及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一般理解力而言的,较低的现实理解力确实会拖累整个学术水平,但现实理解力并不是学术水平的全部。知识积累、考据功夫、分析方法等等也是学术水平的重要部分,故“现实理解力”有问题不等于说“刘瑜的学术还不如韩寒”,这是一个简单的“专业知识及积累能力”问题,何况韩寒哪有什么学术可言?这里我自然也没有责怪谁的意思,“观察者网”只是为了集中各种讨论的方便而已,不过细微之处还是辨析清楚为好。 关于刘瑜的学术资格问题,徐开彬在“观察者网”上先后发表了“刘瑜的学术水平”和“致刘瑜博士”两文,公开批评刘瑜“以次充好”(把“时政专栏集”归到“学术成果”)、“滥竽充数”(把一般论文混同于有“同行评审”的核心期刊论文),认为“刘瑜2006年博士毕业以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只在与中国相关的两家地域研究期刊发表了2篇论文(这种地域研究期刊很杂,搜罗的文章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社会、宗教、法律等各领域的,在这样的期刊发文章比在专业学科领域的期刊发文章容易),没有在其专业领域--政治科学–的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这样的学术水平,清华怎么能给她副教授的职称呢?清华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如果是在美国,博士毕业6年只发表了2篇学术期刊论文,早就被学校赶人了。……与刘瑜同在清华政治系任教的苏毓淞,2009年从纽约市立大学获得博士,他的学术成果比刘瑜强很多,但他的职称还只是讲师。清华政治学系的教授和领导们,你们怎么了?难道是以貌取人吗?” 旅美的徐开彬先生的“爱美之心”的确令人共鸣(本人碰巧也是旅美),可“清华与国际接轨”就一定要“唯美是从”吗?在我看来,徐开彬在批评刘瑜的学术资格时,完全忽视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层次及资格评定的现状;也就是说,徐开彬对中国的“现实理解力”也有问题,他的低“现实理解力”导致了他对刘瑜的不恰当批评和质疑(类似的“食洋不化案例”可参见我写的“《中县干部》真的有悖学术伦理吗?”一文)。 评估中国大学里社科领域学术水平的现状,其要害是理解所谓的“学科范式”。目前中国的大学社科界大致有三个“学科范式”:一是“中国古典派”,二是“新兴西洋派”,三是“苏联余毒派”。一般来说,古典派和西洋派的学术水平要比苏联派高,但具体到个别学者,范式交叉的情况也可能存在。有意思的是,“专业学术水平”普遍较低的“苏联余毒派”在目前中国的大学里反而获得了相对更高的资格地位,原因当然很简单,中国的所谓“学术水平”主要包括的是“政治学术水平”。近年来,“苏联余毒派”也在开明化,但他们身上的“苏式味道”还是依然如故。 刘瑜自然是属于“新兴西洋派”,按照一个考虑了中国“学科范式”的综合学术标准,刘瑜的“清华副教授”资格是恰当的。徐开彬质疑刘瑜的资格,实际上就同方舟子质疑贺卫方的“北大教授”资格一样食洋不化。 问题的关键是那个“专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可是,“专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本身就有问题,美国学界早就对其涉及这个标准的终身教职评选制度多有诟病。在我看来,“专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是“洋八股”的根源,也是窒息学术创造力的根源。一些美国学者做过统计分析,他们发现,被普遍认为重要的学术观点最早都不是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上的“林书豪落选”现象在美国也比比皆是。在美国经济学界颇有成就的张五常就特别反感这个所谓的标准,张五常甚至认为中国在引进这种标准时已经近乎走火入魔了。 实际上,“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不仅有崇洋媚外之嫌,这个标准也根本无法套到中国现实中的那些“苏联余毒派”的学者身上。即便是国内期刊,“关系发表”和“腐败发表”也已经泛滥成灾。所以,看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根本不能不看他(她)在校内外的实际社会影响。 我的观点很清楚:看“国际专业期刊”未必就是“向上看齐”,看“苏式味道者”的依然故我也未必就是“向下看齐”,中国的社会转型独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学术水平评定的独特性,所以,不能只看学历和论文而不看社会影响,特别是不能在一个社会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国度里不看社会影响。想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纷纷以教授和博导自居,刘瑜的“清华副教授”资格哪有什么问题?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都有垃圾,只不过包装不同罢了。 刘瑜的学术随笔和时政评论,当然不可能成为徐开彬所津津乐道的“美国式学术成果”,但中国人正是在刘瑜的这些文章中看出了她有学术水平的。我虽然批评刘瑜的学术有问题,但我无法否认刘瑜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徐开彬拿清华的苏毓淞与刘瑜作比较,我认为这种比较根本不着边际。刘瑜的“清华副教授”资格是在她的《民主的细节》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后获得的,而且这个副教授资格是清华吸引刘瑜的“起点头衔”,否则,人家凭什么放弃“剑桥大学讲师”的资格呢?搞计量的苏毓淞也许应该升副教授了,但当年他入清华时却并不顺利;同是来自台湾,他与入北大的林毅夫就无法比。中国人对搞计量的也许有成见,但美国人对计量的迷信显然是过头了。大学的行为目标是“声誉最大化”,你如果才高八斗却默默无闻,你又如何帮助要你的大学提高声誉呢? 不过,从刘瑜对徐开彬的回应上看,我发现刘瑜自己已经“对徐开彬的质疑缴枪投降”了。刘瑜向徐开彬解释说:“我过去几年发表论文的确不算多。一则因为作为新教师,在剑桥、清华两地开新课占用颇多时间;二则因为在公共领域里的写作占据颇多时间;三则六年跨三洲搬家四处也破费周折。生活颇动荡的情况下,五年半内发表论文5篇,出版书两本,写时评若干,开新课5门,我自认为还算勤奋。两本书的确都不是学术著作,但我并不认为没有社会价值。学者不是我唯一的身份认同,我不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我唯一或至高的追求。当然目前作为一个大学教研人员,的确应有更多论文和专著产出,这也正是我下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有论文和专著计划若干,有些已经动手。当然这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仅仅是仍有一份对学术的喜爱之心而已。” 为什么说刘瑜自己已经“对徐开彬的质疑缴枪投降”了呢?因为刘瑜上面这段话表明了她的“小气”,她太忙于承认论文少的“错误”,所以就已经不自觉地落入了“论文和专著的数量陷阱”。让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经济学家科斯凭着两篇文章就拿下了诺贝尔奖,他的文章充满了独创性和想象力,尽管未必没有逻辑漏洞和错误(见我写的“精英是如何走上独裁之路的?”一文)。“论文和专著的数量陷阱”说的就是,数量是世俗的“无能信号”标准,质量才是真正的“唯一或至高的追求”。清华容得下一个刘瑜,拿论文数量逼不出一个科斯来。 如果刘瑜的“论文和专著计划若干”还是我所批评的那篇文章的样子,再多的“若干”也接近于零,即便那可能会堵住了徐开彬们的质疑。刘瑜关闭微博是明智之举,但“有论文和专著计划若干”却反而表明了她自己的局限。快速回应徐开彬对私人问题的搬弄而一直回避别人对学术问题的质疑,这也表明了刘瑜回到“浮躁中国”之后的轻飘,至少是不够厚重,毕竟“社会影响”也有质量问题。另外我认为,徐开彬这种类型的“方舟子行为”不值得鼓励(方舟子不打孔庆东和刘菊花的抄袭之假,还“立此存照”痛斥“海内外156位流氓学人”,大有“孔三妈”之势),学界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放到学术内容的具体讨论上,不能象娱乐界那样把精力放在无聊的“八卦”上。 一句话,我批评过刘瑜,但我从没怀疑刘瑜是中国学者中学术能力较高的,“清华副教授”对她来说决不是给高了。刘瑜对此根本无需解释、更不必回应,对“洋八股”也不用太本能地认同。我不是说徐开彬把目标从“谈具体学术问题”转向“砸人家饭碗”有多么不厚道,我是说这种转移不能以“洋泾浜”的方式进行。清华和刘瑜的事情不会因为你去了一趟美国而突然变得无一是处。还是那句话:食洋不化不是中国人不懂西方,而是中国人不懂中国甚于不懂西方。 我这篇文章真正要说的当然不是刘瑜或徐开彬,我要说的是一个学者的自我认同力和一所大学的“伯乐气魄”。没有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又怎样?没有专著又怎样?没有学位又如何?没有职称又如何?真正有水平和有意义的思想,那怕就是在有高贵来头者也纷纷被迫采用的卑微的网络上发表,能经得住考验的照样能经得住考验(想想科斯的那两篇文章),社会忽视它也只是表明了这个社会的造化不够而已。所以,真正的学者一不要太小气(批评或辩解失当),二不要太娇气(经不起批评)。 现代经济学把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看成了评定者为减少信息费用而接受的、从被评定者那里发出的“资格信号”,我在一个“无能信号理论”里则提出: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实际上已经堕落成学历和职称泛滥时代大家都知道的“假资格信号”;更加重要的是,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还变成了缺乏判断能力的评定者自我暴露的“无能信号”—批评者拿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说事,正好表明批评者自己无能认识真货。 刘瑜是徐开彬所无能认识的真货,清华聘用刘瑜的做法和采用的标准都毫无问题。无事生非者喜欢搬弄私人问题的外在形式而不讨论学术问题的实质内容,但“假打”决不是“打假”。如今,用“假资格信号”腐蚀学者的不仅是中国的制度环境,徐开彬这样的“假洋鬼子”也难逃其责。“不谈问题、大谈虚名”的风气很难改,但也该变变了。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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