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

徐贲：政体改革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 进入专题 ： 政治改革    ● 徐贲 （ 进入专栏 ）        一、 政体的奠定时刻和“立法者”          政体对于制度和公民文化的创制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政体是如何形成和奠定的呢？谁是政体的建立者呢？谁又可能是政体的改造者呢？对这样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是，政体的形成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开创时刻”，政体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无论是制度的特征，还是国民文化的特点，都有一个国家自己的特点。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政体特点的许多描述可以说表现了这样的“自然形成”观念。在美国形成共和民主的制度之前，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已经在他们的地方生活中实现民主的自治和治理了，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就已经在支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共同体运作了。美国独立之后，在宪法层面上确立民主共和制度，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种“自然形成”观的局限在于它的自然、传统或习惯条件决定论。按照这样的观点，中国传统的人治大于法治的政治制度，以及官贵民贱和阿Q式的国民性，都可以看成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中形成和维持的，因此对于中国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观点似乎也可以用来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即便有了共和革命，还有了共和宪法的订立，但结果仍然没有能真正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体。现成的简单结论是，中国政体的自然形成条件与西方民主共和就是不同，由于中国自己的运气或机遇原因，民主共和就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实行不了，既然如此，那就根本不应该去试图实现。     关于政体如何形成的第二种看法是，政体的形成有一个开创的时刻，而且，只有经过人们自己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确立的政体才能体现他们所追求的的优秀价值和政治之善。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看成是探求政治之善的科学，政治之善便是公正，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这使得政治成为一切科学之首：“一切科学和技术都以善为目的，所有之中最主要的科学尤其如此，政治学即是最主要的科学，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95）     政体的开创时刻早就成为政治经典著作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的政体，它的开创者就是哲人王，他的智慧的睿见使得他对政体深思熟虑的设计具有了一种无以代替的权威。马基雅维里关注的政体创建者包括罗慕路斯（Romulus，罗马的创立者）、摩西、居鲁士(Cyrus，波斯帝国的创立者)，他们是政体的伟大立法者（law-givers）和创立者。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也可以被看成这一意义的政体创立者。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篇里，就强调了美国共和的政体创立意义：“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伟大的政体立法者和创建者当然也包括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巴特、卡扎菲这样的人物，他们同样开创了一些打上他们个人印记的政体，并为之立法，以期万世长存。他们比谁都更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政体对于造就一国的“新人”有着极为重大的教育和塑造意义，所以不能把政体当成一件只能听由运气或所谓自然力量来决定的事情。他们都是最最重视政体建设的统治者。问题是，他们所建立的政体是优秀的还是邪恶的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去评判这些政体的性质呢？如果它们不符合优秀政体的公正和造福全体公民的要求，那么它们又是如何得以保存和加强的呢？     这些不妨成为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理论思考可以考虑的历史参照。在思考新民主主义时，历史带给我们的政治理论问题首先是它的理论准则是否有效的问题。先提出准则的有效性问题，而把它的正当性问题搁置起来，这是因为任何政治准则都是用美好、高尚的道义语言包装起来的，而不是因为那些准则根本就无从用批判理性去解析和揭露。正是由于在现有的条件下不能解析和揭露正当性问题，人们才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有效性这个次要的问题。而更加等而下之的是，往往连讨论有效性这个次要问题也是多有禁忌。     古罗马人重实践远胜于理论，因此特别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西塞罗把历史上逝去的时代看作是当代的见证，“历史的火炬照临现实，使往事的追忆焕发生命，使人类的生存有例可循，并重温来自昔日岁月的音讯。”政治理论与历史鉴证之间的联系来自一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无法为今天人们提供的思考问题，那就是二十世纪人类特有极权政体。在亚里士多德所归纳的三种基本政体模式（分别有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执掌）种，没有一个是完全坏的或完全好的，而最后是将它们加以混合。但是，二十世纪的极权灾难之后，似乎已经很少有人会说，像希特勒那样的纳粹统治，或者像《1984》那样的极权世界既不全坏也不全好，也很少有人会说，改变这样的政权或政体，可以运用“三七开”或“去伪存真”的办法。改变这样的政体必须从政治理论上加以推翻，也必须在制度和公民文化上进行根本的变革。           二、 政治改革与政体改造          对政体变革可能有两种期许，一是出现伟大的变革者或颠覆者，二是公民的奋起，在这种奋起中，公民运动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前一种的代表是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后一种的代表便是2011年风起云涌的中东变革；历史证明，前者并未能完成变革，历史也许也会证明，后者虽然能够让许多人发泄对旧政权的仇恨，但却无法消除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懵懂茫然。     政治改革，特别是触及政体的政治改革，是公民群体中的领袖和精英，尤其是他们当中善于思考的那些人，担负起责任。他们必须对政体作出深思熟虑的慎重选择。与此同时，普通的公民们也要有机会参与其中。惟有如此，一旦政治领袖或精英自称是代表广大公民，却是选择了一种排斥大多数人可以参与的寡头或专制政体时，广大的公民群体仍有可能拒绝这样的选择，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要求一个公正的，符合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制度。     在政体创立的时刻，人民往往并不能成为立法者，立法者往往是那个历史时刻被人民接受为领袖的政治精英，这些立法者如果扮演错了角色，那就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巨大不幸，因为错失政体创立时刻的过失是无法弥补的。近代中国就曾经多次错失过政体创立或重新创立的机会，民国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甚至以“文革”的沉重代价换来的“拨乱反正”机遇，都被错失掉了。一个公正的，符合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政体始终没有能建立起来。     仅仅有一位伟大的“立法者”，并不能保证民主的制度就能有效地建立起来，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扮演过这样一个角色，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体。民主政体能否得以确立，建立以后具有怎样的民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是否准备好了。在这一点上，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美国改变和建立那个被称之为民主共和的美国政体时，美国人已经准备好了。可是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人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政体教育而成的。因此，今天有人担忧，中国的民众还没有为民主改革做好准备，这种担忧可能让人们感觉到公民启蒙的重要和迫切，也可能陷入对中国民主前景的悲观失望之中。前一种可能会使人们加倍努力地去推动民主改革，而后一种可能则会成为拖延或者甚至反对民主改革的借口。     对政治改革有两种不同的想象方式，各自对当前的政体正当性缺失有一种不同的估计。第一种是要把腐败、堕落了政体恢复为它原先的“正确”原状。第二种是认为，恰恰是原有的政体滋生了今天的腐败和堕落，因此必须改变原有的政体，而代之以一种更优秀、更正当的政体。前一种往往被称为“改良”，而后一种则被称为“革命”。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中那个著名的政体六分法表明的便是第一种政治变化的可能，“我们把正确的政体分为三类，即君主制、贵族制（政体）和共和制；这些政体又有三类相应的变体：僭主制或暴君制是君主制的蜕变，寡头政体是贵族政体的蜕变，平民政体是共和政体的蜕变。”（117）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蜕变”指的是由于权力的腐败（不公正、把一部分人的利益凌驾于全体公民之上），他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只要发生了权力腐败，都会从优秀的政体蜕变成恶劣的政体，而只要优秀，不同的政体之间只有好一点和更好一点的不同，而没有正当和不正当的区别。文艺复兴时期的“开明君主”和后来的“开明专制”都是以此来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在今天的民主时代，这样的政体观显然已经难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当今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改革观仍然是亚里士多德的，它的出发点是不质疑现有政体的正当性，或者至少是搁置这种质疑。这样的“改革”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改良，它可以让人民得到一些现在受到严格控制的言论、集会、新闻等自由，甚至得到某些低程度、被主导的选举权，但是，这样的自由和权利是没有政体制度保证的，是权力随时可以收回去的。这样的改革只不过是在现有的政体内的改良，造成一些从不宽松到较宽松，从不开明到较开明的体制内差别。     真正的政治改革，它的含义要比这深刻得多，也本质的多。现有政体内的改良可能成为将来更大政治改革要求的诱因，成为一个形成新价值的窗口和一个公民启蒙的机遇，甚至成为一种公民权利尝试和民主文化准备。在这种政治改良过程中，如果人民觉得政体本身不可能充分改良，或者他们不再信任和满足于永远停留在局部的改良，那么，他们就一定不会让政治改革只是停留在原有政体的限制范围之内，而是会进一步地要求政体的政治改革和彻底改造。     期待或断言这样的政体改革和改造还为时过早，但是，谁又能说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过去几十年的世界变化为人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提供了许多历史例证，许多变化都不是政治理论所能预言的。政治理论为可能的历史变化提供准则，但是准则远不如例证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使人们在不可能的时刻看到可能，在希望渺茫时不放弃希望的，不是政治理论的推导和预测，而正是发生在历史中的那些出人意外的事件和突变。 进入 徐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00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许纪霖：中国改革也需要基层设计 进入专题 ： 社会建设 改革 民主    ● 许纪霖 （ 进入专栏 ）       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各界和舆论也一直呼吁要有顶层设计，进行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建设。     以宪政建设为核心的顶层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改革是解决中国现有问题的关键，唯此，才能让社会有良性的发展，释放出人性中善的一面，逐步形成一个自由、平等、人人有尊严的公平社会。但是，我们不能就此陷入“制度决定论”的思维，以为“政治改革，一抓就灵”，只要政治改革成功了，一切社会和伦理问题都可水到渠成，迎刃而解。政治改革是上层建筑，需要社会基础，需要有相应的基层设计来配合它。如果说，顶层设计的核心是民主、宪政和法治的话，那么，同样需要相应的、配套的基层设计。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定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战略思路，改变毛泽东时代由政府包办、控制、管理一切的全能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给社会松绑，尽量扩大社会的自主性，积极培育市民社会的建设。     “小政府、大社会”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流思路。但近十年来，“小政府、大社会”讲得比较少了，更多地强调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最近，广东重新提出鼓励社会的自主发展，试行社会组织不再有主管单位、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这一改革试验得到了民政部的高度肯定。放在中国的改革大局中去思考，广东的试验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组织管理的具体政策措施，而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它意味着重新延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让社会重新恢复活力，让其自主发展，而政府只是在现行法律和宏观政策上加以指导，而不是直接干预。     顶层设计重点在于国家的制度建构，基层设计则着眼于社会的自主性建设。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的大课题，值得认真对待和思考。          托克维尔的启示          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在漫长的二千年中国历史当中，中国虽然实行的是中央一统天下的郡县制，但国家权力的统治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镇和村庄，并没有政府的基层机构。虽然国家权力不下乡，没有深入基层，但在大部分朝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中国社会的底层还是秩序井然，民众能够安居乐业。个中秘密在于，在传统中国，有一个相对区别于国家的基层社会。这个社会，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由儒家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实行乡村的基层组织和管理。     明清以后，不仅乡村，而且城市日常生活的管理也由士绅们来领导，被称为“士绅为核心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基层社会的各项公共事务，从水利、慈善、消防，到祭祀、教育、调解纠纷，都是由宗法家族自己解决，或者由士绅为领袖的地方性“权力的文化网络”自我管理。     国家政权的县一级政府，只管理收税和刑事诉讼这两件大事。这样，古代中国的国家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比今天要低得多，但因为有士绅为核心、宗法家族为基础的自主性基础社会的存在，整个国家依然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维系着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     中国的乡村自治传统，到了晚清和民国之后，被逐渐破坏，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一步步深入到基层社会，大量的地方精英流失，乡村的公共事务被各种土豪劣绅把持，国家权力借助他们延伸到基层，鱼肉百姓，民不聊生，中共的乡村革命就是在过度国家化的乡村危机背景下爆发的。1949年之后，建立起由国家全面控制基层的全能主义社会，使得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才定下“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战略，让社会从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恢复现代社会应有的活力。     现代社会乃是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从梁启超、孙中山开始，众多改革人物都将乡村自治和地方自治作为中国复兴和变法改革的重要环节，认为国家的民主与宪政首先要从基层和地方开始。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在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同时，都非常重视地方自治的基层设计，设计方案除了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受到美国地方自治成功经验的启发。     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著《美国的民主》，是他当年考察美国民主的思考结晶。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带着一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法国1789年大革命之后血流成河，旧制度多次复辟？为什么法国无法跳出民主与专制的历史循环，而美国又如何在革命之后成功地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他在美国周游一圈之后终于发现，美国民主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美国的民主有社会基础，这就是自英国统治13个殖民地期间的地方自治传统。它使得美国人民具有丰富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民主经验，大批的自愿性社团让社会生气勃勃，形成了自发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又涌现出一批草根出身的地方自治领袖，如美国开国元勋从华盛顿到杰弗逊、麦迪森，都是多年领导地方自治的德高望重的精英，他们把地方民主的经验带到整个国家制度的实践上，使国家的宪政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托克维尔对此称赞不已，感慨法国因为长期的君主绝对专制制度和官僚统治，使得国家权力过于强大，而社会缺乏像美国那样的地方自治，以至于新建立的人民主权徒有虚名，旧制度的幽魂很容易在新政权的躯壳中借尸还魂。     托克维尔的思考给后人这样一个启示：一个国家的民主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而且还需要基层设计，否则的话，民主制度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空中楼阁，其基础是不牢固的，流质易变。     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民主的实验，一百年之前的民国肇建之初，多党制、议会内阁制、司法独立等一套现代民主制度都有过良美的设计，还一度实践过，然而不过几年，统统归于失败。民国初年民主制度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乃是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城市上层的革命，而乡村和基层社会没有太大的变化，缺乏地方自治的基层民主传统来支撑上层的民主变革。          民主要从基层做起          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究竟什么叫民主？民主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按照经典的民主解释，民主就是通过普遍性的投票选举国家与地方的政治领袖，也就是说，民主就是以普选为核心的制度。这种投票式民主虽然不错，但绝非是民主的全部内容。     真正的民主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这个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政治生活领域，让公民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统治的自治能力。从这个意义而言，地方的民主、基层的民主有时候比国家的民主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还更重要。美国的总统选举，除非是非常时期，一般时投票率不高，国家公共事务对于许多人来说隔阂得很，不一定与切身利益相关，因而，往往会产生放弃投票、放弃权利的“公民冷漠症”。支撑美国民主的核心，反而是地方选举。公民们参与热情最高的是乡镇一级的地方选举。乡镇一级的公共事务，比如地方财政是否要增税、纳税人的钱如何支出、学校和图书馆的建设、道路和绿化的改善等等，都与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相关。     不久前在广东发生的乌坎事件及其成功的化解经验，也证明了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要自下而上，从基层民主、地方自治开始，逐步让公民们形成自我管理的习惯，形成地方自治的能力，这才能为国家的整体制度转型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充沛的底层动力。     民主具有内在价值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美国20世纪著名思想家杜威说过，民主不仅是一套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在现代多元社会里面，人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价值信仰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高度分化的人群，如何“和而不同”，彼此相处，共同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社群之中？这就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领域学会倾听，学会交流和对话，学会与自己利益冲突的人群交易妥协，学会与不同价值、不同信仰的他人和平共处。这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制度层面的设计只是为日常生活的民主提供必要的制度平台和法律框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自主性的社会，让民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生长出来，形成一套来自于生活世界的政治文化。一个民主的国家，只有在公民之中养成了普遍的民主习惯，倾听、容忍、妥协和尊重他人成为公认的美德，民主才不仅有法律的制度性平台，也有更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           黑社会为何屡禁不绝？          一个自主性的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有各种合法的、活跃的自愿性社团。现代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社群在市场经济和社会高度流动的冲击下，处于持续性的解体之中，个人离开了传统社群的庇护，被抛到社会上，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化的个人。然而，人毕竟是群体性的动物，激烈的生存竞争一方面使人们相互分离，相互对立；另一方面又迫使人们寻找同道，重新组织起来，形成各种自愿性的社团，以寻求共同的利益。     当今中国有些地方黑社会猖獗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温和的、合法的民间组织缺席的时候，社会形成了一个秩序的真空，处于原子化的个人需要有安全感，需要去寻找庇护者，于是被迫依附于黑社会寻求保护。那么，回到原来的全能主义手段，用行政权力全面管控社会、打击黑社会行不行？从短期来说，这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但从长期而言，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会抑制社会自身的活力，负面效果明显。而且，不少地区的黑社会与政府中的腐败官员互相勾结，形成有保护的黑社会势力，反而更加猖獗。     社会如同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合法的民间社团是健康的细胞，相互之间会形成自我保护的免疫功能系统，假如正常的细胞受到压抑，黑社会这类癌细胞就会迅速繁殖、扩散。因此，只有积极鼓励和发展合法的民间社团，与政府的管理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从根子上打击黑社会，铲除黑社会的群众基础。即使在某些非常时期出现了短暂的“行政失灵”，政府权力瘫痪，社会依靠自身的社会组织网络，也会维持自发的秩序，暂时的政治动荡不会诱发全面的社会秩序危机。如今中国的最大危险在于，社会稳定通通押宝在政府强有力的有效管理上，一旦出现权力失控，社会就会随之大乱。     如今有一些官员总是很惧怕社会民间组织，担心他们会形成有组织的对立面，借维权名义挑战政府权威。这需要转变执政的思维。即使是民主社会，也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冲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指出，美国的社会冲突一点也不比中国少，但它并没有演化成制度性问题。因为美国有一套政府与社会、社会不同群体博弈的制度规则，但中国目前还没有。     事实上，当群体事件爆发的时候，政府最大的敌人不是有组织的社团，而是一帮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因为在采取必要的镇压措施之前，政府总是希望通过沟通和谈判来解决问题。但面对乌合之众找不到谈判的对手，即使推出临时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也很容易被激进的群众所否决。     一批没有组织化的群众，谁最激进，调子越高，总是会成为新的群众领袖。因为，乌合之众总是希望一次性获得最大的利益，因而很难与之对话和谈判。因为缺乏理性，自身没有组织，群体事件往往会演变为暴力的打砸抢。但有组织的群体，具有自我约束机制，很少会诉诸于暴力，而且追求的是长期的、稳定的利益，派出的谈判代表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政府比较容易与他们达到相互利益的妥协和平衡。     一个法治国家，不仅需要理性的政府，也需要理性的社会。这个理性的社会，要有发达的民间社团和成熟的草根领袖。在传统中国，儒家精英就是民间的草根领袖，他们在民间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而且与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一方面代替政府管理民间社会，另一方面又代表民间与国家进行理性的政治博弈。     在中国走向民主化、宪政化的政治改革过程之中，基层设计与顶层设计同样重要。民主不该是一座沙雕之塔，而应是一颗根深叶茂的大树，政治的通天塔所需要的，不是原子化的流沙，而是有机的坚实大地。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建设 改革 民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12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改革，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原文地址： 贺卫方：转型时期的司法与传媒 作者： 太行山人     腾讯“思享时间”邀请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参与微博访谈。“思享时间”由 腾讯网 燕山大讲堂出品，每周邀请各界思想者在线与网友交流。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这两者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本期访谈的话题是：转型时期的司法与传媒。现场网友积极参与话题讨论，提问微博共计400余条，贺卫方老师就其中的部分提问进行了回答。     下面是贺老师与网友们的微博对话录： iceman7662 ：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您好，您对政法委职能改革直至不再干预司法部门人事安排和具体案件审判，以及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直至建立人民陪审团制度，有怎样的思考和建议吗？ 贺卫方： 关于政法委，完全应当遵循十三大开启的路线，全部废除。这个机构的存在强化了党对司法的控制，在许多地方公安部门首长同时担任政法委书记的情况下，强化了公安对检察院和法院的控制。审委会也应该废除。陪审团制度在中国引进并不具备条件。 李菁： #提问贺卫方#我们看了建党伟业，学习革命前辈的精神，根据现有法律能否合法成立政党？ 贺卫方： 你活够了？ 陈小珣： #提问贺卫方# 《新西山会议记录》中你真的说过那些话吗？我们偷看类似《新西山会议记录》之类的东西，值得鼓励吗？ 贺卫方： 是我说的，很值得鼓励。不需要偷看吧，在我的博客里就有嘛。 李国盛 ：#提问贺卫方#有个朋友问“一大批更加庸俗但善于利益博弈的政客会更趋向民主社会吗？”，贺老师怎么看？政治领域，无形的手仍然起作用吗？ 贺卫方： 我觉得政治跟经济一定有某些不同。人类历史表明，政治制度的改善离不开人们内心的崇高感，以及某种展现这种崇高感的平台（如议会）的出现。当然，再崇高的话语也不能完全排斥利益和某种虚荣心的作用。 子云 ：#提问贺卫方#司法系统会有一种通常的抱怨，认为是传媒强暴了司法独立。比如说之前的刘涌案、张金柱案，近期的李昌奎案、药家鑫案？贺老师怎么看？果真是传媒强暴了司法么？ 贺卫方： 很多时候司法主动接受强暴，还乐呵呵的呢。例如刘涌案。其实这也是老太太买柿子，专拣软的捏。为什么不能清楚地看到，不是媒体直接干预司法，而是官员通过批示才使得司法不得不从呢？ 李国盛 ：#提问贺卫方#这几天社会热点事件不断，有人说“现在是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贺老师怎么看？ 贺卫方： 倒逼这个词有些费解，其实改革一直都是在民众的压力下进行的。 郭志强 ：#提问贺卫方#请问贺教授，对于非法证据，您是怎样理解的？ 贺卫方： 对于通过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窃听等方式获得的证据法庭不应采信，这是杜绝政府违法的一个重要途径。 仗剑天涯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希望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人权在哪里，自由又在哪里？ 贺卫方： 我想起香港大学校长说北大的话，北大门卫对每一个要进入北大的人都要问三句最具哲学意味的话：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可见北大多么牛！你的问i题每一个都可以写无数文章了。 余兴超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怎么看现在学生，只有通过了司法考试，才能实现捍卫法治社会的理想，司法考试又成了一根指挥棒，大家只关心考试，大学法学的素质教育又该如何普及呢？期待您的回答 贺卫方： 这个不大好回答。我的建议只能是，既争取考过司考，同时也不耽误素质的提升。唉，说了等于没说，对不起。 芊芊 ：#提问贺卫方#微博对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有什么影响？ 贺卫方： 现在看来影响大了去了。虽然在某些事项上也有双刃剑的效果，但整体上还是益处多多。 叶慕语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您觉得中国是个民主国家吗？为何政府的监督有那么多是摆设？为什民渠不畅？为什听证和选举离百姓那么远呢？ 贺卫方： 离民主国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基本上还停留在党主阶段。 至理 ：#提问贺卫方#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四十的公民，到现在没有一次政治投票权！！ 贺卫方 ：俺五十多了，跟你一样悲催。 天淡云闲 ：#提问贺卫方#鹤老,公众对于诸如央视,党报党刊等媒体的厌恶与不信任到了历史最高点,甚至将这种厌恶加诸媒体工作者,我们很清除个体的力量无法改变目前体制强力,在无法改变体制的当下,媒体工作者如何改变个体境遇? 贺卫方： 建军兄：你也可以看到，在某些媒体如南方系，新闻人已经通过他们的抗争得到了职业尊严。对于动车事故，近日东方早报和新京报都有很出彩的报道。归根结底还是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啊。 陈小珣 ：#提问贺卫方# 你在呼吁废除死刑的时候是说心里话吗？我们如何确定你不是为了某一既得利益阶层而说假话？全国上下形成了说假话的风气，面对貌似真诚的假话假知识，莘莘学子如何判别？ 贺卫方： 你应该知道，死刑犯里，小民百姓比权力阶层不知要高多少。前几天一位网友说得好：在法律不得遵行的地方，有死刑比无死刑更恶。有死刑，权贵们用钱用权可换不死，而贫贱小民却会冤死；无死刑，权贵固然不会死，但是小民们也少了冤死的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啊。与“解恨”相比，“生命”无疑更为重要。 匕页禾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您好，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1.请问您认为我国现在的国情是否真正适合废除死刑？2.在媒体对重大案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和人民法制观念越来越强的今天，司法部门如何做到司法公正？ 贺卫方： 台湾在过去近十年里只执行两起死刑。韩国似乎在事实上已经废除死刑。为什么我们的国情就不能废除？欧洲也是经历了艰苦的斗争才废除的。后一个问题，回答很简单：司法独立！ 晴朗的天空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凤凰卫视准备组织一场贺卫方PK五毛主席染香的辩论。假如要举办，您会参加吗？ 贺卫方： 那完全是一个笑话。凤凰卫视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再说我怎么会去跟她或他辩论？在微博上我已经推荐让人大 张鸣 兄跟她辩论了。京师民谚：要见红，找张鸣。呵呵。 曹鹏 ：#提问贺卫方#媒体影响公众的判断，又怎样影响法官，如果禁止法官接触报道的话？所谓汹汹“民意”如果影响司法独立，请问这是如何发生的？司法独立需要通过限制媒体讨论来“保护”吗？贺卫方(贺卫方(@heweifangbj)) 贺卫方： 关键是司法独立，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一定严格依照法律裁判案件。限制媒体和言论自由是专制，也无法保障司法独立。 月下 ：#提问贺卫方#在现在这种制度和社会现实下,法律人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 贺卫方： 你看陈有西、杨金柱等律师的表现，可以获得很多启发。 燕山大讲堂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对那些独立参选人是什么预期？ 贺卫方： 他们唤起了更多的人对民主的关注，值得嘉许。未来怎样发展，还要观察。在现行人大体制下，即便有几个独立参选成功的人大代表，也无法改变整体上人大无所作为的格局。 陈宏律师 ：#提问贺卫方#贺教授，你好，目前悉闻全国律协就北海律师遭遇问题已提出交涉，作为学术界的权威，您对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利保障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贺卫方： 关于北海打压律师的事件，抱歉我没有关注。不过在写给重庆法律界的公开信里，我谈到了迫害律师的可怕后果。http：//url.cn/00IcBk 牛鬼_行者 ：#提问贺卫方# 贺卫方(@heweifangbj) 支持贺老师的信念是什么？是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总得做点什么”？ 贺卫方： 假戏当真做，死马当活马，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已。 张小琳 ：#提问贺卫方# 贺卫方(@heweifangbj) 有真正的自由么？ 贺卫方： 容我反问你：什么是你理解的真正的自由？ 燕山大讲堂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可否谈下“宪法71条”？ 贺卫方： 这个我准备近日专门写一点东西。总而言之，特别调查委员会三十年不启动是典型地体现中国宪政困境的一个标本。 2012 ：#提问贺卫方#今年，一些中央部门公布了部分财务情况，贺老师觉得这是民意压力，还是“党的英明决策”？ 贺卫方： 党已经英明六十多年，今天才半遮半掩地开了一个小缝。当然是民意压力的结果。 芊芊 ：#提问贺卫方# 在中国，贺老师觉得司法独立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贺卫方： 解决政党与司法之间关系的合理化。另外就是财政和人事体制了。 李国盛 ：#提问贺卫方# 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司法界提倡“人民满意至上”，这种提法的背后是什么逻辑在起作用？ 贺卫方： 实际上是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我的评论见http：//url.cn/1hCmFg 李国盛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怎么看动车追尾事件中，铁道部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 贺卫方： 信息本身我无从评论，但是让铁道部这个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垄断信息披露权，则完全无法赢得人们的信赖。 柴建新 ：#提问贺卫方#1、中国现在是否是真正的法制社会？2、“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3、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根源在哪里？4、中国能否遏制”官本位”？ 贺卫方： 1、不是；2、以德治国已经被两千年历史证明是荒唐的；3、意识形态的桎梏无法突破；4、暂时很难，虽然已经有些好转。 蜜罐 ：#提问贺卫方# 您对现状的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的情况，有良性的预期么？预计我们多久能看到改变？会改变么？ 贺卫方： 我只能良性预期了。至于时间要多久，那真是不大好说。 江一歌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您好，在媒体偏向性地引导社会舆论的时候，如何通过司法约束保证媒体报导的客观性呢？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下，您认为国家安全和媒体自由之间应该如何平衡？ 贺卫方： 媒体的偏向性报道更多地要通过合理的新闻格局来逐渐治理。更重要的是，必须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国家安全与媒体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自由的新闻对国家安全危害最大。 难眠丶 ：#提问贺卫方#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金钱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才能看到司法的公正 贺卫方： 金钱时代倒也不是坏事。如果每一个人都特别在意自己财产的安全，那也是推荐司法公正的一个有力的力量。 周勇 ：#提问贺卫方#这些年发生了很多杀人案件，可是中国的法律对这些案件的审查好像有些不公，例如前不久的一名男子强奸了一名少女，并把她杀死，还杀了她三岁的弟弟，可到最后却应认错态度好，被判缓刑，我想知道你对这事有何看法，对中国的法律有何看法 贺卫方： 这个问题太大了。对于具体审判过程，我没有多少了解。如果云南省高院合议庭认为有自首情节，可以判决死缓，这是它的裁量权的一部分。不过，该案已经决定重审，等待结果吧。 海岸线 ：#提问贺卫方#请问贺教授，在现实情况下公民如何更直接的参与改革或推动改革？您理想中的独立的司法体系是怎么样的构架的？更接近于现实中的哪个国家？ 贺卫方： 能把日本学得像一些就不错。或者学自己人——台湾。 沉沙 ：#提问贺卫方#针对这次铁路重大事故，贺老师正在呼吁启动人大特别委员会。我们知道，铁道部是国务院下属机构，国务院调查组实质上就是铁道部调查组。您的倡议是否意味着，对国务院调查组不信任？ 贺卫方： 当然不信任。铁道部正是国务院自家的下属呢。而且这样的调查必须有公开透明的程序，国务院调查组有么？ 刹那芳华 ：#提问贺卫方#生命无疑是可贵的，但正所谓“乱世用重典”，该冷血的时候却含情脉脉，是否会导致更乱的社会后果呢？以中国现在的国情及国民素质谈全面废死，是否为时尚早？贺教授您以为呢？ 贺卫方： 你觉得我们能有我们不冷血那一天么？贝卡利亚说：人的心灵如像液体般总是顺应着周围事物。随着刑罚日益残酷，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严峻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为了摆脱一次犯罪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也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 牛鬼_行者 ：#提问贺卫方# 贺卫方(@heweifangbj) 如您所说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事到如今，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一个个解决，但是很多人已经没有了这个信心和耐心。也许，与其“死马当活马医”，不如立足于怎么给马收尸，不至于“天下溺”。要培养理性、正义感和法制精神，您认为从何入手？ 贺卫方： 也许从大家都觉得没有信心的某些现行体制入手，激活它们，就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你总不能想象革命嘛。 大牛无形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好！不久前我们在石河子见面了。我的问题是：铁道部仅仅是国务院的一个普通部门，却一直拥有独立的公检法队伍。这种情况正常吗？国际上有类似这样的司法“怪胎”吗？ 贺卫方： 的确是怪胎，应该废除。 老甜菜 ：#提问贺卫方# 关于死刑，我个人认为应该在自由刑更重及得到更严格执行前提下废除，老师以为如何？ 贺卫方： 其实，我们的自由刑比较起来已经是很重的了。只不过某些犯罪从死缓到无期到更短的刑罚，令人不安。可以建立更长的无期徒刑，例如判两百年，不许减刑。 刘政 ：#提问贺卫方#请问贺老师，司法独立也许能解决权贵干涉的问题，你认为一个司法独立能解决金钱交易造成的司法腐败吗？这会不会又成了另一个独立王国？ 贺卫方： 司法独立不排斥监督啊。反而是不独立导致决策过程不透明，甚至何人作出的判决也都不清楚（所谓集体负责集体不负责），你监督谁去？ 赵小飘 ：#提问贺卫方#请问这次的李昌奎案，云南的那个审判委员会，据说是行政化安排，造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您认为这个情况合理吗？算是干扰司法独立吗？ 贺卫方： 从学理上说审委会是干预司法独立的制度，但是就现行法而言，它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阿亮学长 ：#提问贺卫方#一所可以说是比较垫底的二本院校的法学专业学生去考北大法学院的研究生现实吗？目前开始上大二了，不想随遇而安，想拼命的学几年，希望能成功，你说我的目标是不是有点不现实？ 贺卫方： 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事实上，北大一直有一些二本院校的学生考成研究生。当年张隆溪连本科都没读过，硬是一下子考上北大比较文学的硕士生，现在是旅美学者。大名鼎鼎的易中天先生也没读过本科啊。 游戏王网吧 ：#提问贺卫方#。不知道贺老(贺卫方(@heweifangbj) )怎么看待《颠覆国家政权罪》，百度百科定义为“包括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等各种手段。”。此条是否有违常理，如同“千秋万载，世代帝王”一般。照此说来，自秦建立皇帝之后，各代统治阶层都犯了此罪。国外的包括伊拉克和利比亚等。 贺卫方： 应该说，这项罪名有时候会变成麻袋罪，在定罪量刑中都存在着相当的随意性。 酒鬼 ：#提问贺卫方# 用“打天下”一词替代“取得执政权”的宪政理念，是不是就可以把国家的主人，变成了打天下所争夺的标的物？有打天下必有坐天下，有因有果，没打过天下的人想轮流坐天下，门都没有。这样理解对吗？ 贺卫方： 对于不少人来说，正是你所归纳的这个逻辑。不过，这是一个反民主的逻辑。 你 ：#提问贺卫方#为什么有好多的负面新闻不能广播呢？是为了安慰民心，还是为了什么？ 贺卫方： 掩饰错误，歌舞升平……各种动机都有，但是结果却是，最终导致真理的雪崩和人民普遍的幻灭感。 何辉 ：#提问贺卫方#请问，二审终审出现显失公正的判决时，不启动重审程序，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就像您说的，废死应当是在立法领域而非司法领域，那么司法领域以此为借口明显枉法，但是又似乎在自由裁量范围之内的时候，可以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吗？ 贺卫方： 实际上，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法律里还是一种经常运行的机制。例如云南高院这次不就决定重审奎案了么。只是从制度安定的角度，我们这种司法是层次很低的一种。司法不可能做到不出错，也难以做到有错必纠。要区分怎样的错误，分别对待。 拨云见日 ：#提问贺卫方#在中国纪检委的权利至高无上，每个案子的走向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制造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权利完全建立在司法之上，纪委的双规是否合法，怎样才能使他们的权利得到制衡。 贺卫方： 那就是一种非法权力，必须废除。 君磊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您觉得司法改革能先行于政治体制改革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贺卫方： 我总的感觉，人大的改革比司法改革要更困难一些。不过，从司法改革的经验看，改革本身还是有某种联动特性，它是一项全局性的事业。否则，单兵突进，总会碰到某个天花板。 盘子 ：#提问贺卫方#您曾经说只要判轻的案件就不要重审，只是不是死不改错那，难道那些被犯罪行为伤害的人的权益不保护吗，法律到底是保护违法者还是守法者，犯罪者被枉法轻判就不重审，这是不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那 贺卫方： 这个问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我希望有空再详细讨论一下。 筑道中人 ：#提问贺卫方#”贺卫方教授别再为黑恶势力辩护了，别再给中国社会尚存的社会正义抹黑了，你的那个‘我们’的法治理想，最多如你自己所说，只能在你‘心中’。”摘自http：//url.cn/1r5Qm1 有人称你是黑恶势力法律总顾问，你怎么认为？ 贺卫方： 对于这种抹黑，我一点也不介意。等于说是对我的表彰。 张金良 ：#提问贺卫方#贺老，您说中国的高房价有没有政府的因素在里面？网上有人说中国的高房价是政府为了实现让人民不添乱不破坏稳定才为之的。高房价让绝大多数年轻人面临买不起房的窘境进而影响婚姻大事，男人们因此埋头苦干赚钱买房娶媳妇，而无暇顾及权利的行使更不会去关心自由法治和人权保障？您怎么看？ 贺卫方 ：分析这样的问题完全超出我的知识边界了。对不起。 木一叶 ：#提问贺卫方#请问：当前是盛世还是乱世？对权力腐败应不应当用重典？ 贺卫方 ：没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议会监督，杀某些贪官也不过是忽悠国民而已。 霍伟 ：#提问贺卫方#贺老师，请问：你坚持废除死刑，可你调查过全中国的民众有多少人支持废死吗？在我办案的过程中，还没有见过支持废死的被害人家属及其周围的群众，废死与否是遵从我们法律人的理念，还是民意呢？ 贺卫方： 在清末西方传教士推动妇女天足不裹脚时，中国绝大多数妇女都反对。 郑建伟律师 ：#提问贺卫方#你对现在律师通过微博成为了新媒体人如何看待？ 贺卫方： 大好事！ 陈小珣 ：#提问贺卫方#看《新西山会议记录》，觉得你在讲心里话；看你呼吁废除死刑，怕你说假话，为既得利益阶层呐喊。你到底在说假话还是真话？还是某些时候说假话，某些时候说真话？ 贺卫方： 好奇怪，我一直都在说真话。 琦乐无穷 ：#提问贺卫方#小民百姓虽然可以不死了，可那些罪大恶极的贪污腐败分子、黑恶势力不更加可以运用手中的钱权为自已的罪行开脱吗？都不用死了，那些败类还会有所惧吗？为了能用死刑惩罚到那些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败类，如果需要用小民百姓的死来陪绑，我想我们中国勤劳、善良、勇敢的小民绝对不乏响应者 贺卫方： 我不相信。 苏苏 ：#提问贺卫方# 贺老师您好，这么多年您被喝过茶或者受过类似形式的思想教育吗？ 贺卫方： 大致上还不算。谢谢关心！ 滕松律师 ：#提问贺卫方#贺教授，普世价值在中国能传播下去吗？ 贺卫方： 我看到的倒是非普世价值的前景不妙。 文化 ：#提问贺卫方#：“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适用于现在的中国吗？ 贺卫方： 如果制度的效果是人民自己在统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陈光诚已经委托中国官员代办出国手续，以期尽快赴美读书，此事还未有最新的进展。他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回顾了被软禁经历：山东政府已经为他修建一座“特殊监狱”，政府组织十四人“五毛团”曾对他进行游说。 德国之声：您在医院诊治的情况怎么样？ 陈光诚： 还行，查了以后没有太大的问题，肠胃也查了，还是慢性肠炎，出血基本得到控制，脚上有三块骨头断裂，打着石膏呢，现在在床上躺着，基本不能行走。 德国之声：护照的事情办得如何了？ 陈光诚：我已经委托中央派来的人，我说：我现在躺在床上也不能动，请你们帮忙办理一下，他答应了，他说：中央都明确表态了，肯定会办的，尽管放心。但是并没有告诉我时间。 德国之声：有中国网友反映，您在医院还是”被封闭”的， 他们 也不能探望，如果您的身体健康无大碍的话，是不是会回美国使馆等护照？ 陈光诚： 我想他们不会让我回到使馆等吧，因为现在美国大使馆的人来看我他们都不让看。 德国之声：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拜登等官员都已表态，一旦中方办好手续，将尽快帮助您赴美，但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也说，只要你没有安全在美国落地，都担心有变数，您担心吗？ 陈光诚：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什么都可能有，我想也可能有变数，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要履行这个条约的，履行双方协议，如果有变数，即使我有麻烦，他们的麻烦更大。 德国之声：您是否了解您的侄子陈克贵的现状？是否担心家人的安全？ 陈光诚： 我听说他被拘留了，但具体的情况还不了解，我还是很担心家人的安全，大哥他们都被威胁得很厉害，我走了以后，大哥被抓去关了很长时间。 你想想这样的事情多么的无耻，他们半夜翻墙跑到别人家里，把人打急了，人家反抗；他们打人无罪，反抗却有罪？这是什么逻辑，听说他们打克贵打得很狠，请的律师也被限制自由，还讲不讲理？我昨天和中央派来和我接触的官员也提到这件事情，我说：”实在太无法无天了”，他说要记下来，并且表示要汇报，我不知道他们汇报后会有什么结果。 德国之声：这两天媒体也曝出在您被软禁期间，2010年12月份，政府曾组织司马平邦等14个人到您的家中，他们和您见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陈光诚：对，他们在地方政府组织下，曾经到过我家，我一见面就知道他们是一帮”愤青、五毛”，他们前期拍了几张我们家人笑的照片发到网上，我就特别提高警惕，在眼镜片上贴了纸，用画笔在一个眼镜片上写的”非法拘禁老幼病残”、另一只眼镜片上写的是”入室强打惨无人道”，自从他们到达一直到走出来，我就戴着这个眼镜，他们也没有办法利用我，我想别的事我做不了，至少不能被他们利用了。如果再被利用就象我们在欺骗网民，我们当时和他们也有激烈的争辩，他们说中国有时候一加一不等于二，我问他们等于几，他也回答不上来；他们说：”你的事情还是解决了好，不要留在这儿让外国人利用，八国联军对我们的侵害还少吗？” 我当时问他们：”怎么解决？得在讲理的情况下解决，你们告诉我中国还有哪里是讲理的地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干什么去了。我们可以请国际公信力的机构来调查吗？请联合国调查行不行？” 他们说：”联合国还真不行，联合国反华！”他们录了我一个多小时的录像，但他们回去后一点也没透露。我在讲我们家人受到当地看守一系列毒打的过程，他们无动于衷，我现在完全可以确定，当时他们就是想利用我想欺骗公众。 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告诉我，你的四个哥哥我都见到了，他们都说得很好，后来我了解到他们仅仅见到了我四哥和二哥，我大哥和三哥他们都没见到，他们找了两个人临时扮演我大哥和三哥，他们无耻到何等程度。 德国之声：您当时知道中国网友发起的营救和声援您的活动吗？ 陈光诚： 我非常感谢这么多网友对我的关注，而且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次次的到东师古去挨打，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我的处境会非常的艰难，其实当时他们专门建了给我的”牢房”，从地板到房顶全部是钢筋编起来的，安装了特制的门，他们从去年8月份开始建这个”牢房”，就是打算把我家狠狠的折磨，他们说：”你这个事情，领导换一届换一届就这样下去了。” 没想到在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下，在11月份，他们把这个”牢房”拆了，监狱是国家的象征，国家才拥有监狱，没想到我们山东地方党委政府就有这样的权力，可能山东想独立吧。 请你们转达我的感谢，我非常感谢中国网友，他们非常有良知，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也是公平正义的希望。也请你们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想做，他们的能力比陈光诚不知强出多少倍。 德国之声：您说是暂时到美国休养和学习，您想过未来还会回到中国吗？ 陈光诚： 七年了，我连一个周末没有过，每时每刻都在他们的折磨中，我真的需要一段时间休养，中央派来的人也说中央承诺保障你享有宪法赋予你的权利和自由，我想我的出入自由都应该受到保障，尤其是在两国有协议的情况下，也期待大家共同监督。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李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