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2011年12月06日 08:30:42 　　   　　从2007年5月起，“黑砖窑”、“智障奴工”这些词汇就已在中国社会耳熟能详。山西洪洞的那次人道主义灾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解决，但是直觉告诉我们，黑砖窑远非限于洪洞一个县或山西一个省；全国各地的角落都隐藏着这类严重践踏人权的窝点，甚至发达省市也不例外。近日报道的陕西“黑砖窑”事件证实了这种直觉，但是几年后重提“智障奴工”问题，似乎再也难以激起当年的那种道德义愤。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更何况中国的问题远不止智障奴工这一件事，每天发生在人们周围就不知有多少事情。这类事情一多，尤其是大家义愤填膺，到头来结果却往往是政府解决不力、问题久拖不决，给人感觉更多的已经不是愤怒，而是无奈、疲惫乃至麻木。一边是利欲熏心、丧尽天良的不法分子，一边是无动于衷甚至沆瀣一气的官员民警，凡是对中国不陌生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做成一件好事真难！   　　这个结论其实是中国权力体制和道德状态的必然结果，智障奴工也恰是中国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历可以被概括为政治集权和道德沦丧的恶性循环。集权政治扼杀道德自主，独立道德人格的缺失则进一步加剧臣民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不是以普遍的道德责任感见长，多数人都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心态，只有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少数士大夫才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经过历次“革命”和“运动”之后，敢言者纷纷遭遇打击迫害，死的死、老的老，剩下的芸芸众生个个心有余悸，唯恐避之不及。更何况造成浩劫的权力体制仍在若无其事地运行，不能不对人们的道德判断投下巨大阴影。它把每个人都变成唯利是图的小人，并向所有人昭示：在道德是非上纠缠不清只能是自讨苦吃，只有巴结权贵、拍马逢迎才是生存之道。在犬儒思维盛行的当今社会，发生不把人当人的智障奴工事件是十分正常的，不发生才不正常！   　　作为诡辩论的一支，“犬儒”(cynicism)的原意是人可以像狗一样活着，也无所谓对错。这种消极厌世哲学本来只是在专制社会压抑下自然产生的一种愤世嫉俗，甚至是对道德专制主义的一种反动，但是一旦蜕变成不把人当人的工具主义，就极易产生可怕的社会后果。智障奴工就是人被工具化的一个极端例子。黑砖窑主之所以拘禁这些奴工，无非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本来，劳动是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但是市场原则之所以坚持自愿交易，正是出于对劳动者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尊重。换言之，劳动是人的一种能力或价值，但远不是人的惟一价值；任何人都无权将作为人的劳动者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力，否则就人为扼杀了人的内在价值。奴隶制的罪恶正在于扼杀奴隶的道德主体性，将具备内在价值和尊严的人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工具。黑砖窑主则比奴隶主更加卑鄙，因为奴役一个正常人原本更有利可图，但是之所以选择了智障者，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智力缺陷，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并榨取他们身上的劳动力；用工具主义的语言表达，智障者是总体上更“好使”的劳动工具。   　　然而，黑砖窑主奴役智障者固然可恶，但漠视人的内在价值、把人降格为工具不也正是整个权力体制的本质吗？在权力体制下，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和黑砖窑主与智障奴工之间的关系完全类似的。上级需要下级干活，帮助制造政绩，以便向更高的上级邀功请赏，就和黑砖窑主需要智障奴工干活一样；在不服从就会受惩罚的环境下，下级会和奴工一样乖乖选择顺从上级的命令，甚至充分利用聪明才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通过取悦上级换来自己的好处。这种上下级之间的默契或交易看上去是两厢情愿，实际上是权力体制压抑独立人格的必然产物；假如没有这个体制及其造成的依附关系，上下级都恢复正常人性，那么下级断无自我贬损人格之理，上级也不再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资源和底气。   　　当然，任何政府的上下级之间都存在命令—服从关系，但是在法治国家，这种安排的目的是更有效地实现法律所体现的公共利益。下级遵从上级领导的前提是上级指示合法，而无须不分是非事事附和上级。如果上级违法，那么下级理应像儒家伦理所训导的那样坚持原则；如果上级诉诸打击报复，则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等法律机制加以制止和纠正。然而，作为权力体制的表现之一，中国《行政诉讼法》却将公务员争议作为不可诉讼的“内部行为”。一旦“领导负责制”变成一种不可质疑的绝对权力，上下级关系就必然变质；上级命令和下级服从就不再是为了共同实现公共利益，而蜕化为类似于黑砖窑主和奴工私人之间的压迫、依附和相互利用关系。这样的体制必然造成道德堕落、是非模糊、犬儒盛行，因为不论对错，权力就是一切；道德人格和独立判断则成为争权夺利的障碍，坚守者会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可以放弃，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一旦国人眼里只有权力，“人”就彻底消失了。   　　权力使人腐败，腐败的诸多特征中有贪婪、冷酷、麻木。无所不在的权力体制已经将道德腐败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格尊严的普遍漠视早已造成此起彼伏的社会悲剧。黑心贪婪的砖窑主自不必说，那些屡次拒绝立案的警察和官员又何尝不是被权力体制泯灭了人性的牺牲品。试想，假如上级一个命令下来，他们还敢这么无动于衷吗？他们之所以一再袖手旁观，正是因为他们只在乎上级命令，而在上级没有发话的时候，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任何事情都和自己无关，甚至自己作为公职人员是否履行法定义务都无关紧要，反正自己工资不会少拿、待遇不会降低；有的甚至接受了黑砖窑主的贿赂，故意不闻不问，纵容人道主义惨剧愈演愈烈，却也心安理得。权力体制已经彻底毒化了国人的道德人格，使之在浑浑噩噩中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常识。   　　时至今日，国人不能不对自己的道德状态有所警醒。不要以为道德与制度和自己无关，诸如智障奴工等人道主义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等到制度坏死了、道德泯灭了，下一个危机就是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这是任何人都躲不过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喝水、呼吸空气……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一般动物不能比拟的，足以毁灭自己亲手创建并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看看中国时下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各种事故，归根结底不都是因为我们漠视自己和同胞的内在价值、把他人仅仅作为牟利工具造成的吗？如果我们的道德与制度腐败最终毁坏了自己的生存基础，这个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要恢复国民的道德常识，根本在于利用残存的道德资源打破既有权力体制，建构现代公民的道德与政治人格。其实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是与生俱有、不可泯灭的，只是在权力体制的毒化下被贪欲和懦弱长期埋没而已；一旦摆脱了权力体制的束缚，国人的道德状态自然回归正常。从众多网民对奴工事件的反应来看，即便今日中国社会也并不缺乏道德情感，所缺乏的是将道德义愤转

2011年12月06日 08:30:42 　　   　　从2007年5月起，“黑砖窑”、“智障奴工”这些词汇就已在中国社会耳熟能详。山西洪洞的那次人道主义灾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解决，但是直觉告诉我们，黑砖窑远非限于洪洞一个县或山西一个省；全国各地的角落都隐藏着这类严重践踏人权的窝点，甚至发达省市也不例外。近日报道的陕西“黑砖窑”事件证实了这种直觉，但是几年后重提“智障奴工”问题，似乎再也难以激起当年的那种道德义愤。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更何况中国的问题远不止智障奴工这一件事，每天发生在人们周围就不知有多少事情。这类事情一多，尤其是大家义愤填膺，到头来结果却往往是政府解决不力、问题久拖不决，给人感觉更多的已经不是愤怒，而是无奈、疲惫乃至麻木。一边是利欲熏心、丧尽天良的不法分子，一边是无动于衷甚至沆瀣一气的官员民警，凡是对中国不陌生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做成一件好事真难！   　　这个结论其实是中国权力体制和道德状态的必然结果，智障奴工也恰是中国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历可以被概括为政治集权和道德沦丧的恶性循环。集权政治扼杀道德自主，独立道德人格的缺失则进一步加剧臣民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不是以普遍的道德责任感见长，多数人都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心态，只有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少数士大夫才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经过历次“革命”和“运动”之后，敢言者纷纷遭遇打击迫害，死的死、老的老，剩下的芸芸众生个个心有余悸，唯恐避之不及。更何况造成浩劫的权力体制仍在若无其事地运行，不能不对人们的道德判断投下巨大阴影。它把每个人都变成唯利是图的小人，并向所有人昭示：在道德是非上纠缠不清只能是自讨苦吃，只有巴结权贵、拍马逢迎才是生存之道。在犬儒思维盛行的当今社会，发生不把人当人的智障奴工事件是十分正常的，不发生才不正常！   　　作为诡辩论的一支，“犬儒”(cynicism)的原意是人可以像狗一样活着，也无所谓对错。这种消极厌世哲学本来只是在专制社会压抑下自然产生的一种愤世嫉俗，甚至是对道德专制主义的一种反动，但是一旦蜕变成不把人当人的工具主义，就极易产生可怕的社会后果。智障奴工就是人被工具化的一个极端例子。黑砖窑主之所以拘禁这些奴工，无非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本来，劳动是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但是市场原则之所以坚持自愿交易，正是出于对劳动者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尊重。换言之，劳动是人的一种能力或价值，但远不是人的惟一价值；任何人都无权将作为人的劳动者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力，否则就人为扼杀了人的内在价值。奴隶制的罪恶正在于扼杀奴隶的道德主体性，将具备内在价值和尊严的人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工具。黑砖窑主则比奴隶主更加卑鄙，因为奴役一个正常人原本更有利可图，但是之所以选择了智障者，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智力缺陷，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并榨取他们身上的劳动力；用工具主义的语言表达，智障者是总体上更“好使”的劳动工具。   　　然而，黑砖窑主奴役智障者固然可恶，但漠视人的内在价值、把人降格为工具不也正是整个权力体制的本质吗？在权力体制下，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和黑砖窑主与智障奴工之间的关系完全类似的。上级需要下级干活，帮助制造政绩，以便向更高的上级邀功请赏，就和黑砖窑主需要智障奴工干活一样；在不服从就会受惩罚的环境下，下级会和奴工一样乖乖选择顺从上级的命令，甚至充分利用聪明才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通过取悦上级换来自己的好处。这种上下级之间的默契或交易看上去是两厢情愿，实际上是权力体制压抑独立人格的必然产物；假如没有这个体制及其造成的依附关系，上下级都恢复正常人性，那么下级断无自我贬损人格之理，上级也不再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资源和底气。   　　当然，任何政府的上下级之间都存在命令—服从关系，但是在法治国家，这种安排的目的是更有效地实现法律所体现的公共利益。下级遵从上级领导的前提是上级指示合法，而无须不分是非事事附和上级。如果上级违法，那么下级理应像儒家伦理所训导的那样坚持原则；如果上级诉诸打击报复，则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等法律机制加以制止和纠正。然而，作为权力体制的表现之一，中国《行政诉讼法》却将公务员争议作为不可诉讼的“内部行为”。一旦“领导负责制”变成一种不可质疑的绝对权力，上下级关系就必然变质；上级命令和下级服从就不再是为了共同实现公共利益，而蜕化为类似于黑砖窑主和奴工私人之间的压迫、依附和相互利用关系。这样的体制必然造成道德堕落、是非模糊、犬儒盛行，因为不论对错，权力就是一切；道德人格和独立判断则成为争权夺利的障碍，坚守者会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可以放弃，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一旦国人眼里只有权力，“人”就彻底消失了。   　　权力使人腐败，腐败的诸多特征中有贪婪、冷酷、麻木。无所不在的权力体制已经将道德腐败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格尊严的普遍漠视早已造成此起彼伏的社会悲剧。黑心贪婪的砖窑主自不必说，那些屡次拒绝立案的警察和官员又何尝不是被权力体制泯灭了人性的牺牲品。试想，假如上级一个命令下来，他们还敢这么无动于衷吗？他们之所以一再袖手旁观，正是因为他们只在乎上级命令，而在上级没有发话的时候，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任何事情都和自己无关，甚至自己作为公职人员是否履行法定义务都无关紧要，反正自己工资不会少拿、待遇不会降低；有的甚至接受了黑砖窑主的贿赂，故意不闻不问，纵容人道主义惨剧愈演愈烈，却也心安理得。权力体制已经彻底毒化了国人的道德人格，使之在浑浑噩噩中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常识。   　　时至今日，国人不能不对自己的道德状态有所警醒。不要以为道德与制度和自己无关，诸如智障奴工等人道主义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等到制度坏死了、道德泯灭了，下一个危机就是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这是任何人都躲不过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喝水、呼吸空气……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一般动物不能比拟的，足以毁灭自己亲手创建并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看看中国时下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各种事故，归根结底不都是因为我们漠视自己和同胞的内在价值、把他人仅仅作为牟利工具造成的吗？如果我们的道德与制度腐败最终毁坏了自己的生存基础，这个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要恢复国民的道德常识，根本在于利用残存的道德资源打破既有权力体制，建构现代公民的道德与政治人格。其实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是与生俱有、不可泯灭的，只是在权力体制的毒化下被贪欲和懦弱长期埋没而已；一旦摆脱了权力体制的束缚，国人的道德状态自然回归正常。从众多网民对奴工事件的反应来看，即便今日中国社会也并不缺乏道德情感，所缺乏的是将道德义愤转化为制度力量的渠道和勇气。只有国民打破权力体制长期造成的惰性和懦弱，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民主机制迫使政府对自己负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智障奴工事件所体现的政府不作为问题。事实上，只要我们自己还没有站出来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我们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和那些麻木不仁的民警一样是不作为者，多少都要对诸如此类权力体制造成的道德灾难承担一份责任。   　　   　　   　　   　　 上一篇： 放宽结社才是维稳正道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1月30日 11:38:24 　　   　　近日，广州市民政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登记改革助推社会组织发展的通知》，其中规定：“除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行政审批外，行业协会、异地商会、公益服务类、社会服务类、经济类、科技类、体育类、文化类社会组织等可以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李强、文燕媚：“广州社会组织直接申请登记，同一行业可成立多个协会”，《南方日报》2011年11月23日）广州社团登记新规简化了登记程序，缩短了审批时间，降低了部分行业协会的准入门槛，尤其是放宽了社团登记限制，突破了“一业一会”的传统限制，允许同一行业根据实际需要成立多个行业协会，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发展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也恰恰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结社自由的题中之义。   　　长期以来，在国内成立一个非赢利组织可谓难比登天，不仅程序繁复、成本高昂，而且受制于“一业一会”等荒唐规定和审批者几乎无限的自由裁量。曾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当地已经有一个官方正式承认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就不允许再成立第二个，理由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学习呢？”这种想当然就和强求不同教派的基督教会在同一个教堂里祷告一样，显然是荒谬的，其潜意识里大概是计划体制的大一统思维在作祟；好像“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山不容二虎”，每个行业只需要一个协会就够了，而且也只允许一个协会，不然到底“听谁的？”对于某些政府授权成立并承担行业管理职能的协会，譬如律师协会，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但是绝大多数协会或团体并没有此类管制职能，譬如工会的职能不是管制工人，而是为工人争取权利。当然，许多国家也规定一个企业只有一个法律上承认的工会，但这种规定的目的不是限制工人，而恰恰是保护工人的集体力量不会因为内部分化瓦解而受到削弱。如果现在让所有企业的工会都受制于本行业领导，所有行业都受一个“全国总工会”的领导，那么后果必然是这些工会的作用只能限于在节假日发瓶油、发张电影票之类的。   　　各国历史经验表明，社团是人类个体自我保护的重要机制；通过结社，原本“弱势”的许多个人都变得“强势”起来。我常用的一个例子是美国老年人协会。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在哪方面，已退休的老人都是“弱势”的。即便在具有尊老传统的中国，老人受子女虐待甚至被迫自杀的事例也呈急剧上升趋势。但在美国，他们组成了规模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协会，在国会山熙熙攘攘的游说集团中少不了他们的代言人。这样一来，原本年老体弱的他们就不再“弱势”了，退休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障当然也就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了很优厚的退休待遇。通过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美国老年人有效保护了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反之，没有社团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任人欺凌的“弱势群体”，整个社会就成了大吃小、强欺弱的丛林世界。这在工会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如果不能选举产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那么每一个工人在老板面前必然是一个弱者，不仅劳动收入受到极大压榨——中国当今最大的“剩余价值”就是工会维权作用缺失产生的，而且生产环境恶劣、工伤事故不断乃至工人心理健康受到严重摧残。正是由于缺乏结社等宪法保障的制度维权机制，中国近年来“身体维权”事件不断发生，从农民工的“跳楼秀”到深圳富士康的“连环跳楼”，从多地出租车司机“罢运”到东航飞行员“空中罢飞”……这些此起彼伏的非理性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其共同根源都是弱势者得不到社团的适当保护，限制结社只能进一步恶化所有人的基本生存环境。要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只有像广州新规那样放松结社管制。   　　广州新规正是延续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那就是市场经济、市民自治、国退民进。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精辟指出，社团是公民自我管理和锻炼自治能力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来源；没有社团作为联系个人和国家的中间组织，那么人民只能事事依赖政府的直接保护和管制，由此形成的集权政府本身就是对公民自由的最大威胁。政府管制难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社会则必然丧失自由的活力和自治的能力。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教训可谓“殷鉴不远”，计划经济就是明证；计划体制衰落之后，如果政府继续捆绑着社团自由发展的手脚，在社会管理方面“国退”了，但“民进”却受到阻碍，那么就变相为私人滥权创造了大量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社团已经得到天翻地覆的发展，对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益发挥了巨大作用，仅汶川地震一例就足以彰显民间组织的能力。但是由于人为的制度约束，中国的民间社团还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促进与保护功能。   　　当然，政府并非对所有结社都放手不管。某些社团或机构影响重要的公共利益，因而政府可以要求一定的资质并进行监管，譬如教育部门可以审批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及其它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审批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技工学校等教育机构，卫生部门可以审批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等，但是任何政府管制都必须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确实要求管制的前提上。绝大多数结社是不需要管制的，绝大多数政府管制只能是结社自由的负担、社会活力的累赘和制造社会不稳定的制度根源。   　　事实上，就和其它领域的政府管制一样，政府限制结社的理由是为了控制违法团伙等有害组织，但效果往往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那些正大光明从事公益事业、希望获得法律承认、需要受到法律保护的社团得不到注册，那些偷鸡摸狗、杀人放火之徒则根本无所谓是否受到任何承认，不可能因为结社限制而停止其违法活动，因而结社限制的惟一作用就是将这些组织从“地上”变成“地下”，反而增加了监管难度。其实即便对于监管来说，放开登记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政府可以要求所有社团如实披露必要信息，以便了解掌握社团性质等基本情况。在中国，限制结社政策的另一个后果是将众多非赢利组织赶到工商部门登记，造成非赢利组织、工商注册的另类现象，其管制效果可见一斑。   　　我们期待广州新规为中国的民间社团发展开创新气象，更期待活跃的民间社团为这个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注射新的活力。   　　     上一篇： 不死的殉道者——蔡定剑教授辞世…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7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