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下马之后， 其家人的下落和私生活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有媒体报导薄熙来哥哥李学明辞去光大国际董事等职，左派网民联署呼吁当局遵守法律还薄熙来自由。 图片：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右一），也即是李学明。 （新浪微博/记者心语） 北京公布薄熙来涉事处理决定之后， 其家人亲属的动态也受到外界关注。香港上市公司光大国际周三晚间发出公告，称李学明已辞职公司副主席以及执行董事的职务。公告表示：“从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出发，彼已经决定辞任董事会及其执行董事委员会职务，以尽量减少近期媒体发表的关于其家庭背景的某些报导可能对公司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早前香港《苹果日报》曾报道李学明就是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之后，光大银行上周也表示，将对李学明的身份做出调查。 据香港《经济日报》周四报道, 他过去9年，利用“李学明”之名，担任中国光大控股执行董事、 副总经理职务，每年年薪达170万元港币。据香港交易所资料显示，64岁的李学明在2010年与2011年出售光大国际1,200万股股票，套现4,320万港元。他曾担任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香港建设公司”副主席。也曾任航天科技（00031）董事副总裁，多年前被联交所翻旧帐谴责，指他违反上市规则。 而当局指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嫌杀人，当局仍未对外界说明案件相关细节。英国《每日电讯》星期二的消息，引述一位美国外交官取得的王立军的陈述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向王立军承认海伍德是她在一家重庆饭店中被毒死的，当时她就在房间里。并三度承认“是我干的”消息还称，当时海伍德被强行灌下氰化钾，海伍德吐出后，谷开来给他灌更多的毒药。 《纽约时报》 星期四也报道薄熙来的助手去年被发现窃听包括胡锦涛在内的高层电话，报道指去年八月，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用电话与一名在重庆的高级官员谈话时，特殊装置发现电话遭到窃听，而且是重庆官员所为。当时薄熙来为了收集来自党内的消息，要求王立军利用精密仪器进行窃听行为。 薄瓜瓜周一在哈佛大学校内向哈佛大学的校报《哈佛深红色》（Harvard Crimsom）投稿向外界澄清传言，他称，供他读书的所有花销是由他母亲谷开来担任律师期间执业的存款，否定了早前大连实德集团老板徐明为其提供奖学金。此言遭到许多中国网民的批评，网络活跃人士郭宝锋周四向本台表示:他说他自己的学习很好，都是靠他的奖学金和母亲的积蓄，但是两会时候薄熙来向传媒说薄瓜瓜的学费都是靠奖学金，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这样子一来说话都非常矛盾，外界还是不停的揣测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有人说，薄瓜瓜是薄熙来家族中洗钱的重要一个环节。 早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因声援薄熙来遭关停，另一个左派网站“ 红色中国”近日发起声援薄熙来行动，“还薄熙来自由”目前该声援文章依旧在网站首页显示（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 ）起草者包括左派网民项观奇、李文采等，他们抗议当局限制薄熙来人身自由的做法,认为这是违法的。他们表示强烈抗议中国共产党的违法行为，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代表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纠正中国共产党的违法做法，还薄熙来人生自由。目前该网站在中国境内已被屏蔽，海外用户仍然可以顺利浏览。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向本台表示：按照刑事诉讼法来说, 他是公务人员如果他有违法情况，他应该由检察院立案调查完全依靠法律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说是内部调查，或者说中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让他行使这样的权力，但是现在我们看薄熙来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公开的露面，也没有现有的法律依据，我内心来说是支持网民的要求，至少要依法公开保证人权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左派网民也发起连署活动，目前已有数百人加入签名。他们表示：“ 如果无法捍卫宪法将进一步发动全国人民，以集会、游行、示威等宪法赋予的权力对中国共产党违法拘禁薄熙来展开坚决斗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作者： 周保松  |  评论(2)  | 标签: 人權 , 自由主義 , 基本自由 ／为什么今天许多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国家，都愿意努力实现上述的权利？原因直接而简单，这些权利保障了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也就是说，当我们称某个个体可以合理地拥有某项权利时，即意味着这项权利充分保障了这个个体的根本福祉。这些福祉如此重要，以至构成足够的理由，要求其他人有责任不去干预或主动协助这个个体所要做的行动。／ 走进权利话语时代 周保松 《南风窗》（2012年第8期) 人作为人，作为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体，拥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至关重要，所以成文于宪法，实践于制度，并要求政府以保障和维护这些权利作为她的首要责任。这是十八世纪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降，整个现代世界最根本的政治想象。这个想象的重点，是将个人权利放在评价政治制度的中心。权利界定和限制了政府应做什么及不应做什么。一个政府，无论多么强大多么有效率，只要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会失去正当性。 无可否认，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观，和中国政治传统格格不入。但我们应该留意到，经过百多年历史发展，权利话语已在中国扎根，并日渐成为公共讨论中重要的道德资源。例如在中国宪法第二章，就清楚列明公民享有怎样的基本权利，中国政府迄今也签署加入了二十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在公民社会中，诉诸个人权利作为社会批判和公共行动的理由，更是日益普及。可以说，中国正在慢慢走进权利话语的时代。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人权情况已令人满意。远远不是。而是说，当政府在为她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作出辩护时，当公民在批评种种社会不公并追求政治变革时，“个体拥有权利，而政府和他人有义务尊重这些权利”这种说法不仅不再离经叛道，而且受到许多人的重视和认同。 但基于什么理由，个体可以拥有这些权利？这些理由为何具有那么重的道德份量？要建立一个以权利为本的社会，我们需要在制度、文化、对人的理解以至看世界的方式上，作出什么样的相应改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1 让我们先弄清一些基本概念。当我们说一个人拥有某种权利去做某件事时，即意味着其他人（包括政府）有一项相应的责任不去干预这个人做这件事，又或有责任去协助这个人实现这件事。如果我们同意，一个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即表示其他人有责任不能以武力或其他方式，限制这个人自由选择他的信仰；而一个公民享有教育的权利，即意味着政府有责任提供资源，使得每个学生不会因为贫穷或其他原因而无法上学。这个定义说明以下几点。 一，权利和责任是相关联的。一个人的权利意味着其他人的义务。而由于每个公民都享有相同的基本权利，因此每个人也就同时承担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 二，权利和国家不是对立的。无疑，权利约束了国家行使权力的界限，但国家同时必须承担起维护和促进人权的主要责任。两者并不冲突。 三，不作干预的消极权利和协助实现的积极权利，同样重要，而且两者有时同时存在。例如生存权，既要求我们不能任意伤害他人的生命，也要求我们协助那些活在贫困饥饿边缘的人。我们同时须明白，即使是消极权利，也需要政府的参与和投入。例如言论自由的权利不仅是被动地对言论不作干预，更需要政府主动建设一个容许公民畅所欲言的公共空间，同时在这个空间受到威胁时作出必要的介入，包括公正的执法和司法。 四，权利是个众数，是一张清单。许多国家的宪法和不同的人权宣言，都会清楚列明人民可以享有什么特定的权利。这张清单可以很长，而且林林总总。这里我只集中讨论四类最基本的权利。第一类为人身权，主要保障公民的身体安全和人格完整，包括确保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不合理的拘捕、虐待和侮辱等。第二类为公平程序权，包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保所有审判公开公平，谨守无罪推定原则等。第三类为自由权，包括言论、思想、出版和信仰自由，集会结社及参与政治的自由等。第四类为福利权，即在条件许可下，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基本的食物、居住、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 这四类权利都可在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找到。我们可由这些权利中得出几点观察。第一，所有人都有资格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 第二，所有人都可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第三，公平程序权要求法治；第四，平等的政治参与权会发展出民主政治的诉求；第五，福利权意味着政府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资源再分配，实现社会正义。也就是说，这四类基本权利是和平等、自由、法治、民主及正义等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拼凑出一幅自由主义的理想政治图像。 2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论证人应该享有这些权利？支持者最常用的理由，是“天赋人权”，并视此为自明真理。在西方，这个“天赋”往往是指基督教的上帝。上帝创造人，赋予人某些自然权利，因此人间的政治秩序有责任好好维护这些先于国家而存在的权利。但在一个非西方的俗世社会，这个说法恐怕连论证也谈不上，因为中国传统从来就没有自然权利这类观念。而受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影响，不少人更相信权利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自利主义的表现，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道德理想。而到了近年，更加有人认为，人权论只是披着普世主义外衣的西方霸权，如果中国要走自己的独特道路，就必须摒弃人权论。所以，要为人权辩护，有必要提出更加实质的道德论证。 让我们这样想下去：为什么今天许多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国家，都愿意努力实现上述的权利？原因直接而简单，这些权利保障了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也就是说，当我们称某个个体可以合理地拥有某项权利时，即意味着这项权利充分保障了这个个体的根本福祉。这些福祉如此重要，以至构成足够的理由，要求其他人有责任不去干预或主动协助这个个体所要做的行动。这是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最早提出，并由当代哲学家拉兹（Joseph Raz）进一步发展的有关权利的“利益理论”。 这个理论的最大优点，是容许我们运用人的理性和道德能力，以及我们对人性和人类生存处境的认知和感受，直接判断什么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不必纠缠于权利的起源和普世性问题，而是直接问：活在一个权利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是否能让我们活得更安全更自由更有尊严？如果答案为肯定，同时我们视活得安全自由有尊严，乃构成活得幸福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去支持这些权利。 我们因此可以试试这样想。如果我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可以随时被失踪被拘禁，然后在法庭上得不到合理辩护和公平审判，甚至可能被屈打成招或被控以莫须有罪名，那么每个人都将活在恐惧绝望当中，每个人的身体都将处于随时受伤害的脆弱境地；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我们就无法坦然无惧地表达和当局及主流不同的观点，无法在和人生终极关怀息息相关的问题上作出一己抉择；如果没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我们就无法对要求我们无条件服从的政治权力有任何置喙之地，无法成为政治社群中的平等一员，更无法在公共生活中实现自己；如果我们没有福利权，许多人就会活在饥饿贫困，幼无所依老无所养的悲惨境地。 我们因此可以说，一个社会如果缺乏这四类权利，我们将活得没有尊严。而活得有尊严，是我们每个人的根本利益。什么是尊严呢？这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人和理解人生。如果我们理解自己具有独立人格，具有自主能力规划自己的人生，具有道德能力明是非辨好坏，并渴望活出自己想过且值得过的美善人生，那么有尊严的生活，就是在一个合理公正的政治环境中，每个人的自由自主受到平等尊重，每个人都能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如此在乎自主自尊，所以我们如此重视权利。 3 大家见到，以上讨论是在扣紧人的福祉来论证权利之必要。有人或会马上质疑，为什么非要接受这种对福祉的理解？对，这一定会有争议。我并不认为有所谓先验的自明的因而必然普世的人权。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论证。但我们必须留意，这里所谓的争议，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权利此一概念本身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个体基于福祉而拥有某些权利，而这些权利对政府的行为，构成道德和法律上的约束。第二个层次，是在我们接受第一个层次的结论后，对于权利清单中应该包括什么，以及如何证成里面的每项权利有所争论。 第二层次的争论，在任何社会都会出现。事实上，观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权利的清单就在不断演变加长，从消极权利到积极权利，从个人权利到群体权利再到动物权和环境权等，产生形形色色的争论。某种权利是否成立，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不同社会，需要持续不断的论证和验证。我在上面提及的四类基本权利，之所以在国际社会得到那么高的认受，主要是因为生活在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实实在在体会到这些权利让他们远离暴政，并在最低程度上保障他们活得有尊严。权利的普遍性，是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持续地通过理性反思和制度实践建立的。 但人权发展在今天中国遇到的最大难题，恐怕在第一层次。重视权利，往往要求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看政治：每个自由平等的公民，都具有某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要求国家尊重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可以将众多小我视为满足大我的工具，更不可以动辄以集体之名牺牲个人权利。在此意义上，个人权利和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都有很大张力。如何在制度层面文化层面乃至个人层面，逐渐化解这种张力，并使得人们接受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也许是自由主义在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周保松的最新更新： 周保松，為平等辯護 / 2012-03-23 06:36 / 评论数( 6 ) 為什麼要追求自由 / 2012-02-10 15:40 / 评论数( 3 ) 周保松：政治道德之必要 / 2012-01-04 19:41 / 评论数( 2 ) 公共图书馆的“公共”之义 / 2011-02-19 02:31 / 评论数( 12 ) 走進生命的學問 / 2011-01-14 18:27 / 评论数(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