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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路透社 革命内幕:2011年的解放广场

核心提示:“非暴力抗议的理念不是让人们去当烈士。我们知道,要想让普通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去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必须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才会提高士气,增加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 原文: INSIDE A REVOLUTION:TAHRIR SQUARE, 2011 作者:Marwa Awad、Hugo Dixon 来源:路透社特别报道 发表:2011年4月13日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在2011年2月推翻埃及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中,缺乏暴力是抗议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而这并非意外。 2005年初,在一次网上闲逛的时候,开罗的计算机工程师萨阿德・巴哈尔(Saad Bahaar)遇到了三位倡导使用非暴力技术来推翻强人胡思尼・穆巴拉克的埃及侨民。时年32岁的巴哈尔对政治以及埃及将会如何改变很有兴趣,他深深地迷上了非暴力抗争的理念。他开始和那三个人联系,也点燃了在六年后给解放广场带来自由其中一条的导火索。 他接触的那三个人——内科医生希沙尔・摩西(Hisham Morsy),专业的土木工程师瓦埃尔・阿德尔(Wael Adel)及其表兄弟药剂师艾哈迈德(Ahmed)——都因为伦敦的工作离开了埃及。 通过非暴力抗议,塞尔维亚的Otpor(反抗!)在2000年打倒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受Otpor这种做法的启发,此三人团体开始研究先前的抗争。最受他们喜爱的其中一位思想家就是波士顿的吉恩・夏普,而夏普则深受圣雄甘地的影响。这三个人在2004年创建了一个网页,用阿拉伯语来宣传公民不服从理念。 起初,三位年轻人进行的是纯理论性的活动。但是在2005年11月,瓦埃尔・阿德尔来到开罗,开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公民不服从培训会。在他的听众中,有三十名来自反穆巴拉克的抗议组织Kefaya(阿语的意思“够了”)的成员。Kefaya在2005年穆巴拉克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自己的声望。在它组织的抗议活动中,抗议人群受到了打手的攻击,有些女性成员被剥光了衣服。在一次授课后,巴哈尔加入了阿德尔的组织,也开启了他作为非暴力行动主义地下教官的序幕。 阿德尔教导活动人士如何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中运作。这么做的话,即使他们的领袖被逮捕了,安全部门也很难消灭他们。在面对警察暴力的时候,如何使非暴力行动保持有纪律的状态,以及如何赢得旁观者等方面,他们也得到了的一些指导。 “一旦意识到安全部队没有使用暴力的可能性,第三方,即那些坐在栏杆上的旁观者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动。”巴哈尔在接受路透社的系列访问的其中一次这样说道。“安全部队会对你进行骚扰、挑衅,让你作出的暴力回应,这样他们就能够给自己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实行的镇压找到理由。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圈套。” 这个培训过程需要时间。3月,正如瓦埃尔・阿德尔在开罗一家破败的咖啡馆接受采访时提到的那样,还未强大到可以与独裁者一较长短之前的非暴力战士们需要一个“试错”过程。 比如,Kefaya过去的确曾开展过几次运动——包括在2006年的一次要求司法独立的运动。但是它们都没能激发起大规模的抗议,也没有把抗议扩展到中产精英之外。在组织内部,年轻的活动人士和年长的政客之间也有分歧。到2007年,整个组织已经失去了运动动能,很多人都选择了退出。 变革学会 与此同时,思想家三人组也发展成了一个总部设在伦敦(最终搬到了卡塔尔),名为变革学会(Academy of Change)的组织。变革学会成了埃及活动人士了解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窗口。为了传播新的抗争方法,学会在2007年出版了关注阿拉伯世界的非暴力行动主义的书:《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第三条道路:非暴力战争》(Nonviolent War the 3rd Choice)和《变革学会 思想地震》(“AOC MindQuake)。  一年后,学会又出版了《防止恐惧之盾》(Shields to Protect Against Fear),这本手册介绍了在抗议活动中,人们如何才能保护自己的身体免受安全部队攻击的技术。“非暴力抗议的理念不是让人们去当烈士,”阿德尔说。“我们知道,要想让普通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去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必须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才会提高士气,增加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 变革学会拥护的理念传遍了埃及。要求变革的呼声也传到了工业地区,而那里有大批受到低工资和恶劣工作环境之苦的工人。不断增加的经济困难鼓动了马哈拉(Mahalla El Kobra)市的工人,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马哈拉拥有全国最大的纺织工厂。工人们一直和Kefaya,还有其它的劳工活动人士保持联系。一场持续的大规模动员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2006年的12月,超过20000名纺织工人为没有支付给他们的奖金,在马哈拉发动了一次为期6天的罢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和平但顽强的抗议者让习惯于打击无组织人群的警察部队不知所措。最终,为避免停产带来的损失,政府作出了让步。  但是随后就出现了挫折。2008年4月,马哈拉的工人为提高工资再次罢工。由Kefaya的前活动人士组织的支持马哈拉罢工的在线号召活动虎头蛇尾。同时,在马哈拉的抗议也转向了暴力。活动人士们声称是便衣警察毁坏了公共财产和警察财物,接着又怪罪到抗议者头上。警察同马哈拉市民之间的流血冲突持续了三天。警察在抗议者周围开枪,投掷催泪瓦斯,暴怒的市民则向警察扔石头。在整个冲突中,至少有三人被杀,数百人受伤,二十多人遭到逮捕。  运动需要更严明的纪律。巴哈尔开始加大他的努力。他来到远离首都的不同地方,向草根民众宣传和平的公民不服从意识。  同时,前Kefaya的活动人士创建了4月6日脸书群组,使用互联网来聚集支持者。这个组织使用Otpor的紧握的拳头作为自己的标识,其其中一些成员前往塞尔维亚接受公民不服从培训。  脸书活动人士 2010年2月。穆罕默德・巴拉迪回到了开罗。这位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奖获得者激励了埃及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相信变革是可能的。其中有几个人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支持巴拉迪担任下一任埃及总统的主页。但是,鉴于穆巴拉克的压制性政权,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呢?他们向变革学会求助。  变革学会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在线训练手册,这些脸书活动人士尝试了一段时间。尽管都是网络高手,但他们很多人都觉得完全依赖网络训练太理论化了。难道变革学会就不能给他们一些实际的训练吗?  这时巴哈尔出手了。  所有加入那个脸书页面的人被分成100个小组。在埃及不同的地方,巴哈尔使用Powerpoint演示,以及其它工具培训了其中八个小组。PPT主要介绍如何在抗议行动中将自己的力量最大化。巴哈尔解释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围绕家庭则是一个更大的社群。如果一名抗议者遭到警察的逮捕或者殴打,他/她的家庭也许就会变得激进。同样,如果一名警察从事了残忍行为,那么他的家庭和社会网络也许都不会支持他。通过维持有纪律的非暴力行动,政权的力量可被逐步地削弱。  巴哈尔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捕?他说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在地下工作,但是他认为安全部门没有把他的非暴力方法当作威胁也是一个原因。  其他人则没有他这么幸运。2010年6月,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28岁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被警察打死。萨伊德的家人说,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展示了警官们在分享一次毒品搜查行动的战利品的视频。萨伊德的尸体面目全非,警察的暴行激发了进一步的抗议——特别是由谷歌中东及北非地区行销主管Wael Ghonim和地下活动家Abdel Rahman Mansour创建的反酷刑脸书主页“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We are Khaled Said”)。  这个页面是传播诸如“快闪”沉默抗议等非暴力战略的枢纽。所谓快闪,是指大量的人在一个公共场合突然聚集,并集体在短时间内做一些不寻常的举动,然后迅速分散。全国范围内的“快闪”行动指导被发布在页面上。参与者被告知穿上黑色衣服,以小组的规模来到到特殊的地点,以规避大规模公众集会的禁令。他们沿着主干道站成一排,背对街道。一段时间后,他们列队离开。  跟巴拉迪青年运动进行合作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哈立德・萨伊德页面组织者的Ahmed Saleh说,“哈立德・萨伊德主页吸引了无数有意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并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页面的注意力集中在侵犯人权上,而这是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问题。页面定下渐进的,容易操作的任务。人们因此感觉很安全,也就加入了进来。   跟2006年的马哈拉罢工一样,快闪也是一种安全部队不熟悉的抗议形式。快闪活动的骨干受过组织,来自民间,并散布在埃及全国,看起来好像没人领导。警察不知道如何应对。活动的参与者在线上由哈立德・萨伊德页面的创建者进行非暴力技术培训,在线下则由巴哈尔进行相关培训。  自由广场 2010年年底,哈立德・萨伊德主页决定组织一场更有野心的行动——一场全国范围的,要求解散议会,解散国家安全局(它被埃及人视做该国最主要的酷刑执行者),并要求内政部长辞职的大游行。  行动的时间选在1月25日——埃及的全国警察日。在1月17日被征召入伍的Mansour发起了12月28日全国大游行的号召。抗议者被要求前往开罗的解放广场和全国各地的公共场合。但是主页并未要求穆巴拉克下台。随着总统本・阿里的流亡,突尼斯革命在1月14日的达到了高潮,而正是它的成功把埃及的抗议转变成了一场起义。 抗议吸引了所有年龄段,来自所有背景的人民。晚上8点,解放广场里集体响起一句受到突尼斯鼓舞而来口号:“人民要求政权下台。”在那时,很多人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非暴力不服从的战术。“你不用训练每一个抗议者,只有一小部分活动人士和他们地方上的人们保持紧密的联系。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像病毒一样在传播,”巴哈尔这样说道。  抗议者去和被派去封锁广场的防暴警察交谈,目的很简单:赢得穿制服者的支持。妇女们向饥肠辘辘的义务兵和军官赠送食物和饼干。  一旦被驱散,年轻人会很快地重新集合起来。一些人爬上安全部队的运兵车,拉下那些在抛射催泪瓦斯和操作高压水枪的警官。人群因此下定决心要安全部队往后推,以获得更多的空地。当需要号召人群,加强防守的时候,广场上自然地发展出了一种哨声和有节奏地石头敲击广场金属栏杆的通信模式。当人们成功地把安全部队推后的时候,他们也会吹响哨子发出信号。  受到第一次大规模抗议的鼓励,哈立德・萨伊德主页第二次在线发布了1月28日,周五的行动号召,并把行动定名为(推翻政权的)“革命”。  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和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年轻成员组成了抗议群众中关键性的前线力量。他们冲破警戒线,随后便面临穆巴拉克支持者的攻击。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它的成员习惯于在一个有纪律的队伍里工作。在把活动人士组织成安全小队来守卫解放广场的多个出口的工作上,来自兄弟会的年轻人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对进入广场的人搜身,以发现武器和其它可以被用来制作可以莫洛托夫燃烧瓶的材料。他们不想渗透者或支持者使用暴力。  为了让示威者坚持非暴力抵抗,变革学会在网上发布了一部8分钟长的电影。电影涵盖了它2008年发布的那本手册的内容。这部影片向人们介绍,如何利用塑料板或厚纸板做成临时的保护物来保护自己的胸部和背部,以及用浸过醋,柠檬水或洋葱水的手帕盖住脸以减轻对催泪瓦斯的反应的技巧。  大部分情况下,广场上的人都很开心。他们也为自己占领了广场而骄傲。音乐声响了起来。志愿者和抗议者们清扫了垃圾,建立了户外厕所。  “非暴力行动不只包括非暴力,也包括快乐和幸福,”阿德尔说。“这里节日一样的气氛,是我们能吸引到埃及少见的大规模人群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感觉没有危险,所以就出来了。他们在解放广场看到了埃及的将来,他们也想成为新埃及的一部分。”  但是整个抗议并非一个完全和平的过程。尤其是在2月2日,一群被怀疑是穆巴拉克的心腹组织的打手,骑着马和骆驼穿过广场,用棍子和鞭子攻击抗议者,抗议者也发起了反攻,他们向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扔石头,不让他们进入广场。双方进行了一场混战。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骆驼之战”。但是大规模的暴乱并未发生,秩序又回到了广场上。  阿德尔说,“非暴力起义成功的关键是它不断改变、不断纠错的能力。如果发生了暴力行为或冲突,要迅速解决好,同时也要找到避免再次发生的办法。”受过训练的骨干高喊着“和平,和平!”来压制他们头脑发热的同仁。很快,一直都没有参与冲突的军队宣布,它不会向没有武装的平民开枪。  9天后,穆巴拉克下台。  (编辑:Simon Robinson and Sara Ledwith)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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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健 | (转载)残忍的斯大林时代

早期苏共民主空气较浓,列宁在世时党内争论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维尔德诺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时不时反对列宁的路线,列宁批评他们时也不客气地 ” 回赠 ” 这种那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 帽子 ” 。但是争论过后,列宁同他们的革命情谊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列宁从来不批评斯大林有什么世界观问题。列宁晚年与斯大林冲突几次(格鲁吉亚事件、外贸垄断权、工农检察院提案等等),一次也没有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批判。为什么列宁不指出斯大林的世界观存在问题?如果他指出了,斯大林也许不会接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的命运就要改写。答案是列宁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斯大林的世界观不会有问题。最好的例证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的 ” 政治遗嘱 ” 中,五个政治局委员的世界观都被评为 ” 非布尔什维克主义 ” 、 ” 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 ” 等等,只有斯大林漏掉了这种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惟一批评是 ” 太粗暴 ” 。我们不妨这样说,斯大林的世界观是受到列宁信任的。       斯大林十六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十八岁开始读《资本论》,二十二岁之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在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堪称一生都在学马克思主义。 1953 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他的住房、办公室、别墅清理出两万多册藏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论著作, ” 许多书的字里行间和页边上都注满了斯大林的强调号、评论和批语……《列宁全集》第一版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有些卷里填满了着重号、加重号、惊叹号。从用笔的颜色看(红色、蓝色),他确实是反复地研读过这些著作 ” 〔 1 〕。苏联科学院院士E.瓦尔加告诉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总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 2 〕。       谁能想到,如此重视理论学习的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斯大林在执政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 ” 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 ” 〔 3 〕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 1936 ~ 1939 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 ” 中年 ” 〔 4 〕。但是安度 ” 中年 ” 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 1952 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 ” 克里姆林宫医生案 ” 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 1953 年 3 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音乐肖斯塔科维奇说: ” 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 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斯大林是出于什么病态多疑要消灭这些盲人的?盲人难道会威胁他什么?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 ” 富农 ” 庭在极 ” 左 ” 政策下绝了户。斯大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 ” 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 〔 5 〕       斯大林曾下令枪决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 ” 政治鉴别 ” 工作,士兵们一群群被释放了,剩下一万五千名军官怎么办?按波兰人的看法,这一万五千名军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是斯大林不这样看,由于波兰军官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处),一万五千名军官等于一万五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将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是未来波兰人民政权的多大的麻烦?研究来考虑去,斯大林觉得还是统统枪毙比较省事,于是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再挖个大坑埋掉。半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两次代表苏联政府因卡廷森林惨案向波兰人民表示诚挚道歉和深深忏悔。       1990 年 1 月 30 日,前苏联国安全部副主席皮罗日夫在部务会议上称,根据现存档案材料统计: ” 从 1930 年到 1953 年,苏联全国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被处以极刑(遭枪杀)。 ” 〔 6 〕       斯大林执政二十多年,七十八万人被判死刑,数字并不高。我国一些学者据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什么大清洗,所谓斯大林大肃反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然而,这些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苏联内务部留下的档案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数。俄罗斯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包括档案被销毁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34 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由于这些党代表不是直接死于被判的死刑,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进入七十八万这个数字中。类似的情况相当多,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担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期间 ” 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 ” 。他说: ” 在 1937 和 1938 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还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 ” 法庭 ” 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 ” 〔 7 〕       数字没有声音,不论是四百五十万还是三百五十万(哪怕是七十八万),谁能听到 ” 牵衣顿足拦道哭 ” ?       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在集中营既哭儿子,又哭媳妇。老人还不知道,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也被枪决了。斯大林对每一个 ” 政敌 ” 的家庭都是采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似乎从中发现了乐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 8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 9 〕。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 10 〕。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 11 〕,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蹲了十八年, 1955 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敖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一个专门收养 ” 人民公敌 ” 孩子(孤儿)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五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下一百二十个〔 12 〕……是什么深仇大恨需要让每一个 ” 前战友 ” 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       因基洛夫一案列宁格勒州有三千二百多名党政干部被捕。基洛夫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原是三十岁的美丽妇女,从集中营获释后变成了白发苍苍的 ” 祥林嫂 ” ,牙齿全掉光了,两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么人翻来覆去就是这段话: ” 我在集中营蹲了十九年……我的丈夫被枪毙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拉干达儿童监狱。我到卡拉干达去过两次,仔细查过卷宗,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女儿叫卡金卡,儿子叫谢瓦…… ” 〔 13 〕由于拉祖尔金娜已经呆傻,还把集中营看守唆使犯人们强奸她的事告诉给人听,赫鲁晓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尔金娜入党介绍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索娃),后来让她当了苏共二十大代表。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前仍拒绝作假交代。 ” 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十六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 ” 交代 ” 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 ” 〔 14 〕       为了使 ” 犯人们 ” 的精神更痛苦,斯大林在 1935 年想出一个举措——这个举措马克思、恩格斯知道一定要气昏过去。苏联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一条新法律。该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含十二岁)儿童犯偷窃等罪按成年人条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后来果然有许多起儿童枪毙案)。斯大林的这条法律是为即将开始的大清洗做准备的。他早预计到大逮捕浪潮之后必是儿童乞讨流浪潮,早颁布有关法律,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主要还是想利用小孩胁迫大人。斯大林正确预见到在即将开始的逮捕浪潮中,一些重要的 ” 犯人 ” 决不会轻易就范,有了这条法律(对儿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们对儿孙的疼爱、牵挂之心,对其进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让他们愿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要诬陷谁就诬陷谁。       1936 年至 1938 年,苏联 ” 许多大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评语都是: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 ” 〔 15 〕。       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苏联重工业部副部长)、拉狄克(苏联《消息报》副主编)、叶戈罗夫(苏联元帅)、埃德曼(苏军上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丘巴尔(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艾赫(苏联农业部部长)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成为孤儿)都被 ” 格伯乌 ” (国家政治保卫局)收容了。这些孩子不断向苏共中央写申诉信已经让 ” 上面 ” 感到很头疼。 ” 上面 ” 经研究,最后决定将他们送交卡申科儿童精神病院暂时 ” 托管 ” 。该精神病院隶属 ” 格伯乌 ” , ” 人民公敌 ” 的孩子们在这里继续受到各种虐待。这些孩子经常因 ” 违反院规 ” 而遭到毒打,不少儿童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著名记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 ” 治疗 ” 中被治疯了,皮达可夫的孩子因对参观团说 ” 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 ” 被毒打后转院送走,后来下落不明。       最可怜的是布哈林的养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岁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妇被捕时因拦救他们被保安人员打伤,送卡申科时身体非常衰弱。 ” 当安德列得知他的养父已被枪决时,他在厕所里上了吊。这孩子已经预见到了他的早亡。 ” 安德列决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体同伴叫来,向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 ” 我,反正是活不长的。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国家逃出去,要告诉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甚么是苏维埃政权…… ” 〔 16 〕拉狄克的侄儿鲍利斯·索贝尔松的个人悲剧仅次于安德列·布哈林。鲍利斯·索贝尔松是个非常纯真的孩子,他在卡申科反复说要相信党和斯大林最终会了解我们的冤情的, ” 他提议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详细的 ” 公开信 ” ,另抄一份寄给《少年真理报》编辑部…… ” 鲍利斯·索贝尔松在 1957 年获得平反,他收到平反通知书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17 〕。       如果悲剧只限于高级党政干部的家庭,那还不能证明斯大林人性已经变异。沃尔科戈诺夫说: ” 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 ” 中间的 ” 数字,我作出如下的统计。在 1929 年到 1933 年间进行的农村 ” 革命 ” (注: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被镇压。……从 1929 年到 1953 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 ” 〔 18 〕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 1932 年至 1933 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       斯大林是典型的 ” 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 ” 的例子。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极大。苏联红旗落地时没有人民挺身捍卫,车臣与俄罗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结成了死结,俄罗斯转型期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寡头们瓜分了,俄罗斯的新纳粹人数居全世界第一位,许多前共青团员成了新纳粹……凡此种种,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错。这说不通——这些恶果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埋下了。       童年时的斯大林是很不幸的,儿童可塑性最大时期的斯大林生活在无爱环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鞋匠,一喝醉酒就毒打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母亲 ” 不得不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活,勉强养家糊口 ” 。斯大林从小尝够社会的势利眼,除了母爱,这个社会没有给过他其他爱。如果他的童年始终生活在母亲身边,他的幼小的心也许会多些温暖,冷酷的种子也许在他的心灵扎不下根。可是母亲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抹去了这种可能性。为了让心爱的 ” 索索 ” (斯大林小时的爱称) ” 能够出人头地 ” ,母亲将九岁的他送进了儿童教会学校(寄宿制)。十九世纪俄国的东正教学校是非常愚昧落后的,这种学校与其说是培养对宗教的热爱,不如说是培养对宗教的仇视。死记硬背、体罚、禁止读课外书(包括所有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动不动关禁闭……东正教没有经历 *** 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是俄国的不幸(东正教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 ” 精神更新 ” )。因此, ” 索索 ” 在教会学校没有学到对世人的悲悯,却学到了更多对世界的恨……一颗幼苗在歪歪扭扭地成长。       投身革命运动本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早期革命者中不乏人格高尚的人,斯大林与他们耳濡目染,心灵自会受到熏染。不幸的是斯大林刚涉足革命一两年就借到了一本恶书,它的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大名鼎鼎,一度被称作 ” 俄国革命的圣经 ” 。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中国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据俄苏问题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极力主张重印《革命者教义问答》。不知为何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使得苏联自建立至解体始终没有重版过《革命者教义问答》。大概现在除了克里姆林宫档案库外,全世界没留下几本《革命者教义问答》。不过它有一些零星观点或片断语言散落在不同的书籍中(笔者早年见到,惜乎没有做笔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各有摘录,我们试用概括的方式将这些内容综述如下:〔 19 〕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纪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他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著名小说《群魔》。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与马、恩后来同情民粹派的其他活动家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涅恰耶夫也获得思想界不少人的肯定。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 ” 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 ” 。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 20 〕。伯林甚至认为涅恰耶夫与另两个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皮沙列夫 ” 都成为列宁的先驱 ” 〔 21 〕。       涅恰耶夫的名声最早是在青年中传播开来。 1871 年,涅恰耶夫因凶杀案(指挥杀害地下组织中的动摇分子)受审。在法庭上,涅恰耶夫高喊: ” 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 ” 在法庭外等候的青年们与他一起高呼口号。中学生查苏利奇(即十多年后马克思写信给她的那个查苏利奇)为了寻找自己的 ” 一盏明灯 ” 关在何处,曾与涅恰耶夫的妹妹(两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一道,天天去眺望彼得堡各个要塞的窗口。这个近乎天方夜潭的举动居然获得了结果,一天涅恰耶夫将一张写有 ” 我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 的字条从牢房窗口扔出去,居然被查苏利奇拾到。涅恰耶夫关在何处的消息传开后,使得青年学生们纷纷来到要塞前瞻仰 ” 涅恰耶夫之窗 ” ,慌得沙皇政府赶紧将他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要塞去。因为涅恰耶夫特别能唤起群众的崇拜情绪,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坐牢的十年间,狱卒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传递密信,仿佛他是要塞的司令官,换了多少批都无济于事。       可想而知,斯大林一边学马克思主义,一边学涅恰耶夫著作,这是多么奇怪的组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涅恰耶夫是 ” 黑暗旗帜 ” , ” 涅恰耶夫世纪 ” 俄罗斯将笼罩 ” 无边的苦难 ” 。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是 ” 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 ” 。列宁认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群魔》,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不公平,以致 ” 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 ” 〔 22 〕。       三个人都在评述涅恰耶夫,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革命家。他们之中谁的思想更深刻?今天看得很清楚,文学家的思想最深刻!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 ” 革命 ” 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涅恰耶夫对后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文章转载自凯迪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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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林达:艾尔斯伯格回家

美国宪法保护被告权利的思路设计是:法律必须以最大可能保护公民不成为政府滥权和陷害的牺牲品。因为,和平民相比,政府太强大了。 这个月,美国有个特别新闻:有关越战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被宣布正式解密。按《纽约时报》的说法,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个政府密件的解密日,变成了媒体泄密的纪念日。是的,真的很巧,今年恰是《纽约时报》公布这批秘密文件,并引出最高法院对此案著名裁判的40周年纪念日,裁决是在1971年6月30日宣布的。 最高法院40年前的判词,至今还是美国有关言论自由的经典。例如,针对美国对媒体不得预先禁止发表、以保障新闻自由的传统,大法官布列南认为,下级法院这次鉴于情况特殊,对报纸发出的临时禁制令,仍然是错误的。并指出,今后政府必须证明,某新闻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地造成相当于已经出发的船只,因为此新闻会遭遇灭顶之灾”。否则,就不可以发禁制令。 这个案子中国读者很熟悉了,我不再重复介绍。我想聊聊的是,当年那个泄密者丹尼尔·艾尔斯伯格。 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中《纽约时报》的胜诉,使得很多人误以为,泄密者一定就成了英雄。不是的,他只是支持者心中的英雄。作为法治国家,桥归桥,路归路。政府在媒体发表之前,不能禁止发表,并非等同于:假如你真的发表伤害国家安全的秘密,不必受法律制裁。所以,40年来,美国媒体和政府有了解决之道,当媒体吃不准资料是否真的损害国家利益,发表前会咨询安全部门意见,最后的判断和发表决定权还在媒体那里。一个前提当然是,司法是公正的,不会协助政府行政分支陷害整治被告。 按照上述逻辑,泄密是违法行为,泄密者就更难逃司法制裁了。 《纽约时报》在报道“解密”新闻时,用了一张老照片,那就是40年前这场戏的真正主角,泄密者艾尔斯伯格。他被一大群记者围着,一堆话筒送到面前,不是要他发表英雄感言,而是要他谈谈被检察官起诉了14项刑事重罪的感想。 艾尔斯伯格一开始尽量不暴露,之后,他一度躲藏起来。他懂法,知道《纽约时报》胜诉之时,就是自己的麻烦开始之日。可一直躲下去总不是办法,在最高法院宣布判决的两天前,也就是1971年6月28日,他决定向联邦检察官在波士顿的办公室自首。他发表声明:“我感到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不能再协助(政府)向美国公众封锁这些信息。我清楚我置于危险之中,我准备面对这个决定带来的全部后果。” 习惯法治的美国人都和他一样清楚,他的行为本身触犯法律,虽然他正义凛然,却没人救得了他。可谁也没有料到,最后“救”了他的,却是最痛恨他的政府,尼克松总统的行政分支。 原来,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密后,尼克松为阻挡政府秘密再如水一般漏出去,就成立了“管子工”小组应对。作为政府行政分支,这本是该做的事。可惜,他们采取了违法手段,包括针对艾尔斯伯格收集材料,为了攻击他的诚信,“管子工”们夜间非法闯入他的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试图找到对他不利的材料。他们之所以如此冒险,也是因为,假如政府派一个警察去找医生,要求他交出病人资料,依法,医生根本不理你。 1973年1月3日,艾尔斯伯格的案子在洛杉矶开庭。开庭3个月后,“管子工”非法收集被告材料的证据送到法庭,法庭随后发现,联邦调查局在没取得法庭许可的情况下,对被告非法电话窃听。法庭下令FBI交出窃听录音带,回答竟然是:“丢失了。” 1973年5月11日,布莱恩法官判决说:“我只粗略勾画了此案中有损公正的整个状况。那些异常事件对此案起诉带来的侵染,是不可矫正的。”鉴于政府非法收集被告资料等一系列违法行为,表现出有陷害被告的强烈动机和倾向,布莱恩撤销了对被告的一切起诉。也就是说,拥有强大权力资源的政府,假如有意陷害平民,这样的案子怎么审也不可能公正,必须撤销。艾尔斯伯格回家了。 相反,那些被暴露出来、在此案中参与了违法行为的政府人员,因此都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在此后结合水门事件中的违法行为一起,受到了审判和刑事惩罚。 美国宪法保护被告权利的思路设计是:法律必须以最大可能保护公民不成为政府滥权和陷害的牺牲品。因为,和平民相比,政府太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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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赫芬顿邮报》 乔治・阿耶提谈如何打倒独裁者

核心提示:今年5月,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出席了奥斯陆的自由论坛。 阿耶提和西方人权活动家托尔・哈尔福森(Thor Halvorssen)在会上一起谈论如何打倒独裁者。 原文: George Ayittey: How to Defeat a Dictator 作者:托尔・哈尔福森,人权基金会主席 发表:2011年6月2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年5月,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出席了奥斯陆的自由论坛。他和我在那里一起谈论如何打倒独裁者。 托尔・哈尔福森:在今天的非洲,独裁制度有多普遍? 乔治・阿耶提:跟其它大陆相比,非洲的人均独裁者占有率要高。在1990年,在54个非洲国家里,民主国家只有4个;21年后的今天,民主国家也只有15个。不到10个国家算得上达到了经济上的成功,只有10个国家拥有自由媒体。有人把这称作进步……我不这么认为。 【乔治・阿耶提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在他身后的非洲地图上,红色表示的是独裁国家,民主国家则以白色表示。】 托:这意味着,至少还有39个非洲国家仍然在受独裁者的统治。 乔:而我们受够了。受够了!愤怒的非洲人民受够了,我们要让他们坐立不安。独裁者制造了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所有垮台的国家,所有崩溃的经济。所有乏味的腐败案,重大盗窃案,和赤裸裸的财富抢劫都是独裁者造成的,在他们身后留下肆意破坏,可怕的大屠杀和尸体碎片。 但是猜猜每次是谁在帮他们擦屁股? 数十年来,西方花费了数十万亿美元来劝告,哄骗,甚至贿赂独裁者们去改革他们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西方甚至使用绥靖政策来同他们进行和解。该停止了! 托:但是,难道西方不应当通过其它的手段,来向独裁者施压,比如切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国际援助项目,或者威胁停止在外交上承认他们? 乔:西方必须明白,独裁者永远,永远都不会对改革感兴趣。他们对理性完全麻痹,无动于衷。决不! 独裁者对改革过敏,他们都是狡猾的幸存者。他们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不管他们的双手沾满多少鲜血。他们是说谎大师和天才的操纵者,永远都不能相信他们会改变。 托:为了生存下来,他们需要哪些资源?取消西方的资助就一定能阻碍他们? 乔:在他仅仅四年半的任期内,已故尼日利亚独裁者萨尼・阿巴察就聚敛了5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奥马尔・巴希尔从苏丹拿走了70亿美元。而胡思尼・穆巴拉克则设法积累了4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所有这些钱都来自他们的人民。 让我这么来跟你解释。所有的美国总统,从华盛顿到奥巴马,一共43位,他们的净价值为27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位非洲的神风土匪从人民那里偷来的财富都远远地超过了43位美国总统的净价值。 托:一位人权活动家如何同这400亿美元的贿款斗争呢? 乔:这正是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事情。受够了独裁者腐败的丑剧,愤怒的街头示威者开始把独裁者赶出去:本・阿里逃跑了,穆巴拉克让位了,还有更多人会下台。 但是请注意:光有吵吵闹闹的街头抗议是不够的。 一个大众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遵守下面三个主要原则。首先,一个反对派联盟是必须的。第二,必须要仔细研究独裁者的做事方法,他的强项和弱点。最后,实行正确改革的顺序十分重要;有几步必须严格按照顺序执行。 托:你刚才说到的顺序应该可以称作阿耶提定律。这个”联盟”,你指的是一个政治联盟吗?对这些大多遭受独裁统治或者一党制之苦的国家来说,这难道不是很困难的吗? 乔:一小群民主活动人士――把它称作长者会――起着神经中枢的重要作用,进行战略企划,协调各个反对组织,民间协会和青年运动的活动。比如1985年在苏丹的集会,1988年在匈牙利的多瑙河之环,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1995年在加纳的改革联盟(我参加了这个联盟)。如果独裁者计划一次选举,议会必须把所有的政党捆绑成一个选举联盟。在2010年,因为反对派阵营的分裂,独裁者们”赢得”了选举。关于资金,委员会应当依靠自己的侨民社区,而不是西方的捐赠者。 托:为什么改革者应该依靠他们自己的社群,而不是西方的捐献者呢? 乔:改革必须从知识自由和媒体自由开始。它必须来自内部――由人民自己来完成,而不是西方政府或金融机构。内部发起的改革更加连续和持久。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他的死是自由的终极和最极端的表达形式。 托:嗯,那么说,首先是一个联盟,再找到独裁者的弱点…… 乔:所有独裁者的做事方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除了议会(如果有的话),他们控制住6个国家核心部门(安全部队,媒体,内政,司法,选举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把自己的支持者塞进这些部门,唆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一场大众革命要获得成功,它必须让独裁者失去对6个部门中的至少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控制。当军队拒绝向平民开枪后,本・阿里和胡思尼・穆巴拉克就玩完了。跟前面一样,在1986年的菲律宾和2003年的格鲁吉亚,安全部队受到玫瑰的欢迎(”玫瑰革命”因此得名)。2004年11月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赢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而巴基斯坦2007年的黑色革命得到了司法部的全力支持。我再告诉你三个攻破独裁者要塞的办法: 第一:让媒体摆脱他们的控制:建立海盗电台,使用社交媒体。这种办法会启动我们十分珍视的改革,而不是西方的传道,制裁或者姑息政策。 第二:用他们的宪法来打击他们。比如,中国《宪法》的35条就保证言论,媒体,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加纳,我们使用《宪法》和法院来取消对波段的控制,导致了调频广播台的大量涌现,而这在2000年推翻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通过拉长政府军队在地理上的战线,我们就可以利用独裁者的弱点。关掉行政部门,所有的军政府都会倒台。它将没有足够的士兵来填补整个国家的公务员职位;这种情况发生在1978年的加纳和1989年的贝宁。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街头抗议爆发的同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那里的几个城市和乡镇,安全部队受到了牵制。 托:但这并没有完,对吧?推翻独裁者只是个开始。 乔:摆脱独裁者只是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第一步。独裁制度也必须被瓦解掉。在1960年代的非洲,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赶走了白人殖民者,但是他们却被黑人新殖民者,瑞士银行社会主义者,鳄鱼自由主义者,冒牌革命家和公文包强盗们所取代。 非洲人民会告诉你,我们通过艰难的斗争,把一只蟑螂从权位上赶走,结果来了一只老鼠,做的却还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拆除独裁制度。要拆除独裁制度,我们要有顺序,有步骤地来做一些事。就像给一辆汽车大修,修理也要有个顺序:如果电池坏了,你不能修变速器,或者电池坏了,装一套新的音响系统没什么用处。 拆除独裁制度,首先要进行知识改革(推动言论和媒体自由);第二,进行政治改革(民主多元化和自由,公平的选举);第三,宪法改革(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第四,机构改革(司法独立,选举委员会,高效的行政部门,中立且专业的武装部队);第五,经济改革,或者自由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托:如果革命不按照这个顺序来发生,会出现什么情况? 乔:因为改革的进程乱了程序或者毫无计划,革命的大逆转曾在几个国家发生过。比如,不成熟的经济自由化――像在波兰,捷克和俄罗斯1990年代进行的”休克疗法”――制造了吸血鬼一样的资本家。取得经济自由化成功必不可少的宪法改革和法律框架都没有开始。权贵们仍岿然不动,这也给改革造成了困难。运用内部消息和政治关系,少数(8个)寡头以最低价侵吞了国家财富,立即成为坐拥数十亿的巨富。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灾难是因为经济自由化跑在了所有其它改革的前面――像华盛顿共识。诚然,经济自由化可以带来繁荣,但是独裁者们绝不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他们只会实行那些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亲信受益的改革形式。那些追求经济自由化的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埃及,科特迪瓦,肯尼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最后都在政治测试中失败,并最终崩溃。在埃及,把胡思尼・穆巴拉克赶下台的街头抗议者现在在寻求把穆巴拉克的自由市场改革推倒重来,让其受益者负责。而曾经被描述成”经济奇迹”的科特迪瓦现在是一片废墟。中国现在也处境艰难。如果它实行政治开放,共产党就会被扫地出门;如果不开放,它可能会像前苏联那样解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SkK5nbk_fI 【乔治・阿耶提在2011奥斯陆自由论坛上谈如何打到独裁者】 托:那么,你在奥斯陆自由论坛的演讲中,你会提出一个如何打倒独裁者的三条原则,五个步骤的路线图吧。 乔:是的。戈尔巴乔夫启动了开放;非洲也需要启动它的开放。 我将把我的演讲献给以下各位,我在即将出版的《在非洲》里也提到了他们:猎豹一代――他们在非洲一次收复一个村庄――他们已经收复了突尼斯和埃及,还将收复更多的非洲国家;被邀请前来奥斯陆演讲的巴林人阿里・阿卜杜勒马;白俄罗斯的奥列格・贝贝宁;中国的刘晓波;伊朗的内达・阿哈・苏尔坦;俄罗斯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委内瑞拉的玛丽亚・劳尔德斯・阿芙妮和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叙利亚,乌干达,也门,津巴布韦和其它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表明独裁制度不仅存在于非洲,是为了展示我和其他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之间的团结――而这也是奥斯陆自由论坛令人钦佩地展示出来的立场。我们一起努力,相互学习,万恶的独裁者一定会被我们打败! 托:谢谢! 乔治・阿耶提来自加纳, 他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自由非洲基金会的主席。他的新书《 打倒独裁者》将会在11月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他的推号:@ayittey。 托尔・ 哈尔福森是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基金会的会长和奥斯陆自由论坛的创 始人和总裁。他的推号:@ThorHalvorssen, 和脸书号:thorhalvorssen。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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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芬顿邮报》 乔治・阿耶提谈如何打倒独裁者

Shared by akid 第一:让媒体摆脱他们的控制,第二:用他们的宪法来打击他们。比如,中国《宪法》的35条就保证言论,媒体,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核心提示:今年5月,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出席了奥斯陆的自由论坛。 阿耶提和西方人权活动家托尔・哈尔福森(Thor Halvorssen)在会上一起谈论如何打倒独裁者。 原文: George Ayittey: How to Defeat a Dictator 作者:托尔・哈尔福森,人权基金会主席 发表:2011年6月2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年5月,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出席了奥斯陆的自由论坛。他和我在那里一起谈论如何打倒独裁者。 托尔・哈尔福森:在今天的非洲,独裁制度有多普遍? 乔治・阿耶提:跟其它大陆相比,非洲的人均独裁者占有率要高。在1990年,在54个非洲国家里,民主国家只有4个;21年后的今天,民主国家也只有15个。不到10个国家算得上达到了经济上的成功,只有10个国家拥有自由媒体。有人把这称作进步……我不这么认为。 【乔治・阿耶提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在他身后的非洲地图上,红色表示的是独裁国家,民主国家则以白色表示。】 托:这意味着,至少还有39个非洲国家仍然在受独裁者的统治。 乔:而我们受够了。受够了!愤怒的非洲人民受够了,我们要让他们坐立不安。独裁者制造了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所有垮台的国家,所有崩溃的经济。所有乏味的腐败案,重大盗窃案,和赤裸裸的财富抢劫都是独裁者造成的,在他们身后留下肆意破坏,可怕的大屠杀和尸体碎片。 但是猜猜每次是谁在帮他们擦屁股? 数十年来,西方花费了数十万亿美元来劝告,哄骗,甚至贿赂独裁者们去改革他们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西方甚至使用绥靖政策来同他们进行和解。该停止了! 托:但是,难道西方不应当通过其它的手段,来向独裁者施压,比如切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国际援助项目,或者威胁停止在外交上承认他们? 乔:西方必须明白,独裁者永远,永远都不会对改革感兴趣。他们对理性完全麻痹,无动于衷。决不! 独裁者对改革过敏,他们都是狡猾的幸存者。他们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不管他们的双手沾满多少鲜血。他们是说谎大师和天才的操纵者,永远都不能相信他们会改变。 托:为了生存下来,他们需要哪些资源?取消西方的资助就一定能阻碍他们? 乔:在他仅仅四年半的任期内,已故尼日利亚独裁者萨尼・阿巴察就聚敛了5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奥马尔・巴希尔从苏丹拿走了70亿美元。而胡思尼・穆巴拉克则设法积累了4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所有这些钱都来自他们的人民。 让我这么来跟你解释。所有的美国总统,从华盛顿到奥巴马,一共43位,他们的净价值为27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位非洲的神风土匪从人民那里偷来的财富都远远地超过了43位美国总统的净价值。 托:一位人权活动家如何同这400亿美元的贿款斗争呢? 乔:这正是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事情。受够了独裁者腐败的丑剧,愤怒的街头示威者开始把独裁者赶出去:本・阿里逃跑了,穆巴拉克让位了,还有更多人会下台。 但是请注意:光有吵吵闹闹的街头抗议是不够的。 一个大众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遵守下面三个主要原则。首先,一个反对派联盟是必须的。第二,必须要仔细研究独裁者的做事方法,他的强项和弱点。最后,实行正确改革的顺序十分重要;有几步必须严格按照顺序执行。 托:你刚才说到的顺序应该可以称作阿耶提定律。这个”联盟”,你指的是一个政治联盟吗?对这些大多遭受独裁统治或者一党制之苦的国家来说,这难道不是很困难的吗? 乔:一小群民主活动人士――把它称作长者会――起着神经中枢的重要作用,进行战略企划,协调各个反对组织,民间协会和青年运动的活动。比如1985年在苏丹的集会,1988年在匈牙利的多瑙河之环,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1995年在加纳的改革联盟(我参加了这个联盟)。如果独裁者计划一次选举,议会必须把所有的政党捆绑成一个选举联盟。在2010年,因为反对派阵营的分裂,独裁者们”赢得”了选举。关于资金,委员会应当依靠自己的侨民社区,而不是西方的捐赠者。 托:为什么改革者应该依靠他们自己的社群,而不是西方的捐献者呢? 乔:改革必须从知识自由和媒体自由开始。它必须来自内部――由人民自己来完成,而不是西方政府或金融机构。内部发起的改革更加连续和持久。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他的死是自由的终极和最极端的表达形式。 托:嗯,那么说,首先是一个联盟,再找到独裁者的弱点…… 乔:所有独裁者的做事方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除了议会(如果有的话),他们控制住6个国家核心部门(安全部队,媒体,内政,司法,选举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把自己的支持者塞进这些部门,唆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一场大众革命要获得成功,它必须让独裁者失去对6个部门中的至少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控制。当军队拒绝向平民开枪后,本・阿里和胡思尼・穆巴拉克就玩完了。跟前面一样,在1986年的菲律宾和2003年的格鲁吉亚,安全部队受到玫瑰的欢迎(”玫瑰革命”因此得名)。2004年11月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赢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而巴基斯坦2007年的黑色革命得到了司法部的全力支持。我再告诉你三个攻破独裁者要塞的办法: 第一:让媒体摆脱他们的控制:建立海盗电台,使用社交媒体。这种办法会启动我们十分珍视的改革,而不是西方的传道,制裁或者姑息政策。 第二:用他们的宪法来打击他们。比如,中国《宪法》的35条就保证言论,媒体,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加纳,我们使用《宪法》和法院来取消对波段的控制,导致了调频广播台的大量涌现,而这在2000年推翻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通过拉长政府军队在地理上的战线,我们就可以利用独裁者的弱点。关掉行政部门,所有的军政府都会倒台。它将没有足够的士兵来填补整个国家的公务员职位;这种情况发生在1978年的加纳和1989年的贝宁。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街头抗议爆发的同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那里的几个城市和乡镇,安全部队受到了牵制。 托:但这并没有完,对吧?推翻独裁者只是个开始。 乔:摆脱独裁者只是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第一步。独裁制度也必须被瓦解掉。在1960年代的非洲,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赶走了白人殖民者,但是他们却被黑人新殖民者,瑞士银行社会主义者,鳄鱼自由主义者,冒牌革命家和公文包强盗们所取代。 非洲人民会告诉你,我们通过艰难的斗争,把一只蟑螂从权位上赶走,结果来了一只老鼠,做的却还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拆除独裁制度。要拆除独裁制度,我们要有顺序,有步骤地来做一些事。就像给一辆汽车大修,修理也要有个顺序:如果电池坏了,你不能修变速器,或者电池坏了,装一套新的音响系统没什么用处。 拆除独裁制度,首先要进行知识改革(推动言论和媒体自由);第二,进行政治改革(民主多元化和自由,公平的选举);第三,宪法改革(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第四,机构改革(司法独立,选举委员会,高效的行政部门,中立且专业的武装部队);第五,经济改革,或者自由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托:如果革命不按照这个顺序来发生,会出现什么情况? 乔:因为改革的进程乱了程序或者毫无计划,革命的大逆转曾在几个国家发生过。比如,不成熟的经济自由化――像在波兰,捷克和俄罗斯1990年代进行的”休克疗法”――制造了吸血鬼一样的资本家。取得经济自由化成功必不可少的宪法改革和法律框架都没有开始。权贵们仍岿然不动,这也给改革造成了困难。运用内部消息和政治关系,少数(8个)寡头以最低价侵吞了国家财富,立即成为坐拥数十亿的巨富。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灾难是因为经济自由化跑在了所有其它改革的前面――像华盛顿共识。诚然,经济自由化可以带来繁荣,但是独裁者们绝不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他们只会实行那些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亲信受益的改革形式。那些追求经济自由化的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埃及,科特迪瓦,肯尼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最后都在政治测试中失败,并最终崩溃。在埃及,把胡思尼・穆巴拉克赶下台的街头抗议者现在在寻求把穆巴拉克的自由市场改革推倒重来,让其受益者负责。而曾经被描述成”经济奇迹”的科特迪瓦现在是一片废墟。中国现在也处境艰难。如果它实行政治开放,共产党就会被扫地出门;如果不开放,它可能会像前苏联那样解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SkK5nbk_fI 【乔治・阿耶提在2011奥斯陆自由论坛上谈如何打到独裁者】 托:那么,你在奥斯陆自由论坛的演讲中,你会提出一个如何打倒独裁者的三条原则,五个步骤的路线图吧。 乔:是的。戈尔巴乔夫启动了开放;非洲也需要启动它的开放。 我将把我的演讲献给以下各位,我在即将出版的《在非洲》里也提到了他们:猎豹一代――他们在非洲一次收复一个村庄――他们已经收复了突尼斯和埃及,还将收复更多的非洲国家;被邀请前来奥斯陆演讲的巴林人阿里・阿卜杜勒马;白俄罗斯的奥列格・贝贝宁;中国的刘晓波;伊朗的内达・阿哈・苏尔坦;俄罗斯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委内瑞拉的玛丽亚・劳尔德斯・阿芙妮和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叙利亚,乌干达,也门,津巴布韦和其它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表明独裁制度不仅存在于非洲,是为了展示我和其他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之间的团结――而这也是奥斯陆自由论坛令人钦佩地展示出来的立场。我们一起努力,相互学习,万恶的独裁者一定会被我们打败! 托:谢谢! 乔治・阿耶提来自加纳, 他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自由非洲基金会的主席。他的新书《 打倒独裁者》将会在11月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他的推号:@ayittey。 托尔・ 哈尔福森是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基金会的会长和奥斯陆自由论坛的创 始人和总裁。他的推号:@ThorHalvorssen, 和脸书号:thorhalvorssen。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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