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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大陸毛派缺乏社會基礎

2011 年5 月30 日,太原兒童手持毛像慶祝兒童節 文 /莫之許 1981年6月,中共 11屆6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中共建政以來的重大歷史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和毛澤東思想基本內容與指導意義作了總結和評價。此舉可以看成是毛澤東後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的一次官方系統清理,在官方掌握着絕大多數思想輿論平台的情況下,毛的上述理論和實踐的相關內容迅疾消失於公眾的視野之中。與此同時,清理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也提上了議事日程,以防止文革遺留分子進行翻案。1982年9月 6日,陳雲在中共十二大上發言,強調了要警惕「三種人」。1982年 12月 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對此三類人進行清理。自此,毛澤東晚年理論和實踐在思想上和人事上均遭到了官方系統清洗,儘管毛依舊保留了在黨章 和憲法中的形式存在。 這一去毛化是局部和有限的,中共依舊保留了毛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官方表述中,基本路線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對毛專政理論及其實踐的繼承,這在體制內保留了大量維護保守勢力,也開啟了體制內左右或者保守派與改革派之爭。對於前者而言,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地位,就必須對改革開放加以警惕和限制,而對於後者來說,為了堅持改革開放,則要警惕保守勢力重歸文革的企圖,並由此發展出一套文革——改革二分的話語模式。由於體制的系統清理,原教旨毛主義在這一階段基本處於地下狀態,其表達更多地通過依附於體制保守勢力而獲得出口,但需要指出的是,體制保守勢力與原教旨毛主義之間也存在着理論上和身分上的天然區分,在1989年的悲劇事件之後,出於政權危機的考慮,體制保守勢力的諸多主張逐漸進入到了官方主流話語之中。 複雜的泛左派光譜 1992年鄧小平南巡促成了經濟狂熱,與此相伴的是大眾文化消費的興起,各類市場化導向的報刊書籍開始湧現,饒有興味的是,與經濟浪潮相伴隨,毛澤東熱也在其 100周年誕辰之際悄然而至,市面上毛的有關書籍、掛曆、雕像、掛像等熱銷一時,與正在迅速擴大的對外開放形成有趣的對比。在這一熱潮中,既有未能徹底去魅的個人崇拜色彩如掛像驅邪之類,也有隱秘的串聯耳語,筆者在當時就聽到過一些毛澤東研究會成員的表述,推倒改革開放模式、重走文革路線確實是部分人的明確政治訴求,這標誌着一種以毛澤東晚年理論和實踐為出發的原教旨主義思潮開始浮出水面。與此同時,1995年陸續出現的幾份萬言書,則標誌着體制內保守勢力的系統闡述。其主要內容大致包括:為堅持中共的統治地位,需要防止資產階級的崛起和外來和平演變,為此需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在 1990年代的氛圍中,帶民粹意味的毛澤東熱、原教旨的毛主義思潮、體制內保守勢力、汪暉等新左派思潮乃至「中國可以說不」的粗鄙民族主義,都可以看作是對迅猛展開的經濟浪潮和不斷擴大的對外開放的一種反應,並共同組成了複雜的泛左派光譜。 迅猛發展的民營經濟和逐漸擴大的對外開放,暴露出諸多弊端尤其是腐敗的盛行、以及突然拉大的貧富差距和驟然公開的奢華生活享受,對於因抓大放小等各種原因而被迫下崗失業的廣大國有企業員工,和更多因突如其來的財富差距和生活享受落差而感受到相對剝奪的心理落差的底層民眾來說,以平等為主要訴求的左派思潮有其難以拒絕的吸引力,原教旨毛主義也因此獲得了其存活的土壤,在 1990年代中期,原教旨毛主義還不太顯山露水,其主要主張隱藏在有着體制庇護的保守勢力、以及具有學院背景的新左派等話語表達的背後,隨着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分化,尤其是隨着互聯網的發展,原教旨毛主義的表述也開始擴散,從世紀之交的老田等零星網友在 BBS上的發聲,發展到今天的烏有之鄉等主題網站,且匯入了張宏良等人更加系統的表達,在現實中,也開始有實際的政治表達,如現場抗議茅於軾、街頭反日保釣、反轉基因廣場集會等等,不誇張地說,原教旨毛主義是當代中國最為活躍的思潮之一。對此,不少知識分子表示出深切的憂慮,尤其是重慶模式以來,烏有之鄉等左派人士主動示好,王立軍等重慶當政者也加以結納,一時重慶模式預示着文革重來之論甚囂塵上,但在筆者看來,這一擔心卻更多是虛幻的,是過度擴大了原教旨毛主義的社會影響力和組織動員力的產物。 原教旨毛主義缺乏底層基礎 在泛左派光譜中,原教旨的毛主義並沒有獲得主導地位。不僅如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原本與原教旨毛主義若相表裏的體制保守勢力的主張,已經獲得了官方接受,並成為官方立場。幾份萬言書的主要內容如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成為了當局的執政選擇,並具體化為國進民退和五不搞、不走邪路等實踐或表達。由此,官方對原教旨毛主義持明確的否定態度,並明確聲明「不走老路」,這不僅意味着體制保守勢力與原教旨毛主義的根本分歧,也意味着原教旨毛主義已經成為一種純粹的民間主張。而在理論市場上,原教旨毛主義也並不具備真實的影響力,原來的新左派知識分子近年來大多轉向擁抱為官方背書的中國模式,親赴重慶的左派知識分子大多屬於此類。 那麼,原教旨毛主義是否擁有深厚的底層基礎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儘管毛時代的實踐和長期的文宣灌輸依舊殘留在老一輩人的心中,並時常轉化為一種下意識的表達,但仔細分析當代社會各階層,就會發現原教旨毛主義與當代生活的巨大衝突。 首先,土地承包制度使得農民家庭成為了獨立的生產單位,也使得農民成為了小有產階級,長期的生產經營活動要求農民自己做出決策、承擔風險,這種生活與原教旨毛主義的軍事共產主義毫無共通之處,他們或許會表達對貪官、對貧富差距、對社會風險的不滿,並來一句「毛主席在就好了」,但他們也同樣一分鐘也不想回到公社制度中去。 其次,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固然也不滿於封閉的戶籍制度、嚴酷的工作環境、低微的收入以及充滿歧視的社會環境,但對於他們來說,掙脫類似農奴制的城鄉二元對立更為優先,其次則是盡可能地發家致富,他們或許會支持一種主張更多權利和更多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但他們也同樣一分鐘也不想回到公社制度中去,對於原教旨的毛主義則多半興趣缺缺。以筆者多年的打工生涯,見到過為鄧小平忌日點香的,卻從未見過對毛時代懷念的農民工。 在排除掉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之後,以及城市人口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更親和體制保守勢力的主張)和新興社會階層(他們更親和自由化、市場化和全球化)之後,原教旨毛主義的社會基礎並不難描述:在既有利益格局中處於絕對弱勢的城鎮貧民集團,這既包括老一代城市貧民尤其是因下崗失業而貧困化的群體,也包括在這些年內的城鎮化過程中被貧困化的失地新市民或近郊農民。無論是從人口比例,還是從其所佔有的社會資源,以及與體制的關係而論,這一群體都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聲稱這一弱勢群體所擁護的原教旨毛主義具有真實的威脅,在我看來是一種嚴重擴大的虛構。 自由派比毛派更能引領社會思潮 在今年 915的反日保釣示威中,各地都有人群打出毛像和毛派標語,其統一性令人側目,也有人據此推論出原教旨毛主義具有高出於其他社會思潮的社會動員力,而在我看來,這仍然是一種脫離實際的推測。 近年來,隨着網絡的發展尤其是即時通訊軟件的普及,QQ群和各類語聊群體成為特定意識形態群體相互聯絡協調的工具,出現跨地區一致的行動標識並非毛派所獨有,泛自由派不僅在統一的行動標識,而且在跨地區的統一行動上,都遠超毛派,而這還是在當局嚴密打壓之下。 福州 416圍觀三網友事件、東師古探村、祭拜林昭等等。泛自由派在發起網絡輿論、實現一致行動上都有着比毛派更為深厚的底蘊和更多成功的例子。或許正是有見及此,2011年才會出現針對所謂茉莉花革命的強力打壓,與此相反,鄭州洛陽等地日復一日的公園聚會,不僅未曾遭受嚴厲的打壓,也未曾展現出迅猛擴張的勢頭。同時,由於缺乏充分的社會資源包括文化資源,原教旨毛主義在表達上的匱乏(寧要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寧可中國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和行動上的惡劣(砸車、扇耳光),也使其很難獲得其他群體的接受認同,而只會帶來恐懼和排斥,這也大大降低了其發起並推動一場社會運動的可能。 在我看來,無論從社會基礎、組織動員、資源配備還是理論表達,原教旨毛主義都更像是一個借屍還魂的怪胎,還未發育就已經陳腐,只是一個過於被誇大的虛幻威脅,這一誤解既來自於脫離實際的猜測,也未看到體制保守勢力與之明確的切割,當然,這一警惕也與文革——改革二分範式的固定表達有關,不少改革派人士試圖通過誇大毛派的現實影響來證明改革的必要性。這一企圖圍繞所有的重慶模式表現得淋漓盡至。但是,這一誕生於 1980年代的表達早就失去了其現實對應物,如今的原教旨毛主義早就不再寄生在體制內部,體制保守勢力的主張已經被官方正式接受,在不走老路和不走邪路共同被當局所拒絕的今天,沒有文革重來的可能,也沒有自由化改革的前景,只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一家獨大。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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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香港「老左」 我們曾以為一鋪可以翻身

67 暴動期間,手持毛語錄的群眾與警察對 文 / 雨文 今年 70歲的陳伯(化名),50年代、15歲時參與了大煉鋼鐵。60年代,24歲時參與了由香港左派工會發起的「反英抗暴」的六七暴動,並放置過真假「菠蘿」(土製炸彈),以致眾叛親離。回看當年,他說人生最單純、精力最充沛的 10年,竟然被騙、被利用來做了錯事、壞事︰「現在看整件事,只得啖笑。」 1949年 10月 1日的開國大典,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着麥克風,向着廣場上數以萬計的民眾和電視機前的全球華人,高呼「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伴着隨之而來排山倒海式的宣傳,延續了整個5、60年代︰「人民當家作主」、「領導是人民公僕」的口號,以及歌頌偉大執政黨、偉大領袖的《社會主義好》、《解放區的天》愛國歌曲等密集強勁的宣傳攻勢,不但令內地人興奮,亦令一河之隔的土生土長、包括陳伯在內的不少港人感動不已︰「共產黨的宣傳很厲害、是一面倒的,人民當家作主,舊社會的國民黨如何如何不好等,接觸多了就沉迷進去了、就完全相信了。」 在那火紅年代,陳伯那一代的草根階層,絕大部分人都受到毛澤東的影響︰「我們都是在香港出生、香港長大,未回過大陸,未見識過大陸的苦況,看不到內地的殘酷政治鬥爭。當年自己只是個熱血青年,很有正義感。加上自己出身寒微,是受壓抑的一群,非常希望可以改變現狀。而自己的生活圈子又很小,全是低下階層,身邊的工友們也都抱着同樣的想法,認為毛澤東提出的人民大翻身,真的可以令我們一鋪翻過身來。」 陳伯首次參與「火紅」運動是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我當時才 15歲,正好在廣州讀書。才讀了一學期就被停了,所有學生都要義務勞動,去鄉下耕田、建水庫,大煉鋼鐵,把所有人家的窗簾、鍋、盆等爛鐵全拿去煉鋼,結果當然煉不成了。」他當年正是年少氣盛,做起來特別有幹勁︰「我們一起吃大鍋飯,睡學校禮堂或祠堂,大家競爭看誰幹得最多。那時唯一的想法就是覺得黨交給你的任務是相當光榮的一件事。」 沉迷毛入左派工會 半年後運動結束,陳伯也回到香港正式踏入社會,由辦公室助理做到公營機構工人。他的愛國、愛黨情懷有增無減︰「當時覺得毛澤東的抱負很偉大,不但要改變中國,而且要改變全世界。那時我看了他所有的書,以及列寧、馬克斯、恩格斯等人的書。後來自己反思後發現這些全是反面教材。」 當年香港勞工階層兩極分化,由親北京的左派工會,與親國民黨的右派工會來統領,而左派工會佔了六成。陳伯與身邊的愛國工友,很自然地加入了左派工會。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工友,經常到工會上學習班︰「拿着馬克思思想去上學,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等。」一遇到與內地有關的活動,他必會積極參與︰「一有國家乒乓球比賽,我們就不上班跑去看比賽。國慶節時,我們會做些寫着『毛主席萬歲』的紙牌等。」 隨着內地連串的政治運動、政治鬥爭,陳伯的思想也開始出現轉變。1959年開始內地發生 3年大飢荒,導致一度有 30萬人逃到香港︰「看到大批人餓得逃到香港,許多餓死的屍體順着深圳河流到香港邊境,那時自己內心開始動搖。但因為自己仍在那個圈子裏,很難脫離它的五指山,就像現在的維園阿伯一樣,不願聽到別人詆譭中國的話,很偏激。」 1966年內地掀起文化大革命運動,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受到批鬥。陳伯看到有關新聞完全無法相信︰「自己喜歡的人,國家主席,一直是好人,為何一覺醒來會變成壞人、敵人。自己過不了自己那一關。」陳伯漸漸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開始有所反思︰「自己與自己有思想鬥爭。和朋友討論,大家都不知所措,啞口無言。為什麼?一個壞人是有跡可尋的,沒理由一直以來都是好人的人突然間會變成壞人。不過自己仍留在這個左派的圈子裏,因為這種習慣性的勢力很重要,不敢脫離,怕會變得孤零零的。」 參與六七暴動放炸彈 六七暴動,成為陳伯真正轉捩點。受到文革影響,1967年左派工會藉由一宗勞資糾紛事件而發起「反英抗暴」鬥爭運動。陳伯作為工會積極分子,不但參與還走到最前線,參與大罷工,更放置真假菠蘿(土製炸彈)︰「他們說要解放香港,人民當家作主,我們以為一鋪可以翻身,幾天就可以搞定,誰知卻失敗收場。」 六七暴動後陳伯徹底覺醒,正如他自己所言是由量變到質變︰「罷工失敗後,中共制水(不再發錢給參與罷工的人士),使我們這些人在經濟上受到影響。而最大的衝擊是整個社會對事件的態度,認為參與暴動的人是壞人,覺得自己很孤立。這對我的打擊最大,覺得自己是罪人、很自卑,抬不起頭見人。那時出來找工作時不敢向別人提起這些經歷,對家人也不敢提。」 陳伯因為以往的政治立場而與親友們鬧得不歡而散,令他既懊悔,又有種被欺騙和利用的感覺︰「我覺得我的本質是好人,但整個社會的判斷指你不應該這麼做。也就是你可以批判政府,但不應放菠蘿因為可能會殺錯良民。離開了原來那個圈子、那群人後,發現整個世界原來是這麼不同,以往的自己和那個圈子只是一小撮人而已。」 當時,不斷有大批內地人為躲避內地連串政治運動而逃到香港。陳伯與這些人接觸後,發現他們幾乎一致地反共,這促使他開始有系統地找尋大量有關資料來看︰「像當時的《大成》、《大人》雜誌等,以及《明報》內的丁望、司馬長風等人的文章,一邊看一邊反思。當時明報老闆查良鏞找了許多由大陸逃到香港的知識分子寫文章,看了這些文章後開始仇恨共產黨。對他們認識得愈多就愈不喜歡,覺得毛澤東太極權,把自己身邊的功臣全殺了,手段很殘酷。」 毛至今影響中港兩地 經歷過六七暴動,陳伯對政治轉向另一種態度︰「參政是一條痛苦的不歸路,我決定不再淌這缸混水, 因為太濁、太卑劣了。不如為了家人賺多點錢,或自我增值,為何還要為他們賣命呢。現在我對政治已看得很化、很淡了,寧願與家人多玩點也不願再碰了。」 陳伯雖不再喜歡政治,但數十年來對中共與當年事件的研究從未停止,對於毛澤東他有這樣的看法︰「當今世上有史以來最殘暴的極權者就是毛澤東。希特勒、秦始皇都沒有他那麼壞。把自己人打倒,像劉少奇、林彪等,全是損人不利己的事。」 他指,毛澤東的陰魂至今未散,對內地和香港仍有相當大影響︰「內地當局是舉着紅旗反紅旗,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而香港,愛國團體和組織都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全是為了攫取政治利益。像曾鈺成(民建聯創黨主席、現任立法會主席)根正苗紅了,但子女卻全都跑到外國去了。連他們都不相信共產黨,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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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画报 | 2012 封面上的中国

这是我收集汇总的部分外刊过去一年的中国主题封面,前两天在新浪微博贴出后1个多小时就被和谐了。如果你有我这里没有贴的中国主题封面,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或者通过私信 @假装在纽约 给我。多谢。 相关文章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包瑞嘉逝世 3600万中国人的墓碑 《国土安全》主创回应观众质疑 再谈莫言:政治以何种方式影响这位作家 伪首都青年、伪上海青年、伪纽约青年和县城青年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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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滲透港大抗學聯 專上同盟︰新紅色學生組織

文 / 孫賢亮 香港各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近年多次傳出有親北京人士或組織想滲透進去。而作為龍頭的香港大學,其學生會在近十年來一直疑遭親北京的「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HKTSA)滲透。 據本刊調查發現,專上學生同盟的最終目標,是要與一向以爭取民主自由為宗旨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分庭抗禮,甚至成為全港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學生組織。 專上學生同盟的創辦人兼理事會主席王耀瑩,在大學校園促成各種內地交流與實習計劃等活動。有批評認為這會淡化大學生對當權者和社會的批判意識。 他在今年 3月曾介入特首選舉中,希望可以左右選舉結果,不過最終因「押錯注」收場。 今年 3月 8日,正當兩名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與唐英年爭持不下之際,32歲、曾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的王耀瑩,在《信報》以《一條誤導中央的「左」傾投機路線》的文章,痛陳梁振英競選團隊,以及挺梁人士不斷誤導中央,並「懇請中央對唐、梁還是流選,在作最終決定前三思」。 港大學生會的「黑金聲明」 4天後,港大學生會突然豪花 38萬港元,在八份報章刊登標題為《有關「黑金政治」的嚴正聲明》的全版廣告,在批評梁營人士之餘,還要求北京介入「黑金」選舉風波。廣告一出,立刻引起輿論譁然,七所大專院校學生會迅速發表聯合聲明,批評港大學生會只針對個別候選人的作法,並質疑「要求中央介入」之說。 負責起草這份廣告聲明的,是港大學生會時事委員會。本刊調查發現,時事委員會骨幹成員黃柏榮和梅懌熙,均是 TSA的核心成員。而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及譚振聲、張楚晞等委員會成員,也與 TSA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黑金聲明」事件後辭去港大學生會外務秘書職務的趙希彤指,時事委員會在 3月 10日才為刊廣告事件召開緊急會議。他在會議上曾反對聲明內「要求北京介入」的說法,不過卻遭大多數人否決。他說︰「我相信這份聲明是早有預謀的,打擊梁營的背後,其實是希望選舉流選。方便他們所支持的、被視為是北京『特首後備人選』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上台。」結果梁振英最終當選為行政長官。 趙希彤分析,王耀瑩以及 TSA,由於在特首選舉中「押錯注」,「導致自身在建制派中的地位下降,轉而變本加厲,做出『激進』舉動來證明自身價值」。 譬如今年 9月,港大學生會批評首席副校長錢大康與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因突發情況而對入宿安排作出調整,並發起罷免 2人的公投。是次公投不僅在校內遭到普遍反對,校外更有數千位港大校友抵制。最終因學生會所準備的選票被指有兩個版本,公投有違規之嫌而不能成功。 「港大學生會今年來經常逆民意做事,是因為滲透的勢力在去年成功修訂了學生會憲章,大開方便之門,導致學生會多個重要職位都被佔領,連出缺多年的榮譽秘書一職也由 TSA核心成員沈顯龍擔任。」趙希彤指,原本應互相制衡的幹事會和評議會,卻被同屬同一陣營的人士同時控制,讓學生會淪為「一個獨裁的組織」。 港大學生會成 TSA基地 港大學生會被 TSA「攻陷」並非一時之役。港大學生刊物《學苑》副總編輯周永康稱,TSA滲透港大學生會至少已有 10年︰「本來 TSA只是不想港大學生會發聲,誰料道後來卻被用來執行政治任務」。 TSA核心成員立場有一定傾向性。港大學生會幹事會前內務副秘書成曉宜亦指,目前擔任 TSA理事會司庫的潘奕祺,曾經在 2009年的學生會競選活動上,強調自己在六四問題上「沒有看法」。而陳一諤則不斷強調愛國與責任。 陳一諤後來成為學生會會長,並在2009年 4月、也即上任會長僅 2個多月,就因在論壇上發表被指淡化中共「六四」屠城責任的言論,遭港大學生以公投方式,罷免了他的職務。當年陳指中共鎮壓「可能有點問題」,又指學運領袖柴玲是「走佬學生領袖」。 與成曉宜共事了一年的港大學生會幹事沈顯龍與梅懌熙,一年後聯同黃柏榮,組成「尚風閣」競選新一屆學生會。成曉宜說:「雖然一起工作了一整年,但他們競選的策略竟然是大肆抹黑我們這一屆的舊莊,指我們貪污。而且,他們從不出席會章所規定的諮詢大會,逃避所有選民的提問和質疑。」最終「尚風閣」競選失敗,2010年港大學生會出缺一年。 三人雖然未能當選,但據 TSA十周年特刊所指,沈顯龍、黃柏榮均成為2010年 TSA的地區主席,而陳一諤則成為地區的副主席。 TSA成學生會出局者同盟 於 2001年成立的TSA,可謂是港大學生會幹事會的「出局者同盟」。2001年在香港大學就讀工商管理學士的王耀瑩,曾連續兩年組建學生會候選內閣「和風閣」,不過均競選落敗。其中在 2002年競選中,他因為公開支持時任特首董建華連任,和他的高調親中態度,使他雖在僅有一個候選內閣競選的情況下,也因反對票高達八成而落敗。 入主港大學生會幹事會不成,王耀瑩在 2001創辦了大埔專上學生同盟,也就是今天 TSA的前身。 在 TSA的十周年特刊卷首,王耀瑩指出創立 TSA是源於「對香港學生社運狹隘與失焦的掙扎而另尋新路」。這一句宣言式的陳述,顯示 TSA與包括學聯在內的其他主流學生團體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 2010年 5月,TSA舉辦了就職典禮,並成立了包括大埔、沙田在內共 5個地區幹事會,並在翌年 1月迅速增加到 10個地區幹事會。除了王耀瑩,TSA還集合了港大學生會落選內閣「尚風閣」三子黃柏榮、梅懌熙、沈顯龍,以及潘奕祺、陳一諤等一眾港大學生會幹事會的出局者,組成了TSA「核心集團」。 他們借着 TSA所整合的力量和資源,開始滲透曾將他們拒諸門外的港大學生會。 「嘉賓太右」引發辭職風波 TSA舉辦的學界活動,以在內地實習、去內地交流訪問為主。2011年就職的TSA西貢區主席黎朗謙表示,他籌辦的「職業生涯探索計劃」(Career ExploringProgram, CEP),曾經邀請劉慧卿、梁家傑、涂謹申等泛民主派議員出任嘉賓。活動得到了聯席會議的批准後,並宣傳招募學生參與時,理事會卻以嘉賓名單「太右」為由,要求更改名單或取消活動。雖然他堅拒更改名單,但是「核心集團」最後召集了很多從不出席聯席會議的人,以投票方式通過腰斬活動。 職業生涯探索計劃被喊停之後,同盟的 10區中,最少有 5個地區停止運作,超過總數一半的幹事離開。黎朗謙說:「TSA內部充滿爾虞我詐、朋黨批鬥和暗自設定的政治傾向。」在其Facebook群組內,反對和批評的帖子也不斷遭到管理員刪除。 TSA雖然以地區為單位,但實際上地區並沒有自決權力。黎指︰「理事會和核心集團像是在利用地區幹事來舉辦他們想搞的活動,完成他們預設的目標。」如多次邀請《明報》文化版編輯李炘來做講座,題目便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的左派思想理論。參與的除了同盟幹事外,還有現任港大學生會幹事會主席陳冠康。他曾私底下告訴受訪的同盟前幹事,自己其實並不認同講座的內容。 理事會:「同盟」最高權力機構 TSA的權力架構是由上而下,最高權力機構是理事會,負責領導及任免各級機構、制定主要方針及作出重大決策。現任理事會主席王耀瑩,不僅身兼全國青聯委員,也是菁英會副秘書長和學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香港菁英會成立於 2007年,是由曾修畢國家行政學院、浦東幹部學院和中華文化學院及青年政治學院等中央級培訓院校國情研習班學員,所組成的青年團體。一名曾被菁英嘗試招募的知情人士指出︰「菁英會的成員都是獲得中央信得過的人。這些人不僅與中聯辦有來往,更主要的工作是協助中央政府一些不具實名的辦公室做暗處工作,譬如收風和統戰工作等。」 除了王耀瑩外,前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馮英倫也是菁英會副秘書長。他曾於 2004年發表《七一救港宣言》,質疑以遊行示威爭取普選,引起頗多爭議。來自上海的港大畢業生陳冉,亦曾在菁英會負責籌辦的博鼇青年論壇(香港)中擔任委員。她現任華菁會(出身內地的在港青年專才組織)副主席,早前更獲梁振英聘為侯任特首辦項目主任。 一名 TSA成員指,王耀瑩曾在TSA內部多次提到,「要培養香港未來的政治精英,也希望 TSA可以成為香港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學生組織。」他把矛頭直指學聯。除了要為建制派挖掘、收買人才,滲透學生會、掌握輿論導向亦被視為是 TSA的要務。 香港電台政壇新秀節目的嘉賓主持袁智朗,於 2010年受到黃柏榮的邀請,出席了由菁英會主辦的博鼇青年論壇。他說當時「自己和黃柏榮坐的是貴賓席位」,而黃手中的入場券是從菁英會處得來,可見菁英會與 TSA之間的關係。 此外,擔任 TSA秘書長的孫靄雯,同時亦是湖南省青聯委員、新界青年聯會副主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助理。理事會另一成員黃冠麟,曾擔任香港公開大學學生會會長,現任華菁會幹事。 記者曾致電王耀瑩要求採訪,但對方以「每個組織都會有人加入,有人離開,不值得大驚小怪」為由拒絕採訪。記者也曾嘗試採訪陳一諤,但同遭拒絕。 成曉宜認為,港大學生會的現狀正是香港社會的縮影,「建制派憑着手頭豐沛的資源大行其道,不斷蠶食社會的其他領域。港大作為香港高等學府的龍頭,校友又在各行各業佔重要地位,正是被 TSA視為橋頭堡的原因。」 她又指,TSA的成員通過合憲的競選渠道進入學生會本無可厚非,但他們「在參選前並無公開自己的身份背景,而勝選後又倒行逆施,這是欺騙選民的行為」。她慨嘆道,最可悲是,選民根本不留心學生會事務,以事不關己的態度聽之任之,這才是造成 TSA堂而皇之入主港大學生會的根本原因。在各大學校園裏,滲透正潛移默化地發生着,這顯然與香港所面臨的「溫水煮蛙」式的困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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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西藏自焚抗議者檔案

整理 / 陽光時務週刊編輯部 我們按照自焚時間、自焚地點、自焚者姓名、自焚後狀況和自焚原因/言論的順序,整理了 97 位西藏自焚抗議者的檔案如下: 2009年2月27日,四川阿坝,洛桑扎西 ,20歲,點火自焚,高舉有雪山獅子旗和尊者達賴喇嘛的照片,軍警槍擊致殘並被帶走,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抗議政府禁止在寺廟的宗教儀式。 2011年3月16日,四川阿坝县,洛桑彭措,19歲,自焚,重伤,遭军警毒打,次日凌晨牺牲,后由藏人隆重火葬。我無法繼續忍受心中的痛苦,我將向世人表現一點跡象。 2011年8月15日,四川甘孜,次旺诺布,28歲,僧人,自焚,当场牺牲。祈願達賴喇嘛長久住世。 2011年9月26日,四川阿坝,洛桑格桑,18歲,格爾登寺僧人,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生死不明。我們要宗教信仰自由。 2011年9月26日,四川阿坝,洛桑貢確,18歲,格爾登寺僧人,被军警强行带走,四肢被截肢,更多情况不明。我們要宗教信仰自由。 2011年10月3日,四川阿壩,格桑旺久,17歲,格爾登寺僧人,燒成重傷,被中共軍警帶走,目前下落不明,生死不明。高舉尊者達賴喇嘛法像,呼喊「西藏需要宗教自由」。 2011年10月7日,四川阿壩,卡央,17歲,願格爾登寺僧人,後遭驅逐,雙手合十,高呼口號,遭中共軍警毒打,次日離世。 2011年10月7日,四川阿壩,曲培,19歲,牧民,點火自焚 雙手合十,高呼口號,遭中共軍警毒打,11日離世。 2011年10月15日,四川阿壩,諾布占,19歲,願格爾登寺僧人,後遭驅逐,自焚,並呼喊「西藏要自由」。燒成重傷,被中共軍警帶走。於2012年1月5日離世。 2011年10月17日,四川阿壩,丹增旺姆(女),20歲,點火自焚,呼喊「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西藏自由」,當場離世。她是境內藏人自焚中的第一位女性。 2011年10月25日,四川省甘孜,達瓦次仁 ,38歲,點火自焚,呼喊「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沒有人權」。送醫院搶救,後又送回寺院,傷勢嚴重,目前情況不明。 2011年11月3日,四川省甘孜,班丹曲措,35歲,尼師,高呼「祈求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當場離世。 2011年12月1日,西藏昌都,丁増朋措,41歲,願是僧人,後還俗成家,因抗議噶瑪寺僧侶被迫害,自焚,重傷,被軍警強行帶走,6日不治而亡。 「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 2012年1月6日,四川阿壩,丹增尼瑪,18歲,願格爾登寺僧人,後遭驅逐,自焚。雙手合十,高呼「祈求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當場離世。 2012年1月6日,四川阿壩,次成,22歲,願格爾登寺僧人,後遭驅逐,自焚。雙手合十,高呼「祈求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燒成重傷,被中共軍警帶走,7日晚離世。 2012年1月8日,青海省果洛,索巴朱古,42歲,自焚,當場離世。「西藏自由」 「為了真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 2012年1月14日,四川阿壩,洛桑嘉央,21歲,自焚,並呼喊「祈求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遭到軍警毒打,引發周圍民眾抗議,軍警開槍鎮壓。16日離世。 2012年2月8日,四川阿壩,仁增多傑,19歲,自焚,燒成重傷,被中共軍警帶走,目前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2012年2月8日,青海省玉樹,索南熱央,37歲,自焚,燒成重傷,被中共軍警帶走,目前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2012年2月11日,四川阿壩,丹增曲宗,19歲,自焚,呼喊「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西藏要自由」,隨即被軍警帶走,當晚離世。 2012年2月13日,四川阿壩,洛桑嘉措,19歲,自焚。軍警撲滅了火,毆打了他,帶走了他。 2012年2月17日,青海省海西,丹曲桑波,40歲,自焚,當場離世。他的遺體已為寺院僧侶當天火葬。 2012年2月19日,四川阿壩,朗卓,18歲,自焚,並呼喊「西藏需要自由」,當場離世。 2012年3月10日,四川阿壩,拉貝,18歲,自焚,當場離世,遺體被軍人搶走,由軍營在12日晚上火化。 2012年3月3,甘肅甘南,才讓吉,19歲,藏族中學初三學生,自焚,當場身亡。才讓吉在與她的一個親戚談到一連串的自焚事件時表示,她很理解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沒有人可以像這樣繼續生活下去。 2012年3月4,四川阿壩,藏仁欽,32歲,自焚,離世前在火中呼喊 「要求西藏自由和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的口號」。 2012年3月5日,四川阿壩,多吉,18歲,在前往鄉政府的路上自焚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身亡,遺體被軍警搶走。 2012年3月14日,青海黃南,加央華旦,34歲,自焚。在周圍轉經禮佛的藏人撲滅了火,將他送到醫院,傷勢很重。 2012年3月16日,四川阿壩,洛桑楚臣,20歲,自焚,被撲上來的軍警毆打、搶走,當時他的傷勢嚴重,仍舉着拳頭竭力呼喊。而現在,他的情況不明。 2012年3月17日,青海黃南,索南達傑,44歲,自焚,當場離世,數千藏人僧俗將他隆重火葬。 2012年3月28日,四川阿壩,洛桑西繞,20歲,在中國設立的「百萬農奴解放日」在阿壩縣賈洛鄉自焚,自焚,當場離世,遺體被軍警從藏人手中搶走。 2012年3月30日,四川阿壩,丹巴達傑,22歲,在馬爾康縣政府前自焚,被軍警強行帶走,於4月7日離世。 2012年3月30日,四川阿壩,其美班旦,21歲,在馬爾康縣政府前自焚,被軍警強行帶走,當晚離世。 2012年4月6日,四川省甘孜,朱古土登念扎,45歲,於其姪女、尼師阿澤在自家木屋以身浴火,遺體呈打坐狀。 2012年4月6日,四川甘孜,阿澤,23歲,在自家木屋以身浴火,遺體呈打坐狀。 2012年4月19日,四川阿壩,曲帕嘉,25歲,學生,自焚,離世。後由藏人僧俗將他隆重火葬。他倆在自焚前錄音遺囑:「我們藏民族沒有最基本人權的痛苦比我倆自焚的痛苦還要大」 2012年4月19日,四川阿壩,索南,24歲,學生,自焚,離世。後由藏人僧俗將他隆重火葬。 2012年5月27日,西藏拉薩,托傑才旦,19歲,與達吉一起自焚,離世。遺體被軍警搶走。 2012年5月27日,西藏拉薩,達吉,25歲,與托傑才旦一起自焚,重傷,被軍警強行帶走。生死不明。 2012年5月30日,四川阿壩,日玖,33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自焚,當場離世。遺體送往寺院。後由藏人僧俗將她火葬。 2012年6月15,青海黃南,旦正塔,64歲,在尖扎縣武裝部門口自焚,當場離世。藏人僧俗將他隆重火葬。 2012年6月20日,青海玉樹,丹增克珠,24歲,舉雪山獅子旗自焚,當場離世。 2012年6月20日,青海玉樹,阿旺諾培,22歲,舉雪山獅子旗自焚,重傷,7月30日離世。 2012年6月27日,青海玉樹,德吉曲宗,40多歲,是兩位孩子的母親,自焚,被軍警強行帶走,目前情況不明。 2012年7月7日,西藏拉薩,次旺多傑,22歲,自焚,被軍警強行帶走,後離世。 2012年7月17日,四川阿壩,洛桑洛增,18歲,僧人,自焚,當場離世。 2012年8月6日,四川阿壩,洛桑次成,21歲,格爾登寺僧人,自焚,重傷,被軍警強行帶走,於當晚離世。 2012年8月7日,甘肅甘南,卓尕吉,26歲,自焚,之後傷重離世。 2012年8月10日,四川阿壩,角巴,24歲,自焚,高呼抗議口號,被軍警滅火後強行帶走,途中離世。他曾參加2012年農曆新年麥爾馬鄉的抗議活動。 2012年8月13日,四川阿壩,扎西,21歲,自焚,被軍警滅火後強行帶走,隨後離世。 2012年8月13日,四川阿壩,隆多,20歲左右,自焚,被軍警滅火後強行帶走,隨後離世。 2012年8月27日,四川阿壩,旦木曲,17歲,牧民,自焚,被軍警滅火後強行帶走,隨後離世。 2012年8月27日,四川阿壩,洛桑格桑,18歲,格爾登寺僧人,自焚,被軍警滅火後強行帶走,隨後離世。 2012年9月29日,西藏昌都,永仲,康昌都(今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昌都縣)嘎瑪區農民,27歲。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雜多縣縣城街頭自焚,嚴重燒傷,被軍警強行帶走,目前生死不明。 2012年10月4日,西藏那曲,古珠:康比如(今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比如縣)人,作家,43歲。在那曲縣城自焚,離世,遺體被軍警搶走。「生命敲響勝利之鼓」 2012年10月6日,甘肅甘南,桑傑嘉措,27歲,在合作市多河寺附近自焚,當場離世。他是兩個年幼孩子的父親。 2012年10月13日,甘肅甘南,丹增多傑,50多歲,在合作市合作寺附近自焚,當場離世。他是全藏著名的第七世貢堂倉仁波切的外祖父。 2012年10月20日,甘肅甘南,拉莫嘉,20多歲,在博拉寺附近自焚,當場離世。死前留下遺言:「這中國真不讓我們過一個安心的日子。」 2012年10月22日,甘肅甘南,頓珠,61歲,在拉蔔楞寺內自焚,當場離世。死前呼喊:「讓尊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並留下遺言表示:自己和老一代人在1958年間遭受中共政府的迫害和折磨,所以自己和其他年事已高的老人應該選擇自焚。二年輕人要留住生命,為民族未來事業作出努力。 2012年10月23日,甘肅甘南,多傑仁欽在拉蔔楞寺附近武裝部前自焚,當場離世。 2012年10月25日,西藏那曲,才博、丹增兩人自焚,喊着「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點火自焚。才博當場離世。 2012年10月26日,西藏夏河,拉毛才旦,24歲,夏河縣阿木去乎鄉的牧民,自焚離世。當時他高呼「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等口號。他的遺體被當地僧俗藏人送回他的家中。他有父母雙親,及妻子和一個兩歲的女兒。 2012年10月26日,甘肅甘南,圖旺嘉(之前誤寫為次帕嘉),甘肅省甘南州夏河縣桑科鄉的牧民,23歲,在桑科鄉汽車站自焚離世。當時他高呼「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釋放十一世班禪喇嘛」、「西藏要自由」等口號。圖旺嘉的遺體被當地藏人送回他的家中。他有父母雙親及年輕妻子。 2012年11月4日,青海黃南州,多吉楞珠,25歲, 唐卡畫師,在青海黃南州同仁縣的縣城大街自焚,當場死亡。很多僧人及民眾從附近趕至,把遺體送到隆務寺後山一座火葬場舉行葬禮。 2012年11月7日,青海黃南州,丹珍措,安多熱貢(今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多哇鄉卓榮布村牧民,23歲。有父母雙親及6歲的兒子。2012年11月7日,中共十八大前夕,她在多哇鄉自焚離世。她在自焚前留下遺言說:「阿爸,我們藏人真難啊,連嘉瓦仁波切(尊者達賴喇嘛)的法像都不能供養的話,那是真的沒有自由了……」 2012年11月7日,下午約3點,三名15-16歲年輕的俄休寺僧人,在四川阿壩縣各莫鄉俄休村的各莫鄉派出所門旁自焚。他們同時高呼‘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的口號,在極短的時間內,公安趕到了現場。15歲的多吉當場過世。16歲的桑珠和多吉嘉燒傷嚴重,被緊急帶往縣醫院。 2012年11月7日,四川阿壩,多吉嘉,16歲,安多阿壩俄休寺僧人。在阿壩縣各莫鄉派出所前自焚,後被軍警拖走,生死不明。 2012年11月7日,西藏康區,次傑,27歲,西藏康區那曲地區比如縣白嘎鄉叮色村人,在比如縣白嘎鄉自焚,後被中共軍警拖走,關押在監獄中並拒絕提供醫治,於11月18日深夜去世。他是兩位孩子的父親。 2012年11月7日,四川阿壩,桑珠,16歲,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壩縣俄休寺僧人,在阿壩縣各莫鄉派出所前自焚,生死不明。他在自焚前留下遺書:「把這世上最仁慈的祝福,獻給我的兄弟姐妹、特別是我的父母。祈願達賴喇嘛常駐於世,願幸福之光照耀雪域大地。」 2012年11月8日,青海黃南州,格桑金巴,18歲,安多熱貢多哇鄉牧民,在同仁縣隆務寺度母廣場自焚,當場離世。留下遺書:「為了實現民族平等,西藏自由,發揚西藏語言文字,迎請尊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自己決定自焚。」 2012年11月10日,青海黃南州,貢寶才讓,19歲,安多黑措下巴溝鄉牧民,在琼日塘寺前自焚,當場離世。死前呼喊「民族要自由、語言要自由、讓尊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 2012年11月12日,青海黃南州,寧尕扎西,24歲,安多熱貢多哇鄉牧民,在多哇鄉自焚,當場離世。留下遺書:「西藏要自由、要獨立!釋放班禪仁波切,讓嘉瓦仁波切返回家園!我自焚抗議中國政府!父親扎西南傑為主的人,不要為我悲痛,隨佛法,行善事,我的希望是,六百萬藏人要學習母語、講母語,穿藏服,團結一致。」遺書最下面還有一行中文:「無論作什麼事情,只要努力,就沒有不成功的。」 2012年11月12日,青海黃南州,寧吉本,20歲,安多熱貢多哇鄉牧民,在多哇鄉自焚,當場離世。死前呼喚「祈願尊者達賴喇嘛永久住世」。 2012年11月15日,青海黃南州,卡本加,18歲,安多熱貢加吾鄉農民,在加吾鄉自焚抗議中國政府,當場離世。 2012年11月15日,青海黃南州,當增卓瑪,23歲,安多熱貢農民,在扎毛鄉果蓋裡倉村點火自焚,當場離世。 2012年11月17日,青海黃南州,久毛吉,27歲,自焚,當場離世。在她的遺書中用藏文和中文寫着「民族平等,新任領導人習近平須於達賴喇嘛會面」以及「和平」二字。 2012年11月17日,青海黃南州,桑德才讓,24歲,安多澤庫多禾茂鄉牧民,在多禾茂鄉政府前自焚,當場離世。留下遺言:「西藏沒有自由,尊者達賴喇嘛被監禁在獄中,另有無數個西藏英雄相繼自焚離世,因此,自己不想活在這個世上,活得也沒有意義。」「我們是雪獅的兒子,紅臉藏人的後代,請銘記雪山的尊嚴。」 2012年11月19日,青海黃南州,旺青諾步,25歲,安多亞孜崗察藏族鄉農民,在崗察寺附近自焚,當場離世。死前高呼「讓尊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釋放達賴班禪」於「西藏自由」。 2012年11月20日,青海黃南州,才讓東周,34歲,安多拉卜讓牧民,在夏河縣牧場官商合作開採的金礦工區前自焚,當場離世。 2012年11月22日,青海甘南,單知傑,23歲,安多碌曲牧民,在碌曲縣河邊自焚,當場離世。 2012年11月22日,青海黃南州,魯布嘉,19歲,安多熱貢多哇鄉牧民,在多哇鄉自焚,當場離世。 2012年11月23日,青海黃南州,丹正多傑,26歲,安多澤庫多禾茂鄉牧民,在多禾茂鄉政府前自焚,當場離世。死前雙手合十,高呼「祈願尊者達賴喇嘛永久住世」、「達賴喇嘛尊者萬歲」。 2012年11月25日,青海黃南州,桑傑卓瑪,17歲,安多澤庫多禾茂鄉尼師,在村里自焚抗議中國政府,當場離世。 2012年11月26日,四川甘孜,旺嘉,20歲,康色達色達中學學生,在縣城中心金馬塑像下自焚,被軍警強行拖走,生還希望渺茫。自焚前雙手合十高呼「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藏民族要自由」。 2012年11月26日,甘肅甘南,貢寶才讓,24歲,安多碌曲牧民,在當地自焚,當場離世。 2012年11月26日,甘肅甘南,關取才讓(貢卻才讓),18歲,安多拉卜讓阿木去乎鄉牧民,在當地一座官商合作開採的礦區前自焚,當場離世。 2012年11月27日,西藏安多,格桑嘉,20歲,安多若爾蓋牧民,在降扎鄉政府前自焚,當場離世。留下遺言:「永別了,世上恩惠無量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們,我要為雪域西藏的福祉利益用火點燃生命,祈願達賴喇嘛丹增佳措永久住世,希望雪域西藏的幸福之日儘早到來。」 2012年11月27日,甘肅甘南,桑傑扎西,18歲,安多拉卜讓牧民,自焚離世。自焚前曾給其堂兄打電話說:「今天我要為民族事業自焚。」 2012年11月27日,西藏安多,萬代科,21歲,安多黑措牧民,自焚離世。死前高呼「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釋放第十一世班禪喇嘛」、「西藏要自由」、「語言和宗教信仰自由」、「保護生態環境」等等。 2012年11月29日,甘肅甘南,才讓南加,21歲,安多碌曲雙岔鄉洛措村牧民,自焚抗議中國高壓統治,當場離世。 2012年11月30日,四川阿壩,貢卻傑,29歲,阿壩州若爾蓋縣阿西鄉上熱爾村村民,在距離紅星鄉十公里處的汽車加油站點火自焚,隨後被警方強行帶往阿壩州州府馬濾康縣,12月1日死亡。 2012年12月2日,西藏安多,松迪傑,17歲,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縣博拉鄉博拉寺附近公路上自焚,抗議中共強權高壓統治政策。身上大火被風吹滅之後又頭撞附近圍牆,目前生死不明,自焚前高呼「達賴喇嘛萬歲」和「允許達賴喇嘛返回西藏」。 2012年12月3日,西藏安多,洛桑格登,29歲,西藏安多果洛州班瑪縣賽來塘鎮班納合寺僧人,在班瑪縣蓮花街自焚並堅持遊行300米,當場死亡。自焚前一刻通過電話對班納合寺一名僧人表示,「我又一個希望,那就是西藏三區民眾要團結一致,不要內鬥,只要這樣我們的希望就會達成。」 2012年年年2月8日,青海甘南,白瑪多傑,23歲,安多碌曲牧民,在當地西倉寺自焚離世。高呼「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獲得自由」、「西藏人民聯合起來」。 2012年12月8日,四川阿壩,貢確佩傑,24歲,安多若爾蓋格爾底寺僧人,在當地格爾底寺自焚離世。死前高呼:「祈願達賴喇嘛永久住世」、「讓達賴喇嘛和格德仁波切返回西藏」、「境外藏人早日團聚」。 2012年12月9日,青海黃南州,萬欽吉,17歲,青海省黃南州澤庫縣中學生,自焚離世。死前喊着:「祈請達賴喇嘛永久住世」、「藏民族萬歲」。自焚前向友人表示「我要為民族尊嚴而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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