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宋志标:不服亦从

【题图,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文本文来自微信公号:jiuwenpinglun(旧闻评论),作者新浪微博:@宋志标】 【近期有一系列暴力,以及各种立场的暴力之争。窃以为,想一下总比不想要好。但想到的不一定能说,说出来的不一定是明白无误的。也欢迎诸多友好一起想一想,欢迎发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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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肖像中国:“四五”一代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满腔热血的一代人,如今又何在?本篇“肖像中国”将向你讲述“四五”一代的故事。 1976年4月,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本文原刊于《人物》杂志2013年4期,作者赵涵漠、张卓,摄影时会理 像许多60岁上下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子女的近况、白内障手术、怎样避免伤害膝关节,以及朋友刚刚渡过的癌症难关。 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一些过去的特别经历。比如,当《人物》摄影师请他们以斜线站成一排合影时,忽然有人笑起来,“就像我们在里面跑操似的,周为民喊的‘向右看齐’”。 监狱生活曾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1976年清明节前,数十万民众以悼念刚刚去世的周恩来为由,走上天安门广场。4月5号夜里,工人民兵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逮捕示威者。当时,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北京共有388人被捕,据传其中有49人曾被列入死刑名单。同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被粉碎。被捕者先后出狱、获得平反。后来,这些广场运动的参与者,被称作“四五英雄”。 他们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可时间过去了37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聚会,他们甚至很少跟身边人讲起这段经历。 “多少年了,我从没这么倾诉过,聊它干吗?37年了,谁还记着它?”此前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毕谊民先生曾经这样说。他的表情似乎显得很平静。 但在3月24日夜晚的聚会上,他激动地举杯致开场词:“前两年有一个学生问,老师,你们这代人还有理想吗?我想了想告诉她,还就是有理想。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会磨灭,我们那批人的理想,永远是青春的!” 听者寥寥。当年被捕的388人如今大多失去音讯。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毕谊民本想找到十几位四五运动参与者,可因各种事由,除家属外,最终只有4人参加。 当年的英雄们正在老去、死亡。过去几年,常常是因为某个人的讣闻才将他们重聚在一起。2008年,曹志杰去世,他是当年第一个在广场上贴出悼词并提出“血战到底”的抗议者。毕谊民试图联络他的家人,但他发现,就连曹家的电话都已经成为空号。 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 坐在圆桌前,这些1949年后的第一批广场抗议者总是强调,历史具有偶然性。也正因如此,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运动参与者”,而非“英雄”。 陈吕蒙 那一天,陈吕蒙(化名)本来打定主意做一名旁观者。“天安门事件”发生3天前,他刚刚因反“四人帮”而被开除团籍、学籍,并将在4月7日被遣送农场劳改。他难得获得几天自由,当然要到广场上亲睹这历史性场面。“但是,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但这种“谨慎”被轻而易举地击破了。当陈吕蒙站在广场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前时,他面前贴着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他正在看,后面有人喊:“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一只手在陈吕蒙肩膀上拍了拍。 他回忆起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激情:“我当时早已是个‘反革命’了,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借口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 他和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齐声朗诵起来。可声音还是太小了,于是便由他念一句,周围的十几个人齐声重复一句,用人声组成了广场上的“扩音器”。 此后,他还与孙庆祝等人作为谈判代表,与官方在广场上的联合指挥部进行谈判。离去时,他们被要求留下名字,但已经经历过政治风波的陈吕蒙没有留名,由此免于被捕,按原定计划被遣送到农场劳改。 同样偶然被写进历史的还有刘迪。那时的青年往往更熟悉他另外一个名字——“小平头”。在当时的广播里,他被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反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可在现场时,他本来也只是普通一员。一个戴黑边眼镜穿蓝衣服的青年正拿着话筒喊话,刘迪发现有警察逼近,他一把夺过话筒,让蓝衣青年赶快跑。之后,他才承担起组织现场秩序的责任。 自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广场上以悼念为名的抗议就开始了。清明前夕,《北京日报》发文称“清明是鬼节,悼念是四旧迷信活动”。一夜之间,官方将广场上所有花圈、悼词和祭品没收。这激怒了抗议者。 当时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周为民与几位同学一起,用十几张白纸扎了一朵白花,粘在一个竹架子上。这朵并不起眼的白花,是当天广场上唯一一个来自“左派大本营”清华大学的花圈。“当时我们的落款就是:清华几名工农兵学员。”周为民笑着回忆。 他亲笔写下一篇悼词,贴在花圈下。“当时我们在纪念碑前宣誓,要与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4月3号、4号是周末,我们不用上课,整整两天不吃不喝,就在那里游荡。我们的花圈放下以后十几分钟,那里就变得人山人海起来,大家都在朗诵那篇悼词。” 说到这里,他一直很平静的情绪变得高昂起来。直到今天,他还可以背诵悼词的一些段落:“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中。” 工人贺延光也带着花圈和80多名青年工人组成的队伍前往天安门。在悼词里,他将江青称作“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围观的人们向他鼓掌、欢呼,最后,几百人一起在广场上唱起《国际歌》。 那时,贺延光已经是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但即便在党委会上,他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长时间中国就是这样,两面人,这是一件事、两件事培养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培养出来的。‘四五’那时候我就想,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那我就要做这一批人”。 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 如今,他们可以在饭桌上谈起毛泽东,谈一些回忆录里写到的“四五”运动对毛的影响,谈毛晚年的心理状态。但在“文革”年代,这一切不可想象。 “文革”初期,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陈吕蒙都是红卫兵中的普通一员。贺延光曾和同学去天津“破四旧”,他们抄了一座天主教堂,把“象征腐朽生活方式”的一柜子高脚酒杯砸得粉碎,还抱着一堆教袍在院子里焚烧。 己过花甲之年的毕谊民也曾参与过抄家。他还记得出发前的兴奋劲儿,他们将整栋房子翻得乱七八糟,还在地上刨了个大坑,可仍旧一无所获。最后,红卫兵们就往坑里扔了根电线,随口诬告这家是“敌特”,藏有电台。 陈吕蒙对政治的热情源于毛泽东。“他教导我们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推动我们关心政治,这个应该是很小就打下基础了。‘文化大革命’那年,我14岁,但是我非常关心政治,当时毛泽东号召长征,所以我经常到八大院校步行转一圈,一天转一圈。” 贺延光、毕谊民、陈吕蒙、周为民都曾当过知青,当他们回忆起上山下乡前的心态,没有人会感到自己“被迫远离学校与故乡”,相反,他们斗志昂扬,带着一箱子行李和铺盖卷,计划从此扎根农村。当毕谊民到达黑龙江福利屯火车站,看到广阔的黑土地时,他冲着接站的干部一挥手臂,“我一定要把这里建设成新的北京”! 不少运动参与者都来自干部家庭。当贺延光想起父亲17岁就跑去延安,自己17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去之前,他曾对北大荒充满向往,课文《可爱的草塘》里就写过,“棒打狍子瓢舀鱼”,“心里就想,北大荒肯定是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到了之后一看就傻了,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贺延光说。他还记得,团里的一个北京知青大姐嫁给了当地一位脸上长满麻子的农工。 毕谊民下乡时曾遇到大风雪,本来这样的天气不应该上山伐木,可是指导员为了让知青锻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硬是把大家轰上山。风一刮,树倒的方向变了,粗壮的树干砸死了一名北京知青。追悼会上,指导员赞其死得其所,家人甚至不敢公开流泪。下葬的时候,他们还把半导体放在死者手中,要让他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 这场长达10年的“革命”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曾经的干部很快就受到冲击。王洪文曾带人软禁周为民的父亲,连续8天不让他睡觉。绝望的母亲走进公用厨房,打开所有煤气,试图自杀。但她还是被救醒了。孩子们去医院看她,其中最革命的一位兄弟并不同情她,反而质问她:“你怎么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呢?”那个兄弟还要与母亲划清界限。 插队后期,周为民已经不害怕谈起对江青的不满。他在呼和浩特当工人的一位朋友还曾集结枪支,组织暗杀江青,结果险些被枪毙。但即便是在那样激进的小圈子里,他们也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最高领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用“那个人”代替。 陈吕蒙是知青中较早产生思想变化的一批。他的朋友曾经回忆,知青的蒙古包里大多放着“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可陈吕蒙的书架上却“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或许也正因如此,在“四五”发生一年前,陈吕蒙和朋友就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入狱。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叛逃”。那年9月14日,贺延光所在的兵团接到一级战备命令,睡觉时不能脱衣服、铺床,还要一直抱着枪。贺延光每晚兴奋得睡不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战备状态延续了20多天,却丝毫没有开战的动静。终于,团长传达了林彪叛逃、坠机的消息。空气瞬间凝固。就在大家突然一愣神儿的当口,贺延光和战友们坐的这一侧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个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顿时人仰马翻。可由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后来,一位北京四中的知青悄悄与他议论:“你说,不会是林副主席被人绑架了吧?”贺延光记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政治产生怀疑。 随后,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等分别以办理“特困”、工农兵学员、“病退”等渠道回到城市。 在他们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曾短暂复出,生产恢复,反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路线。可没过多久,邓再次被打倒。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官方压制悼念。这一决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人们最终走向广场。 陈吕蒙后来回顾,认为那时的勇气来源于绝望,大家实在“想象不到有什么更差的局面了”。 “后来想,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几十年后,当这些人重聚时,那段监狱生活是最经常的话题,就像大学同学谈论当年的寝室生活。他们将4月5号之后一段日子被捕的人,称作“大拨儿”。 “小毕(毕谊民)什么时候进去的?”餐桌上,有人问。 “他比大拨儿进去得晚,他七七年一月进去的。”旁人代答。 毕谊民笑起来,他总是将此称为“搭了末班车”。“四五”那天他也在广场,但因为封锁前离开,虽遭审查,并未被捕。第二年周恩来忌日,他又去天安门写诗,呼吁为“四五”运动平反,这次他进了监狱。 毕谊民 甚至直到进了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他们彼此也不认识,平反大会后才知道。当年的政治犯大多住进了二层“王八楼”——狱警待在中央,四周有6条放射性通道,通道里是一个个小隔间。 令人窒息的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贺延光按对角走个“8”字形,大概只能迈上8小步。毕谊民曾在这样的牢房里想起波兰革命者伏契克的狱中书简,“从这里到这里只有7步”,而自己的牢房,只能走上3步。 两个月里,贺延光被提审了40多次。他出狱后才知道,警方想从干部子弟里找到黑手,一直查到中央。但走上广场是他的自发行为,警察实在问不出什么。即使如此,他与另外两名同事也被定成“贺、孙、陈反党小集团”。 他完全无法预测自己的结局,生怕在寂静的牢房里“待傻了”,就趁每天看报纸的20分钟时间,背新华社字头。“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背了百十多个国家的首都。”他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想,不要有什么怨言,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毕谊民当时则是个浪漫主义型的革命者。小时候看《红岩》,所受的教育是进监狱的革命者都是英雄,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还记得,当自己被提审的时候,他穿着军大衣,像电影里的革命者一样昂首挺胸,做出大义凛然的姿态。在叙述“犯罪动机”时,他甚至还认为会感动审问者,“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 他还没说完,对方一拍桌子:“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你翻得了吗?” 他当即哑口无言。 与毕谊民的乐观不同,周为民自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按照一个由当时中央警卫团派驻清华的领导的说法:“给周为民判无期都是轻的!” “不害怕,不准备活着出去了,所以他问我任何东西都承认是我的,但是我绝不牵连任何朋友、亲人。”周为民回忆。 在这些普通人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中国的政府高层正在进行激烈的角力,直至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宣布“文革”“胜利结束”,1978年,“四五”运动才获平反。 可在很多经历“文革”的人看来,自己并没能真正走出那段历史。周为民形容自己,“一生都受到‘文革’话语系统的影响”。而当贺延光出狱,要给父亲发电报,报平安时,他字斟句酌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华主席给了我新生命!” 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 如今,人们不大提起这场运动了。据陈吕蒙的观察,“四五”运动3周年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人民万岁》,是对这场运动的最高评价。此后,这段历史被搁置在书架角落的《天安门诗抄》里,图书馆几本在香港出版的繁体文献里,以及这场聚会上参与者们讲述的故事里。 “300多人还健在多少人?还能不能找到他们?”席间,有人问,“工人代表韩志雄在哪儿呢?” 当年,《中国青年》复刊后第一期就将韩志雄的故事作为“四五英雄”的典型。但另外几个人几乎同时回答,“一直都找不到”。 他们同样找不到王立山,他既是“001号反革命案件”的主犯,也是《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的作者,“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几年,只有一家北京媒体报道过他,其中写道:“他的人生在平凡中前行。只是卧室墙上依然挂着那首广为流传的诗。” 席间,他们谈论起“小平头”刘迪。“天安门事件”结束后,他错过了考研时间,此后一直没有工作。他总是穿着蓝色的、洗得发白的劳动服,骑着自行车往来;当他说喜欢一本书,他会微笑着形容:“看完你的手稿后,特别饿,总想吃饭。” 刘迪的姐姐说,刘迪很少跟家人谈论过去,他也很少找朋友帮忙,因为“去哪儿都是给人添麻烦”。陈吕蒙记得,刘迪的表达很少,更极少成文。一次陈托朋友去采访刘迪,整理后仅有 4页。在其中,他提到自己参与“四五”时并不抱乐观看法:“当时许多参加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的车牌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失败的,如果要认为是会胜利的话那还摘车牌干什么?” 他一生没什么物质要求,除去追求阳光和氧气。他曾赞叹过一个朋友家里明亮的、宽大的窗户,感叹“屋里空气充足,不缺氧”。没多久,人们就听说他其实得了肺癌,常常感到憋闷、缺氧。 他一直住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像个隐士一样活在世界上。直至2011年因病去世。他的朋友曾说:“虽然我一直认为,大手笔当是写在人心中和山河上,而不是在纸张上。但刘迪,如果我们不写,他就真的消逝了。” 关于刘迪的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那位朋友最终也没能说清,刘迪为什么一直选择隐身,那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现在能够找到的“四五英雄”里,几乎无人从政——尽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机会。 根据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指示,粉碎“四人帮”后,共青团第一次恢复活动,召开“团十大”,一定要有一批反“四人帮”的年轻人参加进来。贺延光、周为民等人被选为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20多岁的周为民还回到清华任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作为“第三梯队”培养。 他被政治推到这个位置,也同样被政治拽了下来。1980年代初,由于参与一次政治活动,他的副书记职务被免。后来,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改革家袁庚来到北京,骑着自行车到清华,亲自将周为民等一批青年游说到蛇口去。 但即便在远离内陆的蛇口,周为民也无法免于政治对其的影响。他当时是“内控对象”,不能到深圳这样的边境地区,深圳市委的一名官员几次要求袁庚将周为民遣回原籍。 1984年,胡启立视察蛇口,袁庚带着周为民一起去见他。周为民还记得,袁庚当时说:“周为民到蛇口没有问题,他无非就是过去那些事情。所谓年轻人在当时的那种背景下,对党犯错误的历史背景了解得不深,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哪怕是做了一些过激的行动,都不应该把他推到敌方去。”胡启立为此事批示,周为民最后得以留在蛇口。 周为民在蛇口曾任职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1997年离开蛇口。如今他在一家投资公司做职业经理人。此后有关他的新闻大多与商业有关,比如2008年的一条:他所在的公司“正在筹备一个大概10亿至15亿人民币的产业基金投资清洁能源”。 对贺延光来说,远离政治是主动的选择。进入团十大后,他成为北京市青联副秘书长。但那时不少参与镇压“四五”的人仍在岗位上,贺延光感到自己就像个政治舞台上的“花瓶”。 他便申请到《北京青年报》当摄影记者,两年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在“文革”中听到了太多谎言,因此他格外向往真相。可那时的新闻摄影,“为政治服务”才是原则。1983年暑假,他要拍一张胡同里学生的照片。去之前,还特意在办公室里画了张图。到了现场,就按照草图找几个孩子,“你往这边站站,你往那边站站,就这么拍,天经地义”。 “那时候摄影记者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像拍解放军的战鹰飞长城,战鹰飞过去,那都是靠专门调度的。我们的新闻照片都是这么拍的。在照片的拍摄过程中你都可以看到,权力无所不在。”他大声说。 其后,西方新闻摄影观进入中国,摄影记者开始意识到真实的力量。“胡同里的学生”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张假照片。 在过去62年的人生里,他意识到“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会使人分化”。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四五”运动里相当有名的一位代表。他下自行车与对方打招呼,跟他说了几句有关时局的话。可对方变得很害怕,连说,“算了,咱们不提这个话题”。此后,这个人也再没有出现过。 “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历史,哪怕影响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贺延光说,“所有政治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现在坚定地推崇普世价值的信念,对我们这一段有经历的人,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你明白吗?” 这群人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 如今回顾“四五”,周为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的“民主水平并不高”。“包括现在我自己说话动不动就启用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语言体系。我们这代人,带着太多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我们这代人要翻过去,不要期望。” 现在他不大谈政治,不过,他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乐观,“还有80后、90后,好一些70后,我是挺看好这批人。这个社会一定属于年轻人,不属于老年人,社会就是这么发展,像我们年轻时所受的迷信教育,他们身上更少”。 从左到右分别是陈吕蒙、毕谊民、孙庆柱、周为名 两年前,周为民开通了微博,而他的第一条微博里写道:“年过五十仍然对世界充满好奇,理想主义因此想看到世界变得更好。” 贺延光是极少数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四五”运动参与者之一。因为常在微博上对公共事件发言,他被一些人称作“老愤青”,对此他并不开心:“不会吧,什么叫愤青?我就觉得他这个评价不准,我挺讨厌愤青这个词的,我是多温和一个人。微博上表现的,不认识的人以为我多严肃,一天到晚的愤世嫉俗,全错了,我是太快乐的一个人。” 他将“四五”前自己的动机看作“常识的判断,就是社会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可那场运动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制度其实比人更重要”。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在陈吕蒙看来,“四五一代”从总体上说是民主的拥护者和推进者。这一代的主体是那些还在初高中、思想未定型时期就经历“文革”和插队的人。“插没插过队的差别很大,插过队的等于都是端着泥饭碗的。这期间你没有依靠,将来怎么吃饭都是问题。所以思想活跃程度就高。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而今,毕谊民经营着一家从事节能环保业务的企业,同时还在进行“三农”问题研究,他把精力主要放在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上,比如,如何将农户组织成小经济体,帮他们进行市场营销、深加工。 他总是精力充沛,喜欢和80后、90后一起爬山,正准备征服75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在拍照片时,他会秀秀自己的肌肉。当摄影师请他表情更放松一点时,他立刻活泼起来:“明白,明白,Smile!” 在“四五英雄”的种种聚会上,他总是热心的组织者,他称这群人对自己而言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他说:“在走上广场之前,我是独自一人;可是离开广场后,我融入了一个群体。” 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毕谊民毫不犹豫地表示,“四五”影响了他的一生。1976年时,他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和对体制内一些坏人的反感,走上广场,可这样的诉求并未被接受,他还因此进了监狱。“从那时开始,我不再只是控诉一些坏人,而是开始思考整个制度架构。”他也认为,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不能只靠讨论理论,更要靠解决实际问题。 即便在聚会里,他也不大谈论“四五”往事,只是热心地张罗。出门喜欢穿户外装、戴着顶礼帽的他,笑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我来做联络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看,大家都叫我‘小毕’,我就是小帅哥的性格”。 聚会临近尾声,有人点起了一根烟,问道:“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推进民主应该是渐进式的,像‘四五’这样走向广场来产生这种突变,到底对中国历史有多大意义?”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带来了一段长长的沉默。 毕谊民曾告诉《人物》记者,他极少花费时间谈论什么“主义”或“意识形态”。他一直参与乡村建设的研究,只想关注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寻求其解决的路径并为之努力。“与其泛泛空谈,我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事,只谈‘三农’问题。” 但对于那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他早就给出过自己的答案。在一篇回忆‘四五’的文章末尾,他曾写道:“我们回忆‘四五’,是为了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反思‘四五’,是为了不再走向广场。” 猜你喜欢 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肖像中国:“草民”陈水总 肖像中国:左翼青年 崔卫平:“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冉云飞:时代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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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谢丁:疏异者崔卫平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1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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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崔卫平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57 岁的她虽然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但仍活跃在中国的诸多公共领域。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娄烨评价说,“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AP) 本文原刊于 《人物》杂志六月号 ,原题为《疏异者崔卫平》,作者谢丁;文中小标题为奇闻录编辑所拟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在娄烨的电影《花》中,崔卫平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 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崔卫平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文集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她说,即使你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而汉娜·阿伦特对此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 徐晓敏锐地看到了崔卫平身上的变化。有一次,崔卫平对她说,我们要把自己打扮得妩媚一点。没多久,徐晓就去了美国。她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当她回到北京时,发现崔卫平快要结婚了,爱人比她小9岁。从那时起,她发现崔卫平在个人上变得柔软起来,但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在公共讨论中到处看到崔卫平的身影,而且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尖锐。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生态。2001年,在“世纪沙龙”论坛,有场关于“福柯是不是诗人”的辩论。一个昵称“snoopy”的网友在争辩中突显出来。“喧宾夺主的snoopy,几乎成为沙龙的女主人。”学者王晓渔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她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舞会。每一次的主题都出人意料又水到渠成。”他后来得知,snoopy就是崔卫平。 那年临近暑假,崔卫平突然贴出一张邀请函,请一群陌生的网友到北京参加一场“夏令营”。在一篇《有关Snoopy夏令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里,她写下4条规定。比如:“免费提供早餐一顿,吃完饭各自洗碗,snoopy抹桌子。时间:8:00。”“单独外出者晚间12点前回家;临时决定不回家者,请于11点前打电话告知snoopy;但不必(和不许)告知他/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就像一次小型的公共生活实践。网友们住在崔卫平家,书房被改造成营房,大家互相以网名相称。23岁的王晓渔参加了那次夏令营。“有崔卫平的地方,就有笑声在……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他在文章里写道,“后来读《汉娜·阿伦特传》,总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 2012年7月12日,在《今天》诗刊编辑徐晓老师家,徐晓、崔卫平与立人大学学员包饺子、读诗歌。 到了2004年,崔卫平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开始在知识分子圈流传。作者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和哈维尔一样,他也被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与此同时,崔卫平开始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社会批评,提出看法。她还发表了几封公开信。她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名声。 在微博上,崔卫平有11万粉丝。她给自己填写的身份是学者和作家。“她的文章特别真实,都是以她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很容易打动人。”学者徐友渔说,“但这也可能成为她写作的缺点,因为对整个社会来说,个体经验仍是特殊的。” 徐友渔和崔卫平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还一起去捷克见过哈维尔。他对崔卫平的那次布拉格之行印象深刻,因为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迈出那一步。他说,崔卫平有一种道德上的直觉和天生的良知,那驱使她不得不去。 崔卫平当然清楚,公共发言可能带来麻烦。这些麻烦不仅来自暗处,也有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道德上的指责,还有人质疑她的学术能力,认为她“浅”——从专业上看,她也不是政治理论的专家。但崔卫平认为,这可能和她在公共领域中给自己任命的角色有关。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她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 有一次,崔卫平组织了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去娄烨家看《颐和园》。放映之后,大家坐一起聊天。有人很喜欢,也有人完全不能够接受。讨论中,崔卫平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们产生很大的分歧。 那次放映会结束后,崔卫平给娄烨写了封邮件。她提到一个词,叫“自由主义主义者”,用来指那些把自由当成理论来处理的人。她说:“对那些人来说,自由主义只是书本上崇高、美妙的东西,自由主义个人也只能是光滑、单纯的,那些晦涩的幽暗的个人及其经验就不算啦。” 娄烨后来对我说,那才是崔卫平思想中最具魅力的东西,也很清晰地使她与她的那些同志拉开了距离。而这需要一种敢于身体力行的意识和精神的冒险,那并不像提出一种政见那样简单和目的明确。 “就像一次通向自己灵魂深处的旅行,而是否能够穿越灵魂深处的‘荒野’,安全到达那片平静的‘林中空地’,我们没有人能预先知道。”娄烨说,“但旅行早已经开始,这是崔卫平的勇气。”他引用了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的核心概念,“林中空地”就是开放性真理的终极之境,为人类无蔽的心灵而存在。 “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 2012年中秋,崔卫平和几个朋友去郊区游玩。那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她对连日来的街头暴力很忧虑,也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感到不满。她认为,也许是时候回应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发起的联署了。几个朋友讨论出一份文本。 几天后,崔卫平通过邮件和网络发起了公开信《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她说:“我们的社会不乏理性的考虑,但是需要将它们大声说出来,让人们能够看见和听见。” 公开信一共10条。她认为其中有两条同样重要:一、不希望目前的争执影响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二、反对战争和街头暴力。她希望发出一种“理性中国”的声音。签名联署的人,似乎五花八门。有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也有农民工和个体户司机。有持异议者,也有毛左派。 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一些自由派的朋友认为她靠官方太近。而更多网民和社会批评,则认为她对日本太温和,像是汉奸言论。 在一篇名为《在今天如何理解爱国》的回应文章中,崔卫平写道:“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她认为,担心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她在给朋友的邮件里写的那样:“让我们通过行使对于主权领土的发言,把主权换到自己手中。”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崔卫平看到一条网友转给她的微博,说新任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那位网友好奇地说,这不是崔卫平说过的话吗? 她转了这条微博,但只打上了一张笑脸。 猜你喜欢 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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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王藏:江苏灌南法院黑手遮天,一起交通事故引各界强烈关注(图)

一 2009 年 5 月 8 日 21 时左右,王正银(男, 1963 年 9 月 30 日 生,江苏灌南县三口镇三合村五组村民)驾驶二轮助力摩托车行驶在三口镇后河村侍德才家门前路段时,与无证驾驶无牌无证变型拖拉机的张春如(男, 1970 年 3 月 7 日 生,江苏灌南县三口镇复兴村一组村民)发生交通事故,王正银当场死亡。事发 13 天后, 5 月 21 日 ,王正银尸体被灌南县交警大队警员韩正国强制要求火化,当时王正银家属均未签字。 据 5 月 18 日 灌南县公安局交警队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正银撞击停在路上的张春如所有的无号牌变型拖拉机尾部,造成王正银当场死亡,二轮摩托车毁坏,王正银承担主要责任,张春如承担次要责任。 2009 年 5 月 26 日 ,王正银儿子王绍伟( 1990 年 3 月 7 日 生)向灌南县委呈送了《关于我父亲王正银交通事故致死的几点疑问的反映   》材料。反映材料如下: 尊敬的县委领导: 我是死者王正银长子王绍伟,住三口镇三合村。 2009 年 5 月 8 日 21 时许,我父亲王正银驾驶助力车正常行驶在三口镇后河村侍德才家门口时,发生交通事故致死。经交警队处理,并于 18 日拿到事故认定书,我处在极度悲痛中当时就签字了,几天后听别人说这份事故认定书有几点不合法、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事故发生后,我所在三合村的村长潘玉军打电话给肇事者所在复兴村的村书记邱凯想调解,潘村长说找当事人张春如,邱书记当时就感到疑惑,说不是孙小兵开车撞的吗?而事故认定书上却认定当事人为张春如。事后,我家设法寻找证人证词,而张春如却放话说:“谁证明就砍谁!”至今找不到目击证人。 第二、我家几个亲戚到事故现场看事故车,张春如的变型拖拉机车头保险杠撞掉一块漆,柴油机的邮箱明显有新的凹痕,而该车后面一点撞痕没有。事故认定书却说是我父亲驾摩托车撞在前方停在路上的张春如的无号牌变型拖拉机尾部,造成我父亲王正银当场死亡,二轮摩托车损坏之道路交通事故。另, 5 月 18 日上午 ,我和舅舅到交警队询问事故处理结果,当时交警韩正国就交待我把父亲的助力车拖去卖掉,现在我认为是在故意销毁证据。 第三、事故认定书上载明当事人驾驶的是无牌无证车,且当事人又无驾驶证。即使我承认车是停在路上的,难道车子是自己飞到路上的吗?对造成人员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的无证驾驶人员能这样调查后让其回家吗?据有关法规规定至少也该拘留十五天。 第四、事故认定书上说此无牌无证车是未靠边停车,而该车为什么是未靠边停的呢?在漆黑的夜晚,停车没有任何警示标志,例如警示跳灯、告示牌等。即使我认为是停车检修的话,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我父亲能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吗? 第五、事故发生后,我家万般无奈,只好请交警部门从中调解,而事故认定书所说的张春如只给了八千元了事,并说要告就去告,别的一文钱不给。 以上所反映的是事实,恳请县委领导督促有关部门复核审查,主持公道,为民主张,伸张正义。特此呈函,请予处理,不甚感谢! 反映人:王绍伟 手机: 15896120569 2009 年 5 月 26 日 以上材料未得到任何答复。 2009 年 5 月 31 日 ,王正银妻子侯树珍( 1960 年 6 月 15 日 生)、儿子王绍伟、大女儿王利芹( 1984 年 8 月 4 日 生)、二女儿王晓敏( 1987 年 2 月 6 日 生)、母亲杨兆云( 1925 年 7 月 18 日 生)委托灌南县东方法律服务所唐万能担任律师,其为侯树珍写了民事起诉状,起诉张春如。诉讼请求为: 1 、判令被告给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 142996.1 元; 2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009 年 9 月 15 日 ,江苏省灌南县法院审理了此案,《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9 )南民一初字第 1027 号   判决如下:“因王正银死亡发生的丧葬费 3678.50 元( 7357 元× 0.5 年)、死亡赔偿金 147140 元   ( 7357 × 20 年)、给其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0 元、对被扶养人杨兆云承担的赡养费 4440 元( 5328 元× 5 年÷ 6 ),合计 205258.50 元。由被告在交强险范围内对原告侯树珍、王绍伟、王利芹、王晓敏、杨兆云承担 110000 元,余额 95258.50 元,由被告张春如赔偿 28577.55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兑现。案件受理费 1193 元,减半收取 596.50 元,由被告张春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交纳。审判员   马轶娟;书记员   惠丽”。 判决后,灌南法院迟迟不执行此判决,至今已长达 4 年。死者王正银家人及亲属很多次找到负责执行此判决的灌南法院王立尧庭长,要求他执行判决。王正银亲属居于“人情世故”,还请王立尧吃过多次饭,送过礼送过钱,目的就是希望他尽快解决问题,让死者瞑目,让家人宽心。而王立尧庭长每次都以“慢慢来,不要急,会处理的”,“张春如不在家,我们也难找他”,“你们家去抓人,抓到人我就处理”之类的话语敷衍了事,并告诫没有背景和势力、不懂法律的他们不要胡乱找事,否则事上加事。王正银遗孀侯树珍找了当地的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多部门,这些部门都说不归他们管。 当年事故后,张春如一家仰仗他们家有亲属在政府部门的家族背景,一直对死者王正银家人嚣张。当时王正银死亡、尸体被强行火化后,王正银母亲杨兆云、妻子侯树珍、儿子王绍伟及多位亲属抱着骨灰盒、遗像去到张春如家要个说法,张春如一家对着王正银家人亲属破口大骂,张春如父亲甚至还说:“把你们家撞死一个,只是一个人,算你们家走狗屎运了,还没有全部撞死呢!”被告人张春如在判决之后离开了本地,一段时间不回家。随着时间的拖延,他随时回家。去年,他一直在家,还向王正银家人放话:“就 35000 ,不要拉倒,以后一分钱的屁都闻不到,随你们家怎么样!” 王正银遗孀侯树珍发现张春如在家,多次打电话给负责此案件的王立尧,他皆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处理。 当地知道其中内幕的很多村民私下多次和侯树珍讲起这些情况:张春如家有可被执行的财产,他宁可把钱物给王立尧等法院法官,请官员吃饭送礼,也不愿赔付你家;张春如这些年喂了王立绕不少油水,都喂饱了,姓王的当然不会处理你家的事,他们合伙把此事捂着,就是欺负你们家没人。 自王正银交通事故死亡后,其儿子王绍伟三次被莫名劳教。第一次被关 1 年 3 个月,第二次被关 1 年 3 个月,两次其家人都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手续,王绍伟两次出劳教所都讲不清因何罪被关。 2012 年 11 月 1 日 ,侯树珍被派出所口头告知王绍伟第三次被抓,只于 2013 年 1 月 11 日 收到一份宿迁洪泽湖监狱寄出的《罪犯入监通知书》,上写:“侯树珍,王绍伟因盗窃罪,经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于 2013 年 1 月 8 日 送宿迁洪泽湖监狱服刑。”侯树珍和家人此前从未被告知王绍伟被“审判”的事,《判决书》在哪儿,也不知于何时何地审判。 且不说王正银交通事故死亡事件灌南县交警大队处理此事过程中疑点重重,其事故认定书和法院判决存在诸多问题,就算按照灌南法院的判决,至今近 4 年,判决不执行,法院法官枉法渎职,还不断恐吓王正银遗孀、被气重病的侯树珍,企图一手遮天、暗箱胡来。 今年 5 月,侯树珍和家人再次去灌南法院找到王立尧和执行局局长朱祥才,他们态度恶劣地训斥、羞辱侯树珍及其家人,竟一起无耻地再次开口向侯树珍索要钱财,说:“我们要去抓张春如,这一路上的各种花费你家要给我们啊,不给钱办什么狗屁事?” 不仅如此,王立尧还托人告诫,放话威胁侯树珍:“你们家最好停止和我斗,就算你家有国家主席也没用!”“看谁能把我怎么样!谁也斗不过我!你们只有输的份!”“想想你们家儿子在哪儿?” 二 5 月 9 日 18 时 10 分,王藏在新浪发了微博揭露此事,并向网友求助: @ 诗人王藏:第一次为自己的事求助,请求转发关注!我爱人王利芹 @ 藏女 y   的父亲王正银 ( 江苏灌南县 ) 2009 年 5 月 8 日 因交通事故被撞死,灌南法院已判决,原灌南法院王立尧庭长不执行判决,不作为,严重渎职,黑手遮天,至今 4 年家属未得分文赔偿,被告一直逍遥法外。王立尧不久前嚣张说: ” 就算你家有国家主席也没用! ” 截至目前,此微博被转发 2676 次,被阅读 101.4 万次。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声援支持,要求严惩法院败类王立尧、朱祥才及灌南法院渎职人员。 转发声援的网友中,律师界包括法学博士、中国政法法学讲师 @ 滕 _ 彪 _ , @ 李长青律师, @ 隋牧青律师, @ 崔小平律师, @ 蔺其磊律师 , @ 郭海跃律师, @ 张立恒律师 , @ 上海杨卫华律师 ,北京万仕龙业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主任 @ 民间舆论监督第一人李新德 ,北京市天渡律师事务所律师 @ 律法师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 秦永民律师 ,上海市广厦律师事务所律师 @ 陆伟民律师,安徽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 江南律师杂谈 ,内蒙古松洲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 律师郑吉文 ,内蒙古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 萧贺林律师…… 知名作家 @ 土家野夫、 @ 郭少坤、 @ 曹维录,知名学者 @ 北京崔卫平、 @chenyongmiao2 、 @ 儒者余东海 、 @ 老金曰、 @ 北京杨子立、 @ 北风 hj 、 @ 中国的眸子一世、 @ 文道评论、 @ 李冬 君、 @ 紫电 — ,知名文艺理论家、诗人 @ 赵思运,知名诗人 @ 芒克、 @ 沈浩波、 @ 典裘、 @ 诗人莫建刚、 @ 李 _ 磊、 @ 马铃薯兄弟 A 、 @ 钱刚的诗歌道路、 @ 唐果、 @ 诗人安琪、 @ 魏克漫画、 @ 李飞俊、 @ 江南杂种陈傻子、 @ 楚雨、 @ 孟醒石、 @ 北平总督、 @ 灵修者楚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 王江松 -PHILOSOPHY ,知名艺术家 @ 邝老五、 @ 吴玉仁 5 、 @ 老武是文建、 @ 玛吉娜度 _ 鎏, @ 高压郭 、 @ 吕上、 @ 艺术家追魂、 @ 王华祥的、 @ 金子 art  、 @ 张海鹰艺术、 @ 丹青神韵 、 @ 常徐功、 @ 管一棹, @ 郭健 guojian ,知名维权人士 @ 投胎中的杀猪佬、 @ 王荔蕻 11 、 @ 贾灵敏,小贩夏俊峰妻子 @ 沈阳张晶,甘孜新龙县古鲁寺(博孜祖庭)护法、讲师 @ 晋美松赞师兄,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知名艺术批评家 @ 批评家王小箭,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 @ 吕澎,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 南昌陈政, @ 知名漫画家 @ 飚哥漫画 33 世,知名独立电影人 @ 朱日坤、 @ 胡力夫,电影《东京审判》编剧 @ 胡坤 821 ,导演 @ 盛林导演手记,出版社高级编辑、社会转型研究者 @ 黎学文的微博,报社记者 @ 何光伟,知名设计师、中国版协装帧艺委会常委 @ 韩湛宁,纵横中文网签约作家 @ 马 君武 – ,新华出版社资深编辑、作家 @ 张口说书,人民网大连视窗主编 @ 大排石前街,中国经济周刊地方部副主任 @ 董郎 dxp ,北京七星智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 海科 – 七星智库,编剧 @ 张弓长 1981 、 @ 肖旭驰,美国专栏作者 @ 顾猷,专栏作家 @ 顾则徐 2011 ,知名网络体育评论人 @ 老锐马,青年书法家 @Double–Yao ,中国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会长   北京玖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 孙文 V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 周天勇,北京圣塞德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 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南京大学 MPAcc 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注册会计师 @ 金陵八卦洲 ,中国互联网协会专家委员 @ 郭涛 GUOTAO, 社会心理学者、大学兼职教授、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 @ 谭刚强 – ,新浪文化名博 @ 潘衍江,室内设计师、景观设计师、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 @ 董毅 – 逍遥笑红尘 ,前《体坛周报》名记,足球专家 @ 冉雄飞,资深出版人 @ 宛振文 ,河北新闻广播策划推广部副主任 @ 画到生时是熟时,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中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   常务秘书长 @CPAM 李学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员   导演 @ 刘瑄地盘,河南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心书馆馆长 @ 袁勇 – 文心书馆,前施耐德公司职员、儒家学者 @ 朱明江 01 , 5973 游戏威客网 | 游戏公会联盟创始人 @5973 张敬东 ,中央民院油画,广艺研究生 @ 韋萬里 WWL ,《酒天下》主编 @ 中国公民李侃,上海万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 行者老陈,北京一生之水营销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 一生之金,中山市金霏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 部落的远方,郑州若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干事 @ 若木书院胡圣年 ,都市快报宁波分公司经理 @ 庄培坤,山东省金讯网络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凝視靈魂 – ,中国证券报《收藏投资导刊》编辑 / 记者 @ 燕语 君达, @ 摄影师刘健 , @ 背包客李化平 ,自媒体人 @ 建春 – 微博,天阿广告 CEO@ 陈竹父   ……等也转发微博声援。 在推特,知名社会活动家、民主维权人士胡佳、陈光诚、屠夫吴淦、莫之许、妙觉慈智,知名摇滚乐队盘古乐队,知名独立作家蔡淑芳、许晖、威廉退尔、徐沛、豆弟、谢启文、王五四、胡荻等各界人士也转发声援。 知名民主维权人士郭飞雄、郭永丰、戚钦宏、刘安平等也表示强烈谴责。郭飞雄表示,准备联手江浙律师一道施压。郭少坤表示,有律师来江苏代理此案时,他将陪同。还有大量网友表示,如果再不解决问题,他们将一起到江苏灌南法院围观,游行示威,抗议灌南政府包庇黑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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