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以儒始，以道终：九十年代新武侠电影观

作者：骆驼 | 评论(0) | 标签:读书看电影

“新武侠电影”这个名词现在通常指九十年代初期发轫，以徐克、程小东为旗手，以《黄飞鸿》系列、《新龙门客栈》等影片为代表的，新时代的香港武侠电影。在电影艺术以技术手段、表现手法、叙事方式为主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武侠电影这一类型性影片在经过八十年代的探索之后，在九十年代开始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今天，武侠电影再次陷入沉寂，它的新一轮的上升期还未出现。那么，在我们试图给上一个时代画上历史的标注的时候，它的起始和终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我看来，新武侠电影开始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终止于2000年的《卧虎藏龙》，十年的时间看似短暂，却是异彩纷呈。对于广大观众群体而言，这十年间的一部部精彩影片、一幕幕经典场景，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1950、1960年代的香港武侠电影，已经被称为“新派武侠”了。而在“新武侠电影”初期，徐克等人秉承着上个时代的精神内核（可以从众多老片翻拍中看出）创作出的一系列影片，尽管在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上对“新派武侠”有着诸多的超越，但从影片中散发出来的精神气质来看，传承仍然大于超越。两代新武侠，正是以这种传宗接代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一时期的“新武侠”，大都散发出隐忍坚韧的气质，它所树立的一系列偶像型的人物——诸如黄飞鸿、令狐冲、周淮安等等，无不体现了金庸先生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这些经典人物，每一个都堪称中国传统审美视野下的高大全，“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这些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完美的体现。

儒学的入世精神，体现在新武侠电影的初期，是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大都在鲜明的时代背景下勇于挑战命运。因为是武侠，所以这种挑战被固定在了人物的侠义行为之上。无论是黄飞鸿在中国内忧外患下的慷慨陈词，还是周淮安奋力击杀宦官曹少钦，都是拥有超凡能力的个人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作为置身事外的观众，自然理解这种努力的徒劳，但正是这种以卵击石而卵不碎的过程，完成了影片英雄人物的塑造，同时也满足了观众渴望的戏剧冲突。客观地说，即便历史上的黄飞鸿真的强如电影中的形象，在看到外强入侵、国家凋敝、民怨四起的晚清光景时，也难免产生无力感。但影片无疑回避了这种完全可能的无力感，通过对完美人格的高度赞颂，竖起儒家道德典范的形象，让人们在灰暗的时代背景下看到了一片灿烂的光辉。而在另一面，这些英雄人物所应有的那份凄凉则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如果说，新武侠电影初期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入但非要入”的气概的话，那么至后期，它所散发的精神，逐渐蜕变为了“誓要出却无法出”的无奈。因为尽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确慷慨激昂，但这种精神内涵的局限也使得电影创作陷入瓶颈。毕竟在民族国家之外，思维的落脚点最终还在心灵。当大侠忧国忧民的精神逐渐让位于个人对内心的探索和思考，这种转变似乎也隐隐地为这个英雄时代吹响了落幕的号角。

创作于1994年的《东邪西毒》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都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天才作品。从气质上讲，它和后来的《卧虎藏龙》非常相似。王家卫似乎从来都不为讲好一个故事而拍摄电影，相对于小说来说，他的影片更接近于散文。《东邪西毒》更极端一些，这部王氏风格明显的武侠，尽管脱胎于金庸小说的蓝本，但几乎和金庸原著毫无关系，它是一部关于大漠的山水画。

在《东邪西毒》里，无论是欧阳锋、黄药师还是洪七，这些原著里性格各异的武林大家全都成了逃避现实的小角色。在每个人身上，观众仿佛都能看到不堪回首的过往，还有不远面对的明天。这些角色陷入各自的纠结之中不能自拔，有些人身死了，有些人心死了。只有洪七最后抛下了执念，选择带着老婆闯江湖，也许这是王家卫试图告诉我们放手的重要。

在1990年代的武侠电影里，《东邪西毒》是一个叛逆的天才作品，它在一片儒家审美中独树一帜地打出了出世的旗号，在一片积极向上的氛围中率先挑起了个人怀疑的主张。它把英雄回归为个人，又把每个人心里都会有的那些爱恨情仇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执着与放手之间让人们自己体会“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玄妙。

如果说《东邪西毒》是在新武侠巅峰时期的另类作品的话，那么《卧虎藏龙》则无异于在这一轮武侠影片探索的末期为它画上了一个终止符。

如果把《卧虎藏龙》看成一个人，那么李慕白和玉娇龙就是这个人的外在表象和内心渴望。看起来，一代大侠李慕白似乎是想退隐江湖，为此不惜将青冥宝剑送给他人。但在面对杀师之仇时又不免起报仇之心，在面对青春逼人的玉娇龙时也难免心思荡漾。毕竟，人心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李慕白苦苦追求超脱之路，最后也还是落得身死于恩怨之中的结局。玉娇龙更像是一个人潜意识里的愿望，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自由”两字而已。但身在这个世界，谁又能拥有绝对的自由呢？有时为了争取自由的选择，不过是把自己置于另一重的枷锁之中不能自拔罢了。玉娇龙投身悬崖的举动，似乎也昭示了这种精神的结局。

在这部电影里，李安并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大是大非的观点，从观影的结果来看，人们更多是探讨人心，而不是江湖。这种把落脚点放在对内心的探索的做法，和《东邪西毒》不谋而合，但和九十年代初期的英雄武侠则大相径庭。在另一边，徐克也敏锐地发现了英雄类型武侠的局限，开始试图从技术上尝试对自身的突破。但是很遗憾，他的这种尝试（以《蜀山传》为代表）并不成功。

可以说，以儒家思想发轫，以道家思想落幕，至此，1990年代的新武侠电影的黄金时期结束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武侠影片又一次进入了沉寂时期，它正在沉默之中等待着新时代的到来。

题外话

2002年张艺谋拍摄的《英雄》是我十分想提一提的一部影片。因为从这部由大陆导演执导的武侠反映出来的思想，和香港武侠片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在《英雄》身上，集中体现了法家对秩序的认可。它所表达的精神内涵，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外儒内法的统治艺术。我无意也无力探讨这种产生这种对比的社会背景，只是觉得这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客观地说，“新武侠电影”是属于香港电影的时代，大陆电影是自二十一世纪商业化大发展以来，在《卧虎藏龙》扬名海外市场的影响下，才逐渐开始尝试武侠类影片的。但内地电影多如《英雄》一样，把落脚点选择于庙堂之上，而非江湖之中。而且对秩序和权力的渴望要明显大于民族之义。这大概也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始终无法接受这些电影所表达的价值观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