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本文是对《中国特色之秘密》系列文章的修订）   一、关于公民   谈公民社会，首先应了解公民的含义。 公民一词首先来自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公民（ Polites ），也称市民是城邦事务的参与者，他们只是整个城邦人口的一小部分，最初形成城市贵族政府的形式（注 1 ），有点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绅。 不难看出，公民一出现就与政治（ Politics ）有关。法语、德语、英语中的“政治”一词均来自希腊文的城堡或卫城（ Polis ），可见，西方语境下，“政治”的初始含义即公民参与城邦的统治、管理、斗争等公共生活的行为总和（注 2 ），已初具自治形态。 中国先秦诸子也曾使用“政治”，但“政”与“治”往往分开使用，“政”指国家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指管理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注 2 ），乃典型的统治形态。 虽然在古代社会，政治已经包含权力博弈，但在古希腊似乎更强调人的参与，而在古代中国似乎更强调权力主导。 公民的概念于近现代引入中国，虽然古文中已有“公民”，但其含义指的是子民——隶属并且献身主子或皇家之民，与现代公民含义完全不同，也与古希腊之公民含义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根据国家的法律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和责任。   二、权利与权力   公民与子民之间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公民有天赋权利，而子民的所有权利都是被赐予的。公民社会，权力来自于权利，而子民社会或曰专制统治社会，权利来自于权力。   2.1 中英文词义比较 在此首先了解一下“权利”与“权力”的中英文含义。 “权利”之英文 right 乃多义字，除了“权利”，还有“公正”、与“错”相对的“对”和“正确”及“适当”之意，显然英文之 right 所表达的是价值判断，其中有道德含义，却与“权”（ power ）或“利”（ profit ）无关。 Rights 进入中国，据说是 1864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将《万国公法》译成中文时所采用；在此之前，“权利”一词，指“权”（权势，权力）与“利”（货财、利益）（注 3 ）。“权”和“利”均是物化的，与价值判断和道德无关。 在 rights 引进中国之前，似乎汉语中不曾有过类似“人的天赋权利”这样的词汇，或许丁韪良正是因为确实找不到贴近的汉字，才勉强使用了这个极易误读的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词典将“权利”定义为法律所赋予的权力。 “权力”的英文是 power ，如果是人本身所具有的，应以复数表达（单数则指上帝的权能），意为体力、精力等，除此之外，更像是借力，译为中文的“权限”更为恰当，如律师从当事人处取得的授权委托书“ power of attorney ”。 中文之“权力”，指权位与势力，本意并无“人本身所具有的力量”之含义。显然，中文之“权力”来自于人的外在而不是内在。   2.2 政治学含义 接着让我们了解一下与政治学有关的权利和权力。 权力，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东西方古代哲学文献即被广泛探讨。许多古代哲人都曾直接或间接讨论到权力的要素、正当性或非正当性权力的评价、权力的取得与丧失等伦理与现实问题。例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性的知识或公民制订的法律，都可为政治权力的来源，而由一人、少数寡头或多数人所掌握。孔子在《论语》曾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三项统治者的权力资源，即经济条件、军事实力、和政治正当性。韩非则以“势”的概念定义权力资源，区分了物质性资源 ( “天造之势”，如国土资源等 ) 与非物质性资源 ( “人设之势”，如政体、法令、统治策略的优劣 ) 等。（注 4 ） 显然，无论侧重于知识、公民权利或物质及非物质资源，权力的正当性，或曰权力的来源，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君权神授”的时代，君王的权力来自上帝，是有限度的授权，现代文明社会，国家权力来自国民，国民将权利的部分让渡给国家，由国家统一行使，即国家权力； 而在专制极权国家，国家权力是自有的，国民的所有权利来自权力的赐予。       权利，是来自西方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及法学的核心观念，其意义为个人自主性为正当。人权是人之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人之作为人”是一个道德判断，不是一个法律判断，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也就是说，人权并不依赖国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剥夺公民权利，也不可能剥夺人权。因为每个人之享有人权是凭据人之作为人的道德资格，而不是凭据公民资格。没有公民资格的人（如无国籍的人）不享有公民权利但享有人权。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公民权利与人权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权利是依赖主权国家的法律而存在的。当然，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政治里，绝大多数人在身份上都是归属于某一国家的公民，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因此，人权在一个国家里得到尊重和实施应主要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注 5 ）   如前所述，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一词是在晚清引进中国的。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据说这是用“权利”翻译 rights 的原因。在 1900 至 1915 年间，自主性的理念适用范围从国家（群体）拓展到个人，这一时期“权利”的意义比较接近西方文化中的原有含义。然而，五四时期，权利日益道德化而被当作一种新道德，（注 5 ）由于中西方的道德认知具有很大差异（容后论述），导致部分民国知识分子抛弃“自由主义”而拥抱“马克思主义”，恐怕这也是如今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抛弃自由主义而试图从儒家文化中寻求宪政资源的原因。   2.3 人的平等权利 谈到人权和公民权利，必须了解人的平等权利。 人的平等权利，无疑也来自西方，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主张人格差等的。 古希腊城邦时代，社会结构严格区分为本邦人、外邦人、自由人和奴隶、公民与无公民权的自由人、贵族和平民等各种身份；平等仅存在于同一身份内部，主要是自由公民之间。城邦解体后的世界帝国时代，地中海特有的地理文化环境中，不同民族开始大规模深层交融，各种种族和身份团体的界限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斯多葛派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人，突破城邦的狭隘界限，从人与宇宙和整个人类的关系中来定义人，首次将人抽象化，同时突破社会身份的界限，由人的精神特征确定人的价值，基于人都有理性和向善的能力等精神素质，发现了人类的同质性和精神价值的平等；这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人的观念的重要变革。之后基督教将斯多葛学派的平等思想经过神学改造后，转换成在上帝面前人的平等和作为上帝选民的平等。（注 6 ） 某种程度上，将人分为灵与肉、内在世界与外在形态、精神追求与世俗追求两个部分，最终确立了人的精神平等与人格独立与平等，其间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掌管人的精神世界的教会和掌管世俗权力的王权之间的斗争和彼此制约，为近代自由主义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近代自由主义学说的核心，是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划出界限，将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视为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个人范围。在某一界限以内，就是所谓的‘私域’或个人‘权利’，它与‘公域’或国家权力范围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相互限定、相互排斥……为个人设置了坚硬的屏障，筑起一道篱笆，以抵御国家权力的侵犯。”（注 7 ） 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中郑重提出，“ 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被造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分离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其中“不证自明”强调了人的平等权利（“人权”）的神圣性。 人的平等权利的确立显然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西方哲人包括许多基督教神学家两千多年的探究和辨析，而最终成为共识。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比较淡漠。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专注于世俗人生的圆满，不关心人的彼岸灵魂得救 …… 在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里，没有灵魂与肉体、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天堂幸福与世俗幸福、彼岸与此岸的分裂和紧张关系。宗教生活即使有过，也是世俗生活的一个补充；天堂的追求虽使一些人心动，但它必须服从世俗的需要；而彼岸目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过是此岸的延伸或附属物。所以，谁统治了中国人的世俗生活，谁就控制了中国人生活的整体。”（注 8 ） 中国文化传统中“天道”有点类似西方的自然法，由此衍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观念。但是由于缺乏对于生命的抽象思考，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始终未能将“天道”通过理性探究和辨析，产生类似的人权观念。姜文导演的那部在中国大陆被禁映的《鬼子来了》，村民们在如何对付那两个被不知名的军队强迫托交的日本兵和翻译官的态度上，不仅体现了对天道的畏惧，也体现了由于缺乏类似西方之基督教和自然法的宗教或哲学理念所给予人们的精神支撑，村民们处于极度恐惧、畏缩、茫然和无知的可怜境地。   2.4 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由于西方早熟的人权思想，柏拉图就曾指出，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信托权力，公职人员应当照顾委托人（民众）的利益，而不是照顾受托人（政府）的利益。也由于对于人性的深入探究，古希腊哲人就指出，对于那些十分优秀的人才所可能有的野心和雄心必须予以足够的警惕，谨防他们因此而侵犯普通人的权利。（注 9 ） 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的三天前，在神殿喊出“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标志着对专制主义的弃绝，标志着自由的开端” （阿克顿《古典自由史》），这是对世俗权力应当退出人的精神领域的宣称；此外，西方漫长的封建时代，贵族的势力始终构成对君王权力不同程度的制衡；最后，漫长的中世纪及历次宗教革命最终确立的上帝的“自由代理”（杨小凯语）作用，“神爱罪人”，神同等地爱祂每一个儿女；这些都从根本上确立了人的平等观念和法治基础，使得人与人订立契约时，会替对手考虑，没有上帝这一自由代理，彼此陌生的人们将对彼此充满疑惧，很难建立互信。 西方语境下，人的权利包括自由具有 必然性和神圣性 ，这与中国语境中的道德有点像，无须置疑，不可侵犯。西方社会在文明演进中，最终将国家权力关入笼中，以确保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换言之，在西方文明中，人们通过看管权力来保障权利。   由于中国传统中缺乏自然法下的人权思想，人们崇尚“外王内圣”的道德意识，因此传统上，中国人重视权力，却轻视权利。拥有“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重视权力的获得和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却忽视确立个人权利的边界。 这种传统沿袭至今。微博上有公知（好像是崔卫平老师）披露，她认识的一个曾经参与拆迁条例制定的官员，正为了自己的房子被拆而上访，他对崔老师说，他当初参与制定的条文并不是后来执行的那个意思。问题在于，每个掌权者都假设掌权人之善和能，因此掌权而有机会做事时，不去确立民众的权利边界，而是扩大职权范围；等到出了问题，再怪责其他官员执行不力或走样。日本八零后青年才俊加藤嘉一在《中国的逻辑》中讲述他在大陆跟团到九寨沟旅行的经历，本来安排在旅程第三天的黄龙游程，突然被司机和导游改到第一天的下午，而且只给半个小时登顶，结果是，只有他一个游客依靠专业运动员的素质完成登顶并在预定时间返回，结果，没有一个游客投诉导游和司机的违约行为，却怪责加藤先生一人登顶耽误他们的时间（虽然加藤并未迟到），这也是典型的轻视自己的权利，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权利被侵犯，却与权力者站在一起，侵犯其他人的权利。 由于人们普遍地重视权力、轻视权利，至今都未能确立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边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限、国家权力与人的权利之间的界限都很模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制下，帝王权力无所不能，子民根本没有任何有保障的权利，“抄家”、“满门抄斩”、“诛九族”这样的行为几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公民社会中，国家权力来自国民信托，对于国民来说，国家和政府是“我们”。中国帝制传统中，国家权力是统治者的暴力机器，对于国民来说，国家和政府是“他们”。 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文人士大夫位居庙堂之上视民众为“他们”，林语堂说，中国传统文人“人生得意时信儒，人生失意时信道”，要么高踞庙堂要么退避山野，总归他们都不和民众一起，民众也如同对待国家和政府一样，视文人士大夫为“他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士绅与公民也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中国大陆至今是特权盛行的地方，其中所反映的现实正是，没有权利，只有权力。   （未完待续）   注1： 《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杰夫里-帕克 著 石衡潭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P16 注2： 百度百科“政治” 注3：维基百科“权利” 注4：维基百科“权力” 注5 ：百度百科“权力” 注6：《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 丛日云 著 三联书店） P73-74 注7：同上， P296 注8：同上， P304 注9： 《论责任》 西塞罗 著    

2012年03月12日 22:57:37 　　文慧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之后，曾任东方歌舞团的舞蹈编导，后来是现代舞编导和表演者，为中国当代舞蹈剧场早期骨干。2008年，她长达8个小时的作品《回忆》，在欧洲各地演出，很受好评。2011年春天，她只身带着机器，从北京出发，去云南父亲的出身地云南易门，找到了祖父辈的三奶奶，她父亲的婶婶，拍摄了这部纪录片《听三奶奶讲那从前的故事》（75分钟），如此不同和令人惊喜。   　　三奶奶名叫苏美玲，83岁，面目清癯，谈吐清晰，精神矍铄，身板硬朗。“从大庄讲起么”，文慧央求道。大庄是这位阿奶的娘家。“小时候玩玩么回去吃吃，玩玩么回去吃吃”，阿奶一边说，一边笑笑。这样混沌的开头，不知道要将故事引向何方。文慧在一旁耐心地听着，好像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被问及“家里有多少田”时，阿奶摇头说她不清楚。但其实阿奶是个明白人：“不解放的时候，说大户人家，解放的时候，说大地主。”她的云南方言中，带有许多双声词，比如“整整”、“梳梳”、“教教书”，这听上去有几分儿童语言的味道。这也令其中夹杂的“剥削”、“批判”、“斗争”、“支持”这些新词，显得更加扎眼。仿佛一块绸布上面，被烧了几个窟窿。   　　这说起来多久远啊。文慧肯定没有想过，她奶奶结婚的时候是个啥样，但这件事情肯定发生过。就在那天，另一个小女孩的命运也决定了。家住大庄的这位随母亲前来做客，被文家赶上一眼看中。11岁便被提亲。12岁嫁过去。哥哥把她抱上滑杆，就被人家“挑走了”。丈夫比她大8、9岁，有时候带她到外面街上玩玩，也去他教书的地方见见其他老师，这才一点点胆子大起来。   　　“结婚的事情还没讲完呢”，文慧提醒道：“穿的哪样衣裳？”“哪样颜色？”阿奶答道：“那阵么，穿那种，叫旗袍，有那样长长。粉红，粉红呢，那阵叫缎子。段子起花，好瞧呢”。这对即使祖孙又是女友的女性，在咬着耳朵谈论某个时尚。擅长肢体语言的文慧，对于纪录片访谈中如何挖掘细节，是事先做了一番讨教的。   　　“什么日子最难受么？”“土改”。从时尚的话题，她们转而进入了历史。阿奶是有大局的，她对文慧介绍了最初开会的情况，根据田地多少，分为“贫下中农”、“富农”“、地主”三个会场。房子、田地都没收了。阿奶的话题很快转入只有女性才经历的那些，她是天然的女性视角。做饭的锅、灶也没收了。家中的被子、衣服，经过清点之后，然后拿走，放在“土主庙里”。每月来月经，月经布也没有，没法走出家门。   　　文慧的曾祖母是这个大家庭的女家长，她去向那些人要被子，结果腰里被绑上绳子，吊起来打。曾祖母比较胖，打着打着人掉到了地下，绳子断了，整个人砸了下来。那些人走过来用脚蹬蹬，嘴里还说“死了吧，死了吧”。再问“还要被窝吗？”曾祖母话都讲不出，摇摇头。   　　文家有人已经参加了地下党，提前通知她们，人家要什么都给，还要承认自己是“剥削来的”，因而实际上少吃了许多苦头。有一位王姓邻居，将一些金银财宝藏在了狮子山，结果有人听墙根，得知后将女主人吊起来打，两边乳房上各挂着一块石头。   　　阿奶叹气，她婆家娘家两头都是大地主。娘家这边，阿奶的母亲听说第二天晚上要斗她，感到自己要熬不过去了，干脆将两只金戒指吞到肚子里，“金坠心”而死亡。阿奶本人也有过将绳子套到头上的经历，但就在那一刻，才几岁的儿子回来正好撞上。   　　在当年历史的现场，女性是不被允许出声的，她们只有将自己的面庞深深地沉埋下去。而这之后，大历史也是她们不便谈论的，处于她们那个低矮的天空，她们能知道多少呢？然而，文慧的镜头给了阿奶一个从容空间，她谈论她自己经历的，她周围的女性所经历的，那些日常生活看不见的微小部分，所有这些已经遗落在历史的缝隙中，无人过问。然而它们正是生活本身的肌理和纹路，是叫做“生活”的那种东西。   　　文慧对于自己这部纪录片的“文体”意识，渐渐变得越来越强。阿奶讲述过去时，画面被转换为黑白的；切换到当下，马上转为彩色的。而一旦进入彩色的空间，就不只是阿奶一个人，文慧本人也加入进来：她与阿奶面对面吃饭；她与阿奶一同站在田埂上；她与阿奶并排梳她们的长发，文慧一头黑发，阿奶的头发花白，而阿奶当年也是一头黑发的，最终她们的头发被拴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剧场设想。阿奶问她，在天上坐飞机的时候，头不晕吗？看见地下么？   　　她与阿奶一同躺在蓝天之下，身下铺着满地的油菜，她们对着虚空比划手臂。她与阿奶分坐在两只大锅里，阿奶数着“丑牛、寅虎、卯兔、辰龙”，文慧也举起手指，跟着阿奶的岁月往前走。   　　纪录片的结尾最为感人。镜头里阿奶的手蒙着文慧的眼睛，那是一双历经风霜、骨节粗壮的大手。“阿奶我看见你了。你看见我咯？”阿奶回：“我也看见你了。你看见我吗？”文慧答道：“看见了，我用心看见了。”阿奶说：“咯是，嗯”。她们在历史的隧道里，艰难地互相摸索。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今天。   　　  上一篇： 在今天如何理解质疑 下一篇： 从乌鸦身上找回地主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3月12日 22:58:22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六   　　在区分了直接暴力和称之为“语言暴力”之后，再来补充谈谈后者，这也是许多人感到忧虑的。   　　骂人肯定是不好的。哪儿不好？不知道自我克制。个人修养有待提高。但是我想给出骂人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对于语言的理解有误。   　　先举一个例子吧。《红楼梦》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出于对宝玉和凤姐的强烈不满，赵姨娘给了马道婆一些银子，让她弄布做成小人像，放上写着这二位生辰八字的纸条，然后用针扎，做法诅咒他们。结果那边这叔嫂二人，就疼得满地打滚了。   　　有人对于语言的理解与这个类似。他模模糊糊地认为，在这边(网上)说几句难听的话，那边(现实中)的某个人就会受到伤害。话说得越难听，伤害的效果就越大。他接着骂，那个人就接着受伤害。他骂得越凶，那个人或许就会在某个早晨气绝身亡。他非常希望看到这个场景，等着的就是这一天。   　　他将语言看成了具有魔性的东西，带上了人类早期思维的某些特点。   　　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说，英文口语中的粗口，与中文不太一样。在基督教的背景之下，最为恶毒的骂人话是咒人死后“下地狱”，因此喜欢说Damn　you，许多愤怒的表达，都与此有关，比如damned或goddamned。但丁的《神曲》中，描述了让人进地狱的种种可怕场景，有在烈火熊熊中煎熬的，也有在深谷中爬行的。拉伯雷的《巨人传》里，同样有“叫你们沉沦在硫磺里、大火里、深渊中”的说法。   　　但无论如何，咒人进地狱，是整个人都进去。如果这个人仅仅是头和肩膀进去了，他的腿和脚还在外面，骂人者自然会感到不甘心。   　　比较起中文的骂人来，这个做法有点偷懒了。中文的许多骂人是将人拆解成各自独立的部分，针对身体的某些部位，尽可能地羞辱。仿佛那些部位和器官，就是这个人本身。骂人者也许十分乐意向旁人表明，他对于对方的观察了解，是多么深入体贴。   　　这又让我想起那本早期人类学著作《金枝》里，提到有早期民族相信：能够收集到敌人身体的某些部分，比如头发、牙齿、指甲，或与敌人身体接触过的东西比如衣服、饰物，然后将它们付之一炬，这样就能够对于敌人造成远距离的伤害。   　　中文骂人者的一些思路，与这个相平行。觉得只要针对对方身体的某些部分，那些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局部，就对于这个人施加了整体的羞辱和伤害。显然他的魔法更加高明，不需要辛辛苦苦去搜寻实物本身，只要在口头上提及就行了。虽然都是对于“零部件”的信任，但其中还是有信仰的区别：一个信仰物质，一个信仰语言。   　　哦，是不是因为汉语的语言是象形文字，从仿照现实事物出发，此符号因而与现实事物的外表最为接近，于是导致迄今有人的头脑里，仍然不能有效地区别语言符号与直接现实，将语言看作了现实本身？这个问题应该留待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等专家去解决。   　　王小波说的“癔症”或“集体癔症”，就属于这种情况。本来只是嘴上说说，但是说着说着，在中途的某个阶段，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人们把自己所说的当真起来，以为那就是实际发生的。   　　比喻这个东西害死人，尤其是隐喻。它虽然增强了修饰的效果，但许多情况下得不偿失。鲁迅笔下的“狂人”，与鲁迅本人之间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当这位虚构的人物说出——没有年代的历史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两个字“吃人”，只是一种激愤的表达，不能认为它正好符合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现实以及性质，更不应该从中引申出任何现实暴力的正当性。   　　我们小时候被反复告知“黑暗的旧社会”，年幼的我们被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小时候有一天在阳光下行走，突然意识到旧社会也是阳光普照，吓了自己一大跳。   　　当然这个毛病不仅仅属于中国人。以赛亚·伯林在他那篇《现实感》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分辨虚实、区分真正的山峰和状如山峰的云，真正的棕榈清泉与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他提出衡量现实事物的方法是：“由‘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必须在所有变化着的观点看来是不变的，否则我们根本无历史真相可言。”   　　当然也无现实真相可言，如果不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得到确证的话。最重要的是，需要在亮起来的日常光线下得到确证。所谓“常识”，可以看作在日常光线之下获得的知识和共识。“天下乌鸦一般黑”，如果仅仅涉及在屋檐树杈之间飞来飞去的那种生物，这个观察是成立的；但是如果用这句话来比喻地主当中没有一个好人，那么首先得将地主们看成是一群黑压压的乌鸦，那是一般日常光线下人们的肉眼做不到的，必须经过头脑这个中转站。   　　不幸经过了这种转换的人们，还要再转换一次，才能从乌鸦身上找回地主，从吸血鬼身上找回资本家，从寄生虫那里找回他们的儿子，从毒蛇身上找回美女，从纸老虎身上找回美国，从明灯身上找回阿尔巴尼亚，从毒草和魑魅魍魉中，找回我们的课本、书籍和老师。   　　运用语言称呼现实对象，用它指代实际存在的事物，因此，人们在体验语言的时候，仿佛也在体验这些事物本身。好的文学描绘甚至提供更加逼真的效果，造成那种以假乱真、混合混淆的印象，产生语言的世界比实际的世界更加真实的幻觉。到底语言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迄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但作为符号的语言，从根本上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存在，它们只是一些发音和书写形式而已，是人们探索世界及探索自身的一种途径。那些拼命从语言中寻找现实的人，如同一个妄想狂，把努力接近镜像，当作了努力接近现实本身。   　　将语言的归语言，现实的归现实，可能是我们恢复常识、建立共识的第一步。   　　当然，语言也有自己的“现实”，即我们所说的这些话，由不同的词汇连接起句子，连接成段落和章节，人们在报纸上、书籍里以及网络上读到的那些。人们通过言语互相交流、互相理解或者产生误解。   　　因此，可以进一步说，需要区分的是“语言的现实”和“实际的现实”。怎么会有人认为在语言的世界中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就是在运作现实本身呢？怎么可以将隔空骂人，看作是直接施害于他人本身呢？   　　这里所谈的，是我能够想得到的解决骂人问题的途径。我也希望，对于杜绝在网络上骂人，每个人拿出自己的好主意。   　　最后要说的是，“从乌鸦身上找到地主”的说法，也是一种比喻。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实感”。   　　  上一篇： 她们与历史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