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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溫朗鈞 專業精神是香港最為可貴的價值之一，雖然其並不如道德感召那樣觸動人心，卻在面臨危機時更有韌性。 2003年初突如其來的一場疫症風暴，考驗了中港台三地甚至是全球社會。即使是應對着「非典型」的疫症，但是香港的醫護人員依然緊守崗位，盡力照顧醫院裏的每一位病人。SARS一役雖然帶走了 8位香港醫護人員的生命，但是他們所付出的努力，亦成就了「香港精神」。 面對 SARS這樣來勢洶洶又充滿未知的疫情，如同士兵面對戰場，對人性有着極大的考驗。在一些地區，醫護人員爬窗逃走，甚至寧願在私家診所當副職，都不願回醫院救人。這些雖然只是個案，更多的醫護人員還是堅守崗位，甚至以身殉職，但是個別人的行為卻損害了醫護人員整體的形象，給民眾帶來不良觀感。 相比之下，香港醫護人員克盡本分，沒有一人臨陣脫逃，足以令世人鼓舞。雖然醫護人員醫治病人是天經地義，但是在死亡威脅之下，個人以至社會的公民性和文明性成為了醫護人員堅持救援的動力。 在香港抗疫的過程當中，全港市民上下一心作出不同的預防措施，令社會上的不同個體共同達致了罕見的一致性，這是集體意識的一種呈現。不同的個體理解自己其實是集體的一部分，此時每一個人都會為着集體利益出發，而將群體利益和個體利益放到次要位置。雖然每個人的身分不一樣，但是為了達成擊退疫症的集體目標，大家都能夠自我約束，良好地實踐個體職責。 專業道德的具體實踐，亦充分反映在整場香港防疫戰中。 即使專業道德應該是每一位醫護人員所具備的，但是它在不同的地方所產生的效果卻不盡相同，這和各地文化對「專業道德」的重視程度和內在涵意的解讀有關。香港的專業團隊文化一直深受英國殖民地文化影響，其重視紀律、使命的信條影響着很多香港人的心靈。 然而這種專業團隊文化在中國大陸影響較弱，起主導作用的是單純的道德號召，在實踐中卻往往流於權威強制。雖然政府與以往一樣進行「抗非英雄」的宣傳，但社會上（包括醫療衛生系統）普遍的商業化、市場化傾向對傳統的道德產生了巨大衝擊——如果說做這份工只是為了掙錢，那麼當救災會招致死亡威脅時，就不值得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但在香港，專業道德卻在某種程度上能將市場和道德結合起來：醫生因其專業地位而擁有相對優渥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他們也因此將遵循職業倫理、履行職業使命視為一種義務，以及榮譽。 而且，與個人道德相比，專業道德並非僅僅是付出那麼簡單。雖然疫情兇猛，香港醫護人員殉職的人數在中港台三地卻是最少的。專家的意見得到重視，管理部門從專業出發進行決策，專業的團隊合作，都在其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相對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言壯語，以專業素質盡忠職守，才是社會對專業人士更高的要求。 與此同時，媒體亦對安撫和鼓勵醫護人員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媒體如實反映了疫症的最新情況，甚至監察政府抗疫的一舉一動，令醫護人員能夠盡量對外界有準確認知。透明的資訊流通，使得市民和醫護人員都能得到及時、真實的信息，並彼此理解、關心，從而避免心理恐慌。 反過來，香港的醫護人員即使面對高壓，也仍然採取相對溫和的手法宣洩工作上的困境。他們或會致電電台主持人，批評防疫工作的設備不足，但是當情緒得到紓緩，收到遠方的祝福和鼓勵後，他們就會轉身繼續抗疫。 在台灣，曾有調查顯示 44%民眾認為沙士恐慌源於傳媒。明顯當地傳媒業界在疫症猖獗之時，仍未能成為民眾的依靠，每天持續的報道反令需要外界大力支持的醫護人員增添一重擔憂。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2003 年5 月27 日，台北市，台大醫院的醫生在SARS 病人的X 光片前調整口罩 文/ 康依倫 因為並非 WHO成員國，台灣的 SARS預防被整整拖延了一百天。台灣的防疫合作，也就和兩岸和解緊緊結合在一起。 從3 月1 日開始，台灣民眾若要前往中國大陸、埃及、柬埔寨等國家旅行，除了旅遊資料外，還有另一項攸關自身性命安危的準備工作。 台灣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疾管局，CDC) 在3 月2 日宣布，由於上述國家單在今年1、2 月就傳出12 例H5N1 禽流感病例，在防疫的需要下，決定到今年8 月底止，開放10萬株疫苗給有需要的民眾，提前防疫。畢竟在經過了03 年3 月到7 月，短短五個月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流行所造成的人命、經濟損失之後，「防疫視同作戰」，從行政部門到民眾，已經沒有人敢再輕忽。 03 年3 月12 日，世界衛生組織(WHO) 才對中國的SARS 疫情發布警訊，隔一天，一名2 月從中國大陸返台的台商就被台大醫院通報為疑似案例。一直到3 月底，台灣的疫情被控制。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一度打算用「零死亡、零社區感染、零境外移出」的三零紀錄，作為該年5 月底推動台灣加入WHO 活動的訴求。但還不到5 月，這項紀錄就被打破。 行政院主導 防疫升級國安層次 4 月21 日，位在台北市廣州街上的和平醫院傳出30 位可能病例及50位疑似病例，引起民眾恐慌。緊接着，4 月28 日，另一間位在台北市的仁濟醫院也傳出院內感染。SARS 已從零星的、境外移入的，轉為本土的大規模感染。 由於防疫資訊不夠完整，公共衛生學者各有不同意見，造成中央與地方在和平醫院封院過程的衝突。行政院決定要拿回主導權，成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應變處理委員會」，並且以立法的方式通過暫行條例，從醫院的協調、物資的發放、媒體報道的原則、違反者的罰則等都規定清楚。如此的做法不但是讓行政院依法有了指揮調度的權責，也等於是把防疫的衛生安全工作，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級。 而即使到這個時候，WHO 已知台灣疫情擴散並進一步將台灣列為旅遊警示區，卻仍然在中國的壓力下，不接受台灣相關訊息的回報，當然也就沒有提供台灣任何正確或是即時的處置建議。台灣被排除的情況，一直到5 月美國疾病管制局介入後，WHO 的專家才以個人的名義組團，在5 月4 日到台灣拜會國家衛生研究院及衛生署下的疾管局，希望了解SARS 在台灣的潛伏期及傳染型態。據當時也陪同參與的防疫專家回憶，這群來自WHO 的專家相當謹慎，既不願與衛生署官員正式會面，就連衛生署官員想合影也不被允許。 台灣，在 2003年 SARS的國際防疫作戰圖上，空白了將近一百天，此時才用「非正式」的方式被納入。5月 11日，台灣官方及學者，在中國的同意下，得以參加 WHO所舉行的視訊會議，藉由實質的討論，疾管局隨即調整防疫作法，從 5月 15日開始採取發燒監控（SARS無發燒就無傳染力）及第一線醫療院所進行發燒篩檢，疫情獲得有效控制。 非 WHO會員國 喪失防疫資訊 台灣從 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在蔣氏政權漢賊不兩立、絕不搞一中一台的政策下，台灣被排除在正式的國際組織之外，其中也包括 WHO。有醫界背景的在野人士組成了「台灣醫界聯盟」，從 1995年開始推動台灣加入 WHO的運動。民進黨於 2000年執政後，納入外交部、衛生署成為政府施政重點。 由於並非 WHO會員國，對於疫情最新發展及防治細節，行政部門僅能透過私人關係向其他會員國或官員查詢，更多資料是透過網路彙整。當時的衛生署長涂醒哲就說，當新加坡出現第一起病例後，WHO就提供其越南病例的資訊，但台灣僅能靠自己搜集。即使是台灣提出納入不渉主權、政治而是單純的「全球疾病爆發警訊及回應網路」系統，以獲得跨國專家學者協助，同樣遭到拒絕。 訊息的落後，讓台灣的防疫出現了大破洞，特別是對第一線醫護人員的保護。3月底，WHO合作的實驗室就已經確定了病毒組合，但是，台灣並沒有獲得即時更新的消息，還以舊有指標來判別及防疫，也間接導致之後大規模本土院內感染。據統計，台灣醫護人員 SARS的感染率高於30%，反觀染 SARS人數多於台灣的香港及北京，醫護人員的感染率在最嚴重時也沒有超過20%。 SARS期間台灣被孤立在 WHO體系外的問題，成為扁政府推動加入WHO的最佳說明。現任台聯黨立委林世嘉，當年以台灣醫界聯盟執行長的身分隨同參與了 5月 16日在日內瓦召開的第 56屆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她表示，其他的會員國對於台灣將疫情鎖在島內的做法，都表示肯定，也都認同防疫不應有國界之分。但是，等到正式開會，中國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依舊阻撓台灣的入會申請。當時中國副總理兼衛生部長吳儀及其他中國代表答以「Who cares？」，並回應台灣入會提案是「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合」。 中國官員強勢的回應，透過媒體傳回台灣，引起不小的反彈；而也因為中國的壓力，當年本來以為能以sars防疫在大會進行經驗分享的衛生署長陳建仁，最後也只能坐在旁聽席，隔著玻璃，聽著其它國家報告。 入會：防疫的終極解答？ 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推動兩岸和解、活路外交，意思是要「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活動」。從 09年 4月底開始，包括國台辦及北京方面都傳出，同意在「廣義的一個中國」原則下，讓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5月的世衛大會；同時間，當時的衛生署長葉金川就表示已經接獲 WHO秘書長陳馮富珍的書面邀請，讓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的觀察員身分參加第 62屆世界衛生大會（WHA）。 但根據 01年披露出的 WHO和中國的協議，台灣僅有在開會期間並且是以每年申請的條件下，才有觀察員的資格，非會議及 WHO內部僅能稱呼「中國台灣」；而且台灣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及中國的授權下參加WHO，而其他的技術交流也必須由中國與 WHO秘書處協商處理。馬政府為此還大動作的向 WHO抗議，只是並無效果。 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會受到一個中國的牽制，但兩岸交流，還是有可操之在我的部分。 2010年 12月 20日，第六次江陳會簽署了《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在傳染病防治上，雙方都同意要共同防疫、通報。同時也規定重大疫情的通報內容，包括了病例定義、實驗室檢驗數據、疫情來源、病例數、死亡數及採取的防治措施等。台灣疾管局局長張峰義也在 12年 6月率團赴大陸，分別與大陸衛生部、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舉辦有關傳染病防治及檢驗檢疫兩小組的工作會議。 過去十年間，兩岸人民的交流往來，已從 92年的一年 400萬人次，到 12年接近 800萬人；交流更頻繁，防疫的準備就更為重要。台灣已修訂完成「傳染病防治法」來彌補 SARS防疫時的不足。而相較於中國人多以陸路赴港，台灣的邊境防疫較香港單純且易管理，在機場、港口仍設置着體溫監控器。 09年 H1N1順利被控制，現在被視為最可能發生大規模流行的H5N1，台灣也從去年開始先針對從事與家禽類有關的人員進行免費疫苗注射，自行研發的疫苗也進入了人體試驗階段。兩岸防疫的合作也在官方的主導下，進入了工作小組的階段。 但是，如果中國仍沒有學得教訓，仍隱瞞重大傳染病的發生，那這一切的準備，都可能在疫情瞬間大爆發的時候，立刻被瓦解。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 /方駿 因為 SARS時期的作為 ,加上廢除收容審查制度，當時剛上位的中央得到了許多讚頌和期許，甚至被冠以「胡溫新政元年」的美名。 北京人有個說法，對重大事件都用「鬧」來形容，比如鬧日本鬼子、鬧紅衛兵，如果你在今天讓他們回憶十年前，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鬧非典」，而其中記憶最深刻的很可能是每天守在電視機前，收看每日疫情通報會。其中，2003年 4月 20日的數字公開和張文康、孟學農的免職，無疑是最讓人震撼的事件。 因為 SARS時期的作為——公開信息、走進民間、問責高官，加上廢除收容審查制度，當時剛上位的中央得到了許多讚頌和期許，這一年甚至被冠以「胡溫新政元年」的美名。但其實就在這一年底，黨國就恢復了其本性——因為報道「非典重現」，加上對孫志剛事件秋後算帳，《南方都市報》遭到整肅。 10年後的今天，在紛紛議論「習李新政」之際，回望當年的「胡溫新政」，似乎只剩下朦朧的背影。可是中國當局是否從 SARS中得到教訓？ 遺產：名存實亡的信息公開 SARS十年，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原來幾乎破產的公共衛生體系，因為 SARS而得到重視，獲得了巨大發展——在此之前，市場化主導了醫療衛生體系的建設，盈利成為醫院的首要目標。但是 SARS讓政府和社會意識到，空氣中傳播的病毒並不止步於富貴之前。 但「非典」帶來的損失，和公共衛生體系無關——非典爆發最嚴重的，恰恰是衛生體系最發達的北京，更和醫療技術無關——曾被寄予希望的特效藥和疫苗，至今也沒有誕生。在其他地區已經對 SARS有了應對經驗之後，北京仍會控制不了疫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當局對疫情的隱瞞，不僅導致了社會上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也給自身的決策帶來了嚴重誤導。 一位朋友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4月中旬，他得到傳言，政府要公布真實的感染人數，「高的嚇人」，回家後告訴他的父親——一位重要部門的正部級高官，結果被訓斥：「我在中央都不知道，你哪來的謠言？」 固然這位高官並非衛生系統人員，但他都被完全蒙蔽，中央政府是否又會得到完整信息？就是在衛生系統內部又如何？正如接受訪問的專家所說：「誰的意見和它一致，誰是專家，不一致的聲音就會被埋沒掉了。」這種機制既能導致隱瞞和忽視，也能造成過度反應（詳見後文專訪）。 相比之下，在香港和台灣，雖然疫情爆發初期也存在決策混亂和拖延公開，但是自由的媒體扮演了強力監督的角色，使得政府無法一手遮天，決策體系也很快回到了正常的軌道上。 2003年 5月 9日，SARS正烈的時候，國務院就公布施行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四年後，2007年 4月，國務院又出台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是十年過去，重大疫情的公開又做得如何呢？今年 1月 30日，律師董正偉向環保部申请政府信息公開，要求公開全國土壤污染調查數據信息，結果竟被告知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既然腳下的土壤可以成為秘密，空氣、水、病毒又何嘗不能？ 港台：被系在中國戰車上 瞞報疫情，受損的不僅是中國政府自己。回想當年，雖然廣東省衛生廳曾在 1月 23日就發出通知，要求各巿衞生部門高度重視疫情，卻沒有正式向港方通報。直到 4月 20日後，廣東省當局才開始與港澳衛生部門建立正式的報道機制。香港衛生署可以毋須繞經國家衛生部，直接從廣東省衛生廳取得列在通報名單上傳染病的資料。 2005年 10月 21日，廣東、香港、澳門三方簽署了 ，規定「如三地或其中兩地之間發生跨地區傳播或擴散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相關各方除會第一時間通報有關疫情或事件信息外，並會立即啟動應變機制」。但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批評，隨着 SARS疫潮遠去，粵港疫情通報機制已經名存實亡。「近年已經沒有人再提這個機制，衛生署也很久沒有發放從粵方取得什麼傳染病的資料，通報機制是否仍然暢通，外人無從知曉。」 甚至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也承認，無法確定內地「在地方層面的醫護單位能否及早辨認疑似病例」。 在大陸和台灣方面，2010年的第六次「江陳會」簽訂了《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其核心內容包括建立兩岸傳染病疫情信息通報機制，加强檢疫防疫措施和對重大傳染病疫情的處置。但是由於更複雜的因素，這一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 2003 年6 月18 日23 時， 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主任陳薇 在觀察干擾素對抗SARS 病毒的實驗結果 隱憂：流動的人群 說到 2003年，除了 SARS之外，還有兩件給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50萬人七一大遊行，以及自由行（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的開啟。其實這三者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SARS中董建華政府應對失措是激發50萬人上街的原因之一；而刺激因SARS衰退的旅遊業，以及挽救低迷的民望，是香港政府迫切要求開放自由行的主要目的。 十年自由行，在給香港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爭議。但就防疫而言，十年內增長四倍的跨境旅客人數無疑大大增加了跨境疫情防控的壓力。2012年每天經過陸路口岸往返深圳和香港的人次就超過 50萬，其中過半數都經過羅湖口岸。醫務會會長謝鴻興醫生指，這是個很大的隱憂：「人口的大量流動令到疫症的擴散速度快了很多。」 2003年，這一年春節剛剛啟動的台商「春節包機」首航，還只限於春節期間（2006年擴大到四大傳統節日），所以無論是最早感染的返鄉台商，還是後來入境的港人，其實都是從香港轉機進入台灣的。但在 2008年兩岸直航之後，無論是台商、台幹、台生，還是大陸遊客，都可以便捷的來往於兩岸之間，人數也急劇上升。 相對有利的一點是，兩岸絕大多數的來往都是通過航空，所以只要在機場加強防範，理論上可以堵截住疫情。 除了香港、台灣，和大陸交往激增的還有依靠賭場發達起來的澳門。2011，珠海拱北口岸的過關人流突破了 9000萬，超越羅湖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口岸。 衝擊：如果 SARS重來 香港，澳門，台灣，都已經在經濟上如此依賴於大陸，一旦再次發生類似 SARS的危機，他們的經濟也會損失更大。以香港為例，即使可能，又如何想像關閉與深圳的口岸，暫停大陸遊客？ 我們將會看到：酒店空空，店舖關門，街道絕踪，香港真會變成一座死城。 甚至，在大陸內部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危機。上海的社會家蘇平（化名）曾經研究發現，當年因為躲避 SARS而回家鄉的農民工，有一些便在家鄉發現了謀生機會而不再返回。「如果今天又發生類似非典的衝擊，這種趨勢有可能更明顯，因為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機會比過去更多了」。 她說，因為十年來一直沒有解決外來務工人員落地生根的問題，他們已經高度適應流動的生活，一旦發生疫情危機，失控的可能性更高。 而且，城市的公共衛生支出雖然已經提高很多，但在外來人口方面還相對薄弱，特別是對於那些沒有「單位」的流動人口。 經濟角度看，在北上廣深這樣的大城市，這裏的企業已經高度依賴外來勞動力，所以這種衝擊將會對經濟構成重大挑戰。——外來人口逃亡，工廠停工關閉，旅遊商業蕭條…… 面對這樣的危機，政治改革停滯的中國，以及被綁在中國經濟戰車上的港澳台，是否準備好了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沈志華 解放軍蘭州軍區某裝甲團演習過程中對黨旗宣誓 中共建政前後兩次提出又放棄了新民主主義。如今，歷史詭異的重複，中共能否抓住政治改革最後的機會？ 近年來，以劉源、張木生為首的部分中共紅二代重提新民主主義，並期望以此影響中共核心意識形態，成為十八大後中共新領導人推動改革的理論依據。新民主主義在中共和共和國的歷史上經歷了哪些起伏，如何被提出又被拋棄，本文做了大致的梳理。 軍力不足 中共期望和平演變 新民主主義理論由中共創建，但具體成型時間有較多爭議。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做《論聯合政府》，算是這個理論成熟的一個標誌。 從 1943到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論聯合政府》是針對國民黨獨裁政府提出的口號，共產黨希望在國家的框架內有一個合法的地位，通過兩黨公開競爭的手段，存在於這樣一個政治舞台當中。其實《論聯合政府》提出的綱領都是從議會政府、選舉政府這個角度提出來的問題。 當時中共並沒有十分強大的軍隊，並且中共的軍隊從理論上來講是在「國家軍隊」的序列之內，所以在新民主主義的框架下中共是準備放棄軍隊，呼籲國民黨將軍隊國家化的。 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的另一個歷史背景是中共希望憑藉這樣一個民主理論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1944年，美國軍事觀察團在延安駐紮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縱觀毛澤東的歷次講話，他認為美國不但經濟發達，政治制度也是很先進的。毛為了迎合美國提出新民主主義，就是希望美國支持中共在政治舞台上謀取合法地位。 當時的蘇聯也支持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美蘇之間有一個默契，就是給蘇聯支持的中共保留一定的活動空間，不允許國民黨在中國搞一黨制，而是聯合政府，形成勢力均衡。 日本投降 區域自治取代聯合政府 形勢在日本投降後發生了變化。中國部分區域出現權力真空。中共鑑於當時自己的軍事實力仍難與國民黨抗衡，於是放棄聯合政府的主張，希望以區域自治取而代之。 日軍撤退後，華北華中平原沒有國民黨部隊，毛想通過武力方式接手，被斯大林阻止，於是還是搞國共和談。此外，在 1946年 7月以前，中共還曾經提過要建立東北民主共和國，劃長城而治，不與國民黨爭全國政權。 但國民政府並不同意分治，於是國共雙方兵戎相見。從 1947年至1949年，尤其是在 1949年，解放軍在戰場上勢如破竹，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就變成一個團結各階層最後打敗國民黨的口號了。 放棄新民主主義 轉向學習蘇聯 1949年以後，毛澤東就是以共產黨政權的存亡來設計政治制度了。毛認為要靠中蘇同盟條約來保護政權才是最堅實的。所以他從蘇聯回來之後說，簽了這個條約，將來誰要打我們，我們就有幫手了。這是他的心裏話。 當時也有質疑的聲音，認為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比向蘇聯一邊倒好。但國際局勢發生變化，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出兵朝鮮，服從斯大林的領導，於是中蘇同盟更加鞏固。中共新政權的統治得到蘇聯的保護，經濟上也獲得援助。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政權自然直接將蘇聯的政經和各種制度照抄到中國。一些具體的國情也迫使中共不得不照搬蘇聯模式。 比如說，當時中國的民族資本比較薄弱，官僚資本則非常強大。沒收官僚資本的結果是經濟成分中國有化的程度很高，非常適合搞計劃經濟。此外，朝鮮戰爭期間國內的糧食要統購統銷。種種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導致了在 1952年底，中共要超越混合經濟階段，超越新民主主義的模式，提出來向社會主義過度的總綱領。新民主主義在中國徹底銷聲匿跡。 政權鞏固 新民主主義第二次回潮 1956年，新民主主義似乎有回潮的跡象。革命具有慣性。中共通過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他們比較容易依賴同樣的手段坐天下，即採取革命的方式鞏固政權，改造社會。借助朝鮮戰爭的特殊環境，通過武力鎮壓和群眾運動的強制手段。建政後，中共完成了鞏固新政權的幾個主要任務：清除反對勢力、變更所有制、「改造」社會及國民的思想。 到 1956年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鞏固政權的任務已經完成，進入社會主義以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大規模開展經濟建設。這一點，中共領導人是十分清楚的。他們連續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針，甚至考慮採取某種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調動社會積極因素建設國家。 在這個基礎上，中共八大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中共的現時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開始認識到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他決定發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許多過去不敢講而共產黨又不愛聽的話被大膽說出來。令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評矛頭竟然指向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公然質疑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方式。毛澤東決定進行反擊，而這個決定又恰恰迎合了黨內基層幹部對整風運動中諸多言論和做法的不滿情緒。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很快在全國鋪開，暴風驟雨再次降臨中國大地。 反右與經濟躍進 新民主主義再次退潮 中共八大的溫和路線遭到否定，階級矛盾重新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特別在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經過不斷的階級鬥爭才能最後的解決。 而曾經的「以俄為師」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也出現了變化。當時，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顯示出的優勢地位，遠非蘇共領袖赫魯曉夫所能 相比。隨着赫魯曉夫和蘇共屢次陷入領導人交替過程中的政治危機，在中共黨內和社會上漸漸形成了一種中共應取代蘇共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看法。這一點，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表露得十分明顯。 毛澤東感到，中國要在社會主義陣營為首，唯一欠缺的就是經濟實力。反右派運動以後沒有了反對的聲音，蘇聯專家的意見也退居次要地位，毛澤東就要大張旗鼓地開始經濟躍進。 如今，站在 21世紀的角度來看1956-1957年這段歷史，令人不勝感慨。 1956年初，中共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蘇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針，中國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有了一個機會。中國究竟走向何方，這時需要並有可能進行認真的思考和比較，中共領導人也確實開始了探索。但是，面對突如其來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國社會的騷動，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因真心參與共產黨整風而提出的尖銳意見，中共難以承受，終於在 1957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選擇。這裏不是歷史的轉折，而是中共稍有停頓和觀望，便沿着傳統的和熟悉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了。 由於歷史的局限，由殘酷革命鬥爭時代造就的中共領導人，習慣於以那個時代的方式來思考和解決問題。他們很難否定自我，很難放棄傳統的鬥爭思維和革命方式，很難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現代社會。 一個假設，如果中共在 1957年沒有停止思考和探索，繼續廣開言路，擴大民主，招賢納士，改弦易轍，那麼就有可能在 50年代的中國出現國人長久期待的「政治變革」。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