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闵思嘉

导语:

因为工作原因,我在去年冬天看过《一秒钟》,大概一月份,影片入围柏林前后。看片地点在朝阳区的一个小酒吧里,地方挺小,挤了几十个人。

我觉得“那个”版本的《一秒钟》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张艺谋在进入新千年以后,最好的作品。

“这个”版本,长度差不多,气质太不同。我一直相信有的电影作品,就是“一秒钟”也不能动的。

因为觉得挺可惜,所以打算聊聊:

  • 《一秒钟》删了些什么?
  • 《一秒钟》加了些什么?
  • 为什么不同?
  • 《一秒钟》也是张艺谋的过去
  • 张艺谋电影中的父亲主题

1、《一秒钟》删了些什么?

按照片尾时间,主要叙事线结束“两年后”是恢复高考,也就是1977年,倒推影片发生时间,就是1975年。(以下涉及部分剧透)

张译饰演的劳改犯张九声,从劳改农场里跑出来,要去看电影。因为有人写信告诉他,他的女儿在电影《英雄儿女》前面的22号新闻简报里。而他由于劳改,已经很多年没见自己女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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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张九声就遇到了三层阻碍,一层,是新任谋女郎刘浩存饰演的孤儿刘闺女,想要偷走电影胶片去给她弟弟做灯罩。

那个年代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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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是电影胶片在运送的过程中,摔了出来,刚好就是22号新闻简报的那一卷,在驴后面拖了十几里地,没法看了。

要擦干净才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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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就是他劳改犯的身份暴露了,要被抓回去。

所以,这个故事的焦点在于“看女儿”,而不是“看电影”。

公映版的《一秒钟》,删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张九声的女儿,其实已经死了。****

有了“女儿已死”的情节点,张九声所有的、为了看女儿的疯狂举动,才能够成立,并且让人同情和理解。

在影片的纪录片里,也还能看到导演提及这个重要的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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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来的版本中,张九声在看完片子后,跟范电影说起过女儿去世的真相。这个段落并不长,寥寥几句话,却成了全片中最令人心痛的题眼。

有心的观众应该注意过,刘闺女看到新闻简报里的张九声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就是你女儿啊,没被面袋子压死啊?

然后张九声气得踢翻了刘闺女的凳子。

真相就藏在这句话里。张九声的女儿,的确就是因为在粮店工作,抢着做先进多干活,才发生意外,车祸去世的。

而她之所以要这么逞能,范电影也说了理由:这样做,才能消除爸爸是“坏分子”对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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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已死、女儿怎么死,在片中并不是那种可以看破不说破的隐藏情节。

它把这种“非正常死亡”摆在台面,又被那个年代的人当成“正常”甚至是先进事迹,此间的反讽,就直接点破了那个年代对人敲骨吸髓的本质。

有了这个前情,张九声被劳改农场带走,范电影塞给他“留个念想”的女儿胶片也被扔掉的结尾,才显得那么狠厉残酷。

它像一把钝刀子来回割筋脉,死不了,要的就是活着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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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秒钟》加了些什么?

原版的结尾,就戛然而止在张九声被带走,刘闺女只捡起来包着胶片的报纸,而张九声女儿的胶片,就丢弃在荒地中,被历史的风沙掩盖,成为没有人记得的存在。

现在的版本,结尾的“两年后”,都是新加上去的。

只能说,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

两年后,红色年代结束,恢复高考。孤儿可以健康成长,知识分子可以拥有出路,被错判的人生也可以被纠正。

一切都充满希望,是向上的,是可以被接受的,是符合正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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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不同?

看起来,《一秒钟》改得不多,但整体气韵已经完全不同,关键点用一句话可以总结:

原版里,这是苦难年代中,一段鲜有人书写、也难以书写的“个人史”。而一减一加过后,落点在新时期的伟光正和个人的惆怅,它就已经变成了\可被接纳的“正史”。****

“个人史”与“正史”的区别,让一前一后的两个版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韵。一在批判,二在反思,第三点,则是共情。

在那个被掩映的年代里,有太多的个人,成了在驴后面被拖了十几里地的“烂肠子”;有太多的个人,被黄沙掩埋成甚至没存在过的“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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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部电影真正选择诉说个人的故事,它就已经走出了那个年代的语境,选择与这些“被遮蔽者”共情。戛然而止的结尾,就是那个年代无数人的命运休止符,它将过去与个人勾连,由此才构成历史。

而当这个故事被加上新的结尾,走进新时代,它就选择了与“充满希望的未来”共情。但我们都知道,这群主人公其实没有所谓的未来,个人史也就变成了灯下黑。

这些个人史与正史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被藏起来的死亡,和振奋昂扬的新闻简报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观影群众的生活,和梦幻正片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没人记住的一生,和镜头里被留下的一秒钟之间的关系。

但我觉得这个版本的结尾,至少还保留了一份清醒,或者说,是那种温暖中的利刃。那就是刘闺女其实并不知道电影片子的存在,当她把报纸珍藏两年,看着张九声满怀希望打开,里面却空空如也时——

有人只记住正史,但有人不会忘了个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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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秒钟》也是张艺谋的过去

《一秒钟》的故事肯定是与张艺谋的经历深度绑定的。这个绑定一方面在于对电影本体、胶片的迷恋,对看电影、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看电影的记忆。

在2007年,为了纪念戛纳电影节60周年,张艺谋就拍过一部叫《看电影》的短片,片中大家看电影跟过年一样的情绪,孩子们在幕布前玩闹,鸡和自行车都被拿去投影,原型就在这部《看电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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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

另一面,则在于特殊年代与个人命运之间的绑定。张艺谋自己就是家庭出身不好,他父亲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作为解放初期肃反政策下可留用的国民党技术人员,在内地安了家。结果十年时期一来,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二伯失踪了,被定为潜伏特务;大伯在台湾,是国民党军人。

张艺谋自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安排去上山下乡,跟张九声女儿受父亲成分的影响差不多。还是因为篮球打得好,会画画会写字,才走的文体特长,在1971年,从插队知青进了国棉八厂当搬运工,一个月工资36块。

听以前的老师讲过一个逸闻,说当时分宿舍的人,可能是因为谐音,把张艺谋的名字写错成了张银幕。

所以“两年后”的高考,其实是他自己人生命运改变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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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张艺谋买了海鸥4型双镜头反光相机之后拍摄的第一张照片,原片已经找不到了,这是张艺谋手绘的

1977年10月,中国恢复高考,当年就举行了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片中看高考消息的人们都穿着冬天的厚棉袄,很真实。但张艺谋那年没考,因为没反应过来——

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整个高中都没上过,和老高二老高三那群人不一样。他们有概念,我没有,我觉得上大学跟我没关系。

不过那年北京电影学院还没有开始招生,1977年的北电还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1978年才恢复建制,开始招生,后面的故事你们也都知道了,著名的78一届里,张艺谋是年龄最大的。

片中的1975年,刚好是张艺谋揣着相机四处拍照的时候,所以张九声说自己会洗照片、学过放大,多少也有点张艺谋自己的影子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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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自学摄影时候的抄书笔记

5、张艺谋电影中的父亲主题

《一秒钟》的故事拆开来了说,其实是“父亲与孩子”的故事:张九声与自己死去的女儿,刘闺女和自己离开的爸爸,范电影和自己脑子烧坏的儿子,以及,张九声和刘闺女象征性的父女关系。

“父亲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解开《一秒钟》和张艺谋创作的钥匙。

“父亲”这个形象在不少张艺谋以前的作品里,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如果把父亲再延展为“父权”,那更是几乎可以触及至张艺谋的每部电影。

张艺谋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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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家庭关系中的父亲,代表可以是《我的父亲母亲》,又或者是《千里走单骑》里关系疏离、难以相互理解的两对父子。

《归来》中的陆焉识也是一个无法重回家庭的父亲,跟《一秒钟》里有点像,里面也写到他偷跑出来,看女儿跳舞,和家庭重新建立起联系,是这一类父亲的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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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

《菊豆》中的杨金山,因为性无能,是无能但却掌权的父亲,对比之下,杨天白真正的爸爸杨天青,却是被遮蔽甚至被仇恨的父亲。

《满城尽带黄金甲》说的是皇宫的故事,王是皇帝,更是父亲,这个家族的悲剧就是父亲和父权的悲剧,也跟原著《雷雨》的内核一致。

《活着》虽然说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内里也是一个丧父的纨绔子弟,始终没法成功为人父为人夫的命运,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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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

第二类父亲,则可以被看做是象征性的父亲。

《秋菊打官司》中的村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做是象征性的父亲,这里也存在着一个父与父的置换,秋菊真正的丈夫,肚子里孩子的爸爸,被踢伤下体无法再干活;村长是始作俑者,拿走了对方父亲的能力,却能在秋菊难产的时候“亲自跑一趟”,也就已经发挥出了父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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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打官司》

类似的还有《金陵十三钗》中的神父,躲在教堂里的时候,不管是作为成年男性的决断力,还是在作为神父上的精神庇佑力上,他都是这一群人的“父亲”。

《英雄》中的秦始皇、《影》里的都督子虞、《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陈姥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上海滩一霸唐老爷,都属于权力结构意义上的父亲。

他们大权在握,控制着自己麾下一方水土的人的命运与欲望,甚至以“父亲”的角色养育了自己的“子女”、“妻妾”。

比如子虞找来的替身境州、唐老爷提携的小金宝、陈姥爷临幸时就要挂上灯笼的妻妾,都是这些“象征性父亲”的私有财产。

这些“父亲”的孩子,基本也都没有好下场,在《一秒钟》里,这是张艺谋埋下的心思,也是时代父权体系下的后遗症——范电影的儿子是个傻子,刘闺女长大后言语寥寥,刘弟弟是个被吓得不敢出门的神经质儿童,张九声的女儿,连命都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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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高高挂》

“父亲”,对张艺谋的影响很大,1997年,张艺谋父亲去世,他正在意大利导演歌剧《图兰朵》,没能赶回来。父亲一直想要跟张艺谋讲家族史,“细节很多,要说两周”,但张艺谋没来得及听。

后来,他就拍了《我的父亲母亲》,“父亲的去世给了我一种感受。有些东西在心底里,需要触发。我看了鲍十的小说,触发了我这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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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这两类父亲形象在张艺谋的作品中并不完全独立,有时候会重叠出现,也是因为“父”这个形象,本来在中国文化中就是盘根错节的存在。

《一秒钟》所讲述的这段个人史的悲剧,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父亲形象”,而《一秒钟》经历的波折,同样也可被视为这种“父权结构”影响后的结果。

由此看来,《一秒钟》这部电影在戏里戏外,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自我“父亲主题”的呼应。

张艺谋在聊到自己家庭时说的一句话,或许可作为他自己创作以及这部电影的脚注——

后来我看齐邦媛的《巨流河》,有很多感触。故事不一样,感受是相似的。战争、历史、天各一方、生离死别,对每个家庭带来的长久的痛苦,长久的压抑和悲伤,都是共同的。

在《一秒钟》的两个版本和几经波折中,这句话也同样适用。

历史给作品带来的“长久的痛苦,长久的压抑和悲伤,都是共同的。”

多出来的“两年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句号与省略号。

少下去的“几秒钟”,是看破不说破的血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