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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中国官员自杀背后有何玄机？ 作者： 围观 中国官员自杀背后有何玄机？ 文 / 乐云   2011 年 4 月 28 日 下午三时许，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在洛阳市公园小区 23 楼的家中，跳楼自杀。自杀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源自凤凰网）这一看似与大众无关的孤立事件却再次将笔者的视线拉回到中国官员自杀这一古老的话题。     2010 年 1 月 13 日 ，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 “ 跳楼自杀 ” 。 　　 2010 年 1 月 18 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 7 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0 年 1 月 20 日 安徽省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副县级官员从该市行政办公中心综合楼坠楼身亡。     短短一周的时间，却接连发生三起官员自杀事件，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必然。按照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龙立荣的分析，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官场人际关系微妙而复杂，官员晋升压力很大；二是责任政府之下，官员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是受腐败的牵连。只是这样的解释能否让普罗大众心服口服？     从自杀官员的头衔来看，有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教育局长、地税局长、组织部长、县长、县委书记等，个个都是位高权重之人，他们正处于事业的鼎盛期，呼风唤雨，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冷对着民众的羡慕嫉妒恨，他们有怎样的原由会采取自杀这种极端方式？想必大部分人都搞不明白。     对于官员自杀，民众的普遍猜测是贪腐问题，要么是东窗事发了，要么是正在接受调查，因不堪压力而自杀。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掩盖某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而以牺牲自己的“壮烈”来换取“他人”的安全。     这不仅让笔者回想起多年前在老家遭遇的一件事。一天，老同学突然神秘兮兮地跑过来对我说：“知道么？涂 ** 跳楼自杀了！”这确实令我大吃一惊，在我们那个巴掌大的地方涂的大名几乎无人不晓，只到临死之时，他还是我们县城最大商场的总经理。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朋友隐约对我说，听说是因为贪污受贿，上级要来调查，涂经受不了这个打击，于是一死了之。不久官方的声音出来了：涂因为经济问题畏罪自杀！     然而不久小道消息满街流传：涂自杀的前一天晚上受到一位市领导的接见，据说是只要他自杀，他儿女的问题便不再追究，他也可以毫无牵挂地“上路”了。对于官员自杀来说，于己于他人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此外，在官场中，大家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一个官员自杀了，无论他事实上是否“有事”，通常也没有人再愿往下查。这既是表示对亡灵的尊重，让其在另一个世界安息，也是为了摆脱穷追猛打的“恶名”。     果然，他那在市里做大生意的儿子再也没有受到检查机关的询问，而且这时“善良”的领导发话了，人都死了，还查什么查？     时间冲刷着的人们的记忆，不久，“自杀事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因为人们此时又有了新的话题。不过，这一事件却让我想起另外一桩往事：本县红得发紫的县委郭书记突然有天死了，据说是玩枪走火的意外，但不久却传出他侵吞扶贫救灾款的内幕。和涂一样，他也是临死前受到来自市里某位领导的接见。     以上的小道消息，我没有亲见，便不好妄加评论。但两个地方上有名望的大人物的死亡，竟没有引起本地媒体的一点注意，却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都死了，家属都没有受到牵连，其他人呢？当官的继续当官，做老百姓的继续做老百姓，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真的要惊叹于我们这个县城的“稳定”了，比起身败名裂、子女遭殃的胡长清、成克杰、慕绥新等人来说，涂和郭真是死得其所，死得安心啊！     不知胡、成、慕等人在阴间是否会感叹：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自杀呢？   http://cloud19731.blog.sohu.com/171731408.html   洛阳官员自杀背后的未解之谜 文 / 乐云     2011 年 4 月 28 日 下午，洛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张广生，从该市公务员小区一栋高楼楼顶坠楼，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正当大家纷纷在猜测其自杀的真正动因时，由洛阳市公安局形成了一份《关于张广生同志坠楼死亡事件的情况说明》，以最快的速度向社会交代了张广生的死因：精神抑郁。     按照这份“情况说明”说法，张广生夜间经常失眠，近期情况加重并呈现抑郁症状，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自感工作压力过大。近日，张广生感觉身体不适，向市局主要领导提出请假，市局领导批准其休息并劝其休养一段时间，但张广生坚持每天工作半天、针灸治疗半天。由此洛阳市公安局初步推断，张广生坠楼与精神抑郁有关。     如果对“情况说明”细细解读的话，笔者实在要佩服这份“说明”的高明之处，简直做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甚至还连带着表扬了一下自己。其高明之一是，张广生的自杀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精神抑郁所致，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内幕，纯粹跟个人的性情与精神有关；高明之二是，证明张广生是一个兢兢业业，爱岗敬业的好干部，即便因身体不适，但依然带病工作，简直可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高明之三是，不仅撇清了了公安局领导与自杀事件的任何关系，而且还委婉地表扬了领导爱护下级的拳拳之心。     只是，这样的解释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能够堵上来自社会舆论的质疑之声吗？恐怕未必！在我看来，此次洛阳官员自杀背后，至少存在三点未解之谜：     第一，死因之谜。 28 日下午张广生自杀， 30 日上午就有了联合调查组的结论，精神抑郁，马上就有了洛阳市公安局的《情况说明》，由此推断出张广生自杀的死因是精神抑郁。只是，如果仔细分析其理由，却感觉公安局对其死因的定性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先是说他压力大，然后又说他长期超负荷工作，而资料显示，张广生进入公安局工作不过两年的时间。众所周知的是，一个人得抑郁症的人，必须是长期受到某种刺激的结果，决非两年间就可以得到。     第二，什么是诱发张广生自杀的导火索？据透露，可能是在洛阳市政府推行的各政府部门“行风评议”中，洛阳市公安局在第一季度评议中排名较靠后。然而，这样的理由却实在有些牵强。作为一个在政法战线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张广生不会连这样的评议结果都承受不起吧？如果连这样的结果都无法承受的话，他也不可能坐到洛阳市公安纪委书记的位子。     第三，洛阳市公安局的结论是否过于草率？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一旦官员自杀，最好的解释是“精神抑郁”，因为这是最安全、风险最小也最容易堵人耳目的说辞。毫无疑问，洛阳市公安局深谙此道，其“情况说明”几乎没有任何瑕疵。只是，太完美的东西反倒会勾起大家的疑问？这样快速的调查结果，这样圆满的自圆其说，难道背后就纯净一片，没有任何猫腻吗？     这不禁令笔者想起前不久刚刚发生的中石化“天价茅台酒”事件。 4 月 11 日 有网帖称广东石油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购买高档酒，引发网民议论。 4 月 13 日 广东石油分公司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购买高档酒情况属实，购酒与鲁广余无关，酒品主要用于非油品业务。 4 月 14 日 中石化集团公司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此事，当日暂停广东石油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的工作，责令其配合调查。 4 月 25 日 中石化集团公司在京召开媒体见面会，宣布调查结果和对鲁广余的处理决定。     先是说事件与鲁广余无关，其后中石化又宣布对鲁广余撤职并罚款，前后自相矛盾的解释如何让人信服？此外，面对外界关于鲁广余与广东中石化公司是否贪腐的质疑，中石化却只是将所有的责任推到鲁广余身上，其他人和事都不再涉及。笔者实在要佩服中石化丢卒保车的“良苦用心”了。     洛阳官员自杀了，死于精神抑郁。这样的说法稍显草率，但希望有关部门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恐怕很难。因为有现行体制下，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定性实在无法推翻，关于此事的传闻也会在一段时间后销声匿迹。只是，这样的结论必然会给善良的人们投以斑驳的阴影。一个幸福美满且工作认真负责的领导干部，为何会选择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难道他内心竟有着许多难以启齿却不断折磨着他的秘密？但愿，这样的秘密会有被解开的那一天！ http://cloud19731.blog.sohu.com/171863868.html

原文地址： 冯玉祥：党政官员猪狗不如——诚哉斯言，于今犹切！ 作者： 杨崴洺 党政官员猪狗不如吗？ 2011年03月21日 14:48:15 　来源： 北京日报     　　在夏威夷大学汉密尔顿图书馆中文书库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一本薄薄的蓝皮书，封面上印着《冯在南京》。这个书名有点奇怪，但“冯玉祥”三个字还是猛然从脑中闪出，于是立即翻阅。果然，从目录内容上来看确是有关冯玉祥的。封底标明乃是民国23年由政治研究社出版，作者曹弘忻在尾声声明：该书作于民国18年暑期，“我以我的名誉作保证，我的记述，那是确实的，没有半点不切事实的地方。关于冯焕章先生的言行，材料的来源，是十分可靠的”，作者以人格为担保的声明，着实吸引了我，于是将其借回读完。书中记述了自1928年10月冯玉祥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后几个月时间的奇闻趣事，其中虽不乏为大家所熟知者，但其生动与全面却是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其记述的冯玉祥言论十分契合李宗仁对其的评价：“口才伶俐，演说起来，幽默讽刺一时俱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听者处于尴尬万分的境地。所以冯氏实可说是一时的怪杰。”这本书的价值，并非只是它提供了展现冯玉祥的演讲风格的史料，也利于我们更直观地研究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从中得到些微的启示。 　　 冯玉祥的“猪骂” 　　冯初到南京任职，在隆重的欢迎大会上，他毫无领情致谢的表示，却把犀利批评的炸弹猛烈地扔向前来热烈捧场的高官们，把党政军要害部门统统骂了一遍。 　　“诸位同志……当您在我未开口之先，您一定想：玉祥必有许多的甜蜜的话，恭维奉承的话，送给诸位。是的，我也想，对今天的主人，表明我所应有的客气与礼貌。但是，此刻，我把原来所想的话，说不出口来了。我觉得，我要是把那许多话说出来，那么我是太渺小了，太对不起诸位同志与我自己，并且对不起我们共同的事业。” 　　这种欲出还收的略有狡黠的口气是典型的冯氏风格，接下来就是一番狂轰乱炸： 　　“我们应当承认: 中央党部的同志们，近来走上腐化的路了……我应当送给中央党部一副对联：上联是——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是否革命精神？下联是：一桌子水果，半桌子点心，知否民间疾苦？横批：官僚旧样。同志们！我们应当躬身自问：‘我们比北洋军阀强吗？我们没有走上官僚的路吗？ 这是我们要时时念着得呀！从今以后，我们要咬紧牙关，人家作六小时的工，我们同志的党员，便要作十小时；人家有八小时的休息，我们只要五小时。 革命原是为大多数的，原是作牺牲的。党员绝不是特权阶级呀。如果人家作十小时的事，我们却作不了六小时，那么别人来革我们的命罢！ ’” 　　批罢中央党部，又批国民政府对待贪污的姑息放纵： 　　“中央对于这种事情，绝无办法。对于这种事情始终是以姑息处之……你们不要想，我们不予以惩罚，社会上便不知道这些坏事。那才真是欲盖弥彰呵！” 　　关于军队，他批评得更是直观形象： 　　“领饷多的，子弹足的，给养好的，多年都是在后方不打仗的。而一天只能喝小米稀饭的，没枪只有四五粒子弹的，没有人管给养的部队，却是在与敌人拼命。这，这是什么革命？这是什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办法？” 　　在这样的场合，又是以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却讲出这样大掴中枢官员们耳光的话来，实在令人惊诧。但冯玉祥似乎根本不在乎那些官员们的感受，依然照旧其嬉笑怒骂官府大员之能事。 　　最尖刻甚至有点粗鄙的话却是最后的“猪骂”： 　　“国民政府门前，不知道是谁养的猪。每逢我一来，他就哼哼，他一哼哼，我就出一身冷汗！我想，他是在骂我！他骂得对，骂得应该，—— 请想一想吧：猪所报答他主人的：猪毛，猪肉，猪皮，猪骨头，猪蹄，猪牙，猪血，哪一样儿不值钱？而他主人所给他的，不过一日两糠而已；我们呢？我们不如猪。我们的主人把脂，膏，血，汗，都给了我们；我们未尝把一分毫的利益与幸福给他们。 猪还不能骂我们吗？我们对得起那八百块钱吗？” 　　他的这番“猪论”惹得众位委员无法再为自己加薪积极鼓吹了，此一议案于是搁浅。 　　天知道，国民政府的门前是否有这样一头猪，也许压根就是冯玉祥丰富想象力的结果，但冯氏的农民式的精明机智与政治理想可见一斑。 　　 “特别花车”不是“革命特权” 　　1920年代的南京远远比不上上海的繁华热闹、摩登逍遥。于是，辛苦了一周的国府要员们，每每周末挈妇将雏去上海度假。此一行为在现代政治看来似乎是颇为人性和合理的，毕竟人是有休息权的。问题是，政府的交通部门必须要为他们准备专用的特别花车来接送他们。冯玉祥对此颇为不满。他专门找到孙科，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我从良心上说：我真不知道，这些朋友们，每礼拜要去上海的意义与重要性，是什么！他们的职责不是都在南京吗？为什么非要去上海不可呢？……为什么国府委员个人到上海租界逛逛，也要路局替他们预备所谓特别花车呢？” 　　而最为他所难过的是当时交通拥挤不堪，普通民众连站票也难得一求，冯玉祥难过地叙述了自己一日在火车站的亲身经历： 　　“我看见，我们那花钱买票的好国民，在车里的，简直是完全粘在一起，像一车人肉饼子。可怜！他们只有动头的份，身体，是完全不能移转！……我看见一对老夫妻，穿得也很清洁的。先由老头把老婆送上去。再由上去的老婆，用绳子把她孩儿系上去，一边再由底下的老头托着小孩，一点一点的往上送。当地下只剩下他自己了，可怜那白发的老先生呵！他刚刚把两脚放在车窗上，预备往篷上去的时候，唉！一声笛鸣，正是委员的特别花车挂钩。可怜那老先生，手颤无力的，竟然被无情的车摔下来，仰卧在站台的硬地上；还要受冷酷的路警手棒的几击。车篷上的老婆，看见老汉摔下，想望望他，几乎也作了第二个不幸者。而小孩，因为惊吓，早已大哭起来了。——于是，地上的嘟囔着，篷上的嚷着，小孩哭着，路警骂着；几个找不到位置的乘客，围着。……我们特别花车的委员们，在五彩灯光底下，而现鄙夷不屑的神气，也在望着！” 　　也许受老冯这番声情并茂的控诉所感动，孙科慨然同意与冯一起联名提议取消特别花车，当然完全取消是不可能的，只是变通了一种方式：在普通列车上加挂三辆头等客车。 　　这些言行发生在一生不嫖不赌不毒不贪的冯玉祥身上，一点不足为奇。但这在鱼龙混杂的官场，尤其是缺乏严密纪律和严格政治操守的国民政府里，却是惊世骇俗的。冯玉祥似乎是个官场愤青，颇有海瑞、包公的气度。无奈这是在同整个体制作战，不，是在同整个政治文化传统作战，其后果自然不言而喻了。据他的部下讲，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这样说道冯：“没有一个人能与老冯相处和合作的。”所以，他自己也始终在此环境里落落寡欢，郁闷不堪，加之派系争权夺利，他不久自动离职逃走。 　　冯玉祥知晓民间疾苦，为人虽机智灵敏，然在世道日下、军阀混战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下，出于中国朴素的民本主义、民生主义、传统英雄主义的驱使，加之各种新颖的救国救民思潮的不断侵染，使之没有一般军阀官僚的私生活腐化的弱点，且怀有为民请愿的传统中国政治公德。其道德理想主义之重已到了“不仅我是圣人，大家都必须是圣人”的境地，实有超度一切的神圣责任感。如其仅为一介文人，自可任由使之。只是他是政治茶座中的重要成员，你不喝茶尚不可以，何况还不让他人品味？更重要的是，政治现实主义使他这个精明的政治军人不能不常常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有时也难免落下被人诟病的地方，甚至以为其是作秀。平心而论，他的有些道德主义的主张是在当时难以实行的，就是再过100年也难以完全实施。比如，军队为了正规化而实行下级面见上级必须敬礼的制度时，他也加以反对，以为这与行跪拜礼是一回事，这就有点苛刻了。说到底，他是没有清楚平等与平均的政治含义。但这是符合民意的，所以中国的政治生活里必须要有这样的人物，否则人们可能对这个体制就会绝望，正气歌就没有人演唱了。     程美东（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