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

改革的关键是势 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过去 30 年的所谓改革时代，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中国加入 WTO 和体改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前一段，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整个 90 年代的改革其实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甚至是走样变形了。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在法治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不但如此那些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进行上面的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 30 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 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 30 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为了缓和社会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打压民众权利，进行所谓维稳。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改革的对象应当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其中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有可能导致在这个层面的拨乱反正。 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哪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脉络来看本轮改革，呈现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形象。 第一，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二，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说过，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要看到，这个权贵集团经过 20 年的经营，已经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结构，甚至也来自他们正在构筑的体制。而且这种体制已经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沉闷而守旧的社会氛围。当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经指出的，这次的反腐败带有很强的运动式的特点，王岐山同志也明确地承认，这次的反腐败是从治标开始的。但我要说，运动式反腐，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势。关键的问题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现在开始松动了，变革有了启动的可能。对于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不久前，美国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发表关于 2014 年全球 10 大风险的报告，其中，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 2014 年全球 10 大风险的第三位。报告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重要领导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力度超过以往 20 年。但中共仍然面临艰巨的政治考验，若有重大失误，可能危及改革和政权。改革过大过快可能在党内引发不满，既得利益群体若利益受损，可能反应激烈；但若改革力度过小，又会引发公众不满和抗议。这个警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当前这场改革的进展，现下人们还有不同的判断。但从目前看，人们议论的主要还是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一些举措是否得当？当然，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但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执政者所主持的改革，已经是大局已定，本身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国外也有很多的评论认为，现在执政者已经大权在握，牢牢地控制了局面。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根本上来说，本次改革先天不足。本次改革与上次改革差异之一是，改革的动能明显不足。在本次改革中，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已经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既得利益者。其中的一些人虽然基于理念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变革要求，但与 80 年代那样一种变革冲动比，已经明显不一样。 普通民众虽然是前些年形成的权贵弊政的直接受害者，但由于上一次改革后半段的遭遇已经使许多人对改革有了恐惧感。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一轮改革后期改革的走样变形，已经部分地使改革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本次改革的推进，显得异常艰难。 这次改革的艰难，可能还不仅仅是体现在改革的启动上，更大的考验，可能会是在改革的途中。 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说过一句话，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次改革启动的时候，人们都在强调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这确实是不能否认的。 过去几年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我觉得，这种阻力也不能估计得过分，不能任意夸大。从现实情况看，这次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启动反抗的力度是相对有限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层选择用反腐败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其实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 既得利益集团，说是集团，其实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事到临头，谁也不愿意出面带头反对改革，因为谁出头谁倒霉。这也说明，中国看起来很难的那些事情，其实也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威胁，也许是在改革启动之后。即在改革启动之后，他不但不反对改革，甚至改的比你还积极，然后通过将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 应当说，目前这场改革，最大的危险仍然是在这里。如前所述，既得利益格局那堵墙现在还只是有所松动，能不能真正撬动，鹿死谁手，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水落石出。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改革有可能会出现胶着状态。破局的势会出现钝化，而大面积的消极怠工，阳奉阴违，暗中抵制，扭曲变形，都可能出现。 这次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 现在特别要看到，在过去 30 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一笔不小的家底。单单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看，根据有关研究，至 2012 年底，中国居民总资产为 263.16 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 106.09 万亿元，实物资产 157.07 万亿元；总负债为 16.14 万亿元；净资产为 247.02 万亿元。因此，在本次改革中，如何保障民众的财富和利益不至于被再次掠夺，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因素会决定改革的成败。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意味着，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清理权贵弊政首先需要从否定维稳开始 出路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在这次改革启动之后，能不能实现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弊政的系统清理。通过这种转换，重造改革的动力，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由此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 10% 的速度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现象。无论过去的基数有多低，基础有多差，这也足以使一个国家的民众达到一个相当富裕的水平。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起，只用 20 年的时间，就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了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老百姓也成了富人。但中国发展的平均速度比他们高，发展的时间比他们长，老百姓生活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却相当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老百姓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成果哪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权贵集团拿走了。 实际上，现在中国许多社会矛盾哪来的？与财富的掠夺过程有极大关系。前些年，许多学者在传播一个说法，叫 1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是矛盾多发期。似乎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哪个国家到 1000-3000 美元的时候会如此大面积地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问题和矛盾其中大部分都是与财富掠夺的过程直接相关的。 在此情况之下，几乎任何调整利益关系的努力都遭到权贵的强有力的抵制，民众保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维稳思维和维稳体制。 维稳不但不能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是加剧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心理疏离与对立。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维权与维稳对立起来，将维护自己权利的民众视为对立面，从而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 同时，在维稳中，不讲规则，不讲法治，甚至到最后连是非对错都不讲，结果是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没有规则的靠拳头说话的社会。 因此，清理权贵弊政首先需要从否定维稳开始。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原来不离口的维稳提法消失了。 尽管现在还不能断定这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但从最近的一系列举动中可以看出，传统的维稳思路明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同时，三中全会决定废除实行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说，这是中国在走向法治，保护人权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问题是未经法院审判就长时间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这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 我们可以回顾上一轮改革的动力是如何形成的。上一次改革是从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改革的真正动力。因此，这一次的改革，如果在反腐败打开既得利益集团的缺口之后，能够转向对权贵弊政的清理，包括平反在这些年维稳中积累的种种冤假错案。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人心舒畅的社会氛围，改革也才能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清理弊政，需要与过去做个切割。应当承认，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今天开始，拦腰一刀切断，做一个切割，重打鼓另开张。这对于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及早切割，就越主动，越晚越被动。 公平正义是新的旗帜 深化改革，清理权贵弊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开通道路。在这次改革刚刚破局的时候，应该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这一轮改革之中，作为这一轮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 从这种意义上说，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并不是上一轮改革的简单深化，而是一次新的改革。 从前年夏天开始，我就在讲一个观点，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新的 30 年的开端。前 30 多年的改革，使得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今后 30 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在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平正义在整个改革的设计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决定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将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是将公平正义作为基本的指向。 为什么要将公平正义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要看到，公平正义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症结，目前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此有关。 未来中国如果要有一个不错的发展，特别是要重新焕发经济与社会的活力，首先需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前一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讲过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政府现在在经济上最需要做的，不是今天出台 36 条，明天出台 72 条，今天扶持这个企业，明天扶持那个企业。现在政府最需要做的只有四个字——一视同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它的活力自然就能激发出来。 为什么这些年维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到了非常脆弱的程度。而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在公平正义上。现在民众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维护公平正义，而实际的情况有时不但维护不了，有时甚至是在破坏公平正义。这样的体制脆弱是必然的。 要看到，在今天，人们感受最深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被破坏。前段时间，不止一次的社会调查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在社会各阶层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弱势感。不仅是那些公认的弱势群体如此，就是被那些通常被人们羡慕的群体，如公务员、警察、教师、民营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也都有明显的弱势感。在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 30 多年，经济又是如此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普遍的弱势感是很值得人们警觉的。这种现象至少部分说明，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解决的问题。 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意味着要强调如下的改革内容：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的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保护公平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同时，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要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如周瑞金先生所说，执政者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公平正义，应当是中国本轮改革新的旗帜。但有人可能会怀疑，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不是过于理想化？公平正义能真正实现吗？这个问题关键是怎么看。阿玛蒂亚?森认为，人们对现实中的不公正的共识，要远远大于在哲学意义上关于什么是公正的共识。消除社会中人们公认的不公正的现象，是走向公平正义的最现实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