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宕起伏、众人瞩目的薄熙来案庭审终于落下帷幕。无论被告的当庭”翻供”是否”演戏”，这起”世纪审判”还是很有看点的──微博直播是此次庭审的重大亮点，兴许能为推动审判公开提供契机；被告被赋予相当程度的辩护权，对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项指控给予有力的回驳。 　　如果薄熙来仅此公诉指控的这三宗罪的话，那么此次庭审更坐实了他是被政治斗争坑害的”清官”、”好官”形象，刑事指控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迫害政治对手的专政工具。即便法庭上扯来扯去的那2000多万贪污受贿全部构成犯罪事实，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个结论。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能挪用上亿公款，他那个级别的官员只贪这么一点儿的话，不是”清官”是什么？三项指控中最能做点文章的是滥用职权，薄熙来和王立军当面对质也是此次审判的高潮，但是最后却巧妙演变成一出催人想象的”爱情伦理剧”。 　　至于之前说他”生活作风腐败”、和多名女性有染的故事，更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生活作风在党内历来只是细枝末节的个人道德问题，只够用来抹黑，根本上不到法律层次。那些对毛泽东搞女人大惊小怪的人其实活在毛的阴影下，误以为他头上还有”圣人”的光环，以至生活作风不检点成了一件大事。这样看他，就好像把显微镜聚焦在麻风病人的一块红斑上，对表面瑕疵的关注漏过了致命的内部缺陷及其造成的实质伤害。我倒是宁愿他昏天黑地玩女人，以至无暇顾及政事和权争，这样也就未必会发生”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了。薄熙来和毛泽东一样，玩女人是其所有罪行当中最轻微的一种，此次庭审也理所当然只字未提。 　　如许多法律人所说，此次庭审的出发点已是避重就轻，目的是既结束薄十分珍惜而威胁巨大的政治生命，又不深度触及其滥用公权和贪腐事实。例如，在庭审过程中，辩护人自己透露被害人海伍德曾向薄瓜瓜索要1400万英镑的”中介费”？到底是什么项目要如此昂贵的”中介费”？项目本身的标的高达多少？面对如此明显的重大线索，检方却未顺藤摸瓜、追查到底，只能说明此次审判终究是一场结果预定的表演。 　　当然，薄熙来的罪远不止于贪几个钱。从法律人的角度看，他在重庆主政期间劣迹昭彰。破坏法治、刑讯逼供、迫害律师和企业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这一切都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都是他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成果。要真正追究薄熙来的罪，就得从这些实质问题入手，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审判。避重就轻的起诉使得庭审公开成为可能，但也让公开审判的价值大打折扣。 　　”重庆模式”的本质 　　济南庭审正式结束了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却远未埋葬其政治遗产。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薄熙来本人的立场，那就是薄案的核心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路线斗争”或模式之争；他的主要罪过不在于违反了《刑法》哪一条，因而用刑法去整他注定是避重就轻。用一句话概括，薄熙来的政治犯罪是在重庆缔造了一个红色法西斯帝国。这个他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今后几年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扬光大。 　　用”红色法西斯”来描述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是恰如其分的。”红色”自不必说，”法西斯”是什么？法西斯的原始含义是”团结就是力量”，其核心要件是政党、国家与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即党政一体化的权力结构、绝对的领袖崇拜、超强的大众动员及扑灭一切质疑与反对意见的国家能力。 　　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显然符合这些条件。不考虑来自中央的外部干预，薄熙来就是整个重庆的”土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虽然党政机关名义上是集体决策，但是在”一把手负责制”面前，整个官僚系统实际上是比古代帝制有效得多的个人意志实施工具。在他主政期间，别说重庆的媒体，就是敢言的南方报系也不能报道他的半点负面消息，而他却能娴熟利用所掌控的媒体资源让”重庆模式”表演得淋漓尽致。这些特点当然不是重庆特有的，但是薄熙来无疑使之更加特征化了。他的”高富帅”形象，他的显赫家世、精明强干、飞扬跋扈、不按规则出牌……所有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他的个人权威，把他变成重庆的”毛泽东”。 　　就和毛时代的中国”一切皆有可能”一样，薄熙来的重庆发生”唱红打黑”、冤假错案、劳教村官乃至”提督夜奔美领馆”等种种悲喜闹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一般认为，重庆”唱红打黑”双管齐下，但”唱红”是虚，”打黑”是实；实质危害是”黑打”，”唱红”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陪衬，至多浪费点钱而已。然而，这种看法忽视了”唱红”所依托的新闻控制手段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没有扭曲真相的政治宣传和压制真相的新闻控制手段，”唱红”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泡沫，薄熙来很快会被还原成一个纨口子弟，”黑打”则可能一天都进行不下去……他能把荒谬绝伦的”唱红”进行得如火如荼，以至一度”绑架”了中央和全国各地，足以表明在重庆发生一切都是”正常”的。 　　法西斯政体和一般威权专制的主要区别即在于国家对思想和言论的垄断，新闻传播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要素。一个威权国家可能会限制新闻自由，但是并不会以”真理”的面孔出现，要求全体国民接受一套按照国家需要制造出来的”真理”和”真相”。法西斯政体的新闻则是专政机器的一个配件，随时为执政集团服务。即便在私人媒体历史悠久的德国和日本，新闻机构在战争前夕也早已丧失了独立功能，成为法西斯统治集团的附庸，并通过一系列扭曲真相的报道，鼓动全民走向战争。无论是左是右，极权政体是生活在自己构造的神话叙事里的。宣传机器制造并不断复述神话，专政机器则镇压任何挑战或瓦解神话的力量；没有二者一体配合，极权体制即失去赖以生存的空气。 　　极权时代的制度遗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种极权政体，也正是这种政体成就了他的个人魅力型统治。国家权力越集中，就越容易发生个人集权，制度集权是个人集权的垫脚石。 　　首先，极权政体无一例外地排除实质性的选民政治参与，执政权力不受社会监督。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都是先用蛊惑人心的政纲获得选票上台，随即废除自由民主体制，实行永久执政。 　　其次，党政一体化排除了党外竞争，为执政党领袖树立至高无上的党内个人权威提供巨大便利。假如共产党当年可以公开合法活动，蒋介石就很难剪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一旦把蒋介石赶出大陆，毛泽东就可以肆无忌惮向共产夺权的功臣们开刀，这和历代开国皇帝”狡兔死、走狗烹”是一个道理。 　　最后，一旦新闻媒体也成了专政宣传工具，”领袖”更是如虎添翼；党媒在树立党国”光辉形象”的同时，也被”领袖”用来宣传自己、打击政敌，压制反对派的挑战和批评。 　　由此建立的极权政体不会承认任何分权，没有任何人或机构有力量抵制领袖的个人集权；等到集权过程完成，整个党和国家都是操控在他个人手里的玩物。在权力高度合一的体制下，司法也不可能幸免。德意志帝国法院有相当悠久的司法独立传统，但是对于保护犹太人的基本权利却无能为力，甚至成为纳粹迫害的帮凶。薄熙来治下的重庆要办谁的罪，没有做不到的，公检法、媒体乃至民意都会通力配合。极权体制往往是靠领袖”魅力”支撑起来的，并几乎必然走向极端的人治。 　　毛泽东死后，中国走向”后极权”时代，但是极权时代的制度遗产几乎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只是原先统治人民思想的正统意识形态不灵了。如果说积极”洗脑”可能带来反感，但”洗脑”体制并没有实质变化，而由此产生的消极效应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失忆，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大跃进”、”文革”等极权体制的灾难没有感同身受，甚至以为毛时代真的是莺歌燕舞、道德纯洁、社会平等、没有贪官污吏的”太平盛世”。薄熙来也正是利用宣传控制造成的民族历史感空白，祭起”文革”式的”唱红”大旗。也许”唱红”本身的危害只是显示中国人是多么容易被组织起来”集体犯傻”，但这种组织机制的危险性是不容忽视的。它向我们展示，”文革”并没有离中国远去，而是具备丰厚的制度与社会土壤。 　　中国各地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薄熙来，甚至在他审判之后依旧如此，不仅因为他”高富帅”，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喜欢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也许纯粹是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模式”仍然深得人心。当然，薄熙来比毛泽东做得高明；”大跃进”、”文革”是纯粹的大破坏，”重庆模式”则”有破有立”，确实为当地的治安和民生做了一点实事，但仅此并不改变”重庆模式”的本质。法西斯政权不是只有专政和谎言，也是相当注重民生的，”纳粹”的原意正是通过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和一般威权体制相比，法西斯政体的优越性正在于它们通常都受到本国人民的强烈拥护，至少上台那一刻是如此。打民生牌只不过让”重庆模式”更具迷惑力，因而也更具危险性。 　　”重庆模式”与中国未来 　　尽管左派话语气势汹汹，如今要发生”文革”那样的大规模迫害已不现实。然而，薄熙来大受市民欢迎表明，小规模的”杀富济贫”还是大有市场，”文革”式的红色法西斯极权是可以成功的。薄熙来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剥夺极少数，取悦大多数，并让后者心怀感激地接受其个人特权登峰造极的极权体制。你只要瞄准极少数富商或贪官，以”反腐”或”打黑”等名义剥夺他们的自由、充公他们的财产；你只要分出一点给劳苦大众，那么，哪怕你得了其中的大头，你仍然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喝彩，老百姓仍然会对你感激涕零，而不太在乎那个极少数的遭遇。反正中国的企业家和官员都是有”原罪”的，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就是一个制造”原罪”的体制，剥夺他们天经地义；剥夺者不是罪犯，而是救民于水火的英雄。 　　如果你告诉他们，依法”打黑”、整顿治安是政府的本职工作，用不着如此感恩戴德，他们会回答你：其他官员也贪，还不做事，还不如这个为人民办点实事的”清官”，有这样的”清官”实在是重庆的”幸运”！一边是普遍的”仇富”、”仇官”，一边是祈求”青天”、”救星”，两种看似矛盾的心态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同一个人格中。这就是长期专制为极权统治准备的社会土壤。 　　当然，如果真相曝光，这一切也是兜不住的。如果薄熙来的奢靡私人生活被揭露，如果他在重庆所作所为的实质被起底，如果他纵容或指使下的公检系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胡作非为被报道出来；如果重庆人民看到自己为”唱红”付出了多少成本，包括人格的自我愚弄；如果他们看到”黑打”至多只能维持一时的表面平安，而代价是法治体系的彻底崩坏；如果他们开始理解那种杀鸡取卵的”劫富济贫”会造成企业家的”集体逃离”，所谓的”重庆模式”是靠了中央”输血”才维持下来，而代价是让自己长年负债；更重要的是，如果重庆市民知道，一个真正由他们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可以用小得多的成本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还没有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的后遗症……他们一开始就不会选择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但是就在这里，极权式宣传体制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而薄熙来不愧是新闻专业出身，把这个行当的技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让自己的超级演技迷倒了大片观众，以至”世纪审判”一槌定音都未能将他们敲醒。 　　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重庆模式”。”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曾有过一段不彻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来倒台一年，当局却从未对”重庆模式”进行过任何反思乃至讨论，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有目共睹，但”重庆模式”是在其恶性发作之前就被击溃，加上大部分恶果至今都被捂着盖子，因而许多人看不到它的危害。薄熙来审判对其在重庆的倒行逆施不置一词，而社会似乎也很快遗忘不久前发生的重庆那些事，以至”重庆模式”造成的经济、法治、人权”黑洞”统统成了一笔糊涂账。”唱红”到底花了多少钱？重庆究竟欠了多少债？”打黑”又制造了多少冤案？企业家被剥夺的巨额财产流进了谁的腰包？对于所有这些关系重庆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公众和媒体不仅一概不知，似乎也再没兴趣追问。一个对历史教训如此健忘或选择性失明的民族，只能在”重庆模式”的黑色怪圈中越陷越深。 　　事实上，就在审判薄熙来期间，”重庆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红色法西斯的精髓在于党国和宣传体制的高度一体化，在于国家宣扬某种”真理”并用专政机器消灭一切不同思想和言论的能力。极权主义虽已不合当代中国时宜，但是极权体制资源却一直保存完好，随时可被另一个薄熙来激活。 　　今年五月以来的反宪政逆流即可被视为一种”唱红”，对许志永、郭飞雄等活跃人士的打压则是对公民运动的违法构陷，而近日对秦火火、薛蛮子等网络名人的拘捕算是”打黑”或”黑打”的翻版；此后各地大肆围剿”网络谣言”，河北清河女子只是网上询问”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即被拘留一周，可见专政机器对言论的管制已较”重庆模式”有过之无不及。只是这几件事当局做得均不如薄熙来案漂亮，不仅未能博取多少掌声，而且还把自己放在正义力量的对立面。 　　陈有西律师说得好，”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加强版”；重庆那些事在全国各地都算不上新鲜，只是薄熙来为了自己的政治仕途让”重庆模式”高调得有点出格。它与其说是薄熙来的遗产，不如说是毛泽东的遗产，只是薄熙来将其复活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红色法西斯中国的真实可能性。 　　虽然网络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信息来源，解冻了极权主义社会土壤，公民独立思维开始形成并带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是组织化的公民力量仍然十分脆弱，并只能在体制压抑下艰难成长。相反，毛泽东的群众基础却在官方宣传扶持下显得相当丰厚；毛本人仍然被官方视为”救星”，即足以说明问题。”师爷”健在，安能委屈了”徒弟”？薄熙来的倒台及其模式的破灭只是”一个巴掌打出来”的偶然事件。下一个”薄熙来”登场的时候，很可能没有”王立军”陪伴，中国还有这么幸运吗？为了不让大大小小的”文革”式闹剧重演，理智清醒的中国公民能做什么？来源：华尔街日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372.html

　　摘要: 宪政关系全民福祉与政权稳定，推动宪政是现代国家的首要任务。宪政不仅没有“社资”之分，而且对于中国社会稳定和执政党的长期执政意义重大。部分学者宣扬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是兜着圈子否定中国发展模式”、等论点逻辑混乱，论点荒唐，混淆视听，误人不浅。淡化宪政，只会导致宪法虚无主义，使执政党长期执政丧失合法根基。这明显会侵蚀党的执政力和凝聚力，从根本长远上看，反宪政只会误国误民，滋生专制独裁。这正是执政党需要警醒和重视之处。 　　关键词: 宪政 姓社姓资 执政党 合法性 执政基础 　　今年5月以来，反宪政言论甚嚣尘上。部分学者宣扬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是兜着圈子否定中国发展模式”、在中国“只能是缘木求鱼”等论点。一时间，宪政成了“敏感词”，成为继“市场经济”、“法治”、“人权”之后的观念“禁区”。其实，这套五六十年代腔调的话语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但是鉴于其在主流媒体发表后影响颇大，已经严重损害了执政党与政府的形象，有必要澄清关于宪政的基本概念与常识，以正视听、辨真假、明是非。笔者认为，宪政不仅没有“姓社姓资”之分，而且对于中国社会稳定和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均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宪政”的核心要义与常见误解 　　宪法是什么？翻开中国1982年宪法，答案显而易见。除了序言和总纲规定了国家基本目标和原则之外，宪法主要规定了两个方面——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政府权力的构成及运行程序。换言之，宪法规定了政府可以或应该做什么——履行宪法规定的权力，也规定了它不可以或不应该做什么——不得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所谓宪政，无非是落实宪法的这些规定并以此约束政府权力。就像法治是依法治国一样，宪政就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事实上，宪政是法治的题中之义，因为法治中的“法”显然也包括宪法，而依宪治国、用宪法规范政治权力的运行，即为宪政的经典定义。根据《美国传统词典》的定义，宪政就是“政府权力受到统治者必须服从的法律体系之分配和限制的政体”。①由此可见，宪政就是宪法获得实施并有效约束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在2012年12月4日举行的宪法颁布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这是迄今为止呼吁宪政的最强音。 　　和法治一样，宪政本身无所谓“姓社姓资”。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也完全可以有，前面加一个“社会主义”前缀就成了自己的市场经济。法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加一个“社会主义”前缀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那为什么偏偏宪政必然“姓资”，而不可能“姓社”？我们要实施的宪法显然不是1788年美国宪法，而是1982年的中国宪法；实施社会主义宪法，自然就是社会主义宪政。难道这也有错吗？反宪政者至今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反宪政的社会危害 　　反宪政主张貌似要维护纯种的“社会主义体制”和“中国发展模式”，实际上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究其大者，反宪政言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危害。一是破坏宪法效力，助长宪法虚无主义；二是颠覆政体合法性，使执政权力丧失法律根基；三是破坏社会稳定，动摇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 　　破坏宪法效力。反宪政者有一个不合逻辑的出发点，那就是把宪政与宪法截然分开：一方面，他们不遗余力将宪政污名为“资本主义”，是不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模式；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公然反对现行宪法。这种立场是十分荒诞可笑的，因为宪政无非是宪法的实施，反宪政必然意味着反宪法。至少，他们否定宪法的法律效力，要把宪法沦为无需落实的政治口号、说了不算的一纸空文。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宪法虚无主义。其潜台词是这个国家虽说制定了一部宪法，其实那只是欺骗人民的文字游戏；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宪法，国家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颠覆政体合法性基础。宪法虚无主义不只是缺乏理论逻辑，而是会产生实实在在的法律后果，也就是否定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正如凯尔森指出，国家是法律创造的产物，国家权力在法律覆盖下运行。②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并不体现于政府行使的权力。恰好相反，国家权力必须来自法律授权，法律赋予国家合法性和权力正当性。宪法是最高的法律，是区别良法与恶法的衡量标尺，也是国家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当今世界只有英国等极少数国家没有成文宪法，其政权合法性来自《大宪章》、《权利法案》、《人权法》等基本法律及宪法惯例。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成文宪法作为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对于这些国家，如果宪法形同虚设，那么宪法规定的所有国家机构实际上处于不合法状态。 　　中国1982年的宪法序言规定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第三章又规定了全国与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与各级地方政府、各级法院与检察院等政府组织机构。如果宪法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国家实际上在无宪法的状态下运行，那么所有这些机构的合法性统统成了疑问，它们所行使的权力也全部丧失正当性基础。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存在合法性都有疑问，那么它们通过的法律也没有正当根基。换言之，假如真是按照反宪政论的主张，那么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法度的国家。这难道是我们对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政权性质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吗？ 　　动摇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反宪政主张不仅否定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权的理论合法性，而且还将损害社会稳定并产生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进而腐蚀和动摇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这么说绝不是危言耸听。宪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法，而“权利”不只是一个花哨的概念，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私有财产保障（宪法第13条），人民的土地会随时被征收，房屋会随时被拆毁；如果不能落实平等权（宪法第33条），农民和农民工就要受歧视，随迁子女就不能在就读地高考……如果民主选举（第34条）有名无实，那么人大代表就不会积极行使职权，不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官员必然会滥用公权；如果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宪法第35条），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伤害也不能发声，那么公权滥用便更加肆无忌惮。 　　如果宪法没有效力，政府权力不受宪法约束，人民的宪法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平民百姓的基本利益就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随时都可能受到公权力剥夺。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幸福、安宁、稳定，而是必然充斥着怨气、不公、仇恨和冲突。社会悲剧和恶性事故此起彼伏，集体上访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试问这样的国家如何统治？长期执政如何可能？长期执政是建立在社会稳定和民心所向基础上的，但是如果公权不受宪法约束，人民的基本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那么人民就不会拥护执政党，长期执政就失去了民意和社会根基。由此可见，如果采纳反宪政主张，最终会使政权同时失去理论合法性和现实合法性。 　　推进宪政建设的政治与社会意义 　　既然宪政关系全民福祉与政权稳定，推动宪政即为国家的首要任务。纵观中国与世界各国经验，推动宪政建设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利益：一是有利于促进依宪执政和执政模式法治化，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二是有利于保证和控制法律规范和政策的合宪性，防止法律规范侵犯公民权利；三是有利于维护执政党和政府形象，进而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四是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通过法治控制地方违法现象；五是提高全民的宪法意识，让人民看到宪法对保护自己权利的用处并主动维护宪法效力。 　　促进依宪执政和执政模式法治化。首先，宪政就是实施宪法、依宪执政，而依宪执政有助于促进执政模式的法治化，帮助执政党完成从革命党向真正意义的执政党转型。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公开发表了大量的宪政理想，表达了对宪政的强烈追求，但是1949年掌握政权后，由于迟迟未能完成执政模式的法治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革命党，此后30年政治运动不断，严重削弱了执政合法性。改革开放拉开了执政模式改革的序幕，1982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依宪执政的里程碑。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如此明白无误的宣言昭示了执政党推动宪政的决心。既然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应该和普通法律一样得到有效实施；任何人、机构或政党都不得超越宪法，尤其是执政党自身必须在宪法与法律框架内活动。 　　有人提出，宪政不符合中国体制，因为宪法至上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论点是违背常识的，因为党的领导依据何在？不在别处，正是在宪法序言本身。如果否定宪法，也就必然否定了宪法序言规定的党的领导地位。显而易见，只有尊重宪法、施行宪政，才能让党的领导获得法律地位。有人接着问，如果确立宪法至上，如何协调宪法和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关键不在于党的领导本身，而是在于党如何领导。是通过宪法和法律领导，还是由执政党领导人在不顾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实行个人领导？如果是后者，那就不仅不是法治，而且也不是党作为集体的领导，而是赤裸裸的人治，显然违背宪法规定的执政党本身早已接受的法治原则。早在1987年，中国就在理论上澄清了这一问题，党的领导主要是体现于执政党领导议会制定大政方针，宪法和法律都是在执政党领导下制定通过的，但是执政党不宜直接干预具体的执法和司法过程，否则就违反了执政党自己肯定和承诺的法治原则。宪政有助于更有效地执行执政党体现于宪法和法律中的意志，因而不仅不和党的领导矛盾，而且恰恰体现和强化了党的领导。只要执政党控制了立法过程，并通过有效机制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也就充分保证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如果不能实现依宪执政，那么不仅宪法形同虚设，执政党自身的领导地位无从保证，而且法治也将流于空谈。这是因为宪法规定了人大之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规定了选举和独立审判制度；如果这些制度不能落实，那么人大代表无心履行立法和监督官员职责，党政权力高度集中，随时可以干预司法，也无从实现执政党自身早已认同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理念。因此，虽然法治是宪政的基础，但宪政和法治之间不只是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关系，宪政同时也是法治的制度保障；没有宪政基础，权力结构高度集中，法治也不具备基本条件，最后只能蜕变为人治。只有推动宪政，才能实现执政模式的法治化，并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模式转变。 　　保障法律体系的合宪性。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宪法的有效实施有助于理顺国家法律体系，保证各级法律规范是尊重公民权利的良法，而非侵犯公民权利的恶法，并禁止任何违背宪法与法律的恶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如果各级法律规范都是良法，那么官员滥用公权就失去了法律依据，官员侵犯人民权利就是一个简单的行政法问题，现行法治框架即足以解决。如此则不仅维护了人民利益，而且也维护了社会稳定，让执政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保持良好形象。 　　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如上所述，只有当公权力受到宪法的有效约束，人民才得幸福，国家才得安康，社会才能稳定。社会稳定，政权才能稳固，执政党的长期执政才具备社会基础。宪政不仅是最有效的社会维稳器，也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法律源泉和长期执政的制度前提。 　　维护中央法律权威，有效控制地方违法。推行宪政不仅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中央的法律权威。目前，一些中央政令之所以落实不力，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既得利益设置层层障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成为常态，严重削弱了中央和法律的权威。归根结底，中央政令之所以难以畅行无阻，首先是因为宪法得不到落实。具有最高效力的基本法都难以实施，意味着宪法规定的法律制定和实施机制形同虚设，一般法律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提高全民理性能力和宪法意识。最后，宪政实践也是极好的公民教育，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公民的维权意识和宪法热情，为宪法的施行提供强大的社会动力。虽然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得到巨大发展，但仍然出于种种原因不够理性成熟；网络的迅速发展极大促进了中国公民的理性和知情权，但是网上也不乏不讲理的“愤青”。公权无约束造成官员不讲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