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2012年8月18日，在北京东郊宋庄举行的“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简短的开幕仪式之后，放映独立制作剧情片《鸡蛋与石头》。影片开映半小时，遭遇拉闸停电。前来看电影的人们，一下子全都坐在了黑暗当中。有人马上发微博说，这是“史上最短影展”，刚开幕就闭幕了。这条微博被转发近两万次。 　　实际上影片的展映并没有停止。它本来就没有固定影院，是在宋庄不同的艺术家工作室里放映，得益于艺术家们个人的支持。去年同期也发生过同样遭遇干扰的现象，开幕式原定的地点被取消，后来撤到了栗宪庭先生自己的小院里。这里本来是他的住家，现在成了栗宪庭电影基金办公室。这个基金会是独立影展的主办方。 　　继续展播当然继续受到压力。8月23日晚，在基金会办公室贴出公告，是栗宪庭本人用毛笔书写的，“接政府有关领导的通知，‘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提前于今日闭幕，特此告示。”落款为“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组委会”。 栗先生的字体很像他本人的风格，外柔内刚。 　　栗先生同时还说：“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因故停展’的告示是我写的，时过23年，又写了独立影像展的停展告示。无语……。”有人将这段话放到了微博上，但是很快遭到删除。那条传得很广的关于开幕式的微博，此时也尸骨无存。 　　即使这样，展映也仍然在不同的工作室里进行，观看的人们自有渠道找到地点。这就像一个人写了字画，请朋友到他家里观摩，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次参展的影片比较多，有近100部，超过往年，因而也来了更多作者。持续观看的人们中，作者占了一个较大比例，包括来自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不同地区。 　　展映影片分为实验、剧情和纪录片三个单元。8月26日上午，这三个单元的评委们集中到一起，深入分享了观片经验，评出了各自单元的获奖影片。这天下午，在艺术家方力钧的工作室里，展映了纪录片《三峡啊》以及《小站》。同时，栗宪庭电影基金办公室里举行了一个内部工作会议，主要是反省独立电影的道路。话题涉及独立电影的定位、特色、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及教训，纯属学术探讨。艺术家汪建伟、来自美国的电影学者张真、中国独立电影的先行者吴文光、张献民等出席了会议。 　　展映和研讨活动结束之后，26日晚间七点多钟，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及颁奖仪式。栗宪庭先生在发言中肯定了“本届影展闭幕了三次”提法（郝建语），在场的人们大笑不已。颁奖仪式之后，吴文光和文慧的草场地工作站成员演出了《回忆·饥饿》，以50年代末60年代的大饥荒为题材，演出深刻有力，长达三个小时，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高度赞叹。 　　听主办人员介绍，早在春节之后，有关方面就对今年的影展表示了关心。最多的时候，是十几个人“联合办公”，来与主办方进行商谈讨论。这实际上也给了主办方解释和辩解的机会，也是互相倾听和沟通的机会。上面的意思很明确，即停办。援引的依据，是2001年底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2号）。据称影展涉及该条例的范围很广，包括第一章“总则”里面的第二条、第五条；第三章“电影审查”中的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五章“电影发行和放映”中的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六章“电影事业的保障”中的第五十三条；第七章“罚则”中的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一条。 　　简单地说，所涉及的条款指向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影展需要正式报批给国家电影管理部门，获得批准方可举办；第二，用影展统筹张琪小姐的话来说，影片的内容涉及“煽动性的”及“社会阴暗面”的问题。 　　对于需要报批的要求，栗宪庭先生的解释是：这个影展是他个人工作室的内容，展映的影片属于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它们有着与电影工业、商业片、娱乐片完全不同的起点。因此，没有必要报批。也没有明文规定说，运用DV拍成的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拿出来给大家看，就一定需要报批。张琪小姐则介绍，她在与有关方面据理力争时说，这种影展即使办100期，也不需要报国家电影局审批。因为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样式，它就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而存在。这跟电影局审批的电影不是一个范畴的事情。 　　独立电影首先是一种电影传统，它主要与美学精神、资金模式及放映模式有关，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栗宪庭电影基金会于2006年成立。栗宪庭先生本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锋艺术的促进者，著名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他先是认识了一些做独立电影的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学画出身，后来陆续看了一些片子，感受颇深，觉得要帮独立电影一把。他想到的第一个赞助人是艺术家方力钧，方先生立即答应给十万元。但方同时提出了一个想法：愿意将钱给栗宪庭本人，担心如果栗从宋庄美术馆离任，这批电影收藏是否能够被善待，支持独立电影的计划能够得到继续。在这种情况下，随后其他艺术家逐渐进来赞助的这笔电影基金，便以栗宪庭自己的名字命名。这次影展主要也是由众多个人赞助。 　　这个基金会目前的主要项目有收藏独立制作电影、资助小成本的独立电影尤其是纪录片的创作、推广和发行。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举办两场独立电影展映，其中春天的那场（通常是五月初）为“纪录片交流周”，秋天（通常是十月份），最先的命名有“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北京独立电影展”，后来改为现在的“北京独立影像展”。原定于2011年5月初的“第八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停办。 　　目前全国的独立电影展映主要有这样几个平台：昆明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以纪录片为主，在云南这个多民族特色地区，拥有人类学纪录片的背景，两年一度；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一年一度，独立制作剧情片在这个平台上受到特别关注，同时有实验电影展播。新起的有《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周》，北京朝阳区的《北京新青年独立影像展》、西安的《亚洲民间影像展》等。这些影展都同时对外开放，来自国外的纪录片、实验电影都有放映。2009年我参加的“云之南”，东南亚国家地区的纪录片占了较大比例。 　　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像展”起步不是最早，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国独立电影展映的重要平台。她一直受到“关注”，2010年之后承受的压力更大了，这个应该与大环境某些气候变化有关。其他影展偶尔也会遇到干扰，比如2007年我担任评委的“云之南”，展映的地点从昆明移到了大理，通常这事关影展中出现某位“敏感人士”的作品。 　　如果实验、剧情和纪录片三项当中，选出一项能够覆盖其他两项，最能够体现独立电影的精神，那么只能是实验电影。实验电影更能够代表独立电影根基中不可缺少的那个东西，即追求影像本身的创新性。在《持摄影机的人》（1928，维尔托夫，苏联）这部影片中，你可以充分体验到手持摄影机的人，面对世界的那种新奇和惊讶的感觉，如烟火般展现的剪辑、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殊效果，将一个新世界呈现在人们眼前，摄影机成了人们“延伸了的眼睛”。 　　实际上，世界并没有改变，只是人们感知它的方式改变了。最终被改变的是人自身，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框架，是人们面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影像有多少可能性，世界与人们就有多少可能性。探索影像的边际和极限，也是探索人的想象力的极限及边际。如果说具有颠覆性，那么实验电影的本性就是颠覆，只是它所颠覆的是人们的视觉经验，观影模式。然而，这项在极地探索的工作，为一般人们所不熟悉不了解，实验电影的画面看起来奇特怪诞晦涩，不知所云。它有自己小小的传统和内行的眼光。 　　在宋庄这个先锋艺术家云集的地方，影展留出“实验电影”这样一个单元，真是太恰当不过了。艺术家们自己掏钱支持独立电影，提供自己的工作室作为展映场所，也应该有这个因素。在根子上，实验电影与先锋艺术是相通的，这也是现在更名为“独立影像展”的原因之一，必须包含纯粹是影像方面的探索实验。实话实说，这部分的内容如果拿到电影局去报批，恐怕没有人会看得明白，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尺度能够衡量。也实话实说，中国实验电影的起步较晚，实力较弱，这次影展上获“实验创新奖”的两个作品，作者都来自中国大陆之外：《瓢虫哀歌》（近藤聪乃，日本）、《所有的行都流出来》（林育荣，新加坡）。 　　这次影展，剧情片有了明显长足的进展，它是竞争最激烈的那个单元，无奈只有两个奖项，当选者只能是一个长片一个短片。章明、张真、陈翠梅三位评委深感不足，于是影展向组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在不增加奖项的前提之下，特别推荐几部影片，以资鼓励。最后评奖结果如下：优秀剧情片奖：郑阔的《南风》（长片）和陈莉华的《马拉自在》（短片），评委会特别推荐奖为黄骥的《鸡蛋与石头》、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和杨明明的《女导演》。 　　栗宪庭电影基金会还有一个电影学校，每年暑期开班，训练时间约四周。《南风》的导演郑阔正是这个电影学校2009年的学员。他毕业之后拍摄了两个纪录片《789站》和《暖冬》，《南风》是他去年在辽宁葫芦岛拍摄完成的首部剧情长片，这次影展也是这部片子的首映。郑阔声称他与共同拍摄的朋友孙杨都喜欢北野武、纽承泽，喜欢《教父》和香港电影古惑仔系列。他忘记谈到了他其实还喜欢《美国往事》，这部片子里明显有向《美国往事》致敬的细节，包括感伤的音乐及其他等等。独立制作一部黑帮片，存在多少难度啊，但是他们却完成了，影片放映时激起观众极大的兴趣。 　　在观看这部片子时，竟然令我时时联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电影审查制度诞生前后。电影这个东西，天生具有一种面向现实的本能，面向野性的当下现实，俗话说的社会的“阴暗面”或“黑暗面”。当年美国也是因为电影中突然涌进了大量黑暗丑陋的内容，促使了电影审查制度的诞生。与中国不同的是，那是行业协会内部的自律章程。这部《南风》几乎每走一步，都突破了当今中国审查制度的框架，但是却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警察包养妓女却不付钱，而是由妓女每月按时向警察交保护费；为泄私愤他在办公室里残忍地将一个小混混打得满脸是血，最终由更大的黑社会头儿出面摆平这件事。政府部门通过领导的秘书牵线，将拆迁的“钉子户”交给黑社会去解决。包括其中全裸的镜头，警察与妓女之间的S/M，那场在浴池里的砍杀，被追杀者裸体跑向了大街。这些显然为今天的审查尺度所不容，但是它们却绝对电影属性。对于电影人来说，这属于控制不住的电影本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出台电影的分级制度。不难估计，这部影片若是通过审查，票房虽不如《让子弹飞》，应该也会过亿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与现有审查制度的冲突，并不是提供独立电影的最终理由。更重要的是另类气质，在影像或精神方面的另类探索。这部拥有商业潜质的《南风》，可以看作“另类独立电影”：其中真实现实的成分，最终都笼罩在有关江湖的传说当中。细节是真实的，总体却是虚幻的。这样的片子只是暂时在独立电影中藏身，“借窝生蛋”，一旦机会到来，它就要飞走。 　　与《南风》的气质相反，评委会特别推荐的这部《女导演》，放在任何条件下它还是一部独立电影，是运用纪录片的手法拍摄的剧情片。片中的阿明和月月从导演系毕业等于失业，于是拿起摄像机互相拍摄，互为镜像。两位年轻女孩出语尖刻，针针见血，对于对方和自己一样不留情面，互相羞辱中保有一份互相之间的温情，有点伯格曼电影的遗风。然而镜头却不沉闷，明快流畅，风格锐利。在很大程度上两个女孩的表现，是在场的摄影机激发出来的。女导演杨明明本人也在片中演出，她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刘索拉、张辛欣。这部影片是在该影展第一次与观众见面。 　　开幕式上停播的是年轻女导演黄骥的《鸡蛋与石头》，已于今年2月份在荷兰鹿特丹电影节获奖，是一个农村留守少女被长辈性侵的故事，导演声称其中有些细节正是自己的经历。这是一部私电影，并不讲究事情来龙去脉的一般性交代，径直运用镜头语言，将受害少女的孤独、恐惧和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她的忍耐、梦想和成长。某些场景和细节的设计灵气十足，令人惊讶。十分突出的还有摄影，由黄骥的日本丈夫亲自掌机。 　　同样在这个影展上面世的还有这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导演柴春芽曾经是《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影片没有故事，主要场景由老人、少女、疯子、河流、山川、动物（驴、骆驼），皮影戏、传统戏剧以及回忆组成。初看上去，令人想起塔尔科夫斯基或者安哲罗普洛斯那样的“诗电影”，再看下去发现它其实更接近“魔幻现实主义”，是从荒芜破败的现实中，重新走出曾经有过的理想、光荣和辉煌，再现这片贫瘠的土壤曾经有过的恩典与呵护。尽管技术上还有些生硬，但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尝试。在放映之后的闲聊中，导演提到了《石榴的颜色》。这是拍摄于1968年的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 　　独立纪录片老将吴文光，独立纪录片导演赵亮（《上访》、《罪与罚》的作者）与我本人，我们三人共同担任纪录片单元的评委。参加展播的纪录片共有50部，其中有少数在别的地方展映过，绝大多数是这次影展首次露面。 　　纪录片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影像质量有比较大的提高，表达的方式越来越丰富，内容和视野越来越宽广。长达三个小时的《走马水》（田波、王苗霞），将民俗学、人类学的传统内容，与当下现实矛盾揉合在一起，呈现了黄土高原腹地一个村子的立体状态：在古老深厚的土地之上，上演一出小小的破绽百出的“现代戏剧”。两位导演不仅有拍摄意识，而且有放映/与观众交流的意识，提供了独立制作纪录片影像质量的新指标。 　　《生活而已》则是另一种不同的样式，也属于极少数派私电影。导演魏晓波将机器架到了与女友的饭桌前和卧室里，记录他们结婚领证前后遇到的一波三折。年轻人恋爱时充满锐气和一往无前的，但是回到现实，房子与钱成了两人结合的障碍，随时引爆激烈的冲突。没有人喜欢变成那样，但这就是现实。有人会觉得这个片子有点过了，拿自己出来露丑卖乖不值得，但是对于纪录片这头不知餍足的怪兽而言，任何真实对它都不嫌更多。 　　我自己有点偏爱一部50分钟的小片子《中国协奏曲》，导演王博是在国外学习电影的年轻人。他将镜头对准了2010及2011年的重庆街头，拍摄了当时遍地红歌的政治、社会景观，同时又有意识地对制造权力幻景的“景观”本身作出解构。当他拍摄街头群众演出时，把镜头集中在某个拥有笨拙身材和面容的人身上，直到让她释放出在浓妆彩衣之下的真实气息。这个片子属于作者的写作类型，比较自由；只是从街头采集来的影像，带有过于偶然的性质。片子里不断提到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我不知道，安氏的这部粉红色的片子若是放在今天我们的影展上，会不会给它得奖。影展播出的另外一部片子《安东尼奥尼与中国》（刘海平），这部片子沿着安东尼奥尼曾经走过的道路，又走了一遍。

萧功秦 崔卫平 高全喜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进入专题 ： 左右激进主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崔卫平 （ 进入专栏 ）   高全喜 （ 进入专栏 ）   等   　　 　　原编者按：本文系萧功秦先生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出版座谈会的纪要。 　　会议时间：2012年8月18日14：00-17：30 　　会议地点：北沟沿胡同28号《看历史》杂志社 　　会议主题：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出版座谈会 　　出席嘉宾：萧功秦、刘苏里（主持人）、周志兴、马勇、华生、黄纪苏、荣剑、白夏、笑蜀、王炎、李伟东、黄宝忠、崔卫平、高全喜、穆军、江荣生（排名不分先后，参照现场发言时间顺序） 　　 　　刘苏里：今天到会的，“老同志”多，年轻人少。三十年前就是这拨人拿着话筒，说了三十年，从黑头发说到白头发，“说事”似乎成了这代人的宿命。今天这个话题尤其跟这批人有关。围绕新权威主义争论，是80年代的事嘛，在座的王炎、荣剑先生都比较清楚，还有一些当事人不在场。我看了今天出席者名单，基本上没有两个极端的，此外立场光谱分布，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去划分，都比较均匀。 　　今天我受托来串场。书的作者就坐在我旁边，是我们熟悉的老战士、老朋友，出版者有两位代表也在现场，一个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宝忠先生，一个是“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我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多邀更年轻的人来参加，他们应该是主说者，我们应该变成旁听者。 　　闲话少说。书已提前递给大家了，好多人翻过了，即使没翻过的，只要这张脸摆在这儿，大体就知道他会说什么。80年代新权威主义争论，到现在已快30年，中间萧功秦先生有一些转变，书里写的很清楚。今天讨论会的主办方，还有共识网。先请周志兴先生代表主办方讲几句。 　　周志兴 　　周志兴：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话说，今天是8月18号，早上起来我就想着这个日子，46年前的八一八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那时候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天还没亮就到广场集合，几十万红卫兵等着老人家接见，46年过去了，这个日子还是挺值得注意的。如果说激进主义，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激进主义，刘苏里说到年轻人，当时在广场上的都是年轻人，所以有的时候光有年轻人也不行，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受到挑动的，而且年轻人也会做一些不理智的事，但是确实也需要年轻人。 　　上礼拜翁永曦在我们家，他就对我说，他说希望我找一些年轻人一起吃顿饭。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当年他们搞改革的时候，那时候华生也是改革的先驱和代表人物，那时候他也年轻，翁永曦他们都年轻，改革是在这些年轻人的推动下做起来的。他说能不能这个礼拜也找一些年轻人聊一聊，我说可以我来找，结果还没找他住院了，就没有找成。但是我认为他的思路是对的，从我们改革的经验来看，需要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会成为改革的动力。刘苏里的话有道理，我们这些人30年后还在讨论，但是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不带你玩，人家自己在那讨论，再过30年他们可是还是这些话，30年前也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把这个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这个圈子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是我们要做的。 　　同时看这本书，我们同样要做的就是把各种思想的人融合在一起，其实我不是很赞成左、右这样一种简单的定位，但是现在又找不着特别合适的词来形容它。所以我们还只能说左、右，我们做了一个共识网，做了一本领导者杂志，特别是共识网，他的名字就决定了是要争取能够大家取得更多的共识，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认识更多不同思想的人。包括我受尚红科之托，我也请了韩德强，德强给我说要出差，就没有来成，当然我还请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是因为出差没有来成。但是我觉得不同的人要经常在一起交流，左派、右派和中间状态的要在一起交流，我们不同的人也要在一起交流，左派的、右派的、和中间状态的要在一起交流，同时我也认为我们不同阶层的人也要在一起交流，学者、企业家和官员。我们今天会的缺陷是，企业家和官员没有了，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急躁，我们还是要慢慢来推进它的改变。这就需要大家多交流，互相了解想法。今天这个会是尚红科他们的出版机构，还有浙大黄博士他们一起来做的，我们就是出来做个场子。我记得去年张木生那本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也是刘苏里在当主持人，他说了一个观点说不想当主持人，当了主持人没办法吵架了，我认为你当了主持人还可以吵架，实在不行我替你主持，我就说这些。 　　萧功秦 　　刘苏里：谢谢老周。我忍不住的时候，就把话筒交给你。下面请作者萧功秦先生做一个主题发言。 　　萧功秦：过去参加过很多学术讨论会，那么多朋友聚到这里来评我的这本书，这样的场合我还真是第一次。我的第一本书《儒家文化的困境》是1986年出版的。到现在已经26年了，这是我的第九本书，和前八本书相比，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更直接的现实关怀，更切近当下现实，它的理论和学理色彩更少些，更具可读性。但这并不是感想式的议论，我深信，我是把自己20多年来对历史与政治学的严肃的理论思考，融合到了我的这些文字中。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大部分是由访谈录与讲演稿构成的，提问者的问题是鲜活的，他所感兴趣的问题，都是当下读者所感兴趣的现实问题，是对转型中的困境与摆脱困境之道的彼此交流与讨论，这使得这本书的现实感特别强，我想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中心意思，那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克服焦虑感，超越左右之争，第二句话是坚持中道理性，第三句话是，迎接共和国再改革时代的来临。我的总论是在这本书稿基本整理完成以后写成的，四十六页，整整写了四个月，把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都概括进去了，这个总论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写得最长的文章了。 　　总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思考了很久，那就是中道理性本身具有这样的两难矛盾：当社会矛盾并不严重时，治国者往往对中道理性不重视，依然故我，丧失了温和改革的时机，当社会矛盾发展到极其严重时，治国者确实是想采取中道理性的原则推进改革了，然而，此时恰恰到了受治者最容易受激进革命的吸引的时代。清末的新政改革就是如此，这是各国集权体制现代化历史中往往发生的悲剧。中道理性的悲剧在于，在前一阶段，当权者不听，在后一阶段，老百姓不听。在书中我引用了严复书房里曾经有一副十六字的对联：“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表面上看，这是严复对自己中道思想的自信，从更深层看，这正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激进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一个不得志的思想先驱者的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下面，我先把总论的意思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谈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形成的现行政治体制模式，这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关键。我们都生活于其中的体制，是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后革命型威权政治”。它从革命体系中演变过来的，它吸收了很多革命时代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用来再建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下的威权政治，通过这种威权政治来推行中国的现代化。我有时把它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指的就是它是以特殊革命体制转型而出现的模式，而这个现代化的模式，就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模式，它的优势是利用革命时代转化过来的组织资源，重新形成现代化的动员系统。应该说中国30年的发展变化是举世瞩目、不可否认的，从我们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自洋务运动150年来，国人梦寐以求的那个富强的目标，至少可以说在向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这一种体制在我们发展过程中，的确有其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这一点我想谁都应该充分肯定。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后革命型”的威权政治，有一种先天性的弱点，这个弱点是所有的经由“维新路径”转化过来的体制模式都具有的特点，那就是，它和旧体制、旧观念与旧的意识形态思维的剥离能力很弱。这也很容易理解：它要利用原有的体制和文化资源，来建构它的动员能力，这样，它本身和旧体制的剥离能力就一定是很弱的，这是必然的现象。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它的自我创新能力很弱。 　　问题就在这里，当这个社会已经日益多元化，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发展创新能力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与社会结构时，体制的惰性就约束了改革向前发展的动力。再加上官僚体制本身所具有的习惯惰性等等因素，使得中国的改革，一旦陷入困境，就很难通过改革来克服，而往往只能通过强化体制的刚性控制力来解决，治理者往往还认为这是我们体制的优势。实际上从目前看来，久而久之，我认为现实中存在五种积重难返的基本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威权政治自利化的倾向，第二个是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化，第三个是国富民穷，第四个是国有病的困境，第五个是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所有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具体内容书里都有，就不再这里重复了。这五大困境合起来，产生的社会矛盾积累，就形成了目前出现的一些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崛起。一个是要回到文革方式上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激进左派要用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打倒走资派的革命来解决困境，另一种就是要来一场茉莉花式的自由主义革命，换一句话说，就是激进的西化主义思潮。这两种激进主义都力求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条，作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方向的历史选择，这是2003年到现在10年里面越来明显的倾向。 　　应该说，左右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我们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辛亥革命到共和国的改革前时代，左的激进革命思潮和右的激进西化思潮，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从价值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话语系统、意识形态，我们中国过去都有左与右的激进主义遗产，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它们就很容易被激活起来，并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选择，这就是“死的抓住活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还是用简单的维稳思维来应对左右两极的巨大的挑战，而是不能够真正地切实地解决问题，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积聚，愤无所泄的人们就会被左的或右的思潮所吸引，接着就会进入左右之间的社会拉锯冲突，在左右拉锯战中，社会将走向分裂，这些年来，左右之争正开启着这种接锯战的序幕。两股激进势力各有它们的意识形态话语、理论、价值信仰，各有它们在民间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甚至可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魅力”。在左右激进主义的“革命”冲击下，中国倒退到乱世中去，倒退几十年是决不是不可能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已经被清末以来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所证明并为大家所熟知的。 　　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我们要警惕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三种危机类型。一种是茉莉花革命模式，第二种危机就是新文革模式，第三种是左的思潮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极端国家主义模式。根据我的研究，极左的东西在危机条件下，很容易蜕变为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只要读读几年前的《中国不高兴》，你就可以感觉到左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的思潮已经在现实生活存在了。事实上，二战前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家与青年军人，许多原来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分子。例如北一辉，当他把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与对内反对财阀资本主义结合到了一起，就变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历史教训，中国人一定要记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种中道理性的原则，中道理性强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渐进原则，通过在威权体制下面，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来化解社会矛盾。 　　中道理性的第二方面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变一元整合为多元整合，通过发育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的多元整合方式，来辅助威权政治，从完全的一元整合，变为一元整合为主，多元整合为辅，再变为多元为主，一元为辅，最终实现执政党领导下的宪政民主，从而化解社会的矛盾，迎来中国的民主富强时代。 　　中道理性的第三方面，我强调的是多元试错，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在困境的一些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公民社会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观三十年的历史，总体上来说，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走歪，它目前的大方向基本上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一般逻辑的，很多研究后发展国家的学者指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逻辑，和发达国家有相当的区别。我觉得中国可以通过五步逻辑，从后革命的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 　　第一步就是邓小平已经完成的，改革派掌权，第二步就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这一步就是江泽民、朱?基时代做的事情，只有经由改革者掌权，才能做到经济转型，只有经济转型，才能经济起飞，到20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是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的。 　　第三步就是民生工程，只有经济起飞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8 页： 1 2 3 4 5 6 7 8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 崔卫平 的专栏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左右激进主义   

崔卫平：原罪与重负 进入专题 ： 原罪 重负    ● 崔卫平 （ 进入专栏 ）   　　 　　拿到“我的三十年”这个题目，脑海里竟然不断浮现出弗罗斯特的那首诗——《未曾选择的道路》。诗里说到在落叶铺就的金黄色树林里，从某个地方岔开两条小路，说不出来这条路更好，还是另外一条。但是“一个过路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因此，另外一条小路，就只有让它停留在永远的寂寞中。 　　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还是太年轻了，不会想到在自己身旁，躺着另外一些无声的道路，更没有想到一旦踏上眼前的这条，它们实际上是“一条接着一条”，不停的朝前延展，一直把我送到无法返回的今天这个地方。 　　一般人们都会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或者说如果重来一遍，还是选择已经走过的这条。然而我却对此抱有迟疑。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正确，很多行动或决定，与其说是主动选择的，不如说是情势使然。肯定存在一些大限，为一个人、一代人或者几代人难以逾越。意识到这些局限性，不是为自己开脱，而是保持一种警醒。 　　有些事情现在说还是太早，但是我至少可以梳理出一个思想过程，我的行动是以思想作为序言的。 　　 　　一 　　 　　我说过1978年春天我们进校时，正赶上思想解放时期，那是一个枯木逢春、千舟竞发的年代。每天传来许多激动人心的新发现，被掩盖已久的真相得以见天日，沉埋多年的冤案得到平反，被扭曲的正义得到伸张。那时年轻，正处于思想和感受最为活跃的时期，所受到精神上的感染鼓舞是极为深刻的。 　　然而实际上也伴随着深深的焦虑。我们普遍接受了“党和国家走了弯路”这种说法。显然，一小段历史的弯路，对个人造成的损失，却是惨痛无比的。对我个人触及至深的，不仅在于一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已经永远地沉埋地下；也不仅在于一些人被排斥到边缘，比如当右派的人们，他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在于一些始终有机会在工作、在出力的人们，当他们回头去看自己的“工作成果”，仿佛被别人做了手脚似的，完全不属于他，他也羞于承认它们，这种事情令人丧气。 　　他的努力白费了，他的生命被浪费。本来他觉得自己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但实际上只是徒劳无益，甚至有害。尤其是他还活着，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徒劳，眼看着自己的生命被劫走。比如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在一个阶段之内他只有服从于当时的政治，不管他有多大的才华。结果发现那原来不过是一堆废纸，但当时也可以说是融入了他的“心血”。 　　比如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人。年轻时他相信自己所追求的是一个光明的世界，于其中肯定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没有弱肉强食，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他还认为越是克制自己，甚至不惜为他所追求的目标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样的好世界就会早日到来。他当然想得过于美好了，但是无论如何，几十年后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破坏荒芜，还是令他始料不及。 　　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对于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当然会有敏感与认同，潜意识中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像那些学术前辈，将自己整整一生的才智性活动给浪费掉了，到头来两手空空。然而有一个东西暂时埋藏下去了，这便是：我自己毕竟也是在那种封闭的机关院子里长大的，对于朝夕相处的前辈，实际上有许多不自觉的同情和认同在内，暗地里为他们个人的命运感到叹息。 　　父辈革命者的真诚毋庸怀疑。但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走向了自己当初的对立面？如何不去重复他们的盲点、他们的不幸？如何不去复制他们的失败、复制他们两手空空的结局和命运？由于血缘的及精神血缘的联系，让我无形中仿佛背负了一种“原罪”。这是后来慢慢意识到的，而这应该也是我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一份焦虑及重负。 　　我后来也反省过坐在1978年的课堂上，我们也许拥有的某些“原罪”。“原来我上的就是陈先生(陈寅恪)、罗先生(罗振玉)、胡先生(胡小石)不教了的那个大学！我的老师们是站在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被迫离去或含恨辞去的那个讲台上教我！我必须对我作为一个后来者身上承受的这份后果负责。”(《批评的限制和我们自身的限制》，1997) 　　担心一辈子被浪费掉了，我们当然急于寻找另外一些地方去扎根。 　　 　　二 　　 　　如果不是按照传世作品来衡量，那个年代应该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年代，我指的是人的发现，人的觉醒。这之前批了若干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倒退到了偶像崇拜的年代。 　　无数践踏人的生命及尊严的做法表明，在人们将领袖赋予神圣至上的同时，就允许自己跌入了野兽般的疯狂野蛮，置身于一种脱离实际的妖魔化幻境。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是一种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宗教的阴霾被扫除了，人们突然认识了自己，也突然地认识了自己周围的人，一切都获得了现实的、有说服力的说明”。(王润生《人性与道德》)这个人道主义甚至还不自量力地扮演起当时社会的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以及比如心理学等一切学科，成为这些学科的替身。因为它们有些在“十年浩劫”之前就被取消了。于是人们分析问题，衡量事物，都需要放到“人”的天平上称一称，看看是否符合人道、人的尊严及人的基本要求。 　　比较起“伤痕文学”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个话题更能吸引我，那的确是一个修正主义的企图，是一个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矫正视野。假如人们空谈了许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但却并不关心马克思实际上所说的，这里面是否还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在那个年代，马克思还是我们了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从马克思这个地方进入，可以进一步上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启蒙思想、莎士比亚、文艺复兴直到古希腊的思想艺术。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四年内她将南大文史哲图书馆里的小说全部看完了，而我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却与她相反，尽量找一切理论的书来读。“人本身”，是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最基础、也最富有生长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一个“回头”、“返身”的动作，即返回到自己身上。一个人认为除了感到世界是存在的，他也能够感到自己也是存在的；除了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力量，他也能够感受到来自自身的力量。他不能把自己排除到世界的存在之外，别人也不能这样做。以这个为起点，这才有了我那段在网络上流行的话：“你所在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当然，从起点走到这里，还要经过一系列过渡，有许多别的东西加进来。 　　我从马克思那里，还学到另外一些东西包括人的“潜能”、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条件”以及“异化”。其中一些也是从别人那里抵达马克思的，比如“潜能”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我做文学批评、电影批评时，也未敢忘记从人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分析人性的种种表现。 　　然而尽管这样，对于现代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在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缺席之后，一个社会是如何整合的，几乎仍然是一张白纸。有关宪政、民主、法制、人的权利、公平公正这样一些概念，是更为后来才慢慢习得。 　　1983年有一个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只有短短几十天，然而它对于我个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这之前，我或多或少与主流意识形态还有一点关系。但是在取消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之后，当时觉得如果继续走这条道路，直接等于始终担心的那种徒劳。 　　 　　三 　　 　　疏异感是从更早时候开始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意味着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充满喧哗与骚动，我只有孤独地张大嘴巴，无声地看着这一切。即使想去理解，想去接受或者反对，都是不可能的，我的力气也跟不上。结果世界在一边，我在另一边。这也许帮助造成了我的这种性格：表面上挺随和，不动声色，不起波澜，但内心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完全有自己的节奏和颜色。激烈反抗的时候只有我自己的脑门知道里面所发生的，外人看不出来。这个小小的内在世界对我本人已经足够，因此我很少感到那种强烈的匮乏感或饥渴感，于是能够将两个世界弄得井水不犯河水，让它们互不干涉。1984年底我进电影学院时，就知道立志当一个“灰色人物”，除了好好上课，不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将自己积攒了起来。 　　这里面肯定包含了一种对于世界的某种不信任，不像我现在，仿佛信任多了一些，态度比较积极一些，这也许只是幻觉。这种潜在的拒绝和不信任，感到周围环境是一个疏异的和令人气闷的场所，是我们在80年代广泛接受所谓西方现代派的基础。当时我们也找不到别的途径来释放，对于政治已经不抱希望和丧失兴趣。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包括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这些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在战后西方发展起来，我们算是补课。 　　其中也有直接与我们所处的革命传统进行对话及反驳。比如加缪的戏剧《爱与正义》，在富有正义的刺杀活动中面临伤及无辜的时候，年轻的革命者退缩了，手段与目的必须统一。再比如萨特的《墙》与《死无葬身之地》，涉及了抵抗战士的恐惧、怯懦及毫无出路，这种看起来沉沦的经验，更能够抵达一个人自己。还有，这批作品中充满着称之为“反英雄”，这些人物不仅嘲弄世界，而且以同样的力度嘲弄自身；在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同时，与自身也保持应有的距离。他们不仅不去迎合这个世界，也不讨好自己。这些作品完全区别于浪漫主义，反对Kitsch(自媚)。 　　前几天在一个活动上，我又看了一遍伯格曼的《野草莓》。主人公当了五十年的医生，正在前往接受一个荣誉学位。按说这人拥有成功和光荣的一生，然而他在一路上回顾往事时，体验到的却是焦虑、疏异、孤独、被拒绝、不被理解这些情绪。不论从内心到外表，不带一丝油彩，没有一点包装。这些人活得多么真实啊。他们与自己的真实之间仿佛有某种秘密通道，始终处于真实当中。阅读这批作品时。那些潜在的焦虑也得到了某种认可和释放。换个角度看，它们也被强化了，变得更加焦虑。 　　这部分沉淀下去的经验，后来在介绍哈维尔的时候，得到部分释放。哈维尔从荒诞派戏剧里吸取了不少东西，他称自己为“荒诞的理想主义者”，经常像观察别人一样审视自己的行为，除了对这个世界发出警告，同样不停地对自己提出警告和惊醒，这些都是吸收了战后的文化精神。李慎之先生曾经说哈维尔“后现代”，说他的文章绕来绕去。一个具有自我怀疑精神的人，当然不会用那种独断论的口气说话。 　　上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特殊的时期。当这个时期结束时，比如 1989年春天，我正与电影学院的同学们一起阅读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用“疏异的个人”来形容我的思想面貌，是比较恰当的，或者干脆用加缪 “局外人”。记不清多少次在课堂上向同学们推荐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 　　我的朋友说我是从“消极自由”走向“积极自由”，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我生命中的某些底色或密码被隐藏起来。来自一个“以人民为信仰”的家庭，却仿佛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并且跑离得够远的。然而它们肯定没有浪费，而是以其他的方式渗透到我后来的工作中去。起码我深知，我自己的行为其背后的推动力不管是责任还是焦虑甚至是某个偶然因素，但肯定不是任何高词大语，“历史前进的方向”或者“主流”、“大潮”等。那些宏伟的东西带不动我。 　　 　　四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我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远远超过公共领域，但却很少被人们谈起。这么多年以来，我也努力使得它们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比如出版了一本《正义之前》(2005)的书，马上就想到要写作一本关于中国电影的书(《我们时代的叙事》2008)；出版了《思想与乡愁》(2010)之后，又给自己制定计划写一本外国电影的书(《迷人的谎言》，2012)。有时候非常困扰于是着手是写一篇专业文章呢，还是写一篇有关社会政治的文章。为这个迟疑犹豫长达两个星期，而这么长的时间，任何一篇文章都可能已经完成。坦率地说，这两方面的写作对我同样有吸引力，同样能够释放我头脑中那些翻滚不已的东西。 　　我还从英文翻译过一些东欧诗人的诗作，偏爱捷克诗人(也是生物学家)赫鲁伯的这一首《发明》。诗的风格幽默诙谐，虚构了一个古代的年终大会，人们数着一年当中的种种发明，尤其是对于国王的贡献，结果最后一个人站起来说，“今年持续的失败/拖住了我的脚步。全盘皆输。我经手的每件事/都不成样子。”后来弄清楚，这个人是“阿基米德”。这首短小的诗歌，同样在处理权力与真理、成功与失败、荣誉与孤独这样一些重大的主题。在东欧艺术家那里，这种美学与伦理的高度融合，深深吸引了我。 　　翻译哈维尔完全是一个偶然。阅读哈维尔时，首先给我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崔卫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原罪 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