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张五常 | 菲国难明,伦敦可庆

关于钓鱼岛、黄岩岛之争,今天吵得热闹的,我没有作过考查,好些问题不明白,无从以一个知者的立场发言,只是几天前看到一个美国电视台介绍菲律宾,心境难平,要在这里发几句牢骚。 首先要说的,是西方的朋友没有读过中国的历史,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传统说,国家富强时重视国土完整,但侵占他人的地方则没有兴趣。中国的统治者显然认为文化不同他们管不了。一七九一年,打了第十场胜仗,乾隆皇帝称自己为十全老人,写下《十全老人之记》,说是自己的地方都拿回来了。以他当时的实力,乾隆大可予取予携,但没有这样做。那些认为中国有侵略意向的朋友要多读中国的历史。中国要领土完整,但不侵略。这传统跟日本、英国、法国、西班牙等的历史意识是不同的——八国联军就有八个侵略国家。 这边厢不明,那边厢转悲,因为从美国台转到中国台去,说的是圆明园的故事,听到当年见过圆明园真迹的老外写下来的,说该园是人类奇迹。把珍品拿去是一回事,烧掉却是人类的耻辱。我想,炎黄子孙会偷,会骗,但不会为了过手瘾而把人家的精心建筑烧掉。文化不同,行为有别也。 菲律宾是个穷国,人均每年收入只二千二百五十五美元。不止此也,他们的财富或收入分配很不平均,很极端化。富有的主要是有政治关系的人物,以及一些中国血统的富商。容易想象,那里的穷人穷得不得了。 几天前在上文提到的美国电视台看到菲律宾贫苦人家(尤其是孩子)的苦况,心境难平,而令我发指的是那里有一条村,称「一肾村」,因为村民长大后把自己的一个肾卖掉,市价一万美元。电视无情,村民肚子上有一条刀痕者众,都拍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菲政府说要大事增加军备,要跟谁打仗呢?当今之世,一架在空中战斗可以捱得几分钟的飞机,其价可以为菲律宾的劳苦大众保存逾千个肾。他们究竟是怎么样想的?报道又说日本会廉价提供武器。我认为把武器免费赠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菲律宾不是个好战的民族。打仗不是把枪杆塞进人民手上那么简单。一旦进入备战状态,正常产出的投资会停顿。发国难财的故事永远是指很小的一撮人。 朋友说,数十年来,菲律宾人民的生活,最好时期是马可斯执政。朋友的看法可能对:三十年前香港菲佣的工资是中国内地女佣工资的二十倍,今天这二者大致打平,而内地的菲佣工资比香港的高。香港政府减了菲佣的最低工资,还被接受是说菲律宾的人民生活这些年没有改进。 九千多万人口,算是不少, 但菲律宾的天然资源十分好,有地震,也有台风,但发展起来会是个旅游胜地没有疑问。中国改革发展有成,可以帮菲律宾一个大忙更没有疑问。他们的天然资源——尤其是矿物——中国用得着,土产的手工艺品中国也大有市场。澳洲、加拿大、俄罗斯等就凭他们的天然资源卖给中国,避开了金融风暴的蹂躏。菲律宾的人口与资源的比率没有那么优胜,但位于中国的比邻而没有明显地被中国的发展带起,我不明白。 旅游应该是不难处理的生意。首先要搞好治安与卫生。进口货一律免税,以菲律宾的工资与租金衡量,炎黄子孙的自由行会行到那里去。不妨选一个小岛搞一个高档次的赌场,国际招标,把澳门的生意抢一点过去。无数美丽的岛屿,朝辉夕阴,气象万千,游艇生意应该好得不得了。这一切的发展都不难,只是政府要漠视利益或压力团体,也要不管自己及有关人士的利益。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国家,但财富落在一小撮人的手上,民主是很可怕的事。 黄岩岛的谁是谁非我不评论。作为炎黄子孙没有人相信我会站在中间位置。算我从火星飞来的吧。火星人怎样看呢?黄岩岛这种纠纷菲律宾随时可以搞,但今天搞起来是劣着,不智也。报道说,今年四月十一日菲律宾以军舰干预中国的渔船。是因为海底有石油吗?机会不高:中国南海的地壳的斜背( anticline )破裂多,三十年前美国的石油朋友很失望。就算真的海底富有石油,但动不动是天价的玩意,有谁会在中国认为是她的海域投资开采呢? Anticline 是指地壳碗形反盖,石油的储藏必须有,此其一。其二是地壳不能多有破裂,因为石油容易蒸发流失,而在海底油轻于水,有破裂流失更易。要先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轮到讲运气。 让我说清楚一点。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菲律宾应该有大助。进一步说,没有中国,菲律宾的经济不容易搞起来。一个善良的民族,唱歌跳舞尽属一流——在美国时我教过不少菲律宾学生,所以知道。加上他们有天赋的资源,中国的发展对他们应该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回顾以往的二十年,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没有看头,没有好好地利用中国这个近水楼台,我不明白。只对中国有贸易顺差不是大作为,而吵将起来,这顺差容易消失。 水涨时只剩一块小石头的黄岩岛,之前我没有听过。今天阿基诺三世把该石头送到中南海,遇到的温家宝先生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是很麻烦的棋局,为什么会走成这个样子呢?政治不谈,面子不说,我认为争取与中国经济合作互利还是容易商量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是这样。然而,英谚云: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菲律宾的政制改革看来是需要的。我不懂,但从刊物读到从电视看到从朋友听到的各方面,他们的政制有严重问题。 这些日子老人家无所事事,只希望能休息几个星期然后动工写《经济解释》的最后一卷。但读到或看到的消息没有一项可让老人家开心一下。可幸今早好消息终于来了:伦敦奥运的门票卖得非常好。我很担心英国因为搞奥运输大钱,害了他们本来就困难的经济。八年前雅典的奥运,在恐怖活动的阴影下,顾客寥寥无几,亏大本,种下了他们今天苦不堪言的祸根。今早的报道说,伦敦奥运门票订价奇高,但一开始发售,热门项目立刻销售一空。不一定会赚钱,但不会大蚀可以肯定。 我屡次对中国的朋友说,伦敦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大城市,他们要藉奥运到那里看看。历史、文化、品味、档次、园林、变化,应有尽有,而计程车(出租车)的服务水平冠绝天下!只一点不好:物价贵!带多点钱去吧。 只要愿意花钱,不用担心买不到任何项目的最佳座位票。伦敦的黄牛党组织远比中国的高明。为什么会是这样是老人家的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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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 两个「浅」问题惹来的困扰

《经济解释》的卷三——《受价与觅价》——终于完工了。 其实是遗弃,因为不想再读。整本是重写,花了十六个月,个多月前完工,自己认为重要,朋友们说这里那里难读,于是这里那里再修,不知是否改进了。几位朋友帮忙。十多万字的书,个多月下来,修改及补充的加起来只千多字,不可能易读很多。有人说一件艺术作品不会被完成,只是被遗弃了。《受价与觅价》是否艺术作品只有天晓得,但我有把它遗弃的感受。 很少弄得这样累。体力衰退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反复地考虑自己认为想通了、写通了但读者朋友还说有不明白的地方。这些朋友皆饱读经济学论著,我知道他们认为难懂的地方在哪里,但摸不准他们认为难懂的要点。不是深学问,只是跟传统的有大分离。他们不习惯吧。我自己认为不深。多年来我走自己的路,朋友们早就跟进,只是今天重写《经济解释》,知道没有机会再重写了,于是可放尽放,自己要怎样说就怎样说。 我不是个喜欢标奇立异的人。衣着天天差不多已有数十年了。不知是上苍的祝福还是诅咒,自两岁起因为不守孩子的规矩被家中人天天骂。后来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懒得管我。我喜欢想自己的。你说我想得怪,我说你想得怪,大家打个平手,是没有什么需要争论的。我对深问题的处理往往感到缚手缚脚,但对浅问题的看法则往往与众不同。奇怪,深问题我要找到浅答案才有满足感,是以为难。浅问题呢?我找到的满意答案一律不浅! 回头说《受价与觅价》比较难读,我认为主要起于两个「浅」问题,经济学本科必问,但答案我不同意。我早知道经济学的传统有这些无可救药的困难,只是要到《受价与觅价》才感到需要全面地说清楚。朋友们不习惯,所以觉得难读吧。 第一个浅问题是:为什么有市场?市场交易给社会带来利益之见起自我们的韩非子之前,由英国的斯密发扬光大,其后补充证实的大师无数。这些高明之见真的是解释了市场的出现吗?如果我们问:市场的存在假设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就变为难题了。一九八一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我指出: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跟着的推理是:市场本身的运作一定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但市埸不可能是为了增加交易费用而出现的。市场的出现一定是为了减少某些交易费用,这些减少了的是些什么呢?为这后者问题我想了多年,后来认定交易费用是一人世界不可能存在的费用,而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租值消散,所以租值消散是社会或交易费用。这样看,市场的出现减少了租值消散这种社会费用,换来的是权利界定与合约交易等费用的增加。说租值消散的减少多于合约交易费用的增加促成市场出现是定义性的了。 在《受价与觅价》中我没有频频提及租值消散或交易费用,但这些费用的节省与变化每一步推理在脑中我没有忘记,同学们读时不这样想会感到有点困难。不是很难,因为不是高深的学问——只是跟传统之见有颇大的分离。 第二个浅问题是:边际成本曲线是怎样画出来的?本科当然有教,十一年前分析上头成本时我知道是难题。当时有很多其他工作,约束多,不能尽放地处理。这次写《受价与觅价》,知道再不能回避或推迟,大手发挥才知道是相当麻烦的学问。边际成本是传统公司理论(内地称企业理论)的灵魂,出现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传统根本不知道边际成本是什么——逻辑上不可能知道——曲线画不出来。要怎样处理才对呢? 直接成本是不产出不需要支付的成本,而边际成本只能以直接成本量度。在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通常有一片灰色地带,很麻烦,因为合约的结构有变这灰色地带的或大或小会跟着变。知道是难题,我一路推迟,推到不能再推的《受价与觅价》的第六章才处理,逼着要推出「成本定律」与「挤迫效应」来给自己解困。没有意图标奇立异——半点也没有——而是传统的公司理论,尤其是牵涉到生产那部分,其处理没有什么地方值得保留。 同学们想想吧。用这种合约安排边际成本曲线画得出,用那种合约这曲线画不出来,还有其他合约一时可以一时不可以。原则上,所有上头成本可以通过合约的处理而变为直接成本,倒转过来也对。传统的生产理论究竟是教什么的? 同学们再想想吧。饮食行业,老板们喜欢算毛利。那是食品售价减除水、电、煤气、食料等不产出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费用。边际成本曲线只能以这些费用画出来。但这些只是总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要怎样定价才对呢?有些食肆把厨房及食料全部判出去给外人做,老板按每碟菜算价购入,加价每碟出售,边际成本于是因为合约之变而变。很多其他行业无从算毛利,因为不知直接成本为何;有些把工资算进直接成本……千变万化,我们要怎样推出一个有一般性的理论来解释生产与觅价的行为呢?大致上《受价与觅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架构,有一般性的解释用场,但因为是第一次这样推出,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改进是同学们的工作,是将来的事,老人家是管不着的了。 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困难的分析问题,《受价与觅价》间接地提供了相当圆满的答案。这问题是:市场的存在一定有交易费用,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不对,但市场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要怎样加进去才对呢?这些费用千变万化,你要怎样加或减都可以,但砌出来的往往是套套逻辑,得个「讲」字,中了计自己也不知道。《受价与觅价》与跟着的《制度的选择》的处理方法是避开了「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那一套,找寻一些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出现的规律或定理。在《受价与觅价》中,「以物为本」的处理方法应该是贡献,因为关于交易费用的行为规律是从这个角度推出来的。 《受价与觅价》提出的生产结构包含着交易费用,而有关的合约结构是《制度的选择》的话题,要更为直接地处理交易费用了。我会继续从以物为本的角度入手,跟卸责、勒索、博弈等以人为本的时兴学问过不去。 制度与合约是同一回事。朋友们说合约是我的强项,卷四《制度的选择》应该比较容易写。应该是,但不会是。这样说,因为觅价的行为也绝对是我的强项——在街头巷尾跑了那么多年说不得笑——但写起来很辛苦。愈是知得深入的话题,放手地发挥应该是格外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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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人民币升值给中国人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的事情,这是几乎所有中國人都知道。尽管如此,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人民币升值是否带来好处。有不少人都在疑问,人民币升值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人民币比以前值钱了。   如果以前8元人民币兑现1美元,现在只需要约7元人民币就可以兑现1美元,这就说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否则就是贬值了。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趋势上基本是升值。当时,8.27元人民币兑现1美元,现在升值到6.3元人民币兑现1美元。很明显看出,人民币升值之后,我们手上人民币将比以前兑现更多美元或者其它外币。   对于中國人来说,人民币升值之后,买进口货价格比以前便宜,出国旅游价格比以前便宜,甚至出国留学也比以前划算了。   举例说,某种进口商品价格是10美元。如果当初1美元兑现8.3元人民币的话,那么购买该商品就花83元人民币。现在,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现6.3元,那么只需要花63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也就说,人民币升值之后,购买该进口商品可以让中國消费者节省了20元。   人民币升值给中國人带来什么影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周其仁教授在一篇文章上说的一段话。他认为,我以为推动海外代购的主要动力,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大家看明白了:请人代购国际品牌产品的,是中國人。他们口袋里的购买力,是人民币购买力。那些代购来的商品呢?一为外国货,二以美元欧元日元标价。这样的买卖,受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当然很大。   他认为,如果人民币对外币升值,中國人口袋里的钱比照外国商品就更加值钱,就可以有更多的代购。反过来,要是人民币对外币贬值,全体中國人口袋里的货币购买力,比照外国商品就一起缩了水。民间自发的海外代购行为,有教育意义。首屈一指的,是海外代购表明普通的市场中人也认识到人民币升值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要是手头上有很多美元,人民币升值的话,这意味自己的财富缩水。因此,有不少学者担心人民币升值,中國外汇储备资产将损失掉了。   著名经济学家 张五常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他是持着反对的意见。他在文章上说到,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可不是反对这升值的本身,而是这升值会给中國带来与发展中國家竞争的不利。这里的一个头痛问题,是中國还有外汇管制,厂家出口不能以人民币结算。外币有多种,为什么他们绝大多数要用美元结算呢?    张五常 教授担心人民币升值,从而导致中國产品竞争力下降。确实,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企业的出口越来越困难了。很多企业的利润都被人民币升值吞掉了,甚至被迫关闭了。按照 张五常 的观点,企业的倒闭之后,这也会影响到穷人就业,所以人民币升值对穷人是无利。   人民币升值对中國来说,有利有弊。我们利用升值的好处,购买便宜的进口货,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也会影响到穷人的就业问题。因此, 张五常 说过,人民币升值,对富有的炎黄子孙无疑有利。但劳苦大众呢?难道他们会旅游巴黎喝拉图红酒吗?   虽然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但是可以做到扬长避短。简单来说,就是想尽方法享受升值的好处,避免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者:李俊 中国报道周刊 , 2012-03-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人民币升值给中国人的影响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金融海啸,中元变值箭在弦上 (0) 逼人民币升值,是对中国的出口主导型经济说不 (0) 论宋鸿兵与《货币战争》 (9) 西方正在复制中国的“广场协议” (0) 被低估了的中国 (2) 被“逼上梁山”的中国汇改 (0) 美元贬值不回头,我们对世界的补贴应该到头了 (4) 美元“阳谋” (1) 港币的尴尬 (0) 浅议外汇汇率 (0) 汇率问题正在以讹传讹 (0) 汇率之战——顺差大、外储超量是根源 (0) 欧元,不是中国的朋友或敌人? (1) 日本美国为什么要鼓吹人民币升值? (0) 我国针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可供选择的对策 (1) 守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 (0) 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才能够恢复股市,恢复经济稳定 (7) 加息不是好消息 (0)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探讨 (0) 全球宽松货币下的中国核聚变 (0) 保持货币的稳定是中央银行的唯一目标 (0) 你钱包里的纸钱 (0) 从人民币升值说起 (0) 什么样的汇率有利于中国? (0) 人民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0) 人民币降息——一个愚蠢而又荒唐的政策 (0) 人民币贬值对股市,房市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4) 人民币该升值了? (0) 人民币玩得过美金吗? (4) 人民币汇率应为国际谈判筹码 (0) 人民币汇率——争议的话题 (0) 人民币急速贬值更像一个陷阱 (4) 人民币大升值? (0) 人民币可否改为“中国元”? (0) 人民币危机正向中国走来 (0) 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和拉美化的中国 (17) 人民币升值,世界经济的稻草 (0) 人民币升值遏制了通胀输入 (2) 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 (0) 人民币升值犹如掌中刺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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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徐开彬对刘瑜的“方舟子行为”

方绍伟:徐开彬对刘瑜的“方舟子行为”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5 9:33:39 阅读量:457次                    相关链接: 旁观者:对徐开彬跨专业批评的批评   不久前我在“选举网”发表了“ 刘瑜的要民主和韩寒的不革命 ”一文,目的是批评刘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认识,不料,该文最近被“观察者网”转载时改题为“刘瑜的学术还不如韩寒”,成为“配合”旅美学者徐开彬先生质疑刘瑜学术水平的“佐证”。为此,我有必要指出:“刘瑜的学术还不如韩寒”不符合我的原意,这个判断也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徐开彬对刘瑜“清华副教授”资格的质疑也不能成立,他所依据的“专业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完全是一种食洋不化的表现。   关于刘瑜的学术水平问题,我在“刘瑜的要民主和韩寒的不革命”一文里确实说过:“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之低,甚至都已经到了对现实的理解力完全不如一个韩寒的地步,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学术界仅仅满足和沉溺于要民主、要革命的规范冲动的结果”。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刘瑜以及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一般理解力而言的,较低的现实理解力确实会拖累整个学术水平,但现实理解力并不是学术水平的全部。知识积累、考据功夫、分析方法等等也是学术水平的重要部分,故“现实理解力”有问题不等于说“刘瑜的学术还不如韩寒”,这是一个简单的“专业知识及积累能力”问题,何况韩寒哪有什么学术可言?这里我自然也没有责怪谁的意思,“观察者网”只是为了集中各种讨论的方便而已,不过细微之处还是辨析清楚为好。   关于刘瑜的学术资格问题,徐开彬在“观察者网”上先后发表了“刘瑜的学术水平”和“致刘瑜博士”两文,公开批评刘瑜“以次充好”(把“时政专栏集”归到“学术成果”)、“滥竽充数”(把一般论文混同于有“同行评审”的核心期刊论文),认为“刘瑜2006年博士毕业以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只在与中国相关的两家地域研究期刊发表了2篇论文(这种地域研究期刊很杂,搜罗的文章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社会、宗教、法律等各领域的,在这样的期刊发文章比在专业学科领域的期刊发文章容易),没有在其专业领域--政治科学--的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这样的学术水平,清华怎么能给她副教授的职称呢?清华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如果是在美国,博士毕业6年只发表了2篇学术期刊论文,早就被学校赶人了。……与刘瑜同在清华政治系任教的苏毓淞,2009年从纽约市立大学获得博士,他的学术成果比刘瑜强很多,但他的职称还只是讲师。清华政治学系的教授和领导们,你们怎么了?难道是以貌取人吗?”   旅美的徐开彬先生的“爱美之心”的确令人共鸣(本人碰巧也是旅美),可“清华与国际接轨”就一定要“唯美是从”吗?在我看来,徐开彬在批评刘瑜的学术资格时,完全忽视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层次及资格评定的现状;也就是说,徐开彬对中国的“现实理解力”也有问题,他的低“现实理解力”导致了他对刘瑜的不恰当批评和质疑(类似的“食洋不化案例”可参见我写的“《中县干部》真的有悖学术伦理吗?”一文)。   评估中国大学里社科领域学术水平的现状,其要害是理解所谓的“学科范式”。目前中国的大学社科界大致有三个“学科范式”:一是“中国古典派”,二是“新兴西洋派”,三是“苏联余毒派”。一般来说,古典派和西洋派的学术水平要比苏联派高,但具体到个别学者,范式交叉的情况也可能存在。有意思的是,“专业学术水平”普遍较低的“苏联余毒派”在目前中国的大学里反而获得了相对更高的资格地位,原因当然很简单,中国的所谓“学术水平”主要包括的是“政治学术水平”。近年来,“苏联余毒派”也在开明化,但他们身上的“苏式味道”还是依然如故。   刘瑜自然是属于“新兴西洋派”,按照一个考虑了中国“学科范式”的综合学术标准,刘瑜的“清华副教授”资格是恰当的。徐开彬质疑刘瑜的资格,实际上就同方舟子质疑贺卫方的“北大教授”资格一样食洋不化。   问题的关键是那个“专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可是,“专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本身就有问题,美国学界早就对其涉及这个标准的终身教职评选制度多有诟病。在我看来,“专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是“洋八股”的根源,也是窒息学术创造力的根源。一些美国学者做过统计分析,他们发现,被普遍认为重要的学术观点最早都不是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上的“林书豪落选”现象在美国也比比皆是。在美国经济学界颇有成就的张五常就特别反感这个所谓的标准,张五常甚至认为中国在引进这种标准时已经近乎走火入魔了。   实际上,“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不仅有崇洋媚外之嫌,这个标准也根本无法套到中国现实中的那些“苏联余毒派”的学者身上。即便是国内期刊,“关系发表”和“腐败发表”也已经泛滥成灾。所以,看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根本不能不看他(她)在校内外的实际社会影响。   我的观点很清楚:看“国际专业期刊”未必就是“向上看齐”,看“苏式味道者”的依然故我也未必就是“向下看齐”,中国的社会转型独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学术水平评定的独特性,所以,不能只看学历和论文而不看社会影响,特别是不能在一个社会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国度里不看社会影响。想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纷纷以教授和博导自居,刘瑜的“清华副教授”资格哪有什么问题?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都有垃圾,只不过包装不同罢了。   刘瑜的学术随笔和时政评论,当然不可能成为徐开彬所津津乐道的“美国式学术成果”,但中国人正是在刘瑜的这些文章中看出了她有学术水平的。我虽然批评刘瑜的学术有问题,但我无法否认刘瑜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徐开彬拿清华的苏毓淞与刘瑜作比较,我认为这种比较根本不着边际。刘瑜的“清华副教授”资格是在她的《民主的细节》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后获得的,而且这个副教授资格是清华吸引刘瑜的“起点头衔”,否则,人家凭什么放弃“剑桥大学讲师”的资格呢?搞计量的苏毓淞也许应该升副教授了,但当年他入清华时却并不顺利;同是来自台湾,他与入北大的林毅夫就无法比。中国人对搞计量的也许有成见,但美国人对计量的迷信显然是过头了。大学的行为目标是“声誉最大化”,你如果才高八斗却默默无闻,你又如何帮助要你的大学提高声誉呢?   不过,从刘瑜对徐开彬的回应上看,我发现刘瑜自己已经“对徐开彬的质疑缴枪投降”了。刘瑜向徐开彬解释说:“我过去几年发表论文的确不算多。一则因为作为新教师,在剑桥、清华两地开新课占用颇多时间;二则因为在公共领域里的写作占据颇多时间;三则六年跨三洲搬家四处也破费周折。生活颇动荡的情况下,五年半内发表论文5篇,出版书两本,写时评若干,开新课5门,我自认为还算勤奋。两本书的确都不是学术著作,但我并不认为没有社会价值。学者不是我唯一的身份认同,我不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我唯一或至高的追求。当然目前作为一个大学教研人员,的确应有更多论文和专著产出,这也正是我下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有论文和专著计划若干,有些已经动手。当然这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仅仅是仍有一份对学术的喜爱之心而已。”   为什么说刘瑜自己已经“对徐开彬的质疑缴枪投降”了呢?因为刘瑜上面这段话表明了她的“小气”,她太忙于承认论文少的“错误”,所以就已经不自觉地落入了“论文和专著的数量陷阱”。让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经济学家科斯凭着两篇文章就拿下了诺贝尔奖,他的文章充满了独创性和想象力,尽管未必没有逻辑漏洞和错误(见我写的“精英是如何走上独裁之路的?”一文)。“论文和专著的数量陷阱”说的就是,数量是世俗的“无能信号”标准,质量才是真正的“唯一或至高的追求”。清华容得下一个刘瑜,拿论文数量逼不出一个科斯来。   如果刘瑜的“论文和专著计划若干”还是我所批评的那篇文章的样子,再多的“若干”也接近于零,即便那可能会堵住了徐开彬们的质疑。刘瑜关闭微博是明智之举,但“有论文和专著计划若干”却反而表明了她自己的局限。快速回应徐开彬对私人问题的搬弄而一直回避别人对学术问题的质疑,这也表明了刘瑜回到“浮躁中国”之后的轻飘,至少是不够厚重,毕竟“社会影响”也有质量问题。另外我认为,徐开彬这种类型的“方舟子行为”不值得鼓励(方舟子不打孔庆东和刘菊花的抄袭之假,还“立此存照”痛斥“海内外156位流氓学人”,大有“孔三妈”之势),学界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放到学术内容的具体讨论上,不能象娱乐界那样把精力放在无聊的“八卦”上。   一句话,我批评过刘瑜,但我从没怀疑刘瑜是中国学者中学术能力较高的,“清华副教授”对她来说决不是给高了。刘瑜对此根本无需解释、更不必回应,对“洋八股”也不用太本能地认同。我不是说徐开彬把目标从“谈具体学术问题”转向“砸人家饭碗”有多么不厚道,我是说这种转移不能以“洋泾浜”的方式进行。清华和刘瑜的事情不会因为你去了一趟美国而突然变得无一是处。还是那句话:食洋不化不是中国人不懂西方,而是中国人不懂中国甚于不懂西方。   我这篇文章真正要说的当然不是刘瑜或徐开彬,我要说的是一个学者的自我认同力和一所大学的“伯乐气魄”。没有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又怎样?没有专著又怎样?没有学位又如何?没有职称又如何?真正有水平和有意义的思想,那怕就是在有高贵来头者也纷纷被迫采用的卑微的网络上发表,能经得住考验的照样能经得住考验(想想科斯的那两篇文章),社会忽视它也只是表明了这个社会的造化不够而已。所以,真正的学者一不要太小气(批评或辩解失当),二不要太娇气(经不起批评)。   现代经济学把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看成了评定者为减少信息费用而接受的、从被评定者那里发出的“资格信号”,我在一个“无能信号理论”里则提出: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实际上已经堕落成学历和职称泛滥时代大家都知道的“假资格信号”;更加重要的是,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还变成了缺乏判断能力的评定者自我暴露的“无能信号”---批评者拿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说事,正好表明批评者自己无能认识真货。   刘瑜是徐开彬所无能认识的真货,清华聘用刘瑜的做法和采用的标准都毫无问题。无事生非者喜欢搬弄私人问题的外在形式而不讨论学术问题的实质内容,但“假打”决不是“打假”。如今,用“假资格信号”腐蚀学者的不仅是中国的制度环境,徐开彬这样的“假洋鬼子”也难逃其责。“不谈问题、大谈虚名”的风气很难改,但也该变变了。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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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咬定秦陵不放松

匆忙开挖秦陵,弄不好暴殄天物。可以预见,把挖秦陵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仍将被否决 龙年入春,一岁草木未绿,各地就连环出现了文物保护频频告急的热闹季。媒体最新又爆料陕西省文物局《关于抢救性发掘秦始皇陵西侧中字型墓葬的请示》被否决的消息,当即就有人赶着纠正,国家文物局并未否决,陕西方面只是刚提出了书面的申请——真此地无银三百两也! 神州掘墓成瘾,吓坏了藏在深处的秦始皇。两千年间,秦陵侥幸躲过了项羽火烧阿房宫的灾难蔓延,躲过了后来无数的盗墓之劫,可眼看着躲过初一,难逃十五,当下总有人惦记着它。 因为那号称“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只不过是皇陵外围的一角,就吸引海内外观看者潮水般接踵而至,给当地旅游业带来了滚滚财源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再继续深挖扩大,那更是最佳最大的旅游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一方面知难而进一再表示要挖皇陵,一方面为新的城建开发,不惜将古镇和名人故居弃之如敝屐,所谓“抢救性发掘”和“维修性拆除”,其实是功利主义的车之双轮。 文博业已经很热闹了,吸引了太多的眼球!我用功读了一遍2011年出的十卷本《夏鼐日记》,夏鼐是顶尖考古学家,读他的日记,料不到里面涉及陕西考古工作的见闻也多。1958年“大跃进”,北京挖定陵以后,陕西方面即欲跟进。1979年正式发掘秦兵马俑,开头现场混乱,使得前来参观的夏鼐大发脾气,为此而引发了考古发掘条例和文物保护法的起草和制定。1982年,文物保护法第一次出台,但文物保护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而扩大发掘秦陵周围的声音从未消失,虽然每一次都是变着法子和花头,在法眼如炬的夏鼐看来,他们就是要挖秦陵。 《夏鼐日记》1984年5月24日,记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会时的情景: 晚间,我因为所中送来《邓力群同志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月6日)的稿子,要于5月26日前将意见并文稿退文物局,所以晚间不去看电影,将这篇讲话细读一遍,并签注了几点修改意见。刘东生来,他是人大常委会中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委员,拿来两件提案:(1)陕西省孙达人代表提出扩大秦始皇墓的发掘(要掘秦始皇陵墓),建议由陕西省组织人力,议定方案,尽速筹备进行发掘。(2)湖北省代表建议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县擂鼓台墓地提升为国家级,并要求“人大责成国务院命令文化部文物局将该处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不知道《文物保护法》已有规定,这些事只能由有关单位依法向文物局申请,人大不能管理具体行政事务。 秦陵该不该挖?多年来,地方与国家文物局各执一词,不断角力,尽管文物局和专家三令五申,不允许开挖包括秦陵在内现存的各个皇陵,但地方上却不惜再三申请挖秦陵。在网上搜索“秦陵考古”,有浩浩50万条信息不止,可从中不难发现,当地的文物专家和为政者并不一心。文物考古工作者多认为秦始皇陵不可挖,因为现有的遗址和文保单位,管理尚且不到位,而匆忙开挖秦陵,只会增加损毁宝物的风险,弄不好将贻误后代子孙。但也有呼应的,2006年张五常发博客呼吁,《是打开始皇陵的时候了》。他预计秦陵暴露后,珠宝遍地,满目琳琅,一定会惊倒地球人。每年光门票收入,陕西就可增加25亿。文物在地下,锦衣夜行,等于没有。看!越是专家,越多好奇之心。有趣的是,不仅是张五常,海外几位有名的华裔科学家,都对陕西挖皇陵极感兴趣。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虽然陕西方面还不会善罢甘休,但即使你再一次改头换面,把挖秦陵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仍将被否决。 (作者为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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