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

一五一十 | 《大学杂誌》──台湾政治转型的先声

作者: 張鐵志   「《大学杂誌》可说是继《自由中国》与《文星》杂誌之后,第一本批判国民党极权政治的刊物。这本杂誌基本上是集合一群知识分子「坐而言」的刊物,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集中以《大学杂誌》为基地提出他们的批判性论述。」 ──张俊宏 1969年,三十岁的张俊宏还在中央研究院作为口述歷史工作的临时人员,但被一个朋友介绍加入一份杂誌:《大学杂誌》。 那时,台湾歷史正处於漫长的寒冬。整个六零年代,年轻人感嘆自己是失落的一代、苦闷的一代──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完全被党国体制噤声。 1968年1月,台大刚毕业的邓维楨和几个年轻人创办了《大学杂誌》。一开始是文化和思想性的,没有政治敏感性题材,只有高谈知识份子的抱负。核心人物陈少廷写说,他们是「这一代的智识份子,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希望「藉善意的批评和理智的建议,来协助政府、策励政府。」。亦即他们延续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传统。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年轻人创办的小杂誌,竟遇上时代的巨大变局。歷史的寒冬正近尾声,春芽已经蓄势待发。 1970年,爆发钓鱼台事件,身在美国的台港学生发起保钓运动;同时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次岌岌可危。国民党政权和台湾这个小岛,遭遇到韩战之后最大的危机。鬱闷以久的知识青年以及归国的年轻学人於是热血满腔。 他们的机会来了。1970年十月,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在党中央召开两次青年座谈,陈少廷、杨国枢、丘宏达等人都参加,而张俊宏其时已经进入中央党部工作。座谈会之后,当局提议他们办一本杂誌来表达年轻知识分子的心声,会中有人建议开放「大学」杂誌让大家参与,於是「大学」杂誌在71年元月正式改组,社长陈少廷,总编辑杨国枢,执行编辑邱立本,社务委员多达五六十人,多为年轻学者和企业界人士。 改组后的《大学杂誌》开始提出一篇篇猛烈的政治批判。1971年元月號的,有刘福增 、陈鼓应、张绍文联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陈鼓应的〈容忍与了解〉、陈少廷的〈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 〉 、林钟雄〈臺湾经济发展的问题〉等重要文章 。 1971年4月,《大学杂誌》由93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臺问题的看法〉。也是 在这一个月的15日,以港澳侨生为主的学生走出校园去美日大使馆抗议,点燃了台湾保钓运动。5月出版他们出版保钓专號。 七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周恩来已经与季辛吉签署共同声明,以及他將於次年访问北京,这对台湾社会造成巨大震撼。 10月,张俊宏在《大学杂誌》发表〈臺湾社会力分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法对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知识青年、財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劳工及公务员等阶层性格深入剖析。同期,由杨国枢、张俊宏、陈鼓应等15人联合署名发表《国是諍言》,分別从人权、经济、司法等方面,討论国会改造、政治革新与法统延续等敏感问题,且明確要求国会应该改选。陈少廷的文章〈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兼评周道济先生的方案〉更是指出中央民意代表已经失去民意代表性,已经成为「特殊利益的特权阶级。」国会改选成为后来二十年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並且到整整二十年后才完成。 也是在这个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风云动盪。更多人认识的,不能只怪罪联合国,而是必须革新內政,发奋图强。 作为一个以知识青年为根基的杂誌,《大学杂誌》和这一年的青年运动结合紧密。他们不仅刊登保钓运动的文章,也在下半年和台大学生组织合办座谈会,如十二月他们在台大举办一场陈少廷与周道济针对中央民意代表改选的大辩论,全场爆满──这是战后对於国会改选最公开的一次討论。在十一月號上,王杏庆、王晓波、钱永祥等十五人联合发表「这是觉醒的时候了!」,是一份带有左翼批判色彩的宣言。 进入1972年,这个结合更加紧密。几位在保钓与校园运动中最活跃的台大学生王杏庆、钱永祥、陈玲玉、洪三雄、王復苏被邀请成为社务委员。同时在杂誌和台大学运中扮演积极角色的陈鼓应则於一月发表文章「开放学生运动」。当年担任「台大法言」主编的洪三雄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大学杂誌》的主张和《台大法言》的言论,其实是相互呼应的。」 1972年元月这期,又有十多人联名发表「国事九论」,提出更具体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方案。 张俊宏回忆说,「青年问政运动发挥文字上的参与,至此已达到最高潮的阶层。」 但这个高潮也是结束的开始。一方面是在这个混沌的转型肇始期,杂誌內部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出现分裂。当时担任执行主编的郑树森在今年发表的回忆文章上指出,保钓专號以及要在多大程度上和学运结合,在內部有不同看法並成为分裂根源:荣誉社长丘宏达担心这样下去,官方会封杂誌抓人,但是张俊宏、陈少廷等人却希望帮助把学生运动搞大。 南方朔则认为內部有土洋矛盾和省籍矛盾,但当时总编辑杨国枢不认为有省籍矛盾 。 更关键的是,到了72年三月,国民大会选出蒋介石连任第六届总统,並通过「动员戡乱时临时条款」,决议在「自由地区」得以定期办理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而准备接班的蒋经国也已权力巩固:五月,他正式担任行政院长。根据张俊宏的描述,「在民国60年代初期,蒋介石的权力移转至蒋经国的过程中,一些元老重臣仍为阻力,而且最主要是集中在立法院;蒋经国本身需要借重外力,清除这些亲政的阻碍。简单地说,他需要「红卫兵」。一俟蒋经国清理了战场,接著下来就是兔死狗烹了。 」 的確,就在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后的次年初, 一面收编部分和大学杂誌有关的学者进入国民党,另一面开始打压──年底,杨国枢受到压力辞去总编辑,编委会解散。73年初警总搜捕台大学生,而台大哲学系解聘大学杂誌中和学运关係最密切的陈鼓应和王晓波,是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大学杂誌自此一蹶不振。 最早对大学杂誌提出系统性分析的南方朔曾经称呼这个杂誌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並指出大学杂誌的几个重要意义:一个是代表以战后「代间政治」为基地的新世代政治开始出现。其二是本化化的力量开始出现:此前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像大学杂誌中有如此多的本省籍知识分子。 大学杂誌可以说是在台湾关键的歷史转变时刻──外部危机和內部权力改组──所出现的知识份子团体。张俊宏形容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国的安定环境中受完整教育的新生代」所推动的「青年问政革新运动」(1977:2-6-11,转自萧阿勤 p94) 。 他们在掌权者的利用下点燃了改革之火,虽然很快被扑灭,但是火种已经埋下。此后大学杂誌的知识份子集团此后分成三股力量:自由派的学院知识份子加入「中国论坛」杂誌,左翼知识份子成立「夏潮」,而张俊宏、许信良等人则走向政治运动。1975年担任民意代表的党外政治人物康寧祥、黄信介与张俊宏 共同创办「台湾政论」,成为 「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和大学杂誌时期的知识份子间的桥樑」(康寧祥语)。这三者都在反对党国体制的力量中扮演不同角色。而台湾民主运动將从这里开始和蒋经国的新一波斗爭。 (本文刪节版刊於新世纪週刊专栏201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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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 | 台湾如何走向公民社会

2011年10月11日 22:47:24 1949年以后,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一个半极权体制,这个体制比其他的威权体制更加严密地控制所有社会组织,並灌输民眾意识型態。在社会各產业与职业,是一套细密的党国统合主义来控制;在地方社会,则是透过地方派系的侍从主义来控制与动员。台湾的民间社会只被鼓励去赚钱与娱乐,不可能形成任何自主的社会组织,更遑论公共领域。     到了七零年代初,由於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以及国民党政权在此时遭逢的內外危机因而开始放鬆,社会力开始从长久的高压统治下一步步解放。一方面是新浮现的文化运动,从电影、艺术、摇滚、舞蹈等,尤其这些文化运动开始思考现实的各种问题;另方面政治反对运动也透过办杂誌和串连,逐步组织化。一个未成熟的公共领域开始诞生。但此时所有组织结社都还在党国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民眾也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一直要到八零年代,民眾才起而爭取被侵犯的权利:劳工爭取他们被积欠的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消费者爭取吃到安全的食品,草根社区抗议严重的环境公害等等。另一方面,各社会群体也开始要求挣脱国家的管制,追寻自主空间。那是社会力的真正解放期,不论是环保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校园民主运动等等,各个团体都起来爭取权利。     在八零年代初期,由於美丽岛事件的镇压,所以政治运动是以办刊物喊选举组织为主,街头抗爭的频率和强度不及以环保或经济议题强,甚至可以说社会运动帮政治运动打开了街头空间,但政治反对运动又为社会运动一步步突破了政治禁忌。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开启了政治自由化阶段,各种社会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更为增加,那是台湾社会运动的黄金时期。     八零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燃烧的「抗爭性民间社会」。在此用「民间社会」,一方面这是当时对「civil scoiety」的普遍翻译,而这个翻译也 反应了那个时空的社会现实和想像:当时论者是借用同时期在东欧如波兰团结工联反抗党国体制所使用的论述,强调「民间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社会如何挣脱威权国家的控制、获得自主性。「民间社会」论者也强调反对阵营中应该放下统独的歧异,先以对抗党国体制优先。     到了九零年代民主化之后,对抗性的「民间社会」逐渐转变为所谓「公民社会」。所谓公民社会,期待的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预设一个理性討论的公共领域、以及强调国家与社会並非二元对立。所以,在「民间社会」时期,民眾是要求国家退出社会领域,如不再控制媒体、工会、校园等;在「公民社会」时期,则是要求国家重新介入社会,如媒体改革和社会福利都需要国家某程度介入。前者是反抗性的;后者则是民眾的自我组织,並需要社会和国家关係的重构,以及建立一个多元思辨的丰盛公共领域。   这个转变主要是因为在九零年代,一方面威权体制逐渐崩解,人民的基本权利获得逐步保障,形式民主被逐渐建造起来,所以不太需要强调社会与国家的对抗。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的解体,不只要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爭,而还必须要深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改善民主治理的品质等等,尤其在於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能有更平等的社会关係。     在这个时期,公民社会与国家或者政治部门的关係还有两大变化。   首先,原来处於激烈对立的社会运动与国家部门的关係出现几个重大调整:1.社会运动更为制度化、专业化;2.国家的统治技术开始改变,一方面设立新的法律来承认新的公民权利,另方面也给予更多管制与限制,如1988年制定的「集会游行法」;3.政府开放社运团体的政治参与空间或者是说整编入既有的权力体系,不论是或者既有的政府决策机制纳入NGO团体的代表,或是新设立的政府组织如总统府人权委员会、行政院妇女权益促进会、非核家园宣导委员会邀请这些民间团体。     当然,这个改变並不代表传统的议题和抗爭剧码就从此消失了。立法院和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的喧囂与黄色的布条。不过,在八零年代获得新公民身份的人们,確实开发出不同方式去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或者政治想像(见本书「台湾的新公民运动」一文)。     另一种关係的转变是民间团体和政党之间。从八零年代起,由於许多社运抗爭(如环保、人权、劳工等团体)的反抗目標都是指向执政的国民党的政策,所以和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有比较强的结盟关係,並且都可以被视为处於相对於党国体制的「民间社会」;或者说,这个结盟关係在许多例子中其实是民进党为了建立反国民党社会联盟,而主动直接涉入、影响这些社运团体。也因为这个结盟政治,民进党在价值上比较愿意接受这些进步理念。     但这个「不神圣同盟」在九零年代隨著民进党完全採取「选举总路线」,並在政治上影响力越来越大而逐渐变质。此时民进党不能再被视为「民间社会」的一员,而是「政治社会」中的行动者。这也使得社会运动团体成员开始出现面临民进党结盟关係的重新调整。     政党轮替后,两者关係重新调整的需要更强烈。一方面许多社运人士被吸纳进新政府,或者这些团体被纳入政府部门的决策机制,因此造成许多社运团体更认真思考自主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清楚认识到民进党完全是政治逻辑主导,很难被期待。所以他们必须去走自己的路。   从民间社会到公民社会,台湾人民一直在追求建立自主性、重建与国家和政治行动者的关係。我们还在这条路上。       (本文刊登於「阳光时务」电子杂誌第四期,並將收入於我即將出版的新书「民主在路上」) 上一篇: 在黑夜中寻找星星:台湾七十年代…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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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想像的困頓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兩大黨的主流政治論述,一個是拼本土,一個是拼經濟。國民黨從威權時期的正當性就是奠基在唯發展主義;在九零年代的民主化競爭中,他們標榜「安定與繁榮」,批評民進黨和社會運動破壞安定並且將其戴上反商的帽子。在過去十年,中國逐漸成為影響台灣政治的重要因素後,他們繼續主打經濟牌,並視對中國經濟開放做為台灣經濟發展的解藥。

民進黨則是從黨外時期開始訴求民主化、本土化和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但是當形式民主的民主工程逐漸完成後,民主論述開始減弱效用;而當他們開始向執政之路邁進時,與社運的連結也逐漸脫落。於是,他們只剩下本土化論述作為政治動員的主要武器,並且是最便宜可用的工具,甚至是阿扁腐敗時的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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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自由经济实验场的香港

作者: 張鐵志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七月中旬,香港立法会通过「最低工资条例草案」。这是这个號称世界上「最自由」市场经济的歷史性社会立法。 几天后,香港的中华厂商联合会代表团访京会见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及港澳办副主任周波时,要求继续保留功能组別,並且对大陆工资上涨影响营商环境表示关注。 这两个事件的对比鲜明地说明香港现实的政经状况。 香港是傅里曼所说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伟大实验乐园。百分之十六点五的公司税是世界最低,国家对市场干涉低,对劳工规范也少。 於是,在香港光鲜的高楼、璀璨的夜景底下,香港成为世界先进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方。许许多多的市民领著低廉的工资,全家挤在侷促的公屋──驀然回首,他们就在灯火阑珊处。 此外,现在的香港並非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了,因为垄断资本已经高度主导了香港经济。知名的香港財经评论家林行止说:「近年香港社会上上下下已为资本家控制」,「太多法定的专利和財雄势大的无形垄断……,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场竞爭的活力。」最近刚出版的一本书《地產霸权》也分析了「地產商跨行业垄断」如何影响香港公用事业及零售服务业,导致贫富悬殊的恶化。 因此,香港的「不公平市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少数资本的垄断导致竞爭的不公平;另一个是严重贫富不均。当然,这是任何资本主义体制都有的结构性矛盾,只是香港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在这两方面都有著严重的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有很多制度性原因,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特別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功能组別。所谓「功能组別」,是香港立法会內除了三十位地区直选的议员,还有三十席代表不同社会界別的席次,例如「金融界」、「会计界」、「地產界」等,且这三十个功能组別代表其中某些的选民基础是公司,而非个人。功能组別的存在使得企业界获得巨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影响力,也使得香港成为世界上少有地將「金权政治」制度化的体制,也因此商界亟欲確保功能组別的存续。 在最低工资立法问题上,过去工会团体进行了十二年的立法运动,特区政府不支持,功能组別议员更是反对。例如今年稍早,自由党副主席、饮食界代表议员张宇人建议在实施初期应將最低工资水平先定在20元。这20元时薪以月薪计算,每月只有4,160元,让劳工根本很难在高消费的香港生活。(这个数字接近台湾的法定最低工资,但是香港的人均收比台湾高出一半。)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梁君彦则根本反对最低工资,认为这会增加经营成本,且港府已有福利制度保障工人的生活,不应由雇主补贴工人的福利。 许多人抱著古老的市场教条宣称订立最低工资会影响竞爭力,並降低雇主僱用员工意愿,提高失业率。但其实晚近的经济学实证研究上在这问题並没有共识。而按照国际標准,合理的最低工资应是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这次功能组议员虽然配合特区政府支持条例通过,但由於实际金额未定,肯定会继续透过政治影响力压低最终规范的最低工资。 对於习惯於透过剥削劳工並用特殊政治影响力来確保他们生存利益的香港资本家来说,或许会不適应香港以及大陆工资的提昇,以及政治气氛的转变。然而当如今不论香港或大陆的社会衝突都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和谐时,港商们应该要知道,时代已经改变了,香港也將慢慢不再是自由市场的伟大实验场了。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专栏「告別的年代」 http://cn.wsj.com/gb/20100729/ZTZ111642.asp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張鐵志的最新更新: 台湾的新圈地运动 / 2010-07-29 10:19 / 评论数( 2 ) 台北花博的华丽与空洞 / 2010-07-24 10:40 / 评论数( 1 ) 奥巴马《大胆去赢》书评 / 2010-07-22 18:17 / 评论数( 1 ) 同性婚姻是基本公民权 / 2010-07-18 20:54 / 评论数( 2 ) 贾樟柯专访:「坚持独立性,决不边缘化」 / 2010-07-08 01:44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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