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可以预见，因为文革的话题在国内仍然是个禁区，对于文革的研究、讨论仍然处于封闭状态，电影中的文革叙事有可能越来越远离历史的真相，越走越远。   这个题目涉及中国电影中对于文化革命的理解和表述。这些理解及表述同时体现在文革时期（1966－1976）制作的那些影片中，如《春苗》、《战洪图》等。本文将视野限制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电影，主要是有关知青生活的那些影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 战争”或权力斗争你死我活   官方宣布文革结束是1977年8月，峨眉电影制片厂制作于该年的影片《十月的风云》，表明自己的制作日期为“1977年9月”，具体到某年的月份，这是很少见到的。与官方的正式宣布仅仅相差一个月。1977年全国一共制作了21部影片，与文革有关的还有《希望》与《震》。 用当年的术语来讲，《十月的风云》讲述了一个与四人帮“爪牙”斗争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在毛泽东刚刚去世之后不久，人们仍然带着黑纱，年轻姑娘的胸前多了白花。某兵工厂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要赶制一批机枪部件，从北京来了一个女记者亲自督阵，工厂里不时传出零星的机枪声，它们是武器制作过程中的军事实验。刚从医院回来的老干部何凡发现这批机枪的型号早已经被淘汰，而且下达任务的途径很不正常，开始怀疑并起而反对。造反派出身的现任市委副书记马冲直接插手兵工厂，与这个厂的小爪牙一起，拟定了一份“第一批专政名单”，省委书记、老干部徐健与兵工厂何凡赫然在列，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当对方得知机枪部件的制造已经完全陷于停顿，他们的阴谋就要破产时，采用了一系列极端措施，密谋暗杀周凡，导致徐健开车的儿子牺牲，周凡轻微脑震荡。结尾是从北京来了电话通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徐健、周凡带人前往捉拿这一小撮人。对方正把机枪架在卡车上在工厂里急速行使，有人举着手枪在半空中晃动。徐健、周凡这边的队伍也是十分壮观，工厂的道路两旁站着列队的士兵，头戴钢盔，自动步枪上的刺刀发出寒光；男女民兵们整装肃立，不仅肩挎着枪，腰上的帆布子弹带也装得鼓鼓的。 这个故事所传达的信息十分丰富：第一、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战争，对峙的双方都处于战争状态，尽管没有大规模的正面战场，对抗被限制在某个小范围之内，但冲突属于你死我活的战争性质.不仅丝毫没有调和的余地，而且要从肉体上将对方消灭、制服或者隔离.影片中机枪、步枪、手枪、刺刀一起出动的场面，在审查制度十分严格的情况下，是被主导意识形态所认可和鼓励的。从战争的角度理解社会中不同力量的对抗，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夺权”。这场“夺权”是从北京方面的高层开始的，影片中女记者是中央“王副主席”派来的，她执行的是来自这个高层“搞第二武装”的指令，那批机枪是为了配合夺权用来武装“民兵”的。与高层的夺权相配合，必然有不同层次的夺权活动。“联络站”的特派员对马冲明确“交底”：“全省夺权先从你们西山市开刀。打他个回马枪，让他们措手不及。”“不抓班子，不坑掉这些大儒、小儒，是不行的。”志在攫取权力，这一点早已经被人识破。徐健的夫人理解丈夫的恶劣处境时说，“还不是那帮人要夺权？”她无可置疑的口气同时表明，“夺权”在她的理解中，是恶中之恶，是万恶中的首恶。 更能够说明这种战争性质的，是影片中全套的战争语言。这在冲突双方是高度一致的——反方：“用谁、斗谁、抓谁、杀谁，这个工作量太大啊。” “何凡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造反派与走资派血战到底。如果让民主派、走资派上台，就是人头落地。” “这次如果不成功，咱们就要上断头台啊。” “首长什么指示？”“同意干掉，要策略点。” 正方： “真卑鄙，他们要下手啦。” “咱们走，离开这儿，回太行山去。” “战场就在这里.作为一个战士，祇要还有一口气，决不能离开战斗岗位。” “你不说，我也明白。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我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 “放下武器！” 运用战争的眼光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立场来描述当时社会矛盾和冲突，在1977、1978乃至1979年的影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从人数上来说，这场战争是不成比例的，“反方”祇有极少数几个人，但是他们却极有能量，不仅因为他们掌握着实权，而且在于他们与上层的要害人物有着紧密联系.同样制作于1977年的影片《希望》，故事发生在北方地区一个偏僻的海滨油田，但是其中的“反方”代表宫连才却时常被上面来的“联络员”找去谈话，于是他深得秘传：“整顿就是复辟”、“在权的问题上，不必谦虚，就是要夺.像打篮球一样，上场就要抢。”而要夺权，必然与“搞乱”联系在一起：“首先要搞乱，把他们的规章制度搞臭”。除了挑拨工人对于规章制度的不满，搞乱的做法还包括阻挠海边四口油井的开发，倒卖原油、弄假帐等等。斗争到了紧急关头，宫连才想出的阴谋破坏是：“要是井上如果能够起一把大火，那多好啊。油罐爆炸，那就等于原子弹了。”将这个油田“夺权”的斗争与投放“原子弹”联系起来，想像它具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规模，让人感到咋舌。当然，当火苗四起时，革命群众及时赶到，保住了井场与革命果实。其中有两个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前辈是这样对话的：“前些年我总觉得仗打完了，不对啊。”（宁奶奶，她曾经收养了革命烈士子女）“我们是老了，但还能闻出火药味啊”（萧一强）。 将破坏生产、阻挠科研作为“夺权”的主要途径，是这个期间涉及文革电影的主要对抗，影片中的“反方”总是不惜一切手段，从事身边的某一桩破坏，尽可能实现天下大乱：有扣押地震警报的（《震》1977），有扣押油轮并绑架夫人的（《不平静的日子》1978）、有企图通过秘密手术令人永久丧失记忆的（失去记忆的人》1978），有点燃油罐车以制造爆炸的（《严峻的历程》1978）、有非法关押并企图烧死工程总指挥的（《峥嵘岁月》1979）等。如果仅仅从这些电影来了解当时中国，会以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地下抵抗运动，这些“不拿枪的敌人”如同“拿枪的敌人”一样，甚至还更有威胁.影片中“反方”的出场与表现与过去电影中的敌人如出一辙，这些人总是在缺少光线的地方交头接耳，神情邪恶，讳莫如深或自以为得计，他们的饭桌上往往都有吃不完的丰盛食物，酒肉齐全，烟雾缭绕，个别人脾气很怀，拍桌子、摔板凳，互相扇耳光。这类与四人帮爪牙斗争的影片中比较上乘的是《泪痕》（1979），李仁堂主演，著名女谢芳在文革后第一次出场，装扮成一个疯子，她的丈夫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影片的结尾“反方”（县办公室主任张伟）拔出手枪，终因罪行败露，以开枪自杀告终.该片获1979年文化部优秀电影奖。 这批影片还有这样一些共同的重要特点：正面主人公必然是一位老干部，“靠边站”若干年之后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他所执行的是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制定的路线.而向他发动“夺权”进攻的人，其矛头从根本上说针对周恩来的，他们在北京的主子视周恩来为自己夺权道路上的障碍，于是“周恩来”的名字经常被提起，“保卫周总理”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向讳莫如深的中共高层权力之间的矛盾斗争，从未有过地在电影中直接得到呈现，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1978年戏剧舞台上有两场重要的话剧《于无声处》（1979）以及《丹心谱》（1980），后来都被转拍成电影。这两部作品更是围绕着周恩来与四届人大进行。《于无声处》影片一开始，大街上驶过一辆满载着工人民兵的卡车，车上人人手持梭标，头戴柳条帽，气氛紧张。继而是一对母子流落街头，母亲梅是当年上海地下党老干部，儿子欧阳因编天安门诗抄被追捕。当他们来到老战友的客厅，并不知道老战友本人已经卖身投靠。母亲被查出患有肝癌，儿子成为全国通缉的现行反革命，而负责抓捕儿子的，正是这家人的女儿小芸，她多年来爱着欧阳。小芸的父亲为了保官升官出卖了客人。前来抓捕欧阳的便衣们三三两两，穿着胶皮雨衣在雨地里徘徊等待。儿子离开前，母亲交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是重要的揭发材料及数额不小的党费.儿子问妈妈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妈妈坦诚是从生活费中一点点抠出来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用自己的生命交党费.”儿子不放心她的身体，她回答：“说不定，哪一天我还要回部队打仗呢。”母子俩分享着同样的关于战争的想像，将眼下的斗争看作是昨日的斗争的延续，儿子声称：“当初参加革命，是提着脑袋，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有这个决心吗？”“为了保卫老一辈打下的革命江山，保卫毛主席，保卫周总理，我愿意一滴滴撒尽全身热血。” 这批文革刚刚结束时所拍摄的影片，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其中的思维逻辑与当年文革如出一辙，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们保留了当时人们关于文革的鲜活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夺权”的斗争，是战争的延续和它的一种形式，必然伴随着流血和“人头落地”。这符合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但是人们并没有守住政治是不流血的这个界限。 某种对抗接近战争还在于，当北京传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反方”就像经不起阳光的“鬼魅”一样，顿时原形毕露或者泄了气，作为少数人他们是与一个更大的看不见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的。但如果是战争，此类电影缺少一个《纽伦堡审判》。   “ 入侵”和“被占领”   影片中出现1966年那些文革的场面，比人们想像得要晚。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文革重新作出评价，还要等到人们写出剧本、再加上一个拍摄周期，这就到了1980年。 《巴山夜雨》（1980）肯定是最早涉及1966年文革场面的电影之一。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是七十年代，在一艘从重庆沿江而下的轮船上，现行反革命分子诗人秋石被押送往某地，与他同舱的还有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为抵债被迫出嫁的女孩、中学女老师、儿子武斗致死的河南大娘等人。终于，年轻人有机会与被押送者单独说话，向他道出“那年我曾经抄过你们的家。”于是秋石陷入回忆之中。随着打碎玻璃的声音先出现，镜头闪回，诗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一把木棍狠狠砸在书桌玻璃板上，玻璃板被击碎。在书桌的右上角，站着一尊维纳斯石膏像，木棒接着打在它上面，石膏像应声碎裂，碎片洒落一地。石膏碎片与丢弃在地上的书籍混合在一起，有人匆匆在它们上面走来走去，毫无知觉地践踏着地面上的书籍。光线晦暗，一些有力晃动着的骼臂，红袖章闪来闪去，看不见人脸。又有人拿起一本书翻开，用力撕去其中几页。接著书架倒塌，书架上的书籍朝着观众倒落下来。诗人在自己家看到了这一切，气愤无奈的表情。跟随他的视线，玻璃板被打碎的书桌抽屉被打开，一摞诗稿赫然暴露。年轻人的转过来身来的面孔，诗稿躺在抽屉里，他发现了它们。 不妨做一个这样的假设：若干年之后，有关文革的书面资料不幸全部消失，人们祇能从这些电影画面上来理解文革，那么从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最有可能的是——这是一场“入侵者的入侵行为”。一些带着“红袖章”的人们如同“天兵天将”，一觉醒来之后来到了这个地方，冲进别人的家里随意翻腾，砸碎和拿走东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他们。在整个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房屋主人与“入侵者”互相之间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他们语言不通，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同样，在《带手铐的旅客》（1980，反特类型片）中，进入文革也是“咣当”一声，一只镜框被扔到了地上，镜框中的照片几位是在解放战争中的年轻战士，头上带着杨柳树叶做的伪装.接下来镜头才摇向在屋里转来转去的人们，他们工人模样，带着“红色造反派”袖章，于房间的各个角落四处搜寻，翻开一本杂志，看看里面有没有藏匿什么其他的东西。这期间也是没有对话，“入侵军”身体的语言就是他们的言语.当然，入侵者的权威首先是在大街上建立起来的。在大街上，这支军队是无限喧闹的，当他们突然出现时，外表上非常突出，与众不同：旧军装和军帽、腰扎皮带、肩戴臂章、脚穿胶底鞋，一般至少是一个小分队，学生与工人不等，行色匆匆，神情严肃，在批斗会上则近乎残忍。在高音喇叭、宣传卡车的配合下，他们大声喊叫，七嘴八舌传达的是仿佛同一个意思，无法将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区别开来。即使有某个声音盖过了其他人，语气十分紧迫，那一般是经过喇叭的扩音，并不出现具体的人脸，比如：“（女高音）紧急呼吁，紧急呼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是洛西市红色造反兵团，昨天12点45分，受到了一群暴徒的袭击……”此后声音的被大街上人头攒动的喧闹所淹没，画面上是一辆满载着工人的卡车经过，人人头戴柳条帽，卡车上大幅写着标语“文攻武卫”。（《带手铐的旅客》）如果仅仅是喊叫并不能称之为语言，那么，这些人基本上是不会和不能说话的。而被置于这种喊叫的威胁之下的人们，则更加不能开口。 后人也许要问，这些“入侵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原先躲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们？他们手中的武器（以及所操弄的语言逻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得而知。“‘文革’爆发”了，就像“战争爆发”了或者“鬼子来了”一样。“文革”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断裂而出现的，“文革”之前的社会及生活与“文革”开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缝。《元帅之死》（1980）是一部反映上层领导人物在“文革”中不幸遭遇的影片，某种断裂显得越发尖锐。影片开始部分有两个在“胡子伯伯”关怀下长大的年轻人在相爱，当他们暂时分开时，不由沉浸在无限幸福的回忆之中，其中一个深情地自言自语：“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来接你。”画面是一大群在阳光下飞翔的鸟儿，它们自由自在，像鱼群一样在光亮之中激情地涌动翻滚。接下来“不由分说”是这样一组有关“文革”的镜头，其间没有丝毫过渡。 镜头之一：两扇被砸碎的窗户，那上面有不规则的大窟窿。在破碎的窗户旁边，有人从楼上往下拉大幅标语“造反有理”。 镜头之二：几个人将绳子套在一只大石狮子上面，企图要把它拽倒。 镜头之三：地上一堆燃烧的火，有东西正在葬身火苗。火堆旁边一些人在围观。 镜头之四：石狮子被拖倒在地。 镜头之五：大字报栏上新刷的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条标语的左侧，有人在看花花绿绿的大字报。 这些纷至沓来的画面没有现场的原声，唯一的声源是高音喇叭里传来的“拿起笔，做刀枪”那首歌。比较起来，反映下层人们生活的影片《如意》（1982）中“文革”开始的处理，则稍有不同，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比较别致。李仁堂（他几乎囊括了这个时期的所有重要影片的主角）于其中扮演了一个学校的清洁工，还是个劳模。当他与前清格格结婚的要求被忽视和冷落，影片中出现了长长一组镜头，表达了不同凡响的时期的降临。 镜头之一：雪地中的院落。 镜头之二：蓝黑色乌云的天空。 镜头之三：白塔和长满杂草的旧城墙。 镜头之四：李仁堂看着一无所有的天空，若有所思。清脆鸟叫的声音。 镜头之五：空无一人的校园。 镜头之六：空寂无人的教堂正面。 镜头之七：挂在树上的学校的大钟，无人问津。 镜头之八：琉璃瓦建筑上的一只只辟邪。雷声、风吹铜铃发出声响。 镜头之九：宫灯状的老式路灯。空无一人的教堂内部。 镜头之十：风吹动树叶、树枝，它们在风中摇晃。雷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 镜头之十一：远处是白塔，近处的旧城墙上，几只鸽子在觅食。一只野猫穿过，发出嗖嗖的声音。（镜头移动）一个院落中晒在外面的床单、衣服在风中飘荡。雷声越来越紧。 镜头之十二：雨打在外墙上。（镜头摇近）学校大门迎面的照壁上，红颜色书写的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它也已经被雨冲刷过。 至此，关于“文革”爆发的一段叙事结束。这个过程从头到尾，除了一些代表不安的自然声响，没有一点人声，安静得让人蹊跷，让人觉得要出事了。应该说它们都是主观镜头，是从李仁堂扮演的老清洁工的眼睛看过去和留下记忆的世界，它们体现了这位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工人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的迷惑不解和拒绝，他的落寞、惆怅与痛惜。那些没有声音的画面，隔开了他与这个社会，隔开了他与周围的冲突纷争。从此之后，对他来说以及对别人来说是一样，这个世界分为两半，他本人及与他熟悉的一些人们在这一半，而另一半在他的视野之外，是令他十分为难和感到疏异的。不管情愿与否，新划分的世界秩序由另外一半的人们所颁发和建立。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给人印象深刻的《小街》（1981），可以说是一部描写“被占领地区”生活的影片。由郭凯敏扮演的汽车修理工夏于无所事事的闲逛当中，倚着一扇半闭的木门，未料竟把门推开，人也就势摔倒。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惊恐未定的面孔（张瑜扮演），“他”手上的鸡蛋全被打碎。显然对于“他”来说，在自家门口，已经见到过不同的“闯入者”。“他”一边往后退缩，一边语气急切地对来者说：“快走吧，我妈妈生病，她怕见生人。我求你快走吧”。 夏答应一定要赔“他”鸡蛋，离开时一肚子困惑：“为什么这样害怕？”一个星期后夏外出试车回来，带上20只鸡蛋前往赔偿时，看见“他”提个篮子在附近一个院子里为妈妈采草药。两个年轻人隔着铁栅栏尝试交流，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仿佛处于两重天地当中，更加突出“他”的生活是不自由的和被管制的。突然，恐怖的音乐声起，远处过来两个戴袖章的人，“他”像飞燕一样迅速翻过栅栏，逃命一样飞奔，夏在后面紧跟，接着得知“他”的“妈妈是音乐学院教授，现在成了黑帮分子，上医院都得写申请，还有人押送”。夏决定帮助“他”。他们一同开车去郊区采药，只是在暂时离开了这座“被入侵”的城市的时候，这对年轻人才舒心痛快，绽开欢快的笑容。他们做着儿时的游戏，将山芋切成高脚小酒杯，两人一起比赛翻跟头，结果翻到河里，暴露了“他”原来是一个女孩。她的头发在大街上是被强行剪掉的，手持剪刀的红卫兵不容分说地剪掉了她的秀发，并蛮横地将她推倒在地，她只有无力地哭泣。夏下决心帮她找到一只辫子，还她女儿装束。结果是偷了一个样板戏的头套，遭到毒打，有人用皮带抽中他的眼睛，继而用脚践踏，夏的眼睛严重受损，渐渐双目失明。影片中的那些小巷几乎都是空无一人的。只有大小不一的标语，表明这是一个有人出没其中但被占领的城市。 如果说这是一个“被驱逐”的人们的生活，那么《小巷名流》（1985）则是一个“被劫持”的人们的故事。这条小巷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传说当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井边当楼卖酒。如今的“名流”，除了这二位的后代司马寿仙与卓春玉，还有一位贩夫走卒之辈牛三。他们三人走到一起，是因为一同进学习班“同学”一场。当学习班的其他成员或者因为“被宽大回家”，或者“升级进了班房”，或者“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了上帝”，他们三人被编为一个小组，继续“隔离”接受审查，不得回家。司马寿仙是开花圈店的，他店里的花圈挽联一概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检讨自己的“活思想”是：“心里总想着‘文攻武卫’，多卖几个花圈”；卓女士曾经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如今开了一家旧衣服店，因不从造反司令的求婚，不得过关；牛三则因为酗酒宰狗，扰乱社会秩序。卓女士被逼交代她与多少男人发生关系，“他们的政治面貌如何”，她一度想不开欲自杀，幸得其他二位相救相劝。司马想出的主意是不管多少先承认下来，于是胡编乱造，将县革委会副主任也算了进去。副主任查问下来，造反司令被撤职，三人得救。这部影片带有喜剧和戏谑的意思，但是戏谑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个人所采取的态度上，而非环境中的严酷。影片交代“文革”是从武斗队伍在街上示威游行开始，十分触目。走在前面是队列整齐的“步兵”，后面是三轮卡车上的“机械部队”，人们持枪（自动步枪）戴帽（柳条帽），斜挎子弹带，卡车边上站着的两位舞着手枪，前后共同一致呼喊的口号是：“还我战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故事的结局是卓女士的女儿进了样板戏团，但是当天就被“他们”强奸了。“他们”是这批电影中经常见到的一个词，只要称对方为“他们”，便不需要追问到底是谁干下的事情，仿佛对方是许多个体附在一起的妖魔整体。 用“伤痕电影”来称呼此类作品，并不是十分准确。“伤痕”涉及在“内心”或者“精神上”留下来的踪迹，涉及内心发生的变化、变动，是因为前面有了什么事情，内心获得了什么样的可怕经验，继而据此又做出什么。比如拍摄于1994年的俄罗斯电影《毒太阳》（又译《烈日灼身》），讲述了一个旧俄贵族青年如何一步步将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故事。当新政权、新秩序建立，他不得不遵命离开祖国和心爱的姑娘，去巴黎以钢琴师身份为掩护，出卖流亡在外的本阶级成员，为此内心陷入彻底黑暗。若干年后他精心炮制了一个报复计划，借30年代大清洗，他将送他踏上魔鬼道路的红军将领诬陷进了牢房，而全然不顾此举如何波及这个将领的无辜家庭，如何波及这个将领的妻子——当年他深爱的姑娘，甚至还波及那个家庭里的可爱的小女儿，母女同时受株连咣当入狱。在“了结”旧日恩怨之后，影片主人公也因此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割腕自杀。他灵魂的道路上一度降临的黑暗，使得他陷入永久的黑暗之中。再比如80年代初在中国上演的匈牙利影片《靡菲斯特》，讲述的是30年代德国一位著名话剧演员因为不甘寂寞，一步步陷入与纳粹的合作的泥潭，这其中他并非没有意识，但是他的野心及虚荣心使得他无法停止下来，这是一个灵魂无法拒绝诱惑因而受囚禁的故事。 但是我们在这个单元里谈论的中国电影，并不是内心劫难的故事，它们主要表现的是人们在被占领情况下的屈辱，在被剥夺情况下的幽怨和怨愤。观众见到更多的是占领军如何为所欲为，如何以各种不可思议的名义，将人们加以隔离和监禁，将无辜的人们置于他们无处不在的威胁之下。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却没有得到恰当呈现：所有那些受害者是否一定都是从一开始的不合作者？他们是否也曾经一同分享过那种仿佛从天而降的异族语言？是否也有过那么一刻想要参加“他们”的组织？受害的人们此前是否也认识那些迫害者、与他们一同吃过饭、打过招呼？在世界没有像现在这样划分之前，是否也有过一些另外的划分，而那同样是不公正的？甚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受害者当中的一员，最终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成了迫害者？或者反过来，迫害者成了受害者？因为毕竟不是外来民族的“入侵”行为，而是从身边的事情、身边的人们开始的。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稍前的那些影片（1977－1979），不管怎么说，是提供了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某种理解的，哪怕理解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观看这批影片，总体来说仿佛事情都在自己之外发生，是“他人的战争”、“他人的罪行”、“他人的恶”，是黑格尔说的“纯粹的恶”，在这种恶面前，所有智性的活动一概休止。一场触及每一个人的革命，因而成为完全不可理解的。   延展的理解   所谓“延展的理解”，是指不是择其一端，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受害者与迫害者，而是取得一个深入、内在的眼光，跟随事情的进展，做一些移步的理解。具有这样理解的影片为数少而又少。 郑义的小说《枫》发表在1979年2月《文汇报》上，后来由他本人担任编剧，1980年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这是唯一一部从红卫兵本身的视角完成的“文革”叙事，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理解“文革”的内在眼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影片不可取代的意义越发突出。因为出自当年投身“文革”的红卫兵之手，它有着一个与纪录片相对应的叙事结构，难能可贵地就近观察、记录了红卫兵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那些举动，完整地保留了红卫兵初期“文革”的心路历程，富有层次，展现了向往美好生活、拥有正常感情的年轻人如何从互相爱慕到互相仇视，从满怀深情到十分冷酷，从天真纯洁到“双手沾满了鲜血”，从“为了明天”出发，却一步步走向昨天，走向“战争”的深渊。后来的人们尽可以对其中的提法、做法作出自己的分析，但起码这是一份基本的原始材料，十分具有说服力。 首先，这部影片进入“文革”的切入点与其他所有影片不一样，它把起点放在当时报纸杂志的一系列重磅文章上面，以特写镜头推出的这些版面，正是“文革”的动员令——《评新编历史剧 》（姚文元，《学术研究》）、《评“三家村”——燕山夜话》、《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到反革命黑帮》（《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社论）。先是有了这些，然后才有广场接见、众人山呼万岁等。这显然是一个“过来人”的叙述视角，它体现了某种承认与承担的立场。 如果说吃狼奶，这些在战争结束之后出生、1949年之后识字念小学长大的一代，比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所吃进的狼奶要多，“吃水”要深，他们就像是新生政权的头生子，作为前排的长子长女，他们不仅意味着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分享这个政权的想象力、它的全部话语、合法性论证。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这样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卢丹枫）革命或“指点江山”是需要力量的，而较为年幼的弟妹们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出所需要的力气。除了书本上，这批年轻人重要的思想来源还应该包括当时的革命电影，正是那些所谓战争、历史题材的影片，从道德、情感、想象力方面帮助完成了新政权的全部论证，缝合了从革命到日常生活的间隙。斗争是残酷的，流血是难免的，牺牲是光荣的，观看这些影片长大的年轻人，期待把生活当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电影，而自己能够成为这部电影的主人公：“让我们接受暴风雨的考验吧！”（卢丹枫）这样的表述要多“文艺腔”有多“文艺腔”，但是这正是那些以革命文艺为奶娘的年轻人的实际状况。研究红色电影与这批年轻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 紧接着广场接见，分裂产生了。在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一对恋人已经无法坐在一起。李红刚所在的“红旗兵团”是夺权派，卢丹枫所在的“井冈山”，旗帜鲜明地认为“你们是被走资派操纵，是假夺权”。比在“在路线斗争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更加重要的，是这两派分别接受过“文革”首长江青同志的接见，分别受到伟大旗手的鼓励和支持，得到承认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笔者目前无法就中央首长接见不同群众组织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全国动乱作出评论，但是有一点是显然的：即使不是因为中央首长的接见，“权力”这个东西肯定也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誓不两立，导致人们之间不可调和的深刻对立。而当“权力”披上了“正义”、“革命”的色彩之后，更加成为不可让步和不可让度的。最终的胜利要通过掌权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谈判不可能成功。不是因为缺少沟通的技巧，而是因为双方对于权力是什么、什么才是它的合法性一无所知。 卢丹枫所在的“井冈山”集结了“八个县的兵力”准备向红旗兵团发动“总攻”。而作为另一方“作战部长”的李红刚，此时尤其需要证明自己如何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证明自己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心地是纯正的。悲剧变得无法避免，战斗完全像是从前电影里发生的一样：防御工事、炸药包、机枪、手榴弹、信号弹，火光冲天，房屋坍塌，人员伤亡。这部影片在剧作上安排得合情合理还有两条：一、促使卢丹枫拿起机枪朝向恋人的队伍猛烈扫射过去，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身边战友的倒下，尤其是一同外出执行任务的十来岁男孩小兔子的被枪杀，夺走了卢丹枫的理智；二、即使在战斗中，一对恋人也没有完全忘记对方，从本意上他们从没有想过要杀害对方个人，只恨对方站错了路线。这一点，比起用个人私利、个人恩怨去解释“文革”事件的一些其他影片，显得更加真实可贵。“人在阵地在，至死不投降。”像在《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电影中所发生的那样，卢丹枫以跳楼的刚烈举动，完成了她对于心目中理想的祭献。两年以后，有人诬陷李红刚拿枪逼卢丹枫跳楼，李红刚被镇压。 今天观看这部影片，所引起的感受是复杂难言的。从电影方面来说，其制作水准并不高，不仅是人物的对话和行为，在影像方面也同样是“文艺腔”十足，从灯光到构图的任何一个设计，都是按照某个现成的概念或者结论，其含义都是被规定和阐释好了的。据说郑义本人对影片也比较不满，但是由虚假的影像所讲述的故事却是惊人的真实。同时还必须说一句，这种惊人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来源于某个“模仿”：这些年轻人越模仿，对于他们本身来说就越真实，曾经是“真实的战争”已经演变为“有关战争的想象”。 影片《芙蓉镇》（1986）分为上、下两集，下集从1966年开始。就表达“文革”本身来说，这部影片大体上没有超出“坏人作恶、好人蒙难”的套路，尤其是“好人”的表现总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无辜被动地接受了一场与己无关的劫难。但是这部影片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从1964年“四清”开始的，某种紧张的气氛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当“四清”工作组进驻芙蓉镇，半人多高的大标语同时糊上了小镇的街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这部影片中，“四清运动”很像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只是矛头稍有不同，它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但是却弄得人人自危以及斗争的残酷性，很像是一个小“文革”。工作组长李国香算出开米豆腐店的胡玉音夫妇的收入不亚于一个“省级干部”，由此对她的周围展开一系列调查：粮店经理谷燕山卖过一万多斤碎米给胡，于是他被认为与胡玉音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镇党支部书记黎满庚被迫交出胡玉音托他保管的1200元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良心；胡玉音本人不得不躲藏外地一个多月，回来时得知年轻的丈夫桂桂已经被逼身亡，他们家新盖的大房子也被没收。往前追溯，这部影片涉及“运动”的起点甚至更早，湘西的这个小小芙蓉镇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所继承的，是原县文化馆馆长、下放右派“秦癫子”。 这位李国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她原是国营食品店售货员，经过“四清运动”之后，她当上了县委常委、公社书记。在“文革”前期，她同样作为当权派被揪了出来，当街游行示众，与“五类分子”胡玉音、“秦癫子”一道，这是她决不情愿的，她本人遭难并没有激发她对别人的同情。时间不长，她就被结合进“文革”领导班子，重新当上了县委常委，公社革委会主任，坐着吉普车来到了芙蓉镇。这一笔有点狠，揭示了有人始终是“不倒翁”，一直处于“整人”的位置上。“文革”结束之后，她碰巧遇到劳改释放回来的“秦癫子”，此时她的“坐骑”已经改为一辆黑色轿车，正在准备赶往省城结婚，依然是“一马当先”的派头。这个角色的失败在于，她除了是满口阶级斗争词汇的极左女人，还是一个用当年的话来说是“作风不正派”的女人，暗示她之所以往上爬是因为作风问题，这就很落俗套了。假如她恰恰是一个作风正派的女性呢？ 《蓝风筝》（1991）把某种触角伸得更长。这部影片追随女主角陈树娟前后嫁了三个丈夫的故事，以编年史的方式，展现了新中国社会从50年代到“文革”初期的颠簸道路，讲述了普通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经受的风风雨雨。影片中胡同口第一次出现由公家打出的横幅是“改造私营商业”；第一次宣读的《人民日报》社论是“进一步做好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街坊蓝太太在将自家的铺子交出去之后，仍然感到困惑和担心的是为什么她们家的成分永远也改变不了）；小小四合院第一次组织起来的学习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表明日期是1957年4月27日；第一次出现的大喇叭声音是“整风运动”转向，宣布“有人借提意见向党发动攻击”；第一次批斗会的斗争对象是学美术的学生陈树岩，第一次语气激烈、花花绿绿大字报是“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之类。继而这个家庭一系列灾难就降临了。女主人公陈树娟的丈夫少龙因为开会时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所有人看他的眼光便有了异样，几分钟之内他便被打成“右派”，不久去农场劳改，不到一年死在那里；学美术的弟弟树岩被发配去了遥远的农村；当空军的大哥目睹了部队宣布清理人员名单时，有人当场拔枪自杀，浓浓的鲜血淌了一地；大哥的女朋友、部队文工团的“尖子”因为不喜欢陪首长跳舞，转业到了一家工厂在车间干活，后来以“反革命分子”批捕，她自己一直搞不清楚到底犯了哪一条。实际上，这个家庭诸多兄弟姐妹，在经历了反右之后，即男女老少拿铜锣到胡同口轰麻雀之前，各自的命运大致定型。树娟的第二任丈夫李国栋死于营养不良。“文革”前夕她嫁了第三任丈夫，他是一个住小楼的高级干部，风暴来临时他知道自己躲不过，烧毁有关文件之后，拿出存折叫树娟娘儿俩离开他，不久在批斗中死去。树娟回来看望他，也被造反派团团围住揪着头发，年幼的儿子被推倒在地。 “文革”在这部影片中只占了大约不到五分之一的篇幅，但是从前面所有积累起来的内容来看，所谓“史无前例”的“壮举”就显得不难理解和能够理解了。这部影片以此前电影很少有过的冷峻口吻讲述这些不幸故事，尽量把它们弄得平淡，如同在岁月中被打磨过的样子，在涉及历史运动的那些方面，基本上是中规中距的。不足的是，也许过于追求一种不动声色的态度，因而忽略了所有的磨难在人物内心留下的痕迹，吕丽萍扮演的女主角通情达理有余，内心咀嚼不够，看不出来所有这些磨难如何沉淀到她的性格或者精神气质中去，形成她看待世事人生的某种眼光。贯穿影片始终的那个童声，给沉重的历史无端添了一道不相称的稚气，以童心与历史对峙，以单纯驱散历史的浑浊，也是一种“文艺腔”。该影片从来没有在国内上演过，因为有香港和日本资金投入，曾经以日本影片的名义参加东京电影节，中国代表团为此退出该电影节。该片在国内遭到禁止，但是该片获第六届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 与《蓝风筝》一样，《霸王别姬》（1993）也是以编年史的眼光，将故事延伸到了“文革”时期。与所有其他影片不一样的是，这部影片作为切入点的是：“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画外音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表明这种灵魂革命的，是多年相濡以沫的人们之间互相揭发、互相践踏。在熊熊燃烧的火光面前，段小楼开始不顾一切地揭发程蝶衣，暗示程与大戏阀袁世卿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而他们从小一起学戏受苦，“成角”之后是扮演霸王和虞姬的多年搭档，尤其是后者始终深爱着前者。这给程蝶衣带来重创和巨大刺激，他继而失去理智地痛骂段小楼的妻子菊仙，把他对师兄多年的爱转变为对于这个女人的仇恨，导致菊仙自杀。而为什么要这么做，此前是有过铺垫的：最早段小楼受审，审问者为曾经是程蝶衣徒弟的小四，小四从容地拿捏着段的妻子菊仙曾经是妓女这个事实。但比这个更加刺激的，是从前戏园子老板那爷在一旁揭发段小楼，说他在解放军进城时说过不合适的话，这个举动暗示当前的残酷现实是——不是革他人的命，就是被他人革命。因此，在这部影片中，“战争”不仅发生在大街上，尤其在心灵深处；不仅在批斗会上，而且在血肉相联的人们之间；“敌人”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早就睡在身边（小四也是被这些师兄们“捂大的”）。亲人反目，朋友成仇，这样的表述比较深刻地触及了“文革”的“精神面貌”，揭示了它的内在伤害。此前的影片中偶尔有过受蒙蔽的造反派经过一系列事件终于觉悟，如《巴山夜雨》中张瑜扮演的押送者女造反派，《苦难的心》中那个马虎出事被坏人利用的女护士，但是一个正常的人（好人）如何转变成一个面目狰狞的人，只是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与《芙蓉镇》一样不能免俗的是，造反派小四是作为有着明显的个人道德、人格缺陷的人物加以表现的，他之所以要整掉师父程蝶衣，是出于想替代师父的个人野心；同样，程蝶衣为什么要揭发菊仙，也是身为同性恋的他视这个女性为自己与师兄段小楼之间的障碍，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文革”根置于一些个人原因乃至性的原因之中，是对于这场“革命”的严重缩减和扭曲。不管是段小楼、程蝶衣还是菊仙，包括小四在内，他们始终对革命话语一窍不通，没有弄懂革命词汇的含义，而只是耿耿于怀于从前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在历史的剧烈变动面前，他们仿佛从来是无辜的（innocent），这仍然取了一个比较外在的、旁观者的立场。   消解、时尚以及怀旧   1981年由白桦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遭到公开批判，依据该剧本拍成的影片《太阳与人》（长春电影制片厂）被禁止，令人们触碰到了某个界限，本来雄心勃勃进行着的反思脚步受挫，继而放慢。1983年“反精神污染”，1984年、1985年分别各有一部影片与“文革”有关（《爬满青藤的小屋》（1984）《小巷风流》（1985）。1986年“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该年有一部影片涉及了“文革”，这便是由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残照》，农村题材的。同样，1987年也只有一部影片涉及了“文革”，而且只是象征性地加以暗示，即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其中“文革”这一段主人公秋芸站在凳子上，一只手抓了一把红色油彩，另一只手抓了一把黑色油彩，在一个狭窄的小屋子里，站在椅子上尖锐地喊叫，将痛苦的身影投在灰暗的墙壁上，继而“文革”这一页就翻过去了。1988年全年一共拍摄了153部影片1，如果不算知青题材的《棋王》，那么可以说没有一部是与“文革”有关的，至少可以说没有一部影片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内容有关。1989年有一部类型片《黑楼孤魂》涉及了“文革”，但那完全不是反思性的，那段历史仅仅是其中的商业元素（恐怖）。90年代之后，涉及“文革”的影片变得寥寥无几，已经不能期待一年中起码有一部与“文革”有关的影片出世。发生变化的不仅在数目上，而且对于“文革”的态度、立场也明显不同。总体上来说，反思的因素明显减弱，甚至荡然无存。 紧接着田壮壮、陈凯歌之后，张艺谋执导了影片《活着》（1994年），一般人们习惯将这三部影片相提并论，但其实它们的志趣各异。在有关“文革”的叙事方面，比较起来，《蓝风筝》更宁愿采用历史的眼光，《霸王别姬》更宁愿采取内在的、精神的眼光，而《活着》则采取了所谓卑微的“小人物”的眼光。但是这里的“小人物”视点并不是如同俄罗斯作家眼中那种深切感人的立场，相反，《活着》中的“小人物”恰恰拒绝任何一种深切性的东西，努力避免拥有某种深度。尽管从拍摄手法上来说，《活着》试图接近一种纪录片的风格，但是基本叙事却更加接近一种叫做“剧”的东西，即其中的“悲欢离合”与其说接近历史事实，不如说接近一种剧情上的安排——意外、巧合、出人意表的转折起落，这些安排主要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挑逗人们的好奇心，而并不需要考虑历史事实，不需要对于历史有一种尊重和深切的心情。 当镇长来到主人公福贵家，对他说那些皮影戏保不住了需要烧掉时，同时引出给福贵的哑巴女儿说对象的话题，对方是“县城里拿工资的工人，在城里头，大小也是个组织的头子”。因此，这部影片中的“文革”，主要是与这位“组织的头子”有关，他叫王二喜，所谓戏剧性也集中在他身上。作为造反派，他生得既膀大腰圆，又松松垮垮；整日肩戴袖章，头顶旧军帽，却是个瘸子，当然“急起来也跑”。当他带领几位工友在“下定决心”的歌曲声中，横排行走在大街上时，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往何方，万一是去武斗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福贵夫妇在街上布店里听人说有造反派正在他们家“搭梯子上房”，他们有理由表示忧心忡忡。 但他其实给未来的丈母娘家粉刷墙壁去了。他给这个破旧小院的照壁上画了一张毛主席像，在院墙上新刷了几条标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一个革命中的美学家。“工厂里的毛主席像都是他画的”，干完活围住小桌吃茶的工友们补充介绍道。造反派不去造反，带人来给自家丈母娘家干活，假公济私，这个带有放肆色彩的细节，同时也消解了“文革”的任何实质意义，包括它的严肃性和严酷性。 “好戏连台”还在于：当王二喜的妻子凤霞在医院里生孩子，医院已经被年轻的红卫兵护士接管，王二喜再次显示了他的灵活头脑：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借批斗为名，从牛棚里弄来了原妇产科主任王教授，将他挂着牌子从大街上一路押来，同时说服医院的造反派是为了让他在现场接受教育。但是发现他三天没有吃饭，饿得没有力气了，于是王二喜的丈人福贵上街买来了七个馒头，教授一口气全吃了，噎得喘不上气来，又给他喝水。等到凤霞的孩子落地之后真的出事，这位教授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人们将歪着头的他拖进手术室，他完全不起任何作用，最终凤霞因为产后大出血而身亡。其间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安排，有惊有险，令观众大饱眼福。但是将凤霞的死亡与教授的滑稽表现相联系，大大减弱了前者的悲剧性，死亡因此也成了一桩可以被嘲弄的滑稽的事情（福贵在凤霞的坟上继续谈论七个馒头加了水就成了49个馒头可以作为旁证）；同时，以这样的方式表现教授，是将他进一步推进受屈辱的境地之中，不同于别人施加的羞辱，这回是教授本人自我羞辱。这样的做法称之为“‘文革’遗风”也未尝不可。当年有过一部影片叫做《《苦恼人的笑》，其中一位教授在羞辱之中，将一只肛门用的温度计插进自己嘴中，拍摄于1979年的这部影片对于这个细节是持不能接受的批判态度的。 在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的时候，身为镇长还能够前来替凤霞说亲并亲自主持凤霞的婚礼，他居然也带着“造反派”的袖章，这是不太可能的。县委书记春生也前来祝贺王二喜与凤霞，送来了带镜框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画像，这也不太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影片是第一次将有关“文革”的那些明显标志，当作某种商业或者时尚元素来加以使用。王二喜相亲时带来的礼物是包在手绢里的几枚毛主席像章和一套《毛选》四卷。而表明凤霞春心萌动的，是她独自在屋里带上军帽和穿上军装、扎上皮带。他二人拍结婚照那场戏着实渲染了一番，新娘新郎一概红卫兵装束，只是多了胸前的红花，哑女凤霞头戴军帽，身着褪了色军装（旧军装而不是新的，这在当时很不容易弄到），那上面别着毛主席像章。在自家院子里面，有人弄来了照相背景用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包括父母大人在内，四人都将《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照了一张全家福。影片中用了一些最著名的“文革”歌曲，制造一种喧闹、喧哗的气氛，从“造反有理”、“下定决心”、“大海航行靠舵手”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毛主席的话儿要记在心”等，但是所有这些与整个情节、人物的精神状态没有内在关联，这些“小人物”在历史的沉浮中包括在“文革”中始终是各过各的小日子，各人算自己的进账。对于他们来说，正如影片的片名所表明，“活着”便是一切，便是胜利，而不问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尊严与意义。 《阳光灿烂的日子》（1993）涉及70年代初期某个青少年小圈子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个小圈子生活看作“文革”社会中的亚文化范围。在当时严密控制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出现亚文化现象？只有到当时严格的等级制社会制度中去寻找原因。在有人说错一句话就要人头落地的情况下，在任何涉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要被严格取消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被保护的小圈子，恰恰流行起用当时的眼光看来是“无聊”、“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当年是北师大女附中学生的叶维丽教授在她的回忆中谈及了她当时感到的惊讶：当1966年年底，最初造反的红卫兵串联回来，发现革命的目标已经转向自己的父母时，这些人变得改头换面，他们不再满足于朴素的旧军装，而开始“奇装异服”起来：女孩披上长长的羊毛围巾，男孩有着皮毛、质地很好的靴子和保养得很好的军用羊毛大衣。叶维丽分析，展示这些与社会地位有关的东西，与这些人的特权感受到威胁因而需要补偿有关，这些人中军队干部子女是突出的一群人2。 主人公马小军除了上课之外，还要学习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造酒、做芝麻酱与小提琴，这在当时叫做“开门办学”。他本人更是把自己的“门”开得大大的，他以“坏孩子”自居，与其他坏孩子为伍，烦闷、无聊、四处闲逛、无所事事，他的母亲责骂他“搬进牢里好了”。“坏”是他的特权，他能“坏”正是他的力量所在。因为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开锁技术，他便溜进各种各样的家庭，参观人们的内室，隐蔽在等级制度里面的神秘感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他本来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洞悉这个阶层的内幕和它败絮的一面。他与朋友之间议论对方父亲的“作风”问题，与高级首长一起观看“毒性很大”的外国电影，目睹和身受因父亲常年不在家而造成母亲的极端孤独和歇斯底里，这些都给他打开了朝向放纵的天地，暴力举动永远是他最为手边的事情。对女性的幻想和幻想式的占有，则是其中最为刺激的一部分，16岁的他学着兄长们的样，在路上拦着女孩搭讪，用当时流行的话叫做“拍婆子”。当然，他不会真的做出什么，在与女性的交往中他甚至显得漫不经心，只有当他的位置被别人觊觑时他才感到事情严重。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坏孩子里面的一个好孩子，仅此而已。他乱七八糟的头脑中（关于“中苏开战”、“保尔”与“冬妮娅”、“鬼子进村”）其实并没有一条具有真正的危险，对他们来说，真正声势浩大的莫过于去“老莫”搓一顿，虚张声势、声厉内荏是这些人的共性。当他们这一小伙人与另一拨两军对阵、剑拔弩张，却一瞬间在几位“大人物”的握手言欢中变得烟消云散，所有的人对于这个被玩弄的处境感到无比欣喜若狂：“和了！”在象征着权势的场所，双方举行了盛大欢宴。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这样一个“亚文化”区域，看作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注释”，是处于这个等级制度上层的“内部装修”，它与主流文化之间有着拉康所说的“镜像关系”。这部影片的导演姜文对于影像有着天才般的直觉，运用强烈有力的视觉形象完整地保留了当时的生活气息，但是总的来说，这部完成于二十年之后的影片与它的原小说作者一样，缺少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和状态的反思，马小军的精神特质在于他是一个无辜者，他一派天真无邪的样子不是装出来的，那是因为他神气活现地贴在所有现存事物的脊背之上，游弋于当下环境这个卵巢之中，寄生于现存秩序的蛋壳之内，浑水摸鱼，无忧无虑，自命不凡和自鸣得意，像这个社会腹腔中的一节盲肠。因而哪怕他自己的行为多么自相矛盾，古怪反常，漏洞百出，他始终露着婴儿般灿烂纯洁的微笑，这才是全部事情的真正可怕之处。那种天真无邪的笑容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的，是给予自身的辩护词，是坚持自己有理、拒绝反思。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是“幽深的、没有阳光的日子”。影片中使用大量抒情音乐（包括抒情的“文革”歌曲，比如“远飞的大雁”），使得这种混乱、盲目得以“下载”落地，即加以肯定和接受下来。 由第五代摄影师顾长卫导演的《孔雀》（2004）获得了不少好评，并赢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故事发生的时期泛称“70年代”，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信息，即影片制作者并不打算关心这个年代的十个年头之间，怎样的变化和发展，所有凸凹不平的差别都被压缩成一个叫做“70年代”的平面，它是一段往日的时光，是缅怀和追忆的对象。“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70年代的夏天，我们一家五口一齐在走廊吃晚饭的情景。那时候，父母的身体还那么好，我们姊妹三个还那么年轻”，影片是这样通过剧中人物的怀念口吻开始的。 表明当年政治气氛的，只有影片开始最初的一点画外音：全家人围住一张小桌子吃饭，楼下响起并不很清晰的呼喊口号的声音，并伴有依稀可以辨认的锣鼓声，母亲将头伸出去张望了一眼，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吸引住她，于是她很快放弃了，回过头来吃饭。而其余四人除了小弟弟有一点动静，父亲及两个成年孩子，仿佛没有听见一样，一点也不曾为外界的声浪所干扰，始终埋头吃饭。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文革”后期，人们对于政治已经厌倦了，他们不再关心周围环境发生了什么，认为它们都与自己无关。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部影片发生的年代，与本文开头分析的那些“你死我活”的影片正好处于同期，而后者实际上是当年的同步产物，所以更令人相信那更加符合人们对于自己身处环境的认知。要想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即使是对于普通人，也要再过若干年之后，主要应是进入90年代之后。这之后如同哈维尔所指出的，不问政治是得到某种鼓励的。 将政治从日常生活中“掏空”、“流失”或者“蒸发”（罗兰•巴尔特语），将这种被过滤过的现实变得如同“自然”本身一样，是这部电影的重要策略。如果沿着有关“文革”年代的影片一路看下来，观看这部影片时会感觉明显的不安，会觉得什么地方有不对头。细想起来，首先是那些街道。这个中原小城的街道上居然没有任何标志，既没有“文革”时期到处悬挂着的大标语、大字报或者张贴的口号，当然也没有改革开放之后铺天盖地出现的商业广告、各种商店的醒目招牌，一个没有文字的街道是一个彻底无声无息的街道，就像一个人瞎了眼睛或者有眼睛没有眉毛一样，这种情况有些令人惊怵和讶异，不免再度令人想起这是一个“被占领”的城市。但这回不是被“他们”占领，而是出于人们自己的需要或者自律，是来自不同方向上的两只手扼住了某些东西的喉咙，紧紧地摁住它们不让它们出声。在打出字幕之前，影片有一个小城的全景镜头，在一条街道上风雨飘摇中挂着一条“消灭蚊蝇，人人有责”横幅标语，仔细才能辨认，这是一个制造某种模糊和混乱的信息。 回到所谓“日常生活”之后，人们做什么？在形容“欢迎和支持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输出”时，哈维尔用了一个法语词汇——“小玩意”，即用各种看起来可爱的小东西装饰自己的生活，借用这个眼光，可以说这部影片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它基本上由“小玩意”构成，所谓“70年代”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它有着不同于今天的当时的“时尚”：在院子里做煤球、在屋里做皮蛋、在走廊上做西红柿酱（一地的盐水瓶），以及踩缝纫机、拉手风琴、缝被子、针灸（妈妈帮儿子）、缺少性知识、男女关系上的捕风捉影等等，都是那个年代的标志产品，当然更为突出的是人们的服装，风华正茂的“姐姐”永远是蓝色和灰色的咔叽布，灰色平绒鞋，弄得像是当年的时尚一样。对比着今天的时尚，应该说，这一点已经脱离真实，只剩下蓝、灰色的说法，更像是当年《参考消息》上外国人写中国人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是在北京或者知识程度比较高的人们中间。而所有这些“小玩意”越显得真实，它们所遮蔽的当时社会真相越甚。 导演顾长卫谈过为什么挑选张静初扮演其中的主人公“姐姐”，是因为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70年代才具有的“纯净”气质，这个不安于平庸生活的姐姐也被当作了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但是这是哪门子的“理想主义”！为了参军，小小年纪的她竟然知道准备两瓶酒和两条香烟前往贿赂带兵的人，尽管没有得逞。如果说那是理想，那也仅仅属于她个人逃离环境的“个人理想”，与那个年代与众人分享的崇高理想根本不搭界，相反，正是后者所要摒弃的对象（个人奋斗）。为了博得别人的同情，姐姐竟然把自己的胳臂抓出一道道红印，说那是自己家人打成那样，并主动提出要做人家的干女儿（这在当时是“四旧”），她与干爸在一起也就是吃吃东西，看看电影，拉一点手风琴及跳舞，他们之间并无任何精神交流。十分不真实还在于，这个“姐姐”自己用缝纫机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降落伞，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她怎么会有那么多布票3？而为了向别人要回降落伞，姐姐居然脱下自己的裤子，这更加不能想象，那个年代女孩子的贞节属于革命纯洁的一部分。 拍摄于2005年的《芳香之旅》，其中有关“文革”的篇幅占了影片大约5分之一，沉寂了若干年之后的“文革”景象重新出现在电影中，这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那场涉及人的“灵魂”的革命，在该部影片中已经完全转变成涉及人的“肉体”的革命：“文革”之前60年代中期，主人公老崔已经是一个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劳模，但是在新婚之夜，他与新娘做爱时不小心碰倒了满屋的毛主席石膏像其中的一只，半夜里夫妻俩吓得到院里挖个坑将碎片深埋，从此之后老崔作为男人就不行了。即使这样，这部影片还是有一些宽广道路可走，但是影片偏偏选择了一条最窄的路径，它要老崔继续在精神上做一个男人，在精神上做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无视他已经遭受的损失。他愿意亲自开车接妻子的前情人刘奋斗与妻子见上一面，结果车翻身残。妻子对此感慨不已，一劳永逸地原谅了性无能的丈夫，变得心满意足。丈夫去世之后，她从街市上买回一张新的毛主席像挂在墙上。影片的结尾是她给老崔上坟，坐在公共汽车里回想当年她与老崔以及刘奋斗在一起的情景，脸上露出了总结性的幸福笑容。2006年2月份情人节那天这部影片在全国院线上映，导演章家瑞（50年代末出生）有一个阐释：“我们是在对父母们做出的牺牲进行怀念。”就这样，一对本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夫妇，他们迟钝封闭的精神状态以及“无性的婚姻”，变成了十分“自然”并需要讴歌的对象了。影片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元素（红卫兵串连、露天电影、呼喊革命口号等），仅仅停留于“道听途说”的水平，它们主要是作为“奇观”而出现的，同样缺少与人物性格的任何内在关联。实际上，即使是身处“文革”大动荡中的老崔夫妇，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也一概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与《孔雀》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们有着对于“文革”的天然免疫力或者“屏蔽”的能力。当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出现在老崔所开的公共汽车身上，老崔的直接反应是用手撕下它们，不知是出于有意识还是下意识。在这个劳模头脑中，文化大革命这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整个被删掉了。影片中对于“文革”之前60年代的浪漫描绘，尤其是反复使用那首“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明快歌曲来造成欢快气氛，基本上是脱离历史的。其实那是一个重新步入“阶级斗争”的时代，暴风骤雨的年代马上就要来临了。   注释：  1《中国影片大全1977—1994》，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 2“Growing U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Ye Weili with Ma Xiaodong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31989年在法国出品的影片《牛棚》，导演和编剧为从大陆出去的戴思杰（1954年生），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一位被关押的年轻人进城之后吃了太多的东西撑死了，这更像是给法国人提供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因为那时候吃饭是需要粮票的。这部影片将“牛棚”放在一个风景奇异优美的南方山区，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旅游度假或者休养的地方。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原文链接： https://cochina.org/?p=8518 。）

“现在你要作为‘个人’，重新和别人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和你们一样，曾经幻想伟大领袖马克思会给我一个理性，但是最后，要自己走一条路，有自己的理想。”   第一次见潘鸣啸先生，是在秦晖先生家，一个儒雅的法国学者，高个儿，神态睿智、宁静。他很快就让我觉得很生 气。第一，他将汉语说得那么好，“儿”音那么准确；第二，他的神情各方面都像中国人，他的谦和，他的内向，他带一些无奈的微笑，仿佛已经探到了我们民族的 根基，并从中生长了出来。他这样做，不仅让我对他的民族失掉神秘感，而且让我对自己的本民族失掉神秘感。 在同时失掉了对于两个民族的神秘感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对于老潘本人的神秘感，尤其是对于这本书的神秘感——《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 动·1968-1980》。该书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于今年1月份出版之后，很快加印了第二版。老潘告诉我，听说该书已经在盗版市场上出现。我回答他，有盗 版，您应该感到荣幸。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荣誉。 一个法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采访无 数人和阅毕无数书籍、文件、卷宗之后，写出了有关这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的研究专著——它的前因后果、各个阶段的不同特色，宏观叙事穿插着丰富的具体细节，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份硕果。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画鬼容易画人难”。这本书中的绝大多数当事人还活在人间。让活着的人读到他们自己的历 史，面对自身的过去，这真是一个艰巨的考验。它是一本严格规范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可以当作故事书来读的历史著作。 带着这样那样的好奇心，我访问了潘鸣啸先生。   贫下中农不理解革命 问 ：你说你最早接触的一批知青是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那么你与中国的接触最早是在香港吗？ 答 ：我1968年就开始学中文。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感兴趣，对中国哲学、文化也感兴趣。但是，我没有参加那些法国大学生的毛派组织，我一向都对个人崇拜觉得不对味，觉得个人崇拜是跟马克思主义有矛盾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文革”断了文化交流，所以只有一个方法，最便宜的飞机票到香港，那是最接近 中国的地方。 问 ：那是什么时候？ 答 ：1971年。一到香港就是林彪倒台，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起先香港的报纸上流传林彪有问题，可能死掉什么的。但是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法国人，都说这是谣言，结果证实这是真的。这让我觉得香港台湾那些报纸说的话不一定是错的。 到了香港我半工半读，一边教法语一边学汉语，我的进步很快，因为我选择的朋友都是讲普通话的人。我不想学粤语，我知道不可以同时学两门语言。几年以后我 偶尔通过一个朋友，碰到一批刚刚从广东省偷渡出来的知青，那个时候很多的。比较接近澳门和香港的地区已经没有一个知青了，他们差不多都偷渡出来了，偷渡了 几万，至少几万。虽然他们的工作很说辛苦，在香港做工人，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关心国事，他们出了一个很小的民间刊物叫《黄河》。我和另外两个法国学中文的朋 友跟他们谈话，谈得非常有意思，觉得那就是另一个世界。当时中国很封闭。 问 ：什么样的故事那么吸引你？ 答 ：首先我很同情他们，他们大部分都还是有理想的，当过红卫兵，跟工农兵相结合，他们在乡下继续讨论革命什么的。可是后来他们一到那边发现不可想象的落后，那么穷。他们说还有一些地区有抢婚的习惯，我想中国还是这样的时代，真的是没想到。 问 ：你没来之前，觉得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 ：我们受宣传的影响，比方说我们在大学只能看《红旗》杂志这样的刊物，我们都相信以前的中国穷、不平等，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平等了，不一定说是 很好的日子，可是差不多没有太穷的人。可是他们（指偷渡的知青）跟我们讲的是，中国还是那么落后。他们说要我们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可是你跟那些农民谈话， 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是革命，他们仅仅为了吃饭就从早到晚拼了命。为了自己的利益，农民还经常会做一些损害公共财产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很受刺激，怎么能做 那样的事情呢？后来我们完全理解了，因为人们的生活那么苦，这是本能的一种反映。那我觉得这个有意思，我觉得我就是从他们得到了同样的一种经历，从完全乌托邦的一种理想，就面对了历史，到面对了现实。 我也要当“一小撮” 问 ：这样一件浩瀚如烟的工作，耗费了你许多年的时间精力，是什么动力让你坚持下去？ 答 ：“六八情结”。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全球化，全世界的青年是有一种共同的兴趣的。我们那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对社会公平，对人类的命运什么的 都积极关心。在中学的时候我要放弃学习跑到印度，还好我的父母把我的护照扣下来，没有让我走。后来跟越南战争也有关系。法国的学生反对美国人征战越南什么 的。这个运动开始是几百个人游行示威，他们不是共产党（指法共）控制，完全是比较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也是很浓的，这些人有幽默感。我们有一种本能的正 义感，也要去。而且，当时有个部长说，“有一小撮极端分子闹事”什么的，我觉得这也很有幽默感，我也要当“一小撮”。 问 ：你当时是大学生了吗？参加后做了什么？ 答 ：当时我是大学生，二年级，学哲学的。5月10号之后，索邦大学关门了。一些人开始用一些铁的东西，把石头路上的石头挖出来，当作路障。那个时候我就 有一点反对，我觉得我们是应该非暴力的。可是那个时候非暴力是不行的，警察冲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你就要选择是不是扔石头了。而且那天警察用催泪弹，比较厉 害，有人把车烧掉了，那个晚上我一辈子都记得的。当然比起中国那么多事情还是不算厉害，可是在法国还是算得上一种风暴嘛。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参加，我跟当时 我的女朋友我们去参加占领当时一个国家比较有名的剧院。我们要占领一些法国的大学、文化机构什么的。 问 ：占领以后怎么办呢？ 答 ：法国政府还好，如果他们完全跟我们抵抗的话，那就会有死人的事。还好，他们只是砸那个门。因为是法国国家的剧院，有那个法国国旗的，我就让我女朋友 站在我肩上，我们把法国国旗拿下来，把蓝和白撕掉，只留下红的。你看我有多么“红”！以后我们在里面，整天开会，讨论，我们要跟工人阶级结合什么的，算是 占领区吧。有些人就到大工厂去做宣传，雷诺汽车厂什么的，后来整个法国都罢工了，13号有一个非常大的示威。是一百万人参加，非常伟大。本来那些非常大的 工会，法共，都不太赞成我们这么做，后来他们觉得因为有这种力量，从下面的力量，就一定要参加，不然他们就要被抛弃，然后他们就参加了。很快，就没有石油 了，没有车了，我就骑自行车，那时我们很开心的，觉得巴黎已经是解放区了，没有警察。警察不敢出面的。 问 ：“革命”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答 ：革命就是把戴高乐赶走。一旦把他赶走，然后搞一些苏维埃，搞一些真正的民主、直接民主，我们也是对那个巴黎公社很感兴趣。后来和中国红卫兵谈，我们都有共同的目的。要搞一个巴黎公社，而我们就在巴黎。   政治上不成功，但在社会方面变化非常大 问 ：结果是怎么收场的？ 答 ：后来戴高乐就失踪了，他坐直升机到了德国，得到了军队的支持。他马上说把议会解散了，然后在全国选举，可是他说他本人不会退。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 怎么办。很多人说选举就是骗人，但我们没法把整个百姓的思想都统一起来，很多农村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结果选举的时候还是大部分人选了戴高乐。我们就 觉得完蛋了，还好我们没有像德国、意大利那样搞了很多恐怖主义的活动。后来我就离开了，去香港了，有一些人就继续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还有一些毛派，他 们完全是放弃了学习，去工厂，农村工作。 问 ：算是失败吗？ 答 ：还好，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完全失败，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大的变化，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上，变化非常大。 问 ：什么样的变化？ 答 ：比如教育。我也参加了与教育部长的谈判，说我们不要考试什么的。教育制度改了很多，特别是大学，活跃了很多，大学课程、科目也有许多选择。一二年级 不用考试，老师给你做一个评价就好。还有，男女关系，事实上1968年开始的时候是男女关系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问题。当时有男女宿舍，男生不准许进女生 宿舍，我们就觉得不能接受，接着就有闹事的，男生占领了女生宿舍。我们不但要政治解放还要性解放。 问 ：这个当然很有名。还有呢？ 答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妇女堕胎，那个时候是非法的。我一个好朋友的妻子怀孕了，因为保守的天主教的力量，就不可以堕胎，他们只能去找一个非法的医生，很痛苦的。这在1974年之后就完全改了。还有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从那之后，就松了，自由了。所以我觉得1968年影响很大，对法国来说，打开了一些 局面，在社会方面。 因为这个，我反省 问 ：考虑过你们为什么失败吗？ 答 ：我们没有完全失败，只是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只能失败，因为我们的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当时已经过时了。我不是说马克思的东西完全都过时了。只是现在 看来，他的主义过时了。比如他说的阶级，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东西，但你要以为阶级斗争是历史上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东西，那你就是疯子。在这方 面，我们也成熟了。后来我们也反省了。觉得这种斯大林制度是不行的，是没得救了，还是宁愿有戴高乐也不愿意有斯大林。后来看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 岛》，我们知道了这个制度那么恶劣，觉得这个路是不能走的，要找另一条路，虽然我们不要右派的路，但左派的路我们是要自由的。所以后来就我们这一代中的很 多人，就往民主社会主义上发展了。 问 ：您本人呢？ 答 ：1979年2月我到北京。我天天去看民主墙，后来就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感兴趣了。我觉得反正是同一代，他们是当过知青的，现在就当民主运动的分子了。我 觉得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开始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就离心了，完全开始追寻民主法制，民主法制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和这一代人同路，完全平行，跟 这一代有很多共同语言。你看现在我不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觉得中国的知青也是这样的，从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变得面对现实。我现在的要求不是那么 大，我知道理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可是至少有一些进步。 问 ：无论如何，民主法制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框架，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需要追寻、有待实现的东西。 答 ：因为这个，我反省。在西方有的东西我们看不起，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在没有这些东西的国家，那就是一种苦难。我们还是应该懂得它的宝贵。真正 的民主不可能陈旧，真正的民主会随时变的。没有最后最高的一个纲领，它是随时被人民选择、讨论的。民主就是一个框子，由我们往里面放东西。但至少要有这种 框架的民主，有这种原则。每隔几年就投票，那些有权势的人不可以没有顾虑的。心里怎么坏都不能表现得太坏，他还是有顾虑的。 有人会觉得我说这话是反动的 问 ：开始承认自己也有好东西了，而不是永远将眼光投向别处？ 答 ：我觉得法国的民主还是不够，还是有权贵来欺压人。但是回想我们法国的历史，我觉得还是幸运的。我们住在一个有法国启蒙、有法国革命的地方。革命有时 有暴力血腥什么的不好，但革命也有好的。我记得我跟朱学勤谈，他就不喜欢革命。我说，这个不是老百姓可以选择的，如果一个贵族他欺压老百姓，那老百姓不革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英国贵族他聪明，他自己改自己。但法国贵族太笨，保守，那个时候不革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革命以后至少普及了一个概念，就是平 等，公民的人权。 问 ：这个平等是需要制度来保证它实施的。 答 ：包括选举，包括人权、法制的保护。没有了这个我觉得不可能是平等的。平等应该包括没有一个人能控制另外一个人。这个不是工资的问题。在当时，毛泽东 的工资也不是很高的，但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你可以说他和老百姓是平等的吗？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大的缺点，就是只看经济不看政治。后来我才了解了这个问题。 问 ：在你看来，假如没有人权的保证，就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答 ：对。后来我看了一些美国的汉学家的书，我觉得他们根本不懂中国。他们用美国的思维方式来了解中国，比如他们研究得很详细，来研究中国上世纪70年代的工资，非常详细，然后他们说，中国还是非常平等的。这个对我来说是笑话。 问 ：为什么？ 答 ：因为当时的不平等不体现在工资的问题。那个时候你有权力什么都有。如果你是一个“黑五类”的孩子，和一个高干子弟、军官的子弟之间，差距那么大，你 还可以说是平等吗？他们不能用一个社会的规则来了解另一个社会的规则。当然，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你的工资收入是衡量是否平等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中国这个 地方，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年代，你去买东西、住房子甚至都不需要花钱。钱在这个社会根本不重要，权才是最重要的。 问 ：有说林彪至死也不认识人民币，他不需要钱，不需要用钱。 答 ：对！你不懂这个就不能了解中国。我现在也看到中国有些人把毛泽东时代理想化、美化。这是因为中国现在这个问题两极分化严重，有人要往后看，说过去多 么好。但那个时代的不平等不是在钱的问题上，而是在权的问题上。有些人没有权，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事实上，知识青年也是这样的 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那么你就一点活路都没有。你就根本不知道到死你是不是能回城。 我们在西方虽然穷人不比富人有很多路，可是还有选择，还有自己的办法。我的父亲是小学老师，按理还是不富，就是工作了几个月我就买得起机票，我就可以跑到 很远的地方学中文。可是他们（知青）跟我讲的是他们根本不自由，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知道怎么就被送到中国最远的地方，最后怎么才能回城。没有 办法有的就讨好那些干部，有些女知青没有办法，就只有陪那些干部睡啊，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根本不自由。 所以，如果你要解决现在中国的问题，根本不要往后看。我在法国也有一些中国学生，因为年轻他们都不大了解中国。我以为他们应该懂得，他们其实根本不懂。他们向我学习一些中国历史的基本的常识。 青年人要有自己的理想 问 ：那么你怎样帮助从中国出去的学生，了解中国的大致框架？ 答 ：我自己不喜欢宣传，也不喜欢反宣传，我只能尽量客观地讲，但客观的讲是需要很多资料的，而且你要将这些资料拼起来，才能比较接近真理。为什么我的书 能在中国出，因为我完全不是做正面还是负面的宣传，我只是写我知道的客观的东西。在我看来，我的书出了以后，一些中国读者跟我说你的书有很多注释，几乎每 一句都有很多注释，而这些注释基本上都是官方资料，我觉得应该这样。应该让那些年轻人了解这些情况，至少不要用那个时代的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 问 ：那个时候的理想是要加引号的，是一个不由自主的理想，也不能因为那个加引号的理想没有了，永远就没有理想了。现在应该找到你的自主性。 答 ：你不需要一个伟大领袖给你一个理想。而且现在也根本不可能了，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个人化了。你个人可能有一种怀念那个时代，团结在一 起，可是那个时代的团结完全是人为的，铁板一块的，不自愿的。现在你要作为“个人”，重新和别人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和你们一样，曾经幻想伟大 领袖马克思会给我一个理性，但是最后，要自己走一条路，有自己的理想。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潘鸣啸：法国汉学家。 原文链接： http://www.eeo.com.cn/observer/grls/2010/08/26/179199.shtml ） 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89261

“ 我们需要做出群体性的努力，去追求大学的独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使命。” 在今天这个转型的年代，每天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包括一些危机事件，是此前的人们所不曾遇到过的，是在人们现有的经验中所没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感到准备不足。这就需要暂时停下脚步，对自身的角色、处境和“使命”，做一个反省。试图找出一些建设性的起点，找出一些富有生长性的起点来。 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担当 主持人语：非常高兴今天在座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这么多生机勃勃的力量，你们是现在和未来的新闻生力军，很愿意与你们一起讨论相关问题。 今天的主题为“知识分子”。听上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看着有点朦胧，让我们尽量把它具体化，与当前现实联系起来。比如说，在今天知识分子如何完成自己的角色，他应该有怎样的承担。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正好是不同领域的，贺卫方老师是法学家，郭于华老师是社会学家，金雁老师是历史学家。他们正好可以结合自己不同的专业工作经验，来谈谈自己的体会。 为什么这个话题，在今天又被提到桌面上讨论？正如大家所了解的，最近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饱受争议的事件，在媒体上的曝光率比较高，比如抄袭。假学历也算是相关的吧。说实话，真的不希望同行们以这样负面的面貌进入公共视野，因为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要做。 在今天这个转型的年代，每天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包括一些危机事件，是此前的人们不曾遇到过的，是在人们现有的经验中所没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感到准备不足。这就需要暂时停下脚步，对自身的角色、处境和“使命”（如果还能用这样的“大词”的话），做一个反省。 我们也不希望像在许多讨论中出现的那样，针对某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仅仅停留在分析原因上面，当然这个是重要的。但是朱学勤先生那句话很有道理，“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了”。总是谈论原因，令我们原地不动。希望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要仅仅停留在分析原因上面，而是试图找出一些建设性的起点，找出一些富有生长性的起点。 知识分子的自身相关 崔卫平：作为知识分子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这就带来一个自身相关的问题。比如，存在这样的指责“知识分子不作为”、“知识分子不争气”，那么说这话的是谁？他本人是不是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肯定也会自我批判，也会自我反省或者自嘲，但是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人们说这话的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好像说的是别人，而不包括自己在内。 这个自我相关的问题，我来举一个例子。有个从古希腊开始流传的段子是这样的：一个克里特岛上的人说，克里特岛上的人们说话都是撒谎。那么这句话是否真实呢？如果它是真实的，这意味着克里特岛上的人都在撒谎；问题在于说这话的人，本身是一个克里特岛人，那么这话的真实性就要打折了。他本身是一个克里特岛上的人，他这句话就可能也在撒谎。总之，这句话无法圆满了。后来应该是罗素吧，将这个命题又发挥了一下，他的句式是——一个理发师说，他替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是否要替自己理发呢？如果他不替自己理发，那么不替自己理发的人，正是自己的服务对象；而他如果替自己理发，这又违反了他最初的逻辑。 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听上去那么绕来绕去。也就是说，不要忘记了你自己的存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那个位置，你的确是占有那么一席位置的。因此，你不能脱离自己来谈论世界，谈论这个世界中的事情。也许，这个世界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客观”，因为有你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便处于你的感受、认知和把握之中。也许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的力量，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哪怕是很小的变化。最低限度地——因为你的某些努力，你自己发生了改变了，这个变化难道不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正是世界本身发生某些改变了吗？ 我们将这个自我相关的逻辑带到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来。这意味着当知识分子本人在说“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不能显得仅仅在说旁人，他不能显得那是在谈房价或者物价，不能那样漫不经心或者超然物外。他不要忘记了，他本人就是知识分子，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毛病也好，知识分子的角色或者担当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跟他没有关系。他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这是逃脱不掉的。因此，他需要将自己所说的，与自己的行为对照起来。也就是说，他需要将自己带进去。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知行合一”。 而同时知识分子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我们所有人一样，知识分子也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因此，在谈论这个社会时，在谈到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如何去做即要为这个社会负责时，知识分子同样不能将自己排除在外。知识分子是运用“概念”而工作的，当他的思想乘上翅膀飞向遥远的天际，那么他首先要过一道门槛，那就是他自己的“肉身”。他需要将自己的“肉身”放到他的真理中去。他需要把自己放进去煮。 知识分子还需要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估计。如果说，掌管符号的知识分子首先是这个社会（民族）价值的保存者，价值的守护者，那么在今天，我们社会中“价值”的声音已经微乎其微。如果说知识分子是通过“理念”（理想）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那么，在一个实用主义的年代，“理念”的力量更加凋敝。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指望在你身边正好站在十二个使徒，他们永远等候在你的一侧，单等着把你新发明的真理拿到这个世界中去，让它们在大地上行走，让它们在世界当中得到实现。对不起，没门儿！ 所以需要你自己来践行你的主张，让它们首先在自己身上得到体现。只有这个真理对你自己有意义，那么它才可能对别人有意义。只有这个真理给你本人带来益处，那么它才有可能给别人带来益处。我欣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一部电影中，通过人物之口所说的，“我拥有一个自己够用的上帝。”这就是说，我的上帝让我体悟到的真理，也许它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但是这个真理，至少与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联系了起来，让我受用，让我本人获益。如此，通往真理的道路便与个人的足下联系了起来，他这个人的生活与生命本身便有可能具有一种真理性，从而得到提升。而只有让真理在自己身上得到见证，它才能够对别人具有启发性。 为什么如此强调自身实践，是因为中国有一些奇特的知识分子传统，那就是策士的传统，以及宦官的传统。所谓策士，是给皇帝出主意的人。他指望自己的想法为皇帝所接受，最终通过皇帝的政令来施行，这是一个目光向上的眼光。它只能为皇帝带来真理，而不能为自己和其他普通人带来真理。而宦官的传统告诉我们，他这个人的“肉身”早已经被排除在外，他的身体不在这个世界上，当他说出某些言辞时，从未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在大地上行走。宦官忘记了自己还有身体上的尊严，忘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所以我们不管谈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好，还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也好（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一个需要我们自己首先做起来的问题，而不要推卸给别人。这是靠一点一滴来积累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些话题，都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来启动，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去。 最近，我看到我原来的文艺学同行王岳川教授写作关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其中认为“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觉得不知道他本人身在何处。而我上回听说他，是因为他正在研究“超越海洋文明的太空文明时代”。 “ 猫鼠博弈”的启示 金雁：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在俄罗斯东欧方面。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之前我并没有评论过，我只是想说为什么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会有这种状态。我以前曾经说过，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都有一定的道理。这涉及到一个大话题，知识分子有一种“双头鹰情结”，就像俄国国旗上画的一样，互相较量拉车的两方面。有人认为，往往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里会同时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无法抗拒权力的“万有引力”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这也就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怎样看待“猫和老鼠”博弈结果的分歧。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猫鼠游戏当中的博弈，实际历史案例中是有不同的答案的，这决定了他们的道德观的不同。为什么有很多道德层面无可挑剔的欧洲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权利是要放弃的，这点来自不同国家的观点也不同。比如俄国，俄国看到了暴民政治对文明的颠覆，所以他们主动退下来。他们说既然制度是由人组成的，人性当中肯定有善有恶，必须把人性的善培养到极致。他们就走到了宗教哲学里，他们觉得参与需要勇气，但退出更需要勇气。这些人干脆脱离政治，在道德上积累了很多东西，但他们放弃掉了现实。这给我非常大的启示，这就是所谓缺席者的权利，当然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缺席。但整个社会变革当中的空场，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这不是简单的对错。 有一种情形值得关注，东欧在高压之下，在坦克政治之下，在布拉格政治之下，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学生也曾经问我，既然俄国所有学者都是天然反对派，为什么斯大林统治时期这些人都不见了呢？我说沙皇的压迫和斯大林的相比是太小巫见大巫了。压迫到极致的时候，你还没有发出声来就已经被掐灭了。所以这种状态下不是没有声音，而是不能生存了。这种状态在东欧也很明显，在东欧很多人试过了，他们转向了宗教，宗教是没有希望的希望，哈维尔总说他感觉他的生命之上，有一个来自天籁的东西在指导着他。很多东欧国家也会转向这个方面，也有很多人对现政权仍然在关注。我们要看到，你利用的资源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同。 还有人民的道德。来自人民的道德基本上是一个民粹派的逆转，大家觉得精英是既得利益者，大部分人承担代价，少数人获得了成果。这就是反改革的结果，民粹主义是对道德的颠覆——只要目标是高尚的，道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善至善行不通的话，我就以恶至善，这种状态下，无其不用，使得建立以后的政权道德是一个非常虚无的东西，这里其实有很多理想主义者，并不是为了从老鼠变成猫。但这个体制会形成一种淘汰机制，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君子斗不过小人。所以最早出局的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剩到最后的都是敢出手者。这种道德虚无感从政权反射到整个社会，然后从社会反馈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脱离不了这种土壤。像俄国所有黄金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贵族，进官僚系统的只有17%，所以他批评官僚不怕开除公职，你赶不走我。所以政权成立以后，这是底气不足的原因。 而民粹主义是具有易变性的，民粹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大家都希望有一种强者来给自己提供保护和安全感。以高尔基为例，他作为民间的学者是同情革命的，但他又是人道主义者。他在1905年革命以后去了美国，回国后就变得激进化，和列宁的关系非常密切。但自始至终他的人道主义的一面并没有被消灭。他骂列宁，但列宁知道高尔基是民主党的钱袋子，职业革命家是不挣钱的，是要花钱的，钱来自什么地方？就是民间反政府力量的关注，高尔基掌握着钱，所以列宁让别人来得罪他。 高尔基当时觉得不应该靠数人头的方式解决俄国的问题，他在1919年愤然出国，他感觉这个环境滋生了很强的民族主义。上世纪20年代末，大家都在抢高尔基的资源，高尔基说，如果远离了权利，个人作用就无法彻底发挥出来。可以看见高尔基又一次改变了，和列宁决裂的人跑到斯大林这里，而且成为了古拉格群岛的赞赏者。有两点决定了这些，一个是民族主义，他看到国家的确强大了，但他没有感觉到，其实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对每个个人剥夺的基础上，俄国人也说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强大永远是不同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跟希腊时代“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的状态相背离。现在所有人想的是逃离政府，但他无处逃离。 高尔基这时候完全变成了赞成专制主义的倡导者，变成诱捕野鸭的家鸭，这就是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他的人生轨迹上发现，来自人民的道德有易变性和权利的结合性。那些缺席者个人都非常完美，但我只问一个问题，别尔嘉耶夫既然把一切预言到了，那么他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呢？只是因为现在俄国找不到北了，才想到别尔嘉耶夫。 所以当代知识分子要理解现实，我们要争取“退下”的权利，退下后要看你做什么。高尔基裂变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只是生命最后的时候，他把档案看完之后没有答应写自传，但他担当了《俄国内战史》的主编。斯大林知道他最有说服力，以他的话出来，民众当然就会信服。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都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警示，干脆躲得更远，回到猫和老鼠的结局，对待权利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资源不同。你可以和做官的朋友谈论问题，他们很明白，但官场中有两种语言，他们切换得非常自然。现在我们的语言交流很难同步。比如你跟经济学家一起谈，会发现经济学家走得很远，但不涉足政治，国内的很多状况被切成一块一块的；你跟官员私下很合得来，但在官方的场合你却觉得无法沟通，这是社会巨大裂变造成的不同利益之间沟通的困难。其实在东欧和很多人交谈，他们认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争论时期，因为过去的东欧共产党时期也有争论，所以波兰80年代争过怎么改革，争过到底要人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争论对后来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先导作用。而我们的“不争论”是什么样子呢？只要领导者没有看法，那大家也都别提看法。但议会政治下，争论就有点无聊，因为选举的需要，明知道对方说得有理也要反驳。我们现在已经驶到大海中央了，不能下去“摸石头”，那就要看灯塔，而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新知识分子阶层的使命 贺卫方：我觉得在座几位都有两个特色，一是我们都关注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学术话题，会写这样的文章、喜欢阅读这方面的文献。另一方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愿意参与公众事件，对于某些社会现象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从内心的愿望来说，想成为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直率地批评时弊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经济观察报》也一直在做这样的推动。记得2002年我就参与过报社举办的一个论坛，作了相关的发言。 我个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不断地介入到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则是在近乎被胁迫的状态下参与其中。我也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一些制度建设的呼吁，尤其是对于司法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因为中国的这些年是一个案例引人注目的时代，过去我们的法制建设是重视立法过程，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一些活生生的个案更能展现我们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些缺陷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也能展现我们的生存状况，比如史上最牛钉子户等等，都是我们时代的写照。我们也会关注孙志刚事件、邓玉娇案件等等，这些案件引发的不仅仅是法律界的关注，更是整个社会的关注。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可以对这样的案例作出自己的批评，这种多学科“会诊”的做法对于揭示问题症结有很大的价值，也是这个时代很有意思的特征。 结合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是我们如何理解学院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他们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大家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传统的解读不同，我倾向于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阶层——如果说他们是一个阶层的话。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依托，在大学或者专门的研究机构里获得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间，这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历史上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知识几乎都是为了追求实际用途，目的就是为了入仕，这是科举考试的目的。科举考试使得中国的选官制度在全世界特立独行，也使得中国传统知识的格局和地位形成了糟糕的走向，所有人的心智都被引导到通过读书获得官位，获得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一辈子在学院里做跟知识有关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标绝不是为了做官。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我们社会有了以知识本身为终极使命的社会阶层。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怎样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通过严格的专业的分工，深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且要记住知识的分工不过是便利我们的研究，我们还需要综合的心态，用一种非常广泛的知识视野来研究自然与社会，就像我们通过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一定会看到综合性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今天这个社会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死刑，他们相信死刑是一种正义的举措，并且能够震慑犯罪。近年来一些论者主张要尽可能减少死刑，如果要保留的话，应该限于最少数极其可怕的暴力犯罪，经济犯罪不应该使用死刑。但这种想法只要在网上提出来，就会挨板子——许多人说只要贪污几百万就应该枪毙，使他们不敢贪污、受贿。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研究人心，如何减少死刑，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综合性的复杂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几年前，我看到何怀宏教授在报章上发表了几篇关于死刑的文章，感到十分欣慰的原因。无论我们怎样投身于对社会事务的评论，都需要在知识人公认的基础上立论；严格的知识论辩构成了我们知识分子相互对话的前提。如果我们不讲知识、不讲证据，就变成革命家，变成喊口号的人。所以首先应该特别注重如何去奠定我们扎实的知识基础，我们不再是文以载道，把知识服从于某种外部的价值。 第二点，正由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所以知识形态上跟中国古典的知识形态就发生了差异，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乃至整个话语模式都告别了旧有的形态。这可能会构成我们跟传统之间的某种断裂。但传统不是一种死的东西，不仅仅体现在从前的典章制度之中，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延续。英国有一个法学家曾说过：“我们埋葬了诉讼表格，但它仍然在坟墓里统治着我们。”那种貌似死去了的东西实际上还是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以输入域外学说并以之作为改造中国观念与制度的知识人，在这方面经常会产生某种困难的感觉，那就是他所拥有的知识、所倡导的某种东西是跟社会公众的看法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说一个法学家应倡导程序正义，司法要严格依照程序办案件，一个案件是有期限的，某些错误是不应该纠正的（当然，如果是刑事案件错误的判决任何时候都要纠正），民事判决过了期限是不能再提起的，证据的提交也是有期限的，如果过了这个期限，即使从箱子里找出证据证明法院已生效判决是错的，法院也不会纠正。因为启动司法程序是很复杂的过程，要从经济角度算账。一个案件不断折腾，整个社会付不起这个沉重的代价。有些时候可能是所谓的有罪的人判成无罪，当时没有找到证据，两年之后检察机关发现证明有罪，还能不能再进行起诉？按照现代法治准则，这是不允许的。之所以如此，是要对国家权力作出限制，一个人不得被国家置于受到两重或者多重指控的境地。这是保证国家权力和追诉犯罪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而且是一种很难完美的平衡，我们人类不能获得完美无缺的制度。 这样的论证在中国的语境下非常艰难，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不大能够接受西塞罗所说的那句话：“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在我们这里，即便是当事人自己的过错导致司法判决的缺陷，如果当事人事后上访，或者通过权力或社会舆论进行干预，我拿着证据说法院判决是错的，就会带来动摇司法确定性的结果。国家领导人对上访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特别不喜欢上访，因此采取了许多措施阻止人们上访，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表达出对上访的某种偏好，因为通过上访可以了解某些被下层官僚刻意掩饰的问题，同时也通过某些个案的亲自处理敲山震虎，对地方官员进行震慑，也表现出自己的亲民。这种又害怕又喜欢的心态带来了制度建设上的指向混乱，也导致司法权威始终无法树立，司法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说到司法独立，我们近代虽然接受了西方的政府模式，建立了机构意义上的独立法院，但从决策意义上说却不是独立的，中国的现实是，任何一个级别都有核心，伴随这样根深蒂固的中央动员型的传统而形成的是反分权的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下要论证司法独立的价值，建立独立制度，特别困难。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对司法控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不断的强化。前不久河南赵作海案件，大家最后说当年制造冤案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要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要追究党的政法委员会书记的责任，政法委书记还在说我们一定要追求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其实他领导下的机构是最大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传统都不断强化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可能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一点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各自领域中的特别不一样的东西，跟中国的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这样一种知识传递到这个社会中，说服更多的人接受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新制度。 第三点，我自己感受比较强烈的是，中国历史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不只是追求知识，还经常赋予其某种道德的想象。作为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不是跟道德没有关联的角色，大家希望他作为道德标尺，这种情况或多或少跟我们没有独立和强有力的宗教系统有关系。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知识分子之外的宗教系统。于是官员经常被赋予道德的要求，官员不仅有权力，还要有道德。科举取士的确立也跟知识与道德之间难以区隔的考量有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逐渐摆脱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但由于没有宗教系统的情形依然如故，因此某种道德的期望就只能赋予到知识人身上，要求知识人“为人师表”，要在道德上白璧无瑕，对知识阶层的利益诉求难以容忍，都是相当强势的社会观念。在具体评价一个知识人的贡献时，我们也特别容易把道德形象作为重要的选项。反之，对于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学人，他的知识贡献也常常被低估。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做出群体性的努力，去追求大学的独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使命。我们寻求一种知识分子自身的组织，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也非常重要，但知识分子有一点是共识的，即损害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的大学或者专门研究机关独立性的行为是对每个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别大的损害。我们如何去追求和维护这样的独立性，可能是今天无论左右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追求的目标。 超越“平凡的善” 郭于华：我想先谈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当然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这是一个基本起点。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与普通公众没有区别。普通公民具有的素质知识分子都应具有，普通人能够做到的知识分子更应做到。作为公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在这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要能够合法、合理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大家的基本共识。 我平时也经常跟学生谈到这些事，其实很简单，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也不需要玄奥的哲理，我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就够了。这使我想起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相对于“平庸的恶”，上述的常识对我们来说，可不可以表达为“平凡的善”？即作为平常人、普通的公民都应该拥有的意识：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合理、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同时意识到他人跟你有同样的权利，因而在实现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伤害他人。这是很正常、很平常的善，这也应该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基础。 举例来说，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如果你遇到利益被损害、尊严被侵犯的时候，你应该去做点什么，应该知道怎么做。最近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清华有一个不合理的规定，博士生必须在所规定的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获得学位毕业，这规定本身很不合理，而且操作时又没有任何合理的变通。为此我与学校有关部门发生了冲突，这当然也是抗争、维权的过程。几乎周围所有同事、朋友都说这么做是没用的，而且自己还会受伤害，想通过个案来改变规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行动，而不是一味地向不合理的规则妥协。当然这可能跟是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作为普通人、作为公民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也要帮助别人。 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是，仅有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凡的善”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胸怀，更大的悲悯之心。知识分子应该对公共事务、公共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角色？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很难直接参与决策，直接与社会的管理者、统治者发生联系。我们应该和能够做的一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影响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和公众，与权力进行对话。我们有一个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的责任，不光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除了在专业领域中工作，除了应该有学术、专业上的贡献之外，还应该让这些东西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有更多的人了解，因为这些是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困惑，而又很难明白症结所在，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把真相揭示出来，把事实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展示出来，给社会一个解释、一个提示，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任务。 我们社会学当中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的概念，应该把个体的痛苦看作是社会的苦难，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有一些误区，例如一个人失业下岗了，人们会说这个人能力差、文化水平低、可能身体也不好、年龄大，把失业的原因都归结到他个人，认为这个人没本事、混得不好。但要放大一点看的话，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规模地出现失业下岗，很多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失去工作，甚至大学生就业都困难，这就不是个体原因。 我们要把这样的个体的遭遇和个体的苦恼与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更宏大的社会转型过程联系起来，看到个体苦难后面的社会原因。通过我们的研究、发表，把这些东西揭示出来，除了对学术承担责任，我们还要对公众把这些说清楚，让更多的人明白。毕竟，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社会的苦难：只要还有人在承受痛苦，这个社会就是不幸福的（不是宣传所说的，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大多数人都感觉幸福等等）；只要还有人在被欺压，整个社会就是不公正的；只要还有人被奴役，我们就都是不自由的。 今天大家都在说知识分子犬儒化的问题，可能我们会说这是来自于外部非常强大的、严密的一种压力造成的犬儒化，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这么多年来的总体性权力和总体性社会，把知识分子的空间压缩得非常狭小。但我们不能把犬儒化仅仅归结于此，有一个命题叫做行动重于结构，是说行动比结构更有意义更重要。每个人都存在于结构当中，结构对你形成制约，对你的生长、自由、独立性都形成限制，但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可能除了行动，没有别的办法，行动就是关注和参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益与公众诉求，关注和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 刚才各位所谈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的总体性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思考与行动。在我看来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重建的问题，比如金雁提到的宗教的力量，宗教也是社会范畴内的，还有NGO、行会的作用，也属于社会维度。这些在中国空间都特别小、生存比较困难。我们的社会主义还缺少社会这个独立的空间，那么我们行动的指向是应该把社会生产出来、建设出来。我们要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足鼎立，形成相互制衡的状态，但目前我们缺了社会维度，而市场又是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权力控制的，权力和资本是一种密切结合的状态，把社会挤压得特别狭小。 我们需要对权力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和批判。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甚至亲朋好友会说：你们怎么就看到黑暗面？社会在进步，经济发展多么快啊！经济学家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简直是奇迹，怎么你们就看不到这样的进步，只看到问题，看到社会不公正。 我想任何进步，包括体制的、官方的任何进步，我们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我们不必歌颂进步。如果体制合理，进步应该更大，应该有更多的人享受进步带来的好处。再说，赞美和歌颂已经有太多的人和机构去做了，不需要知识分子再加入赞颂大合唱。更何况，执政党和政府不是用来歌颂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若服务得不好、不够是可以用来批评的。批评得对并被接受会使其更加健康、强壮、有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可促使其警醒，防患于未然，对其改善、进步有着莫大的好处。知识分子应该是批判的角色，永远保持批判的立场，睁大眼睛对权力保持警醒。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当然做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在上述几点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比如对于权力的批判立场，对于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弱势群体应该做的事情等，知识分子内部应该走向团结，而不是分裂，应该超越左右，忽略派系，共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角色不同、专业领域不同，能起的作用应该是各有千秋；学界内部需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毕竟这个社会需要多元化、多样性，这是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所在。毫无疑问，困境和压力是存在的，但在思考角色担当和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更积极的、更进取、更宽容的态度和方式。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于华：清华大学教授。原文链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330.html?page=1 ）    

　　2012年10月4日晚，《共识网》率先发布了一份联署声明《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这是由大陆民间发起，台湾、香港和全球各地朋友们跟进的呼吁书。呼吁书同时还有一个简短的说明：表达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是我们的意愿。只有通过行使对于国家主权的发言权，参与表达对于国家主权及相关事务的意见，我们才能体现自身主人公的身份，释放出“主权在民”的这个精神实质。同时，只有运用我们的理性，才能担当此责任。 　　呼吁书本身及这个说明，释放了对许多人来说感到不习惯的立场，它们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既站在坚持国家主权一边，又批评了中国官方限制经济文化交流及街头骚乱的做法。用一般人们的话来说，是两头不讨好。但这样做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之一：现实本身即是矛盾体，生活在现实之中，便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响应现实的要求，便是响应矛盾的要求。 　　回过头来看这些年出现的爱国风波，大多停留在两级激荡之间：一方面是街头的亢奋激烈，另一方面则是网络上的冷嘲热讽，指责其为狭隘民族主义。整个事件期间，许多人为此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去观察去议论，然而面对一时汹涌的表面，人们所产生的仅仅是应急性的反应，来不及深入思考，所发表的看法往往是仓促的。 　　每回停留于此，并不能够发展出一些新的思想起点，拓宽我们的视野。这是因为没有低下头来找出事情相对稳定的结构，不去发现其中隐蔽的能量，没有依据问题本身的脉络，而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面。人们知道这个大地上许多基础设施比如大桥或公路，因为一时赶工而沦为豆腐渣工程，我们也不能因为过于匆忙粗疏，而制造观念上精神上的豆腐渣工程。 　　这期间读到了《国际先驱论坛导报》上的文章《让理性成为社会脊梁》，这么好的题目却不能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令人深感遗憾。阎先生写道：“中国很大，中国众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他们为什么焦虑、为谁而焦虑。这种焦虑，总是在煎熬中等待一个排泄的窗口和渠道”，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也是一个体谅的理解。但是，在文章的结尾处说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文化、文学被冷落、泯灭时，面积还有意义吗？”，觉得不能认同。实际上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同样的现象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看上去相近的立场而又存在重大分歧，这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这份两岸朋友共同联署的《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也引起了较多争议，以及自从这次应钓鱼岛事件升级以来，便始终与周围的朋友产生争论。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对于争论中的焦点予以回应，也一并回应阎连科先生。 　　不要羞辱他人 　　人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对于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总是一边观察一边学习。尤其是有关国际事务，有关领土与国家主权，这次是有关对日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发言，一般人们不仅感到较少经验，甚至还会有一点抵触的感觉。哈维尔在那篇对于《沉默的解剖》（1985）一文中，深入分析了这种抵触情绪。当西方的和平组织成员，跑到布拉格来寻求签名反对在北约部署导弹的签名，没有想到东欧的人们包括勇敢的异见者，表现得如此沉默冷淡，仿佛遇到了一件带点滑稽的事情。 　　因为他们“每天面对肆无忌惮的权力被弄得心力交瘁”，因为他们每时每刻体验着对于自身“毫无希望的感觉和没有意义的感情”。一个人平时实际上什么也不能做，感到被囚禁被钳制，他怎么可能想到要去关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神秘的星际条约”？他怎么不会认为面前的签名文本是一个等待着他的新的陷阱？一个可能让他倒大霉的阴谋诡计？显然，这种消极逍遥的态度，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逼仄的环境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自由表达。 　　这肯定也是一种犬儒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称赞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对于有关国际事务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哪怕这些看法尚属于不够成熟，尚嫌稚嫩。难道我们自己不正是这样，通过一步步的犯错和修正而走过来吗？ 　　“吃着地沟油，操中南海的心”，当时网上广泛存在这样的批评。但广泛传播这句话的人们，恰恰有许多平时积极热衷于公共事务，对于我们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从司法到教育到拆迁到官场腐败到环境污染等几乎一切方面，做出尖锐批评，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开拓了公共舆论的言路。事情不应该只能从自己这方面开始，而别人不能从其他方面开始。他人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另外起点和其他要求，即使是你所不习惯的，是你所不曾参与或不愿参与的某件事情。 　　在出现街头打砸烧之前，“抵制日货”的口号和做法，率先变得触目。然而与此相关的另一条口号，在我看来也比较触目，即“抵制日货，先抵制蠢货。”在“蠢货”的表达中，有那么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有将“人”混同于“物”的嫌疑。抵制日货的做法未必对，但是这样的嘲弄也没有释放出更多的道理，除了帮助制造人们经常所说的“戾气”。对于那些公开主张民主自由的人们，人们对他们的要求，是否可以更多一些？ 　　批评的理由有一些无法得到确证的。然而，即使背后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可以就看得见的现象本身，解剖其纹理纹路，而不是被这只手完全挡住。能够被搅动的东西，因为它事先已经存在。需要去想它们为什么能够存在？到底存在着什么和如何存在？到底什么样的淤泥，才可能被搅成混水？ 　　无论如何，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肯定是将问题升级了，这是看得见的基本事实。不管后来什么样的人们处置不当，这个基本事实和起点不能抹杀，更不能从中得出钓鱼岛是日本的结论。事实如此，中国方面想要有所表达，无疑需要来自民间的声音。大街上出现游行队伍，想必是得到允许的。 　　然而，事情也可以朝另外的方向想一想：与官方之间的距离，是不是衡量事情的唯一标准？如果是，那仍然是以官方为中心，是以官方的马首是瞻。凡是官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官方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并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一种反应性人格，是被动的，应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见，然后再做出自己相反的反应。 　　爱国没有风险，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批评意见。在今天缺乏宽松的言论条件下，在有人因为言论而遭受牢狱之灾的情况下，勇气当然是需要鼓励的。然而，一个人自身具有勇气，这并不能令他居高临下，对他人采取鄙视的理由。他不能拿自身勇气的尺度，去要求和衡量他人。这个人真的处于某种危险当中，他也许可以想到，自己的这种选择，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遭遇危险。他不会想到因为自身处境而去谴责别人缺少勇敢。 　　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被剥夺，这种剥夺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方面，而且体现在掌握话语方面。应该说，游行队伍里的一些人们，举着一些辞不达意的标语，难道不可以去想想这是一些被剥夺得更为深重的人们？他们环境更为逼仄，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的视野更受限制。他们是在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也许表达得不够准确，缺少更多的话语资源。 　　这样的优越感从何而来？——“脑残的爱国者”、“爱国的SB”、“失心疯”，“弱智给人看”，类似的表达，并没有让权力感到任何压力，而恰恰针对了那些与自己处境相近的人们，同样都是被剥夺者。让人担心的是，这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歧视，因为观点立场不同，就可以将对方看作“匪夷所思”，看作可以羞辱的对象，将他们视为在某些方面（智力）有缺陷的人们。以“残疾”为理由来批评不同意见的人们，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有人提到了法西斯。不错，法西斯是在街头打砸抢烧出身。然而往深里看，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土壤，是存在于不同国家若干世纪的反犹传统，是对于欧洲各地犹太人的长期歧视、憎恨和排挤，是依据民族将人们分割成高低不平的不同区域，这是它的群众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够在领袖的煽动之下，以集体的名义加以迫害和消灭。早在1933年，阿伦特便从事过一项工作，收集在学校、俱乐部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对于犹太人的歧视性语言。她为此而被抓捕关押8天。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许多歧视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地域歧视等等，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依靠各种歧视和无理剥夺才得以运行。一般人们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世界，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因为自己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视别的人们。从自身被羞辱当中，发展出一种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和冲动。 　　如何处理不同立场观点的区别，越来越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网络上，人们自己闯出来的言路越来越宽，不仅是对于政府的批评，而且互相之间的分歧也日渐呈现，有了意见也就有了意见冲突。本来是站在同一阵营中的人们，很可能因为某件事情而立场相反。本来对于不同意见可以绕着走，后来发现根本绕不过去。网络的匿名性，使得恶言恶语容易缺乏约束和太过任性，影响了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对话，妨碍了创造不同意见并肩共存的空间。与日常生活处在亲朋好友当中不同，在表达政治立场不一致时，运用歧视性语言和威胁性语言，应该是不允许的。现实中的暴力往往从语言暴力开始。 　　有人提到了义和团，提到了文革。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历史记忆，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下现象，建立必要的警觉。然而，任何比喻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9月中旬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的骚乱，只是局部性的，不需要太过夸张。需要相信这些年来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相信中国民众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已经培养出来的理性和某些免疫力。这就像日本曾经发生过军国主义当道，在今天也不乏右翼种种，但是一定要说这个国家正在回到军国主义，或者正在出现这样的势头，那么则是以偏概全，不能表达日本社会战后的走过来的道路。 　　在赋予“文革”、“义和团”理解背后，所谓“暴徒”的形象呼之欲出。是否还要准备一份理解，给那些在街头作出不明智行为的人们？有消息说在一个城市被抓四十多名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钓鱼岛的地理位置。他们狂暴行为的动机是杂芜的。谁知道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事，头脑里到底想的什么？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有想。什么原因让他们心灵和头脑空空荡荡？让他们那么容易失去理智？ 　　同样，拿“公知”当一个羞辱性的词汇，不分缘由地抱一种极度不信任的态度，也是一种倾斜的心态。你认为已经发言的人们做得不够好，你可以做得更好，把话说得更透彻，道理讲得更恰当，开展和平的话语竞赛或话语权的争夺，而不是仅仅在一旁讥笑嘲弄。 　　共同的家园 　　我在微博上写道：“即使是官方允许释放的，即使出现了那么丑陋的表现，但是也不能抹杀所有人的爱国热情。将一切归结为官方背后操纵，认为人民仅仅是被动的棋子，不存在任何自发的可能空间，不承认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起点，无助于从实践中培养和呼吁公民的责任感及理性精神。” 　　其中出现的“爱国热情”和“自发的可能空间”，招致了许多批评。关于“爱国”这个问题，是应该面向社会做出正面回答。 　　你看国家的“国”这个字，四面是一个方框，首先意味这一个疆界。这个疆界具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经验，也能够感受到它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故土”（motherland）。一个人总是出生在某个地方，他的父母将他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将他养大成人，一般来说，他也会在这片土地上养育后代。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延绵不绝，那是因为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已经被他的祖先捂热了。有一个地方，成了他的故土、故园、故乡。 　　即使存在许多限制，即使存在许多逼仄，但是透过灰霾的天空，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有着太多有关亲人、亲情、朋友、友谊、爱的记忆，有着体验自身生长及与他人一道生长的经历，分享着与周围同胞许多共同的纽带：共同的教室和草场，共同的乡村、城市、街道与广场。在某些时刻，我们一起希冀，一起举杯和感到胜利，也一起体验失败、痛苦和绝望。再曲折的道路也是我们一起目击和经历的，在艰难的处境也是我们一起面对的，和需要继续面对的。这就使得我们互相之间有了更多辨识的可能，有了更多共同的纽带和默契。 　　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在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认知当中，就存在这样一种基本倾向，它构成了在我们生命的底色和背景。它怎么会是不存在的呢？怎么没有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得到扎根和生长呢？我们怎么会没有得到这种感情的浇灌和滋养，而一定要拿它与自己相分离呢？即使它可能被误导，被扭曲，被污染，被利用做其他用途，正如阳光、风和土地也在被利用，但是不能说它们本身是有错的。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对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丑陋行为，感到特别愤怒呢？怎么会觉得砸在同胞脚面上的石头，也落在了自己的脚趾上呢？怎么会去关心隔山隔海某个地方因拆迁自焚的人们，关心因网上发帖遭遇跨省追捕的人们，关心在生命线上挣扎的小贩？怎么会感到同胞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看到他们受罪觉得如同自己受罪？我们或许应该承认，对于美国或英国眼下发生的丑行，我们是否不那么感到是一种切肤之痛，至少不如对于同胞的感受那样强烈？虽然这不是一个优点。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关心钓鱼岛的理由。从地理位置看，钓鱼岛离谁更近？台湾。小岛附近是台湾渔民们获取生计的地方。虽然是海域，也相当于被祖祖辈辈捂热的热土。岛屿附近生产鲣鱼，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台湾渔民前往作业。渔民们为避风及修补渔具，曾经长期使用该岛。争论的根子仍然通往《马关条约》。无论如何，迟至战后1972年美军托管时期，苏澳、基隆渔民们前往打渔不断。风波起至美国将其私授给日本之后，传统渔民就经常遇到日本海上保安的取缔骚扰。我们一般人不熟悉“渔权”这个说法，正是台湾渔民率先提出了“要渔权，先要主权”的口号。这之后，才有新闻媒体、知识分子和台湾社会的跟进。 　　因此，她不能归结为“面积”问题，也不是“荒岛”；将其归结为石油，更是一个贪婪的说法。保卫钓鱼岛，是保卫人们自由和平的日常生活，是保卫当地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是为受到欺负的同胞站出来说话和声援，是争取一个有力的外部框架，使得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生活。难道不需要这么一个框架吗？难道可以让别人随意拿走你的生活条件吗？在这方面，大陆做得晚了，已经对不起台湾渔民了。七十年代保钓运动初起，绝大多数大陆人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莫言先生说“谁都别去，鱼类都会感激你们”，也是一个缺少体谅的说法。 　　“共同体”不是人们容易联想到的“集体”或“集体生活”。“集体”泯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共同体则召唤独立自由、富有个性的人们，召唤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创造的人们。共同体是独立自由的人们平等的联合体。在这里，人们感到比在别的地方更加自由自在，更加能够理直气壮和挺起胸膛做人。他们喜欢说，“我不需要一个主人”，而不说“这是我的权利”，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主人。 　　不仅是拥有一份独立生活的自豪，而且能够感受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那些纽带，才让他十分关切共同体的事物，关心共同体的利益。称之为“共同利益”，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所窃取，而是他们共同的福祉，即人人所能够得到的那一份保护。比如和平，外部的和平和内部的和平。任何生活创造，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加以保证，是难以想象的。对于共同体成员来说，当他们说——为自由而战，怎么能不包括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战？当他们说反对奴役，怎么能不包括反对不同民族之间的欺凌与不平等？当然，这样一个共同体肯定也不是排外的。就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能理解另一个自由的人，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自由原则，使得他们愿意去理解和接纳依照自己原则生活的其他人们，视他们为平等的伙伴和兄弟。 　　难道这不同样是自由和尊重的召唤，是独立人格的召唤？是的，眼下中国离这个目标很远，非常遥远，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静态的，在国家的疆界找“国”这个字的方框里面是什么，和能够有什么，全看我们怎么往里面放进去什么。国家的面貌和形象，取决于我们作为公民（主人）如何塑造她。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实际上，如今的人们，越来越体验到自己身上的力量，越来越参与这个社会走向正常轨道。在网上喊一嗓子，转发一个帖子，你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促使你这样做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利益。相反，在这种争取中许多人的个人利益，是遭到损失的。然而人们为什么原因这么做？是出于对于同胞的关切关爱，是对于共同家园的忧心忡忡，是对于这个民族未来的一份责任。一个人的自由，实际上也取决于周围人们的自由，取决于人们共同分享的自由的条件，不可能少数人先自由起来。 　　在今天，那些为了共同体内的自由去争取去抗争的人们，为了同胞不受欺凌而大声呼吁的人们，为了反抗独裁者反抗暴政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们，为了听从自己良心的声音而不得不说话的人们，真正为这片土地的未来而着想的人们，才是爱国者。爱国者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自甘为奴的人，更不是腐败者，不是压制和欺凌同胞的人，不是从自己同胞手里夺取土地和房屋的人，不是视人民为“蝼蚁”的人，甚至以爱国的名义投机谋取个人利益的那些人。这些人撕裂了共同体的纽带，破坏了共同体的精神和道德。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世界，我们自己也将许多问题弄颠倒了。当人们被环境所否定，便转而进一步否定自身；人们被环境所拒绝，也转而发展为自身拒绝；当他被环境所矮化，他也会进一步矮化自己，自我轻视和自我贬抑，甚至不自觉地走得更快一些。认定了自己是局促的，觉得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不足以发言，这实际上是强化和固化了这种局促，是帮助加深自己的灾难和损失。在自己附近弄出另外一些敏感词来，真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比如爱国，比如主权，比如领土完整。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像一个自由的公民那样行事，用两只眼睛看世界，而不是眯起其中一只。如果说目前尚缺少完整的公民身份，那么是否可以争取让它完整起来？一个年轻人从爱国开始，以爱国为起点，关心自己身外的外部世界，关心遥远的他人的遭罪和疾苦，这有什么不可以吗？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难道不也曾经具有一个爱国主义的起点，作为我们睁开眼睛的开始？作为我们与这个世界最初相遇的开始？ 　　认为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许多人的忧虑。实际上，民族国家本身，正是现代性诉求的一部分。它的现代含义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成员身份，以“国民”、“公民”、“人民”取代了“臣民”或“奴才”。当人们说起“公民”这个词，首先意味着他是某一个地方的公民，是在某个地方当“主人”，而不是任何地方。当然，起点上的东西，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东西；和平生活的条件，不能替换和平生活本身；共同的生活内容，不能代替个人生活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否有可能将它们并列起来，而不至于以一个压倒另外一个。事实上，台湾的保钓运动，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先声，使得更多的人关注自己身外的外部世界，加入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中来。有什么不可以呢？ 　　存在这样的反对声音：台湾的保钓，是民间发起，而在大陆，则是官方发动，意义不一样。是否可以这样说，不仅是做什么事情，还在于怎么去做。具体去做的纹理纹路，同意什么如何同意，反对什么如何反对，才镌刻和释放了具体的立场本身。如果你不同意官方及街头那样一种高调的做法，那么你可以就这个议题发展出自己理性、务实的表述，在晦涩混乱的时刻引入理性清晰的立场，重新塑造运动的新形象。 　　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那份联署呼吁。呼吁书的第八条写道：“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劳作，养育后代，参与社会事务及国家事务，拥有对于国家的主权，并拥有对于国家主权的一份发言权。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在政府处理主权事务时，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而不是把民众甩在身后”。 　　换句话说，我们的公民身份，不会仅仅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行为来加以激活，表达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是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争取一个公民的身份，和习得作为一个公民的经验。无论如何，需要这样一个共同的家园，只有他人也能够在其中安居，能够成为别人安身的地方，才能成为你的家。保卫邻人是保卫你自己。 　　不能因为他人的罪行或错误付出自身人性的代价 　　一些日本媒体来采访关于联署呼吁书的始末，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日本民众对于其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看法，从中得出的印象是：日本民众大都不觉得国有化钓鱼岛是一个什么问题。如果最近的争端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关注，那么，他们主要关注在中国城市一些街头发生的骚乱。他们对于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不解和恐惧。一位记者谈到了他不理解这个石原为什么拥有如此汹涌的人气。下面是他的个人观察：日本八十年代著名电影演员石原裕次郎是这位石原知事的亲弟弟，已经去世，但是人气旺盛。新的日本影星渡哲也被看作石原裕次郎的传人，因此，两代银幕巨星的追随者，都成了石原知事的支持者。这有点后现代娱乐社会的味道了。 　　“领土问题为什么要与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呢？”日媒记者替他们的民众不断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让我越来越陷入了沉思。两个国家民众的反应相差如此之大，明显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对于事情轻重的理解完全不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仿佛刚刚从战争状态中走出来不久，对于日本人仍然抱有对待当年的侵略者那样一种心态。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上写道：“我二爷就是被日本兵挑死的，村里好多老人都被日本人虐待过，虽说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提起日本人，都还恨得牙根痒痒，这种仇恨是永远无法释怀的。” 这种情绪很有代表性。 　　毫无疑问，日本方面首先要对这种怨气负起责任。就像我们在呼吁书的第二条中写道的：“不能否认，战后日本在承担历史责任方面，没有做到让周边国家的人们心悦诚服。在中国民间，始终存在许多积怨。首先需要面对这些积怨，然后寻找化解的途径。这一方面需要对于战争的过去有足够的认识，体现以德服人，另一方面，不能再制造新的争端，激发起本来就存在的怨气。”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观察问题的另外一些视角，并希望以这个视角来补充我们此前的认知。这便是——在处理战争遗留方面，我们自身是否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是否有一些重要的必须去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去做？比如战后某些必要经历的阶段而我们没有经历，某些必要采取的措施我们没有采取？因此才让这种“对日怨气”，如同我们民族记忆和民族生活中积存的淤泥，始终没有面对，也始终没有得不到疏通和释放。 　　我说过自己最早倡议建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但是我没有说过，作为南京大学的学生，之所以提笔给当时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写那封信，背后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我应该是从一位日本青年那儿，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那时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被混编进留学生宿舍。一个新年晚会上，一位日本留学生用不熟练的汉语对我说：他本来以为作为一个日本人来南京，南京人会对他如何如何（他做了一个手势，两只手臂从空中落下，意思是将他揍扁），但是他发现南京人什么也没有做，为此他感到惊讶。我不记得他是否运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词，但是肯定他让我明白了这个意思。当时来中国的，多是左派学生。他讲述的这个情况，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那一年（应该是1982年）报纸上突然登载了许多当年日军入侵的照片，普通平民在南京城里受辱受死的种种惨景，让人感到十分震惊。而同样感到震惊的是，此前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在那份倡议信中写道：“我在此学习了四年多年南京城，曾经是日本侵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场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经布满了亲爱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 肯定我不希望今后有人像我一样，是从日本人那里才能听说，我们自己应该讲述自己的历史。 　　那些被沉埋地下的面庞，她们绝望的眼神，绝望的躯体，为什么多年被死死封存，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是哪些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们在受罪？是哪些母亲和女儿？哪些父亲和儿子？哪些祖父祖母和孙儿孙女？她们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到底经受了什么？事情是吃过午饭发生的，还是吃过晚饭？是在家门口还是在胡同的巷子里？她们身上哪里疼啊，哪里最疼？映入她们眼帘的最后一片树叶，是从哪一棵树上掉下来的？所有这些细节，对我们无足轻重，对她们却非常重要。那是她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她们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后消息。 　　我们没有把受害者作为主体来对待，没有将那些死去的人们，当作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曾经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个世界的人们。他们是如此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是在某个时刻，生命的钟摆突然停止。而后来的我们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开口，讲述他们的遭遇和感受。我们将他们仅仅当作被动的。有两位曾经呆过纳粹集中营的作家——埃利·威塞尔和伊万·克里玛，都认为他们的写作是为了让死去的人开口。威塞尔认为自己此后只是为了那些死难者而活着。1986年，这位威塞尔因为通过写作“把个人的关注化为对于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小时候对于战争的理解主要来自电影。电影冲突在“日本鬼子”与“英雄主义”之间展开。故事的主线当然放在战斗英雄一边，“日本鬼子”也只能是陪衬。既然是英雄赴死，那肯定是慷慨激昂的，是一曲正义压倒邪恶之歌。脍炙人口的《地道战》、《地雷战》，更是带点喜气洋洋的抗日战争胜利的凯歌。然而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主体，那些深受伤害人们的故事，仅仅是为了说明“日本鬼子”的邪恶，轻轻点过，而没有站到他们的角度、他们的要求与感受来看世界。这些人普普通通，未必当得了英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进不了历史，但是难道因为此，他们就不被记载、不被关注？ 　　今年六月份我在北京访问了一位过路的法国学者石妮歌。她是在法国出生的波兰裔犹太人，70年代初作为受害波兰人的后代前往波兰老家，倾听前辈们讲述自己的受害经验。她对我说，西方国家也一样，战后人们将建设新国家和讲述战斗英雄的故事排在了第一位。作为受害者犹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是到了1962年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克曼的时候，有犹太人出席法庭作证词，开始启动了受害者本身的讲述，引发了以受害的犹太人为主的讲述历史的方式，尤其是那部著名的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浩劫》。随着1985年这部电影的放映，浩劫（Shoah）这个词也开始流行，这个来自希伯来文的词汇，更加能够释放受难者的处境，表达他们的悲惨凄凉，不存在救赎的可能性。（见《来自晚辈的倾听》《南方周末》2012年8月13日。） 　　同理，而我们如果仅仅用“抗日战争”来称呼那些年月，是否可能存在着遮蔽那些受害者本身的遭遇与历史？说到底，在讲述方式的背后，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普通人的生命和价值，需要重视籍籍无名的人们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而不要被历史的英雄挡住了他们的身影和声音。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后来变成了一个无法验证的抽象数字，对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身的历史传统是要承担起责任来的。 　　而政府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放弃战争赔偿的背后，是如何对待一个个普通百姓战争损失的问题，是如何记载他们的损失和痛苦感受。仅仅是来自官方的一笔勾销，怎么能够不让怨气转入民间，转入地下而不能释放？ 　　所有在大地上发生过的事情都不会轻易消失，即使再压抑，也仍然会通过某种方式顽强地释放。无数个人的细微遭遇，没有能够推动历史进步，但是却在我们的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上，留下了看不见的深刻烙印。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冤死的鬼魂，就像我们身边的空气，不停地提示我们，拉扯我们的衣裳，向我们发出某种召唤。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在路上遇见一位漂亮阿姨，中等个头瓜子脸。右嘴角上长着一粒黑痣，但是她站在街上又唱又跳，大人们说，她是在12岁时遇见日本人被吓成那样。没有人为她的损失和生活负起责任。我的祖母裹小脚，曾祖母也是。在“跑反”需要过独木桥时，她们没有能力走过去，便贴在独木桥上运用四肢爬过去。而且，脸上还涂着锅底的黑灰，需要将自己弄得丑陋万分。童年时祖母是我心目中的仙女，她的讲述令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联署是从一个理性的起点开始，我后来却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感性，越来越意识到在我自己身上，同样存在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我自己也属于抱有对日怨气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之一，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一些沉睡的东西在我自己身上苏醒，许多破碎的故事在我喉咙口拥挤，挣扎着想要跑出来。在微博上我写道，本来是想来解决问题的，结果发现我自己正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 　　当我们继承战争遗产，也同时继承了一个无主体的位置，即不发声的位置，被忽视的位置，被动的位置。说到底，是不需要让人体验到需要自己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那个无力位置。无边的愤怒从哪里来？从沉默中来，从不被开口中来。对于今天的许多人们来说，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危机，但是天生继承了这样一种无边的沉默，被压制的痛苦。它像一种野性的东西，在我们身上疯长。而如果再加上别的问题找不到出口，那么它就变得更加野性和狂乱。 　　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假如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在潜意识某些地方，有着这样一些阴影，一些被钳子夹住的部分，那么是否可以开始面对它们？并决定着手开始处理它们？如果我们不是想要继续生活在这种被隔离被排除的无语状态，不想成为怨气的囚徒，仇恨的奴隶，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动手想一些办法，让自己得到某种能够释放和解放？ 　　难道我们一定要让这份不幸的愤怒，原封不动传给我们的后人，让她们也世世代代生活在怨恨当中不能自拔？永远成为阴影之下的民族。一般人们称德国人在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上做得好，那么这也需要犹太人自己着手来做某些事情，需要他们作为主体，主动来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说到底——人们不应该因为别人的罪行和错误，令自己付出人性的代价，让自己从此失去人性的内容和力量，更不能因此而犯下同样的错误，成为下一轮仇恨或战争的当事人。 　　起码，当我们今天清醒地意识到存在于自己身上的怨气，于是就可以增强意识来限制它们，尽量选择理性的表达，而不是让身上的野性和狂暴将自己打倒。当我们前面表达了我们作为公民主体需要参与行使国家主权，发表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我们也应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主体：能够面对和处理自己问题，从内部将自己进一步解放，而不是等待别人。一个人越是成为主人，向主人一样行事，越较少怨气。 　　阎连科先生提到，“让政治归政治，让文化归文化”，“文化与文学是人类存在的最为深层的根须”，难道人的心灵（哪些淤积的东西）不也正是文化与文学特别关心的吗？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自己，包括让死者开口，不也是文化的使命吗？他们的生命是无法赔偿了，但是可以记住他们，在内心里来容纳死者，用心灵的方式祭奠她们，我们自己的心灵也可能变得宽广和得到疏通。 　　这样说，不等于说文化万能，更不等于单方面（从主观方面）来解决问题。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在解决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所有那些该做的事情继续照做，而且还要做得更好——军事的、外交的、各种民间途径的交流对话，包括在战争认错和道歉问题上，对于日本需要继续施加道德压力。但是，作为文化也好或者公民社会也好，需要想出许多聪明的办法，运用智慧来面对我们曾经遭遇的民族伤害，包括提供更多讲述和倾听的空间，让民众心理淤积得到缓释和限制。包括知识分子，不要一提到“帝国主义侵略”，就觉得与己无关。从我们的经验出发，与自身经验相沟通，才是理论创造性的起点。 　　从受害者主体这个角度，我们还应该想到，假如我们同胞之间互相不尊重，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怎么指望别人尊重你和考虑你的感受呢？假如我们互相之间不存在互相珍视和倾听，如何能指望别人来倾听和珍视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促进政府来尊重和倾听民众，那么也要建立民众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珍视的社会基础。这就又回到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中去了：不要歧视和羞辱他人。 　　2012年10月26日 　　为《纽约时报》中文网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