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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训中：访谈朱永嘉 进入专题 ： 朱永嘉    ● 顾训中   　　 　　[编者按] 史学工作者顾训中早些年已开始进行关于文革历史的个体口述访谈，数年来已经有了一些积累，为留存这段对于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付出了努力。这里刊登的是他对朱永嘉先生的访谈实录。 　　 　　时间：2009年2月9日（元宵节） 　　 　　地点：朱永嘉寓所 　　 　　访谈者：顾训中（历史研究者，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编辑、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 　　 　　被访谈者：朱永嘉（1931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一个商人家庭。1948年在上海清心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于1949年3月15日加入中共地下党。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党务工作。1956年后跟随导师陈守实从事明史研究和教学工作。1964年起先后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内刊》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工作。1965年间，曾作为助手为姚文元撰写被称为文革起点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提供资料。同年担任写作班历史组组长。1966年12月，随同写作班一起参与“造反”。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期间，曾参与“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领导工作。1968年后，先后参与组建并领导《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题写作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1967年起先后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1982年因所谓“反革命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88年12月保外就医回家。现居家休养，仍经常撰写史论、时评文章。） 　　 　　有产家庭、教会学校与学运骨干 　　 　　顾训中（以下简称“顾”）：朱老师，大家都知道你在上海文革运动中是个造反派，但是你却在运动开始时到学生中说了复旦党委的好话，被当作保守派受到攻击；你是协助姚文元收集史料、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唯一助手，你却去提醒那些参加文章讨论会的教授们注意，不要乱说话。你的这些好像很矛盾的表现其实应该是你的性格、禀性决定的。而一个人的性格、禀性的养成其实与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包括学校、家庭的教育，密切有关。所以，我想我们的话题是不是从那里开始？你受到的教育中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听说你的中学教育是在教会学校中进行的？ 　　 　　朱永嘉（以下简称“朱”）：我念的中学是清心中学，的确是所教会学校。记得我进中学的时候还是抗战时期，抗战还没有胜利。那是1944年吧，进初中。我的初中高中都在那个学校。抗战开始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上海，清心中学原来的校址变成了日本人的税警学校，专门搞税务监察的。清心中学就搬到南京路去了，就是南京路福建路口，南京路红庙隔壁一条弄堂里的一幢大楼。大楼里的二楼三楼都是它的教室。这是清心男中的教室，女中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会进那个学校呢？因为那个学校离我家近啊！那个时候也没有考试不考试的问题，你只要报名、付学费就可以进去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注意它是不是教会学校，只是小学毕业要进中学那么一回事情。 　　 　　顾：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那个学校还是教会学校吗？ 　　 　　朱：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礼拜天还要做礼拜的。这个日本人没有干预。但办校已经是中国人了，外国人都撤走了。抗战胜利以后，学校恢复了与美国的联系，又搬回了陆家浜路原址。它是美国浸礼会（浸礼会是基督新教主要宗派之一；美国浸礼会自1836年起派传教士来中国–访谈者注）办的一个学校，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办了，是全国教会学校里办中学的第一家。这是最老的一个学校了。它完全是靠美国基督教浸礼会的钱办起来的。抗战之前教会的影响还是蛮深的。不光是两个学校，还有个清心堂（位于现上海市黄浦区大昌街30号，原名“上海长老会第一会堂”，成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1979年9月9日举行复堂礼拜–访谈者注）。现在清心堂还在。那个时候教会和学校是一个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经费来源都是浸礼会。 　　 　　我1944年进的学校。1945年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美国人轰炸得很厉害，不安全，父母亲就把我送回家乡无锡去了。这样就离开清心中学一段时间。等到1945年胜利以后我回到学校，就降了一级，从初二重头读起。人家读6年中学，我读了7年中学。那个时候初中升高中只要读就行，不像现在还要考一考。学校迁回陆家浜路后，我离开家远了，就在学校里面住读了。 　　 　　抗战胜利以后，学校又成了教会管的学校。国民党开始搞军训，那个时候叫童子军，教官叫支蔚君，很凶很凶的。外国的传教士也都回来了，教会的活动也加强了。 　　 　　顾：有没有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入教？ 　　 　　朱：这个没有，这个还是自愿的。但是每个礼拜天还是希望你去参加礼拜。这个我们一般都会去参加。因为宗教活动有个特点，它是社会活动，有唱诗班，有做礼拜，还有基督教的青年会，在八仙桥。这样，我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参加了青年会的活动，而基督教的青年会里面有很多共产党的地下党。我是在参加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里面接触了地下党。那个时候反内战，在青年会里面唱的实际上都是革命歌曲。 　　 　　顾：外面是宗教场所，里面唱的是革命歌曲！你还记得当时都唱些什么歌曲？ 　　 　　朱：《团结就是力量》啊……我接触的那些朋友都是地下党。那个时候已经是高一、二年级了。与我接近的一个地下党员是陈仲信（1929年出生。读初中时即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春加入中共地下党。同年考入清心中学高中，后转入省吾中学高中，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1949年担任人民保安队长宁区指挥部第二大队大队长，执行地下党迎接上海解放的任务。5月25日遭国民党军枪击牺牲。时年20岁–访谈者注），他比我高一级，也是我们学校的。他和我关系不错。他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很活跃，人家就注意他了。另外他又参加了外面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更加引起注意了。学校方面注意以后，化学老师就把他的分数扣到59分。 　　 　　顾：这是学校故意的？ 　　 　　朱：故意的，就是想逼他走。我感觉这样做没有道理么！对我来说无非是公平、正义，做人不能这样做！扣人家分数算什么呢？这样他就离开了清心中学，到省吾中学去了。省吾中学实际上是地下党办的学校，里面地下党的力量很强。这个同学家里非常穷，完全靠他哥哥生活的，住在一个汽车间里面，很小很小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家是开店的。我父亲开的是玻璃店，卖窗玻璃的。我家里经过一次变故的。好像是在1942年的时候，日本人占领租界以后，我家里被人告发，说跟重庆有通信往来。76号（指当时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因位于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访谈者注）的特务就来抄我的家。 　　 　　顾：这是真的事还是诬陷？ 　　 　　朱：家里确实有个亲戚在重庆，我父亲的堂弟，写了一封平常的家信来。看样子当时是有邮检的，我们家里都不知道。这封信给他们抄到了。我父亲、母亲都被抓到76号里去了。 　　 　　那个时候我家里的情形还不错的。一次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上海的经济发展比较快，1930年代基本建设搞了不少，新建筑盖了不少，相关行业都比较繁荣。父亲主要是进口海外的玻璃，那个时候发了一笔财。等到1941年日本人进了租界，上海基本建设也没有了，他就收缩了，基本上不做什么了，维持维持而已。 　　 　　父亲被抓了以后关了好几个月，铐了手铐，开手铐的钥匙找不到了，就一直铐在那里，受了不少苦。我叔父也被抓了，店里职工也抓了好几个。实际上是76号特务借机敲诈，后来托人来谈。我是逃到舅舅家里。我弟弟也逃在外面。我祖父一个人留在家里看门。店就关门了。这个样子，我们家里财产损失了三分之二，因为要凑钱给他们，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从我父亲口气里讲，大概只留下三分之一了。钱拿去以后，我父亲、母亲都放了，职工也放了，就我的叔叔没有放，拖在那里。为什么呢？我的那个叔叔“拆烂污”（沪语，意为做事苟且马虎，不负责任，致使事情糟到难以收拾–访谈者注），他一到里面，一上刑罚就乱讲，说自己是参加新四军的，在什么地方摆定时炸弹的。然后特务就将那个地方封锁，让他再演习一遍。根本就没那么回事！跟我父亲关在一起的是一个新四军的团长。那个人对我父亲讲，你没有事，不像我们，我们是没有出路的，非死不可的。你无非是花点钱可以解决问题的。我叔叔不知道这个情况，就乱讲一气，结果他关的时间最长。最后查下来根本没这回事，才被释放。 　　 　　这一次打击给我印象蛮深的。一种民族的情绪很自然就打下基础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所以抗战胜利以后一段时间里，我是很高兴的。 　　 　　我父亲抗战胜利以后又发了一次财。为什么呢？开放了呀！1945、1946、1947这几年里，上海的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到了1948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到了搞金圆券（1948年8月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改行金圆券，引起通货膨胀–访谈者注）以后，情况就变了。因为当时搞限价，许多人都拿金圆券来换玻璃，可以保点值，家里又损失了一大半。我父亲看不行了，就把家里的存货大部分都搬到台湾去了。 　　 　　顾：你曾经讲过一个细节，台湾每年给你们寄多少股息，然后徐景贤（原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1964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1966年12月带领写作班“造反”–访谈者注）不让你拿。 　　 　　朱：这个钱就是那个时候搬过去的。大量玻璃搬过去了要有地方堆，他就大量买地皮。那个时候地皮便宜啊！因为台湾不搞金圆券呀！他买了许多地皮，在最闹市区买了店面、买了房子，都是我父亲的名字呀！ 　　 　　顾：家产已经转移过去了，为什么他自己没有过去呢？ 　　 　　朱：我父亲派了个学生过去，去当经理。派了我的堂房叔叔去当会计，他们两个人还是有互相牵制的。1947年底、1948年初，给我服装什么的都准备好了，要我到那边去，要我大弟弟也到那边去。我母亲也准备过去。我父亲留在这边看看，因为我父亲还有一大笔资产在这边。我不肯去！那个时候我已经参加地下党活动了，怎么可能去？ 　　 　　顾：这样的家庭和环境，你怎么会走上革命道路的呢？清心中学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朱：在这个学校参加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多了，接触的人也就多了。那个时候地下党的地下刊物看得也多了。 　　 　　顾：那些宣传材料中的什么内容打动了你？ 　　 　　朱：打动我的倒不是什么宣传品，而是学校将陈仲信开除，我就觉得这样做不应该。我就经常去找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入党。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发展我入党。他们很早就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了。因为我家庭是资产阶级出身，所以他们犹豫来犹豫去。那里陈一飞–他是教育家陈鹤琴的儿子，是党员–看我参加青年会的活动一直很积极。我在那里得到一个锻炼，就是做组织工作，我学会了。我在学校里面也做组织工作。1948年、1949年，我在清心中学里搞青年联谊会、新生联谊会，也印一些地下刊物，叫《新生报》，后来学列宁的《火星报》。这些东西参加他们的活动慢慢就学会了。他看我很积极，先介绍我参加地下学联，我的活动就跟地下学联挂钩了。然后看我确实很可靠，就发展我入党。 　　 　　顾：在这之前，他们对你也有所考察吧？为什么会选择你为发展对象呢？你的什么表现被他们认可了呢？ 　　 　　朱：他们认为我这个人很有正义感。另外一条，他们认为我还有一定的组织工作能力。主要是这两条。还有一条，清心中学没有地下党。南市区光靠两个女中的党员不行，她们的活动能力不如我。他们主要看我很正直、很诚恳，经常看进步书籍。倒不是因为我要翻身，这个概念我是没有的。他们感觉我这个人还是很可靠的，敢于打抱不平。 　　 　　顾：我们话又要说回去了，这样的性格主要应该是家庭里养成的。 　　 　　朱：家里倒是给我很大自由的。我父亲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完全是独立奋斗以后，自己慢慢做生意起来的。他希望子女接受系统的教育，所以对我们在学校读书都非常支持。另外我父亲思想也比较自由，不管束你。看到你好好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不反对。他自己也是个正正经经做生意的人，不是那种到处赌博啊的人。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嗜好。家里的风气比较正，没有那种乌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赌博的习惯。老老实实做人是他的基本要求。其他东西就让你充分发展，他并不干涉你。所以在这个家庭里，他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好，学费、零用钱不成问题。这样的环境下，我就可以有比较大的选择自由。而我接触的也都是这样的一些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10 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进入专题： 朱永嘉   

原标题：平邑九龄女母亲诬告校长强奸其女被判刑 大众网记者今天从平邑县委宣传部了解到，平邑县“铜石镇南阜完小校长被指强奸9岁女生案”已查明，系女生母亲闫某某诬告陷害两名校长，日前，平邑县人民法院以诬告陷害罪，判处闫某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学马列的女子真心不好惹”。常艳相信这句话。她的一篇长文，让中央编译局原局长、副部级干部衣俊卿，这个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专家，成了又一个倒在“生活作风”上的官员 　　常艳 　　衣俊卿 　　“学马列的女子真心不好惹。以前有人开玩笑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万一万一失业了怎么办呢？就有人回应：‘那就反过来研究。’我本人真心不会走向那一步的，也绝不会滑向反政府的泥沼。我的全家都是共产党员，只出了我一个民主党派。但我热爱党，也热爱生命！我的私生活可以导致我不能当（山西）师范大学看大门的了？” 　　4月底，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原博士后常艳在微博上，就其工作单位不承认其身份但又不明确接受其辞呈所造成的困顿局面，发表言论。 　　去年12月，常艳在自著的12万字文《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中书写了自己与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衣俊卿的故事。作为编译局的博士后，常艳想把户籍和档案调到北京，占上这个顶级研究机构的编制，却一直未能如愿；她给“衣老师”送钱，与“衣老师”发生性关系；记录与“衣老师”的点滴相处，并把它发布了出去，一时舆论哗然。 　　“常艳博士现在已经断米断粮，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开通微博后的第一条发言，常艳的言论再次引发网络关注。 　　发奋女子变毒蛇 　　“因为有些想去更高学术平台发展、争取更多学术资源的想法，加之在师大也有些工作上的不顺心与失落（甚至想上一门我专业对口的课都还颇费周折），我去找领导要申请调离。我拿着一份读博前与学校签订的《协议书》找校长，我说我会按章赔偿的，房子退掉，职称不评。校长根本不看一眼协议书，似乎那是废纸。”常艳在微博中诉说当初想要离开山西的理由。她听说如果进入中直机关，学校很可能放人，便努力进入中央编译局。 　　中央编译局，坐落在北京西单附近的胡同里，全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今年60岁，毛岸青曾供职于此。作为中共中央重要的思想传播机构，其原局长衣俊卿曾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的任务很重……”（《扎实开展经典著作编译工作, 倾力助推党的理论创新伟业——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这个带着历史严肃感的、以“编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理论，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为主要职能的、深藏巷子中的机构，因为常艳，一朝被人熟知。 　　在进站伊始，常艳就面临“一些制度上的悖论”：“编译局要求无论脱产、还是在职博士后，都需要标明‘脱产’，而事实上在职博士后根本是不需要总去培养单位的，即不用从原单位脱产。山西师范大学认为，只要我给你签了同意脱产的字，你就真的去脱产读了。我怎样解释，都与领导说不通。” 　　常艳的身份进退两难。她希图衣俊卿从中协调各方关系，但最终还是未能将档案关系调入编译局。 　　根据常艳在微博上透露的信息，她2012年6月给晋师的院长、人事处长、分管副校长分别递交辞职报告，“未有人理会与正式的回应”；2012年11月，遭停薪，她“给分管副校长打电话，问他停发工资是否意味着放人，他说学校不会因我的事情开会研究的；我再次低声下气问赔钱可以吗，副校长说学校也不缺那点儿钱。我无语，泪崩。” 　　而在与衣的“京梦醒”风波起后，她的关系又面临“回不去”的尴尬局面。 　　“眼下的困惑：我该落户哪里？正在从编译局办理退站手续，一切从简。临汾市政务大厅工作人员要我出示一个山西师范大学给开的‘公职证明’（这是其中一个材料），以便办理准迁证。可是，我拿不到这个证明。我不是要成为黑户吧？” 　　而今，“常艳”的名字依然出现在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师资目录中，但她自认已经没法再履行“传道授业解惑”之责，并且“可能我这辈子无法从事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了”，她为此痛惜：“我深知自己现在是具有争议性的小女子，再去写那么富有争议的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研究中必然会与政治意味极强的理论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民主社会主义’等绕在一起。这将会是何等的纠结！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我所钟爱的学术追求与已有的研究积累。我很痛心。”“我活下去的路子很多，至少不会饿死。但今天，我就是要让人们看看，一个从小城一路读书走出来，曾经梦想通过学术来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女人，她在独自奋斗、与命运抗争后，她的下场会是什么？她在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女博士（后）之后，她就是毒蛇一条，见人咬人吗？” 　　在这场身份缠斗中，她将自己比喻成“大学校长的一条狗”：“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指科研项目申请与职称评定等——编者注），主人扔给狗一、两块骨头，狗感恩戴德。机缘巧合，狗叼着其中一块骨头去寻找新主人了，为了表明自己知道感恩、为了让校长的权威有个说法，狗想方设法、四处乱窜要让新主人出面来说自己要认领这条狗。狗碰了天大天大的壁，又要回扔骨头给它的校长那里。” 　　去年的长文在网上流传一晚便批量消失。常艳也很快道歉，称自己有严重的抑郁症，所写为虚构。网友问她：你所写与衣之事，几分真？12月13日，她在博客上做了回答：“对他的暗恋直至病态的崇拜，是真实的；与衣老师以及众多其他同学去开会，也是真实的。人一旦陷入一种境地，确实很可怕。” 　　对于常艳的“反水”，网友“守东言论”问：“常艳博士需要‘休假式治疗’，衣俊卿局长照常升官发财。剧终？”博主回复：“我写这个小说的其中一个含义，大家都没有注意，即在高校的人才流动中，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 　　在微博这个属于自己的发声平台上，常艳认为，作为“狗”，自己不够谨守本分：“狗要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学会乖顺地对执掌权力的主人们摇尾、乞怜、撒欢，而不是现在这般四处狂吠，这不应该是狗的本分。可惜，我这条在权力的圈子中转来转去的狗，实在是晕头转向、执迷不悟，直至万劫不复。” 　　 “小王子”下课 　　“36号院谁说了算，我现在已经看明白。我以往的遭遇，他全脱不了干系。最后，全是要算到他的头上。”常艳在“京梦醒”长文中这样怪罪衣。 　　今年1月18日晚，新华视点官方微博发布来源未明消息：“据有关部门证实，中央编译局主要负责人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贾高建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在中央编译局官网上，衣俊卿的名字依然出现在官网专家学者名录中，但头衔变为“原局长”、“正高”学者。在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导师简介页面，原本第一顺位的衣俊卿照片已被拿下；个别页面边栏“导师队伍”中仍有衣名，但链接已经失效。 　　从官网能够读到的信息中可见衣俊卿曾经的受欢迎程度。在“专家文库点击排行”上，前20名全部是衣俊卿的文章或媒体采访，其中点击量最大的为《“十二五”——中国模式走向成熟的机遇期》，截至5月14日中午，点击数57059。而编译局的一位在学界颇具声望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作者俞可平副局长，点击量最大文章为《这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悼吴江同志》，28530次。 　　另外，在中国本土搜索引擎百度上，有“衣俊卿吧”，这是在中国网络环境下拥有年轻拥趸的一个标志。贴吧里的粉丝自称“洗衣粉”，时常张贴衣俊卿参加各种活动的照片，赞其风度翩翩“小王子”。 　　《小王子》是衣俊卿最喜爱的书。2011年7月25日，香港《文汇报》以《致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激发中共改革创新》等为题，刊登了对衣俊卿局长的专访。其中提到，其任职黑龙江大学期间，“曾不止一次向全体同学推荐”这本心爱读物：“在这本小说里，特别喜欢小王子做事的真诚、善良、纯真，永远有种责任感。就我个人性格来说，拒绝社会上那种圆滑的成熟和平庸，一直是我固守的做人原则。” 　　这位表达真诚与责任感的学者型官员历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校长，受到师生喜爱。曾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10年调入京城。《文汇报》评价他的著述《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填补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称其为“中国日常生活批判领域的拓荒者”。 　　在这本书中，衣曾写道：“已婚男女或一方为已婚而另一方为未婚的男女间的婚外恋情、通奸、偷情，是日常语言交谈中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尤其在不大重视个人隐私权的民族或人群中，人们往往会投入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力和时间，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谈论这类桃色新闻……在相对传统的社会中，对于偷情通奸、婚外恋情的这种谈论，往往会导致男女当事人无法抬头做人，甚至身败名裂，再无前途可言。”“完满和谐的爱情会使人家庭美满，事业有成，而无法结合的恋情、被压抑的情感和破裂的爱情又往往会导致变态的、失衡的、绝望的人生。” 　　2011年3月，衣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谈及中国政治改革见微知著的进步：“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比如民意作用越来越大了。我们现在对干部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靠民意，各级政府和部门更加关注网络舆情和民意，这都是进步。” 　　衣被免职的消息发布后，《环球时报》评论“衣俊卿免职是严格吏治的明确信号”，新华视点微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被免职，应与前不久网上一篇举报长文有关。联想到近日中纪委有关凡实名举报优先办理、及时回复的承诺，看来惩腐纠风绝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耍嘴皮、一阵风。……”；“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衣俊卿丢掉了局长高位。对有问题的干部坚决处理，体现了中央的反腐决心。生活作风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领导干部如果抵御不了糖衣炮弹的袭击，迟早会犯更严重的错误。最近针对各级干部的实名举报不少，对群众举报有案必查，是保证干部队伍纯洁的必要手段。” 　　也有人对衣感到惋惜，肯定他的能力。 　　本刊记者2011年11月5日曾在复旦大学的“高峰论坛”上见过衣，他以“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为题，具体谈了他对于中国文化建设应该如何落实的看法。当时他脱稿侃侃而谈，时而结合社会现实案例，时而学理考据，特别在中央文化体制革新的宣传层面很有研究。席间，有教授调侃：“衣老师现在‘涉嫌’中央领导，他也是中央宣传领导小组的成员。希望我们这里的讨论能被反映上去。”衣俊卿赶忙摆手赔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