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互联网下的蛋,你所不了解的九零后

1989年10月出生的清华女生蒋方舟,言谈之间,不动声色地在身后划了一条线,线的这一边是自己,那一边是比她晚了两个月出生的孩子:“九零后”。 这个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出版第一本书,十一岁写长篇小说,在前辈的打量目光中长大的少年作家,偷笑着说,自己终于等来了“90后成长为一个词”!而她,这时就可以“忙不迭跳到对岸,站在双手环胸的那一排老朽里,对彼岸的90后表示出好奇、不解、不满,其中也有一些怵然的敬畏和深切的怜悯……” 可是,用数字来分隔世代看起来有些傻——等等,你没有看出来吗?蒋方舟同学显然是在开一个玩笑啊。这玩笑很符合九零后的水准:有对彼岸“老朽”们的轻微嘲讽,也有与顶着标签的同龄人们的切磋琢磨、惺惺相惜。 怎么看八零后的形象代言人韩寒?蒋方舟说,韩寒很不错,但“没文化”了一点。“他距离真正的精英阶层还很远。”她很直白地讲。 北京大学大四学生孙宇晨,网络上错写他生于1988年,他很介意,“显然不能啊!我是九零年生的,如假包换的九零后啊!”他有接近4.0的本科成绩GPA,组织过学生社团,竞选过学生会主席,是人人网(类Facebook的大学生中文社交网络)的著名写手,他刚刚揭批了“北大会商制度”,笔下鲜明自由主义气息的时事评论广受同龄人追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孙宇晨都称得上足够优秀的北大精英。刚刚拿到美国宾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已经在自己的网络签名档上添上:美国宾州大学硕士。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优秀。“不选我,他们选谁啊?”聊到竞选学生干部时他会冒出这样的话,带着点调侃,但底气十足。 孙宇晨对韩寒的评价是“精神领袖”。“我小时候还是受韩寒很大影响的。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领袖,绝对的。”他说,他心目中还有一个精神领袖,是在他出生前一年已经成名的北大师兄,王丹。 在说了许多对这两人的印象以及他们对他的影响之后,孙宇晨补充了一句:“当然,领袖不需要很优秀,领袖只要很像领袖就可以了。”余韵悠长。 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是1990年出生,90后登场的序幕已经拉开。在北京的五道口,泡在各种90后的饭局和聚会里,他们身上的自信、独立、主见、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坐言起行的行动力,都让我惊讶。这和被媒体渲染出的那个几乎“脑残”掉的一代人形象大为不同。 本来我以为,他们中很多人会反感舆论加诸他们的“九零后”这个标签——正如“八零后”花了很多年去反驳这个标签背后的“娇生惯养”、“自私”一样——让我意外的是,也没有。他们喜欢被叫做“九零后”,因为显得“不一样”。但至于九零后是脑残还是栋梁,你们说你们的,他不在乎。 1991年出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大二女生苏紫紫,做人体模特和此后以身体为媒介做艺术创作的经历令她饱受争议。面对电视镜头,她淡然地说:“评论者的光荣和耻辱都属于他们。我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主持人再问,她会反过来盯着他,目光犀利:“身体是一面镜子,你们在观察我,我在观察你们。” 1990年出生的长沙姑娘曾轶可,只学习了一个月吉他,只会C调和弦,嗓音绵软无力,就敢参加全国选秀大赛,抱着吉他上台唱她自己创作的歌曲,“八月份的尾巴,我是狮子座”,在巨大争议声中竟一路晋级全国十强。即使在各种怀疑与中伤漩涡的最核心,她也总是一副淡得好似没有睡醒的表情:“无所谓啊”。名次无所谓啊,淘汰无所谓啊,小姑娘说:“那些恨我的人,就别恨我了吧。” 这一代人,让站在对岸的人找不到言说的着力点。 某著名媒体评价九零后“不是另一代人,而是另一种人”,说他们“在世界观上能够自给自足”。可这样的评价恰恰显示了评价者自己的虚弱和焦虑——你看不懂他们;更让你感到挫败的是,你懂或者不懂,他们根本毫不在乎。 或许这是九零后与八零后乃至之前几代人最大的不同:他们并不解释自己,懒得,或者不屑;也从不想要证明什么,“喜欢我就喜欢,不喜欢我就走开”(苏紫紫语);他们觉得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管那东西在你看来靠谱或者不靠谱——是投身公务员还是向防火墙之父扔鞋,是不懂五线谱就写歌还是拍了几张淘宝网店照片就敢应聘摄影师——你还在喋喋评价时,他已经做完了。 Facebook下的蛋 摇滚歌手崔健有首歌叫《红旗下的蛋》,用来形容五零、六零年代生的中国人再合适不过。国产七零后产自红旗加市场,八零后产自市场加互联网。而九零后,则确确切切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 一九九七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家庭的开端,即使每分钟只有几十字节的上网速度,城市里的工薪阶层也愿意咬牙掏出近一万元,为孩子购置上网设备。对家长来说,懂电脑意味着孩子在未来社会能生存,而这样的教育,谁也不愿落下。网络从此在九零后的成长过程中如影随形。 上海市青年研究中心零九年曾随机选择上海两千四百二十五名一九九零职一九九九年出生的孩子调查,发现按一至十分的标准,九零后在家里的快乐度为7.8,在学校的快乐度为7.6,而最快乐的时候是“上网时”,快乐度达到8.0。 那是一个由劲舞团、魔兽世界再到QQ空间、人人网组成的虚拟社会。在网络游戏里他们学习单打独斗、抱团抗敌;而在社交网络,他们同时与上百好友分享自己一秒钟前在想什么:A与B对话,C看着,插进两句,A对C作出反应,D看见,拍手赞赏,B反对,争论起来,B的好友E、F路过,加入讨论,A觉得E说的挺有意思,也加了他做好友,G是E的好友,看见了A的资料,觉得不错,也加了好友……这是社交网络的交际模式,点对点迅速漂移、跳转,形成涣散的交际地图、所有的交际行为都在相关的圈子中完全公开。 七零后的央视记者、主持人柴静被朋友拉到Twitter,注册了一个账号,她颇为不满地发了一句言:“拉到这里示众干什么,这到底和msn有什么区别?”她也许无意识地点出了一个重要的词:“示众”。 在社交网络上,一对一的单向交流彻底改变了。这一代人是在“示众”中成长和生活的。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着世界喊出的,他只需要表达,不需要考虑个别接收者的感受。你喜欢我,你就关注我,你不喜欢我,你就走开,越远越好。 九零后说:“在我视线所及的世界里,我看不到阻碍。” 在这一点上,全球的九零后是同步的。在美国,他们被称为Z世代。而欧美的社会学人用了一个更精确的名字:“FACEBOOK一代”。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Facebook的总访问量超过Google。它正在创造的社交网络效应不仅是商业奇迹,也是行为和思维方式的革新。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凱拉韋认为,是Facebook真正在两代人之间划出了鸿沟:“老年人很容易接受谷歌,因为我们在小学就学会了如何查找东西。谷歌就像一座图书馆,只不过要强很多……我们也很容易接受电子邮件,这无非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传递信息,只不过比邮差把信扔到门里快一些。必要时,我们这代人甚至能上Twitter。Twitter不过是一种卖弄,在这方面,我们与小我们一、二十岁的人一样擅长。”“但Facebook仍属异类。对我们而言,沟通是两个人之间一种两厢情愿的行为。我喜欢每次只和一位朋友交谈,因为这能让你变换语气和内容,以配合谈话对象……相比之下,那种‘交流即是随机向500位好友播报昨晚都干了些什么’的想法,委实令人费解……” 露西认为,“Facebook一代”与“非Facebook一代”之间的差距,比此前的任何两代人差距都更大。前者在信息链中的无畏态度,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无畏已经由虚拟世界蔓延到现实。 谷歌公司的区域中层管理、三十岁的Wael Ghonim通过Facebook在埃及发动了一场广场革命,由这一把火星,奇迹般地掀翻了统治了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新加坡反对党国民团结党24岁的女候选人佘雪玲,在Facebook上高昂的人气集结,搅动了新加坡稳固多年的政治格局。 现实当然不这么简单,但撬动历史的转折点往往并不复杂。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五十岁的巴勒斯坦人伊扎特和十七岁的儿子一起,在电视机前看转播,守着埃及解放广场上的18天,守到革命胜利,穆巴拉克下台,两人一起热泪长流。儿子兴奋地冲老爸喊:“你看!你还说我上facebook是浪费时间,你看它多有用!这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 伊扎特感慨:“是的,这不是一派对另一派的革命,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革命。”在他看来,这趋势将会席卷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 “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这是六十年代的口号,言犹在耳,战后婴儿潮世代曾让他们的激情燃点燃了全世界。 今天呢?当互联网给青春的荷尔蒙插上翅膀,时代是否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 中国式孵化 Facebook在中国无法访问,一落地就成了“非死不可”。但这并不妨碍类facebook网站在中国遍地开花。也不妨碍受互联网开放精神教化长大的中国孩子们,早早地就学会翻墙,哪怕只是为了娱乐,也没人能阻挡他们的自由。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防火墙。它的发明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自己的家用电脑上装了六个VPN(翻墙软件),他说这是用来测试自己建立的防火墙能否阻挡黑客们的袭击。但修建长城这样的冷兵器思维,在自由、开放、互通的网络年代还能否奏效?成果显然堪忧。 五月十九日,防火墙之父方滨兴到武汉大学座谈,一名20岁的大四学生向他扔了两只鞋子、一只鸡蛋,以示抗议。这个网名叫“寒君依”的男生是翻墙上Twitter看到方校长要到访武大的消息的。扔鞋前后,他都在Twitter上直播,扔完逃走,过马路等红灯时,还不忘给自己丢了鞋子的脚拍照上传。 一时之间,网络沸腾,寒君依被称作“民族英雄”。九零后的小寒同学很淡定:“砸鞋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砸中有点难。”他记得,鸡蛋没有中,鞋子砸中了一只。在人人网(中国版的facebook)上,已经有女生公开表示,愿意献吻、献爱乃至献身以作为对英雄的奖励。 这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属于青春,也属于时代。 五月四日,广州的高一学生陈逸华在地铁一号线举牌,呼吁人们“反对地铁一号线统一化改造”。他想反对广州地铁将十六个车站统一改为灰色石板的计划。因为对他来说,一号线一站一景已经持续十四年,就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回忆,“有一种厚重但不残旧的历史感”。为了吸引更多人注意,他买了晾衣服的竹竿,做成横幅,在地铁口举着,三天时间收集了三百多名市民签名。他被网友亲切称为“举牌哥”,而广州地铁也最终改变了改造计划,承诺保留一站一景的特色。 七零后作家许知远说,九零后让他最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不懂得羞涩”,“羞涩似乎是只属于上几代人的特质,他们不知道羞涩为何物”。往坏处理解,“不怕羞”会显得张狂、自我、惊世骇俗;往好处理解,如同“扔鞋帝”和“举牌哥”,他们没有负担,想,就做了,也如同人人网表白的女生,爱,就爱了。 一九九零年代至今,证券市场、互联网、全球化席卷中国,只有飞速的经济增长,再没有任何政治风波。此后出生的一代,没有苦痛记忆,站在上一辈辛苦积攒的财富上,自信自己手握未来世界的钥匙。 我曾见过两个1991年出生的中国大三学生激烈争论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孰优孰劣,他们坚称奥巴马再好,也带着民主党投机底色,而小布什则更钟爱民主自由,着急了喊一句“不管怎样,底子好!”……也见识过在人人网上,内地大学生们因为该支持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吵得不可开交。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因为说了一句“更偏向国民党”,便遭到了朋友们在网上的炮轰,“民进党代表年轻的民主的创新的力量,国民党就是专制官僚的代表,他们就是这么理解。太简单了!” “朋友们”——并不简单指校友,或者网友。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高校的大学生,用内部打趣的说法叫“双反分子”:反独裁、反专制,更确切说,是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一个松散的价值共同体。社交网络的平台让这个松散共同体的交流与抱团成为可能。活跃者几百人,扩散出去上万人,他们关注公共议题,热衷于从社会现实到学术理论的争论,彼此未必相识,常常是贴出了一篇时评,就有一群人默默加了你做好友,偶尔线下聚会,第一次见面,说声“吾道不孤”。 也大致分流派。南方与北方,风格不同。深入进去,学生串联,早已不再是在民主墙贴大字报,在街上发传单的方式了。信息流动结构的彻底改变,让组织化力量的生成,变得更为容易。 许多针对中国大学生思想状态的真实调查无法公开发表。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駱思典在一次演讲时,公布了她的中国同行的一部分调查结果: 中国科学院近年在三十三所大学的历史系学生中进行了一项内部调查(未公开),发现百分之七十三的人选择“个人奋斗”作为自己的信仰体系,百分之十七的人表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超过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承认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认同美国文化概念。百分之六十一的人认同自由主义,并认为其具有普遍道德意义。另外一份在北京最优秀的五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学生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支持,远高于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支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喜欢或比较喜欢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只有百分之四点二的人比较不喜欢,而没有一个人表示完全不喜欢三权分立。 双重断裂的少年中国 九零后面对着一个空前广阔和多元的世界,他们对家长很难再言听计从,对上级也不再亦步亦趋。甚至市场营销专业人员发现,九零后对“品牌”的忠实度也在下降,他们只相信每一件真实物品的质量。 但另一方面,他们面前,也是一个空前撕裂的世界。新世界和旧世界的撕裂,发生在他们和父辈之间,更发生在他们和同辈人之间。 把目光从近三千万的九零后大学生身上移开,中国还有整整一亿的九零后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散落在各个制造工厂的流水线。 2010年,广东南海的本田公司工人为抗议低薪罢工,罢工潮随之蔓延到珠三角和长三角许多城市;2010年,深圳富士康发生连续十三起工人跳楼自杀事件。“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被广泛地报道,但没有人把他们和媒体津津乐道的“九零后”联系起来。他们也是九零后,多出生在农村或者县城,在网吧打游戏长大,向往过电视与网络里描绘的“城市生活”,少小离家,来到城市,然后把青春埋进了工厂流水线。 在富士康跳楼事件后,韩寒写:“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这便是眼前的现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对九零后的未来感到乐观:“他们像是在过游戏中的人生。社会的宽容度以及将来高考制度的改革,将为90后的成功和多样化选择提供土壤,这是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你刚刚嗅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希望,立刻有沉默的一亿人,把你拽进深深的泥潭,动弹不得。 这个时代无疑会让人人网上的孙宇晨们飞得更高,更远,他们也许会带给这个国家不一样的希望。但同时,也让富士康工厂那些甚至连名字都留不下来的年轻人坠落得更低。“富二代”、“官二代”与“穷二代”的代际接替加速着社会的板结。这不是九零后的责任,但这是他们必须扛起的时代。 从二十世纪开始,每一代中国人都将拯救国家的厚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梁启超写优美激情的《少年中国说》:“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陈独秀说:“酒旗风暖少年狂。” 一九一五年新文化运动,胡适二十岁,冰心十七岁。 然后有西南联大,有八十年代,有被一度认为是新时代鲁迅的韩寒。 互联网哺育下的九零后,将如何塑造中国的未来? ——这又是一个旧世界的问题。他们会说,我们只要自己的未来:“别做愤青,破口大骂不是本事,就本事就在时代轮到我们做主人的时候,真正干点人事。”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张洁平的最新更新: 蒋方舟:文学女青年的“在场”观察 / 2011-06-24 10:20 / 评论数( 4 ) 孙宇晨:北大九零后的成长简史 / 2011-06-24 10:16 / 评论数( 3 ) 中国,乡关何处? / 2011-04-29 14:00 / 评论数( 11 ) 《不分东西》: 穿越偏见的战场 / 2011-04-29 13:57 / 评论数( 2 ) 最最遥远的路程 / 2011-01-26 09:30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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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网 | 【喷嚏图卦20110622】我不喜欢有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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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网友 【13】兒童不宜 香港特區政府影視處認為《建黨偉業》有暗殺、中槍濺血、士兵被炮火炸傷的“暴力場面”,屬於“有限度暴力”,因此將套戲評為IIA級;電影中有“使用容易得到的武器進行容易模仿”的危險動作,表達得太“主動”不夠含蓄,因此為兒童不宜影片。 【14】中方尊重利人民的自主选择 【外交部洪磊答问摘要】问:中国是否是在为后卡扎菲时代做两手准备?中方是否改变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答:我们认为,利比亚的前途应该由利比亚人民来决定,中方尊重利人民的自主选择。问:中方如何看待利反对派?是否视其为利人民合法代表?答:中方认为他们已成为利比亚国内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CCTV13播送的整点前新闻片花,关于利比亚的唯一一条,内容如图。 【15】重庆癌症患者靠唱红歌挺过化疗 一听就忘了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当针头扎进血管的那一瞬间,脸色苍白的李剑秋感到钻心的疼痛。躺在化疗台上,她唱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声音不大,但很坚定,鼓励自己撑下去…… 【16】李娜:我只会关注自己的团队 娜姐温网首秀,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也到场观看了比赛,对此 @李娜 表示:“可能我太关注姜山所以没关注到,比赛的时候我只会看团队那一块。每次进场习惯性先看自己团队坐哪里,教练莫滕森、姜山和体能师阿历克斯会坐一排,我只会关注自己的团队。” 【17】19岁青年疑向中情局网站发动黑客攻击 英国19岁青年瑞恩-克莱利被怀疑是对美国中情局、参议院和索尼公司网站发动黑客攻击的主谋。瑞恩被形容成一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网上的孤独的人。他的母亲称,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卧室。已被逮捕的瑞恩可能因此次黑客攻击被判刑60年。下图:瑞恩13岁时照片 【18】如愿以偿 图片中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抢劫银行一美金,只是为了得到社会医疗服务。入狱后,老人终于如愿以偿。佩服老人的勇气,也为他感到心酸。 【19】北京检方:“我行贿了”等公民反腐网站不合法 北京市检控申处处长罗守梁则表示,“我行贿了”这类公民反腐网站是不合法的。全体公民应相信检察机关,不能说任何一个公民或组织就能从事这样的活动。举报线索在网上公布,容易打草惊蛇,给下一步查办工作带来影响 【“网站按规定暂时停了”】这是“我行贿了”民间反腐网站站长6月19日更新的QQ签名。几天前他还写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出你的行贿经历,一起揭示腐败真相!”。其他民间反腐网站也遭遇了类似“命运”,分别在16日、17日两天内疑似被关停。曾经数十万人涌入的网站,如今都已无法显示。 【20】作文 @雾满拦江 :晚清时的中学生,每周要完成一篇历史作文。如陶希圣中学时,他历史老师出题为《刘备不取荆州而取益州论》,陶希圣大笔一挥,论述了庞统死于落凤坡事。老师点评:有没有搞错,你那是演义,不是历史。后来学校教育被扭曲,不允许学生分析历史。失去了分析能力,教育最终丧失了启迪学生智能的价值。 @张泉灵 :【 作文遗毒 】 把名人名言抛弃讲述环境背景对象,随便拿来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把个别事例当普遍真理;用语言气势代替内在逻辑。你是不是常遇到这样的讲不清理的人?看看中学议论文范文集,你就知道他们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了。他们根子上逻辑不清,可他们的排比句如机关枪袭来,我伤不起躲得起。 【21】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崔健) 【22】夏至的花朵 @村上隆_KaikaiKiki : http://t.cn/hItkg 我們設計了北半球的夏至版本。 @新周刊 :今天夏至,宜私奔,忌裸聊、开房。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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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峰 | 关于一个女孩的成长

不许联想淘宝店征订 《长发飞扬的日子》 姜昕签名版。 姜昕的小说《长发飞扬的日子》终于出版了。她出书这事儿唠叨了十多年。 我记得是1996年,当时姜昕出了第一张专辑《花开不败》,我采访姜昕,采访完之后,在西单的一家面馆吃饭,一晚上姜昕给我讲了很多她过去的事情,包括她和窦唯的恋爱,窦唯和王菲的事情,姜昕是个会讲故事的人,说得很生动。当时的细节我都忘了,就记住一句话:“窦唯喜欢大眼睛的女孩。”但我不是个喜欢八卦的人,对她的个人生活的经历,我也是左耳进右耳出,完全没当回事。这要是搁现在,一个小报记者听到这些内容,肯定又成了花边素材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采访还没有经验,这些内容其实可以印证姜昕成长的环境以及她对音乐的热爱程度,血肉丰满。今天再回想当年她跟我讲的那些故事,才发现这是她变成一个歌手姜昕而不是一个会计的整个过程,也是用一个女孩的角度来解释80年代中国摇滚乐兴起的珍贵素材。 去年,我在新街口的一家百货商场碰到了姜昕,我估计她是刚刚起床,就跑到了商场买东西,碰上后她感觉很尴尬,说自己也没收拾一下就跑出来了。我倒觉得很正常,姜昕又不是大明星,她本来就该这样自然而然。在卖牙膏的货架前,我俩聊了一会儿,她说,她马上要出版那本说了好多年的书了。 事实上,在2000年左右,姜昕的这个小说就在我之前供职的网站连载过,但我没有看,因为这么长的文字不适合在网上阅读。这期间,每次遇到姜昕,都会谈到她这本书,关于编辑上的问题,出版上的技术问题等等。我一方面很期待能看到成书,一方面又怀疑姜昕真的能把这本书写得很精彩吗? 事实上当我拿到这本书之后,打消了我的顾虑,这是一本可以一口气看完的书,大概是我对摇滚圈有些背景了解,看起来不那么费解,即使那些故事的主人公的名字都变成了化名,但在现实中都可以一一对上号。而更主要的是,姜昕的文字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写的真的很好看。而且,字里行间都可以读出她对过去生活的热爱,不矫情,不做作,写出了一个傻女孩糊里糊涂走向了歌手之路的过程。 正好这段时间我在看Lady GaGa的两本传记: 《扑克脸》 和 《追寻名誉》 。姜昕和Lady GaGa或者说跟很多歌手都有一个共同点,对自己喜爱的事情很执着,大学辍学,通过努力实现自己梦想。不同的是,Lady GaGa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很有目的的达到自己要的那个目标;姜昕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她完全是被周围的环境推着往前走,每走一步,才能总结一下自己要什么,很典型的女孩的直觉为先的方式。另外,Lady GaGa成长在一个商业文化十分成熟的环境,她能看到一个成名的方式和标准,她说:“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文化,很大一部分是源自痴迷名人。”她可让自己变成戴维·鲍伊或者麦当娜。但是姜昕成长的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偶像可以痴迷,没什么商业成功的标准。当你想去做可能将来变成名人的事情,从起点开始就会变得纯粹很多,没那么多功利性。你看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们不管去做什么,都会计算着回报是什么,都会颇费心机的走出每一步棋。但是从姜昕的人生经历中你完全看不到这些,看到的是一个从上中学就想解开内心的束缚,就像解开绑在长发上的皮筋让自己的头发自由地散开一样,她的目的很简单,让自己自由。当然,任何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它需要用勇气、伤痛和青春换回来。 有一次跟苗炜聊天,说在作家中,男作家一写小说就写成了政治,而女作家写出的小说就是文学,很纯粹。《长发飞扬的日子》也印证了这一点。姜昕的文字功底不逊色于现在的任何一个作家,这一点确实挺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过去与姜昕的交往中,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丫头,傻啦吧叽的,做了歌手这么多年,也没见她有多世故,对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这一点我在崔健的身上也看到了。但这反过来可以推断出,这类人一定在某些方面是有天赋的,比如在专注文字方面。这本书显然是把姜昕过去最擅长的才能发挥出来了。 在看《长发飞扬的日子》的时候,我想到了另一本书,尹慧老师的《晚风中的共和主义》,都是从一个女性视角解读摇滚乐的。在我刚跟摇滚圈的人接触时,就发现,总有一堆堆的漂亮女孩跟在摇滚乐手的身边。有一天我忽发奇想,干吗不写一本关于这些女孩的书呢。于是我约了几个当时在滚圈比较有名的果儿,请她们吃水煮鱼,四个女孩吃了五盆水煮鱼,但我的计划搁浅了,因为我当时始终找不准她们干吗非要这样。 《长发飞扬的日子》里让我找到了确切答案,女孩被人吸引总是有理由的,比如女孩比较喜欢弹吉他、留长发、唱歌好听的男孩,典型的雄性魅力与文艺结合比较完美的方式,姜昕就吃这一套,从上大学开始她就喜欢这样的男孩,并为这样的男孩着迷。在过去十多年间,我发现,经常混迹于摇滚圈的女孩有很多,但真正像姜昕这样后来能变成一个歌手的却寥寥无几。与很多女孩不同的是,姜昕自己喜欢唱歌,在别人教唆下,她鼓起勇气走上了歌唱之路,更多的女孩不过是情感、欲望、着迷混杂在一起的一段青春期的过程而已,即使不跟摇滚乐手接触,也会有一段别样的不靠谱的人生经历。而在《长发飞扬的日子》里,姜昕把一个女孩面对男性世界的着迷和心理感受写得十分鲜活,情窦初开或面对日趋复杂的感情世界,人的成长成熟就是这样,你总会干一些傻事,你总会受到一些伤害,你总会去思考但又总也想不明白那些因果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一切就是人生,反正总有一天会走出来,暮然回首,心里觉得欣慰或者那段虚度的人生后来感觉是充实的足矣,至于得失,时间把它涂抹的不再那么重要了。 关于中国摇滚,我们知道太多的都是用男人视角写出来的,不管是媒体上的报道还是其他方式,从女性视角解读摇滚乐文化的文字很少见,姜昕的这本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可以让人们更立体地去了解摇滚文化,这是本书的价值。 看完这本书我想,姜昕身上的那种不受外界干扰的、没有势利与世俗的理想主义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已经找不到了,还好,她记录下来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样本。所以,王朔老师说:“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长发飞扬的日子》,都是磕得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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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崔永元:那些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历史

感谢 七色花 推荐。  总第487期     作者:杨时旸            崔永元策划的纪录片《我的抗战》被放到一家门户网站首播。这32集的片子被称为“大型历史传奇片”。   “要是按照我的想法,我都不想播。每集30分钟都是咬着牙剪的。”崔永元点了根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我的抗战》用每集一个独立的故事讲述了抗日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八年,采访了尚健在的士兵、将领、战俘、伪军……连接起来就是抗战八年中的生活、硝烟、离散与爱情。   近两年,很多人都知道崔永元在制作《电影传奇》和《我的抗战》,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 “其实我们主要工作是口述历史。”崔永元有时会对来访的客人说。   “什么?”对方常常会问。   崔永元就会给对方讲解,口述历史,现在分成四个部分:外交与留学、战争、共和国史和电影。平淡的语气中掩盖不住得意与自豪。   两周前,媒体传出消息,崔永元的团队已经停发工资。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承认,目前仍有困难,但也在解决。到现在为止,口述历史一共花掉了1.3亿元。过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电视台会播出《我的抗战》,算是象征性地收回一些投资,但是与投入相比,不值一提。    把电影艺术史做成了电影政治史   2002年前后,崔永元造访日本NHK电视台的片库和早稻田大学。他发现那两座机构中完整地保存着关于中国的文献和口述历史采访,从中国56个民族的发展史到崔健的纪录片应有尽有。   彼时,崔永元正经历一场后来变得全国皆知的抑郁症。这期间,他离开了让他声名大噪的《实话实说》。他向医生寻求建议,对方告诉他,“喜欢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吧。”于是他就开始制作《电影传奇》。“本来是想做电影艺术史,结果一采访发现,那哪是电影艺术史啊,那就是电影政治史。”崔永元“坏笑”着说。那些电影界的老人们一张口,叙述就会从电影本身放大到时代背景——新政权的艺术政策和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我们觉得这些有价值啊,就别那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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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峰 | 提问

作为记者,我采访的时候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提问。我以前说过,我不是个合格的记者,因为我没有好奇心和交流欲望,尤其是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而这两点恰恰是做记者最应该具备的条件。我早知道做记者该具备这两条我早去干别的去了。每次采访,我几乎都是硬着头皮去完成任务。采访的内容出来,我自己很清楚,满意度也就是及格。 虽然我不是个好记者,但我相信我还算个好一点的老师,带实习生,如果他们想将来当记者,我会一点一点把经验告诉他们,让他们注意在采访过程中该注意什么,避免很多媒体记者采访时经常犯的错误。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媒体的从业人员素质越来越差,本身做记者不是赚钱的行业(拿红包的除外),所以很多有追求的人在考大学之前就回避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而且,做记者很多时候需要良心,在一个良心连狗都不想吃的年代,谁愿意做记者呢?即使做了记者,无良又会污染这个行业。从媒体终端看到的结果就是,记者问答式采访变得越来越片汤化、模式化,那些还在学校念书等着走向新闻岗位的学生可能真的就把白纸黑字上的那些糟糕的访谈当成了范文,等他们当了记者,会变得更糟糕。 做记者,提问时一定要记住一点,要问叫问题的问题。举一个例子: 穆里尼奥带着国际米兰到鸟巢比赛,输给拉齐奥,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穆里尼奥抱怨鸟巢的草皮太差,影响了国米的发挥。有中央电视台记者问:“在同等的鸟巢场地条件,为什么拉齐奥取得了胜利?”穆里尼奥回答:“我终于知道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你们的足球记者提的问题太业余,你们似乎不大懂得足球。你们中国人赢得了很多项目,只有足球不行,你们的问题离高水平记者的问题太远了。” 穆里尼奥确是没有说错,他非常不客气是因为记者问了一个不叫问题的问题。如果你认为记者问的问题很正常,那你一定经常问这种不叫问题的问题。 “叫问题的问题”,不是说你说出一个疑问句就叫问题,而是: 一、问题提出来公众会关心的(但你不能去迁就公众,公众多傻逼啊。除非你觉得你做的职业是个下三滥的行当); 二、切中被采访者自身形成的信息团的实质(比如李娜是体制外的运动员,也是在一个中国人不擅长的体育项目上拿到了冠军,综合诸多因素,结合她的经历,你自己会形成一个李娜的信息团,然后逐步把这个信息谜团用提问的方式解开); 三、不要让回答者用一本书的信息量回答你的问题(我记得以前有个人问我“什么是摇滚乐呢?”我说:正好我编了一本书《欧美流行音乐指南》,一千多页,您从头翻到尾就知道了。); 四、能让被采访者在回答之前经过短暂思考,问题具有尖锐性、挑战性。但不是为了难倒对方或是让对方尴尬,而是让对方通过思考给出的答案更加精彩; 五、先去想像一下别的记者可能会提出什么大陆货的问题,然后你回避掉; 六:不要问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者说被采访者不了解或不擅长回答或者她的回答不具备实际意义的问题。比如你问李娜“怎么看中国足球队挣钱多水平差”,就是个弱智问题。现在很多媒体喜欢挑拨事端,用来吸引读者关注,实际上就是一个动用公共资源的长舌妇; 七、尽量用简短的语言把问题讲清楚,我常见到有人提问能说三分钟,最后回答的人都忘了前面问的是什么了; 八、不要问被采访者回答国家总理或者国家主席该回答的那些天大的问题,他要是能回答你就没机会采访他了; 九、不要问大而无当的问题。如果您采访一个老艺术家,千万别问“您怎么看待您五十多年的艺术人生”这类让人无从下嘴的问题; 十、问题中不要带“最”,因为回答者给你的答案多是假的,让你这个问题变得毫无意义。 十一、不要把答案直接告诉被采访者然后让他回答“是”或“否”,比如:“你这次拿了世界冠军时不是很激动?”“你这次当了女主角是不是很开心?”这是我公安人员办案询问时常用的一种提问方式; 十二、不要问人家对某些事情怎么看,这种提问你得到的答案往往没有价值或者回答者在说违心话; 十三、采访时尽量用小的话题引出大的内容; 十四、不要问你本该掌握的常识但没掌握还要问被采访者,他会觉得你很无知,会认为你功课做得不够。比如你不要问崔健“什么叫吉他失真”,不要问易中天“诸葛亮本事那么大为什么没有成为五虎上将”,他们会把你从窗户扔出去的。你别笑,确有此事。 之所以我们记者采访爱问上述可能出现的无聊问题,跟小时候接受教育的方式有关,也跟大学里新闻专业的教学方式有关。老师都喜欢教理论,不喜欢从能力方面培养学生。我们的教育喜欢教你一些虚无的东西,往往大而无当,形成一种不好的思维方式。而采访是从细致具体问题入手,对被采访者是层层剥茧的过程。不管怎么剥,你都要一直认清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谈论话题的核心是什么。 至于什么叫是问题的问题,这里没有一个看到就会的标准答案,但有一个你不愿意接受的标准答案——不断学习。你的经验、阅历、判断、反应、逻辑、知识、理解……都会影响到你采访的质量。换句话说,干什么都需要这个。 我在知乎上玩,常看到有人问一些低级问题,或者说爱问不叫问题的问题。我发现,似乎中国人确实不太会发问。我观察的结果是:人在10岁之前和40岁之后会问问题,中间这段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脑袋里都是浆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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