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

崔卫平 | 以平等的政治身份

2012年02月28日 18:06:05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三     关于拙作《以平等的道德身份》,鲁稚女士发表评论:“平等这个观念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奢侈品,只是听说,而从未真正拥有过”。她说得对。     然而,我们过去没有拥有的东西,现在就不能拥有吗?能够与他人平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视作与他人一样平等的人,不正是我们的理想吗?     令人扼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们从平等自由的理想出发,最终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理想没有扼杀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而是终结在自己手中。这是为什么?这是今天在谈论平等、谈论民主自由的人们,不得不深思的。我们是否能够从过去的教训中走出来,能否摆脱一些根深蒂固的旧习,对于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考验。     比如,如果你希望别人能够听取你的批评意见,那么你是否准备好了想要虚心地听取别人对于你的批评?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质疑的权利,那么反过来在遇见旁人对你本人进行质疑时,是否能够做到坦然和冷静,能够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对方是否也有同样的权利,以及其中是否也有一些道理?     难道能够因为你不喜欢与自己的看法相差如此之大,就认为这些人是来找茬的、故意向自己发出挑衅的?难道能因为旁人没有站到你这一边(本来以为会站到自己这一边的),就认为有人对自己存有敌意,就感到非常失望,心想这个世界上最好没有这些声音?将不同方向上的批评意见污名化、妖魔化,这样做,你是不是站到自己所反对的立场上去了?     事情的转变往往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出于人的意料之外,尤其是出于他对与自己的估计之外。     就像我们上次举例说,这次有关韩寒的讨论中,支持韩寒与质疑他的人们,都有互相指责对方是“五毛”的说法,认为这个说法是一个杀手锏,戴上这顶帽子,对方就可以闭嘴了。韩寒本人也在博文中抱怨,因为所表达的某些观点,他本人被视为“五毛”。这一点我十分同情他。包括是否继续谈论韩寒这个话题,也被怀疑成出自某个阴谋,是有人要将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地方,而转移了对于其他事情的关注,这使得韩寒有了额外的罪名。     类似的表现在网络上太多。有各种各样污名化的称呼,想来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需要单独提出来,特别引起注意。虽然许多人仅仅是脱口而出,但在客观上,帮助制造了一种猜疑、猜忌的气氛,造成了对于无辜人们的捏造、攻击。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促进人们互相之间真正的理解和对话,相反,只能毒化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加深人们互相之间的隔膜隔阂。     显然不是你赞同民主,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就会自动在你身上站立起来,在我们社会中建立起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民主更是一种学习和实践。而学习需要课堂,需要练习,需要做大量功课。那么,为何不将我们在网络上正在进行的一些讨论,看作是我们自己的民主教室呢?我们在其中自我教育,互相砥砺,从而拥有一些新的经验。假如能在虚拟的条件下习得某些重要的东西,在实践中我们便能少付出一些代价。     我尝试着想要提出建议的是,是否可以尽量少用、慎用“五毛”这种说法。当然不排除有极少数人带着任务上网,但这起码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实际上难以区分谁是五毛、谁不是五毛。我们能够看见的,仅仅是一个人所说的,是他愿意让人们读到的这些句子,是他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陈述。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才构成我们判断的依据,而不是想象或者猜测。     当某个人带着言辞来到我们中间,他愿意采取言谈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那么,就需要将他当作前来讲道理的,是准备以理服人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理应受到平等的对待。一个人的动机是深藏不露的,为我们肉眼看不见。因此,衡量和判断某些言论,只能根据实际上能够看见的;我们所下的结论,只能在看得见的东西面前止步,而不能越出这个界限。超出了这个界限,就变得没有意义。不排除有可能,我们本身的动机,也要比我们自己认可的复杂得多。     其中还牵涉到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面前的世界,充满了种种矛盾、分歧和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冲突的方式,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力量,另一种是非强制的力量。强制性的力量即暴力,它发生在无法处在同一空间的人们之间,其间有人遇到了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而非强制性的力量则运用于能够共存于同一空间的人们,政治所提倡的协商和包容的途径便是。     政治开始于暴力结束的地方。政治的主要方式是言辞。作报告、发表演讲、调查和讨论、决策及其发布,所采取的形式都是语言交流。面对分歧和冲突,政治的途径是协商和劝说,就像我们从国际新闻里经常听到的,“希望采取政治的途径解决问题”,指的是将战争的途径排除在外。因此,言及“政治”,则意味着言及“商量”、“商谈”、“协商”这样一些东西,意味着运用说服和互相听取的方式,让不同利益、不同背景人们之间的分歧得以整合。     尤其是在政治活动比较饱满、充分的地方,没有人觉得,需要依赖暴力这种强制性手段,才能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差异。运用暴力的地方,则没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也驱除了暴力,让暴力归于失效。人们愿意放下武器前来商谈有什么不好?因此,在言辞面前,在运用言辞这种和平途径方面,应该得到同等尊重和一视同仁。每个人不管其身份如何,应该受到平等对待。     当一个人在公共讨论中,说出某句话、提出某个观点或某个方案,都可以被视为前来与旁人商量的,是想要征得人们的同意或批评的。即使他不是这么去想,但实际效果依然如此。事到如今,没有人说话不被质疑,没有人发表意见,而不可能不遇见批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熟悉的经验。     因此,当我们遇见人们的言辞时,首先要将其看作是一个“政治的途径”,是发出一个引发讨论的邀请。除了这个途径之外,他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别的途径,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现。那么,我们就需要以政治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他,而不是因为他表达了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观点,就觉得有理由歧视他,将他归类为别有用心的“敌人”。     哪怕他表达了与官方相接近的观点。我们所需要的批评,不仅是来自朋友之间,也应该包括来自官方的声音。难不成除了重复别人已经犯过和正在犯下的错误,我们就不能有别的可能选择吗?如果别人不能做到心平气和,你是可以心平气和的,做个示范给他看。别人恐惧,你可以尝试不恐惧。     但是有一种言辞,需要挑出来区别对待,那就是威胁性的言辞。我在《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先生的微博上读到这么一段:“重要的是制定遭遇这种戏剧性的清晰原则,提高全社会对这些原则的共识和信任,最大限度降低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这样就会在有很多具体不确定性的时候,建立起社会总的确定感。这样的确定感对中国非常重要。”     胡先生愿意在微博上公开发表意见,可以理解为愿意与公众一起商量公共事务,愿意接受来自不同面向人们的评判。他呼吁更加透明公开的“清晰原则”,呼吁提高全社会中“共识和信任”,这些我都是赞同的。但是这段话中,他又将“不同解释和猜疑”直接视为“入侵力量”,小小的一个短语,释放了对于公众质疑及不同解释的极度不信任,看起来是意欲引向敌我矛盾的方向。这样去做的效果,只有影响了公共发言中本来的正常气氛,帮助制造我们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猜疑猜忌,加深对立对抗,扩大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隔阂,这实际上也与他自己的本意相反吧,这在公共发言中应尽力避免。       上一篇: 以平等的道德身份 下一篇: 君子无戏言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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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 以平等的道德身份

2012年02月13日 22:23:07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二     只有进入他理解自己的视角,你才能获得一个与他本人相持平的视角。只有像对待他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你才能做到对这个人平等。去理解他所站立的那个立场,尊重他的选择,认为他的眼光和选择,是根据他认为“好的”的标准来衡量的,因而他所采取的立场,选择的结果,一样拥有道德含义,而不是不拥有道德含义。你是道德主体,他也是。你是道德的承担者,他也一样。你有起码的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能力,他也有。(提要)     我就在想,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有其顽固性,也有其尖锐性,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引进敌我矛盾的概念,弄得剑拔弩张、刀光剑影的?仅仅是因为立场不同,所属“阵营”不同,就一定要把对方看成是妖魔,想出千奇百怪的骂人话,曲里拐弯的或针针见血的,各种各样的“问候”,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朋友建议我去凯迪网看看。我见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但很快也见到了这样两句话:1.“大家看到了吧,顶方舟子的,全是五毛,可见他是什么东西了”;2.“起码在猫眼,挺韩的多数是五毛,你指望这群玩意儿写出什么像样的文章来?”这两句话意思相反,但表面上看是如此雷同,涉嫌互相“抄袭”。     有人说某些做法让人想到了文革。我不同意,不是什么都可以扯到文革上头去。孔庆东对于香港人的侮辱性言辞(“狗”),你可以说这是文革遗毒;那么有香港人同样侮辱性的回击(“蝗虫”),怎么可以用文革来解释呢?     能想到的一个解释是:不同意见的分歧,之所以上升到敌我矛盾,其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转变,那就是“歧视”出现了,并被悄悄带了进来。     为什么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我是高的,那么你就低了,低我一等,或者低我几等,就是“下三滥”;为什么你不与我保持一致?那你就是故意来与我捣乱的,故意来向我挑衅、伤我自尊心的。可见你是个坏人;为什么我已经给出了我的理由,你为什么不好好看,还要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那么你不是智力问题就是道德问题,归根结底,你站在“屎”一边,是“邪恶的”。     “想不通他怎么想的。”这是“匪夷所思”;“什么人才这么想啊?”这是“非我族类”。接着——飞跃式地(突然受到了某个启发),想到了某个人也许“不是人”:“这真不是人干的,是畜生”,是“兽性”发作,是“披着人皮的狼”。     事情的性质由此发生改变。不同立场的差异和冲突,演变成了一场“驱魔”运动,一场“大扫除”或者“消灭四害”之类的活动。双方都感到了同样的危机:“有害虫在我们中间”、“有瘟疫正四处蔓延”……。     “反感—歧视—消灭(从眼前消失)”,一步步就是这么过来的。实际上这种情形远非最近有关韩方讨论中才出现,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有着更加久远的传统。许多巨大的冲突,也是同样的逻辑。那么,歧视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人们肯定不希望别人歧视自己,但是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去歧视别人呢?     我上篇专栏文章里提到了某些外在的差异(年龄、地区、性别、成就大小),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拒绝别人平等加入讨论的理由,这就意味着,不能从某些外部条件(自然条件)来看待一个人。而恰当的做法正好相反:要从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理解来看待人。即从当事人理解自己的角度,这是一个内在视角。比如,他认为是正当的理由,或许就是正当的,至少对他本人来说是正当的;他认为是正确的做法,或许就是正确的,至少对他本人是正确的;这个人自己认为是应该的事情,或许就是应该的,至少对这个人本身是应该的。     只有进入他理解自己的视角,你才能获得一个与他本人相持平的视角。只有像对待他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你才能做到对这个人平等。他不认为自己是野兽,你也不能扣他一顶妖怪的帽子。     这并不等于说,你一定要了解他的全部想法,一定要同意他,而是意味着——去理解他所站立的那个立场,尊重他的选择,认为他的眼光和选择,是根据他认为“好的”的标准来衡量的。无论如何,他是追寻(他的)善、朝向(他的)理想的,因而他所采取的立场,选择的结果,一样拥有道德含义,而不是不拥有道德含义。你是道德主体,他也是。你是道德的承担者,他也一样。你有起码的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能力,他也有。     起码在讨论中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以平等的道德身份进入。愿意前来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他有伦理考量,而不是没有;他有是非善恶的判断,而不是完全缺乏。尽管他的观点不同于你,但他的道德判断未必没有你认真,他的伦理担当未必比你要少。当人家是追求伦理追求道德的,你却说人家是没有道德、丧尽天良的,你的态度就不够平等了。你否定人家的唯一理由,不过就是他的意见跟你不一样。     比如说那些支持韩寒的人们,他们就认为韩寒是好的,是值得信任的,在许多方面可以做出表率,他们是从自己认为理想生活的标准来看问题,而不是从践踏理想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他们看来,否定韩寒,也是否定了他们心中的理想,否定了他们的价值和向往。他们的这个判断是否恰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你不能笼统地说人家都是五毛,是受命前来,是别有用心的。细细想想,你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对于质疑韩寒的人们及支持这种质疑的人来说也一样。彭晓芸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社会诚信”的问题,如果你对于她是平等的,你便需要听听她发自内心对于社会诚信的呼吁,这个是她的道德立场和道德理想,怎么能够反过来说她是没有道德的、是“邪恶”的,甚至一看她微博上的头像,就说是“一脸妖气”呢?她与你拥有一样的道德感、道德冲动,不是仅仅你有而别人没有。至于韩寒的做法是否涉及了社会诚信的问题,需要许多论证,要靠事实来说明问题。有人质疑,也是从他们自己的道德感出发,而不是丧失道德的体现。     只有将对方视为道德身份平等的人,才能够保证不会出现将对方视作“妖魔”,视作“不是人”。道德身份的平等,保证了讨论中的分歧仅仅是人类成员之间的分歧,而不是“人类”和“畜类”之间的分歧。     拿方舟子来说,即使法庭最终判他犯下了诽谤罪,那么也是一个“人”犯下了诽谤罪,而不是一头“屎壳郎”(路金波语)犯下了诽谤罪。即使他的这个罪名应该被处死,那么也是作为一个“人”的方舟子去受死,而不是“一条疯狗”、一个男巫去上绞刑架。     这就是孔庆东骂香港人为“狗”,令人不能容忍的原因。这个说法是地地道道的歧视,因歧视而随意侮辱。歧视在前,侮辱在后。同样,“蝗虫”的说法也是。一个社会对歧视性的侮辱,应该有所限制,甚至严加限制。这与言论自由并不矛盾。说话中听不中听是一回事,明显的歧视侮辱是另一回事。     在这个意义上,回忆文化大革命或其他一些残忍时期的做法,才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不同意见、不同出身而将人活活折磨致死?为什么能够做到割掉喉管将人送上刑场,什么人才下得了这样的手?那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定论,认定这些受害者,不拥有人类的特性,属于“非人”。取消他们作为人类成员的身份,是取消他们作为道德的主体。     当然,在理论上肯定人的道德身份,肯定人的道德主体,并不排除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主体性高一些,有此人主体性低一些;有些人在道德上更为直觉一些,更加负责任一些,而有些人则比较不负责任一些。这些区别需要另文撰述。但起码需要立出一条界限,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不能构成诋毁这个人的理由,不能取消他的道德身份,继而将他视作“不是人”。     (其中“道德平等”的视角,详见钱永祥先生《道德平等与待遇平等:试探平等概念的二元结构》一文,特此感谢。该文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6862 )       上一篇: 以平等的身份准入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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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

  迎接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   作者: 李伟东       终于到了2012,一个被寓言为灾难和毁灭的年份,但是,我知道,我们所有中华人都知道,地球仍有至少40亿年的寿命,太阳每天照样会升起‘唯一面临灾难和毁灭的是2011已在全世界溃败的被人类所厌恶的极权主义。对中国来说,2000年的秦制正在终结,一个漫长的王朝周期终于见底,大变局已经来临。不管它的垂死挣扎将造成多大的灾难和迂回曲折,但是,别了,秦!别了,专制!中华正在凤凰涅槃,一个古老、善良、亲和、坚韧的民族,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文明回归,其势不可阻挡,我们正在迎来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最多还需十年,2012,将成为这个大变局的开端之年。     一切悲观的、无所作为的、犬儒主义的哀怨,都是没有深刻感知时代的脉搏,都是被一只庞大的纸老虎吓住了。     刚刚过去的2011,给我们充分传递了大变革的历史信息,只要你不把头埋在沙子里,你就会感知到时代的脉动:     首先,极权专制在全世界的溃败,绝非哪个大国独自意愿所造成,而是因为极权专制的物质技术基础——信息垄断,正在前所未有地被抽空,信息技术、电脑、互联网、微博,等等,这些十年来大行其道的新鲜玩意儿—看似只为生活便捷而生的东东,却意外地使依赖信息垄断而存在的极权专制极其迅速地丧失了物质技术基础。如果一个统治集团主要靠谎言生存,那它在如此迅猛的信息冲击下,崩溃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当一个时代的主要工具系统升级换代后,不管统治集团及其治下臣民有多大的惰性,历史都将无情地超越了!     其次,中华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在这个古老民族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百年中,我们经历了数次血与火的革命和程度不同的改良和改革,但是。百年后,我们都惊讶地发现,辛亥的主要目标——宪政,并未完成。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已蜕变成山寨版的了,民主只剩一块挂在口头上的招牌。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路径错了?这个民族的知识精英为此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激辩,一方认为,根本就是目标错了,民主就是一个坏东西,而且容易被“带路党”引狼入室欺负我们,中国就是要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和特色模式,而且一定会成功。而另一方则认为,民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是普世的价值观,不是谁要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的内生需求,是无数先贤烈士的夙愿,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追求——而且是被民众和国际社会当时认为更民主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后来的问题是路径错了,唯一真实存在过的带路党——【苏俄带路党】,将我们引入了假民主真专制的斯大林主义,使中俄两大东方专制传统形成合流,为害数十年,至今不能自拔。这两种意见无论在任何层面上看,后者都是当今的主流,都代表了一百年来中国知识精英和民众的真实心声,而且是当今执政者早就发出过的“历史的先声”。那么,一百年过去了,人们有理由要求实现百年的宪政梦,要求执政者兑现那些“历史的先声”,这正是过去的一年,我们深刻感知到的澎湃思潮和历史之心的涌动。     再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符合历史规律的人均4000美元后的民权高涨时代。过去的一年,各种维权事件此起彼伏,其激烈程度30年所未有,其得到的舆论关注度也是30年所未有,而年终乌坎事件的转折性化解为这一年惨烈的维权抗争迎来了初现的曙光(尽管前景仍然不太明朗)。中国正在经历民族、民生、民权之三民主义的后两个混合阶段(也是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而民生的巨大二元结构和两极分化,累加上人均4000美元后的民权普遍觉醒,正在指向一个不言而喻的大目标:民主。人们越来越坚信:只有民主才能根本解决民生加民权的混合问题。而乌坎恰恰提供了这个逻辑的鲜活样本,我们看到,正是基层民主遭到践踏才有那些偷卖土地和贪污腐败问题,而正是基层民主的觉醒,才使这一问题得到关注和初步的化解。民主意识在基层的普遍觉醒时代正在到来,这也正是乌坎超越小岗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说明,民众的文化素质并不是民主的障碍,极权主义才是真正的障碍。民权抗争——为实现民主权利而抗争,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第四,人们对腐败的忍耐已到极点,任何说辞都无法继续让人们相信腐败是中国成功模式的意外和在目前体制下可以克服的了,尽管反腐败力度还在加大也颇有成果,但腐败分子的前赴后继、窝案连连及数额的几何增长,都使人们相信,腐败是制度性的,是权贵与资本结合带来的,是在当前政治体制不改情况下无法克服的顽疾。只有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官员财产公开、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民主选举的前提下,才有根本廉政的可能性,这一点至少为国际经验所证实,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的共识。因此,争民主并非书生们的文艺性渴望,而是避免这个社会被腐败吞噬的必须,也是人们求得劳动和收益公平化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在大陆被腐败葬送的历史教训,正在乘十倍地再现在眼前,这种在全球独一无二的腐败烈度正在使60多年前的历史重演。用民主的方式反腐败已经成为共识。     第五,教育、司法、医疗、食品安全、儿童安全、数亿农民工的年度迁徙、数千万三无农民(无土地、无社保、无工作)的生活绝境、高强度的环境污染,自治性公民社会的难产,等等,正在使这个社会碎片化并走向溃败。而这一切均与不民主这个根本问题相关联,换言之,也只有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自治化及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才能根本解决这一窘境。这个共识你会在每天的民众议论中感受到,任何矫情的模式和阶段论说辞,都早已被看穿是不肯放弃集团私利的遮羞布,或者是“用美国即将打来、只有牺牲民众眼前利益才能战胜强敌”的唬人说辞来掩盖对掠夺民众利益的私分。     第六,“中国文化、民族特性、工业化阶段、民众文化素质等等都不适宜搞民主”这类说辞,正在被同宗同族的台湾之民主和均富实践所打破,台湾经验或台湾道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理解和看重,并为中华民族有此一脉幸存并按民主道路探索前行而感到鼓舞。任何一种在人类普世文明面前的特殊论矫情,正在成为笑柄。大陆今日之工商文明对民主的渴求,越来越难以阻挡。而民主对未来两岸统一路径的支撑意义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第七,中国经济在世界上越来越牛,在五大洲开疆拓土,风头正劲。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制度冲突却明显加深,真朋友越来越少,危机感越来越强。我说过,中国人民与世界并无矛盾,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既使有冲突,也是可以靠国际经济秩序内的谈判来解决,我们已成世界老二,谈判权重明显增强,世界也已经越过了蛮不讲理弱肉强食的阶段,发展利益的互相碰撞再次诉诸战争甚至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这也符合执政党多年的判断,即世界处于和平发展阶段。那有什么理由继续强调制度的特殊性对这一发展利益的保障作用呢?而我们与世界的冲突恰恰主要是制度冲突,固守极权专制主义将越来越成为世界唾弃的目标。固守极权专制只符合某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人民的利益负相关。减少一种冲突,只保留发展利益的博弈主动权,对民族的生存空间是莫大的扩展。仅举一例,如果我们能减少世界防范我们的理由,让大多数国家都对我们的国民给予免签待遇(哪怕达到台湾目前的水平),那将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山先生的世界大势说才再次成为国民的期待。       综上,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来自普遍民心的、来自百年历史积淀的和来自世界大势的民主浪潮,那说明,要么你闭目塞听,要么你有与人民不一样的利益。     值得称道的是,2011的觉醒不仅来自民间,执政集团内部的 “红二代”(自诩没有参与腐败并为执政党和国家民族未来担忧的一大批红色子弟)与“官二代”的明显切割,以及“新民主主义”和“党内民主”“宪政民主”的呼吁,都代表党内良知的觉醒,和在未来几年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但是,大家都知道,历史给我们的和平转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管能不能在执政集团控制下和平稳妥地实现宪政民主,历史都将以无法阻挡的势头越过这个历史阶段,即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期待改革,力求避免动荡和革命,但是要快。此所谓改革正与革命赛跑,历史不会给出漫长的拖延时间。一个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是无法阻挡的,她已经孕育成熟了,助产士不是你就一定会是别人。她再不会胎死腹中了。不能顺产就只能剖腹产了。     令人担心的是,历史也有可能在最后时刻出现逆流。我们也都看到了,有一种思潮,正用阶级斗争和毛主义来解释今天的两极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认为党内真的出了资产阶级,试图再次发动文革(即中国语境下的左翼革命)来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革命必然走向新的高度独裁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并与全世界为敌,使中国再次陷入内乱和世界孤立,这是被刚刚过去四十多年年的历史证明了的,而且我至今看不出他们主张二次文革与第一次有什么不同。     当然,也有另一种右翼的革命思潮正在形成,这来自对执政集团的彻底绝望。这股思潮在未来几年将越演越烈,它对改革思潮正形成巨大的压力,认为改革早就死了。但是,我觉得历史也许还会给改革一次机会,就看有心人能不能抓住了。     2012,新的一天,新的一年。不管能否在这一年启动政改,有四股民间的力量都将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来源,他们是:三无及即将三无的农民,复转军人、宗教团体、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大批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命运将在根本上决定2012及更长的未来。     2012,我们充满担忧和希望。祈祷上苍,赐我族平安,顺利完成凤凰涅槃。     2012,大幕已经开启,我们不是观众,我们是承担各自角色的演员。没有剧本,精彩与否,全在于我们的理智和智慧。     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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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陈华彪:不平等社会的代价

陈华彪:不平等社会的代价 (2011-11-27) 早报导读 [李光耀新书] 驳消灭华文指责 苦学华文半世纪 [特写天下] 奥巴马“小弟”告别“苦差事” [台海局势] 民调:马英九蔡英文支持度相近 [金融风暴] 西班牙新政府考虑申请国际援助 ● 陈华彪 新声代   近来浮现的公众议题之一,大概就是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了。   从大选期间此课题不断被在野党提起,到大选后政府不断重申他们正视问题,主流和非主流媒体也陆续报道本地低下阶层生活面对的困难,这些事件在在提醒人们,贫富差距问题已不容忽视。   就在地球另一端,美国纽约华尔街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要标语“我们是99%”(We are the 99%),也间接说明贫富悬殊问题并非新加坡仅有。   贫富悬殊课题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最近通过网络视频观看了英国学者理查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发表有关社会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如何影响发达国家人民生活素质的演讲后,决定阅读他谈论类似问题的著作“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根据理查威尔金森在书中提供的数据,在发达国家中,越不平等的社会比平等的社会面对更多社会问题,人民的生活素质也偏低。   理查威尔金森用不同国家的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收入分配的差异,作为衡量各国社会不平等的指数,然后用相关分析法(correlation analysis)将其指数与其他衡量生活素质的指数一起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经过分析,理查威尔金森发现,许多衡量生活素质的指数,与衡量社会不平等的指数,彼此间有一定的关系。例如,社会越不平等的发达国家,越可能有更高犯罪率,人民更可能面对更多健康问题,平均寿命也更低。   不仅如此,越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人民,平均教育水平可能更低、辍学率更高、未成年少女怀孕个案更多,以及社会流动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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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屋电梯的不平等待遇 (2011-11-24)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法德要修条约加强欧元区一体化 [中国早点] 万能的营养包非万能 [人民币汇率] 市场开始预期人民币将贬值 [中国政情] 现金为王 北京楼市出现半价甩卖 王庆元   我是一名住在罗弄亚苏131座组屋(五房式双层)的乐龄人士。这座组屋只有四层楼高,共有八个单位,四个单位在一二楼,三四楼四个单位没有电梯。我们四户人家中,有三家是乐龄人士,这些年来,由于没有电梯,生活很不方便,实在是苦不堪言。我曾多次为此见过本区国会议员,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这座组屋只有四户人家,建电梯的成本很高,行不通。   可是,我去年无意间发现,大巴窑中心有几座三房式的组屋,也是四层楼高,却有电梯供应给三、四楼的住户(共四户人家),我又再次向有关当局反应,但还是得到相同的回复——不能建。   我想,大巴窑的三房式组屋也是四层楼高,也供应给四户人家,为何在我们这区就行不通,况且我们五房式住户还的杂费,比三房式组屋住户还要来的高。   在此,我再次恳请有关当局考虑,是否能也能为我们这一类组屋建造电梯,好让我们这群乐龄人士也能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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