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

【河蟹档案】官媒:“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荣剑2010:北京某报关于意识形态的评论,如同一份宣战书,字里行间充斥着战争语言,把当前理论界微博界的正常思想交锋和不同意见的争执,视同一场你死我活的舆论战,必欲以党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重新实行舆论一律。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广开言路的治国之道,古人有教子产不毁乡校,现代人为何还要以剑压制民意? 2013-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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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微博 | 网传9号文件原文

@侍-水-生:网传9号文件原文。 (以下文字转自德国之声“北京观察”评论,原文链接。) “4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下达县团级,内容是《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中办文件级别仅次于中共中央文件,但是需要全体常委签字,已经不是刘云山一个人的事。 该文件分三部分:一,情况;二,问题;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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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晓宇 | 批评宪政意味中国左转了吗?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8月份连续刊文批宪政,把5月份《红旗文稿》开始的针对宪政的批判推向高潮。有些观察者担心极左势力已经在中国体制内外形成合力,对改革开放构成致命性打击。为什么最近极左派声音突然变大?如何准确认识极左派的影响力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中的左派与右派? 极左派声音突然变大 批判宪政的文章,为什么引起轩然大波?为什么极左派的声音变大,在一定程度还得到官方媒体的支持? 最近事态反应了中共内部对政权合法性与政权安全的焦虑。中共领导层对政权安全的担心,本质上涉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即执政党统治基础是否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和认可。近年来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抗争事件不断增加,多元思潮并存,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新发展加剧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危机感。 有些极左派人士认为提倡宪政就是试图推翻中国现有体制,削弱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这种论述暗合了体制内一些官员对政权稳定性的担心。把主张宪政的观点看成是要推翻现有体制,这一定程度是某些人有意无意的过度反应。其实,主张实施“宪政”的群体,其观点虽然庞杂,但很多人并非主张要推翻现有政权,而是主张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使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更加符合现代政党政治和法治建设的普遍规律。 左派声音得到一些官方媒体支持,与中国政治“宁左勿右”的惯性有关,也与体制内外一些人在特定氛围下试图抢占舆论高地的投机行为有关。在中国现有政治话语体系中,讲调子比较左的话,好像越左越革命,不容易犯政治错误,有时这些左的论述还可能符合部分领导维持稳定的偏好。 但从长远来讲,改革才是中国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最大动力。而要改革就要破除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束缚。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曾经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极左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干扰是个长期的问题,有时这些干扰在特定政治氛围下会显得比较突出。 不宜夸大极左派的影响 极左派思潮来势汹汹,影响力当然不容忽视;但也不宜夸大极左派的影响力。这次宪政问题交锋中一些细节表明,极左派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 《红旗文稿》指宪政属于资本主义,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在《人民日报》、新华网这种官方媒体发表的批评宪政的文章,并不代表官方的共识。官方媒体发表反“宪政”的文章,大部分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除了《环球时报》发表过批宪政的社评,更具权威性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没有以社论形式发表过批宪政的文章。 有些媒体还想刻意拉开与极左派声音的距离。比如求是理论网在转载一篇左派文章时,特地说明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官方内部对宪政问题的辩论没有共识与结论。 极左派这次批评宪政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学与法学领域的严肃作者,更不是相关领域的重量级学者。这些文革大字报式的文章,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具体观点往往违背政治学与法学的基本常识,引来很大反弹和批评。值得注意的,新左派学者当中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基本没有人公开反对宪政。 其实,宪政最核心的含义是加强法治建设、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这本身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共官方文件表述的政改目标之一,甚至也是某些新左派学者积极倡导的中国政改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宪政的声音,既不能代表中国的官方态度,甚至也不能代表中国一些有良知有专业背景的左派学者的态度。 超越左右、凝聚共识 中国的左派与右派需要求同存异的精神。 左派的理想是谋求社会公正与平等,右派的理想是维护自由与权利。平等与自由本来都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共同价值。当面临贫富差距拉大、权力与资本结合等弊端的时候,有良知的左派人士能完全无视这些不公而心安理得去高呼“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风景独好?同时,在特定事件中,左派网站被查封、其发表意见的权利被扼杀的时候,有理想的自由派人士,该为对手被打压感到高兴呢,还是更应该为言论自由的缺失而感到悲哀呢?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左派与右派本来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虽然双方立场和观点不同,但都可以为中国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努力奋斗。 如何建立一个良治的社会和廉洁的政府,应该成为是中国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这需要大幅度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体制革新涉及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借鉴现代政党政治运行的普遍规律。宪政、法治这些概念本身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各国的具体实践有差异,这些不同的实践也累积了很多经验与规律。即使老牌西方民主国家,宪政实施的具体制度也有显著的差异。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离不开借鉴国外经验与自我创新的结合。其实,中共历史上有追求宪政的数次探索。比如,文革后中共领导层深刻反省国家缺乏法治的弊端,从而努力重修宪法,重建司法体系。用姓“资”姓“社”这种二分法看待中国在宪政领域的探索,非常片面。 批宪政引起的这场交锋表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一个深层次挑战, 即政治领导体制的一元化与思想领域日益多元化的矛盾。有些人想用中共传统的话语试图解决社会多元化与思潮多元化带来的挑战,但这并不能在新的基点上形成一个广泛接受的共识。 思潮多元化本身有好的方面,但思想分化如果走向极端也有严重弊端。其实,相比之下,看起来自由多元的美国,其内部反而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主流价值观。美国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比如民主、法治、种族平等)已经成为约束各行各业言行的基本准则。如果公众人物讲话违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比如散布种族歧视的观点,会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 反观中国,某些公众人物好像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做,这种缺乏主流价值观约束的自由放任状态,并非中国之福。中国各界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既允许社会有开放多元的思想,同时也能够重建一个全社会广泛认可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一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寻求共识的过程,特别需要左派与右派的深度对话,而不是隔空的骂战。 批宪政掀起的这场口水战,表面来势汹汹,其实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真问题。断言中国已全面左转,恐怕也为时尚早,因为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各界继续改革的动力。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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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无人认领的历史遗产

无人认领的历史遗产 张鸣 以 1940 年 2 月,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为标志,中共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宪政运动。这场运动,在 1944 年中国军队豫湘桂大溃败之际,达到了顶峰。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造成这样的溃败,原因就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文化、教育,新闻和产业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宪政。这个运动,到抗战结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大陆史学界称之为旧政协)召开,结出了果实。 1946 年 1 月 10 日到 31 日,经过 22 天的艰苦谈判,国民党、共产党和作为第三势力的民盟,终于达成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协决议。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法”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首先按三三制的比例,改组国民政府,然后实行大选,成立立宪政府,国共双方交出军队,实行军队国家化。实行地方自治,党军分治,军民分治,使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立宪的国家。 这场宪政运动,中共是当之无愧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在运动期间,中共的报纸《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宪政的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请客式的民主,全面阐释的民主宪政的意义,高调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民主的价值。将国民党内部那一股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潮,还未成曲调,就打了回去。 1946 年初的政协决议,虽然谈判中共付出了绝大的努力,但决议却基本上体现第三方的意志。将要实行的宪政,是一个标准的欧美式宪政,属于充斥了新式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中人多年的梦想。政协决议达成之后,民盟无论左中右,均皆大欢喜。 比较起来,中共对政协决议,还是大体满意的。中共领导人,对记者表示,要到南京参加联合政府,由于南京比较热,今后可能会常住淮安。而且,中共控制的区域,部分军队开始复员,也开始着手取消军队中政工干部,为军队国家化做准备。显然,这样的一个民主党派化的决议,跟当年的中共所谓现阶段主张,差距并不大。毛泽东即使在中共七大的内部讲话中,也反复提及组织自由民主的联合政府。当年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跟 1949 年以后的提法并不相同,实际上跟孙中山的宪政观念,没有多少区别。反倒是当年的执政者国民党的右翼对政协决议非常不满,也正是右翼的强烈反弹,加上接受了大量英美战后剩余武器的刺激,使得国民党最终撕毁了政协决议,导致了内战。 虽然,今天看来,当日的国共内战,中共方面也早有准备。但是,战争的准备,只是一套方案而已。毕竟,世界大势,苏美两家都不乐见国共开战,国内则打了八年,所有人都希望休养生息。逆势而动,无论国共,都会丧失民心。中共方面毕竟属于弱势的一方,若能有和平途径,也是可以接受的。内战全面爆发之前,国共双方,谁先开衅,谁失败。上党战役、大同战役和四平战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国民党方面还是错估了形势,推开了全面内战的门,让大好的宪政机会,从国人的手中溜走。 1978 年以后,大陆的改革开放,虽然经济改革意味明显,但改革也意味着政治上更加开放和民主,这一点,即使执政集团最保守的成员,也无法否认。而且宪政一直也没从中共领导人的话语中消失,尽管像民主一样,前面有个“社会主义”的前缀。虽然说,中共对于 1940 年代宪政运动的政治遗产,到底如何看待,还举棋不定,但毕竟没有人公然抹掉这段历史,即使在中共权威机构出版的党史著作中,仍然会正面提及那段宪政运动。笑蜀先生十几年前,将当年宪政运动中《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的部分相关文章汇集起来,重新出版,遭遇封杀。但当局毕竟没有像奥威尔《 1984 》里说的那样,销毁档案,烧掉报纸,将那段历史清零。只是到了眼下,才有人公开提出,当年的宪政运动,只是一时的权益之计,是为了打败国民党使用的策略。言外之意,当年中共的所作所为,都是蒙人的,根本没打算实行。这样赤裸裸的宣示背后,是一股暗流,认为眼下只能说宪法,不能提宪政,而宪政是境内外反动势力搞垮中共的一种阴谋。这几天,原来的暗流,也流出了地面,由某些官方媒体上的文章,公开说了出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中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抛弃那段历史,把自己领导的宪政运动视为负资产加以遗弃。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等于公开说自己是一个玩阴谋的党,说过的话,可以完全不算数。对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接受这份遗产,则意味着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革。这样的改革,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都没能做到,今天的中共,可以做到吗?即使中共的最高层有这样的决心,所要克服的阻碍之大,恐怕局外人难以想象。这一步之艰难,远远超过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犹豫动摇,才是当下大陆政治的真面目。 其实,笑蜀先生编的这本《历史的先声》,从书名到内容,实际上充满了对那时的中共的赞美和称道。之所以被视为别有用心,是因为中共还没有下决心到底认领不认领当年的那份遗产。世界两百年,中国一百年,大趋势如此,宪政不可回避,做鸵鸟,把头埋在沙里,宪政还是要来。自己做过的好事,说过的好话,不认账,只认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恐怕不智。 (“拇指博客”客户端已登陆苹果app store,百大名博,一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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