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种过鸦片,中央领导人吃小灶(转)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李锐:我的延安经历(一) 作者:李锐/口述,丁东、李南央 据录音整理 (一)延安的生活和工作去延安 一二·九运动时,公开的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被政府解散,我们一批进步分子就成立了秘密学联(如北平的民先队),我是武汉大学的代表,我的前妻范元甄是懿训女中的代表,她是在抗战初由老师何伟(文革前曾任教育部部长)介绍入党的。两人从而相识后来,范元甄离开学校,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周恩来任副主任)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下属抗敌演剧九队任党支部书记。武汉失守后,九队撤退到长沙,长沙大火时在长沙救灾。 我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离开学校(武汉大学)到北平找党,后来在山东、徐州一带工作。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从徐州突围后,经苏北到上海,绕道香港又回到武汉。七月间,长江局派我到湖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成立省青委),因此也到了长沙,两人再次相遇,於是有了感情。长沙大火后不久,我随省委搬到邵阳。范元甄先是随九队撤退到桂林,后离开那里到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二人分在两地,不断情书往来。一九三九年八月,南方局在重庆召开南方青年工作会议(南方局青委书记是蒋南翔),此时我已到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青委成了兼职,但还是被派去参加会议.藉此机会,我和范元甄请了一次客,宣布结婚。 当时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和胡乔木也到重庆指导工作,开完会后,冯文彬去云南考察,胡乔木由我陪同到湖南考察。范元甄在重庆是公开身份,我在湖南是地下身份(但是由於我在湖南“红了”,身份有些暴露)。这样,由时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决定,将我们两人调往延安。这在我是意外的。这样,十二月间,我同胡乔木一起经桂林又回到重庆,与范元甄会合后,大家同乘一辆大卡车,挂着八路军的牌子(我的军服上有上尉符章),去了延安。同车的还有吕振羽、周立波、何思敬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何思敬到延安后先教书,女儿何理良后来同黄华结婚)。 我们一行在一九三九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卅一日到达延安。还记得到延安的当天晚上,我同范元甄到党校大礼堂观看话剧《日出》预演,在大门口遇见小学同班好友黄乃,真是喜出望外。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日,我和范元甄随杨家岭大队离开延安。我们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被胡乔木留在中央青委 由於在重庆开中央青委南方会议同胡乔木有过接触,会后又同他一起到湖南转了一个多月,所以一到延安,我就被他留在了中央青委,搞青年运动史。以后,一直到离开延安也没有进学校的机会,一直是工作。范元甄则进了马列学院。 青委驻紮在大砭沟山坡上,那里盖了一排很小的木头平房,房子就靠着山坡,再往里伸进去就是窑洞,床就挖在窑洞里面。另外,还有几孔真正的窑洞。 同事中有在重庆开青委南方会议时碰见过的许立群,因此跟他关系比较深。我们叫他杨二,有时也叫羊耳(杨大是杨述,后来是韦君宜的丈夫,他们三人都是清华的,也都是胡乔木的部下)。另外还有武衡、于光远、李昌等人。我那时同他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兼职的,副书记是冯文彬,胡乔木也是青委的实际领导,秘书长是韩天石。青委设有宣传部、组织部,还有一个干部部。李昌是组织部长,黄华负责干部部,宣传部长是胡乔木。宣传部下面有两个科:宣传科和编辑科,我来后当宣传科长,编辑科负责人是杜绍西(后来在吉林大学当校长,关山复曾写文章纪念他)。编辑科负责编《中国青年》,编辑有许立群、杨述、韦君宜,还有陈企霞(后来那个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陈企霞)等。 我这个科里有杨永直(后来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适五(陈企霞的弟弟,后来是新华社的副社长、李慎之的上司,他是搞英文的)、童大林,还有另外两个人,记不起名字了。中央青委这批人,特别是胡乔木、冯文彬,我同他们关系很深。胡乔木当年我是比较佩服的,他文笔确实不错,修改文章的工夫很强。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发表了几篇文章,他修改得很好,锦上添花。冯文彬住的窑洞比我们多一个,书很多,我在他那里看到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书。一九四九年初南下的时候,我们从东北进关,那时黄克诚和王首道在天津组织湖南省委班子,我也由中央组织部派往湖南。冯文彬就逼着王首道,让我到湖南当青委书记。我当然坚决不干了。一九八四年我从中央组织部退下来,冯文彬又来找我编中丄共组织史资料。我问他:你这个事情属於谁管?如果是胡乔木管,我就不干。那时胡乔木还管全国的省志、县志,我知道这个人的意见有时变来变去,理论务虚会时,还替邓小P写了“四个坚持”的文章。他说这事是耀邦管的,跟乔木没有关系.我说那我可以参加。之后,实际上就是我管了,他让我一个人挂帅,自己就退下来了。从这两件事情看,冯文彬对我是十分信任的。 在中央青委时,我曾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替韦君宜写的,用的真名李锐。那个时候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干部对妇女是老封建,边区的妇女没有地位。韦君宜收集了很多材料,想写一篇有关文章。她认为由她写不好,想找个男同志来写。我就说那你把材料给我,我来写吧。文章就是谈如何正确对待妇女。王明那时是中央妇委的书记,看了这篇文章后很讚赏,还约我和范元甄谈过一次话。当时王明在大家的印象中还是正常的,他在女大讲马列主义的课,我去听过一次,人挤得满满一堂。这个人口才很好。 我在《中国青年》写过的文章还有:《大后方的大学生活》、《国立师范学院的情况》(那个学校就是钱锺书写《围城》的背景)。那个时候延安有好几所学校,还有一些部队的干部训练班,我记得青委组织了好几次,让我到几个学校报告大后方青年,主要是大学生的情况. 我还写了一篇《綦江惨案》,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綦江在重庆附近,很大的一个镇子,国民党在那儿办了战干训练团,像我们办抗大一样。他们在里面发现了共丄产党的活动,杀了很多人。这个惨丄案在重庆引起很大震动。 这里还要补充一件事。那天翻看我女儿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发现她写了她母亲范元甄在延安宪政辩论会上获胜的事情,那个辩论会当时在延安是个很大的事儿。国民党当时公佈的宪法共产党也是拥护的,延安就搞了个宪政讨论,一方代表共产党,一方代表国民党进行辩论。那次辩论会我没有去听,范元甄后来给我写信说她那天极其成功,辩论完了,得到王明、董老、吴玉章三个人的夸奖。南央写的文章说是她妈妈代表国民党。 调入《解放日报》 一九四○年的《中国青年》,发表过一篇以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名义的《上蒋委员长书》,对蒋介石有所批评和建议.此文得到毛主席的欣赏,於是作者胡乔木被调去当他的秘书,蒋南翔接任了青委宣传部长。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简机构,中央青委缩小,黄华调任朱德政治秘书,冯文彬到米脂县当县委书记,李昌到晋西北的兴县当县委书记。一九四一年秋,我被博古要到《解放日报》。中央青委最后也就剩下五、六个人了。 应该讲,当时的精简对於延安是一件非常大的事。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发给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十六万军费没有了。过去这个经费都是由延安花的,养活的人很多。陕北地方穷,只能靠征粮,出产一些井盐卖出去。 (丁问:听说还种鸦片?) 是种过鸦片,但那是后来的事情,是李鼎铭建议的,井岳秀军阀统治时代,靠种鸦片维持,所以就精减机构。抗大搬走了,女大取消了,马列学院也取消了,陕北公学早取消了,学校都精减下来了。机关像青委、妇委,原来好几十人的就都只剩下几个人了。 博古原来就认识我。一九三九年六中全会后,博古到过湖南韶阳,参加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的文件。会议之前,湖南省委叫省工作委员会,会议后就正式成丄立省委。当时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又兼青委书记,会议是我作事务主管的,我们在一起呆了十多天。在重庆开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博古向会议作过报告,并看过我写的工作汇报,对我有瞭解。青委精简,他就把我调到《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正式开办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是九月份被调去的,记得已经不能穿短袖衣,有点秋天的味道了。 博古是社长,他比我大十岁,一九○七年生。当时还有负责人是从《救国时报》过来的。《救国时报》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一份中文报纸。总编是杨松,他大概是一九○六年生的。现在人们不知道杨松这个人了,湖北人,从莫斯科回来的。杨松负责主编一版,兼管社论。副总编余光生,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一九二八年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读铁路、公路建设硕士,一九三二年加入美国共丄产党,后来也到《救国时报》去了,三九年回国,解放后担任过铁道部副部长(丁关根作过他的秘书)。 二版是国际版,主编曹若茗,广东人,年纪和博古、杨松差不多,曾经在《救国时报》工作过.以上这几个人都是国外回来的,三十几岁,算是报社年龄最大的,其余我们这些人都是二十几岁.国际版编辑我记得的有四个人:吴文涛,北大英语系毕业,到延安比较早,原来《解放》周刊的编辑,后来新华社开放对外广播,他就调到那里主持日常事务了,解放以后在外文局当过局长,听说被打过右派,比我大四、五岁,是个有思想的人,现在还写书。王揖,后来当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还有吴冷西和邓小平的弟弟邓垦。我是在三版──国内版当编辑,主编吴敏(后来用原名杨放之),当过国务院专家局局长.他原来在《新华日报》工作,那时从重庆《新华日报》调回延安的人很少,可能与他的人事关系处理得不好有关.编辑中老的有张映吾,四川人,四川大学毕业,现在有时候还会碰见他,一直编《世界知识》,是主编或是副主编。还有叶岚,这个人后来离开了边区,抗战胜利后就没有下落了。再有就是余宗彦,浙江诸暨人,解放后在总工会当过宣传部长.他原来是《解放》的编辑,曾经在南京监狱当过管理人员,替我们党和坐牢的人通风报信。这是个好人,没有太高的学历,但是很有头脑,笔头子也好。国内版主要就我们这四个编辑。 四版上半部是陕甘宁边区版,记得似乎是邓有惺负责,他的姐姐和姐夫办《新民晚报》。一九四五年中外记者代表团来延安,离开时,他随姐夫到重庆去了。后来调来了赵守一,胡耀丄邦时代赵守一当过劳动部部长,耀邦在陕西工作挨整的时候,赵是他的副书记。现在在中央妇联工作的赵地,是他的女儿。赵守一是从西北局调到《解放日报》学习,为将来回边区去办报纸的。下半部文艺副刊是丁玲负责,编辑有陈企霞、黎辛、周立波,立波调来的晚一些;丁玲离开后,由舒群负责。《解放日报》所有的编辑加起来就这么十来个人。资料室的人和记者比较多,现在记得的有后来从重庆来的田方、莫艾。田方建国后在国家计委工作,当过习丄仲勳的秘书,跟我观点一致,是反对建三峡的。莫艾报道吴满有出的名,毛找他谈过话,后来成为新华社的大记者。还有一个有名的记者,海燕,他是原来《新中华报》的,曾是《解放日报》採访边区最有名的记者。整风前夕,他感觉到自己快要挨整了,就跑掉了,对延安的生活不习惯,主要是政治生活不习惯.这个人出去后没有进国丄民党,在外面也还是同党有一定的联系.四九年长沙解放时,他还到长沙来过一次,我们见过面,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 报社驻在清凉山(有个小龙门石窑,变成排字房),办公室是三孔大石窑洞,南北向的,山梁底下,正面三个门,比较宽,中间窑洞有个过道与两侧的打通。资料室佔了另外一个大窑洞。记者们佔了半个窑洞,文艺、边区半个窑洞,国际、国内一个窑洞。一个窑洞里六张对面坐的桌子,坐十二个人。石窑洞地面铺的是石头,冬天从外面烧地炕。我们的住处在另一个山头的窑洞里.编辑部三个大石窑洞旁边,靠山坡内通的两个土窑洞是博古的住宅。下山的山坡上盖了两个小房子,是博古的厨房,单独一个厨子给他做饭吃,那时候中央领导人吃小灶。 我在第三版国内版主要负责写“闢栏”文章,就是佔住版面左边一个栏目,三千字左右,就算是长文章了。有件事值得一提,在《轻骑队》上我还就此写过一篇杂文,事关我刚才讲过的国内版主编吴敏。他对下属压得很紧,不发挥你的积极性,一切都得照他说的办.我是国内版四人中最后一个调进去的,去了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一些国丄民党区的情况、材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篇闢栏文,记得是《为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呼籲》。那时候教授的生活非常困难,自己在街上摆摊卖东西。写好后,他不说用,也不说写得不好,反正就是压着不发,压了很久。我就越过他,把文章给了博古。博古一看,说:马上发.在国内版的四个人中间,我跟余宗彦意见相投,跟吴常常顶撞,对他不客气。另外两个人中,张映吾最顺从,叶岚模棱两可。后来,整风之前,博古把吴调到党校学习去了。他走了之后,余光生兼任国内版主编。 (未完待续)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81916114.html ]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施卫江:强国之路须正道 / 2010-08-23 22:08 / 评论数( 2 ) 张耀杰:再谈《文字之狱的黑影》 / 2010-08-21 11:12 / 评论数( 0 ) 88岁老工人为什么还要欺软怕硬? / 2010-08-20 22:32 / 评论数( 4 ) 金晓光律师:一个公民的不幸(转) / 2010-08-20 11:09 / 评论数( 2 )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四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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