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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爭取民主,一條漫長的道路 那個時代的台灣經驗

1996年台灣首屆總統直選,選舉前夕工作人員在點票中心彩排   文 /康依倫 當權者是不可能平白的交出權力。而在運動的過程中,則要配合三大原則:立場堅定、雙方溝通管道順暢、談判要有可讓步的彈性。 「不健康的人,才知道健康的重要;不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貴。」 這是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日前在出席於 1989年因爭取言論自由而選擇自焚的「自由時代」週刊總編輯鄭南榕的紀念活動上,對於在「那個時代」的民主運動者的最好註解。 「那個時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 不能不關心選舉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先是台灣人被外省軍隊打。緊接着,外省人被台灣人打。直到蔣介石再派軍來台鎮壓,事件才告段落。但在過程中,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鼓勵台灣籍菁英,從政界、學界、醫界等,在各地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這群菁英們努力的提出各項建議及解決的方式,結果他們卻成為日後被整肅、槍殺的對象。 為了保命,台灣人,特別是菁英階層不敢對公共事務表達關心,更遑論去參加。而從 1949年 5月 19日,國民黨在台灣頒布戒嚴令,展開長達 38年的戒嚴統治,當時國民黨政權為了防止共匪的滲透,只要被密報是匪諜者,採取連坐法,「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掉一個」。這段白色恐怖期間,被捉者不分省籍,只問思想是不是正確。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政治參與成了台灣人的禁忌,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統治者又會展開大規模的屠殺。 但政治是眾人之事,蔣經國在1970年代展開培養台籍人士的策略,因為這是受到國民黨的栽培,降低了從政的恐懼。李登輝、前台北市長黃大洲、從國民黨跳到黨外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前立委張俊宏,都是因「催台青」(台灣 70年代紅星崔苔青諧音 )政策而投身政壇。也就是從這個時代起,因為美國與中國關係改善進而建交,蔣介石辭世,台灣退出聯合國;一連串的國際關係及島內政治、經濟的變化,讓台灣人開始關心起政治議題,其中,最受到關注的就是選舉。 台灣人民從 1950年開始投票選舉縣市長,1959年台灣省議會成立,民眾可以選舉台灣省議員,這是在中央民意機關無法全面改選的情況下,由台灣人民全面直接選出的最高的代議機構。黨外人士中,郭雨新、李萬居、郭國基、李源棧、吳三連等五名省議員被合稱「省議會五虎將」。幾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游錫堃、蘇貞昌,都曾是省議員出身。 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非國民黨籍人士參選,競選時找不到助選員、開票時找不到監票員,也不必設服務處,因為民眾怕被情治單位盯上,根本就不敢上門。選舉過程中,黨外候選人被抹黑是貪污、收賄,選監人員幫忙做票的情況時常發生,1977年的「中壢事件」就是因為投票所人員故意污染選票做成廢票而引發數萬名民眾包圍、火燒中壢警分局的衝突事件。 測試暴力邊緣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在 1987年 7月 15日解嚴之前,就是黨外人士為突破政治空間,不斷與執政的國民黨衝撞。當時,由於警備總司令部(警總)還在,這個由軍、憲、警組成的情治系統,跳過地方的首長,直接指揮各縣市的警察體系,面對群眾運動,採取圍堵鎮壓。以 1979年 12月的高雄事件為例,黨外這場以人權為名的遊行,國民黨的指揮體系就是由警總南部的中將、上校負責,國民黨高雄市黨部則成為警總的指揮所。 當時的遊行總指揮,後又因此案再度入獄的前反貪腐運動總指揮施明德,對於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下,黨外仍持續的運動,有其「暴力邊緣論」的論述。他認為黨外藉由活動,測試國民黨願意忍受的臨界點。國民黨一開始當然不會接受,但可以一次次的施加壓力,讓其習慣,以量變帶動質變,如此,黨外才能爭取到更多權益,否則,當權者是不可能平白的交出權力。而在運動的過程中,則要配合三大原則:立場堅定、雙方溝通管道順暢、談判要有可讓步的彈性。 這套「暴力邊緣論」的原則,不只在戒嚴時期有用,也適用在當今政治環境。日前南投縣長李朝卿涉嫌貪污停職,交保後打算復職,施明德於3月 31日就對內政部長公開警告,准李復職,「大家就走着瞧」,不排除發起群眾運動與政府抗爭到底。隔天,4月 1日,原來一直傾向同意其復職的內政部,卻改變決定,李朝卿繼續停職,並且移送監察院調查。 愛與非暴力的訓練 解嚴後,不同主題的遊行出籠。政治、婦女、居住正義、消費者權益、環保、農民,甚至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兵,也在禁忌突破後發起了返鄉運動。當時的遊行仍會見到警民衝突,88年的「520農民運動」更是演變成軍警、學生與農民在街頭的流血衝突,民進黨因此被黨營媒體及國民黨塑造成暴力政黨。為了避免遊行示威造成一般民眾的恐慌,部分民進黨人士開始透過長老教會系統接觸愛與非暴力的運動訓練。 這套訓練是以哈佛大學吉恩夏普博士 (Dr. Gene Sharp)的著作:《非暴力行動政治學》所闡述的 198種「公民防衛術 (Civilian-Based Defense,簡稱 CBD)」為主。夏普認為「非暴力運動是愛,不是恨;是主動,不是被動;是挑戰不義,而不是要傷害執行不義者。」這套訓練由前民進黨立委林哲夫在加拿大引進,透過台灣的URM(Urban Rural Mission「城鄉宣教事工」)進行訓練,從 1982到1999,從戒嚴時期的 10多位,到解嚴後人數突破 700人參加,都成為台灣社會運動場上重要的種子。 愛與非暴力的抗爭,已成為台灣現在公民運動的主要精神,即使是反貪腐運動數百萬人上街,也和平收場。不過,當 2008年,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首次來台,警方暴力執法,拉扯抗議者的國旗,甚至是直接進入店家要求停止營業的舉動,引發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流血衝突。而這場衝突,透過媒體、民眾第一手影音報道,「警方執法過當」成了原因,警察成眾矢之的。 台灣民主化的經驗,一直是兩岸三地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上,被提及討論的例子。香港近來傳出要爭取2017普選,並由學者發起要在今年 7月佔領中環。 台灣經驗對香港來說有何參考及借鏡之處?曾任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現任中央警察大學副教授的董立文認為,台灣過去雖然沒有像佔領中環採取長時間預告期的運動,但如果從台灣民主運動的經驗來說,主導者必須體認,公民運動非一次就會達到成果,就可結束,台灣的反核、反媒體壟斷,「大家都有相約再見面的認知」。香港除了六四運動外,很少運動有持續性,運動者階段性的目標為何?另外,對於政府提出的最後腹案,也必須要有妥協的可能性與心理準備。 董立文也認為,香港的公民運動,相對於台灣在70、80年代的社會運動,較為成熟、和平及理性。因為這次活動的預告期很長,三方 (發起人、香港特區政府、北京政府 )都還在看彼此的態度,結果會如何,恐怕得等到最後的階段。但他認為,這次活動已經引起香港公民、北京政府及國外媒體的觀注,就宣傳來說,已經成功。但後續包括香港公民對此次運動的意志力是否堅定?北京及特區政府的判斷力及可能措施,都會對運動產生本質上的影響。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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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反專制向北京說不 香港人佔起來

  「佔領中環」   文/雨文 錄音 整理/溫朗鈞 攝影/鍾卓明 編按︰ 曾經很多人都認為香港只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沒有人會認真地把這塊土地當成自己的家,只是一個驛站。不過,當逃避戰亂和內地連場政治運動而來到香港的內地人,在這片土地生根後,家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形成。70 年代開始,第一代本土香港人形成後,港人就未停止過要為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爭取公民和民主權利。由港英時代要求提升華文地位、反貪污、爭取「八八」直選,到回歸後,在《基本法》的框架下,繼續爭取2007 年,2012 年,以至今日的2017 年普選。誰說香港不是香港人的家? 當香港人的爭取行動促使港英政府逐漸開放民主權利予港人時,1997 年的回歸,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基本法》賦予港人可以在2007 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時,港人正式成為這個家的主人夢似乎近在咫尺。然而,回歸近十六年,港人的普選夢卻愈走愈遠、港人追求要成為這個家真正主人的行動被北京視為「逆子」、「人心不回歸」甚至是「港獨」。面對這樣的局勢,長久以來政治立場溫和的香港知識精英們已無法再忍受下去,決定站出來要向北京說不、要向專制說不,首次發起以全城公民抗命運動 ─ 「佔領中環」的方式,促使北京實踐落實真普選的承諾。 「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1月16日,於報章撰文《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指出若市民不再施以更進一步行動,普選的目標將會無法達到。他鼓勵市民及民間領袖以事先張揚的形式實行違法、非暴力的佔領中環行為。他認為港人過去各種爭取政治權利的方式,如遊行示威、苦行、五區公投和佔領政府總部等,帶來的壓力都不足以讓北京讓步,故提出在2014 年7 月,以堵路方式來佔領中環,爭取普選特首。文章刊出後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更迫使北京首次就普選問題明確表態。 戴耀廷接受本刊專訪時表示,身為一名香港人、一名父親,他要為這個家、要為下一代負責,才決定站出來。他相信香港人的善良本質、他相信北京願意理性對話、他相信民主的香港是香港唯一的出路,能夠化解目前潛在的巨大政治和社會危機,避免香港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亂局。不過,他否認「佔領中環」是要與北京決戰,反而是要把「佔領中環」的民主種子植於每個人心中,且要港人做好長期民主抗爭的心理準備。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Q&A 陽光=陽光時務 戴=戴耀廷 戴:「佔中」既是中環,也指處於中間的一群人,所以我們談佔中,也可說是佔據中間的那群人,即「中產」。中產相對於基層市民,在經濟上的考量相對較輕;對非物質價值的重要性較重視;他們會憂慮下一代的處境和成長。這群過去未必是強烈支持或反對政府的人,佔五至七成人口屬香港大多數。他們未必在短時間內表達出他們的關注和立場,正因為他們一向處於中間,可能在最後一刻才表達立場,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希望盡早將這批人拉出來。 陽光:這次行動是希望得到中間的大多數支持,還是連最基層的支持也一起爭取? 戴:一定是爭取全民支持,但最終取決的可能是中間派。基層群眾我們也爭取支持,但他們有許多實際考慮,如參與行動可能會「手停口停」。但如果沒有全民的同情或認同,我們也不能發揮足夠的作用去影響北京。所以整個部署是先佔中,然後再擴散。 陽光:用什麼方法令這些中間派明白或支持這場運動? 戴:我們很強調「非暴力」這個元素。對於中間派來說假如運動是暴力的話他們絕不考慮。我們也要把民主和民生的關係解釋得清楚,現時的論述仍不足夠。當我們說北京應該相信香港人,我們辦這場運動時也應該相信香港人。到底香港有多少人有如此決心來爭取真普選,同時認同以非暴力手段,而不是帶着其他政治目的來做這件事。當有人使用暴力,我們就切割,他不再屬於我們這個運動,希望對運動的損害降到最低。這正是為何部分激進分子,如拿龍獅旗,米字旗的人會不喜歡「佔中」,因為他們認為「佔中」是排斥他們參與。反佔中勢力主要來自兩方面,就是極右和極左,因為極右的一方是希望仍然可以用暴力的方式來進行抗爭。 陽光:其實你是在開拓新市場。 戴:是的。如果我們能透過佔中,令一些以往不甚關注政治的人都因此而關注政治,並不只是從經濟角度來考慮,同時也加入了普世價值的考慮。而一直關注普世價值的一群亦能從關注民生角度出發的話,未來香港的管治真的可以開拓出一個新局面來。我並非說有佔中和有普選就能夠解決問題,兩者只是製造一個解決香港管治問題的契機。有了普選,我們就會有公平的制度,然後才能打破那種惡性循環,互不相信的困局。例如貨櫃碼頭爭議,就可以商討方式來解決。 陽光:你早在兩年前已提出「佔領中環」,為何? 戴:我當時寫一系列關於社會運動模式如何令政府改變的文章,探討公民抗命或堵路的方式,當時只集中談堵路,沒把公民抗命結合起來。直至今年 1月,才把兩者結合。因為堵路會產生社會秩序被破壞並引發震撼力,既要付出社會代價「挾之以勢」,亦引發道德效果「道之以德」,利用一個道德訴求,令政府或其他人認真考慮你的訴求。 陽光:為何有這種轉變? 戴:跟整個香港社會民情有關,因為民情從上年特首選舉起就一直在惡化。2010年政改,當時有一種盼望,希望透過妥協達到紓緩彼此矛盾和分歧。但實際並非如此,首先泛民分裂,而北京亦在協議後置之不理,不修補與泛民的關係,結果彼此的不信任比之前更差。特首選舉的「泥漿(摔角)式」選舉模式更令整個制度顯得不濟。到了反國教科,大家看到一個非普選的政府即使不願推某個政策,但如果中央政府有任務下達,她也要硬着頭皮去做,結果令市民反彈。這兩件事令大家預見到未來的政改推行將會非常困難。我跟很多人談過大家都很悲觀,都對政改能否取得突破感到非常悲觀。沒突破即暗示要再次採用 2012年的選舉模式,即再重現唐梁之爭的模式,這會令大家感到無助和無力,這種悲觀情緒非常強烈。雖然反國教一役似乎勝了一仗,但只反映了一種小退卻,大家的無力感仍是很強烈。但當(我的)文章出現時,似乎有一種希望。不需要大家拋頭顱灑熱血,只要能夠付出少許代價,是可以產生一種巨大力量,這個巨大力量是可以令政改突破,實現真普選。所以才會產生現在這種影響力,這是任何人連我自己都不曾預見到。 陽光:當初回歸時你對「一國兩制」,有沒有期望? 戴:我想從過往「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管治,轉變成香港人能夠在自己的地方去進行自身管治時,我們是期望管治會更加能夠貼近香港人的需要,更能貼近香港人的價值。一國兩制是應該在主權回歸之後,讓香港能夠自行走出一條路,但回歸之後所出現的問題是愈來愈向一國傾斜,反而兩制的特性逐漸被消磨。 陽光:你擔不擔心北京不再與香港的泛民主派溝通? 戴:我不敢解讀,我看到《明報》在 4月 2日有一篇評論談及「硬中有軟」,我同意。硬是一種表面取態,也是理性部署,當然會跟你一樣搶佔中間的那群人,說我們︰「很有問題」,「會搞亂香港」,他們要跟我們搶佔市場,所以硬是必然。但我覺得喬曉陽(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他講話當中,亦保留了一些空間,如「不與中央對抗」,你可以定得很緊,也可以很鬆,鬆緊全在他手中,就會有空間。假設佔中真的成勢,真的有具體方案又有很多人投了票,這就是一種力量令他們不敢再漠視。首先是壓,壓不來就分化,分化不成就妥協,或者鎮壓,但這個代價實在太大。所以為何我只是說說,他們就有如此大的反應,正因為他們想到如果佔中成真,會出現一個他們難以承受的代價,故要在你未成形前能夠把你剷除。 陽光:在這場運動中,很多內地人在看。他們有些人會想這個運動能否中港結合,你是如何定位? 戴:我想我始終把這場運動放在香港本位,這始終是香港爭取民主制度的運動。如果成功的話,這種文化素養其實可以在中國人社會中出現。不只香港,台灣已經出現了。或者是說亞洲文化、儒家文化,韓國都已經有了。故有人說中國人、中國文化與民主憲政有排斥性,不是必然的,其實是有相容性,只是說你會不會在一個對的時機,那個土壤是否準備好,然後就讓事情發生。套在香港,當機會來臨時是可能發生。中國何時有合適土壤和時機,這要由內地同胞判斷。 陽光:會否接受他們各種支援? 戴:我想還是以香港本土運動為主,我們不想把事情變得更複雜。如果將兩地力量連成一線,反令在香港本土能夠發揮的東西因而喪失掉。不是不關注內地的問題,而是在運動現階段,我們的焦點應該放在香港。 陽光:這場運動與其他本土運動有何分別? 戴:我的分別,不是說要和中國內地割裂開,我們本身是相連的。不過在現階段,我們想要的東西和積聚的力量,都需要由本土力量去積聚。而當力量爆發後,成功是一種引爆,失敗被捕也是另一種引爆,到達佔中又是另一種引爆,他所波及的地方必定不止於香港。但因為不只有實際上的距離,亦有文化上的距離,這些爆破作用是不會即時在內地產生爆破效果和改變,而是屬於一種長期滲透。我們不可能在該處種一枚核彈,亦沒有如此能力,因為任何地方的公民抗命都是靠他們本土出發,沒有人是可以去做這些事,必須由本土出發。 陽光:整場運動何時最艱難? 戴:最艱難是我們定出方案後一直到我們要佔領中環這段時間,那種未知狀況最艱難。到現在仍未想清楚,即使是政黨,或者認同佔中的人,他們對這都有不同看法。艱難在於到底我們有沒有「迴旋」的空間。有說法指,當你經過電子公投後,已經沒有迴旋空間,但政治永遠是妥協的,你要如何妥協呢?在哪個位置可以讓你妥協呢?如果你預留了妥協的空間,會否得不到原本所期望的形勢呢?當矛盾出現時,要不斷營造形勢,這會把自己推到沒得回頭的位置,屆時就沒有任何空間和機會做出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被迫要去佔中,沒有回頭路。到底這兩者間能否找到一個出口實在考智慧。如果北京的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那很易辦,我們就去佔領中環;但假如北京的回應是似是而非的話,那就麻煩了,大家會在內部先辯論一番,那就需要一個機制去解決問題。如何處理,仍未找到一個最完美的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目前進行的這部分不是很政治,反而是一種文化塑造的過程,但到了需要政治上抉擇時到底該如何去做,非常艱難。陽光:有無作出最壞打算? 戴:最壞打算就是佔中實現的時候,全香港市民都在責罵我們,責罵得我們全無心情後就各自散去回家。就像「十個救火的少年」的故事,去的時候人似乎很多,但因為各自原因慢慢消失,這就是最壞的情況,反而拘捕不是最壞的情況。拘捕其實是一枚「核彈」,佔中就是爆發,但爆發後最大的影響並不是爆發的破壞力,而是爆發後的核子輻射令當地數十年都不能有人居住才是核爆最大的威脅。現在就看香港社會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滲透力。因為當你去拘捕時候,所有的矛盾就會帶到更深層,會帶到整個社會當中。假如那時人民的回應是正面的,支持你,他就會對政府提出更多訴求,或者是進行更多的不合作運動。 以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來看,他不是在被拘捕的一刻產生效果,他被捕後群眾才開始反思,到底制度是不是真的出現了問題呢?然後這才促使種族隔離政策結束。所以被捕不代表失敗,反而是為下一個階段作準備。更多更廣泛的公民不合作運動,令整個社會不能管治。其他群眾會認為這個政府不講理,到時不只佔領中環,也要佔領沙田,全香港不停搞佔領,整個社會就會運作不了。 陽光:到時解放軍會否入城? 戴:入城也沒用,全港市民都不合作軍隊能夠迫到人合作嗎?合作出於人的自願,你是無法強迫的,你拿着槍也無法迫人跟你合作。要不就發起罷工罷課,整個社會如果是認同的話,軍隊入城會刺激到更大型的不合作運動,這與1989年六四事件很不同,兩地始終是很不同的城市,佔中的抗爭文化較 89時的北京強很多。國際城市的資訊流通相當厲害,到時會發生什麼事真的無法可估計得到。所以我說,你要想清楚並不是在爆發佔中那一刻,接着的事情無人能預計,你要把那些一併計算。如果事情爆發下去不知會發生什麼事,這將超出我們和北京的估計,那你會不會想冒這個風險?你不想冒這個風險,就要在爆發前作出讓步。你的讓步不是在於佔中的一刻,而是你種下了「完全不能信任中央」,「完全不能信任特區政府」的情緒到整個香港社會裏,屆時情況只會比現在更加差。 陽光:香港有無營造核彈土壤? 戴:有一定基礎,否則不會兩個月就產生出如此大的效果。基礎是香港人的文化,從港英時期以來的文化。雖然有言香港人經常把錢看得重,重經濟,但你看到從基本法廿三條,到反國教,都不只一次有如此意識。香港人的意識其實不只於經濟理性,亦包含了公義理性和訴求,這個令香港有足夠土壤製造出這枚核彈。但是現在是否已經製造到核彈,或者爆發出來是否有核彈的效果,我也沒有信心。所以這也是為何我們要做這麼多前期工夫去製造出「核元素」,來達到最終的核彈效果。到時就算運動最終失敗,也算是成功,因為我們已經完成了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過程。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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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懷念胡耀邦 唯高尚者能開啟光明時代

文 /陳一諮 胡耀邦是一位有高尚品格的政治家。他凝聚中共元老與青年一代中的變革者,期望推進中國政改的進程。直到之後政治黑暗降臨時,改革者們才懂得胡耀邦的時代多麼難得和可貴。 2013年1月, 民眾在浙江台州胡耀邦銅像前進行悼念 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現在都進入了老年。我相信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與我有同感,那就是胡耀邦去世之前的十年,是我們一生中最光明的時代。離那個時代愈遠,這個事實就愈清楚,而我們對胡耀邦與這個時代的關係,理解的也愈深。 鼓勵人們講真話 羅小朋在約稿時問我:「你認為當時耀邦起了什麼作用?」我脫口而出地回答,「沒有他,後來不會有那麼多人敢講真話。」說完以後,我不禁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假如歷史上沒有胡耀邦這麼一個人,我們會有那麼一段光明的時代嗎?對人性和歷史的思考讓我傾向於認為,沒有耀邦,中國恐怕不會有那樣一段充滿光明的歲月。現在看來,耀邦去世之所以引起那麼多人為之悲痛不已,是大家憑着直覺認識到,這樣一個高尚的人含冤而死,將帶走那個光明的時代。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六四」之後,北島的這句詩非常流行,一方面反映了一代人對高尚的政治理想之幻滅,同時也說明,那代人對人性的認知在深化。其實,在真實的世界中,純粹的高尚者十分罕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高尚的情操和精神備受壓抑,是不爭的事實。究其原因,是家天下的中國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政治生活,而高尚的精神和情操,只有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才能得到營養。反過來,沒有一點高尚的精神和情操來支持,公共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持續。 辛亥革命後,建設共和屢遭挫折,根本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社會缺乏公共精神,於是,以宋教仁為代表的高尚者一旦被卑鄙者從肉體上消滅,中國政治馬上就向傳統的成王敗寇遊戲回歸。共產主義之所以對許多中國的志士仁人產生了巨大誘惑,就在於他們誤以為這條邪路可以解決動員中國社會低層的難題,從而解決中國社會公共性不足的難題。這些志士仁人當時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這條邪路的巨大代價。 胡耀邦是這個充滿血腥的社會運動的一個奇蹟。這個奇蹟就在於,作為一個天性善良好學的人,他不僅從大災大難中得以幸存,而且居然有機會把自己正義的激情和慈悲的關懷轉化成巨大的政治權力來推動社會的進步。這樣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並不多見,在中國自秦以後 的帝國史上更是難得發生。 有高尚品格的政治家 我有幸認識耀邦,正是在他推動歷史車輪的前夕。那是 1972年春節之前,當時林彪事件剛發生,尼克松即將進行他訪華的破冰之旅,北京的政治空氣十分活躍,大家都有一種莫名的興奮。但是,我當時還完全不能從對毛的迷信和崇拜中走出來。自 70年離開北大,我一直在河南新蔡農村基層,按照毛的理念深入調查農村和農民狀況,同時也與當地的精英一道,推動一種類似江西共大那樣的教改試驗,試圖通過培養新型的農村英才來改變農村的貧困面貌。為了理解中國政局正在發生的巨變,我和一起插隊的朋友回到北京。一位朋友告訴我們,胡耀邦在家賦閒,門戶開放,只要想和他交流的年輕人,都可以前往,沒有任何障礙。對於今天的青年人來說,這種情景是難以想像的,但毛澤東的文革,確實顛覆了蘇聯模式的政治常規,打開了歷史巨變的大門。 不過,文革之後中國的歷史為什麼發生了這樣而不是另外一種變化?要想回答這個問題,了解胡耀邦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之所思所行,非常重要。當時耀邦的政治地位十分微妙。一方面,他像許多中共元老一樣也失去了權力,但另一方面,毛澤東對這個「紅小鬼」留了情面,沒有把事情做絕。在這種情況下,耀邦憑着自己的資歷和能力,只要稍向毛表示靠攏,就可以飛黃騰達。但是,耀邦的高尚品格恰恰就表現在他毫不為這種誘惑所動。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自由』,選擇了一種少有人敢想敢做的生活方式:大量讀書,大量與青年人交往。我和一起插隊的王飛欣,羅小朋與耀邦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進行的。耀邦聽我們說從新蔡縣來,馬上想到了李斯出身附近的上蔡縣,於是就談起了李斯父子的故事。我後來知道,耀邦當時大量讀書,包括讀史書。耀邦提到李斯,顯然於此有關。耀邦毫無架子,但對我們談到通過農村教育改革來推動學大寨不感興趣。他說,這些年搞左的這一套,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這種言論在當時尚屬出格,何況是對我們這些素不相識的青年人說這種話。這說明,耀邦當時正在對毛時代的瘋狂進行深入的反思。 毛澤東的文革迫使中共元老和大批高幹進行反思,是後來改革能夠突破的一個重要思想基礎,但並非所有幹部,都能像胡耀邦那樣,不僅有機會,同時也有強烈的求知慾望,博覽群書,深入思考,並大膽與青年人交流。胡耀邦的特立獨行,在當時很不尋常。從個人角度看,這固然是他坦蕩好學的天性使然,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樣敢做敢為的人,非常不適合中國的權力遊戲,因此不可能登上權力高位。不過,也正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文革,給胡耀邦這樣的人創造了一條以其高尚品格通往權力的奇特之路。 1977年 12月,耀邦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精神,出任中組部長。我像許多人那樣,曾為平反一些冤案找過他,得到他的支持。我們今天難以想像,如果當時換了任何一個其他人,中國的歷史會是什麼樣子。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夠像胡耀邦那樣,既有歷史賦予的權威,又有無私無畏的人格來面對平反巨量冤假錯案的挑戰。胡耀邦是領導這場決定性的政治鬥爭的不二人選。當時很多中共元老和高幹雖然對毛澤東的激進主義有了反思,但很多人的內心深處已經沒有了正義精神,除了為自己和子女考慮,已經沒有為公義奮鬥的犧牲精神。因此,換一個人,平反冤假錯案就不可能走那麼遠,中國的歷史就完全可能走上另一條路。 今天許多人把中國崛起都歸功於鄧小平,這是有欠公道的。在鄧回到最高權力之前,中共內部就有一股正義之氣在升騰。胡耀邦是這股正義力量最突出的代表人物。 凝聚中共元老與青年變革者 胡耀邦所代表的這股力量完成了兩個艱難的政治使命,一個就是全面平反冤假錯案,另外一個就是實現中共老一代變革者與青年一代變革者的聯盟。完成這兩個使命,為鄧小平後來推動的改革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礎。胡耀邦也因此而創造了中國政治的一個歷史奇蹟,那就是他以自己的高尚政治品格而走上權力高位。這在中國的歷史上確實十分罕見,正因如此,上世紀的 80年代成為人們難以忘懷的光明時代。 耀邦擔任總書記後,我和他雖然接觸不多,但他對我推動農村改革的志向和努力一直都非常支持和關心。當年有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政治家主政中國,我們這些為改革衝鋒陷陣的人雖然頭破血流,但精神上是充實而安定的。不過,當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直到政治黑暗時代降臨,我和當年的戰友們才懂得了陽光下的改革時代多麼難得和可貴。 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政治時代,我希望中國有幸能出現高尚的政治家,帶來一個新的光明時代。 (作者曾在趙紫陽領導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擔任秘書長。八九民運之後流亡海外,與余英時教授成立學術組織「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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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方勵之的八項美德

方勵之夫婦及中共通緝令   文 /林培瑞 一位卓越的物理學家、深受學生愛戴的大學校長和堅定的「異議人士」,八九民運後流亡美國,2012年客死異鄉。作者講述方勵之性格的八點特質,在清明和方逝世一周年之時向他表達悼念。 方勵之教授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76年。他來了,走了,世界哪些方面不同?要全方面回答這問題,我在所難能。方先生在天體物理界是一位傑出的人士,貢獻了世界級的研究成果;推動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他那一代人無出其右者。但我不是物理學家,沒有能力闡述他在這個領域裏的成就。方先生也是一位忠誠的丈夫,慈愛的父親和祖父。但我不是他的家人,同樣無法做詳細解釋。 但在換一個領域,說到方先生於他摯愛的祖國的貢獻,我倒覺得有能力做點概括性的總結。我認為方勵之是個偉人,為中國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在 1980年代,當方先生開始公開倡導民主和人權的時候,「人權」這個詞在中國極其陌生和「敏感」。幾乎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上說出這兩個字,更不用說像方先生那樣提倡普世價值了。但是不到 30年以後,在他謝世之際,植根於中國民間草根的「維權」運動已經廣泛地開展起來,中國的統治者似乎也無法阻擋維權運動的高漲。「權利」的概念很普遍,已經不「敏感」了。就算是最底層的人士也開始懂得要求自己的「權利」。這麼重要的大變化當然不是任何人單槍匹馬的成果。然而,也可以說:在這方面,沒有任何人的貢獻比方勵之更大。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說方先生不僅聰明絕頂,心地純善,而且是一偉大的人。 我認識方先生 24年,他有許多美德,我有幾百種記憶,一篇短文難以盡述。以下列出八項難忘的印象。挑選的標準有兩個:一,出我意料之外;二,足以說明(至少對我來說)方先生性格的重要層面。下面按時間順序列出: 自信 1988年秋季,我做「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事處主任,好朋友夏偉(Orville Schell)問我想不想見方勵之先生和他的夫人李淑嫻。我那時已經和著名記者劉賓雁相當熟。劉、方和作家王若望在 1987年 1月都被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理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方勵之演說時一力宣揚人權民主,鞭辟入裏,我敬慕已久,自是求之不得。由夏偉穿針引線,我們都受邀到章含之女士寓所,一所北京典型四合院,赴中秋晚宴(章曾是毛澤東的英文老師,也是前外交部長喬冠華的遺孀)。大約共有八個人在院裏圍桌共坐。我初見方,詫於他的沉默寡言。他很少說話,但聽得仔細,不時爆發出他那種獨特的大笑。我感到意外也許是因為劉賓雁形象對我的影響。(劉一表人才,姿態氣質有點像林肯總統,魅力無論草堂廣廈,無不舉座傾倒。)但也可能是因為我知道方曾任學界高位,料想他會打打「官腔」或者另有身段架子。但沒有,方勵之哪種面具都不帶。「你好,我是方勵之!」一笑。僅此而已。 也就是說,我初遇方先生,就感覺到他那種全然的真誠。後來我交往多了,就逐漸了解他的非凡的誠實,乃是出自一種非凡的內在信心。但那最初的一瞥確實令我吃驚。 善良 喬治 H.W.布什在當選美國總統後第一次訪問中國,邀請了幾百名中美人士,在 1989年 2月 26日到北京長城飯店參加一個得克薩斯州式烤肉的晚宴。方先生、我以及我們的太太都在被邀之列,四人一同搭車赴宴。離飯店幾百米的時候,突然一大批警察從路邊湧出來攔截我們的車,說司機「超速」。方勵之李淑嫻被拉到一邊,警察說他們手裏的邀請函無效,他們不在「邀請名單」上。(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那天下午鄧小平表示,方勵之若出席晚宴鄧自己就不會到場,警察因此必須確保方先生不赴會。)車被攔截,方先生並不慌張,提議坐出租車到美國大使館詢問邀請是否有效。打了一輛車,開出去不到八個街口,舊戲重演,另一批警察出來攔阻,這次又說「尾燈有問題」。方先生仍然不氣餒,提議到公共汽車站排隊坐車到大使館。我們排上隊,不一會兒車來了,距離車站大約 100米,有人跑出來攔車跟司機說了幾句什麼話。車又開動,到了站不停,「嘩」開過去了。等車的老百姓大約有 30位,衝着車大叫,也有破口大駡的。等第二輛車到站,還是不停。方轉過身對我說:「問題出在咱們身上,走吧。要不然對老百姓不公平。現在是下班時間,大家都等着回家。」於是我們離開車站,徒步前往大使館。 這次體驗,我了解方先生對普通人的同情。我們當時置身於一場國際大戲的高潮。美國總統和鄧小平都是主角,警察不斷地包圍我們,離奇的事情接二連三,此中細節,恐怕卡夫卡的想像力都不一定夠用。寥寥數小時之後,全球媒體的頭條都全面報道了這次事件。但方呢?擔心的卻是老百姓回不了家的問題。 勇氣 大約兩個小時以後,還是 1989年 2月 26日的那天晚上,我們走到了北京光華路17號美國大使館門前。一大群警察在那裏守着,跟我們說「裏面沒有人」。雖然我們早放棄了宴會,但怎麼回家呢?在使館門外的人行道上偶然遇見了一位加拿大外交官,名字叫大衛·霍利(David Horley),和他太太在外交公寓區夜間散步。霍利夫婦深知方勵之是何等人物,隨即邀請我們到他們府上坐坐,借打電話,吃點東西湊乎個晚飯。到了霍利公寓樓前的大門,站崗的警察詢問中國客人的身分。霍利捺着性子,開始跟警察解釋:外交官有權邀請任何人上門作客,東道國無權干涉,云云。但是顯而易見,國際法到了跟前,玄之又玄,無非書生迂闊而已。就在那當口,方先生另支了一招。他拿出身分證,直走到警察面前站定,兩手把證件在胸口端平了,離下巴約莫四英寸上下,聲音清朗,一字一頓:「方勵之!」 這舉動不但出乎我們意料,連警察都吃了一驚。我們順利進去了。那一刻我揮之不去,方的勇氣歷歷如在目前。 機智 1989年 5月間,當學生在北京上街示威,要求民主,我有一次旁聽了一位西方記者採訪方先生。結束之後,記者問他:有後續問題,能不能再聯繫您?「歡迎」,方說,把家裏電話號碼寫給對方。「聽說您的電話被竊聽,是嗎?」記者問。「大概是吧。」方莞爾一笑。「那您不介意嗎?」記者問。「不會,」方說。「多少年來,我一直希望他們聽我的意見。他們愛這麼聽,那也成!」方的機智,可見一斑。他生來智力卓越過人,不僅攀升天體物理學的高峰,閑來亦以此自娛,猶如一件心愛的玩具。 人權 1989年 6月 4日,發生那場舉世震驚的屠殺,我一大早騎自行車走訪在北京的幾個朋友,想聽他們怎麼說,也想着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能略盡綿薄之力。到方家的時候,是李淑嫻開的門,氣得渾身發抖:「他們瘋了!真的瘋了!」她翻來覆去的嘶聲喃喃。方坐在他書桌前,雖說仍然鎮靜,已經顯得吃力。友人們頻頻來電話,勸夫妻倆趕緊走,因為已有風聲,在政府的通緝名單上,他倆為「反革命暴亂」黑手第一和第二位。方卻說:「這是我家。我沒做過壞事。為什麼要離開?」幾個小時之後,在親友們不斷地催促下,兩位教授終於決定離家。但方那三句簡潔的話,我一輩子不會忘記。在多數人會被恐懼憤怒或彷徨壓倒的時刻,方想的是人權的基本原理:我是一個人;無辜的人沒有道理被迫離開自己的家;我有權留在家裏。理路的簡要明澈,令我心折。這點印象,在我記憶中,是方先生的人權意識的一個鮮明的象徵。 獨立 1989年 6月 5日深夜,美國外交官邀請了處境唯危的方勵之和李淑嫻前往美國大使館暫時避難。兩位教授在大使官邸後院一間窗戶被嚴嚴實實掩蓋住的小平房裏住了 13個月。當時「紐約書評」的總編羅伯特·西爾弗斯(Robert Silvers)和方邀稿,並請我翻譯。方答應了。稿子送到我手裏,我瞠目結舌。主題是 1989年的民主運動和六四大屠殺在中國會很快被遺忘,因為中國共產黨有一套「遺忘術」。我想:這怎麼可能?令人髮指的「六四」屠殺已經被全世界的媒體報道,餘波猶新。怎麼會很快就被遺忘呢?方的分析是:40年代王實味等人在延安,1956年「給黨提意見」的百花齊放運動,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跟 1989年學潮的要求都差不多,可是每一次運動都得從頭來。每一次,後來者對抗議運動的歷史與前人的建樹,所知有限,甚至一無所知。為什麼?主要是因為中共的那套能夠抹殺歷史的遺忘術。當局正在故技重施,大有可能如其所願。我按捺下我的震驚,把方的文章翻譯出來了,「紐約書評」登了。現在回頭去看,歷史證明了方的預言。今天,許多中國年輕人只是模糊地知道 1989年發生了點兒什麼事兒,而他們的「所知」也只是政府灌輸給他們的極度扭曲的歷史。在全世界(包括我)寫下我們對1989年的「不可磨滅」的記憶時,唯獨方勵之在寫遺忘的問題。這段經驗,在我記憶中,代表方的思想獨立。 剛強 1992年方先生接受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物理學教授的職位,方和李在圖桑落腳。2007年 10月 25日,在公路路口,一個在「停車」標識前沒刹車的糊塗老人撞死了他們的小兒子方哲。那麼一個有為的英俊青年,只一刹那,便即天人永隔。方先生在他愛子的葬禮上的形象至今我無法忘懷。李淑嫻坐在那裏痛哭,身邊環坐的親友們陪着哭。我也在座,一道哭。但方,作為葬禮的主持人,站在靈堂前,筆直,沉默,清醒。世上可有比失去自己的孩子更痛苦的事?但方立在那裏:高大而不屈。他的這個形象,在我記憶中,代表他無比的剛強。 童心 方先生去世大約半年以前,我發過電郵給他,冒昧地勸他應該多寫文章。他是科學家,但頗有文學才氣,短文寫得很漂亮:緊湊,雅致,幽默。作為回應,他寄給我一篇回憶他小時候跟幾個淘氣玩伴搞的惡作劇。上世紀 40年代,著名的京劇演員程硯秋住在他家附近。方和他的小玩伴想了個妙招:用修馬路的瀝青把程家大門的電鈴糊上,鈴聲不止。壞孩子們躲起來,遠遠的等着看好戲。 我讀完方的文章,感到作者可愛的童心。搞惡作劇的是淘氣小孩兒,寄文章給我的是一位 75歲的名人。但這兩個「方勵之」骨子裏始終如一。傳統中國文人視赤子之心為厚德。「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方勵之的童心與生俱來,無需刻意修養。 (作者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教授,漢學家) 方勵之 1952 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學畢業後,方先後於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作,後任科大第一副校長。1986 年方因支持科大學生民主運動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和副校長職務,調至北京天文台工作。1988 年起,方在北京多次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並呼籲釋放政治犯。1989 年,方因參與八九民運遭中共當局通緝,方與妻子在美國友人林培瑞(本文作者)的協助下進入北京美國大使館避難。在使館中滯留一年之後,方乘坐美軍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至美國,赴美後於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任教授。2012年4月6日,方病逝於美國家中。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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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癸巳年清明悼林昭 死者青春長在

文 /艾曉明 林昭遺稿揭露了極權獨裁、特務統治和密謀政治,她抒寫了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包括個人、個性的解放。「死者青春長在」,林昭在天有靈,定能感知今天洶湧如潮的公民力量,且祝福和守望。 2012年 12月的一個夜晚,我在浙江某個城市的小酒店房間徹夜難眠。我的身邊圍繞着一疊疊林昭遺稿的複印件,一夜間,我翻來覆去地閱讀這些獄中家信、日記,仿若遭逢神蹟。懷着為未來作證的寫作信仰,林昭留下了幾十萬字的獄中文集。我所引述的家信,見她所編輯的「備忘錄之二十七:血書家信——致母親(附血書抗議)」,其中有她寫於 1966年 10月 4日至 1968年 1月 14日的家信。最後一封信的附筆部分網上有流傳文本,即在信的正文之後,林昭補寫了一信,列出她所需要的物品;並向母親索要各種她想像中的食品。這是在1968年春節前,離除夕還有兩周,離林昭生命的終點僅餘最後三個半月時間。 林昭的判決與加刑 林昭,目前一般紀錄為生於 1932年,實際為 1931年。林昭的朋友在編輯文集介紹她時提到:江浙一帶的民俗認為,羊年出生的女兒命運坎坷,所以改為 1932年出生。林昭的父母都是蘇州一帶的知名人物,他們接受過現代教育,積極投身到革新社會的政治活動中。林昭在中學時代追求進步,17歲即加入中國共產黨。1954年她以江蘇省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57年她支持右派同學的觀點,1958年被定為右派,判勞教三年。由於她身體有病,1959年隨母親回到上海養病,那年,她 28歲。林昭經歷了兩次入獄,兩次判決。第一次判決書發出的時間是 1965年 5月 31日,其中所列舉的她 1960年第一次入獄的起因,竟然是因為寫詩!林昭「書寫反動長詩『海鷗』,污蔑攻擊反右鬥爭」。林昭的詩由校友傳至親友,因而結識了蘭州大學一批同樣追求民主自由的朋友。當時他們也被打成右派發配到農村,親歷了大躍進之後的破壞和農民疾苦。這批受難者開始集結,其核心和先驅者張春元來到上海和林昭交流,他們決心挺身而出。當年,《星火》在甘肅農村創刊,發刊詞尖銳地指出:「這樣的獨裁統治硬要稱為社會主義的話,應該是一種由政治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屬於同一類型,而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1960年 10月,甘肅開始對《星火》成員的大搜捕;林昭的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刊於《星火》第一期,《海鷗之歌》準備發於第二期,尚未印出。1960年 10月 24日,林昭在上海被捕。其後一個月,林昭的父親因此打擊和絕望服毒身亡。 1962年 3月 5日,經過母親的努力,獄方以林昭患肺病為依據同意其保外就醫。根據《星火》冤案倖存者譚嬋雪在《求索》一書中提供的史料,林昭出獄之前,寫過《個人思想歷程的回顧與檢查》。用今天的話來說,稱之為「思想檢討」也不為過。其中,林昭詳細陳述了她在反右前後的思想經歷,並且明確表示了對黨的重新信任。這一新的史料,經輾轉求索,得自在 1970年被處決的張春元案卷宗。文章寫於 1961年 10月 14日,應該說,林昭得到「保外就醫」,和她態度的轉變是有關係的。 林昭出獄,正值大饑荒肆虐、餓殍遍野的 1962年,她聽聞到真實消息完全打破她對共產黨革新的美好幻想。她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信,揭露暴政,批判反右,並和蘇州曾被劃為右派的朋友聚集,成立「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1962年 12月23日,林昭再次被收監羈押,這次系獄一直到她 1968年 4月 29日殉難。 1965年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對林昭的判決是有期徒刑二十年,林昭從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被解押到上海市監獄即提籃橋監獄服刑。林昭在提籃橋監獄堅持反抗,拒不認罪。根據胡傑先生尋得的「林昭案加刑材料摘錄」,上海市勞改局在 1966年12月 5日已經提出加刑報告,結論是:「林犯應予執行死刑」。而當時的市公安局局長王鑒批示:「同意起訴加刑」,批示的簽字時間是當年 12月 8日。可能是其後上海經歷了奪權的「一月風暴」,政治權力更迭;王鑒後來也被帶離上海接受審查。對林昭的死刑判決書,自 1968年 4月 19日正式作出,判決機構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 「監獄是我的戰鬥陣地!」 我之有緣與林昭遺稿面對面,源於前年的一個心願,獨立中文筆會將「林昭獎」頒給我,希望我發表一個感言。我在2004年看到胡傑先生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曾經寫過文章;前年準備再寫,發現已經有許多重要史料面世,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其一是由林昭窗友蔣文欽先生歷時三年根據手稿校對的林昭《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之三)》(即「十四萬言書」);蔣先生還完成了《林昭血諫毛澤東九章全注釋》,此文由文革時期江西李九蓮大冤案同案倖存者朱毅先生作序。此外,馮士彥先生做了林昭《秋聲辭》注釋。這些文稿,拜各位熱愛林昭的讀者相傳,目前都能在網上查到。 受到胡傑先生紀錄片的感召,甘肅的詩友李蘊珠等人努力尋找,林昭的兩首長詩也終於得以全文面世。 林昭稱「監獄是我的戰鬥陣地」,遺稿記錄了她所經歷的殘酷迫害和她的反抗。除了上述文稿,林昭自己編輯的獄中文集有三部傳出,一部是前文提及的《血書家信》,一部是她的《備忘錄之七:戰場日記——留給公眾和未來的記錄》;還有一部是描寫內心情感的幻想作品《冥婚記》(在其第二部中林昭稱之為《靈耦絮語》) 2009年 10月,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將她所得到的林昭遺稿捐給了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珍藏,並對公眾開放查閱。而這些遺稿中,不包括《靈耦絮語》,詳情我將另文撰述。 與此同時,林昭的遺稿一直在她內地的朋友中珍藏着。她的難友、她的親如手足的朋友,還有敬慕林昭精神的後來者,在一個小範圍裏,人們開始收集整理林昭遺稿。。從 80年代開始,林昭之友收集到的遺稿,包括她從中學時期開始寫作的散文,她參加土改工作隊以及在常州民報任職時發表的新聞報道,還有林昭的詩歌、與友人書信……其中最重要也佔最大分量的就是林昭獄中文集。他們小心翼翼地維護着這份遺產至今。 彭令范在接受自由亞洲記者張敏採訪時提到,她所得到的林昭獄中遺稿是當年隨着平反通知一起退還給家屬的;這和胡傑紀錄片中的說法有所不同。但是,林昭這些字裏行間燃燒着殊死抗爭之光的文稿,竟然能夠保存和退還,這裏面的認知過程,至今還難以解開。今年初在上海,我打電話給那位當年負責林昭案平反的法官——老人如今依然作為律師在執業。我說我想了解這個過程,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低弱而清晰:我憑着我的良心……停頓了一會兒,老人說:憑着我的黨性……他謝絕了我的採訪。數年前,他也謝絕過胡傑。我聽到的另一種說法是,公安內部,把林昭遺稿的退還,當做一次重大的失誤。 讀到林昭獄中遺稿,我不禁懷疑,林昭案倘若放在今天,還能平反?所有那些針對極權獨裁、特務統治和密謀政治的揭露,恐怕只可能作為犯罪鐵證吧。君不見,至今蘇州靈岩林昭墓上,依然有攝像頭將每一位前來弔唁者的身姿記錄在案。由此我不禁要問,當年林昭案能夠經歷兩次平反,最後連因「精神病」的理由也被否定,林昭被確認是無罪錯殺——這該說是一次了不起的撥亂反正,還是一次不小心的「政治錯誤」? 時至今日,林昭遺稿還在服刑? 記得胡傑先生在尋找林昭的紀錄片末尾提到:「時至今日,林昭的詩歌、著作和血書仍然在獄中的鐵屋裏服着刑期。(1960年——2004年)已經四十多年了,這是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良心服着的刑期、為我們民族的恥辱服着的刑期、為世界文明史服着的刑期。」 「死者青春長在」,這是林昭引述過的一句話。林昭在天有靈,定能看到現如今,愈來愈多的青年人在清明、林昭忌日以及生日來到蘇州靈岩祭拜。林昭的生命定格於她的 36歲,一個渴望着自由、愛情和做母親的女人,一個以基督親兵的姿態為人類的自由而戰的女人,一個美好到瘋狂,決絕至犧牲的青年作家;中國人,不能讀到林昭遺稿,這是怎樣的錯失。 林昭的檔案現在依然被封存着,時間過去了四十五年,上海的公檢法部門,應該全部公開其檔案,開放給研究者以及公眾。而在此之前,我希望有心人能對目前林昭之友整理出來的遺稿進行考證和研究,並推動林昭文集問世。我期待,林昭在獄中一個最深切的心願終於能夠實現:「我把我這些誠實的記錄留給公眾以及後世,而把我個人堅貞的戰鬥獻給祖國以及自由!」 (作者是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期關注性別、人權議題)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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