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与张志新铜雕正式发布
经典时空：九月九日的铁玫瑰园 祭园守园人 神的寂灭，人的永恒—— 今天——2010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京北回龙观铁玫瑰园，一对缀满白花的花篮，被敬奉在终于落成的铜铸圣女林昭、张志新双雕左右；双雕正中,花骨朵组成的黄色十字架上，也燃烧着一簇簇百合：这一切，都被神祭日特有的阴翳衬托得格外圣洁，格外晶莹，格外灼目灼心。 青铜精铸的林昭、张志新双雕开光典礼，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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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朝平被抓前的最后手记：天天都在预感邪恶之手在逼近
（此文转自成都商报记者刘虎的博客。博主按：此文系作家、前检察官、前记者谢朝平在被陕西渭南警方抓捕前发给一位朋友的。全文8000余字。本博仅作公开，不评论。） 渭南封杀《大迁徙》前后 谢朝平 一 6月26日，周六。《火花》杂志社允许我以“火花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托运至陕西省渭南市，给当地要求得到此书的移民代表办理好交接手续后，我连夜回京。 28日，周一。刚上班，渭南传来消息：27日凌晨一点，五六个公安和几个县文化局的人突然闯进渭南市大荔县移民代表马连宝家中对其审讯，要其交出《大迁徙》。该县的文化局长说：《大迁徙》的写作目的是扇动移民闹事，泄露国家机密。窝藏此书，坚决法办。“审”到7点，没有此书的马连宝仍无书可交。专案组的人便写了一个保证书，内容是马连保知道了有《大迁徙》流入大荔后一定要主动举报，否则，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一伙人强迫马连宝在“保证”上签字画押后悻悻而去。 在渭南市区，警察们收获颇丰。渭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传给山西省新闻出版局的“关于对《火花2010年增刊——大迁徙》一书鉴定的报告”称：接群众举报（实际是某局的电话偷听），渭南市内发现疑似非法出版物《大迁徙》一书，经调查，在渭南城区有4800本，在华阴市发现3500本，现8300本疑似非法出版物均已异地封存…… 几天后，我看到了华阴市文体事业局的（阴文稽）文罚告字【2010】第1002号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书说此书是“非法出版物”，要根据《出版管理条例》55条将抄走的《大迁徙》全部没收。 华阴市文体事业局没收数千册《大迁徙》并认定此书是非法印刷物的依据是山西新闻出版局6月28日的一纸鉴定。该鉴定书将《大迁徙》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法规依据是《出版管理条例》30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 后来，华阴市保存《大迁徙》的移民董生鑫在申辩书中说：《大迁徙》一书是作者谢朝平报经北京的火花杂志社审查同意后出版的，北京的火花杂志社也有权出版此书，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假冒出版单位的名称或者报纸、期刊名称去出版《大迁徙》，故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将《大迁徙》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事实依据错误。 对于华阴市文体事业局没收数千册《大迁徙》的法规依据，董生鑫也提出了异议。他说，华阴市文体事业局没收我四千多册《大迁徙》的法规依据是《出版管理条例》55条，该条款的主要意思是“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单位，或者……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如上所述，火花杂志社北京采编部并非该条款中“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单位”，作者谢朝平也绝非“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大迁徙》的盗版者，单位是合法的新闻媒体，有权出版增刊。谢朝平是原检察日报持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记者证的正式记者，他有权采写并有权出版自己的作品《大迁徙》。华阴市文体事业局以错误的调查事实作为《大迁徙》的定性和处罚依据已经严重错误，以错误的调查结论为依据并错误地套用法规没收我从别人处赊来的合法图书更是错上加错。 董生鑫的申辩多少有些不全面。后来才知道，杂志社出增刊是要经有关部门审查的，但刚接手办火花杂志下月刊不久的社领导忽略了这一程序。 但董生鑫认为：“《大迁徙》是库区移民要求写作、出版的好作品，发到库区不会引起上访、闹事等不稳定的事件”。他认为，即使《大迁徙》在付印时审批手续有疏漏，也应由行政部门处理，他“抗议华阴有关部门动辄使用公安、国安‘管理’新闻出版和打压移民”。 同时，董生鑫希望有关部门妥善解决此事。他说，如果你们认为火花北京编辑部是假的，请你们到北京调查后依法查处这个假冒的媒体；如果你们认为《大迁徙》是“非法印刷物”，就请依法处罚同意印刷此书的有关部门；如果你们认为作者有“扇动移民闹事，泄露国家机密”之嫌，就依法追究；同样，你们若认为自己的处罚决定证据不足，事实有误，或者是于法于规无据，就请尽快纠正错误，归还我的4300多本《大迁徙》——当然，假如你们想要这4300多册书，我也可以考虑卖给你们。 书被没有了，董生鑫却说：其实，库区官方的收缴行为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库区这样大，移民这样多，你们把书收得尽吗？即使你们把书收缴完了，如今的网络这样发达，你们能全部封锁吗——只要你们没有封锁所有网络的本事，《大迁徙》及评论《大迁徙》和你们可耻行径的文章就可能一夜之间天下尽晓，到那时，你们还有什么奈何？现在，如果你们还了书，还只是库区的移民阅读、保存此书，如果你们买了此书，当然也只有你们知道此书，但你们若想以收缴来了结此事，其结果可能是全中国的人都知道并都关注这本书！ 火花杂志社对于渭南方面以公安管理新闻出版的行为也非常不服，28日给陕西省和渭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复函，说《大迁徙》是一部反映人民疾苦，人民呼声的作品，事实真实可靠，渭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封存《大迁徙》一刊执法不当，应立即纠正。在复函中，杂志社质问渭南方面：你们为什么怕事实、史实见读者见人民？ 陕西和渭南没有回答自己“为什么怕事实、史实见读者见人民”，他们上下活动，加紧操作，进一步扩大战果。 28日上午下班前，有关部门指示：北京办的《火花》杂志下半月刊立即停刊。 二 连累火花杂志被停刊，我愧疚不已，在向其表达自己的歉意时，被封掉杂志而可能砸掉饭碗的朋友们却提醒我：你要小心点，陕西和渭南可是下了狠心的，公安局和国安局都介入了。小心整你的文字狱。 我不以为然，“不大可能吧，我的书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只是披露了渭南在移民问题上的腐败，反腐败怎么可能遭文字狱？”我安慰杂志社的朋友，“放心吧，除了秦始皇和清朝外，也没有见过哪朝哪代怎样迫害文人和著书的人。如今朗朗乾坤，陕西和渭南的官员敢开这个先例？” 一朋友却骂我孤陋寡闻，他说：彭德怀在庐山的万言书所写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他的下场你应该知道吧！张志新因向中央进言，不是也被割断喉管后被枪杀吗？几十万右派忠诚地给党提意见不都毁了一生吗？说真话，替老百姓说话，很多时候都是要以头颅、鲜血和宝贵的自由为代价的。 我仍坚持：那是从前，如今也许不会了。 “不会？”朋友问我，“都执政六十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个新闻法？无法可依，记者就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之险，一些官员就有随心所欲迫害记者的自由。被媒体曝光的官员上京抓记者的事情就会前年有，去年有，今年也会有……” 朋友的话虽令人心惊胆战，我依旧热血豪情，“他们真要那么做，我愿以我的生命推动中国的新闻事业和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29日上午，从火花杂志社传来消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调查小组即将进入杂志社调查。我觉得自己的预感是正确的——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调查小组介入此事而不是由公安管理新闻出版并由他们进行最后的“盖棺定论”就证明我们的国家是讲法制的。 随后的事实证明：一个太无政治敏感，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法制特色的人的感觉总是错误的——30日晚，杂志社的朋友告诉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调查小组没有动静。 我正觉得纳闷，当天下午，渭南的朋友打来电话：渭南市公安局的专案组将赴京调查你和《火花》杂志社…… 我预感到，《大迁徙》不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调查而改由渭南公安专案组调查，我和我的作品也许真的要“升级”了。情急之下，我开始紧急地采取应对措施：给家属安排我万一被警方抓走后他们应何去何从；给新闻界的朋友打电话求援；把手头所有的《大迁徙》赠送给友人…… 此后的日子一直在激愤和惶恐中度过。 三 对于《大迁徙》的写作动机，我已在《大迁徙》中的“女宣传部长问：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一节里讲述过。 作为《检察日报》《方圆》杂志社的记者正式介入渭南移民问题是2006年5月中旬，杂志社派我前去渭南采访。这次采访非常不顺，先是在华阴某市委常委处受了一顿凌辱并受到此人“在库区乱跑，不保证你的安全”的威胁，后来，采写的稿件《655次举报》都送印刷厂了却被渭南的“灭火队”给“灭”了，“灭火队”的那位女宣传部长还得意地问我“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当时的屈辱和沮丧可想而知。 但这次采访的经历却使我有了意外的收获——采访到了谁也没有采访到的原渭南地区移民办主任程远，从程远和“灭火队”处获得了近十公斤的材料——从那一摞厚厚的材料里，我终于明白了渭南市在移民问题上发生这一切的原因，也渐渐领悟出了渭南市在特殊时期、特殊事件上特殊的“政治生态平衡”——那些与土地、返库、送礼、挪用移民资金等等问题并无牵连的领导，那些也想亲民、对库区土地、返库、送礼、挪用移民资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深恶痛绝的官员们，那些也许并不知道举报者李万明等为何许人的上级官员，为了库区“稳定”，为了“治”住那些他们想亲近而又不得不狠心对其“治理”的移民，为了对付那些他们想解决而又无法、无力解决的问题，为了渭南甚至是陕西或者是某一系统的“形象”与“名誉”，他们主动地走进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圈子”，自觉不自觉地“包容”、保护他们本来深恶痛绝的下级官员，违心地整治那个告状不止的愚公李万明和那些“不安分”的移民，用对上撒谎，对下大棒的方法维护整个“圈子”的“政治生态平衡”…… 库区的现状和移民们的贫穷和苦难使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写一本书，把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把移民们烙印在历史记忆深处的磨难与挣扎记录下来；把移民来来去去闹返库，执政者给予的充分理解，并尽力创造一切条件，争取让移民安居乐业的情况记录下来；当然，也要把库区那些侵害库区移民利益的腐败现象记录下来…… 在这种动机和写作欲望的推动下，从2006年下半年起，我六去三门峡库区，开始了进一步的采访和写作。2009年底，我把书的初稿交给报社龙平川指教时，我这位诚实而厚道的朋友激动地说：“老谢将三门峡移民史写成了一本书。我以为这样的选题是需要以做课题的方式，由一个课题组来完成的，却由他一个人用绵里藏针的方式颠覆了三年前的那次撤稿——我可以放弃和逆来顺受的东西，他却没有逃避。” 朋友还说：“2006年6月，当我撤下本书作者谢朝平当初的两篇系列报道时，我没有太多去关心这个行为的是非对错。或者因为我的麻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当整整两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对渭南相同题材进行报道时，我既不觉得诧异，心中也无波澜。我不会去追问何以如此，因为我知道那股力量由何而来。” 龙平川对《大迁徙》的评价是：此书的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 四 书稿经过反复修改后，我开始联系出版事宜。 稿件寄到文联出版公司后很快有了回音：“稿件很好，但目前我公司不宜出版。”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朋友找了一出版社，编辑提出，把稿件中的地名、人名和写作背景隐去后可以出版。此提议被我否定。 我把稿件寄到思想比较开放的广州某出版社，张编辑很快回信：您的作品我快速浏览了一遍，里面的内容比较有震撼性，的确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我认为您写的事实老百姓和当官的都知道，就是中央领导也应该知道真情。但是，这种事情没有人去处理，因为处理起来难度大，甚至会搭上性命。 大家都知道而不愿意管的事情，您把他写出来了，您就是文学英雄，但是，出版起来可是不容易，这类选题可能出版局会安排专业人员审阅，审阅的人都是自保，很怕自己没有看准出了问题，一般都是把尖锐的地方修改后可以出版，而修改后出版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可以帮您申报明年的选题。我们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新闻轰炸能力。单位也没有宣传的专项资金。难度大的选题，讨论时一般都有很大阻力。” 虽然有阻力，但这家出版社最后还是同意让我自费出版。就在商议出版事宜时，张编辑打来电话：领导又不同意出了…… 从张编辑欲言又止的话音里，我知道：是有人打了招呼。 过了几天，渭南移民局李万明打来电话问我：“局里某领导问我出版书的事，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从那时起，在检察院呆了十多年之久的我恍然大悟：我与李万明谈出书之事的电话被某某局监控偷听了！ 这在库区是很正常的事——我不止数次地从移民处得知，当地一些官员对他们的电话内容总是了如指掌。比如他们在电话上联系了要上访、要研究什么或办什么事，当地官员总是先他们一步张网以待。 某某局颇有成效的监听让库区移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华阴移民董生鑫在他的“申辩书”中曾说：据不完全统计，自返库来，被当地公、检、法、国安和政府官员以非法拘留、讯问、搜查、劳教、打骂、罚款、跟踪、判刑的移民至少在2万人次以上——已年满75岁，没有文化、身材矮小、又聋又瘸的移民陈思中向有关部门反映库区10万亩土地被官员侵吞而招来“扇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羁押数月；移民们在一起商议如何要回被华阴及省里截留的5900多万元救灾款，81岁的刘怀荣等人被扣上预谋夺回部队土地的罪名劳教一年；张应龙等人因保存一份已解密二十多年的文件被当地国安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多次审讯；移民扫墓也被政府组织数百警力拦阻并大打出手…… 用警察管理移民，用警察管理媒体，用警察和技侦手段管理新闻出版，这已是渭南“法制”的常态。 他们有一个恶棍赖皮们惯用的“绝招”：记者到库区采写了官员侵占移民利益，截留移民资金等问题后，渭南的官员总是恶人先告状，利用他们多年来为应对、忽悠媒体建立起的关系网，或到中央有关部门谎称“记者采访不实”、“文章发表了会影响库区稳定和经济建设”，或用重金到有关媒体“灭火”，同时，私下里出动警察和专案组对记者、对库区移民大打出手——1996年，渭南和华阴出动数百名警察和干部在方圆数百公里的库区大肆非法搜查和收缴《工人日报》及《中国妇女报》，抓捕读报群众，非法拘押与媒体有联系的市移民局干部李万明20多天；2005年，渭南市委宣传部没收《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王记者的记者证；2007年，华阴市公安局扣押的某报陈记者；2008年，渭南市政府领导强迫渭南日报修改新华社关于报道渭南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内容；2009年8月，该市又发生了某政府官员下令追缴《渭南广播电视报》和“治理”《渭南广播电视报》记者权正民的事情；到渭南采访的记者被当地官员派人跟踪监视几乎是他们共同的遭遇…… 这种现状使我不得不小心谨慎，知道渭南某某局偷听了我的电话之后，联系出书之事我再不敢在自己的手机上讲了，而是选择公用电话或办公室的其他电话。在秘密的联系中，2010年5月，火花杂志社同意以专刊的形式出版《大迁徙》。 杂志社同意为我出书之后，我又两次去渭南，找有关人商议书的印数等事宜。开初，移民们打算找移民中的某大款出资将此书送给库区数十万移民，但大款说自己的工程急需投资而拒绝了出资，我只好向人借债印刷此书。 书印好后，为了吸取过去电话被人偷听的教训，李万明和几个移民代表换了手机和号码，结果，没有领教够监控之苦的李万明和某移民代表不以为然，仍用换过的电话号码四处与人联系。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某某局和公安机关循着他们的电话内容如囊中取物地把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大迁徙》进行了“异地封存”。 五 一个月前渭南那位朋友报告的消息终成现实——8月2日，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副大队长朱福利、警员王鹏一行三人组成的专案组赴京调查《大迁徙》。 专案组很牛，原火花杂志社北京编辑部的人介绍情况，他们拂袖而去，指名点姓要找原杂志社负责人魏丕植。有着博士、教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国史编修馆常务副馆长等头衔的副部级官员魏丕植是一个知识型领导，此人对腐败之风嫉恶如仇，忒见不得人欺负百姓。正是这种忧国忧民之心给魏招来了麻烦——他想出一本帮老百姓说话的书，却被停了刊，还被渭南的公安缠上。专案组找魏时，他开会晚去了一会儿，专案组找来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去传唤他。魏刚刚问《大迁徙》的内容有什么问题，警察们呵斥说，我不管内容对错，只针对你的违法。朱大队长则“启发”魏“出一个不知道《大迁徙》出版情况的证明”，魏从中看出了专案组诱供、办假案造文字狱的的险恶意图，他问：难道你们想颠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理、真相、真人、真事？王鹏恼怒地站起，说“我是警察，中国领土上的事我都可以管！”魏告诉专案组：《火花·大迁徙》增刊没有违背任何法律和党的任何方针政策，他指出：严重侵害移民利益的事40多年一直在渭南发生，你们作为执法部门不闻不问，是重大失职！你们用武力管理“新闻”和移民，阻挠移民看这本关于他们自己历史的书，应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是你们！ 魏丕植还表示：我们不会配合你们办文字狱案件。他问警察们，“若移民的遭遇发生在你们之父母或本人身上，你们又将怎么办？一个党员要讲党性，一个干部要讲责任，作为一个人，要讲良心！” 讲完，愤怒不已的魏丕植下逐客令。王警官气急败坏地指着魏丕植吼道：跟你没完，我们回去办好传唤证后还会来！我们要把你“请”到渭南去见我们的书记！ 后来，原火花杂志社北京编辑部的编辑们告诉我：来那几个警察一口一个他们是奉某某领导来京的，一副领导“家丁”和“打手”的样子。编辑们对“家丁”和“打手”们气愤不已，8月3日向中宣部、公安部、陕西、渭南等地领导反映了情况。请求领导们制止渭南警察的违法办案，不要让渭南警察再炮制出第二个遂昌仇子明事件（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撰文披露某上市公司内幕，被浙江遂昌公安局全国通缉，浙江省公安厅核查后，责令遂昌公安局解除了对仇子明刑事拘留并向其赔礼道歉）。 但在陕西，省公安厅也能像浙江省公安厅那样核查编辑们反映的情况吗？ 魏丕植的部下们很担心我的安危，打来电话警告：老谢，小心他们来找你的麻烦哟。 这之前 ， 我已从律师和新闻出版部门的权威们那里知道：根据案情和法规，《大迁徙》即使属于“非法印刷物”，法律也不能追究我的责任。渭南警察找不到我的什么“麻烦”。 但我不能相信事实和法规，在如今的法制环境里，在渭南那伙长期践踏法律和颠倒黑白的执法者那里，早就有很多个“仇子明”了，他们不会在乎再炮制一个“仇子明”案件…… 8月8日，李万明打电话说：6号那天，临渭区公安分局某副局长带着三人把他请到局里，对书的作者、写作过程、运输、是否收费等问题进行了讯问；头一天，华阴公安局也对移民代表董生鑫进行了相似的讯问。 多年的政法经验告诉我：这也许是“收网”前的清除外围，他们的下一步准备把谁收入“网”中？ 谁都有可能。他们可能会不达目的誓不休。 果然，8月13日，渭南的那两个公安又到了北京。他们要找的魏丕植等领导却出差了，但他们说，他们会在北京等下去的…… 8月14日（周六），渭南的公安找到原火花杂志社北京下半期陈书记家。事后，陈的女儿说：“节假日，公安的找上门，吓得我不知怎么办好，还以为父亲出什么大事了！” 17日中午，山西文联李文明主任给北京火花杂志社原负责人魏丕植打电话说：渭南的人到新闻总署闹事了！ 据李文明主任讲，上午上班不久，突然接到省出版局报刊处的电话，叫他去一趟，到省出版局后，报刊处的领导告诉他：情况严重，新闻出版总署打电话到山西，说上午上班时，渭南市十多二十人到总署上访，要求总署出面收回还未收完的《大迁徙》，要求除让火花杂志社北京下半期停刊外，还应加重处理下半期的领导。 李文明主任将情况告诉原火花杂志社北京下半期后，杂志社的人从侧面了解到：这次到北京的警察就有6个，文化、宣传部等部门也都来了不少人。去新闻总署的人大概就是这批人，提出这种要求的也只能是这些人。 据原火花杂志社北京下班期的工作人员讲：到杂志社调查的那些警察前些天总是一上班（8点）就来了，今天是十点半后才来的，估计是到总署上访了才来的。 (8月14日，渭南的公安找到陈书记家，15日，找杨谈，当天晚，小王来我处，让签字，杂志社约定只印500份，目的是把责任揽过来，免得公安去骚扰；这样很危险，但已给杂志社添很多麻烦了，签字时，给王讲，渭南的移民已复印了杂志社原来同意印1万左右的文件；16日下午2点多，杨来电，讲了找陈书记的情况，说下午找她，后说再打电话，见不见渭南公安，见了怎么讲；晚，王来电叫把采访证给他，来人收走；17日，公安找小王，渭南十多二十人去新闻总署上访；杨派人送来“紧急通知”；天天都在往此文上添写内容，天天都预感一双邪恶之手正在逼近) http://blog.chengdu.cn/space.php?uid=214310&do=blog&id=6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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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到的张志新宣判死刑时的情况 兼评苏铁山的蛮横 5月22日，苏铁山率40多人大闹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联系到他在2009年3月发表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 我认为他不是诚实的人。 一、关于张志新被割喉管 苏铁山在《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一文中说：“ 张志新案在那个年代（1969——1975）是一个正常处理的案件” 。他用了许多文字论证，得出结论说： 没有“割断张志新喉管”这件事。只是“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 我认为，苏铁山和他所引用的陈禹山、张志勤、许俊基、郭罗基等人的文章中关于张志新在宣判会前、宣判会上、宣判完了这一过程的描述，有多处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 我是1975年4月4日那场宣判会的见证者之一。 我是1931年生于沈阳，1948年参军，曾在第四野战军《后勤》报社任见习编辑，1957年在转业后的地方单位被错划极右分子。1968年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骨干”而被判刑20年，关押在沈阳第二监狱（大北监狱）服刑。 第二监狱（大北监狱）坐落在沈阳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与北海街的交叉路口处。 我关押在第二大队，张志新关押在第三大队（女监）。 1975年4月4日早饭后，整个第二监狱的犯人都集合列队到三大队的操场开宣判会。 三大队对外名称叫“新生油脂化学厂”，全关押女犯人。三大队的位置，在整个第二监狱（大北监狱）的最南端，院内西侧有一个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操场，操场的东北角有一座二层小洋楼，是三大队管教干部的办公楼。办公楼和操场的东边就是女监的监舍和生产车间。 我所在的二大队包括一中队（再生胶厂）和二中队（印刷厂）。二大队在三大队的北侧，两个大队之间由一堵高墙隔开。我当时是在二中队（印刷厂）。 我们进入三大队操场时，靠南边已有多个中队的犯人列队，靠南边席地坐好，我们中队就靠北边席地坐下。我们队伍的右后侧就是那座三大队干部办公的二层小洋楼。 犯人队伍面对的西侧摆放一张普通的木桌，就当做主席台。 犯人队伍到齐后，过了很长时间也不宣布开会，也不知道等什么。4月初的沈阳天气还是比较冷的。俗话说“冷尿热屁”，我们犯人虽然穿着棉衣，席地坐久了也来尿。憋不住尿的犯人们就不断地走到所谓“主席台”左后侧的一块小空场撒尿。这个撒尿场就在大队犯人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因为管教员怕犯人逃跑，就得在直接目视下监看，也不管人们的羞耻感，就是女犯人们也不过只能低头不看，也不知道女犯人们怎么样解决她们的憋尿问题。犯人们上前撒尿的越来越多，络绎不绝，以致惹得管教员们不断地喊“别去了，别去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犯人们撒尿的场面，是为了说明我们等待时间之长。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正在我们纳闷为什么还不开会，突然听到右后侧小洋楼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脚镣撞击声：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把我惊得回头一望，只见几拨人急速地从小楼前门出来跑向主席台，他们一共是五拨，每一拨都是由二名“军管”（解放军战士）左右夹着一名双臂反绑、下戴脚镣的犯人飞快地跑，那犯人根本不会走，是被拖拽着、像拖死狗一样，硬拖到主席台前的。脚镣的撞击声是在地面拖拉造成的。从小楼门口到主席台前，约100米的距离只约一分钟就跑到了，就像在田径赛场上的速度。这样的阵势给我们犯人造成极大的惊骇和压力。 就在我们惊魂未定，心跳不已，前边宣布公判大会开始。这时我们看到被宣判的是四男一女，都是由两名军人架着，他们胸前的衣襟都湿了一片，嘴里还流着涎水，还有鼻涕。当时我以为是天气冷冻的。他们五人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他们一直默默无声地听着宣判。宣判后，就把他们架上汽车拉走了。 宣判时那几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到了1979年宣传张志新事迹时，我就知道那天被处决的女犯人是张志新了。 如今回想，我认为： 1 、在大队犯人等待的一个小时内，是在小楼里对即将被处决的五人施行“手术”，即苏铁山所谓的“割破声带”。 2 、那一次被割破声带的不只是张志新一人，而是一共五人。可以证明，当时这种非人道酷刑已不是个案，而是形成制度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性格。 如今苏铁山声称“没有割喉管的事 ”, 只是 “ 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 ” 。这是玩弄文字的诡辩。 首先，“割破声带”是刑罚、还是普通医疗手术？世界上有哪些病人、哪一类疾病需要通过割破声带来治疗其疾病？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类疾病需要通过割破声带来治疗。所以，“割破声带”只能是对人的生命的摧残，是非人道的酷刑，是非法之刑，是毛泽东时代的创造。 其次，苏铁山把割破犯人的声带这一酷刑说成“手术”，并且说“（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就我在那一次宣判会上所看到的五人，可以推定都是被 “割破声带”了的。而苏铁山竟轻飘飘地用“手术”一词带过，可见其内心如何阴暗、无人性。 再次，在推翻国民党统治过程中，共产党总是指责国民党残暴，如何如何残杀革命者（政治犯） 。可是我们都知道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刑场上高呼“让刽子手们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时，国民党不但没有给他们“割破声带”，甚至连口也不堵。方志敏牺牲时，挺胸昂首，敌人让他转过身去。他笑着说： “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看法西斯的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 ” 还挥起右臂，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 “ 打倒帝国主义！ ” 、 “ 共产党万岁！ ” 瞿秋白牺牲时，高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两相比较，是国民党残暴呢，还是苏铁山先生们极力歌颂、留恋的毛泽东时代残暴呢？ 二、关于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的问题。 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一文中说：“连毛泽东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样的天大谣言都敢造”，批判凡揭露毛泽东时期所犯错误和罪行的著述是在搞“阴谋历史学”。 关于这段历史公案，还是先引用一些共产党内高级领导人的话来让人民公论吧。 1、1960年“信阳事件”爆发，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真正感到形势十分严峻。“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①1 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②（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这一事件中，信阳地区死了100万人。 2、江苏省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饿死。（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3、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6000人（见：钱刚、耿庆国合著：《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第582页） 4、1980年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在1200万。（见杨继绳著：《墓碑》第二十三章） 5、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到安徽省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万人。（同上，第二十三章） 4、以上仅举几例，更全面的调查，由著名作家、《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编著的《墓碑》一书，引证了大量档案资料，确认三年大饥荒饿死人为3600万。此书在内地不准出版发行，后在香港出版，内地却封锁不准流入。苏铁山先生们，你们若认为饿死3000万人是造假、是给毛泽东造谣、是阴谋历史学之作，你们可以向法院起诉，并把《墓碑》一书向全国人民公布，让全国人民来批判，来鉴别，究竟是“阴谋历史学家”造谣呢、还是你们在极力掩盖历史真相？ 你们敢吗？ 三、关于宋彬彬改名 苏铁山先生在搅闹涵芬楼时当众声言：“说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根本没那回事。宋彬彬过去叫“宋彬彬”，一直叫宋彬彬，现在还叫宋彬彬。从来没有改名为“宋要武”。”“我跟宋彬彬多次通电话，她都说从没改过名。” 那么，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刊载的署名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 宋要武（宋彬彬）” ，标题为《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这篇文章又是何人所为？ 四、 几句简短评语： 1 、苏铁山利用“割声带”与“割喉管”在概念上的混淆，否认对张志新实行了惨无人性的酷刑，把酷刑诡辩说成是“手术”，这不是正派人所应有的诚实态度，而是泼皮无赖的作风。 2 、苏铁山把割犯人的声带这种酷刑，轻描淡写说成是“手术”，可见其精神世界的阴暗冷酷，可以和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的冷酷相并论。 3 、苏铁山面对大量档案文书、史料，面对千百万死难者后人的控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硬要说饿死 3000 万人是天大的谣言。从治史的态度上说，客气说也是不严肃，认真说，就是有意掩盖毛泽东犯下的罪行。究竟是别人在搞“阴谋历史学”，还是你们一伙在掩盖历史真相，搞阴谋？这样的品质怎么可以担当“国史学会的副秘书长”？ 4 、宋彬彬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宋要武”，是当时登上各大党报，并且，各地广播电台反复传播送，红卫兵小报传得满天飞，尽人皆知的事实。如今却矢口否认，这是无赖作风。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好汉做事好汉当”。如今赖账，是因为自己也认为是丑行，反悔。如果真诚认错，公开向人民大众道一声歉，人民也不会揪住你不放，因为当年你也不过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悔过可以，赖账不行。想当年率领女红卫兵斗争走资派时，是何等豪气冲天，如今却赖账。还要搭上个苏铁山替你做伥鬼，双双叫世人看不起。哀哉！ 姜万里 2010年6月4日 记于沈阳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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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一品高官的博客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7日, 已有 5 人推荐 玩聚SR还知道： 还能说什么？就那句话，能移民就移民吧。 Cello 在 GoogleReader 说 还有 手气不错 , 敏 , 推荐， 查看全部 16 个推荐 一品高官的博客 发表于2010-08-27 10:55:00 转载 ：没文化人 标签： 史海钩沉 “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1978年6月-1979年8月，经向当事人了解情况、经整理相关材料、复核有关资料后统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 以下是其中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 一、 1967年青海西宁“二二六”事件 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所大学、12所中专、职校、35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从2月26日到3月5日持续武斗，曾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2177人伤亡，死亡822人。 二、 1967年7-8月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 1967年7-8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命委员会，因派性激发，对立的两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自居，经过15天协商，双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协，又因争夺财权，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月2日-8月25日，武斗升级。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三、 1967年8月－11月湖南怀化武斗事件 1967年8月－11月，湖南省怀化市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武力阻止。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造成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军队伤亡430人。 四、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大武斗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发生激烈斗争。中央文革1968年1月表态：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当地驻军随即跟着表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17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伤亡，死亡21100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15个月。 五、 1967年10月－69年5月内蒙古内人党事件 1967年10月20日－69年5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66届、67届、68届大专毕业生），有56200多人被杀害，多达377000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达355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六、 1968年5月－9月安徽蚌埠、淮南武斗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间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12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毛泽东派往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说“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从合肥等地调动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35天围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525人，827间建筑被损毁。 七、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宝鸡武斗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7万名职工有45400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有297人被当地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驻军报称发生反革命暴乱，展开追击，于是追击和反追击战斗开始，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死者中包括军管组组长、政委、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宝鸡驻军营房两栋被炮火击毁。 八、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四二二”惨案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就被抢掠。4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枪杀。据说，广西南宁武斗是文革中死伤中严重的。 九、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兵变”大镇压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石河子、奎屯梁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所谓“集体兵变”、造反，投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件，于是出动军队、建设兵团进行整顿、整肃，引发武装对抗，展开激战，石河子地区有7330多人伤亡，其中2170人死亡。两地报失踪8137人。武装镇压中，出动了武装直升飞机。 十、1975年云南回民事件 1975年4月，云南省施甸“XXX共和国”事件，造成3700多人伤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施甸地区政府建筑物被炸毁。这是一宗人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当年中央拨下2000多万抚恤金才平息了这个事件。 附：文革期间被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及受迫害致死的名单 1.邓 拓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2.吴 晗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3.范长江 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4.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5.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6.容国团 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7.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8.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9.熊十力 国学大师 1968.5.24 绝食身亡。 10.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11.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传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 12.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13.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大右派 1966.6.7 传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14.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 开煤气自杀。 15.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 自杀。 16.傅 雷 著名翻译家 1966.9.3 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17.金仲华 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 1968.4.3 在书房上吊自杀。 18.陈梦家 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 1966.9.3 自杀。 19.叶以群 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 1966.8.2 跳楼身亡。 20.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67.6.21 服毒身亡。 21.萧光琰 化学家 1968.12.10 被拷打后服安眠药身亡，其妻女随即同日服药自杀。 22.杨嘉仁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 1966.9.6 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23.刘盼遂 北师大教授 时间不明 被打死后,尸体浸水缸诬为自杀。 24.闻 捷 著名诗人 1971.1.13 用煤气自杀。 25.言慧珠 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 1966.9.11 在浴室上吊自杀。 26.田保生 国际法学家 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27.高仰云 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1966 被红卫兵毒打后跳河自杀。 28.俞大因 北大生物系教授，丈夫曾昭伦 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自杀而死。 29.周瘦鹃 鸳鸯蝴蝶派作家 1968.8.12 在苏州周家花园跳进身亡。 30.张宗燧 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东荪二子 1969 清队时因对毛的物质无限可分有异议被迫害，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 31.顾而已 著名电影导演 1970.6.18 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上海天马电影厂工具棚上吊死。 32.刘绶松 武汉大学教授 1969.3.16 批斗后与妻子杨嘉仁自杀身亡。 33.罗广斌 小说《红岩》作者 1967.2 跳楼自杀，另一说是他杀。 34.冯大海 作家 时间不明 跳楼身亡。 35.许政扬 文史学者，南开大学教师 1966 不堪凌辱自沉住处旁小溪。 36.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1966.5.23 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37.饶毓泰 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1968 上吊身亡。 38.李广田 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 1968 跳河身亡。 39.李 达 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 1966.8.24 自杀。 40.谢家荣 地质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 时间不明 自杀而死。 41.赵宗复 太原工业大学教师 时间不明 跳楼身亡。 42.姚 溱 中宣部笔杆子 1966.8 康生秘书李鑫恐吓后上吊死。 43.陈笑雨 文艺评论家，笔名马铁丁 1966.8.24 游街后跳北京龙潭湖自杀，另一说为投永定河。 44.王重民 史学家，胡适弟子，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 1975.4.16 自杀。 45.海 默 电影剧作家 1967 在地下室陈尸7天被指自杀。 46.周予同 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时间不明 自杀。 47.陈又新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 1968 跳楼自杀。 48.小白玉霜著名平剧演员 时间不明 毒打后吞食安眠药自杀。 49.李平心 历史学家 1966.6.15 自杀。 50.周小舟 前湖南省委书记 1966.12.25 在广州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51.雷春国 云南德宏州副州长 1967.1.12 杀死妻子和一儿一女后自戕。 52.杨 朔 著名散文作家 1968.8.3 服安眠药而死。 53.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 1968.4.22 说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等。一个直接的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 54.郭民英 郭沫若之子，音乐学院学生 1968 郭世英死后不久自杀。 55.远千里 诗人，河北省宣传部副部长 1968.6.22 关押时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56.刘克林 《大公报》名记者 1966.8.6 在中宣部堕楼死另说是他杀。 57.孟秋江 作家，前《大公报》记者 1966 在上海跳楼自杀。 58.姚启钧 华东师大教授 1966.8.4日 跳楼身亡。 59.舒绣文 女影星 1968 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60.黄绍闳 著名民主人士 1966.8 自杀。 61.徐 冰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 1968 自杀。 62.张琴秋 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68.4.22 被诬蔑为叛徒跳楼自杀。 63.郭兴福 南京军区步校教员，“郭兴福教学法”创立者 1969.1.30 杀死三个孩子后，与妻子双双自杀，获救后被判死刑。 64.阎红彦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969.1.7 服安眠药自杀。 65.赵九章 物理学家 1967 批斗反动权威后自杀。 66.孔 厥 《新儿女英雄传》作者 1966 劳改回京跳陶然亭湖自杀。 67.赵慧深 著名表演艺术家，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 1967.12.4 含恨自杀。 68.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1966.12.16 在天津全副剧装服毒死。 69.应云卫 电影艺术家 1967.1.26 自杀（另一说是猝死于游斗的车上）。 70.陈 琏 陈布雷女，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委，胡耀邦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1967.11.19 从十—层楼上跳楼自杀。 71.国璋 陕师大地理系主任，教授 1966.8 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72.陈昌浩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1967．7．30 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73.张绍昌 著名药理学家，曾执教哈佛，演员陈冲的外祖父 时间不明 自杀。 74.张宗颖 天津社会学家，张东荪的三儿子 1966 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75.陈同度 北京大学生物学家 1968.8.28 “清队”中被折磨，服毒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受虐）而死者部分名单 （既有自杀，又有被虐杀或称“受迫害而死”或死因不明，但他们都是含冤、含恨离开人世的） 姓 名 职务或职业 死亡日期 1.刘少奇 国家主席 1969 2.彭德怀 国防部长、元帅 1974 3.贺 龙 国家体委主任、元帅 1969 4.陶 铸 国务院副总理 1969 5.张霖之 煤炭工业部部长 1967 6.贾拓夫 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 1967 7.许光达 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1969 8.张学思 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 1970 9.田 汉 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1968 10.赵树理 作家 1970 11.邵荃麟 文学评论家 1971 12.侯金镜 文学评论家 1971 13.邹大鹏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1967 14.刘秀峰 建筑工程部部长 1971 15.章伯钧 民盟中央副主席 1969 16.何 伟 教育部部长 1973 17.南汉宸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委 1967 18.陈正人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1972 19.钱 瑛 监察部部长 1973 20.廖鲁言 农业部部长 21.徐子荣 公安部副部长 22.胡锡奎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23.刘锡五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4.王其梅 西藏军区副政委 1967 25.刘 仁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26.谢家荣 中科院地质所 1966 27.沈知白 音乐学家 1967 28.李嘉言 古典文学专家 1967 29.喜铙嘉措佛学家 1968 30.胡先（马肃）文学评论家 1968 31.陶 然 文学评论家 1966 32.陈翔鹤 小说家 1969 33.伊 兵 戏剧评论家 1968 34.彭柏山 小说家 1968 35.张宗燧 中科院物理所 1969 36.杨伟名 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农民党员 1968、5、5 37.潘天寿 著名画家 1971 38.盖叫天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江南第一武生 1971 39.叶渚沛 冶金学家 40.张家燧 昆虫学家 41.吕 荧 美学家 1969 42.周信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975 43.刘芝明 文艺活动家 44.蔡楚生 电影导演 45.杨 朔 诗人作家 46.孙维世 导演 47.陈翔鹤 作家 48.郑君里 导演 49.巴 人 文艺评论家 50.孟 超 诗人剧作家 51.焦菊隐 导演 52.魏金枝 作家 53.肖也牧 作家 54.周洁夫 作家 55.曹荻秋 上海市长 1976 56.傅连璋 卫生部副部长 1968 57.陶 勇 海军副司令员 1967 58.刘 仁 北京市副市长 1973 59.张国峰 山东省公安厅厅长 1968 60.高心泰 淮北市委书记 1967 61.刘国璋 宜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1967 62.吴亚雄 南昌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1968 63.张国士 市建筑公司经理 1968 64.刘 健 上海外轮公司副经理（越剧演员傅全香的丈夫） 1968 65.张志新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批评林彪 1975．4．4割喉枪杀 66.遇罗克 工人 1970．3．5 67.毛应星 教师批评文革江青 1970．4．14枪杀 68.吴晓飞 南昌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抨击林彪江青 1970．2．17枪杀 69.时传祥 掏粪工，著名劳动模范 1975．5．19 70.张坤豪 工人、为刘少奇辩护 1970、2、25枪杀 71.忻元华 技术员、批判文革 1970、5、30 72.官明华 云南兵团四师女医生， “文字狱”，反林彪 1971、3、12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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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远、马正秀夫妇 今 年3月以来,不少媒体纷纷纪念被公众遗忘40年的圣女王佩英(大中电器董事长张大中的母亲)。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与王佩英同日殉难的女英雄,她的名字与事 迹依旧被我们这个公共社会遗忘着。笔者也是从最新出版的诗人、翻译家屠岸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时》中,才读到了她的名字与事迹。她的名字叫马正秀,被杀害时 正值风华正茂的38岁,比54岁的王佩英还小了16岁。 屠 岸自述中说,1958年,他因“反右”下放后病了,精神压力很大,引发了抑郁症。妻子请戏剧出版社的编辑赵光远每星期天来陪陪他。赵光远是重庆人,他与妻 子马正秀从小青梅竹马。“文革”前,赵光远一家住在王府井大街鹁鸽胡同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两家人的交往过从有十年时间。屠岸夫妇二人对马正秀的印象很好, 觉得她为人纯真,善良朴实,是穷人家的女儿。作者笔下的描述是,“马正秀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狂放,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亲和 力。她长得很美,一种纯朴无华的美,一种青春勃发的美。” 屠 岸写道,1932年出生的马正秀是幼儿师范毕业的,到北京后做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老帅的,马 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万岁”。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结果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在狱中,要她认 罪,她不认。“她不像我们——我们许多人都认错,以求减轻‘罪’责。”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后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 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她,她还是不认,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她殉难的日子是1970年1月27日。 “这些情况是后来人文社的余维馨告诉我的,他在1969年参加了那次宣判会,看到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余维馨说,这是什么无产 阶级专政?这种造反派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正秀的遭遇,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而被造反派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如出一辙,他们的人格光辉永不消逝!” 然 而,悲剧还没有完结。书中记载,作为丈夫的赵光远于1969年3月5日跳楼身亡,竟比马正秀还要先死近十个月。赵光远的“罪名”是他与华蓥山游击队(本来 是革命队伍,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反革命”队伍)有关,说他的社会关系危险,他本人可疑。赵光远曾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1961年,戏剧 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为人文社的一个编辑室,孟超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赵光远在戏剧室当编辑。“文革”开始后,孟超成了大黑帮,被关在牛 棚里,造反派让赵光远去“看管”他。赵光远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赵光远跳楼自杀的时候,马正秀正在狱中受刑,赵是在极度不安、惶恐绝望中自杀的。 后 来,有一位诗人刘岚山从屠岸口中知道了马正秀的事迹后,他很积极地访问了马正秀的女儿赵秀华,写出了《一家人》。屠岸一面读一面流泪,想控制也控制不住, 他用一条毛巾擦眼泪,擦干了又流了出来,伏在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巾,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屠岸把自己的软弱同马正秀的刚强相比,感到惭愧,无地自容!他无 法理解马正秀的抗争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进行殊死的斗争,把祖国的命运和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对真理的信仰、对 真理追求的执着,除了这些,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呢? 屠 岸自己有过反思,为什么不争?他甚至想到了死,就是没想到反抗。最使他心潮激荡的是马正秀,她是张志新式的女英雄!是走进屠格涅夫“门槛”的女性,是中国 的圣女贞德。观照自己,他认为远远不如!但是,屠岸也不同意茅于轼先生在“纪念王佩英殉难四十年”会上所讲的,那场悲剧,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 责任在老百姓。屠岸认为,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肩膀上太沉重了,操控“文革”的“四人帮”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赞同鲁迅的 话,对中国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情况在鲁迅时代是这样,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对老百姓,也要分析,但知识分子责任应大于工农群众。 与 逐渐为更多人所知的王佩英相比,马正秀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经历与事迹的文字显得更少。有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中《夜深我走在北 京的街头》一文中记述的。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是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曾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 过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其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 出版社,其时赵的妻子马正秀已经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成员)。工 宣队进驻后,赵深感大祸临门,所以从四楼跳下,自杀身亡。 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的死刑判决公告,在20个“现行反革命”的死刑公告中,马正秀是第18个,这20人中,男17 人,女3人,从年龄看,50—60岁的3人,30—40岁的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马正秀的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而且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被枪决。1970年1月27日,在北 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同日,与王佩英等人同时遭到杀害,遇罗克则推迟到3月5日被处决。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 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在这20个被枪决的“罪犯”里面,是否还有如王佩英、马正秀这样如张志新式的“文革思想者”?历 史如不能还原真相,正义就无法得以伸张。 今年已经88岁的屠岸老先生,曾以一首长诗《迟到的悼歌》,发表在2000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上,以悼念这位让他终生敬重的女英雄。（ 韩三洲 ） 《迟到的悼歌》 哲学家脚下柴堆的火焰有一天 把宗教裁判所的殿堂化为灰烬； 女干部喉管里插进的岁月有一天 剖示出现代迷信的暴虐与血腥 ! 三十年前一个凛冽的寒夜里， 罪恶的枪声响了，她倒在血泊中 ! 罪名是反对打倒共和国主席； 为保卫常识，她死得年轻而从容。 她毕业于幼师，天生就喜欢孩子； 做自然博物馆讲解员，热爱大自然； 她更爱真理，心中的真理是常识—— 她清醒，当举国陷入荒诞与疯癫。 她凝视墙上五个大字的标语， 想了想，镇静地拿起刷子和颜料， 把标语开头的“打倒”二字抹去， 在后面加上“万岁”和一个惊叹号 ! “只要认了错，就可以免除死刑。” 她摇头：认错怎能叫常识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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