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

中国大陆人口超过13亿，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在这个群体中，政府官员肯定不占多数，但却是最受关注的一批———人们难以理解，拥有“高位重权”、“好生活高福利”的官员们，为何会走上绝路呢？ 　… 　　■公务员上升渠道单一，只有当官一条路，眼看其他同事升了上去，心理压力自然会增大 　　■有些官员涉嫌腐败，畏罪自杀，主要线索断了，从法律上来讲，所有责任就都免除了 　　他们有光鲜的身份、体面的职业、稳定的生活与收入，但他们还是选择了纵身一跳，扔下妻儿，扔下功名，去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大陆人口超过13亿，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在这个群体中，政府官员肯定不占多数，但却是最受关注的一批———人们难以理解，拥有“高位重权”、“好生活高福利”的官员们，为何会走上绝路呢？ 　　他们为何寻死？是不堪压力？病魔缠身？还是违法乱纪后的惶惶不可终日？中国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他不相信官员自杀的原因都是“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他认为一些官员表面风光，内心却有着无人知晓的秘密和苦恼。 　　纵身一跃后，就是阴阳两隔，当事人的想法或许永远成谜，人们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探寻些许真相。 　　自杀频发 　　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原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原常州市编办主任…… 　　4月28日下午2时30分，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爬上自家房顶，从18楼纵身一跃身亡。 　　官方调查透露，张广生经常失眠，近期情况趋重并呈抑郁症状。他长期超负荷工作，自感工作压力过大。今年初，张广生感觉身体不适请假休息，领导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但张广生坚持每日工作半天、针灸治疗半天。据洛阳市公安局初步推断，张广生坠楼与精神抑郁有关。 　　一天后的4月29日，下午3时许，距离洛阳800多公里外的江苏常州，市编办主任许明新从所住小区11楼跳下，当场死亡。警方通报称，在现场发现了死者遗书：“本人患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后伴有胃肠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人经常无力，身体长年很难受。我不想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对养育之恩，来世报答你们……” 　　而在此前的4月12日下午3时50分，36岁的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县委保密机要局副局长关可平从行政中心大楼十楼跳下，当场身亡。4月16日，经县公安局侦查和南昌大学一附院提供的病历证实，关可平因患抑郁症而跳楼。消息透露，事发当天上午，关可平被上级领导找去谈话，拟将其调任某乡镇副书记。 　　北京市卫生局官员曾透露，自杀已成为中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还有约200万人自杀未遂。官员自杀数量虽然不多，但近年来每发生一起官员自杀事件，都会引起一阵舆论骚动。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仅当年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属于自杀。 　　自杀的官员，涉及党委、政府及教育、税务、金融等多个系统，级别纵跨科级到省部级，其中以科级与县处级占多数。 　　厅局级官员方面，7年前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在家中自缢、去年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从市政府办公楼跳楼备受关注，其中余小平生前是江西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自杀的地级市委书记。 　　省部级官员自杀的有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李福祥等。 　　有关方面在介绍这些官员的自杀原因时，多为“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 　　无人倾诉 　　在家是顶梁柱，在单位同事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没有一生不变的“铁杆朋友”，他们就无处倾诉了 　　在普通百姓看来，公务员衣食无忧，各级官员更是位高权重，他们拥有更多资源解决普通人难以解决的压力与难题……有这么多的优势，他们为何还要自杀？ 　　中纪委首批特聘研究员、中山大学吴志雄教授分析，广东近年来几起官员自杀案例，经分析原因并不是因为腐败被查，而是工作压力太大。 　　吴志雄说：“我以前在机关工作，后来转到大学教书。我感觉，在大学当老师比当公务员舒服。” 　　吴志雄还介绍，在普通人看来公务员是铁饭碗，工资和福利待遇都很好，但实际上公务员只能吃“皇粮”，不能吃“杂粮”，工资多少是定好的，只要是捞外快就属于违法乱纪。而且公务员上升渠道单一，只有当官一条路，年龄越大，越升不上去，而眼看其他同事升了上去，就会很不平衡，心理压力自然增大。毕竟，公务员系统超过80%是非领导职位。 　　“在公务员系统，同事关系比较微妙，自己压力也大，即使抑郁，也很难找到倾诉对象。”吴志雄说，往往同事就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一般人都不会让同事分担自己的难题、压力、痛苦，患病了也不可能告诉同事。有些领导还要在下属面前树立硬汉形象，苦恼更不可能向下属说了。 　　“那告诉谁呢？”吴志雄说，官员在家是顶梁柱，自己有委屈、有压力也不好向家人诉说。如果没有一生不变的“铁杆朋友”，他们就无处倾诉了。 　　吴志雄特别提到，2010年2月自杀的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前一天还参加了儿子婚礼，次日就坠楼身亡。省检察院认为他是一名优秀的检察长，自杀原因是患上了抑郁症。 　　压力巨大 　　《人民论坛》曾调查，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存在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心理疲劳以及心理不平衡 　　不少专家在分析官员自杀现象时，都提到了官员的压力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领导模式、思维方式均需更新，自己又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而日臻完善的问责机制，也让官员的心理压力大增。 　　“有些突发事件发生后，部分官员缺乏危机处理经验，让自身也陷入了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这也可能成为官员自杀的原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如此分析。 　　李毅中在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时，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这也许吻合了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压力太大。 　　北京是较早关注官员群体心理健康的地区之一，2005年5月，北京市相关机构对200多名中年官员进行了一项定向精神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近50%的人存在不健康倾向。同年6月，安徽省黄山市委党校也对100多名官员进行了心理健康调研，结果发现官员普遍有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劳”以及“浮躁”和“压抑”心理、“焦虑”和“忧郁”等情绪。 　　《人民论坛》杂志也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部分官员 　　自杀事件 　　2011年 　　■4月29日，江苏省常州市编办主任许明新跳楼身亡 　　■4月28日，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跳楼身亡 　　■4月20日，山东聊城市阳谷县维稳办副主任陈国庆自缢身亡 　　■4月12日，江西省遂川县委保密机要局副局长关可平跳楼身亡 　　…… 　　2010年 　　■10月16日，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原书记邬学新跳楼身亡 　　■9月21日，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自缢身亡 　　■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自缢身亡 　　■6月24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撞火车身亡 　　…… 　　有一些官员选择自杀 　　可能是被迫丢卒保车 　　少数地方官商之间会形成牢固的利益联盟，当这个利益链中某个官员出了问题，眼看即将“全军覆没”，有人就会牺牲“小我”…… 　　“官员一自杀，要么解释说工作压力大，要么说患有抑郁症，但老这么说，百姓会怀疑。”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官方的调查对某个个案而言可能是真实的，但如果说绝大多数非正常死亡的官员都是因为压力大、患病致死，百姓会有很大疑问。 　　“相比普通百姓面临的压力，官员位高权重，应该有更多的方式去缓解压力。”竹立家说，比如同样患抑郁症，普通群众可能没有充分的条件去看病治病，但官员有公费医疗，有各种福利保障；比如工作压力，普通百姓有下岗、降薪的危险，但公务员通常“旱涝保收”，自己不犯错误，铁饭碗不会丢，工资不会少。 　　有专家分析认为，官员掌握着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由于中国缺乏完善和健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回避制度等防止利益冲突的机制，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寻租交易”使官员成为腐败“高危人群”。在众多诱惑和高压反腐之间，官员的心态常常矛盾和失衡，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 　　实际上，有一些官员自杀后，媒体到当地调查时，群众就反映，此人可能涉嫌腐败被查，是畏罪自杀。有些网友甚至一听说官员自杀，就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肯定与腐败有关。 　　“一个官员死了，一死了之，怎么进一步追究家人、亲友等人责任呢？没法追！”竹立家说，不少人会将有些官员自杀与腐败被查联系起来，但终究无法考证，因为人死了，主要线索断了，从法律上来讲，所有责任也就都免除了。 　　官员畏罪自杀现象有例可循，比如韩国前总统卢武铉———2009年4月，卢武铉家人被指涉嫌受贿；4月30日，卢武铉本人首次被韩国检方传唤，5月23日即自杀。几个小时后，韩国检方即终结对卢武铉案的调查。 　　有专家分析认为，有些官员相互之间形成了牢固的利益联盟，大官保小官，小官保老板，盘根错节。当这个利益链中某个官员出了问题，眼看即将“全军覆没”，有人就会牺牲“小我”，丢卒保车。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民权组织促美官员提醒中国关注维族权益 记者: 熊健 | 华盛顿  2011年 5月 08日 就在美中两国5月9号到10号召开第三轮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前夕，一个由人权组织和维吾尔民权组织于5月2号到7号在首都华盛顿举行有关维族人未来的国际会议。大会发表的闭幕声明中就争取维族人权益方面提出了新的建议，并且呼吁美国政府官员在同中国官员进行对话之际，提醒中国官员重视并保障维族人的权利。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熊健：迪里夏提先生，在这次名为“东突厥斯坦人未来”国际会议结束之后，与会者是否取得一些共识，是否有一些新的主张？ 迪里夏提：这次会议当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共识，共识就是以民族自决权来解决维吾尔人的政治归宿。但是大会建议当中也采纳如果有必要，如果需要的话，有必要世维会将随时组建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在国际领域的外交和政治方面取得更进一步的援助，组建外交委员会进一步扩大维吾尔人在国际政治空间当中寻求更多的支持和更多的外交空间。 熊健：美中两国于5月9号，10号两天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第三轮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世维会到底希望美国政府就中国境内维吾尔族人的人权状况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什么关切呢？ 迪里夏提：我们希望美中之间高层举行互动的时候，尤其是目前维吾尔人的处境，维吾尔人目前受到中国系统性的迫害现状，能向中国政府既公开又透明地表达美国在这方面的关切和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目前在当地所推行的镇压政策。另外希望美方能提出就有关维吾尔人的政治犯、良心犯和包括那些至今为止没有下落失踪人员的状况。我们也希望美方向中国提出在维吾尔人居住地区增设在当地的领事馆。 熊健：请你谈一谈参加了这次“东突厥斯坦人未来”国际会议的一些美国国会的议员对此次会议的一些看法？ 迪里夏提：参加大会的美国议员们，他们既参加了维吾尔人的这次开幕式，同时高度公开表达了对于维吾尔人目前在境内受到迫害的关切，另外对维吾尔人至今为止所从事的恢复维吾尔人政治自由所从事的一系列的民主化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另外议员们表示，将继续关注维吾尔人的状况以及会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改善在当地的情况。另一方面，会进一步敦促美国政府在政府和政府之间进行沟通，进行外交交流时将维吾尔人的问题纳入有关交流的重要议题。 熊健：2009年7月六6号乌鲁木齐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中国外交部针对这次事件指责以世维会为首和以热比亚为代表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这次暴力事件，而将世维会定性为恐怖组织。而在今年的5月5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执法机关在新疆喀什地区举行反恐演习，你如何看待这些发展，而世维会在争取维吾尔人民权方面并不排除使用暴力和激烈抗争手段？ 迪里夏提：首先呢，作为世维会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作为中国成功的绑架国际反恐而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将维吾尔人民合法和平的通过民主的方式，对于政治诉求和包括自己生存问题的关注和一切政治活动都被定性为恐怖主义。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在利用反恐和绑架国际反恐运动当中达到了一气消灭维吾尔人的目的。而世维会组建至今在章程上明确规定制定了世维会的政治路线，以非暴力，民主方式，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公约的前提下，恢复维吾尔人的民族自由。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中国近年来不断发现市场上出售的各种有毒食品。有的甚至导致婴儿死亡。有报告显示，中国民众最不信任食品安全。但是，中国国务院的食品安全官员日前却表示，中国的食品安全有保障，总体来说问题并不大。 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张勇在接受官方新华社专访时表示，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现状是“总体稳定向好，问题仍然不少”。他表示，2010年中国各级监管部门主动检查食品生产单位3500万户次，查处了13万起违法违规案件，虽然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但在中国整个食品产业来说，仍是少数。他说，去年中国蔬菜、肉类和水产品检测合格率都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但民众仍然感叹“没有敢吃的”东西，原因在于互联网和媒体的炒作，放大了民众的恐慌。 美国南卡莱罗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就此表示，食品和其他产品不同，百分之九十六的合格率不足以平息民众的担忧。 “因为食品跟你买的衣服，电器不一样，衣服，电器用了不合适了你可以换或者扔掉，你可以不要，你可以退货。食品和药物是不可以吐出来的。那么有１％的话，中国人基数这么大，１３０万人，如果毒害了上百万人的话，这怎么得了。官员只有９６％是可以保险，我们不妨问一下，那以前的４％那怎么办？” 目前旅居德国的中国作家周勍，著有专门探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民以食为天》一书。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实际上中国媒体和互联网报道出来的食品安全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大部分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不能报道的，报道的是少数。媒体报道食品安全的空间非常的小。现在还有人知道三鹿毒奶粉受害的３０万小孩是什么状态？有人知道吗？再往前推一下，２００４年安徽阜阳的那个大头娃娃的劣质奶粉对孩子死了、活了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所以就政府公布的个案来看，老百姓知道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是非常小的一点。” 中国食品安全官员张勇还表示，中国食品安全工作难度大，而食品安全问题危害民生，冲击经济，有损国家形象。他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不少，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有关，政府食品安全监督体制机制，法规标准，风险监测，技术装备和管理能力等都存在薄弱环节。但在美国的谢田教授则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不能作为食品安全出现问题的借口。 “因为你的食品不是说中国人突然从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开始才开始吃食物的对不对？我们祖先吃什么东西？那个时候的食品我们没听说大规模、大范围的食品中毒或者有黑心食品，坑人的食品。实际上不在于你是用机械化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还是用手工的方法做出来的。在于人的良心的问题。” 　 在德国的周勍认为，中国食品安全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监管无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食品企业为获取利益贿赂官员，以及官员怕出现问题影响业绩，二者因此成为利益共同体。 “一旦出事儿以后，好一点儿就追究这些食品的制造商，坏一点儿是追究受害者就象三鹿奶粉，不追究责任人，实际上就会追究受害者的父亲赵连海这些人。食品安全，这是一个从中国古代到现在，而且从西方国家来看都是一个政府监管，这是政府失职，政府的职能不到位。” 中国社科院五月四号发表的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在中国民众不信任的行业中，食品和药品制造行业名列前茅。 周勍表示，中国民众不信任食品行业，不是因为媒体报道太多，而是官方刻意隐瞒掩盖真相，限制媒体进行全面追踪报道，使民众无法得知事情真相，这与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巴基斯坦官员说，一架美国无人驾驶飞机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发动一次空袭，炸死15名疑似激进分子。 当局说，星期五的攻击目标是阿富汗边境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的一座大院。这是美国军队星期一早上突袭距离伊斯兰堡两小时的阿伯塔巴德的一处大院并击毙本拉登后首次发动无人机攻击。 美国对巴基斯坦部落地带的激进分子进行无人机攻击给两国关系造成紧张。美国官员并不公开讨论空袭。巴基斯坦谴责无人机攻击侵犯巴基斯坦主权，但地区事务专家说，巴基斯坦政府私下与美国政府合作选定袭击目标。

笑星赵本山商务包机遭遇恶劣天气紧急降落湖南常德机场，当地市长率众官员迎接，事件被当地媒体报道后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 据湖南常德市媒体报道，上个星期日傍晚，笑星赵本山的商务包机遭遇恶劣天气，不得不紧急降落常德桃花源机场，当时正值晚餐时间，接到通知后，机场各工作人员放下手中饭碗，立即启动了不正常航班应急预案，全力做好保障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常德市市长陈文浩、市政府副秘书长等领导第一时间赶到机场，机场总经理亲自坐镇指挥，直到最后送赵本山满意离开。   报道引起了大陆网友的广泛关注，纷纷发表看法，有的表示，说实话，人家市长也不容易，还不是希望赵大爷能帮助提高下地方知名度，最好能再来点投资嘛！可是作为市长光依靠投资拉动这种增量经济方式现在早就过时了，目前比这更紧要的是物价、环保、民生、可持续发展等这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建议你（有）去接赵大爷的时间还是到菜市场转转好。   大陆网络活跃人士秋风对此表示：咋听起来是很荒唐的，但是，如果仔细的想一下，在现在中国的这种政经结构中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吧，现在各个地方政府的官员他们都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吧，可能他们认为这样接待赵本山，有助于本地在外面的影响吧，在大陆有很多官员都热衷办各种各样的演艺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娱乐搭台经济唱戏，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 也有网友表示，常德市长亲赴机场迎接赵本山，本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只是如此大力宣传，难道公权力就专用在这样的地方？更有网友表示，市长崇拜谁，无可非议，但不能随意借助公众资源，国家权力，但各个地方都能这样，其实就体现出来，公众资源，权力能被随意乱用。面对网友的批评和指责，有大陆记者即时为常德市长开脱，该记者采访了常德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徐礼美。对方解释说，之所以赶到机场，是因为赵本山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化领军人物，而常德市正在打造文化名城，市长前往慰问体现了常德人民对人大代表的尊敬，对文化名人的敬重，和对空乘人员、乘客的关心。徐礼美特别强调，市长利用的是个人休息时间。 对此有网友反驳说，赵本山已不是人大代表，去机场接他，又谈何对代表的尊敬？其实按照官场惯制，即便是现任的全国人大代表来到常德，也断无市长亲自接机的可能，甚至连求见都不一定得允。其次，说市长用的私人时间，如果他真的只是以私人身份，那就不存在由政府秘书长陪同，一会说是为了常德的文化名城建设，一会又想解释成私人行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真的是以私人身份去面谒本山，那么请问市长大人坐的是公车还是私车？花的是公家的钱还是私人的钱？   另一位网络人士刘逸明表示，一线城市的官员政治觉悟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有些事情他们可以暗中的做，不可以公开的做，但是有一些地方的官员，他们的政治觉悟非常差，对社会，对舆论的判断力非常差，很多事情他们觉得凭借自己的权力就可以做，所以他们不但做了，而且还招摇的做，说明他们心里就认为这个事情天经地义，这反映出这些官员以前的胡作非为已经习惯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觉得即使公开了也不会有人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