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11月18日 16:10:08 天庭里的宫廷政变                                                                       张鸣 中国姓张的人很多，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张姓人口即使不是第一，也在前几位。李赵刘都有王朝，王姓再不济，还是出了一个王莽，建过一个新朝，短命点，也算一统天下。但是，姓张的没有做过皇帝。满打满算，只有两个草头王，宋代的张宗昌，明末的张献忠，名声还都挺差，没法让姓张的人们以他们为豪，虚荣一下。但是，在老百姓的传说里，天生的玉皇大帝是姓张的。还有几个很重要的神，也姓张。一个灶王爷，每户人家的一家之主，姓张，一个是文昌帝君，管士子文运的，也姓张。当年张献忠入川，还跟文昌帝君叙过谱联了宗。有祭文为证：咱老子姓张，你老子也姓张，你和咱老子联了宗吧！尚飨。 这么多神仙姓张，有人研究，估计跟张天师有关。道教始祖是张姓人，最早的道士姓张的自然多。道教盛产神仙，轮不到咱们做皇帝，编几个姓张的神仙还不容易？地上做不了皇帝，就在天上做玉帝，过过干瘾。其实，按中国的国情，神仙是抵不了人间的帝王的。有个传说，说是唐朝的宰相张说，当初命运之神是给他两个选项让他选的，一个是天上的神仙，一个人间的太平宰相。一番踌躇之后，张说还是选择了后者。宰相都比神仙值钱，更别说皇帝了。想想也对，神仙谱上那么多神仙，还不都是经过皇封的，皇帝不封，就只能做民间的草头神，碰上厉害的官吏，连神像带庙祠都会给平了。王权高于神权，这是中国的现实，神仙也一肚皮无奈。 不过，在传说里，张姓做玉皇大帝，是经过一番曲折的。此事见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说是玉帝原来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也。在人间的时候，不过一个混混，走马遛狗，谁也管不了。有一天张网捕雀，抓到了一只白雀。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养了起来。可能这白雀是有些来历的，跟当时的玉帝有点不知算什么的关系。玉帝姓刘，知道了白雀在张坚手里，托梦给他责怪之，还屡屡要杀白雀。张坚看来也不是凡人，屡屡持护白雀，让当时的刘姓玉帝得不了手。没办法，玉帝只好下界来找。张坚盛情款待，好酒好菜，在酒酣耳热之际，张坚偷偷溜将出去，偷了玉帝的天车，乘白龙上天去也。等到玉帝酒醒，追之不及。这边张坚到了天庭，马上改易百官（活儿干得也忒麻利），也就是说把原来的天庭的人马都换了，堵塞进入的北门。封白雀为上卿，让她产的蛋从此不在下界了（不知是否变成人形）。经此政变，天庭就由姓刘，改成姓张了。但姓刘的前玉帝不服，总是在下界为灾，张玉帝没办法，只好封前任为泰山太守，即后来的东岳大帝，主管人的生死，总算安抚住了。 鬼的形象是可以瞎画的，神仙的事是可以乱编的。但画也好，编也罢，都是人的杰作，总得有点影子，没有影子，编出来人也不乐意信。不消说，玉帝换人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人间故事的变种。东周已降，贵族社会结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矣！人间的帝王需要争夺，打打杀杀是争夺，尔虞我诈也是争夺，争来了，就是皇帝，争不来就是草寇。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史家涂来涂去，怎么涂都涂不干净。其实就是宫廷政变，不合法的干掉了合法的继承人，进而逼着老爸让位。当时没有人敢公开出来质疑，但回家自己嘀咕肯定免不了。结果害的潜意识里，编神仙故事，都编出了宫廷政变。看起来是凡人和天神之争，实际上也是人和人的战斗。原来的玉帝，既然姓刘，多半先前也是凡人。只是天神的故事，尽管卑鄙也够卑鄙，阴谋够阴谋，但多少有点人情味，毕竟给了前玉帝一个位置，让他接茬称王称帝。而在人间，就断然不会这样客气，被夺权的人，即使当时脑袋不搬家，过后也得搬，亲兄弟也没有例外。 神鬼之事，都说不好说，其实，都是人间的事。人模仿自己编出了鬼神，转过头来再用来吓自己。被吓住了的磕头礼拜，没吓住的拆庙毁像。多少辈子，就这么点事儿。

2012年11月10日 15:10:03   青帮大佬皇二子                                                                       张鸣 要论历史，青帮的资格似乎要比洪帮还要老。自打清朝定都北京，确定了用大运河漕运的方式，这样的帮会就自然会产生。而洪帮自己说起来是明末清初的产物，但实际上顶多是康熙末年出产。青帮本是脱离了土地的水手运夫们自助的组织，跟洪帮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属于流民团体。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基本上没有反清的意思。如果偶尔跟政府过不去，也是政府逼的。相对而言，由于由于相对洪帮或者天地会，清政府的压迫轻一些，青帮的反叛性就更弱，无怪乎后来洪帮中人会说他们是“安清帮”。 清朝政府，对于流民原本就有歧视，至于流民组织，就更是视为非法，非要去之而后快（当然真的消灭也难）。反过来，凡是这样的组织，也多少有点邪，包娼包赌，走私贩毒什么都做。偶尔也会受人收买，干几票杀人越货的买卖，甚至拉起队伍起哄造反。在晚清历史上，维新派和革命党，都利用过帮会起兵造反，革命党尤甚。多次起义，实际上都是雇帮会做买卖。当然，至于帮会自己人犯了规，那三刀六洞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帮会，都近似今天的黑社会。 晚清太平天国叛乱，由于战乱的缘故，大运河走不通了，漕运改海，水手运夫都失了业，成伙地涌向了上海，从此以后，上海这个像气吹起来的口岸都市，就成了青帮的大本营。地痞，流氓，小混混，白相人，都进了帮。革命党人闹革命的时候，也来混青帮，一边依托帮会，一边依托租界，两手抓，两手都硬，左右逢源。革命党江浙一带的人士，比如陶成章和陈其美，都是青帮中人。后来革命成功，天下所有的帮会，不管帮没帮革命起过哄，都成了革命功臣，气焰陡然嚣张，有的地方，还当家做了主人，开堂审案子了。 身为青帮大佬的陈其美，虽说做了上海都督之后，并没有像四川那样，建立一个帮会政府，把所有的位置都塞给帮中弟兄，但昔日的小兄弟，也跟着神气是自然的。不惟火并了另一个帮中弟兄陶成章，而且在筹款的时候，也没少做近似绑票勒索的事儿，害得商家拼命地往租界里躲。幸好，陈都督当家的日子不长，随后的北洋政府，对青帮还是有所抑制。但不管怎么说，革命之后的民国，青帮终于可以公开露面了。庞大的贩毒事业，也给了他们巨大的财力支撑，使得这个帮会，跟法租界当局结成了同盟关系。青帮给租界弄钱，租界给他们庇护。有洋大人撑腰，中国政府就是想对他们怎么样都没太好的办法。 在这个时候，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加入了青帮。 袁二公子是可人，洪宪帝制时期，原本他是持反对态度的，那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广为传诵。为了摆脱哥哥袁克定对他的猜忌，不想做曹植，弄了个闲章：皇二子，以示没有跟袁克定争太子的意思。他也是一个大才子，琴棋书画样样精，一笔梅花，一手好字，通音律，会乐器，长得也清秀可人，活脱脱一个度曲周郎。老子死了之后，钱紧了，什么都不干，卖字就可以为生。京剧也唱的好，与满人贵公子溥侗齐名，具为京津一带的名票。当初看他的戏，一票难求。袁二公子多情，而且滥情，一生之中，跟名伶、名妓，名媛有说不尽的缘分，道不完的桃花运。今天从老照片上看，他的相好情人，个个都是超级大美女，但美女几乎都爱袁二公子。很多人，不是图他的地位，也不是图他的钱，就是看在他的才情份上。一句话，当日的袁二公子，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名士。这个名士，革命后去了一趟上海，不往文人堆里混，却进了青帮。 事情的缘起据说有点戏剧性，说是刚到上海，他参加一个酒会，把貂皮大氅放在衣帽间，完事一看没了。当即青帮大佬黄金荣说不慌，低声吩咐马仔几句，不一会儿，等袁克文回到宾馆，貂皮大氅完璧归赵。后来，某著名文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带了好多行李初到上海，一下船，行李就被搬运工东一件西一件拿乱了，眼看就要丢了。这时接他的人来了，还带了一个白白净净的像是书生似的人，只见那人低声吩咐几句，不一会儿，所有的行李都出来了，排得整整齐齐，一声号令，都给乖乖地搬到车上去了，那人，就是青帮的一个小头目。只是那文人后来没有加入帮会，袁克文却进帮了。不仅进了帮，辈分还特高。据传，当日青帮创帮三老，给青帮定的辈分，是按“ 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学。”排列的。也有说是 “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这二十四个字的。帮会都是类宗法结构，这二十四个字，就是青帮的家谱脉络。传到民国，理，或者礼字辈已经基本绝迹了。当时的青帮老大黄金荣和张啸林，才是通字辈的，而名头更响的杜月笙，仅仅是悟字辈的。但是，当日的袁克文，却硬是找到了一个原本已经封山的理字辈老大做了师傅，于是，他就成了已经相当稀罕的青帮大字辈的大佬。 有人说，袁克文能攀上高辈，是花了大钱的，我看未必。袁世凯跟革命党不一样，他出身前清官僚，又是练新军起家。对于帮会，向无好感。上台之后，整顿秩序，帮会也在整顿之列。就算力有未逮，暂时整不到以租界为依托的青帮，但是，就青帮而言，跟权力闹僵，总不是好事。民国之后，公然露面的帮会，无论怎样野，从来没有根印把子和枪杆子过不去的。事实上，所有的黑社会，都跟专制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极权政府，才会对黑社会下手，而专制体制，本身就是黑社会滋生的土壤。民国以来，帮会对军阀，能傍就傍。像四川的刘从云练一贯道的分支孔孟道，不仅傍上了大军阀刘湘，还加入进去编练出一支神军，直接帮刘湘打仗。反过来，有洋大人做靠山的黄金荣，无意中得罪了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还不是照样吃瘪挨揍，花了好多银子才说和摆平的。所以，在当时，有当今大总统的二公子能入帮，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换句话说，不是袁克文攀青帮，而是青帮攀袁二公子做护符。不过，青帮不知道的是，如果不是袁大总统寿数不长，就算袁二公子在帮，帮会也一样会被清理。一个成日浅斟低唱，寻花问柳的名士儿子，根本做不了护符。袁克文入帮的时候，袁世凯不知情，如果知情，袁克文多半在里面待不住。到了真要剿灭帮会的时候，如果发现袁克文也是个中人，大不了，袁世凯把袁克文关起来就是，一个当世枭雄，对于妨碍秩序的任何势力，都不会假惜的。 不过，袁世凯死后，强人政权没有了，袁克文这个青帮大佬的名声反而响了。按道理，一个名声很臭的袁皇帝的儿子，有没有什么势力，会有多少人乐意搭理呢？但是袁克文却得了青帮的济。确切说，是那些想要加入帮会，同时又想辈分高一点的人济。这些人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流氓地痞，什么人都有。纷纷托关系挖门子，想要投奔袁克文。进了袁克文的门墙，就是青帮高辈份的兄弟，行走江湖，多有方便。自然，到时候该孝敬老师，三节两寿，也差不了。老师有事，尽管招呼，文的武的都行。所以，尽管袁世凯死后，留给子孙的财产无多，袁大公子袁克定后来穷困潦倒，得靠表弟张伯驹接济度日，但袁克文却一直活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不仅因为有才，而且还依仗有人，门徒众多。据当时人讲，袁克文在天津，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死的时候，徒子徒孙来做孝子的也多得不得了。 在民国文化史上，袁克文是有地位的，没有人会否认这个能写会画的大名士的身价，但是，他这个大名士，却有这么一帮多数是没有文化的青帮徒子徒孙跟在屁股后面，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特别的风景。

2012年11月10日 15:10:04   当年的西医之困                                                                           张鸣 近代基督教四下传教，西医是最好的敲门砖，只有在中国例外，因为中国自己有医生。而且中国的医生，还是不是下九流，而是正当职业，好些儒者，也深通医术，读圣贤之书，做朝廷的命官，顺便给人抓方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当然，只读了汤头歌就敢给人看病的庸医，也从来都有。不管怎么说，古代的中国，不缺医生。所以，当年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选择的是做西儒，以读书人的身份进来，用儒学的语言，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菱镜，来打动中国的士大夫。不用说，这种的做法，一时间很是奏效。 不过，到了清代，由于罗马教廷的顽固态度，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使得这种“西儒”传教法风光不再。再次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还只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法子，以医行教。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是医生。不管有多少人只信中医而不信西医，但是，传教士们却只能固执自己的医术，像姜太公一样，等着患者上门。 好在，再次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已经由他们的政府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大门，不用过分担心被中国人以武力驱逐。西医的敲门砖不够合适，但一时半会儿，也只有这个能用。等到传教士们再度想起利玛窦的高招，已经是 19 世纪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们也坚决不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再度跟中国的士大夫交朋友，成了维新志士的启蒙老师。 不管怎么说，传教士医生的出现，都意味着中国冒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医生。只要有这样的医生存在，无论敌意有多深，不管门庭多么的冷落，总难免会有一些中医或者巫医都医不好的病人家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病人送上门来。医治这样的病人，风险很大，获得名声的机会也大。 19 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医药界，好些药物还没有问世，风靡 20 世纪的抗生素，当时连影儿都还没有，西医的看家本事，不过是外科手术。尽管由于条件有限，当年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做的无非是些小手术，这样的手术，依然使得他们赢得了两方面截然相反的名声。道理很简单，虽然当年送到传教士医生面前的病人，未必真的是不治之症，但手术的结果，依然只能是两个结果，治好，或者治不好。治好了，他们就成了可以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神医，被治愈之人很快就入了教，如果他碰巧是个士绅，那么整个一个宗族或者村庄都可能成了基督徒。一个双脚畸形的男童，被西医用石膏固定得以矫正，一个身患白内障的士绅被当众拨开白翳，睁开眼睛看见东西之后，传教士医生的声名马上就会传遍附近的城乡，为教会带来众多的信徒。由于中医在外科手术方面，实际上是缺门，有的中医治疗枪伤，非但不会把子弹开刀取出来，而且还浇上水银，希望水银把子弹自动化掉。所以，西医这方面的优势，就显得格外突出。当年中国人的体质，也很令这些洋医生震惊，如此简陋的设备，简单的消毒，手术完了之后，居然恢复得相当快。为凸显手术的效果，一个来自英格兰的传教士医生回忆说，他们在奉天行医的时候，碰到比较有把握的手术，甚至公开在大庭广众中做，以扩大宣传。但是，再好的医生，做手术总难免有失败的，更何况，当年的手术条件又那么恶劣。一旦这种动刀子割肉的手术失败，由此带来的恶果，也是相当可怕的。当年遍布中国城乡的种种关于传教士的传闻，什么挖心取肝，挖眼睛做药之类，都跟传教士医生的失败的手术不无关系。当年的好些打教案件，都跟这种谣传有关，好些传教士医生，也因此而丧了性命。在中国，凡是摊上动荡岁月，乱民打砸西医的医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西医救治的人中间有能人，这种事情就会被避免。 1910 年长沙抢米事件，一个美国医生的医院，就因为曾经救治过一个著名的帮会老大（帮他取出了腿上的子弹），而得以幸免。 当年的西医，就是在起死回生和挖心剖肝的两面传闻中在中国生存着。在不同的中国人眼里，他们或者是天神（不是天使），或者是恶魔。相对而言，恶事的传播效果要更大些，所以，只有在政府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带动下，逐渐接受西化，对西方采取完全开放态度之后，他们的命运，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转机，否则，好些西医就只能以传教士的身份生活，靠教会的资助，像孙中山这种接受西医教育的中国人西医，在中国的土地上，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是，没有过多久，随着晚清到民国的政府持续西化，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初期，一些中国人的西医，居然可以策动起一场废止中医的运动，由政府出面，全面打压中医。到了今天，人们开始把西医治不好的病人，送给中医来治了。风水轮流转，当年西医的困境，落到了中医头上。

2012年11月10日 15:10:05   毕竟是书生                                                                     张鸣 “书生之见”是有点贬义的话，意思就是书呆子的见识，不足为训。这样的不屑一顾，多半是在政界，可是，古往今来，政治净是书生在捣鼓，几个大个的枭雄也许不读书，但背后出主意的，还是书生。读书本不是坏事，但读书读呆了的，也不是没有。但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多半自己就呆，或者，老师教的不好，刻意把人往教条上带。有的人，则就是痴心做学问的材料，越出本界半步，都是笑话。 历史上有几位书生，是以智慧闻名的。一个张良，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是刘基刘伯温。无疑，在历史上，他们都是玩政治的斫轮高手，但高到什么地步，其实可以讨论的。只是这几个人物在民间传说中，已经被高度神话，都成了半人半神，或者半仙半妖。知名度奇高，但已经不是他们自己，化为智慧两个字的替身。后世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书生从军或者从政，每每以这些人自居。清朝人最喜欢自况的是诸葛亮，因为三国演义在清朝最火，满人里头，就有好几个。到了清末，反满的人，因为驱逐鞑虏缘故，又喜欢上了刘基刘伯温。 章太炎是晚清到民国的大学问家，跟他的老师俞樾一样，学问无人不服。民国时节，谁都不服的学问家有那么几个，但很少有人不服章太炎的。但是，在历史上，章太炎还是一个大个的政治家，他那点人前显赫的事儿，都跟政治有关。苏报案骂皇帝进了租界的监狱，然后做《民报》的主笔，辛亥革命参加临时参议会。革命后，大闹袁世凯总统府，遭到软禁，一直关到袁世凯垮台。苏报案时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以小学功底，论证“小丑”不是骂人。办《民报》时跟孙中山闹翻，撕破脸皮公开吵架，互相揭短。大闹袁世凯总统府时，以大勋章做扇坠，砸烂总统府接待室的桌椅。这些事，都是当年政坛上最著名的八卦，茶余饭后的谈助。 章太炎的政坛形象是章疯子，有的时候，他也以自己的这股子疯劲儿津津乐道，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其实并不认可这个疯，自我感觉是刘基刘伯温，无论是驱逐鞑虏，还是后来的建国，他都应该像刘基那样宏图大展的，只可惜，没有遇到明主。被袁世凯软禁之时，自以为必死，曾写下遗嘱，要求弟子将其与刘基葬在一起。 当然，当年也不是没有章太炎心目中的明主，明主就是黎元洪。民国政坛，从孙中山、袁世凯到蒋介石，没有入老先生法眼的，唯独感觉黎元洪是个人物。在别人眼里，黎元洪不过一个厚道的废物，但在章太炎眼里，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民国二年，袁世凯驱逐了二次革命的国民党，要做正式大总统了。老先生特意跑到武汉，去劝黎元洪跟袁世凯竞选大总统。黎元洪听了吓得腿都软了，连忙用话给老先生岔开，东扯西拉，问起章太炎的家事，当得知老先生妻子已经去世多年之后，劝他再找一个。章太炎说国事太忙，无暇顾及，黎元洪却来了劲儿，拼命劝，说湖北多有佳人，在湖北找一个吧。别人劝不动心，黎元洪这么一说，老先生还真的动了凡心，不久就在朋友的帮助下，找了一个湖北的籍的才女汤国黎女士。据说，当年章氏求偶的条件，第一就是非湖北人不娶。天下之大，开出这样的条件，显然跟黎元洪不无关系。 讨了一个湖北才女的章太炎，新婚不久即被另外一群湖北人坑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黎元洪。独闯北京大闹总统府的章太炎，其实是应一群湖北之约，进京相助共和党的。本来拥戴黎元洪的共和党，已经跟另外两个党合并为进步党，但国民党垮了之后，他们又打算独树一帜，再度分出来，遥奉黎元洪为领袖，大干一场，无奈势单力孤，于是力请名气大的章太炎进京捧场，于是，我们知道，就有了章太炎之囚。其实，对于张疯子的胡闹，袁世凯是有这个雅量包容的，但是，如果背后有共和党，这事就变得复杂了。 辛亥革命之后，坐镇武汉的黎元洪，有兵有地盘，是个实力派人物。在国民党跟袁世凯闹翻之际，他的屁股是坐在袁世凯一边的，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他也帮了忙。但是，国民党垮了之后，黎元洪就成了袁世凯的问题。如果当时的他只有地盘和军队，没有副总统的头衔，也许还好点，但是，黎元洪是首义元勋，又是副总统，再加上有一帮子湖北人加上章疯子组党相助，武汉又处在九省通衢的中原地带，让个老袁如何能睡得着？于是，他以公事为由，把黎元洪请到了北京，当时，国民党刚被打垮，袁世凯气焰熏天，黎元洪即使想，但也没这个胆量，不来北京，就在武汉做他的副总统。到了北京，黎副总统就成了笼中鸟，地盘和军队都没了。此时一班文人还要捣乱，囚了章太炎，正好杀鸡儆猴，共和党自然老实了。可怜，我们这个以刘基自许的章大学问家，糊糊涂涂被关了好几年，也没明白为何自己要被关起来。 章太炎的一个学生说过，我们老师是学者，不是政客，但谈起学术则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则眉飞色舞。章太炎的学问大不假，但呆气却一直很重。本质上，理应是痴心做学问的人。但是，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却让他产生了高度的错位，强拉自己投身了政治。直到晚年，才回归本原，做了讲学的师尊。但是，到死他也不明白，为何他眼中的明主黎元洪，一度副总统，两度总统，却从不招他入幕。其实，如果章太炎真的像黎元洪的文胆饶汉祥那样做了黎元洪的谋主，那么，也许用不了几天，章太炎就跟黎元洪闹翻了，如果跟黎元洪闹不翻，跟幕中的其他人也得闹翻，也许，跟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会来得更猛烈些。正因为这样，黎元洪虽然明知道章太炎崇拜他，却一直敬而远之，始终不肯用这个刘基。直到死后，黎元洪的家人才请章太炎给黎元洪拟了碑文，算是了了这笔明君贤臣的情债

2012年11月05日 18:40:04                                                     刺马案的人工迷雾                                                                 张鸣 张文祥刺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桩疑案。张文祥就是张文祥，一个干过捻军，也干过太平军的刺客。而所刺杀的马，是当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同治九年（ 1870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在校场阅操完毕，在返回衙署途中，为埋伏在路旁的张文祥所刺杀。此案震动朝野，朝廷调动了曾国藩在内多名大员审讯勘察，折腾了半年，才算结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笔记，言人人殊，民间则编出了京剧，弹词，评话，文明戏来演绎，越说，离结案的结论越远。死后被朝廷立了专祠祭奠的马新贻，在民间的口碑，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负义，贪生怕死，还因好色而谋害结拜兄弟，霸占了结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员自太平天国造反以来，折损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党人没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还真是少见。两江总督，又是跟直隶总督一般分量的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分量极重。大员突然遇刺，引人关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从晚清哄传到民国，长盛不衰，跟这个案件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锋利的匕首，用毒药喂过，行刺过程，干净利落，在重兵护卫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毙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审理过程中，倔强不屈，无论怎么动刑，到面不改色，直至最后凌迟处死，一声不吭，绝对是一条汉子。这样的汉子，按情理，不是职业杀手，就是英雄好汉。在人们期待中，无论如何，此案必有蹊跷，即使没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国藩这样的老江湖，老宦场，在接到重返两江总督任上审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说起此案时，也认为此案“甚奇”。然而，审理结案的结论，却跟人们的期待大相径庭。没有找到主使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过是一点私人恩怨。那个时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审讯不公开，结论也无从讨论。所以，结案之后，人们更是议论纷纷，传言四起，相关的演义事业，自然就更发达了。当时又已经有了租界，在别的地方演恶心马新贻的戏，可能被禁，但在租界里演，谁也没办法。 此案的结论，从最初江宁将军魁玉和漕运总督张之万，到后来的曾国藩，基本上是一致的。据《清实录》和曾国藩的奏稿，结论就是，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动机很平常，无非是那么点私人恩怨。曾为发逆（太平军）后通海盗的张文祥，因马新贻剿海盗，杀戮同伙甚多，没了落脚之处，老婆又被人拐走，拦驾告状，马又不理。开小押（赌场），又被马新贻禁止，于是走投无路，遂起念杀马，马新贻也就真的吃他给杀了。 显然，这样平淡无奇的结论，实在是太不过瘾，也太像是有意隐瞒了。别说民间，就是对于此案发生即疑诼纷起官场，也难以服人。于是，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传是丁日昌因马新贻查办他的儿子，托请不入，因而雇人报复的。也有传其实跟曾国藩被遣散的旧部有关，他们没看上跟湘军没关系的马新贻做两江总督，涉及朝廷的权力之争。也有人传是因为马新贻是回民，他的死，跟回汉争斗大有关联。 日前在文史资料上，看到一篇文字，写的人名叫陈功懋，祖父当年在给马新贻做刑名师爷，马新贻被刺之后，一直参与审理。陈功懋根据祖父留下的笔记，整理出马案全貌。据他讲，其实刺马案的结论，在魁玉和张之万的审理中，就已经做出了。朝廷加派曾国藩来重审，审了好长时间，却并没推翻原议，不是曾国藩有意徇私，不想让同僚难堪。而是在当时，就算曾国藩清廉公正，也大概只能这样结案。这样结案，跟主要事实并无太大的出入。 但是，结案的结论，的确跟审出来的事实，有所不同。几位朝廷重臣，或多或少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比如，马新贻在太平天国乱时，担任庐州知府时，出城追击叛军，中伏被俘，俘虏马的，就是时为捻军头目的张文祥。只是，当时马新贻化装了，张文祥并没有认出来这家伙原来是个朝廷命官。反而因马新贻的亲兵时金彪是同乡，用乡音聊起来，动了怜悯之心，连他们俩人一并放了。这个事实，结案时根本就没提。另外，结案结论提到了张文祥的妻子，被原来海盗的同伙拐走，但却没有明说，张的妻子，其实已经归了马新贻做三姨太。而这个三姨太，就是传说中张文祥的把兄弟曹二虎美貌的妻子。传说的故事里，张文祥和曹二虎还有马新贻，都是结拜兄弟。后来张文祥看出马新贻不是个东西，先行离开了，但曹二虎不肯，要留下来共享富贵，曹二虎的妻子，因十分美丽，被马看上，从而借故害死了曹二虎，霸占了他的妻子。而张文祥刺马，就是为了给兄弟报仇。其实，张文祥在妻子被拐后，曾经打探到了妻子的下落，说是在马新贻家做佣人。当时身为马新贻亲随的时金彪，也设法把张的意愿告诉了他原来的妻子，但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他走，拒绝相见。这挺正常，有哪个女人，放在大官的姨太太不做，乐意跟一个四处漂泊的人漂泊呢？一直到张文祥刺死了马新贻，他都不知道妻子已经是人家的三姨太了（马新贻的三姨太，在马死之后自尽）。张马之间的仇怨，其实还是此前马新贻剿匪以及毁了他生意造成的。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这点事情也许不至于让人跟一个这么大的官同归于尽，但张文祥就能做到。我们不得不说，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一些具有特别性格的人，就是可以做出出乎人意料的非常之事。 当然，这样两处的隐瞒，对审案者来说，其实只是出于对死者的善意。毕竟，这两件事，都是马新贻的某种污点，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对于后者，马新贻虽未必知情，但毕竟是纳匪人之妻为妾，于官声有碍，好说不好听。都老爷如此知道了，参上一本，也可能会丢官。前者问题就更大，做地方官的，被“贼人”俘虏，丢了城池，却没有死节，细究起来，按清朝的法律，是要杀头的。马新贻蒙混过关，此时已经混到两江总督了，就算不死，同僚只要没有深仇大恨，该瞒也得替他瞒，何况人已经死了，何必再揭人短？为尊者隐，是官场审案的惯例，更何况这么大的官儿，大家彼此平时还多少有些交情。 然而，这样的有意隐瞒，却平白加浓了案件上面的迷雾，弄得整个案子，扑朔迷离的。案子结了之后，好些官场中人，出于官场经验的敏感，看出里面肯定有隐瞒，但并不知道其实瞒的并不多，加上结论离他们的推测反差也忒大了点，于是，他们首先就开始把疑诼化为故事。首先传出消息的，就是官场的人。官家的人都这样，民间的传说，自然没法不丰富。一个如此刚烈的汉子，一个手法纯熟的行刺，最后的原因，居然是这样的平淡无奇，有谁能甘心呢？其实，审案的人，也跟官场其他人一样，感觉张文祥刺马，没那么简单，无论第一拨的魁玉和张之万，还是第二拨的曾国藩，都拼命地问张文祥有无主使，但都没有问出来。找来时金彪调查，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没问出来，结果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张文祥打死不肯说，一种是的确就真的没什么事。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参照其他的证人证物，第二种的可能其实更大些，只是，人们却更喜欢相信前者。 多少年来的黑箱政治，人们对于朝廷出的事情，压抑不住地喜欢往复杂了想，往阴谋上想。即使没那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阴谋，也得把它弄复杂了，弄阴谋了。朝廷也好，官场也罢，在人们眼里，就是那么个地方，用《红楼梦》里贾元春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去处”。这样的去处，就是一个供人演绎故事的地方。都说国人喜欢阴谋，喜欢权谋，但这样的性格喜好，其实跟中国长期的黑箱政治不无关系。在黑箱旁边生活久了，也就喜欢瞎猜了。瞎猜，才有乐趣，猜离奇了，添加的情节，就自然成戏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