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周大伟：房东与房客之间的法律断想 标签： 租赁纠纷 ● 周大伟 （ 进入专栏 ） 展开主题之前，先让我们看看相隔大半个世纪前的若干新闻报道：公元1930年6月15日上海《申报》报道，“陶尔斐斯路一大房东将该屋以巨额顶费顶给别人，通告客户限期迁让，否则停止水电，并召来十余人前来示威，在房间内堆放马桶，还殴辱了2位妇女……”。1949年10月7日《申报》载：上海市一开棺材店的房东，为向房客收回房屋，竟率众运去棺材11口放置房客家中；甚至将死婴放到房客室内，久不收殓。…… 距离我们今天不远的数年前，2002年2月某日《青年报》报道：秦皇岛市一承租人和房东就房屋租金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承租人又执意不肯搬出。女房主为驱逐房客使出“高招”，在用砖头将店门的玻璃砸破后，将自己租出去的两间门店内分别泼入了一桶大便，满屋的污秽让房客无法停留。双方因此再起纠纷。又据北京千龙新闻网报道，数年前，北京宣武区一房东为了逼房客搬迁，竟派人将屋顶掀除导致房客无处安身。 人们自然会发问，如果说发生在大半个世纪以前上海滩上的旧闻，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旧社会的恶习”， 那么，本世纪初发生在那些已经开始步入现代化发展的城市里的“新闻”，大概是偶然发生的吧？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和乐观。 笔者曾在几年前专门走访了深圳和广州等地的私房租赁聚集区。对房屋租赁纠纷中的有关案例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在深圳的白石洲、下沙等地，我反复地追问这些房东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房东与房客发生纠纷的情况下（比如追讨房租未果等），房客又滞留在物业内不愿搬出时，你们房东怎么办？得到的答复几乎是异口同声：先断电，再断水；如果房客仍坚持不搬出，还可以派人上门打闹并将房客的家具杂物等扔出门外并强制换锁等等。在这些房屋租赁集中的地区，由此矛盾升级，最终大打出手的案例屡见不鲜。其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老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一连串经典镜头。 我提醒这些房东们，这类的方式是非理性的、粗暴的，不人道的，也是违法的。如果房间里有婴儿或老人，你们也采取这样粗暴的“驱逐房客”方法吗？为这种事闹出人命来值得吗？看得出，这些房东们对此类问题从来就不屑一顾。 我还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案例，在美国的旧金山，有一个老华侨靠租赁房屋为生，因为与房客发生纠纷，就采取了断水断电的方法对抗房客们。最后该华侨被警察逮捕并被判刑坐牢数年。说到这里，这些房东们似乎更理直气壮，他们说：“美国永远是美国，中国永远是中国。中国永远都不会搞美国那一套。”的确，在中国民间习惯看来，这些粗暴的方式往往又是异常“便捷有效”的。不难想象，倘若有人打算将这类非理性的纠纷处理方式纳入有中国法制特色的“本土资源”的话，大概不乏有人信之诚笃。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房东这两个字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曾是很陌生的。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个被称为“房东阶层”的群体正在中国勃然兴起。这一阶层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应运而生。以北京市为例，据有关资料表明，北京市可用于出租的房屋面积早已超出上亿平方米，按比例北京市房屋总量的40%以上都可以用来出租。北京流动人口多，同时北京每年要增加10万以上常住人口，每年五六万对青年要组成新的家庭，另外房屋拆迁过程中对租房也有需求。北京市对出租房的需求量极大。随着市场的活跃，买房用来租赁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报道说有一温州人在北京有近50处房产用来出租。 在深圳，人们习惯称那些用土地换取足够房产并倚赖出租为生的人为原住民房东。曾有数据显示，深圳有大约近亿平方米的建筑为这些老房东们所有，如果按照深圳2003年的房地产销售面积来计算，大约可以继续销售10年。若干年前，深圳福田城中村改造将拆除620万平方米的建筑，75%的私宅将被拆除，近半新增建筑将用于支付这些老房东的赔偿。显然，房屋出租业已经成为这个群体的旱涝保收的行业。 房东房客双方发生纠纷后，如何合法地驱逐房客？对很多包括法律专家在内人的来说，听起来似乎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不然。房屋租赁纠纷发生后，争议可能触及的不仅仅包括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不动产的物权关系，还涉及到房客本身的人身权利；以及由于被驱逐的房客在步出私人领地后如果“无家可归”还可能给社会公众带来负担，由此导致国家的公权力涉入这个传统的私法领域，等等。毫不夸张地讲，长期以来，如何依照各国的实际国情，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驱逐房客的法律程序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难题。 不庸讳言，这是一个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未曾加以充分研究过的一个领域。我们遗憾地发现：和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学中其他的问题相比较，有关处理房东房客之间租赁纠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已经被人们忽视到了惊人的程度。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是深圳下沙村的房东们想象的那样“永远”不变的中国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律体系（尽管已经被中国领导人宣布成功“建成了”）已经无法挽回地进入了国际制度的竞技场，无论是宪政改革这样的高端法律理论，还是“房东房客纠纷”这样的低端法庭技术，都已经被烤在了国际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之格斗广场的火炉上。谁让地球不仅是圆的，而且还是平的呢？ 如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习惯做法一样，我们不得不来环顾一下欧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和司法经验。 不动产租赁现象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封建农业社会。据西方权威法律史专家考证，在并不存在公寓楼宇和购物中心的古代中世纪，甚至上溯到整个十九世纪期间，不动产租赁法律调整的主要对象还是指用于耕作的农业土地。 由于沿袭了英国早期的法律制度，在英美法中，房东一词至今仍然和地主（LANDLORD）一词混合使用。然而，“地主”这个词汇在新中国的政治词典里曾经是个同欧洲中世纪“异教徒”一样可怕的罪名，至今还让不少令人心有余悸。在国内，人们更乐于使用房东或业主这类词汇。（不过听说，近年来“情况正在起着变化”。在大学里，有些同学谈起自己的家族，喜欢说自己爷爷以前那辈并不是放牛娃而是大地主，大家每每投以羡慕的目光，叙述者自己也感觉倍儿有面子。至于“俺爹俺娘”当红卫兵“打砸抢”的那段可耻经历，绝少有人提及。） 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其实并不是人人都当地主和房东的。据有关统计，在美国，大约有40%的人不拥有房屋并需要常年靠租房居住。所以，有关房东（LANDLORD）与房客（TENANT）之间的法律诉讼在美国实属十分常见，以至于在美国不少州的法院里设有专门处理房东房客纠纷的一个法庭，名叫Unlawful Detainer Court （非法占住案法庭，有人径直称其为“驱逐房客法庭”);相关的诉讼称为 Unlawful Detainer lawsuit（非法占住之诉)。这个法庭的法官十分忙碌，除了节假日外，几乎天天开庭，通常每天要审理十几个案件。因为此类案件情节并不复杂，绝大部分案件都是当天做出裁定并及时获得执行。法庭的权威和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在美国，屋东要驱逐房客，如果协商无效，依法必须先经法律程序，获得法官的司法裁决。任何擅自采用私刑手段（包括中断水电，威胁恐吓以及其他暴力方式）驱逐房客的房东，都有可能触犯刑律并承担刑事责任，给房客财产和精神造成侵害的，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依据法律，房东在驱逐未按时付房租的房客时，可先以口头通知房客欠缴房租。如房客依然欠缴房租，房东三天之后可向房屋法庭申请驱逐，法院会通知房客出庭说明原因。若房客未按时出庭，法官将采信原告说词，进行缺席宣判。 驱逐房客可用的理由有两种：当房客无法按时交房租时，可采未付房租（non-payment）；而当房客违约对房屋的使用超出原先协议的范围，如私下转租，契约期满仍不搬离，或对邻居的生活形成妨碍时，可以以霸占（holdover）为由驱逐。 在有些场合，房东在法庭上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赢家。如果房客有证据表明房东的过失或送达通知的错误，那么整个诉讼程序可能会增加到数月才能完成。如果房东败诉，租约不仅将继续履行，有时还要赔偿房客的相关损失。 如果房东胜诉并取得判决书（Writ，英美法称之为恢复不动产占有的执行令状）后，只有法庭警察负责执行法院的驱逐令，房东不得以任何私人手段借机对房客采取精神或实体的威胁与骚扰。房客必须在限定时间内自行搬离。房客搬离后，房东才有权换锁。如果房客在限定时间拒绝搬离，或搬离后再次返回房间，房客有权报警。警察可以依法以非法侵入私人物业的罪名将房客逮捕并起诉。房客搬离后，房东有权换锁，并将房客的私人物品在限定的时间内做出妥善保管。 这些规则看上去具体而繁琐，但其实质上体现出一个法治国家在处理“不动产强制程序”方面的基本原则：理性、和平、有序和公平。其法律意义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房东房客纠纷中“驱逐房客”这样的具体案由。 除了美国的司法经验外，笔者还研究了法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类似法规和司法案例。尽管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司法传统方面的差异，在具体处理方式上各有特点，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这就是：对不动产占有人采取强制驱逐，必须进入法律程序，无论是政府行政机构还是民事权利主体，都不得以任何暴力方式行使此项行为。尽管西方国家早年在这个领域的确也曾有过野蛮的记录，但今天这些做法，无不昭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在西方国家十九世纪前后的法律法典中，法律明显地倾向于保护不动产所有人（如房东）的权利，并对承租一方设置的严苛的条件，例如，对承租人而言，如果超期占有不动产超过期限（哪怕是超期一天），也要在法律上承担支付不动产所有人整个期间的租金。在英美的普通法里，法律给了土地所有人过多的权利，而对承租人对抗土地所有人方面则保留了极为有限的空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都曾对此提出过深刻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情况开始发生了改变。欧美国家在最近几十年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开始注意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比如在有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内，立法禁止房东任意提高房租和恶意驱赶房客。比如，在有租房管控（Rent Control）的城市里，房东必须有正当的理由才可以终止租约。有统计数字表明，在欧美发达国家里，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中有不少人是被房东赶出房门后流落街头的。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府纷纷制定法规，在限制房东对房客实施“恶意驱赶”的同时，对这些“弱势房客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包括协助支付房租和设立免费庇护所等。 今天看来，需要反复提醒人们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解剖的资本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发展、演变，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一种含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在高税收高福利、救济老人、儿童、失业者、贫困者的福利方面，甚至远远超过那些社会主义国家。 遗憾地是，在中国，不动产租赁活动尽管历史悠久，但是千百年来整个社会并没有发展出成型的和复杂多样的商业模式，国家也没有对应的法律协调和管理制度，历代统治者往往都视不动产租赁活动为私人琐事而听任民间习惯法支配。 如果我们的想象力稍微丰富一点儿，不难想象到，中国千百年里农民起义的缘由几乎也和这块土地上缺乏一个合理的“不动产强制程序”有关。很多研究案例证明，在“旧社会”，当农民欠缴地租或拒交地租的时候，地主通常会选择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以更换新的佃户，但农民往往拒绝交还土地。在缺乏成型的司法制度而且官府又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地主则往往建立私人武装（如团丁等）并私设公堂，可能由此引发地主和贫苦农民之间的大量暴力冲突。此类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大量破产的农民便揭竿而起，起义或革命势不可挡。 还有，中国大陆今天聚集着城乡各类矛盾焦点的“强制拆迁”，其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民间私刑”，难道不是也和这块土地上长期缺乏一个具体合理的“不动产强制程序”有关吗？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最早将“不动产强制法律程序”带来中国的，竟是1900年后占领了天津后力图恢复社会秩序的八国联军（《南方周末》曾有专文叙述此事）。 最后，想和诸位分享一下张艺谋的经典影片《活着》（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至今在大陆未获公映）里的两个有趣情节，与本文讨论的“不动产强制程序”有点关联，十分令人回味。 情节一：嗜赌如命的富贵（葛优扮演）在赌场里将自家仅剩的一座房产输给了本镇皮影戏班子老板龙二。依照“万恶的旧社会”说法，“赌债也是债”。所以，按照“老规矩”，在镇上长老们的监督下，双方按手印画押，房子过户给了龙二。我看到这个情节时，不禁想到，假如富贵不愿意搬出房子，龙二该怎么办呢？显然，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法院来管这码事的。除了找人来动手打闹，估计龙二不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情节二：富贵把房子输给龙二以后不久，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并取得了政权。此刻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在新政权划定的阶级成分里，龙二成了地主，富贵成了贫民。政府搞土改要没收龙二的房子，龙二拒绝交出房产搬家走人并且一把火将房子烧成灰烬。接着龙二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毙龙二那天，富贵听见了枪响，吓得尿湿了裤子。急忙跑回家和太太家珍(巩俐扮演)说：“一共五枪，打得实实的，把龙二给毙了。当初如果我不把房子输给龙二，这五枪肯定就会打在我身上”。从法律上说，这也算是个“不动产强制执行”案件吧！不过，看到这个情节，学法律的人大概会失魂落魄的。在革命的年代，有谁会来听你讲“强制驱逐不动产占有人的法律程序”呢？ （这是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专栏文章，每周四出版，本文发表时略有删改。）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法制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3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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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目睹“文革”惨烈的一幕 我亲眼目睹“文革”虐杀俘虏惨烈的一幕 作者：甄炎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8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8 20:47:43 阅读量：908次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我都不认可张艺谋先生说的那一句话：“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尤其是那些凝聚了国家民族巨大灾难的历史，忘记了它，就意味着新的灾难有可能袭来! 1968年8月6日，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两个月来八县一市武装合围云阳的武斗，以“红云”(称为“秋派”)正式占领云阳县云安镇而宣告结束。但尔后，凄厉的枪声却依然不断：一是追逃战斗，突围的“11.27”(称为“拐派”)沿云(阳)巫(溪)城(口)的崇山峻岭寻求生路，还是被围追堵截，直到溃逃陕西安康被缴械。当时尚小的笔者未曾目睹这惊心动魄的山地丛林战斗，但据幸存的邻居后来告诉我，那真是血与火九死一生如同当年红军过湘江。三千余武装人员及其家属在沿途打死逃散后只剩下684人。二是占领者复仇的怒火通过枪杆子喷射出来，肆意射向两手空空的对立派，不论是有无公仇私仇，也不论认识不认识，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自己或请求本派的外地战友将你要置于死地的人立马枪杀，无需任何人批准，也无需收尸，就像在路上踩死蚂蚁一样。滥杀俘虏滥杀无辜且手段残忍，四十多年前云阳武斗以此骇人听闻于全国。此时才12岁的我“有幸”亲眼目睹了惨烈一幕其中的一个小小片段，至今回想起来愈来愈觉得触目惊心! 8月6日下午。云安。烈日炙烤着大地，号称火炉的熬盐古镇正在经历着血腥杀戮。沿河两岸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恐怕不下万人都顾不得天气的酷热，都想看看胜利者的风采。人们把汤溪河流经镇中心的左右两岸叫作石嘴上和沙湾河坝。此刻，我正好立于石嘴上的石栏上的最佳视角，尽看着对岸沙湾河坝上发生的一切：大约有一个班的武装人员沿对岸街边撒下一条警戒线，只有两个人看押着三个一眼就可看出是农民的俘虏，这时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走过来，只见他头戴一顶钢盔，鼻梁上架着墨镜，上身赤裸着，斜挎着公文包和驳壳枪的皮带在胸前背后交叉着，很像电影里经常见到的游击队长。他双手呈战斗姿势握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步枪，这使我体会到什么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他朝其中一个裸露上身的俘虏挥了挥手，这个俘虏就前去用锄头在沙滩上刨坑，几分钟后，形成了一个两米长见方的沙坑。砰!枪声突然响起，只见俘虏倏地倒下，脑袋上鲜血直喷。听见枪响的两个俘虏马上吓瘫在地，其中一个跪着向看押人求饶。这时钢盔走过来，向吓瘫的俘虏挥手并说着什么，只见这个穿着花布衫的俘虏拖不起脚步似地慢慢走过去，用双手有气无力地刨沙掩埋着可能是他曾经的战友。当尸体完全被沙子覆盖时，只听见又是砰的一声枪响，钢盔在后面顶着花布衫的背心扣动了扳机，第二个俘虏应声趴倒在沙坑里。这时钢盔环沙坑绕了一圈，接着又朝喷血的身体开了一枪，趴倒的人体一下被子弹的力量推得仰面朝天。我当时想，这么近距离开枪子弹的力量好大喔!该轮到第三个俘虏了，他瘫倒得只能被两个武装人员强架到沙坑边，又开始缓缓地用手着刨沙，掩埋他第二个刚刚断气的战友，其结局和前两人没有任何两样。这三个俘虏自掘坟墓埋葬在镇中心的同一个沙坑里。我想，这可能是武装占领云安以后第一批被公开虐杀者，武装当局或许是出于以此杀一儆百镇住局势的考虑。 是夜，云安镇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接连十几个小时不减弱，冷瑟得居民都穿上厚衣裳。平日清澈的汤溪河水猛涨，呜咽咆哮，像是在为冤死者吊魂似的，说来真怪。混黄的洪水淹没了整个沙湾河坝，那三个新死的俘虏也被大水冲刷得不知去向。 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三个俘虏是从云安津口(小地名)对面的巴岩井(疑是古人为探寻盐矿而开掘的深井，一般十几二十米)里捞抬尸体后被枪杀的。周围人纷纷说，在“拐派”撤离云安的前夕，镇人委附近的居民连续几晚都听见一阵阵惨叫声，被关押在此的“秋派”俘虏不论男女老少被打得死去活来。这些人最后被趁着夜色统统扔进了镇郊的几个巴岩井。其中有未断气的，呻吟声、哀求声一路不绝，让沿途居民听得毛骨悚然心颤不已!得到这一讯息后，“秋派”前线指挥部立即派人循着点点血迹找到巴岩井，放绳下去才知道，几个井里大概扔下二三十人，尸体或缺手少脚、或遍体鳞伤，浸泡在被染红的咸水里，甚至还有一个年轻孕妇，她的肚子上还插着一根钢钎，尸体已经发胀了，据说这是被俘的学生，蜂踊尾随的人们看了这惨不忍睹景象，无不连连哀叹!于是，接下来就发生了前面惨烈的一幕。 次日下午，洪水迅速消退。我又随着好奇的人群来到石嘴上。从巴岩井捞起来的十几具尸体被白布裹着，摆在凉板床上一字排列于河坝上，距离十米左右都能闻见一阵阵恶臭，令人发呕。床的四周点燃起许多蚊香，在武装人员的看押下，有几个俘虏模样的男女正在双手用力挥动白布以驱赶着绿头苍蝇。在人群一阵骚动声中，我听见有人喊“敲了她(云阳人把枪毙叫作敲砂罐)”，有人喊“叫她舔尸”等等嘈杂呼叫。循声，我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在刺刀逼押下走了过来，然后跪在地上，双手扒住尸体的头部，边抽搐着边用舌头去舔脸上的血水，每舔一下又不停地仰天伏地呕吐。我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真叫人感到肮脏至极!后来我记起了她，她是云安镇商业部门的一个干部，人比较泼辣干练，又比较漂亮，经常在两派辩论会唇枪舌剑打口水仗，故而引人注目。但她显然没有随着“拐派”撤走，就被抓了起来。但她是不是没欠血债，因“民愤”大就弄去舔尸我不得而知。据说，这个妇女因为受到舔尸惩罚和求饶得好而幸免一死，这是后话。 第三天早上，红火的太阳才冒出山头。我和街坊小孩子又去石嘴上看热闹。听说要押俘虏去后城洞起尸，我不知何为起尸，于是又跟着瞎撵。沿途，通过家属断断续续的哭诉和随行人摆谈，我才略知原委，大意是：云安附近毛坝公社三湾大队解某系民兵排长，作为“秋派”他于6月从万县市(当时“秋派”大本营)悄悄潜回，被“拐派”探知，疑是负有刺探军情或里应外合(此时双方大战甚酣)使命。7月某夜晚被秘密抓走，家属被告之是去问一下，结果不知去向。“秋派”克复后，有山民来报，月前半夜，忽听得有人连续大呼他是何人何方人士，其声之凄厉哀恸山谷。后城洞，离镇中心石嘴上直线距离不过两公里，转过一个山弯便为僻壤，几个石灰窑显示出这是个工场所在。又是两个农民模样的男俘在沟边的新土堆用锄头没刨几下，就显露出这尸体已高度腐烂，阵阵恶臭远袭一二十米，一闻到，其臭难以形容。当地人回溯起当时的情景说，他刚呼叫两声就被“敲”了，幸得我们记下了名字，不然死得无名无姓更冤。第二天早上几个好心人才挖个坑把他埋了，哪知埋浅了，被一群野狗扯去一条腿为争食打斗得在沟里乱叫，真惨道!后来我们带信告诉家属，家属又不敢运回去，找了人悄悄来培了土算是收了尸。这时我看见发泡的尸体被完全刨出来，其间夹杂不少泥土，果然缺少一只小腿。两个俘虏准备将腐尸抬到旁边铺着白布的板车上，哪知根本就不可能，整个尸体就像久炖在锅里的肉，完全粉了。俘虏只好慢慢一块一块把腐骨腐肉往几米外的白布上捧去。可能是实在太臭了，其家属也只好在远远处不停地述哭哽咽。火辣的太阳照射山谷，俘虏俩喘着粗气，噗嗤噗嗤干着，浑身大汗淋漓，但仍被呵斥着没让停歇。返途，我怕臭远远跟在人群后面，快走到石嘴上时，只听见一声枪响，其中一个俘虏应声倒下，旋即被抬上石栏掀下了汤溪河里。待我走近时，公路上只留下一块头盖骨、一滩脑浆、一团还没凝固的鲜血。 第四天，听说有四五个在突围中被抓获的俘虏在石嘴上下游百米处的炭渣码头等待行刑。果然，被人群围观中几个衣衫褴褛的俘虏蹲在一起，卷缩着身体，看样子饥饿得很厉害，眼睛里透露出绝望的目光。还有人在不停地求饶，大意说他是因为想吃饱饭才拿枪杆的，家里还有婆娘娃儿如何如何。这时，一个挎驳壳枪的人走来，大声宣告道，在追击战中我们牺牲了包括冻死饿死了多少战友，现在要向他们讨还血债，还说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云云。于是，俘虏们一字排列跪在渣滓码头，一阵枪响之后，全部被滔滔河水冲走…….从“秋派”攻占云安大开杀戒之日起，汤溪河不断漂浮着一具具尸体，我就亲眼看见从巴岩井扔下几具死尸，轰的一声大响溅起很高浪花。那些时日里，原本在河里挑水吃的居民，只好统统到几里外一个叫的老龙洞的地方挑山泉水吃了。 一个星期以后，杀俘暴行仍在乡村肆虐。我回到了距云安二十里左右的栖霞公社小学我的母校，走到花椒四队一个叫作桥沟湾的地方，看到几个武装人员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俘虏，走着走着就枪声响起，俘虏倒进约一丈以下的沟凼里，脑袋削去一半，倒栽葱下来正好像坐太师椅一样，背靠着岩壁，双腿搭在坑沿上。武装人员随即长扬而去。我听说此人姓余，系本公社小溪大队的农民，曾当过兵是民兵排长。原本要押他到前线指挥部接受讯问，不料前来接应人员得知他曾参加了天池观战斗(“秋派”在此初战失利损失惨重)，当即就毫不犹豫把他“敲”掉了。几年后，我在此处插队落户当知青，每每经过于此都感到一阵阵心悸。 云阳武斗闻名四川，据说双方死了一千二百多人。其中，逐渐升级的武斗形式加起来总共战死百余人，绝大部分是作为俘虏虐杀殒命的。杀俘，云阳堪称全国之最!其手段之残忍、方法之多样令人胆寒。我以孩童的眼光目睹了历史的惨剧，其时，我个人朦胧观点倾向于“秋派”，虽然觉得这样也有点解气(亲属曾遭到“拐派”迫害)，但又感到似乎过于残酷了点。四十余年岁月拂过，我已过半百之年，二十多年的理论研究生涯，催使我对当年所目睹惨痛景象的深层原因有了些新的认知。 “文革”中兴起的群众造反组织逐渐演化为两派，肇始于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以后。国家机器被砸烂，各级各单位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靠边站所留下的权力空间迫切需要“新生力量”去填补。对于造反中崛起的群众组织的潜意识中，谁能成建制地进入各级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掌权，就意味着谁就是文化革命的胜利者。就好似改朝换代中的论功行赏，赏赐越大越多，享受的荣华富贵就越多，还可荫妻庇子鸡犬升天。于是，第一步，文争席位：唇枪舌剑争谁最先造反，谁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谁是真正的造反派，谁的功劳最大。结果“一碗水端平”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委员会”筹备权实际上都是由军代表在掌握着，而问题是军队本身也分成了两派。第二步，武力剪除对手：这时的造反派都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信奉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条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分别在军队的支持下走上了一条民间的武装夺权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革命”道路。先拳头、后砖瓦、后钢钎，再后就是枪炮，“文化革命”演变成为“武化革命”。战端既开，唯一决定胜负的就是实力的强弱。在刀光剑影之中杀红了眼的人们的眼中，人类社会的文明规则统统扫荡殆尽。什么人权啊、什么良知啊、什么法律啊，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在复仇的烈焰中、在刺刀的强势下、在对权力的贪婪欲望驱使下，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被践踏的!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史，素乏现代民主政治的熏陶，公民的基本权利、文明政治的游戏规则等等都是一连串的缺环。在政治争斗过程中，广大民众要么决大多数充当看客漠然置之，要么少数介入其中赌一把生死荣辱。什么政治参与投票选举，什么少数服从多数但又要保护少数，什么司法独立，人权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未经法定事由不被任何组织和个人剥夺等等，都远远没有在社会中扎下根来。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均可说明对立双方法治精神之稀微，法治环境之缺乏。长久演变下去，当年黄炎培先生所指的那个“治乱循环周期律”是否还危及我们，值得考量。如果是这样，三十几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经济成就，就存在被这个周期律所毁损之虞，但愿这不是无数有识之士的杞人忧天。

作者： 骆驼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新武侠电影”这个名词现在通常指九十年代初期发轫，以徐克、程小东为旗手，以《黄飞鸿》系列、《新龙门客栈》等影片为代表的，新时代的香港武侠电影。在电影艺术以技术手段、表现手法、叙事方式为主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武侠电影这一类型性影片在经过八十年代的探索之后，在九十年代开始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今天，武侠电影再次陷入沉寂，它的新一轮的上升期还未出现。那么，在我们试图给上一个时代画上历史的标注的时候，它的起始和终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我看来，新武侠电影开始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终止于2000年的《卧虎藏龙》，十年的时间看似短暂，却是异彩纷呈。对于广大观众群体而言，这十年间的一部部精彩影片、一幕幕经典场景，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1950、1960年代的香港武侠电影，已经被称为“新派武侠”了。而在“新武侠电影”初期，徐克等人秉承着上个时代的精神内核（可以从众多老片翻拍中看出）创作出的一系列影片，尽管在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上对“新派武侠”有着诸多的超越，但从影片中散发出来的精神气质来看，传承仍然大于超越。两代新武侠，正是以这种传宗接代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一时期的“新武侠”，大都散发出隐忍坚韧的气质，它所树立的一系列偶像型的人物——诸如黄飞鸿、令狐冲、周淮安等等，无不体现了金庸先生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这些经典人物，每一个都堪称中国传统审美视野下的高大全，“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这些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完美的体现。 儒学的入世精神，体现在新武侠电影的初期，是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大都在鲜明的时代背景下勇于挑战命运。因为是武侠，所以这种挑战被固定在了人物的侠义行为之上。无论是黄飞鸿在中国内忧外患下的慷慨陈词，还是周淮安奋力击杀宦官曹少钦，都是拥有超凡能力的个人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作为置身事外的观众，自然理解这种努力的徒劳，但正是这种以卵击石而卵不碎的过程，完成了影片英雄人物的塑造，同时也满足了观众渴望的戏剧冲突。客观地说，即便历史上的黄飞鸿真的强如电影中的形象，在看到外强入侵、国家凋敝、民怨四起的晚清光景时，也难免产生无力感。但影片无疑回避了这种完全可能的无力感，通过对完美人格的高度赞颂，竖起儒家道德典范的形象，让人们在灰暗的时代背景下看到了一片灿烂的光辉。而在另一面，这些英雄人物所应有的那份凄凉则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如果说，新武侠电影初期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入但非要入”的气概的话，那么至后期，它所散发的精神，逐渐蜕变为了“誓要出却无法出”的无奈。因为尽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确慷慨激昂，但这种精神内涵的局限也使得电影创作陷入瓶颈。毕竟在民族国家之外，思维的落脚点最终还在心灵。当大侠忧国忧民的精神逐渐让位于个人对内心的探索和思考，这种转变似乎也隐隐地为这个英雄时代吹响了落幕的号角。 创作于1994年的《东邪西毒》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都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天才作品。从气质上讲，它和后来的《卧虎藏龙》非常相似。王家卫似乎从来都不为讲好一个故事而拍摄电影，相对于小说来说，他的影片更接近于散文。《东邪西毒》更极端一些，这部王氏风格明显的武侠，尽管脱胎于金庸小说的蓝本，但几乎和金庸原著毫无关系，它是一部关于大漠的山水画。 在《东邪西毒》里，无论是欧阳锋、黄药师还是洪七，这些原著里性格各异的武林大家全都成了逃避现实的小角色。在每个人身上，观众仿佛都能看到不堪回首的过往，还有不远面对的明天。这些角色陷入各自的纠结之中不能自拔，有些人身死了，有些人心死了。只有洪七最后抛下了执念，选择带着老婆闯江湖，也许这是王家卫试图告诉我们放手的重要。 在1990年代的武侠电影里，《东邪西毒》是一个叛逆的天才作品，它在一片儒家审美中独树一帜地打出了出世的旗号，在一片积极向上的氛围中率先挑起了个人怀疑的主张。它把英雄回归为个人，又把每个人心里都会有的那些爱恨情仇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执着与放手之间让人们自己体会“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玄妙。 如果说《东邪西毒》是在新武侠巅峰时期的另类作品的话，那么《卧虎藏龙》则无异于在这一轮武侠影片探索的末期为它画上了一个终止符。 如果把《卧虎藏龙》看成一个人，那么李慕白和玉娇龙就是这个人的外在表象和内心渴望。看起来，一代大侠李慕白似乎是想退隐江湖，为此不惜将青冥宝剑送给他人。但在面对杀师之仇时又不免起报仇之心，在面对青春逼人的玉娇龙时也难免心思荡漾。毕竟，人心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李慕白苦苦追求超脱之路，最后也还是落得身死于恩怨之中的结局。玉娇龙更像是一个人潜意识里的愿望，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自由”两字而已。但身在这个世界，谁又能拥有绝对的自由呢？有时为了争取自由的选择，不过是把自己置于另一重的枷锁之中不能自拔罢了。玉娇龙投身悬崖的举动，似乎也昭示了这种精神的结局。 在这部电影里，李安并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大是大非的观点，从观影的结果来看，人们更多是探讨人心，而不是江湖。这种把落脚点放在对内心的探索的做法，和《东邪西毒》不谋而合，但和九十年代初期的英雄武侠则大相径庭。在另一边，徐克也敏锐地发现了英雄类型武侠的局限，开始试图从技术上尝试对自身的突破。但是很遗憾，他的这种尝试（以《蜀山传》为代表）并不成功。 可以说，以儒家思想发轫，以道家思想落幕，至此，1990年代的新武侠电影的黄金时期结束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武侠影片又一次进入了沉寂时期，它正在沉默之中等待着新时代的到来。 题外话 2002年张艺谋拍摄的《英雄》是我十分想提一提的一部影片。因为从这部由大陆导演执导的武侠反映出来的思想，和香港武侠片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在《英雄》身上，集中体现了法家对秩序的认可。它所表达的精神内涵，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外儒内法的统治艺术。我无意也无力探讨这种产生这种对比的社会背景，只是觉得这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客观地说，“新武侠电影”是属于香港电影的时代，大陆电影是自二十一世纪商业化大发展以来，在《卧虎藏龙》扬名海外市场的影响下，才逐渐开始尝试武侠类影片的。但内地电影多如《英雄》一样，把落脚点选择于庙堂之上，而非江湖之中。而且对秩序和权力的渴望要明显大于民族之义。这大概也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始终无法接受这些电影所表达的价值观的原因吧。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骆驼的最新更新： 从莫奈那里找灵魂的归宿 / 2011-06-14 20:48 / 评论数( 0 ) 渴望进步的力量 / 2011-05-23 21:54 / 评论数( 2 ) 《V字仇杀队》：令人印象深刻的平庸 / 2011-05-12 11:48 / 评论数( 6 ) 五月四日思 / 2011-05-05 10:53 / 评论数( 1 ) 自求多福的年代 / 2011-04-27 23:21 / 评论数(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