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

2011年8月23日，我从中国逃出来不久，在德国小城威士巴登，受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下会见。当时，有非常多的崇拜者迎候这位年近八旬的“政治难民”，可以说，他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威的“政治难民”了。而我当时，心情复杂，虽然经历了曲折的渠道才辗转逃到德国，但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流亡了。我对媒体说，我是为了出版监狱自传《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而暂时跑出来。达赖尊者身边的人，某一日看了美国《先驱论坛报》，上面正巧登载着我的故事，就向老人家提议：能不能找这位仁兄聊聊？尊者欣然点头。于是在威士巴登市政府楼中一间小屋内，尊者、我、廖天琪，还有藏语翻译，围绕一张小方桌，交谈了20多分钟。恍若梦中，我不知该说什么，倒是尊者主动问起中国，甚至问起我的家乡四川。我规规矩矩地回答，虽然尊者的温暖大手时不时盖在我的手背上，但依旧没彻底缓解我的局促。最后，我不由自主地说：“真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尊者收起笑容，若有所思：“前方是什么？我们都在摸索，我比你大那么多，还是需要摸索。只有共产党，既不怀疑，也不摸索，毛泽东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他是皇帝，一言九鼎，没人敢怀疑，可是他死了，地球还在转动。中国经历了许多历史朝代，比较之下共产党统治算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说不定你写的书都比他们寿命长呢。所以前方是什么？前方就是毛泽东几十年前鼓励年轻达赖喇嘛的话：‘要有信心！’”达赖尊者已经流亡50多年，随着他，还有1999年底十七世噶玛巴的流亡，整个西藏国土都沉沦了。一百四十多位无辜藏人的自焚，也不能撼动独裁政权的铁石心肠，但达赖尊者还是说“要有信心”——虽然我心中疑惑甚多，但从此却获得了一种源源不断的无形力量，佛教叫“加持”。为了获得达赖喇嘛和噶玛巴的“加持”，数不清的藏人翻越重重雪山，冒着被边防军射杀的危险，从自己的雪域祖国偷渡到印度。半个多世纪，600多万藏人，至少有六分之一流亡在世界各地。今年2月20日，在斯图加特的国际难民对话中，有位来自丹麦的西藏歌手，唱起了高亢的家乡民谣，两眼闪闪放光，似乎超越了所有的观众，从灵魂上回到冰封的世界屋脊，回到牦牛、经幡、庙宇和磕长头朝圣的藏胞之间。休息时，她对我和忆梅谈起献歌给达赖尊者的场景：“那是我人生最最幸福的时刻，可给尊者唱歌的人实在太多，轮到我，尊者听困了，打起瞌睡来，偶尔一睁眼，还冲我笑呢。嘿嘿，我们藏人嘛，达赖尊者在哪儿，祖国和家乡就在哪儿。”这一瞬间，我对这位歌手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我不是藏人，我能说达赖尊者在哪儿，我的祖国和家乡就在哪儿吗？叙利亚内战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乌克兰的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朝鲜和阿富汗的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简单地说出类似的话吗？好像不能。每个难民的内心，都有不同深浅的刀伤。其他人的疗伤手段我不太清楚，可我的疗伤手段是写作。我使用汉字写作时，就暂时回到在现实中回不去的“纸上的故乡”。如此苦难、残暴和荒唐的故乡，但在回忆中，因为一层层时间面纱，又凸显出些许的悲凉诗意。比如20多年前，在监狱中教我吹箫的老和尚，他的岁数比达赖喇嘛更大，一生中，要么在老家的寺庙，要么在他乡的监狱——他内心没刀伤吗？好像是没有。因为对于和尚，监狱是另一种修炼的寺庙。他每日的功课是“得到自由”；因为心不自由，一个人无论在哪儿，都活在监狱里。在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中，流亡的达赖尊者可以是被囚禁的老和尚。被自己祖国驱赶的难民是人类抹不去的胎记吗？我的祖国为什么不可以在一本书、一首诗或一段音乐里？虽然这样的“祖国”很脆弱，随时可能被打断，被撕毁，被遗忘，但是“要有信心”。2015年3月5日于柏林

流亡作家廖亦武以中国政府的批评者著称。在柏林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的新书，中国社会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德国之声：你的新书《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是一本对中国社会边缘人物的访谈录，很象你在德国第一次出版的”坐台小姐”这本书（《中国底层访谈录》，德文译名： 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 。你为什么觉得要您继续这样的故事？ 廖亦武：这个工作我其实持续了许多年。只能说第一本在西方让我成名的那本书，大部分是历史当中的人物，有很多的老人。但是这一本书当代性非常强，是现在发生的事情。第一本也写的妓女，但是是90年代的妓女。那个时候好像改革开放，离89年比较近，还是很原始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妓女-我写的流动的暗娼，她最开始是从东北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四川，采取了这么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 德国之声： 很多异见人士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因为腐败，但是看你的书，觉得全社会都是腐败的。 廖亦武：我觉得上上下下都比较向往腐败，证实了我以前的一个说法：当代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这种垃圾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而且是人的人生，人的思想。显得非常垃圾。而且这种垃圾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整个社会都是在往下沉。 德国之声：有的故事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比如说吃胎儿的汤。 廖亦武：其实媒体上国内就有报道，而且是台湾的商人过来吃胎儿，而且有那种胎儿的照片，把胎儿当作一种饮食，曾经人们趋之若鹜。这已经不是因为饥饿。我曾经在第一本书里写了三年大饥荒，那时候吃掉女婴是因为饥饿，大家是没有办法。现在是为了享受而去吃胎儿。 德国之声：你刚才说这些事是报纸报道的，你当时是直接去找他（采访对象），还是碰到的？ 廖亦武：这是我直接去找的。虽然说当时不公开，比较隐蔽，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这个故事应该还是发生在10多年前了。当时相继报纸上又报道了另外一个和我这个相似的，就是台商吃胎儿，为了养颜壮阳，为了增加自己的性能力什么的，延年益寿，觉得那个是最补的。 德国之声：去年得到德国的书业和平奖，您讲了一个话，说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廖亦武：你 看了我更多的书，看了第一本”坐台小姐”， 监狱的自传，子弹鸦片，再看了这一本，你会觉得这么庞大，这么堕落的一个国家，如果它不分裂，这些人这么生存下去的话，它将影响这个世界。我觉得分裂是最好的办法。 廖亦武的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的很多异见分子很喜欢表示爱国主义。您难道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对大部分的中国人会非常挑衅。 廖亦武：我觉得放在历史上来看，中国很多时候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很多思想家也不是全部都赞成统一，赞成分裂的仍然还是很多。所以说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我觉得我这个想法简直不算什么。至于今天，只能说这些人没多少文化， 不太熟悉中国本身的历史而已。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很喜欢找一个（攻击批评者不爱国的）说辞。 廖亦武：最近五毛党攻击我的言论就是关于中国分裂的问题。对于我个人的攻击当然是特别的多。我看关于这个话题，有三个星期都很热闹，发表了很多文章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关于分裂和不分裂，当时中国网络上讨论很多。可能有100多篇长篇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通过这个讨论，我就被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因为以前没人这么明目张胆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就会找我的作品来看，看了之后觉得这个人思维还是正常的。还有去年官方批判我批判得比较厉害，那么这也是一种宣传。《环球日报》先后发表两三篇文章批判我，包括我的哥哥，我的妈妈都是通过官方的批判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廖亦武2012年10月14日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总统高克参加颁奖典礼。 德国之声：最近西方关注的有几个事，比如你得到（德国书业）和平奖，出版了你的书，莫言荣获诺贝尔奖。你虽然批评他，但是你难道不觉得西方对中国更感兴趣？ 廖亦武：我觉得我得这个奖基本上还是德国的书业协会几方通过民主投票选出来的，所以我非常自豪。它奖给了我的文学，奖给了我的勇气。它的程序基本上是透明的。所以那天一名年轻的女士台上说，廖亦武，向你的勇气致敬，那我当然感到自豪。但是，诺奖是个什么机构呢，它完全不透明。这当中它和共产党的勾结至少要保密50年。这当然不是一个民主的机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肯定不愿和莫言并列。他就是一个共产党官员，每一次发言他都和这个国家，这个独裁国家高度一致的。从这一点讲，我对他的批判是自然而然的。 德国之声：但是有几个作家虽然在作协，也有一些书被警告的。比如余华。他也是作协成员，但他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活着》都是被警告的，但他还是作协成员。您觉得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 廖亦武：当然有中间的路，有些作家写了批判现实的作品，他在政治方面至少是没什么表态，没有直接说和独裁站在一起。那么莫言在这点上做得非常过分。他是直接和独裁站在一起，甚至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等于就是独裁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从这点看，其他那些作家，哪怕是走中间道路，还没有像莫言这样。瑞典把这个奖给了他，我不知道这当中是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一种利益吧，利益交换。 德国之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你写的那些东西有关系吗？ 廖亦武：有些关系。比如你刚才说的余华，阎连科，他们写了一些，但是没有我做得那么彻底。从另一个方面，我也非常赞赏那些彻底的人。比如说艾未未最近出了一个歌，唱摇滚，我看了歌词也很赞赏，比如我的朋友孟煌，他作为一个画家能够去抗议去裸奔，我也满赞赏的。做人如果老是在中间走，其实也是满痛苦的。我能够理解他们，但我不愿意那么去做。 德国之声：你有没有希望有一天回到中国？ 廖亦武：我希望有一天回到四川。中国对于我是一个恶梦。 采访记者：Mathias Bölinger 责编：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