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

孤岛客 | 武汉一母鸡竟直接下出熟鸡蛋引市民围观

一周语文‖2013〈31〉‖2013-7-29~2013-8-4 右 为本周单字“拘”。汉字“拘”为会意兼形声字,篆文从句(钩止),从手,会制止之意。《说文-句部》的解释说,拘,止也,从句,从手,句亦声。本义是制止,引申义有扣押使不自由、约束、限制、拘泥、拘守、不知变通等。 本周,歌手作家吴虹飞微博事件有了新进展。7月21日事发后,吴虹飞警方刑事拘留。本周三,“吴虹飞的辩护人发布消息称,吴虹飞已从看守所转至拘留所,并将于8月2日被释放。”这个消息的实质信息即从“刑事拘留”改为“行政拘留”……事件的来龙去脉可参见 这里 。 “刑拘”与“行拘”的不同,除适用对象不同、法律性质不同、处罚目的等不同外,还包括羁押期限上的差异。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涉及法律理解、法纪不彰、法律执行、权力失范、言论自由等诸多方面。 ————————————————————————————————————————— ● 「 椅男 」 来自知乎日报本周二作者朱妍桥撰写的一则小文,原题“ 没有围墙的大学是如何管理外来人员的 ?”文章里回忆常年坐在SUB一把椅子上的一位流浪汉。“据说他有很惨的故事,女儿老婆车祸十年前死了,捡瓶子为生,但都是传闻,谁都没有深究。”“去年春天他死了……SUB保安在校报上把他称为一个老朋友。然后那把椅子空了,情人节期间,正好是到处卖花卖气球卖贺卡的时候,可是学校花和贺卡最多的地方变成了他那把椅子”……在我看,这个故事超越通常所谓“怜悯”之类,而更像是个惺惺相惜寓言。对于灵魂而言,流浪才是主题吧。 ● 「 四个弯儿且无重音好像在和对方商量 」 语出饭友贾行家饭文:“东北话语音方面进化过度,语义方面过于简陋,造成我操一嘴东北普通话常惭愧。好处是东北语音骂脏话适合,在北京听一个土著天骂,‘操你大爷’要拐 四个弯儿且无重音,好像在和对方商量 ,着急。” ● 「 烧烤模式 」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近义词还有“全国统‘烤’”等。据《新京报》周三 报道 ,“在马路上煎蛋、烤鱼的景象,近几日已不是奇闻。网友戏称,三分之一个中国进入了‘烧烤模式’”。在实际语用中,“烧烤模式”一词同时也成为“高温橙色预警”口语版。“我和烤肉之间只差一撮孜然”“我和扇贝之间只差一头大蒜”……描述或宣泄“烧烤”体验,前两句传播度极高。 ● 「 只有臭水沟才会滋生蚊蝇 」 语出评家老魏。针对气功大师王林事件,老魏在文章里写:“ 只有臭水沟,才会滋生蚊蝇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便会出现异端邪说,这就是‘怪力乱神’的道理。” ● 「 量化自我 」 来自评家陈一斌周二博文,原题“‘量化自我’与 15 世纪探险热潮的隐秘联系”。“所谓‘ 量化自我 ’就是将自己抽象为一连串的数字,而数字就意味着有始有终,就好像地图上的经纬线,它不会在无垠的空间中没有着落,而是一个坐标,有着 X、Y、Z 三轴,来确定位置。而每当一个东西可被测量,那么它就会激发人们的探索欲望,并源源不绝地发掘其中的秘密。” ● 「 太烂了,真好看 」 来自外滩画报本周报道,语出作者Kyd的报道。谈及7月初在Syfy播出的新片《鲨飓风》,Kyd介绍说,这“是一部让大家直呼 ‘太烂了,真好看 !’的电影,经过精心的营销炒作,(《鲨飓风》)演变为社交网络上一个热点事件,堪比国内网民在微博上谈论《富春山居图”……这种“太烂了真好看”式的矛盾观感与“雷剧”“坏品味消费”诸概念貌离神合。Kyd的报道还顺便提及桑塔格词典里的关键词之一“坎普”(Camp)——“一种以是否使观者感到荒谬滑稽来评判作品迷人与否的艺术感受。” ● 「 美腿广告 」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据《广州日报》 报道 ,来自英国媒体的消息说,“‘美腿广告’目前正在东京兴起,广告发明人英冠渥美为此成立了‘机智’广告公司,据称已有超过3000名年轻女性报名要当模特……应聘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容貌出众,且在社交网络的粉丝或朋友数量超过20人。模特们每天需要在街上行走至少8小时,日收入约65美元一天。”“除了‘美腿广告’外,利用人体的其他部位的奇异广告也都在异军突起”,如额头广告、发型广告等。 ● 「 除了莫言至少还有叶兆言 」 来自编辑波斯蜗牛微博,语出作家叶兆言新作《动物的意志》 腰封 文字:“中国具备夺取诺贝尔文学奖实力的作家不止一个,除了莫言,至少还有叶兆言”……点评这段腰封文案,波斯蜗牛写:“好悲催的腰封文案,莫老师和叶老师看了都不能怎么受用吧。”叶老师果然 郁闷 :“新出两本书,编辑希望转播,一直忍着,所以忍,因为郁闷。一篇小文章中,我曾经写到,‘书的腰带又不是裤带,不束好就会有伤风化地掉下来’”。 ● 「 分手相 」 语出作家稀饭的饭饭文:“全世界最难看的,不是吃相,是 分手相 ,旁观一个,恶心半年。” ● 「 宁愿在巫译生硬的句式里想象一下美式美文里那颗漂亮的子宫 」 语出作家小宝本周专栏文章。文章比较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乔志高译本与巫宁坤译本的接受史。谈及小说收尾最后一句“He came alive to me , delivered suddenly from the womb of his purposeless splendor.”小宝写:“巫译显然不如乔译准确流利。可是我还是选择放弃对肚脐以下皮囊以内器官避之唯恐不远的中式美文, 宁愿在巫译生硬的句式里想象一下美式美文里那颗漂亮的子宫 。” ● 「 私暴力 」 语出专栏作家老愚新文,原题“私暴力时代行事准则”。老愚在文中写到:“盛夏七月,爆炸连着利刃搅动了中国。无指向暴力之剑悬挂在每个人头上。国家在那儿委屈了某人,其他人便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国家暴力与 私暴力 是一对孪生兄弟,当司法制度崩溃、强权者不再跟弱者讲道理的时候,私暴力将不可避免地泛滥。” ● 「 干爹已为你消费134722元超过了全国35%的郭美美 」 语出评家快刀青衣周二博文,博文主要介绍“面部识别”技术,通篇以“大话”口吻贯穿,生动俏皮。说到“刷脸消费”,快刀写:“创立仅半年的芬兰公司Uniqul让很多人的梦想成为了现实,那就是‘刷脸消费’。现在只是在芬兰赫尔辛基地区试运营,不过这不能阻碍我们的美好想象。我只用站在自动售货机面前,它轻轻的看了我一眼,就不假思索的吐出一盒唐师傅红烧牛肉泡面。而一个长发飘飘身材姣好的女子挎着一个大腹便便的干爹,机器轻轻的扫了一眼,就吐出了一个LV包包外加一句善意提醒,‘ 干爹已为你消费134722元,超过了全国35%的郭美美 。” ● 「 13语文第七季 」 ◎ 安妮宝贝人家用凤仙花染指甲,用指甲油的文艺女青年被甩出几千里了好不好。安妮宝贝微博下面的评论太有意思了,体现了文艺女青年的单一性,她们的发言都是在比谁说的更臭更长更让人看不懂。(女流氓.exe) ◎ 德国历史学家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会再有了。”(素湄转自D5大生活) ◎ 后悔是后悔者的皇帝新衣。(苏隐衡) ◎ 甲:“唉呀那棵树好孤独呀,就它一棵在那儿。”乙:“哪儿呀,它身上树叶和树叶在说话,吵得很。”(椎名曦欢) ◎ 今天看了两条消息:一条是中国淮河以北的人比以南的人平均少活五年;另一条是外国科学家研究发现,一个人如果保持每周做爱两次的频率,可以比每周少于两次的人多活五年。前者是卖口罩的人说的,后者是卖安全套的人说的。总之都是让你们掏封口费的。(带三个表) ◎ 苦逼加牛逼=二逼(鸝.se) ◎ 毛泽东和蒋介石开车刮蹭了,毛下车看了看,从车里拿出一瓶茅台,对蒋说,人没什么事就好,老哥来,喝一口压压惊。 蒋接过酒,豪爽地喝了几口,把酒递给毛,来,你也喝几口。毛说,不了,我现在不喝,等交警来了处理了再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保障和源泉。(王喆1212) ◎ 某监狱,一小偷问:“哥,你们几个都是因为啥进来的?”雷政富:因为裸照。李天一:因为打炮。刘志军:因为钞票。白培中:因为被盗。杨达才:因为微笑。小偷听后感慨:这是什么世道,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坐牢。(教父他爹转) ◎ 平庸在中国人所占的比例已经小于愚蠢了。(onehow) ◎ 气功忽悠的是中老年人,星座忽悠的是青少年,同样是忽悠,练气功的老是前赴后继地被原形毕露,玩星座的却从没崴过脚,有时玩好了还能成为达人 。仔细想了想,也可能是练气功的太自以为是,从不看自己的星座运势吧。(9度秋裤) ◎ 人民日报说:少数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我觉得,信鬼神比信马列更有科学依据。官员们真信鬼神,其实是不错的。(连岳) ◎ 任何社会,有两样东西不能流动……那就是权力和贫穷。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财富和人才,而只有权力和贫穷,那么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呢?人们可以从今天的朝鲜看到一些这种社会的影子。(肖锋转郑永年) ◎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比空调还要伟大的发明的话,那就只能是空调遥控了。(老舞) ◎ 如果你觉得我哪里不对,请一定要告诉我,反正我也不会改,你别再憋出个好歹来!(佚名) ◎ 天然气涨价没有道理:北京的空气稍微加工一下就是天然气了。(陶景洲) ◎ 汪峰:“你来这个舞台,选这首歌,可以跟我讲讲你的初衷吗?” 辣妈:“铁岭一中”。(KaNgKaN) ◎ 王兴:歌都是骗人的,安和桥下哪有清澈的水?夜骸:歌词都是骗人的,用一张假钞哪能买到买一把假枪? ◎ 微信朋友圈里的三大春药:自拍、失恋、去远方;两大二逼:晒车、聊骚;一种贱人:“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留几手) ◎ 武汉一母鸡竟直接下出熟鸡蛋引市民围观。(回床师) ◎ 先有王大师还是先有信徒,也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命题。我倾向先有信徒。亟需被骗的人积累到一定程度,街上随便哪个变戏法的都能化作大师。(贾行家) ◎ 小兵张嘎在路边摆摊卖瓜,看到胖翻译官走来,没有拔腿就跑,反而大声吆喝。胖翻译官只是蹲下来吃了只西瓜,一没有驱赶,二没有收苛捐杂税,更没有把卖瓜者殴打致死然后抢夺尸体。现在想想,《小兵张嘎》完全是一部美化敌人的反动电影。(佚名) ◎ 醒着的时候,没有人不喜欢开阔;昏睡的时候,没有人不惧怕开阔。(王金牙儿) ◎ 杨澜说:曾经听白岩松说过:柴静失踪前最后一句话是:别忘了乔布斯的那句教诲:比尔盖茨曾对我说:巴菲特说过:中国有个大学者叫做鲁迅。他说:永远忘不了胡适的谆谆教诲:子曰:永远不要相信名人名言。(佚名) ◎ 要是电视台不管着,我就开个节目叫“负能量”,模式简洁明了,每期仨嘉宾,素人明星不限,一个个上,上来就说我觉得谁是sb,我为什么觉得他/她是sb,然后做外采,采访被骂的那个,说谁谁说你是sb,你想反骂回去还是要解释一下?然后现场给骂人的那个看外采,问你是否依然觉得那人sb,为什么。(王金牙儿) ◎ 有时候会把马克吐温念成马克吐槽……这是病,得电。(南锅) ◎ 在北京好多年了,有个事特不理解,别的城市到处看得见擦鞋的人,北京硬是一个也没有。最开始cbd附近的大厦里还有几个自动擦鞋机,后来都坏了。不会自己擦皮鞋的,只好穿旧一双换一双,实在太脏用纸巾擦擦……想说,在北京,梦想铺地,但多数人捡起来的还是漂泊。(狂馬) ◎ 这年头,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就只有城管了。(教父他爹) ◎ 真正的痴男怨女是奢侈品,这个时代买不起。纵使梁祝转世,大概也化蝶不成,只好化蛆。(叶三) ◎ 自从草字被简化成“艹”之后,“莞尔一笑”这个成语我都不好意思用了。(豆友牛逼) ◎ 最近感触最深一句话:国内每一个新闻,都是一条移民广告。(狐臭臭转网易跟帖) ● 「 评书式书评 」 语出《上海书评》新一期“微博小报”专栏,所谓“评书式书评”,是指书评家尼克所撰 书评的个性 :一是“不明觉厉”,一是“类北京侃爷式文风”。“读他(尼克)的书评,总让人觉得是在听评书,就算不懂,也能乐呵乐呵。” ……这里是7月14日尼克发表在《上海书评》上的一则,可以 看 一下,是否“不明觉厉”? ● 「 他们以一种闹剧的方式生活 」 语出作家宋石男本周博文,原题“人人都爱王大师”。针对本周全面曝光的气功王大师,宋石男认为,此类荒诞剧不会因为王大师的沦陷而灭绝。“闹剧的狂飙已经以各种形式席卷这片大陆很多年,而且还将继续。人们所作惟一的努力就是逃避他们真实的命运,误解他们身处的世界,叛变他们可欲的未来。 他们以一种闹剧的方式生活 ,带着喜剧的面具,归于黑如死铁的悲剧。” ● 「 精神病人活动月 」 来自网友小题大作本周 推荐 ,语出网友静娅。针对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当事人精神病史层出不穷情况,静娅诧异:“本月是精神病人活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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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作者:王友琴   陈梦家,男,一九一一年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自杀。   一九八O年代以后,中国的相当一批年轻人重新发现和喜欢徐志摩的诗。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现轻盈精致的情感的诗歌分外吸引人。象徐志摩一样,陈梦家也同属“新月诗人”——一个由他们的文学杂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一九三一年,陈梦家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书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二十岁。毕业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一九三六)、《西周年代考》(一九四O)、《西周铜器断代》(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尚书通论》(一九五六)、《殷墟卜辞综述》(一九五六),等等。   一九四O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一九四八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一九五一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一九五一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一九九O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一九四九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一九五七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文革开始,一九六六年八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八月二十四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二十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八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一九八四年》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一九五O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一九五七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象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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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北大已无蔡元培

今年春节前夕,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者在荧屏上点评“内地孩童香港地铁进食遭港人斥责”一事,讲到激越处,竟然宣称“中国人都有义务讲普通话,不说普通话的是王八蛋”,进而公然辱骂“香港很多人当殖民走狗当惯了,至今还是狗……” 在我的模糊印象中,习惯于以语言施暴的孔庆东,也算是近年来舆论界冒出来的一位名人。他的这番丑陋表演,自然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风头瞬间盖过“赵本山退出龙年春晚”的新闻。除极少数人外,网民们一边倒地痛斥这种与一名教授身份严重不符的恶劣言论。 关于孔氏令人蒙羞的言论的性质、后果及其应负的责任,大家的讨论已经十分充分,且见仁见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兴趣。不过,他屡屡展示出来的拙劣演技,倒是引我对号称“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颇感慨了一番。我曾是北大的仰慕者,2000年还曾因获“财经奖学金”有幸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门下进修一学期。春天的朗润园在我的记忆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因而我自认大概也能勉强算小半个“北大人”。 孔庆东大放厥词之时,距离北大历史上公认的最杰出校长(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的生日不远——2012年1月11日是蔡先生144周年诞辰。很凑巧,作为中国第一代民主革命的元勋、反帝反专制的无畏斗士,蔡先生至今仍长眠于香江边上,那个被孔庆东骂作狗的人们聚居的城市。 蔡元培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故,一时海内震恸。3月7日,曾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专门从延安向蔡元培家属发去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毛泽东叩。”“伟大领袖”的这番话,想是孔庆东所不敢忘记的。 由于当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天,整个华北早已沦陷,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其墓位于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这是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墓园。我未得机会前去瞻仰,然从媒体报道中闻知,它虽然空间逼仄,但简朴中透出庄严肃穆。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有人呼吁将蔡元培归骨北大。据《南方都市报》——一份被孔庆东斥为“汉奸媒体”的报纸——报道,上世纪80年代,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先生开始呼吁让蔡元培归葬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写道:“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 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不了了之。十多年后,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元培的墓仍在香港坟场,情景萧条,便给北大写信,恳请北大早日迎蔡元培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据罗孚后来介绍,北大校长办公室当时回复称条件不具备。此后罗孚曾对北大的回复提出质疑,多次撰文要求蔡元培归骨北大,均未果。 如今想起来,这些热心人其实大多是在瞎操心。且不说北大的态度冷淡,就是蔡先生的家人,也从来没有让他的尸骨“北归”的念头。去年11月下旬,蔡元培的孙女蔡磊砢女士赴香港拜祭祖父时,再度公开对媒体表示,祖父在港的平凡墓地“一如先生一生追求”,家人并不希望蔡先生归骨北大。一同前往拜祭的李大钊之孙李清先生也认为,“应尊重历史为好”,且蔡元培墓地在港,是香港民众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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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已无蔡元培

《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 陈季冰      今年春节前夕,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者在荧屏上点评“内地孩童香港地铁进食遭港人斥责”一事,讲到激越处,竟然宣称“中国人都有义务讲普通话,不说普通话的是王八蛋”,进而公然辱骂“香港很多人当殖民走狗当惯了,至今还是狗……”      在我的模糊印象中,习惯于以语言施暴的孔庆东,也算是近年来舆论界冒出来的一位名人。他的这番丑陋表演,自然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风头瞬间盖过“赵本山退出龙年春晚”的新闻。除极少数人外,网民们一边倒地痛斥这种与一名教授身份严重不符的恶劣言论。      关于孔氏令人蒙羞的言论的性质、后果及其应负的责任,大家的讨论已经十分充分,且见仁见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兴趣。不过,他屡屡展示出来的拙劣演技,倒是引我对号称“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颇感慨了一番。我曾是北大的仰慕者,2000年还曾因获“财经奖学金”有幸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门下进修一学期。春天的朗润园在我的记忆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因而我自认大概也能勉强算小半个“北大人”。      孔庆东大放厥词之时,距离北大历史上公认的最杰出校长(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的生日不远——2012年1月11日是蔡先生144周年诞辰。很凑巧,作为中国第一代民主革命的元勋、反帝反专制的无畏斗士,蔡先生至今仍长眠于香江边上,那个被孔庆东骂作狗的人们聚居的城市。      蔡元培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故,一时海内震恸。3月7日,曾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专门从延安向蔡元培家属发去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毛泽东叩。”“伟大领袖”的这番话,想是孔庆东所不敢忘记的。      由于当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天,整个华北早已沦陷,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其墓位于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这是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墓园。我未得机会前去瞻仰,然从媒体报道中闻知,它虽然空间逼仄,但简朴中透出庄严肃穆。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有人呼吁将蔡元培归骨北大。据《南方都市报》——一份被孔庆东斥为“汉奸媒体”的报纸——报道,上世纪80年代,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先生开始呼吁让蔡元培归葬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写道:“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 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不了了之。十多年后,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元培的墓仍在香港坟场,情景萧条,便给北大写信,恳请北大早日迎蔡元培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据罗孚后来介绍,北大校长办公室当时回复称条件不具备。此后罗孚曾对北大的回复提出质疑,多次撰文要求蔡元培归骨北大,均未果。      如今想起来,这些热心人其实大多是在瞎操心。且不说北大的态度冷淡,就是蔡先生的家人,也从来没有让他的尸骨“北归”的念头。去年11月下旬,蔡元培的孙女蔡磊砢女士赴香港拜祭祖父时,再度公开对媒体表示,祖父在港的平凡墓地“一如先生一生追求”,家人并不希望蔡先生归骨北大。一同前往拜祭的李大钊之孙李清先生也认为,“应尊重历史为好”,且蔡元培墓地在港,是香港民众的福气。      值得注意的是,蔡磊砢也是一个“北大人”,她在北大教育学院博士毕业后留院,目前就供职于祖父曾倾注满腔心血的北京大学。还有谁比她更深切地了解祖父的心愿与北大现状之间的距离?      至少在据说是“充斥着非理性声音”的中国互联网上,北大这所曾拥有蔡元培、胡适等伟人的百年学府,眼下正越来越沦为一个笑话,这远不仅是因为一两个孔庆东。三个多月前,当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教授因创作《化学是你,化学是我》的雷人歌词而被舆论批为“欠缺人文修养”时,我还很为他抱了几分不平;一个多月前,当他说出“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这样的话时,我变得无语;而当最近在网上见到他面对前来视察的中央领导(一位远比他年轻的北大校友)时那种恭敬卑下的神态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认同大多数“非理性”网民的板砖:那个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已死。      我其实丝毫没有贬损周校长的意思。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名副部级官员,他忠实尽到了一个官员对上级的职业义务。至于教授身份,对他来说次要得多。换句话说,现在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副部级的衙门。既然是衙门和官,自然要比权势,它可能就是京城多如牛毛的部级衙门中最不重要的几个之一。仅仅对门那所出过一大批现任国家领导人的清华大学,就足以压得北大抬不起头来。      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晚辈后学,我不敢代心目中高山仰止的蔡元培先生发言,但有句话令我如鲠在喉:蔡元培的后人反对将先生之墓迁回北大,实在是太正确、太明智的决定!我敢打赌,蔡先生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庆幸自己身后与孔庆东嘴里的“殖民地走狗”为邻,而非于侧身于一片喧闹嘈杂的官场(当然,还有商场)之中,与孔庆东等人为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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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林建刚:极权统治下的人们

林建刚:极权统治下的人们 进入专题 : 文革    ● 林建刚       “文革”时期,海外的许多知识分子,或许是雾里看花的原因,有许多人都对“文革”抱着赞赏的态度,不论是科学家杨振宁还是历史学家何炳棣,都曾有这般迷思。后来有两本书对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较有帮助,一本是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另一本则是郑念写的纪实小说《上海生死劫》。这两本书在海外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许多人就是从这两本书中认识到了当时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而遭非难,致其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及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到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极权统治与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暴君专制而言,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统治更加令人恐怖,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时刻,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仅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做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她回忆道:“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应该说郑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黄苗子与聂绀弩、冯亦代与章伯钧、英若诚的经历等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幕。许多知识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写了控诉那个时代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但仅仅有控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反思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罪恶。     或许郑念是基督徒的缘故,郑念在小说中不仅有控诉,更有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了郑念对幽暗人性的深刻认识,她曾写道:     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这里,郑念反求诸己,表达了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观点。或许在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导致了集体灾难的降临。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          1949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郑念曾自责道:“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郑念还写到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到她其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对于这样没有人权的地方,最好的选择恰如《诗经》所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园”。    进入专题: 文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文革阅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22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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