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民主在中东和中国可行吗?

突尼斯一位失业大学生的自焚点起的阿拉伯革命风暴,到现在已经半年有余。西方在经历了风暴初起时的反对、观望、焦虑之后,最终调整了立场,试图以道义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和区别对待等方式,试图重新主导革命后的中东变局。然而,中东革命发展到今天,却仍然是乱局:无论是革命成功者,如埃及、突尼斯,还是正在革命者,如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但奇怪的是倒是革命失败者或不受革命冲击之地如沙特、阿联酋、巴林保持了稳定)。 突尼斯和埃及算是革命成功者:获得西方支持并积极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两位独裁者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被赶下台。获得自由的突尼斯献给欢庆的西方世界的第一个礼物是欧洲难民。这成了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欧洲难以承受的负担。法国为了避免受到难民的袭击,甚至不惜取消或阻截了来自意大利的全部列车。甚至导致欧盟决定部分修改申根协定。德国则不承认他们的身份:你们已经自由了,解放了,不能被认为是难民。(意指政治难民或战争难民)。其实专制国家获得自由但却形成难民潮已成了规律。6月20日是国际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世界难民总数排名,阿富汗高居第一,伊拉克高居第二。 当然令世界担心的还是革命成功之后的突尼斯和埃及仍然无法走向稳定。罢工、游行和抗议无休无止。过去专制时期很少发生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迅速大规模浮上台面。本来希望通过选举来解决问题,但在突尼斯,选举以准备不充分而被推迟。在埃及,围绕是否审判穆巴拉克,国家又产生了分裂。反对审判穆巴拉克的民众走向曾是推翻穆巴拉克主战场的自由广场,与支持者相对峙。在许多地方双方发生暴力冲突,直至军队介入。 6月29日更发生了“二次革命”,示威民众高举“打倒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标语,在广场上和警察、军队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并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当然最令西方忧虑的还是革命成功后出现的极端穆斯林组织的坐大。过去专制时代被打压的穆斯林组织现在获得合法化,并迅速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埃及的军政府一而再的打破西方禁忌:两次批准伊朗战舰通过苏伊士运河—-这是伊朗革命后所未有;促成法塔赫与西方眼中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合解;永久开放加沙边境,结束了穆巴拉克为配合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而采取的封锁措施,也与此有关。在一个有着悠久和强烈反西方传统的伊斯兰地区,实行民主选举将会出现西方所不得不面对的穆斯林组织或者过去认定的恐怖组织上台的局面。 仍然正处于革命状态的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则把这场阿拉伯之春变的越来越血腥。利比亚演变成西方介入的内战已达三个多月,而卡扎菲依然强硬。这个自夺取政权后就饱尝孤立(或视孤立为人生常态)的政治奇人,虽然外有西方空袭,内有革命派造反,但却依然至今不坠。这和他的家族式军队、要钱不要命的外国雇佣军、核心部落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他在长期孤立时期的经验,自然能够应付今天不绝于缕的背叛。而西方的赶尽杀绝战术(拒绝谈判、甚至国际法庭竟然于此时下达了通缉令),也令卡扎菲除了困兽犹斗、以拖待变之外,别无选择。 叙利亚则成为阿拉伯革命最血腥的代表,平民死伤已成此轮民主浪潮之最。尽管抗议绵绵不绝,西方压力一波胜过一波,但丝毫改变不了叙利亚政府的强硬姿态。这也令西方日益尴尬:面对一个残暴远胜于利比亚的政权,却不进行武力干预。而对利比亚却大打出手,甚至拒绝卡扎菲谈判的呼吁。 也门则是另一个内战的中东国家。无论是出于本阿里还是穆巴拉克交权的下场,还是传统上这个国家就没有互信,现任总统萨利赫面对和平交权协议,3次认可、又3次变卦,导致早在3月底已倒戈的也门最大部落联盟杀入首都萨那。混战中,炮弹击中萨利赫等多名高官正在祈祷的清真寺(一说是内部安装的炸弹),受伤的萨利赫不得不到沙特进行治疗。至此,也门北方的“民主运动”已蜕变为传统的部族混战。 阿拉伯之春演变成现在的乱局和血腥的厮杀,在强烈震撼这个世界的同时,也令世人开始冷静的反思:何以走向民主竟然如此血腥?代价如此高昂?难道民主真的是必经之路吗?现实却是阿拉伯之春的君主制国家,大都保持稳定,即使受到冲击如巴林,也能迅速平息。摩洛哥和约旦也能平稳的化解危机。唯独共和制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成了血光、战乱之地? 其实纵观人类历史,走向民主就是如此的血腥和代价高昂,全球各国几乎无一例外(西方殖民建立起来的没有传统、没有原住民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属此例,它们都不需要经历民主的转型)。 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一是它比较幸运,革命发生之时,欧洲大陆正发生三十年宗教战争(1618–1648),各封建国家无力进行干预。而一百年后的法国就面临着七次反法联盟的军事干涉。二是注重经验主义和保守的民族个性,最终使得它选择了妥协的光荣革命。其实当初查理二世复辟时也没有多少报复行为,只处死了九名签署其父王查理一世死刑命令的圆颅党人,并宣布40天内向国王表示效忠的一切革命参加者,予以宽大赦免。刚刚访问英国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就被皇家学会授予“查理二世国王奖”。请问中国可否设立曾经搞过复辟的“溥仪皇帝奖”或者“袁世凯大帝奖”?这两大因素都是可遇不可求,特别是民族个性,更难以复制。 继英国之后的法国大革命虽然影响更为深远,但却更为血腥,更为曲折,付出的代价更为惊人。虽然到第三共和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复辟,但其民主制度真正成熟是要到1958年时建立起来的第五共和。前后长达一百七十年。这期间革命、复辟、战乱、军事独裁交替而至: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但整体来说,法国还是幸运的。虽然面临反法同盟的干预以及两次被德国击败,但由于英国想维持欧洲大陆均势,法国并没有被肢解,国家的元气得以保留(想想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战战败后被肢解的命运)。虽然它在二战中迅速投降,但英国为了加大自己的影响,仍然支持法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特别是当第四共和(1945—1958)难以为继(整个国家靠贷款维持,全球行乞,甚至求助于战败后的联邦德国,军人发生政变),戴高乐将军临危受命,修改宪法,建立第五共和才使得国家平稳至今。 相对于德、意、日,英法两国也还算是幸运的,它们建立的民主制度不管怎样还是顶住了全球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而德、意、日三国则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德国还有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原因)以及整个世界上殖民地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抛弃了本国的民主。德国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如果再晚投降一个月,也会被肢解)。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但德国和日本的模式,同样也是很难复制的。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虽然也是在美国占领下,但民主却极为不稳定,政府低效而腐败,选举往往造成争议或者形成无政府状态,或者一方罢选,使得政府不具合法性。 相对于整个发展中国家,德、意、日还也仍然还算是幸运的。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最终还是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自己也成为发达国家。而效仿西方的发展中国国家,大多是仅仅重复了它们所经历的战乱、复辟、独裁,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仍然无法成为稳定、富裕的西方式民主国家。 亚洲的长期霸主和代表中国,在1912年成为共和国。短短三十多年,经历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北伐、国民党派系大战、国共内战。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却仍然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政权。等到中华民国走进历史的时候,中国是一个人均寿命仅35岁、文盲率80%的极为落后的国家。中国走向富强和稳定,还是从1978年走出一条独特的、既不是西方模式、也不是苏联模式的改革开放之路。 西方殖民世界之后,除中国之外。亚洲大陆能够保持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只有泰国。1932年,从法国留学的中下级官员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君主立宪。但由于国王1934年逃亡英国,泰国实行颂堪将军为核心的军事统治。二战结束后,和日本结盟的军政府垮台,流亡的王室回国。但两年之后,颂堪再次发生军事政变,恢复军事独裁。为了争权夺利,不同派系的军人仍然频频发动军事政变。1957年,颂堪军事独裁被军事政变推翻。1963年建立的他侬军政府由于镇压1973年的民主运动,被军方抛弃。但他侬之后建立的联合政府软弱无力,泰国更为动荡。1976年,军事政变再次上演。要求民主的力量则组成游击队,几乎形成席卷全国的内战。1991年苏钦达将军依靠政变上台,并于第二年举行选举以合法掌权。此举引发全国抗议。而苏钦达的镇压导致国际社会和国王的谴责,终于结束了长达六十年的军事独裁。 但随后泰国仍然持续陷入政局动荡之中,军事政变仍如家常便饭, 他信本人也于2006年被军事政变推翻(他信是唯一一个做满任期的总理),据统计泰国自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来,七十余年发生二十多次军事政变,平均三年一次。他信下台后,泰国进入“红衫军”和“黄衫军”对立进代,大有民变取代军变之势。 亚洲其他国家大同小异。缅甸1948年从英国殖民下独立后,曾成立联邦,建立民主国家。但由于少数部族寻求独立,引发内战。动荡的局势导致1962年军事政变。军事独裁一直持续至今。 老挝1949年在法国控制下获得形式上的独立,并于1951年举行大选。两位王子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发生内战,形成王室、政府和老挝人民党的三方混战。越战爆发后,美国为了遏制北越的进攻,入侵老挝(导致75万难民)。尽管有外敌入侵,三方的混战却更加激烈。越南战争后,各方也宣布停火,长达三十年的内战终于结束,随后成立民族临时联合政府也成为人民党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情况和老挝类似。北方是共产党,南方是军事独裁,双方的内战也是长达三十多年。只不过法国和美国的介入程度要远大于老挝。最后建立的也是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老挝与中国还不同,它们都只有一个合法政党存在)。 柬埔寨1953年从法国获得独立后,到现在国名就更改了六次,足见这个国家动荡之剧烈。独立后成立的王国于1970年被军事政变推翻,成立了“高棉共和国”。5年后被共产党推翻,成立“民主柬埔寨”。四年后,又被越南推翻,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1989年越南撤兵后,成立柬埔寨国。1993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选举,再度叫回“柬埔寨王国”。二战后,重返柬埔寨的法国允许建立政党和议会,但选举结果不被西哈努克亲王承认。1953年,在乱局下,西哈努克解散议会。在从法国手中获得独立后,重建君主制。直到最后被推翻。等到1993年柬埔寨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时候,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乱导致两百余万人死亡。 马来西亚1957年从英国独立,并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1969年由于发生大规模的反华暴动,政府立即宣布终止议会。民主自此进入长达三十多年的冬眠期。不过马来西亚比上述国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且成功避过东南亚金融危机。 印尼1945年在苏加诺的领导下宣布从荷兰独立,并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四年后迫使荷兰在独立协议上签字。苏加诺在军队的支持下走向军事独裁。但1965年他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这场军事政变导致四十多万平民被屠杀(多为信仰共产主义者,美国积极支持这场大屠杀,甚至提供名单给苏哈托镇压)。自此开始了苏哈托的军事独裁统治。直到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苏哈托被迫下台。1999年6月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当年9月,主张东帝汶独立而一直流亡国外的古斯芒回到东帝汶,领导独立运动(从印尼的角度就是分裂运动。西方也并没有因为印尼民主了,而反对东帝汶的独立。古斯芒还获得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中国人获得此奖的有魏京生和胡佳),并最终获得成功。 菲律宾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宣布独立,成立第一共和国(事实上中华民国并不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被赶走西班牙人的美国镇压(美国来到菲律宾的口号是为了传播民主和文明)。1934年菲律宾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二战时日本赶走美国,建立傀儡政权,史称第二共和国。二战后,菲律宾重获自由,建立第三共和国。1965年,马科斯通过选举上台,在连任两次之后,发布戒严令,修改宪法,建立军事独裁。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统治菲律宾长达二十年。如果说其他国家实行军事独裁,但却积极推动了经济发展的话,菲律宾则是一个例外。1986年,马科斯政权被愤怒的民众推翻,重建民主。 到目前,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腐败排名:印尼110位、菲律宾134位。中国是72位),所以这两国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经济越发达,民主越稳定。而贫穷、落后和腐败则往往令民主极为脆弱。 亚洲最后再谈一下四小龙。韩国在独立后民主政权也同样很不稳定,屡屡发生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但在期间实现了经济起飞,最后在民众以及美国的压力下,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台湾也走出类似的道路,在实行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戒严期间,完成了经济起飞,并自上而下实现了民主转型。从整个亚洲来说,韩国和台湾是代价最小,最为成功的民主样本。新加坡、香港也是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实行了经济起飞,但不同的是,到现在两者都依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更不同的是这两者也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最廉洁、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远远超过当年曾处于同一水平、民主转型之前的台湾和韩国。 最后再比较一下拉美(非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就免谈了)。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 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到今天墨西哥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美国为防止大量的墨西哥人的大规模非法进入,在边境上建立了隔离墙, 越境者则被击毙,形同世界上第二个柏林墙)。 巴西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第一共和开始的,至今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政局一直在民选政府和军事独裁之间徘徊。面伴随政局动荡的是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到今天为止,巴西仍然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社会最不公正、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64(国际公认警戒线是0.4,拉美平均是0.5,中国和美国都 超过0.4),所以巴西还被称为“比利印度”,是说富人象比利时,穷人象印度。 巴西腐败达到何种程度,可从实现巴西奇迹的前任总统卢拉的公开讲话窥一全貌:在巴西,到处都是腐败,在政治中,在司法中,在企业中。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角落。 秘鲁1821年获得独立,但到1845为止更换了26位总统,平均不到一年就出现一位总统。直到卡斯蒂利亚将军上台才实现政局稳定。1885年,由于秘鲁在此前与智利和玻利维亚的“太平洋战争”惨败,国家动荡,卡塞雷斯将军发动政变,建立长达十年的军人政权。1895年至1919年建立了有限民主的“贵族共和国”,全国仅有3%的人口享有投票权。1919年莱吉亚借助民众运动又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但仅仅十年之后,他又被另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1931年的选举,阿普拉派失败后,发动暴动,杀死60多名军官和士兵,政府进行的报复性屠杀则造成1000多人死亡。1962年的选举由于差距极微,引发军人干预,建立军人执政委员会。此后建立的民选政府由于没有兑现土地政策,引发农民的游击战。政府军耗费1000亿美元(中国文革后的外汇储备还不到两亿美元)、打死8000多农民才镇压下去。在一片乱局之下,1968年10月,贝拉斯科发动军事政变,但仅仅七年之后,他又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直到1980年5月,军方才将政权转交给民选政府,历经一百六十年,总算完成了民主转型。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整个八十年代是拉美失去的十年,秘鲁也不例外。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负0.3%,通货膨胀233.9%,外债高达200多亿美元。随后日裔的藤森上台执政,但却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他本人也乘参加国事活动之际,突然流亡日本。 拉美另一个大国阿根廷和秘鲁类似,也是实现独立后就由于政局动荡而屡屡发生军事政变—-尽管秘鲁模仿美国制订的宪法。这包括早期的罗萨斯独裁、后期的1955年、1962年和1976年的军事政变。这其中还发生了由于选举争议引发的内战(1880年叛乱)。直到1980年代的拉美危机和马岛战争的失败,才令阿根廷的民主制度最终确立下来,前后也长达一百六十多年。 一谈到智利,世人一般都马上想起阿连德和皮诺切特。民选总统阿连德在总统府手持武器,与发动军事政变但得到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对抗(美国此举算不算反民主?逆历史潮流而动?)壮烈殉国。但这一幕就是智利独立后民主转型的常态。不过相对来说,智利独立建立共和后,还是所有拉美国家最为稳定的国家,初期虽也曾十五年九换总统,五换宪法和由于选举引发过内战,但1833年加强总统权力的威权主义宪法还是建立了相当一段时期的政局稳定。1891年,总统和议会的权争再度引发内战,战争持续八个月,上万人死亡。此后智利进入议会共和制。但议会制增强了民主却失去了效率,内阁经常三个月一换,甚至有的内阁仅维持一周,最短的只有一天就瓦解了。在这种情况下,1924和1925年,智利接连发生军事政变,重新恢复威权式的总统制。但仅仅两年之后,就被军人政权所取代。1930年代的大危机也严重冲击了智利,在17个月内,连续发生军事政变,其中一次政变仅仅维持了12天。二战期间智利建立了左翼政府,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为了寻求解决经济困境之道,在随后的15年中,智利成为左中右政策的试验场。1973年9月11日(被称为皮诺切特的“九一一”),持左派立场实行国有化和土改的阿连德被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数千人死亡或失踪,三万多人被酷刑折磨。甚至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奥兰多·勒特里尔在华盛顿特区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此时的拉美,主要国家如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都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随后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应该说智利有较长的宪政史,但民主转型之路仍然曲折非常,代价高昂。 最后一个要谈的是苏东集团。目前来看,前苏联地区的民主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个人独裁依然存在。相对来说中东欧的国家转型较为平稳,但都没有出现亚洲四小龙式的经济起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甚至由于腐败和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而被欧盟经济制裁。和中国有可比性的大国俄罗斯,代价最为惨重:经济倒退二十年(二十年后俄罗斯GDP才恢复到解体前的水平),这个解体前经济总量是中国四倍的大国,现在仅仅是中国的五分之一。 纵观古往今来,民主转型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其过程是极为血腥的。而且就是幸运转型成功的国家,能取得经济成功的又是少之又少。因此,从这个历史规律来看中东革命,至少在可预见的漫长时期,将是持续的动乱、冲突和血腥屠杀。如果考虑到伊斯兰教的决定性影响和这个民族缺乏宽容的特性(如对穆巴拉克的审判,如果埃及像英国一样制订“穆巴拉克总统奖”,或许还能看到一丝建立民主的希望),在中东这片土地上,产生民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在付出全部代价之后—-假设这些国家还能幸存的话—-即使它们能够最终幸运的完成转型,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仍然为零。没有经济做基础的民主,也将是极为脆弱的(以埃及为例,96%的人口生活在尼罗河流域,既无资源,也无耕地,出生率极高。这样的国家凭什么发展?) 最后,正如我过去的文章一样,不管分析什么问题最终还是落脚于中国。先看中国台湾。从以上的历史回顾,虽然大陆百姓对台湾的民主并不满意,但我们确实感到它的转型是奇迹,真的是奇迹:没有暴力,没有流血。台湾的民主转型奇迹有许多不可复制性的条件:经济起飞在先、教育普及在后;在蒋经国的治理下实现了均富、相对廉洁的社会;蒋经国以个人权威做资本,自上而下的推行民主转型(一个意外事件不得不提:做为接班人的儿子蒋孝武卷入刺杀江南案,而政治生命终结。此事件之后,蒋经国才明确宣布蒋家人不再接任“总统”。历史的偶然就在这里,假设当年华盛顿后继有人,说不定也改写了美国历史)。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决定台湾命运的美国存在。所以当选举出现争议、两颗子弹之时,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介入(当时对全力抗争的连战许诺说会给他公正,但最后食言),才平息下来。今天的台湾民主,由于经济停滞(和八年的政党内耗、自我封锁、挑衅大陆直接相关)、无法消除台湾独立(中国人痛恨李登辉不是因为他继续推行民主,而是他借民主搞台独。国民党人痛恨李登辉也不是他继续推行民主,而是借民主分裂国民党以达到把权力交给台独势力的目的)、选举时的暴力(两次发生枪击事件和议会大打出手)、陈水扁的腐败丑闻而无法被大陆民众所认可。 再看中国大陆。我们不得不感慨,这六十年中国虽然也很曲折,有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导致的三年灾害、文革、国家分裂势力制造的暴力事件、局部的群体性事件,但从整个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没有发生军事政变,更没有内战,也没有发生国家分裂和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可参照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尼)—-而且在保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还从英国收回香港,从葡萄牙收回澳门,更没有外敌入侵(中国都拒敌于国门之外,但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印战争、中苏战争、中越战争,中国像当年的清政府不堪一击的话,外敌早就入侵了)。相反整体上保持了发展的势头,到今天已是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航空大国、核军事大国、体育大国。当6月24日至28日温总理访问欧洲的匈牙利、英国和德国之时,这些传统的欧洲列强无不把中国视为救星,以摆脱欧洲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法国《世界报》社论指出,中国资助美国是有目共睹的大事。而如今中国已经又变成建立在双边基础之上的欧洲银行家。温总理的表达则是:“在欧洲困难的时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匈牙利这个前苏东国家,中国提供了十亿欧元的专项贷款(没有像西方那样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时附加条件),同时承诺购买其国债。在英国和德国则签订了巨额贸易订单(德国150亿,英国43亿美元),以拉抬它们的经济增长。在当今世界有此能力的国家,全球也就唯我中华!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但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一这是正常和无法避免的,二是我们的代价还要远远小于它们。所以不管是谁要想以中国犯过的错误来否定中国这六十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中国都要被否定的话,全球的发展中国都更应该被否定。 其次,无论是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的惨痛经验)表明,民主转型的代价极其高昂和血腥。如果这个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则内战和分裂的危险几乎无法避免。所以假设中国不能吸取自己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训和全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依然要走向民主的话,其结局只能是国家分裂(民主包含民族自决)、血腥内战(以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无论谁执政都不会和平的接受国家分裂)、军事政变,天下大乱。中国崛起的梦想彻底破灭。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也绝不会放过肢解中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将可能像当年被肢解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成为一个区域小国。 许多自由派学者认为,中国民主了,就可以解决藏独、疆独、台独等问题。但客观事实却是:民主不能解决国家认同。一个只有二千多万人的台湾过去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主化之后,国家认同分裂。加拿大到现在也解决不了魁北克的独立问题,联邦政府一是强行取消它的公投权力,二是决定只有其它所有州都投票同意,它才可能独立。除了北美,欧洲还有西班牙、比利时、英国、土耳其、法国。而这些民主国家除了用强力(或者武力)维持,别无良策。 或许有的自由派也承认民主的转型代价极高,也不希望这一幕出现在中国,但却又认为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别无选择。其实自由派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文革中“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后发展阶段”同出一辙。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发展早已证明,根本就没有一个恒定的公式。古代文明,在全球各地都产生专制制度的时候(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古印度河文明,中华文明),希腊却例外的产生了独一无二的民主制度。当欧洲走向长达一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文明却光辉灿烂,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欧洲这样的历史阶段(这时的欧洲大概也不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人类的必由之路,是历史的终结)。美国独立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但美国却自创了共和总统制。西方崛起后,以它们的目光来解读这个世界,但却一致的认为中国是一切的例外(黑格尔、马克思、奥本海)。所以现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存在也将只是阶段性的,而且其日益暴露的缺陷也使得“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张维为)。 所以,如果认为民主是唯一之路,中国前途无解,是恐怖的动乱、国家分裂和血腥的内战。这一点,在中国的左中右的学者中都有共识。康晓光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民主祸国殃民论”,今天王力雄则提出“民主血流成河论”。但如果跳出民主是唯一的选项,中国则光明无限,今天的辉煌就是明证。当然正如张维为先生所讲的:“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但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好。这涉及的不仅是对外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包括如何向国人解释中国的一切。我看关键是要抓紧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建设。 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需要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大胆进行指标方面的创新,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真实面貌。”这就如同,当年的英国所面临的尴尬境地:由于没有宪法和拥有女王,几乎所有的人指责它不是民主国家。但英国的宪政学家建立起一套话语体系,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他们认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各有优缺点,只有英国巧妙的把三者融合在一起。所以在英国,即有代表君主制的女王,也有代表贵族制的上下议院(上议院不经选举产生),更有民主制度的百姓投票。其次,他们把英国政制分成两个部分: “尊严的部分” 和“效率的部分”。大致上说,该政制中君主和贵族院属于“尊严的部分”,平民院和内阁属于“效率的部分”;英王是尊严之首,内阁首相是效率之首。“尊严的部分”是英国政制的外观,“效率的部分”是它的本质;前者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崇敬之心的功能,它使政制获得了权威和动力,而“效率的部分”是对这种权威的现代运用;前者是从悠久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它复杂而堂皇,古老而庄严;后者是具有现代性的,简单而有效。英国的宪政学家还特别指出,“尊严部分”是数个世纪政治文化积淀而成的,而不是通过立法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法律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政治性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政治心 理或政治情感层面的东西。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英国政制中“效率的部分”是可以仿效的,但作为政治心理层面的“尊严的部分”是难以仿效的。还非常值的一提的是,他们鲜明的指出英国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完全融合”,而不是三权分立!并称之为英国宪法的有效秘密。 张维为先生和英国的宪政学家们的观点说明了一个制度的合法性一方面来自于它的表现,另一方面来自主观的接受。这就如同虽然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独裁和专制,但中国百姓在主观上已经不接受一个皇帝式的专制,但可以接受一个政党面目出现的专制。这也同样说明了,希腊民主制结束之后,民主在西方长期被否定,被认为是最坏的制度。但到了现代,则又重新被接受。这和主观上的宣传密不可分。这也可以同样说明,中东君主制国家大都可以免受阿拉伯之春的冲击(因为百姓主观上认可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同样的,美国独立后可以实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特别是内战后,种族隔离照样盛行。因为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隔离不是歧视,是隔离下的平等。 中国不能、也不需要走向西方的民主,原因除了中国现有的模式相当成功、有效—-这一点和处于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美国、欧洲,以及处于革命动荡当中的中东世界的映照下,更为突出,以及民主转型的代价和风险极为高昂之外,还在于独特的中国文化本身。 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有二:首先它是一个家庭伦理本位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家庭的放大。中国传统上就没有公民社会的空间(不是强制取消,而是没有必要)。其次“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漱溟语),以道德替代宗教。故陈独秀曾言: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 西方的公民社会,或者出现集团对个人的压制(如宗教),或者出现个人的觉醒抗争,形成两个社会实体。相互的对抗、竞争、对立是常态(中古是农奴与地主的对立,现在则是资本家和劳工的对立),解决相互之间的冲突靠的是契约、权利分割(相维以利、相胁以势,遇事依法解决)。而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则消融了团体与个人两端。一切的核心是责任和义务(上是负责、下是服从)。官方的话语体系是爱民如子,父母官,民间的话语体系则是师父、徒子徒孙(西方只有师、徒二字),乡邻之间也是伯叔兄弟相称谓(今天就是单位平级的同事之间也是如此),一概家庭化之。也就是说中国从本质上讲不存在社会与个人的对立,整个社会结构不是纵向的分层,而是横向的交织一起。在中国,谈到权利,往往待对方赋与,而谈到义务,则出于自身(如父母对孩子讲我应该抚养你大,应该给你教育。但如果此话由孩子口中讲出,则不会被接受)。通俗的讲,西方是相争,中国是相让。所以从本源上讲,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过是它们对立性社会结构的反应罢了,怎么可能适合中国这种追求和谐、消除对立的国情呢?(所以公民社会是陷阱之论,从这个角度讲是有道理的)。 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化,产生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影响是:人情社会与缺乏公德。在一个家庭中,老幼长序,亲疏远近有别,相亲如骨肉,相需如手足,怎么可能任何事情都一视同仁,一个标准对待?(公事公办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在西方也是应然、必然。一个执法,一个徇情)。在一个被家庭伦理放大的社会中也是同样。由于社会的家庭化,每个人重的只是私德(父慈子孝、忠贞节烈)。显然在一个人情和私德至上的社会(不是法制社会)怎么可能套用西方脱离不开法制与公德的民主制度呢?哪么中国的伦理社会是否能够改变呢?这个问题就如同中医可否改变为西医?答案则是,如果以西医为标准改变中医,其结局只能是消灭中医。但中国的伦理社会谁能消灭的了呢?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而要想成功移植西方的民主,充分条件则是须移植西方的文化,单把这个制度移植过来是行不通的。但谁又能 所以中国的制度,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讲就是:“专制是权在一人,民主是权在人人,中国根本不讲权,所以通不是。凡讲权者皆以自我为中心,而伦理则看重对方也”。所以,中国的制度是什么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效,这和中医一脉相承。中国五千年可以同化各个外族,可以容纳不同宗教,其发展出来的实用理性,在经济高度成功的今天,怎么不可能创造出新的人类制度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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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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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极权社会的两种前景(旧文新读)

    读了崔卫平的《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一文,深受教益。此前,笔者曾交替地使用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对这两个概念未曾加以辨析,现在看来,有必要使用更加精确的术语来描述中国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国的未来。          威权、后期极权和后极权制度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称权威主义或独裁主义,后期极权制度(late -totalitarian system)和后极权制度(post-totalitarian system)则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衍生物。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虽然都是专制体制,但在专制的范围和程度上还是有很大区别 的。          威权主义主要用来描述拉美和东亚的专制体制。可以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军人威权主义和官僚威权主义,或者硬威权主义和软威权主义。巴西和智利曾是典型的军人威 权主义体制。“在1964-1985年期间,统治巴西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政权,其领导人都是四星将军。尽管各个政权的结构和人员不同,但它都是由军官、 有一技之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资格政治家组成的联盟构成。” 1973年9月,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并实施“党禁”和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还命令军人接管大学,军政权 “在使用镇压手段方面从不犹豫不决,对发生劳工动乱和民众抗议的任何苗头尤其如此”。     1970年代,朴正熙在韩国推行的“维新体制”,蒋经国在台湾实行的“戒严体制”,可以作为官僚威权主义的典型。          崔卫平指出:区别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重叠,比如说,一个由警察力量和军队来保障的政府;意识形态控制(或者神权统 治),以及残酷、拷打、杀戮等。就残酷性而言,一个权威制度的独裁者可能比极权主义暴君更为过分。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谁好谁坏,而是它们各自的 性质。“极权主义”正如其字面意义(total)所表明的,它是一种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范围、领域是权威主义不可想象的。首先是将人们经 济活动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一个中心之内。而当年的台湾、李光耀的新加坡,皮诺切克的智利,老百姓做生意还是自由自便的。笔者也曾指出: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时就 已经决定从训政转型为宪政,只是由于内战的缘故,实行了四十年的戒严状态。但是,他们对于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台湾民进党的缔造者 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党外公职人员(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省议会议员、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等),一部分是党外知识分子团体以及民办刊物(如《美丽 岛》)的负责人。这二者都是公民社会成熟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与“玻璃桶江山”不可同日而语。笑蜀在与冼岩讨论时说:诸如台湾这样的权威主义体制,虽然民主 受限,但基本人权、基本自由还是保障的,包括相当程度的政治自由,如自由结社、自由表达等等。因此可以生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民间社会,从而保持对于官场的相 当程度的民间压力。这意味着合作的另一方,即民间也为官方所承认和尊重。庙堂和江湖彼此都怀有起码的善意,彼此都有起码的周旋空间。虽然政府主导,但政治 上一定程度的多元是有保障的,比如司法独立。          极权主义一词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发明,作为负面用语源于汉娜·阿伦特1951年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专著《极权主义的起源》。1956年,弗里德利克和布 热津斯基出版《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一书,将斯大林主义(苏维埃制度)纳入了极权主义的范畴。如果根据弗里德利克所概括的极权主义的六个特征——1、一个 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斯大 林主义(苏维埃制度)才是标准的极权体制,纳粹主义只能算是半极权体制。纳粹党对军队的控制力有限,所以才会发生1944年7月20日军队领导人刺杀希特 勒的事件;而且,纳粹党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和动员体制也没有苏维埃制度那么严酷,直到战败前夕,希特勒都没有对德国的妇女劳动力进行充分动员。          笔者曾指出:苏维埃制度有两个亚种——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前者又可以称为马彼主义(马克思加上彼得大帝),后者又可以称为马秦主义(马克思加上秦始 皇)。如果说斯、毛有什么差异的话,斯大林更加依赖克格勃专政;毛泽东则喜欢采用群众专政的手段。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 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 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败了。现在的中国执政党,更多继承的是毛泽东思想中斯大林模式的一方面,而不是毛泽东晚年“文革”模式的 一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把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推到了极致,“政社合一”、“政企合一”、“企业党委领导制”、“支部建在连上”、“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一系 列举措,使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和“总体”(total)性远超过苏联东欧国家,能够于之相媲美的只有金氏父子统治下的朝鲜。          李慎之先生辨析了“后期极权制度”与“后极权制度”,他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米奇尼克而不赞同哈维尔的用语。他认为,1970-1980年代的捷克和波兰, 用“后期极权制度”来描述比较确当。“后期极权制度”是“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极权主义制度,它的主要特征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在事实上已经疲软和失效,已 经不能真正统摄和控制人们的灵魂了。代替乌托邦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和犬儒主义。欺骗与撒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个制度下, 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 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 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 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 假。”人们在社会、文化领域中逃避现实政治的种种行为都带有某种“反(极权)政治的政治”含义。          笔者以为,“后极权制度”用来描述现在的中国最为合适。眼下中国的体制既与1970-1980年代的捷克和波兰有所不同,也与同一时期的韩国和台湾有所不同。          “后期极权制度”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是失败的、无效的,但其“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尚存,人们仍然受“单位社会”的钳制和摆布。1992年以后,中国的“单 位社会”逐步趋于瓦解,多数城乡居民已经生活在“民间社会”中,号称六千多万人的中共党员也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与“组织”脱离了联系,“一元化”党组织系统 的重要性正在被“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所取代。“后极权制度”并不意味极权制度已经完结,而是极权制度的一种衍生与变异。极权主义的“整全性”已经不 复存在,政经、政社已经分离,但“在道统和法统上并没有改变”,“极权主义的教条并没有改变”,它的一个基本规则--“党的领导作用”没有改变。按照米奇 尼克的说法,后极权制度“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极权主义的权力,但是它已 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右翼威权主义理论家喜欢将现在的大陆与蒋经国统治时期的台湾相提并论,但笔者以为绝不可忽视二者之间的原则性区别。胡平指出:国民党从一开始就认同宪政民 主理念,它把实行威权统治视为权宜之计,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要求回归宪政,要求还政于民的主张总是合法的、正当的、可以理直气壮的。南韩、菲律宾和印尼的 情况也差不多,连当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也不能不从原则上承认宪政民主,只敢把自己当作临时性的过渡性政权,因此在这些右翼专制的统治下,民主力量总拥 有一定的正当生存空间。而在后极权制度下,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并不具有“政治正确性”,其道统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绝对领导”。          陈奎德早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就指出了中国大陆向后极权制度转化的趋势,并概括了这一制度的六个特征:1、脱离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教合一的窠臼;2、以 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政治目标;3、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4、仍然否定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虽然其控制力会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无所不在;5、私有财产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6、在外交上,将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强权主义,对外则宣传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来确立外交亲疏的基础,并以此姿态 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个预测与后来现实的发展非常吻合。          后极权社会具有两种可能的前景:一是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一切政治改革的努力,政治发展长期停滞和僵化,并导致种种内忧外患和社会危机;一是积极和妥善地启动全面改革,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尽快跨越“后极权、前民主”的过渡阶段。          后极权社会的内忧外患          学者们对于僵化的后极权社会将会导致的局面,已经有种种描述,譬如说“苏丹化”、“西西里化”、“社会断裂化”等。          极权社会需要有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作为社会运转的中枢,只有像他们这样的铁腕人物,才能控制地方上不受民意约束的“南霸天”、“北霸天” 们。而后极权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失去了有独裁魅力的领袖,是政治侏儒的时代。但这些侏儒们在各自的领地中又是大大小小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欺男霸女、贪 污盗窃、无所不为。所谓“苏丹化”,主要关注的是后极权体制(或萧功秦所谓“后全能体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走向。          萧功秦指出:“苏丹式政权”(Sultanistic Regime)或者汉语中所说的“土皇帝”政治有以下四种基本特征:首先,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国库与当权者 的私人财产几乎没有分界。其次,是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权力者使用其权力是任意的,不受制度与规则约束的,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统治者为所欲为的个 人的决定,可以不断地破坏官僚制度内部原有的程序规则。第三,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苏丹式的统治者则无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理想或信念来作为自己的统治 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他们甚至并不感觉到有必要用意识形态的用语,来包装或辩解他的私人权力与意旨的合法性。第四,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在苏丹式政权里, 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统治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官僚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统治者与其任用的官 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地方自主性加强,低政治参与与地方官员腐败的正相关性,为一些地方出现“苏丹化”的现 实提供了前提条件。以河南卢氏县为例,该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为了巩固自己在卢氏县的统治,下令县电视台掐断了中央、省市的电视频道,这种信息封锁足足维持 了三年。杜在卢氏六年里,各乡镇、局委、二级机构领导全部被他换过一茬。他权倾一方,滥用国家每年给予的6000万扶贫款,把对资源(物的资源、人的资 源)的支配权(公权),统统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杜保乾对农民横征暴敛,虚报、重报农民的收入。农民拒绝交苛捐杂税,卢氏县所属潘河乡政府甚至会下令撬门 砸锁,强行拉走农民的电视机、缝纫机。杜保乾继父去世,该县全部乡镇领导、各局委领导及二级机构负责人一律赴数百里外杜的老家奔丧,共出动小车120 多辆,单这一次,杜收礼达100 多万。这种苏丹化倾向,已经从乡镇、区县向地市级和省级蔓延,不久前揭露的原黑龙江省领导班子的问题,就够触目惊心的了,但这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在极权时代,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无所谓区分,到了后极权时代,国家已经不能全面控制社会,但又不允许社会自治,结果是为黑社会蚕食市民社会,“黑道”排 挤、打压和渗透、控制“白道”(法治社会、纳税人社会)大开方便之门。所谓“西西里化”,涉及的就是后极权体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孙立平指出:“西西里化”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黑社会政府化”和“政府黑社会化”。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以及那不勒斯地区),因为社会信任的普遍缺 乏,一度造成黑手党对于政府法制秩序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当后极权社会中欺骗与撒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 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社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其“成功不仅 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 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 些”。黑社会组织高度参与了“以强力为特征的秩序的定型”,在某些方面甚至替代了政府功能,这就是黑社会政府化。          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内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这里所说的犯罪化不是指刑事或经济犯罪,而是指政府的许多行为(甚至其日常管理活动)本身就是以违 法甚至犯罪的形式进行的。例如,按照《行政处罚法》,省以下政府无权单独设定行政处罚,但为了“强化”地方或部门权力,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都 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处罚。一些以“红头文件”为指导的政府行为,有时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它不仅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而且破坏了行政系统的社 会公信力。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更值得注意。不少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招收了一批类似于流氓的人员,为他们提供装备,委托他们去处理一些可能引起民众反抗的棘手 任务,如市政管理、计划生育、强收摊派等。这实际上产生了政府机构流氓化的社会形象。根据已有报导,现在各地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股开妓 院或参与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这就是官员本身的黑社会化。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极分化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改变了历史进程,并导致了马克思的预 言破产;正是社会中下层争取宪政民主制度的斗争,阻遏了社会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态势,避免了“社会断裂”的危险。然而,后极权体制对于社会中下层争取人权 与民主的强硬镇压措施,正在日益加剧“社会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的形成”。在欧美国家最终没有出现的社会底层的“绝对贫困化”,在中国并不是没有可能 出现。“社会断裂化”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后极权体制中社会阶级关系的未来走向。          孙立平指出:社会断裂既发生在城乡之间,东西部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之间,也发生在城市内部各阶层之间。有三种被“甩”的人——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的没有掌握 新技能的下岗职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外的小农经营式的农民、被甩在城市就业体系之外的出卖劳力的农民工。应当把“断裂社会”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多元 社会”加以区分。“多元社会”通常被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大体不外如下的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 群体(包括各种“少数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就政 治制度而言,形成的是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 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而断裂的社会, 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着类似的多样性,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 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而在断裂的社会中,不仅“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整个社会 已经失去了联系”,而且“断裂社会的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断裂社会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用 王力雄的话说,就是盛在专制玻璃桶里的一桶散沙。          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断裂的社会实际上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挑战,社会的断裂增加了社会管 理的难度。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恰恰进入了一种无力面对这一现实的状态。一方面,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过去十几年来虽然屡次精简机构和人员,但实际结 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反而进一步膨胀;无论是政府机构的种类和数量,还是政府公职人员的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前的时期。不仅如此,各级政府机关的办公楼越 来越漂亮堂皇,政府公职人员的消费也越来越豪华。另一方面,许多本应由政府机构承担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和责任,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从市 政管理、公共秩序到社会治安,人们都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孙立平认为,政府的非政府化,也就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是社会脱序的重要象征。它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经营活动,这在基层政府更为普遍,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却明显地被忽视;其二,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 或官员个人的经济收入,很多部门和官员都忙于“创收”,如果找不到“创收”的机会就要“作局”,有的地方甚至把反对“”都当成了创收的机会;其三,以“为 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其实“办实事”是幌子,从中收费甚至从中营利才是真实的目的,结果由于“层层设卡”,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效率下降;其 四,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片面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基本标准;其五,政府官员与企业私下结合,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官员傍大款”。  )          “官员傍大款”,“大款傍官员”,这二者的结合(包括“一家两制”和拟家族式的关系圈的形成)就是吴敬琏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虽然吴敬琏说“权贵资本 主义”“其实就是老一点的中国人很熟悉的官僚资本主义”,但在笔者看来,陈伯达当年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现在的“权贵资本主义”相比,就太小儿科了。 据当事人转述,胡启立早在1988年就坦承,中共政权的官场腐败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8年。更不要说十几年后的现在了。          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其专制势力之凶狠,权贵资本之贪婪,是其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哈耶克曾说:目前这个世界上,令人不解的事情之 一是,极权主义国家好像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受“社会公正”的约束,更愿意让那些受发展的不利影响的人背负重担。胡平指出:“由于缺少起码的公共监督和 民主参与,中国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私有化,导致权势集团公然地、大规模地抢劫公有财产,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是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史无 前例的残酷血腥、不公不义、伤天害理。现今中国的贪污腐败,不但在程度上远远超过当年的台湾、南韩,也超过当年的菲律宾和印尼,而且在性质上要比菲律宾和 印尼的情况还恶劣百倍。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样,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难道不比 苏哈托治下的印尼还恶劣百倍吗?”          秦晖把上述现实形象地描述为“尺蠖效应”。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 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 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这可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私对私”地兼并穷人 要“高效”得多了!就像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          一位著名的民办教育家提供了“尺蠖效应”在教育领域中的运作实证。他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所谓“集权”,指的是 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毁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门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 设。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使之成为家 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当然,竞争获胜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 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 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 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 权力资源的阶段。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 名校办的“民校”。“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 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 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 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          在政治民主化改革阙如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现已沦为“财富掠夺”的代名词,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奇怪的了。“毛泽东热”长盛不衰,对“走资派”的大批判 言辞堂而皇之地登上网络平台,这些都是对执政者的警示:如果社会断裂化的趋势得不到遏制和扭转,极端主义的破土而出,革命情绪的逐渐积累,改朝换代的普遍 期待,就是难以避免的。)          毛泽东生前讲了几十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甚至准备打世界大战和核战争,但朝鲜战争后的中国事实上一直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直接危险。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始终自我克制、谨慎对待;一方面是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冷 战的主要对手始终是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GNP总量也只相当于加拿大的水平,与美国、日本还相距甚远,至此,世界民主阵营还 没有怎么把中国放在眼里。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战争的危险反而增加了。原因也是两个方面的。从一方面说,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在 国力逐渐强盛后,很可能不像以前那样谦虚谨慎了,而变得趾高气昂、盛气凌人起来,小小的突发事件就可能造成骑虎难下之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专制体制具有 一种转移内部矛盾,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资源的本能冲动。从另一方面说,在今后二十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越日本和美国,坐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中国的 战略核力量将会与美、俄鼎足而三,中国的远洋海军将会游弋全球,中国的陆军将具有向周边国家快速出动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 国及其全球盟国将会重新审视对于后极权体制下的中国的战略态势。          面对第三波民主化持续发展的世界潮流,后极权体制的中国无法摆脱与世界大家庭格格不入的宿命。融入世界民主体系,中国将获得在全球化中持续发展并最终在和 平禅让中取代美国世界领导者角色的历史机遇;坚持后极权主义的专制体制,中国就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在国际上受到战略围堵,与美国及其盟国展开军备竞 赛,甚至可能擦枪走火,导致新的战争;第二,国际社会不能容忍后极权体制的大陆吞并自由民主的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始终无法实现;第三,城乡、地区、阶 级、民族、宗教等各种内部矛盾日积月累,任何一处漏洞都有可能造成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导致“玻璃桶江山”的破碎。说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个战略机遇期,并不是 说有这点时间韬光养晦、发展自己,就可以有足够的本钱与世界主流文明分庭抗礼了;而是说,在这二十年中,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联盟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 盾,中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体制和战略,自己来决定今后的国际角色――是罗斯福曾为之尽力的“世界四警察”之一,还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或者 “流氓国家”。         民主转型的阻力和动力          妨碍后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型的阻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上的,一是利益上的。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就会成为林毓生所谓“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或者马克思主义类型的“(阶级)利益决定论”。          自从“华夏体系”在19世纪被“世界体系”吞并后,中国人对世界乃至自身的认识就不再是完全自主、自足的了。中国精英阶层从青睐英美模式到德日模式到苏维 埃模式再到东亚模式,都是被世界潮流裹胁的结果。1919年以后――更不用说1949年以后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演变。 1956年以来,中国统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改革的认识,曾三次受到苏东国家事态的干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毛泽东曾想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搞 一点民主化的尝试。但是,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中止了这一进程,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中的“引蛇出洞”,反而强化了思想控制和政治镇压。1980年8月18 日,邓小平发表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紧接着,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掀起了“竞选运动”,这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波峰。但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 兴起,吓坏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在他们的进言下,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决定“缓改革”。事实上,当局的政治改革热情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那个时期的程度 了。从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到1991年克里姆林宫易帜,再一次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政治改革的认识。中共高层中有一种强烈的呼声,要求把反对“和平 演变”作为工作重心,邓小平比他的多数同僚头脑要清醒一些,但还是确定了一条经济改革放开,政治改革收紧的瘸腿路线,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苏东国家在 1990年代的转型进程给国人带来三种认识上的困惑:民主化会不会导致经济停滞乃至倒退?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会不会消弱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如果 不能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成为民主转型的思想阻力。          苏东国家在转型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虽然在程度上有轻有重),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官方媒体出于维护专制制度的需要,一方面 是拼命夸大衰退的事实,当苏东国家经济好转后就不与报道了,让一部分国人误以为他们现在还在危机中挣扎;另一方面是把衰退的原因完全归罪于民主化和私有 化。金雁、秦晖在《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中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并阐述了他们对经济衰退原因的看法。笔者在《中国经济增长 与政治改革》(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中也曾指出:“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导致九十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 条:第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第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第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从苏联向独联体的转变,使得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 对外贸易,平白增加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华约和经互会组织解散后,东欧国家纷纷转向以西欧国家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 济一体化,割断和削弱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生产出来的东西突然没人要了,急 需的专用设备或零配件要改用外汇来购买了,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 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美签 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进而阿富汗撤军、中苏和解、华约解散,苏军以及后来的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而军工企业由军品转产民品的结构调整却非 常缓慢。俄罗斯还没能分享到和平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分利集团在前苏联时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性的,例如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有的是地方性的,例如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就是一个以第一书记为首的分利 集团,中央机关与地方领导人构成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主要从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中大获其利。在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转 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 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 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 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价格 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遏止了通货膨胀。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 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 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使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与俄罗斯每年减少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于俄罗 斯的经济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俄罗斯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十年来首次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以上四条原因中,有三条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条与民主化有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民主化越不彻底,分利集团的危害性越大,独联体国家与东欧国家的 对比,就是最好的证据。由于贯彻邓小平、陈云务实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军事工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已经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当的比例,除非在军国主义的 鼓噪下,江后时期掀起一个扩军备战的新高潮,国家民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将不会导致像俄罗斯那样的军事工业大转型的强烈阵痛。在1980年代,经互会国家单 独构成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自外或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因而重建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会导致暂时的混乱与失序。而加入了WTO的中国,已经成为21世 纪全球化经济中的佼佼者,甚至被戴上“世界工场”的桂冠,对外贸和外资的依存度,在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民主化转型将不会破坏已有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反 过来说,这种关系倒有可能被国际社会用来作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战略手段。目前所谓“经济安全”的考虑,主要是基于政权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的角度,否则,诸 如日本、韩国这样在战略资源上比中国更依赖国际社会的国家,早就退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了。苏东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而中国在现实中 已经走上一条“先私有化,后民主化”的道路,因而,中国民主化将不会伴随所谓私有化“休克疗法”,更类似于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民主转型。台湾和韩国的 民主化进程,几乎对其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发展没有带来任何不良影响。新兴工业化国家近年来出现增长速度放缓乃至短暂的危机,乃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所产生的 新问题。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的苏东国家,一共包括十个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东德。在民主 转型过程中出现国家解体现象的,只有前三个国家,与之相反,东德在转型过程中还实现了国家统一。这说明,民主化与国家分裂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苏联和南 斯拉夫在这十个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1990年代初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不同,它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都只有几十年 的短暂历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情愿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民族曾经站在战争的对立面刀兵相见。苏联与纳粹 德国缔结密约后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美国在法律上从来没有予以承认。保、罗、匈三国都存在重要的少数民族,但是因为有一个在人口上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 就没有出现国家的解体。          笔者在《被绑架的宪政:党国与邦联的缠绕政体》中指出:苏联的国号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表明其政体形态是邦联制 而不是联邦制。南斯拉夫虽然以联邦为国号(1945年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却照搬了苏联 的邦联制政体。这种政体的主要特征是:邦联制国家的成员邦可以自主决定脱离联邦;其中央政府的组成由各成员邦的代表决定而不是由全国的选民来决定。例如, 所谓“斯大林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各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成的联盟国家”。“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只受苏 联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范围的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外,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根据本共和国的特点而制订的并与苏联宪 法完全相符合的宪法。”“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权同外国直接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 “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时期内维持统一和强大,靠的是“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邦联制是 表,党国制是里,邦联制是“明章程”,党国制是“潜规则”。列宁式的党是实行“铁的纪律”的党,其组织原则是“民主的”集中制(主词是集中制,中文译为民 主集中制是不对的)。国人必须对法律与现实脱节的状况保持高度警觉。法律上规定的控制手段在事实上毫无效力,现实中有效的控制手段又缺乏合法性依据,这种 局面可以敷衍于一时,却不能保障长治久安。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一方面在宪法上规定了高度的地方自治权,一方面又依靠共产党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党对国家事务 的垄断来维系国家的统一,结果是民主化与国家瓦解结伴而来。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现行宪法在类型上属于“单一制国家”的宪法,没有仿效苏联规定 民族自治地区享有主权地位和包括自立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这些都有利于遏制民主化的可能副产品――国家分裂;但是从“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 自于地方”而言,又带有一定的邦联制色彩,应当事先考虑好应对之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类似于前南斯拉夫的代表团制,除基层外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造成 “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地方”。“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所造成的政改难题是:不改变党国制就无法实行民主化,马上废除党国制又可 能出现地方主义泛滥甚至地方分立的局面。打破僵局的办法是首先进行清除邦联制痕迹的政体改革,实行“使全国共同体的权威直达每一公民”的全国性普选。此 外,还需要在选举法的层面作出相应的政体选择。许多国家实行比例代表制、议会最低门槛制、单一选区两票制(选民把一张选票投给本选区的候选人,另一张选票 投给政党不分区候选人名单)等,鼓励形成少数全国性大党或竞选联盟,削弱鼓吹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势力的政治能量。在确定中国宪政民主的大方向后,尚需学者 和政治家仔细地斟酌、掂量和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形态。          防止地方主义泛滥乃至国家解体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审慎地选择一个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自治方案。民主化后的中国必然要实行地方自治,这是世界民主国家的通 则。但在哪些地方行政单位实行地方自治,是大有讲究的。七年前,笔者就在《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初步构想》(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中主张实 行两级地方自治:将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地区改组为都、府、州(直辖市改称都,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政府所在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 30%的地级市改称府,一般的地级市和地区改称州),确定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地方自治体;以按新标准设立的市、镇、乡和坊(即现在大城市中的街道) 为下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社区自治体。两级自治体均应制定自治章程,自治机构和行政首长均应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自治机构均应享有地方立法权。两级自治体 均应有独立的财政来源。省、县保留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体。省设省长和省参议会,省长由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政府监督该省的各级地方自治,并执行中央政府交办 的各项任务;省参议会由都、府、州自治机构委派的成员组成,决定地方自治体委托省长及其领导的行政机关办理的事项。省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其收入由中央拨 款和地方自治体拨款两部分组成,并分别支出于中央交办及地方自治体联合委办的事项。县的权力构成类似于省。          以哪一级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是20世纪上半叶政争的一个焦点。清末政府宣布以府厅州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民初政府计划以道为上级地方自治单 位,1920年代初南北政府都确定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国共合作的政治协商会议承认省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可谓众说纷纭。我们主张以都、府、州为上级地 方自治单位,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适合传统的“地理天然之区域”并顺应当前的现实发展趋势。康有为在主张“以府为行政至大之区”时指出:行省为蒙古之谬制,明误循之,并非中国旧 物;道者,明以设兵备道,驻总兵,又设按察副使,是军政区兼上控区,强合诸府州,地理民俗多不同,不能为行政区;府、直州乃唐宋行政区之遗,实地理天然之 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省的权力和财力逐渐向地级行政建制下放,使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权力角逐中的最大赢家。这当然不是地级官员们能耐大、嗓门高的结 果,而是中国城市化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这就决定了既不能像一些中小国家那样靠发展一两个特大城市(汉城、曼谷、开罗)来实现农村人口 的城市化,也不能如某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依赖于几万个小城镇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主流是把现有的几百个地级市发展为大中城市,使之成为相应地域内经济发展 的“增长极”,用它们来容纳大部分的进城农民。中国现有2000多个县级行政建制,在每个县的范围内建成一个大中型城市,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省的行政 区域内,则需要同时形成10—20个经济“增长极”,由省级行政单位去统一管理,必然顾此失彼,显然也不适宜。这就使得地级行政单位的地位与作用突显了出 来。)          其次,是与世界各国的地方体制接轨。美国、德国的州,日本的都道府县,法国、意大利的大区,都与中国现有的地级行政建制(或未来的府州)规模相当。在这样一个规模上实行地方自治,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第三,是降低政治风险。中国一个强省的经济实力占到全国十分之一左右,有8个大省的人口超过英国或者法国,如果作为地方自治体出了什么差错,对全局影响甚 大;而且省级行政单位数量较少,如果其负责人是由民选产生,很容易彼此联手,挟地方民意对中央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以300多个府州为地方自治体,上面又 有中央派驻的省级地方行政长官,就可以避免出现上述情况。          第四,是有利于提高民族自治区的地位。在民族地区实行自治区、府州、市坊镇乡三级地方自治,可以使自治区的宪法地位略高于一般的省,而与香港、澳门等特别 行政区处于同一级别。当然,面积小、人口少的自治区(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可以实行两级自治,这应当由自治区的立法机关自行决定。          第五,是有利于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如果在广东省、江苏省这么大的范围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人们可能不放心,担心会失控,而在深圳、长治这样的 地级行政单位进行试点,就比较容易获得共识。如果以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格局太小,不足以发挥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部潜力。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在行政区划与地方自治改革方面走了两步棋。第一步是在89个联邦主体之上设置了7个联邦大区,在每个区派驻直接隶属于总统的代表, 负责监督联邦法律的执行和联邦官员的招聘工作。第二步改革计划是在别斯兰人质事件后刚刚出台的:联邦主体高级领导人(边疆区及州的行政长官、加盟共和国总 统)的选举应当遵从俄联邦政府组成原则,也就是说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不再由地方直选而改由俄联邦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议会批准。普京的地方自治新方案与笔 者提出的省制改革方案具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与其出了问题再亡羊补牢,不如事先进行缜密的思想实验,防范于未然。          有些人按照毛泽东、邓小平的思路,认为现行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转型后则会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种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的论调。英国最早 实行宪政,有没有妨碍它建立远洋舰队,成为世界海洋的霸主?美国最早实行民主,有没有妨碍它集中国力发明原子弹,建立“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历史早已 证明,宪政的英国比专制的法国具有更高效的财政税收能力,刚刚实行君主立宪体制的“小日本”比坚持绝对皇权体制的“大清”具有更强国家凝聚力和军事动员 力,自由民主的美国比极权主义的德国和苏联具有更持久和坚韧的国家竞争力。主张民族主义的王小东就认为,民主制能够把整个社区的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民 主制可以起到凝聚人的作用,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其军队纪律和战争效能的来源之一。     最近有两件事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举国上下将滞留朝鲜的人质家属问题视为日朝外交的头等大事,民众、媒体和政府同心协力,最终迫使朝鲜政府让步,将人质家 属送回日本。而中国人赵燕在美国遭受警察殴打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与民间媒体(互联网络)之间,民众(网民)与民众(网民)之间,却发生了一场 激烈的口水战,嘲讽赵燕和政府的人在网民中占了相当大的一个百分比。这表明,中日两国的国家凝聚力现在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其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 在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是伴随民主主义产生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贵族制国家,阶级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谁属于哪一个阶级就永远 属于那个阶级,所以每个阶级自行变成一个小国,并认为自己的这个小国比他们的大国还值得亲近和爱护。”在当今中国,“苏丹化”、“西西里化”、“社会断裂 化”正在日益加剧,形成举国一致的社会舆论变得非常困难。有些学者喜欢罗列民主化的不利方面,却没有同时指出拒绝民主化的不利方面:使腐败盛行,世风日 下,民心涣散,社会分裂,妨碍中国成长为政治大国或者甘阳所说的“政治民族”。          有些人哀叹在过去和未来的战争中都无法避免“汉奸”的出现,而他们却没有看到这正是专制主义的果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大清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李鸿章、 刘坤一、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与最高执政者离心离德的“内奸”。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 咸以其地不立化为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而。呜乎!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 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笔者曾与一位在网上激烈鼓吹“台海必有一战”的 网友辩论,得知他的真实想法是通过战争消灭极权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批皇冠落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通过台海战争挑起第 三次世界大战,就可以摧毁极权主义的最后堡垒。由此可见,准备“垂涕而迎”“海外之师”的“吾民”就隐藏在鼓吹战争早打、大打的人中间。现行体制不转型, 又有什么真正的凝聚力、动员力而言呢!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分析民主转型的阻力,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笔者基本上都同意,在此不再赘言。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反民主化改革的“精英联盟”的三个组成部分,应当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          首先,应当把“党官僚集团”和“现代文官阶层”加以区分。前者是极权社会的孑遗,是余英时解读戊戌变法时所勾画的为维护“一族专政”而呕心沥血的满人权贵 集团的当代翻版,他们把“本朝家法”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把“党性”放在“人民性”之上。后者则是1980年代后期实行公务员制度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群体,他 们把专业能力放在机会主义的“效忠”策略之上,正在日益向日本政治运作“官产学”三者互动中的“官”的角色靠拢。敏锐的观察者已经指出,近十年来,党机关 的权力正在逐步地向行政机关转移,在行政机关任职已经被从政者青睐。          其次,应当对所谓“经济精英”有所区分。笔者在《社会阶层分析与政治稳定研究——评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载《战略与管 理》,2002年第4期)中曾指出:1949年以前,中共实行统战政策的立足点是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当下的社会现实,在理 论上作出类似的区分应当说比半个世纪前理由更充分。如果不愿意沿用旧的概念,似乎可以把经济精英划分为“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和“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 前者有两个标志性的特征:第一,他们或者是行政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掌门人,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官方认可的垄断性经营特权的资本家。第二,他们大多出身于 过去的一元化统治精英,或者是本人从政治精英摇身一变,或者是“一家两制”、名门之后。虽然后者中的个别人有可能通过钱权交易、联姻等方式成为官僚垄断型 经济精英的一员,但绝大多数人注定无法跨越这条鸿沟。康晓光所说的经济精英不爱民主,选择集权,心甘情愿接受现行体制,与政治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 安在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头上都是恰如其分的,安在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则颇有疑问。对于官场腐败分子来说,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是欺压榨取的最佳对象。底 层民众压榨起来油水不大,成本太高;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来头大,靠山硬,轻易不敢从虎嘴里拔牙;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就成了贪官案板上的鱼肉。贪官污吏和官 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构成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的两座大山,认为后者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现状,而不希望有更加公平的制度,似乎从人的天性上讲不过去。          再次,虽然1992年以后一部分“知识精英”成为既得利益者,但为既得利益辩护不可能在学术知识界成为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主流思潮,因此类似何新那样的 人物至今寂寞得很。那些公然为权贵势力涂脂抹粉的“知识分子”,或者满足于做个留声机,机械性地重复着那些谁也不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首鼠两端,机会主义 十足,随时准备改换门庭。真正可能对未来民主转型有所阻碍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具有学术上的真诚性和创新性,不甘于在学术上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 尾巴,决心在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之外另辟蹊径、自创门派。          十年前,笔者曾在《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载《北京之春》,1994年第11期)中对蕴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民主化动力进行过分析,现在看来,还不需要做出什么修正:          从以往的历史看,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是争取民主最积极、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今后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但是, 争取民主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独家事业,不应当也不可能由知识分子来垄断或者包办。民主社会的最终形成将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工人、农民、企业家、国家公务 员和军人、中共党务工作者都可以为之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差异,不成为民主力量不能携手的理由。          工人的劳动权包括通过集体罢工保障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是民主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一项社会权利。中国工人争取劳动权、参与企业管理权、失业保障权、罢工权和 成立自由工会权的斗争,以及和其他市民阶层一起反对特权腐败、反对通货膨胀等不良经济政策的抗议活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绝不能被视为“动乱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农村中就有自治的传统和丰富经验,当代中国农民则深受基层政权不合理摊派之苦,因此,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率先在乡村两级实行地方自 治。只有通过民主方式产生乡村自治机构,才能建立健全的乡村财政,避免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才能对乡办、村办企业实施有效监督,防止少数人化公为私,巧取豪 夺。          无论民办企业的发展壮大,还是国有企业的转轨变型,本身都是对全能主义政治体系的一种冲击,这也就是企业家为民主事业做出贡献的一个方面。然而,具有高度 民主自觉的企业家不会不认识到,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离不开经济力量的支持。集权国家主办一次走过场式的人民选举,就要花费数以亿计的金钱,真正的民主 选举以及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种种政治活动,同样需要宣传组织方面的各种经费。为民主力量提供赞助,是企业家富有远见的一项长期投资,同时也是他人难以替代 的一种社会贡献。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和军人中的“非党化”意识正在潜移默化地发展,中下层官员的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国家公务员在制定改革和发展政策时,时常会觉察到国家利 益与垄断政权的少数权贵利益的矛盾,当他们被要求以前者服从后者时,总会遭受良知的责问,感受到内心的痛苦。“”屠城,是对军人荣誉的最大污损。当国家军 事力量越来越被用于对内防范和镇压民众而不是用来保卫国家领土和抵御外来威胁时,军人的效忠就会成为一个疑问。可以预期,当现在的中青年军官和文官晋升到 更高阶层时,军队国家化、公务员政治中立化的要求将会愈来愈强烈。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反民主倾向,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曾经高举民主旗帜,掌权后仍然标榜民主理想,在其内部始终存在着要求民主的呼声和争取民 主的力量。由于它长期垄断政权,大量吸纳社会精英,人们参加共产党的动机极其复杂,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青年人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为了实现 民主理想而加入共产党。海内外民主力量中很少有人否认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五千万中共党员乃至其领导集团中的开明人士的参与,分歧仅在于是企盼“内部起义”还 是“内部改造”。无论从中国的政治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计,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计,后者都要优于前者。只要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再往前走一两步,只要丢掉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僵硬教条,不难把现在的共产党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以后, 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混世魔王”,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政权合法性的信心,只是靠着枪杆子的力量来勉强支撑摇摇欲坠的权力,抱着“过了这村没这店”的世纪 末心理,利用手中现有的权力拼命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攫取世俗利益。这些“混世魔王”既是中国民主的敌人,也是中共自身的敌人。中共领导集团中不乏有政治眼 光的人,他们理应认清自己的前途所在。只要勇于自我批评、自我改造,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获得新的政绩,一个具有长期历史传统的大党 完全可以重新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既需要有忠诚、负责任的反对党,也需要有自信、雍容大度的执政党,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每一个人都应当根据自己的特定角色 来决定为中国的民主做什么和怎样做;同时,也应当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一些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上最大程度地建立起共识。          下面,我们再从“体制内-体制外”这个视角来分析一下民主转型的动力问题。          宪政意味着权力的划分与相互制衡。任何权力机构都有扩张的自发冲动,如果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由一个独裁者来摆平,而是靠冲突和妥协来达到某种均衡,就是权 力分立的起始点。因此,“体制内”也有某种程度的宪政民主化的内在动机。譬如说,民政部门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鼓吹和推动村民自治选举;环保总局为了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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