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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徐贲: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

徐贲: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 标签: 贺卫方 学术成果 ● 徐贲 ( 进入专栏 ) 有人指控贺卫方,说他“20年不发表学术论文,单靠时评、演讲,没有资格胜任北大法学教授一职”。姑且不论这个“没有发表论文”的指控是否属实,单就当教授必须有“论文”而言,就是一种谬误的说法。论文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学问,学术刊物上的许多论文根本就与学问无关,也根本没有学术可言。教授是在大学里既教书又进行学术活动的人。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了解什么是学术,以及学术与教书之间有些什么关系。 一 、学术是一种公共事务参与 学术是探索和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和过程。学术是手段,是为了发现新知识并将获得的知识用于社会普遍教育和其它形式的公共事务参与。学术的理想与人的教育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目标包括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尊严,以及尊重人的多元、理性、独立、创制。当学术无法帮助教育或其它公共事务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目标时,当学术甚至不再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表现它的社会关怀和社会问题意识时,学术便不得已变成了它自己的目的。原本社会性的学术变成所谓的“纯学术”,要是学术对此麻木不仁、随遇而安,或者甚至反而沾沾自喜、自夸自赞,那么学术一定是出了问题。 学术的社会意义在于知识的公共运用。学术不只涉及少数学者发现新知识,传播新知识的思想、言论权利,而且还涉及广大社会公众获得新知识、运用新知识的公民权利。思想的禁锢和言论的钳制是对这两种权利的侵范。当学术受到种种思想禁区、课题禁忌和“敏感词”管制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思想自由,而不是所谓的学术纯粹性。 今天,职业化的“纯学术”在中国所走的已经不再是启蒙主义时代浮士德的道路,而是一条权力政治市场经济时代的商品学术道路。它是和大学这个知识场所的高度政治化和经济体制化一起发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事实上已经成为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正义的诸领域》中所论述的那种个别社会领域对其他公共生活领域(教育、知识、思想)的“宰制”(domination)。[i] 这种宰制使得其他领域中原本应当独立的领域正义遭到了破坏,也使得学术领域无法成为一个民主、开放、宽容、进取的学习型社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学术的公共性就成为维护应有的公共生活正义的问题。学术是人的思想和创造的结果,是学术者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公共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生存世界的方式。学术者选择了做学术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知识好奇或好玩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做学术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做学术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共同增进社会正义的方式。 二、学院里的学术 人们今天所说的“学术”,常常指的是学术产品,尤其是像专著、论文等一类的文本产品。其实。这一类的文本产品并不总是具有学术价值。要了解什么是“学术”,就得先知道谁是“学者”,学者做什么,而不只是他们生产怎样的什么产品。“学者”的所指在历史中多有变化。例如,在古代社会里,学者指的是从事手稿、典籍、宗教经文抄写的人员,而那些从事公众或私人写作行为的僧侣、演说家和政治官员也都可以看做是学者。到了中世纪,学者指那些正在接受古代文本研读训练的大学生。到19世纪末,在美国,学者主要指大学教授,而教授的“学者工作”则包括教书、公民服务和有关的知识发现。20世纪,出现了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学科领域被划分界定,学者是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人,而学术则指符合这些学科论题和规范要求的研究产品。[ii] 随着“研究”与“学术”之间形成特别的关系,“同行评审”成为衡量学术的标志特征。“同行评审”把学术产品交由领域中的数位“专家”评审,以获得专业认可。这种评审问题很多(有的根本就是形式主义),它的实质效果和价值一直颇多争议。尽管如此,在出版、学术资助、任职、提升等程序中,“同行评审”仍是正规的标准程序。由于这一“正式”程序的标准化,其它“非正式”的评价方式受到忽视或排斥。“非正式”评价往往来自公共社会,而非囿于单纯的“学院”或“学术”体制。许多人认为不应当贬低“非正式”评价的重要性,因为“最广义的‘同行评审’应当说是当人们就什么是新知识问题进行交流时,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同行评审(无论是在[论文]发表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建立知识共识过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更是必需的。”[iii] 同行评审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的自然科学界,当时所起的是营建和发展学者公共群体的作用,而这种群体则又是公民社会群体的一种形式。人们经常性地对新知识进行评议和交流,它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和自由的交往方式。在科学群体中,参与者逐渐就研究的方法、语言、质量标准等等形成了评审的共识,这样的参与有许多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的。今天的学术评审制度往往舍本逐末,抱住形式主义的专业小圈子,轻视或者甚至排斥学术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自由交流和公共群体构建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回归知识评审的公共价值应当兼顾正式和非正式的评审。这里的评审指的不只是个别专家的匿名评审,而更是让尽量广大的公众能公开发表对新知识的看法。 同行评审要比学术刊物晚出世近一个世纪。最早的学术刊物出现于1665年,是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交流》(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当时是出于学者们互相交流的需要。早在1640年代,一些英国学者就定期在牛津大学定期聚会,并称他们的群体为“无形大学”,后改名为“皇家学会”。当时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是通信,随着学会的成员增多,相互通信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便出现了学会的刊物。刊物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交流,不是发表研究成果。庇克(R. P. Peek)指出,当时学者做不做研究完全“是自愿的”,“早期的刊物数目很少,并不被当作学术成果非在那里发表不可的地方。”[iv] 三、“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未必都有学术价值 学术刊物的最初作用是为学者公共群体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开放空间,刊物起到的是营建、凝聚学术公共群体的作用。纸质印刷传媒是它的技术条件,“[学术群体]成员由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而结合到一起。科学由于两个原因而非常依赖于印刷文字。印刷文字可以将结果、观察、交流、理论等作为公共记录永久保存,也为批评、辩驳和提炼事实而提供机会。”[v] 今天,印刷文字的这两种作用已经越来越多地由电子传媒来补充或者代替,但传媒的公共性功能没有变,都是为了让尽可能广大的公众(the publics)参与到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中来。不幸的是,今天的印刷学术刊物所起的“学院奖励制度”作用超过了公共知识信息作用,更令人担忧的是,“刊物出版已经大大地从学术社群转移到出版者那里,……形成了不同出版者间的等级制度,”学术成果变得前所未有地依附于这个外在的等级制度。[vi] 在国家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管制控制出版业的情况下,出版者为了自保、怯于经济惩罚而贯彻和放大政治审查意图,为虎作伥,宁错毋漏,说真话的学术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祭品。 以发表刊物、出版社等级为标准的知识体制注重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利益行为,为升职、经费、奖励而进行的各种学术评审往往排斥“非专业”(跨学科、公共问题、大众媒介、报刊)的思想产品成果。学术委员会和资深学者在对新入行者,尤其是青年教师进行学术指导时,明确要求他们以小圈子专家同行为意向读者、鼓励他们在读者很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以显示“优秀”的学术品质。这些“资深学者”在学科里担任的往往是“学科守门人”的角色。和其它的行业一样,大学的专业领域也是由三种不同角色的个人构成:守门人、专家和初学者。守门人精英层的形成受到政治、声望和职位任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必须在特定的决策机制中才能起作用。守门人是行业或职业的精英,他们不只是本学科的业务带头人,而且还是职业内变化的主导者。[vii] 在美国,狭隘的学科学术模式是在1815至1915年间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培养思想精英和以精英文化传承者为主要目标,追求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研究。[viii] 19世纪的美国大学因此鼓励教师避免“社会、政治、道德和宗教问题”。[ix] 随着20世纪进入群众社会时代,这种精英模式已经不得不发生巨大而彻底的变化。 四、大学是教授给普通大学生上课的地方 教育普遍化的趋势改变了民众接受信息、相互交际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工作机会、消费方式、对政治宣传和社会政策的理解方式,等等。威尔士(H.G. Wells)在1920年代写道,“从来也没有这么多能阅读的群众,以前分割读过书的(readers)和文盲群众之间的那道鸿沟现在变成了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些许差别。”[x] 爱略特(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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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36]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这次毛奴们哑巴了 也不说是造谣了 也不说是下面违背圣旨 用户: 中国蚂蟥 发表于:2011-8-16 0:07:00 支持 (2) 反对 (0) [35]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一边宣传日本侵华的残暴,一边又感谢,为那般?不就是为了忽悠某些二货么? 用户: suidegg 发表于:2011-8-16 0:01:54 支持 (2) 反对 (0) [34]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不用责怪凤凰网 它不这样写能发表出来吗 它的珍贵之处就是再次揭露了事实 这已经够了 用户: 中国蚂蟥 发表于:2011-8-15 23:59:56 支持 (3) 反对 (0) [33]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毛泽东感谢过美帝国主义,感谢过蒋介石,等等,最好都来一一分析,我也会感谢各位的分析的 用户: hujiabao 发表于:2011-8-15 21:48:41 支持 (0) 反对 (2) [32]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中国这个没有民主宪政法治制度的悲哀民族,集权专制者就是看重的是至高无上和主宰一切的生杀大权的暴力权力;他们几乎没有把整个民族每一个人的权利放在自己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只要有利于自己夺取和巩固个人特权,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这样;他只管他有生之年的风光无限,而不管他身后的洪水滔天;没有宪政这个体现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制度的制约就是这样的后果。这是极权专制制度无法改变的权力独裁特征和规律。 用户: GAOHUO 发表于:2011-8-15 20:38:40 支持 (14) 反对 (0) [31]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毛痞们今天骂这个是汉奸,明天骂那个是卖国贼,后天骂这个是带路党,那个是西奴,现在谁是汉奸,谁是卖国贼,谁是带路党,谁是西奴还需要争论吗?其实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带路党、西奴正是毛和他的奴才们 用户: 12-34-56 发表于:2011-8-15 19:52:21 支持 (25) 反对 (0) [30]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看到多次这方面的报道了。 日本侵略,永远没有感谢一说,从哪个方面也没有感谢一说。因为掌权了,说感谢,丧天良。 用户: 芳草碧连天 发表于:2011-8-15 19:49:27 支持 (19) 反对 (0) [29]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九十年代时去过几次越南,有次路过山西省的一条土路,看见公路边不很远处一个墓园,问及陪同我的越南公安部朋友陈警官,他竟然说那是你们中国军人的墓园。看见那座不算很大的墓园养护得很好,还有时日已久的旧花圈,我不敢相信。他扭转方向盘把我们一直送到墓园大门口,跟一个老头说了些越语,我们大概获准进入了。不高的围墙里三十多座坟茔整齐干净,墓碑正面刻写的是中文,背面是越南文,全都是“援越抗美”时阵亡的解放军指战员,某支队的。陈警官把老头的话翻译过来,知道当地政府几十年来一直维护着这个墓园,发工资请专人负责打理,无怪乎它如此整洁干净。忽然想起从友谊关到河内的公路附近,远远近近似乎好些类似的墓园,陈警官说其中有很多都是你们中国当年牺牲在越南的军人墓地,口气平淡似乎天经地义。 当时的感觉没敢说,怕惹出不快来。“自卫反击战”时,同登、谅山两座市镇都被我英勇的子弟兵炸平了,越南掀起的仇华情绪也高涨万分。难道他们就没有愤青之类,去把这些中国军人墓给毁一把?不要跟我说什么援越抗美之类高调,留着咱自个儿哼哼算了。越南早就定论说那是一场阴谋,中国把越南推向战争,害的他们人死屋倒地荒。早跟美国佬谈判早就胜利了,范文同还举例说毛、周如何阻止他们谈判,就连巴黎和谈,也是顶住中国压力自主决定去谈的。结果签订和平协定,很快就解放南方了。然而几乎都在路边、村边的那些中国军人墓园,没听说有哪座被亵渎过,即使在那些“极端反华”的日子里。没瞧北朝鲜,难道“志愿军冬木”不算英雄么?中国政府一直捧大爷般侍候那个小朝廷,小心翼翼丝毫不敢怠慢,金日成还是一声令下,掘墓砸碑朝鲜人民干得极其卖力。 或许越南那儿敬重死者墓地是个传统习俗,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理性。比如在柬埔寨,波尔布特这个万民诅咒的恶魔,他的坟墓从来没人去宣泄一下仇恨。有朋友去参观红色高棉最后的根据地,跟我说起看到的波氏墓地的境况,也说是很完整的,但不奢华,甚至还有一点破败感。柬埔寨人说,是他原来的警卫员把他活捉回来的,是你们中国要求不能活着把他交给洪森或者联合国,以免他爆料出见不得人的勾当来。于是柬方红色高棉特区将其匆匆审决毙掉了。现在这个墓成准旅游景点了。 我们的文化有一种现象,很敬爱自己的母亲,于是张口就骂:“操你娘!”很敬畏祖坟的风水,于是“掘祖坟”就成最解气的报复方式。孔子不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么?干起来都是“己所不欲,专施于人”的事。自己家的墓碑不希望别人来涂污,于是就去亵渎别人的墓碑。很古老的故事说过“伍子胥鞭尸”,《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及吴兵人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当时的人谴责伍子胥,他自己也承认是“倒行逆施”。只是后世却不乏赞美之声、仿行之效,明成祖不就掘方孝孺亡父之墓,拉僵尸用刑的么? -4 用户: rbe888 发表于:2011-8-15 19:33:19 支持 (5) 反对 (0) [28]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延续到毛朝,掘墓砸碑这种文明人皆不齿的下三滥行径泛滥成灾。最热闹的当数文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为掘墓路线,谭厚兰奉命率一伙北京红卫兵跑到孔府去“发扬五四精神”,打砸抢烧把孔墓都给掘了。据介绍说是县委紧急报告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来电批准掘墓。又有介绍说因为他们掘墓掘出了金银珠宝,乃至于革命群众都动了邪念,没多久,三千余亩地的孔墓被彻底掘了一遍。既革命了,又发财了,何乐而不为?那时中国一片掘墓之声,炎帝陵、舜帝陵、成吉思汗陵园、朱元璋孝陵、万历定陵、蒋母墓等自不待言,霍去病、王羲之、柳宗元、岳飞、包拯、海瑞、张居正、袁崇焕、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秋瑾、蒲松林、武训、齐白石等等,文革正是从掘墓砸碑开始的,就连抗日名将张自忠衣冠冢、衡山忠烈祠、腾冲国殇墓园,无一能够幸免!在那个“五四精神”遍地开花的年代,举国上下到底掘了多少墓砸了多少碑无数据可查,毛痞子确实痞到家了。 对历史,我们敬畏它的缘由首先在于它的真实性。扭曲的戏说只能用来搞笑,不该被敬畏。然而现实生活中常有颠倒,方正县的墓碑记述的是真实,它被涂污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始乱终弃,据说宣泄了对日寇的仇恨。重庆有座“解放碑”,它原本是“抗战胜利纪功碑”。民族仇不如阶级恨,内战重于外战,改掉了,相当于另一种涂污。非但没人去冒犯它,更没人去恢复历史原来的面貌,似这等明摆着的事都能赤裸裸地篡改,说什么“民族尊严不容侮辱”那才是贻笑大方了。 如今,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墓碑被彻底砸掉了,都是出名惹的祸,小流氓没干完的事大流氓干完了,皆大欢喜。“人在做,天在看”,什么样的权力才会热衷于此类掘墓砸碑的勾当呢?当年把抗战英烈的遗骨掘出来遍地乱扔,墓碑纪念碑被改被砸,今日则以抗战的名义延续同样下三滥的举措,全世界都在看笑话。谁在侮辱祖国尊严,谁在玷污祖国领土,时间必然会给出答案来的。 我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参悟: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今日中国早已不是那时的中国,今日日本也不是那时的日本;我们不能永世背着战胜国的包袱,日本人也不能永世背着战败国的包袱。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终结了两国间非和平状态,进入和平友好状态,至今延续有效。恰如邓公当年所说:“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此乃正道,日本是世上最先制定和平宪法之国,六十多年来恪守无误。日军未再打过一仗,既无伤人记录也无自身伤亡记录,多少证明了一些问题。矛盾和纠纷当然不可能从此不复存在,历史纠葛也不可能随风飘散,但成天拿着过去的恩怨来搅合现在的矛盾,就很无聊。历史的真相、是非是应该讨论的,但绝不该跑到死者墓地上去折腾,两者不是一码事。(2011.7.31;8.11修订) -5 用户: rbe888 发表于:2011-8-15 19:33:29 支持 (9) 反对 (1) [27]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首次踏足昆仑关以来,我去过总有十次八次,最近一次恰在方正县立名录之今年七月。曾经问及住在隘口近处的农民,他们说起当年也有红卫兵来此欲掘墓砸碑,四乡八里的农夫村妇自发起来阻止,把他们赶走了,保住这块圣地未染毛毒。据我所知全国似这等乡民自发起来保卫抗战烈士陵园的,没第二处。但跟他们聊起来,发现那些老农民并不会唱民族国家抗战的高调,只是认为掘墓砸碑是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更何况这里埋葬的是打败鬼子的英烈,阻止这些比盗墓贼更可恶的行为则属于积德。至今这些曾挫败了红卫兵小将暴行的乡民,每年都会在五月“关帝节”自发举办隆重的祭奠仪式,他们把道德的最高境界赋与山上万余抗日英灵,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山野里大致不怎么识字的农民,其文明程度显然要高于县城里的中学红卫兵,有时候“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是成立的。 鄙人也曾经付钱给农夫买油漆描清楚那些淡漠了的碑文,那时政府尚未投资修葺整个墓地园区,“原生态”的昆仑关似乎更显苍劲古朴。如今成“教育基地”已感受不到青山忠骨、马革裹尸那种悲壮,倒是无处不在渲染出来的浮华。杜聿明留在昆仑关的诗句:“北海风迷骑士道,昆仑月葬大和魂。扶桑万里樱花节,雨夜千家数泪痕。”又寄托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怀?显然扯不上家仇国恨,却有缠绵的哀怜;没有胜者功业之豪迈炫耀,尚存对亡敌由衷的惋惜之情。鹰之境界绝非燕雀之流可以揣摩的。唯不知“昆仑月葬”的中村,得知打败他的杜聿明、击毙他的郑庭笈两位将军都成了发了国难财的同胞之阶下囚,会作何感想。 从九十年代第一次找到中村墓时,我就注意到中村墓碑前有一些被风吹日晒过的香烛祭品,那时还没有修台阶,要爬上两三米高的陡壁不那么容易,是谁爬上来钻进这荒草丛中祭奠他呢?村民说有日本人来过。后来一次在简陋茶棚下老乡们说起,一帮台湾来的祭客中有参加过昆仑关战役的老兵,更多年轻些的是死了的老兵的后代。他们在山顶上隆重地祭奠那些忠魂,下山来也给这个日本人烧香摆花。更得知,来祭拜中村正雄的日本人同样不会忘记祭奠山上第五军将士,我并不觉得奇怪,时过境迁,后来的人们更应该反思的是那场战祸的起源,戒以杜绝,而不是装出比当年厮杀双方更激昂的仇恨。 在网上还看见几份“后代签名”抗议方正县的“人名录”,大抵是些毫无历史感的文人联络些后代人士所写。于是联想起去年瞧见梅德维杰夫在大连接见中、俄二战老兵,照片上那两位挂着“抗联”符号的老太太,居然身着山寨版旧式苏俄军服,也算“民族尊严”?签名最为壮观的是一篇题为《民族尊严不容侮辱,祖国领土岂能玷污!》读下去却感觉颇为滑稽,任何人都有权发表意见,亮出什么人之子之孙以壮行色,所发意见就增添分量了么?这种“八旗遗风”已经不是第一次瞧见了。现在的中国网民都知道,真抗日的是那22次气壮山河泣鬼惊神的大决战,任何民族的尊严都是大决战打出来的,而不是在哪里埋了颗地雷、哪里挖了条地道倒腾出来的。注意到这支颇为壮观的“亲友团”并无抗战名将之后,直可谓“真佛不露面,露脸非真佛”也。 譬如有位名叫李讷的,姑且不论如今中国网民都耳熟能详的她爸爸那些感谢日本入侵的说道,他领导的队伍究竟是以抗战为纲还是以发展为纲?比如1944年10月25日在中央党校训话:“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的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以来我们中央就是这个政策。”(《毛泽东军事年谱》,P425)所以,他老人家掌权后,无数抗日将士被处决于“肃反镇反”,举国推行掘墓砸碑决不放过抗战英烈之遗骸。以衡山抗战忠烈祠为例,1953年湖南省政府下文“彻底消除反动遗迹”,责令将忠烈祠内外所有碑文尽行凿毁。怕不彻底还派员复查再次扫荡个一干二净!并刻意选择日本投降21周年之1966年9月3日,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掘抗日烈士墓行动,以抗日“无敌军”第37军60师在湘北抗战中阵亡的2128名将士墓为核心,忠烈祠周边7座抗战墓群万余英烈被戳骸抛骨,就连日寇占领衡山时也没做得如此之绝!现在突然高调捍卫“民族尊严”了,真要捍卫亦欢迎,先清算老毛之反人类罪行,连这点都办不到,我们这个民族不会有什么尊严可言。 再说了,即使真是抗战英烈后代,无论是抗联之后还是正面战场名将之后,即使中国抗战最高统帅蒋家后人,都不具有说一不二的抗战话语权,话语权只能在历史真相里。如这篇檄文这般“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只能展示自己的浅薄,即使能得逞于一时,不会得逞于一世。 -3 用户: rbe888 发表于:2011-8-15 19:32:48 支持 (11) 反对 (0) [26]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尊重死者的姓名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任何理由,无论是民族的、国家的、正义的、意识形态的,来搅合对于死难者姓名权的尊重,都是对人权的蔑视。在西点军校,纪念碑上铭刻着所有阵亡于南北战争中师生的姓名,不分南北;在冲绳,和平公园的“平和之础”纪念碑上,刻着每一个阵亡者的姓名,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中国人、法国人,不分军民敌我。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冲绳峰会时向全体死难者鲜花圈以示悼念,美国人民并没有责其为“美奸”。这是一种境界,凡夫俗子们难于理解的境界。 受一片讨伐方正名录之声的鼓舞,很快就有五个“斗士”挺身而出,泼红漆、砸铁锤,再现当年牛二之勇。只是我恍惚之间似乎瞥见那眼神不对,总有些微微向上,散射些乞怜之光。无论动口之君子或动手之小人,我倒是想提醒你们:中国最大的外国人公墓在大连,更具体些说是在旅顺。那座陵园东部是苏军陵园,葬有两千余人,西部是沙俄1898年强租旅顺时修建的俄国公墓,葬了约两万人,其中有14873具遗骸系1907年日本政府安葬的旅顺争夺战阵亡的俄军官兵。不去说苏军跑进东北抢桃子以及他们干的那些比日军更无耻的奸淫抢掠暴行,也不去说日本人认真、细致的安葬敌军遗骸之方式,还有保存完好的《沙俄纪念碑》。日本政府还在12座“露兵之墓”中建造了仿希腊圣殿式《旅顺阵殁露兵将卒之碑》,正面白色雪花石柱上用俄文花体字母镌刻着“这里是在保卫旅顺口的战斗中悔过的、阵亡的、俄罗斯士兵的遗骸”,至今赫赫在目。按我们那些激愤人士的逻辑,日本政府也是“日奸”,居然花那么多钱、如此精心纪念被打败的敌军! 在此地赤裸裸地被纪念的当年沙俄侵略军,正是他们夺去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百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以“江东六十四屯”为标志的血腥大屠杀就是他们亲手所为,其罪孽根本就不是“开拓团”可以望其项背的!你们怎么不去讨伐、不去掘墓砸碑呢?你们敢吗?权力党是靠着苏俄扶持登基的,权力者是唱着苏俄歌曲长大的,光是小小旅顺一地就有纪念苏军占领的“五大碑”,当知权力者之感恩情结,以及维持苏俄那一套之意愿。莫斯科扫荡华商劫掠数十亿、俄海军公海上击沉中国轮船,我们那些“民族主义者”全都鸦雀无声,不要跟我说什么民族大义,不配!不过一群看着权力者眼色行事的奴才罢了。 再说了,中国政要祭奠苏军陵园并非什么新闻,但此陵园所葬90%以上是大量杀戮中国无辜百姓的沙俄侵略侵略者,而且斯大林及其下属将帅明言出兵东北为报40年前败给日本之仇,马力诺夫斯基元帅刻意选择沙俄公墓建苏军陵园;去年9月俄总统特地拜谒了俄军将士、苏军烈士墓,昭示苏军俄军一体,意味着什么?日本那座靖国神社供奉的250万亡灵,涉嫌甲、乙、丙级战犯者不到1000人,算比例的话不过万分之四,且龟缩于“游就馆”内。抗议日本政要拜谒靖国神社固然可以理解,拜谒苏、俄陵园呢?政要陪护、国礼接待。是否日本人杀中国人须记恨,俄国人杀中国人就该感谢,这才叫维护民族尊严? 窃以为,开拓团当年固然如张教授所言是“日本关东军组织实施的武装殖民团体”,亦如张教授所言死难者也很悲惨,为之立块低调的名录墙、提醒后人勿忘记战争带给人民的只有灾难有何不可?难道就是“把账算到中国人头上”吗?我看这说法浅薄得有点莫名其妙。至于“无需中国人来纪念他们”更显狭隘得可以,中国人该纪念谁?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苏俄红军,或者白求恩、张思德、雷锋,反正不该纪念未经圣上钦定的草根百姓。碑文所纪勒的明明是那段历史,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日本人同样也不应该忘记。如果说有什么错误的话,决策者低估了中国愤情,有冒进之嫌。 在广西昆仑关,中国军队首次攻坚日寇所夺取的山岗上,有陆军第五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其后三块巨大的墓碑上,密密麻麻刻满了死难者的军衔、姓名与年龄。山坡下公路边有日寇“钢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的墓,他战死在昆仑关。这位可是不折不扣侵华日军将领,所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直至昆仑关战役。你不知道他欠下中国人多少血债的,但肯定比开拓团厉害得多!可却是死对头杜聿明将军以军礼为之安葬,还亲自为之题写了碑文。那块一人高的墓碑确凿无疑是中国人替他立的,也是中国政府掏的钱,至今仍立在昆仑关,是否也该质问:“把账算到中国人头上”,或者“无需中国人来纪念他”呢?我相信杜聿明将军无论抗日情结还是战功都绝对要比你们高得多,轮不到谁来说三道四的。反过来,张自忠将军战死鄂西南瓜店,日军首领以上等棺木、军礼厚葬,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此乃国家军人尊严所致,尊重对手才会尊重自己。 -2 用户: rbe888 发表于:2011-8-15 19:31:42 支持 (9) 反对 (1) [25]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http://www.blogchina.com/article.php?id=1179772 掘墓砸碑,中国特色? 作者:钱文军 2011-08-12 18:05:40 发表于:博客中国 哈尔滨市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设立死难者名录墙碑的事,一度热闹非凡,现在看来已经尘埃落定,那座名录墙碑已被铲除。这件事很有些说不清道不白之韵味,它留给思想之余地很大,还远不到尘埃落定的地步。 我最先是从网络上看见方正县为当年日本“满洲开拓团”死难者立了块墓碑,瞧这消息有些来意不善,便给了些关注。然后又瞧见张鸣先生有网文:《日本“开拓团”不应被纪念》,开篇第一句便是:“日本满洲开拓团是日本军国主义造的孽,无需中国人来纪念他们。”大致也就是全文的核心了,没想到我一直挺尊敬的张教授这回也“愤”起来了,可见此事复杂。接下去,网上的反应看来挺强烈,一片讨伐之声,赞同者弱势。 凤凰网有带照片的介绍,大概知道这个日本开拓团死者公墓已经存在好几十年了,今年7月县政府欠考虑立了个名录墙,上面刻着当年为参加满洲开拓团之死难者姓名,大概是250个。此举无疑有着人性化冲动,据媒体公布的考证,开拓团进入东北共313327人,回到日本的只有1.8万人。仅方正一地,死难者约5000,刻名录无非不过彰显死难者是人,而不只是一个数字。但在中国,敏感的东西比比皆是,县政府显然也考虑到了,故完全对称地立了“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墙碑,作为4500妇孺被方正县百姓收留之纪念。而那座公墓据报道说是日本遗孤远藤勇先生此前捐资兴建。 从网上搜得方正县日本开拓团死者碑文以及养父母逝者名录墙序言如下: 碑文:“为人父母者,最痛恨骨肉分离。我中华儿女、舍生取义、公而忘私、尽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于中华。天地动、苍穹泪。因不堪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开拓团民15000余人集结方正县域,欲取道回国。时适饥寒流疾,有5000余人殁于荒郊野外,简而埋之。其后历经余二十年,方正县人民不忍其尸骨散落于荒野,遂以仁义之心将其集中安葬。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建设‘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遂将尸骨集中埋于公墓。1984年,‘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亦迁移于此。墓中亡者多轶失姓名,经各方努力,搜集到一部分,是故今将其姓名刻录于此,一为告之日本后人,有其先人长眠于此,切勿以忘之;二为展示人类至善至爱乃人性之根本;三为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故立此名录,以警世人。” 同时设立的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墙的序言:“天苍苍,野茫茫。1945年秋冬之际,日本开拓团民罹受战败之困,撤离方正,多有幼童弃落于此处,沦为遗孤,其羸弱之体难以抵饥寒露宿之势。方正父老不以其为敌国之遗后而漠然视之,而以炎黄传承之礼拯救其于水火。经年数月,含辛茹苦,胜若己出,穷己所能抚其成长,并忍生离之痛送其回扶桑故里。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是有遗孤远藤勇建立中国养父母公墓,以彰养育之恩,天地难酬之情。为其彰表养父母养育之功,尽显其不计怨恨之德,故将养父母名字刻录其上,流芳于世,以育后人。” 看得出来,这两段文字是经过精心斟酌、反复推敲组织起来的,来龙去脉、蕴含意义皆交代得很清楚。我只能从中读懂日本军国主义者蔑视民命,以及中国百姓秉性仁慈,读不出其他意思。而且只要看看,无论网络还是传统媒介,所看到那些激昂之语几乎未涉及两篇碑文,可知其无懈可击之程度。反对者只能打“外围战”,拉扯一些与名录墙真实内容之外的事情来说三道四。这也无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抒己见应该是正常的。唯具中国特色的是,讨伐者摆出站在正义制高点的架势,如鲁迅所说:“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鲁迅:《革命文学》) 读罢上述相关文字之后,我不想隐藏自己的观点:为无名公墓设置名录墙是一个人性化举措,无可非议。它并没有去颂扬那场战争,也没有纪念开拓团之设置与行为,彰显的仅仅是对生命权利的敬畏,不要说是普通团民,就算是侵略军官兵,恢复其姓名也是无可指责的。“生命数据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之障碍,对于历史,是陈腐的一页。斯大林曾对丘吉尔说:“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一千万人就是一个数据了。”堪称对“生命数据化”最经典的诠释。正因此,他才会肆无忌惮地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反人类惨剧。而社会对于“生命数据化”之默认,则导致一茬又一茬暴政与暴君不断涌现。我看过一个介绍,说是在一个阵亡美军士兵的墓碑上刻着他母亲的悼词:“对于世界,你只是一个士兵;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 -1 用户: rbe888 发表于:2011-8-15 19:30:36 支持 (6) 反对 (1) [24]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需多人都知道毛有健忘症,他在与日本访问团谈话时为了套近乎(为什么与日本人套近乎?文革后期中国穷困撩倒,迫不急待需要人家的援助,林彪事件毛的负罪感等),却忘记了自己家里在战争年代死了六个亲人,他也不怕亲人地下有灵惩罚他!也不怕地下有灵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几千万烈士惩罚他!另外这也是日本民族直至今日瞧不起中华民族的主要原因,首先毛泽东不长记性,忘记民族的苦难和牺牲,文革期间把自己的同志、几十年生死战友当敌人迫害致死,当了现代皇帝,使中华民族又处于兴亡周期律之中,是外敌入侵又成为潜在的危险,比如林彪如果叛逃成功,四人帮不被粉碎(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领导骨干的原因),一切事实都说明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八大以后,毛的不断专权,扩大至高无上的特权,给他在党和国家机构内部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破坏了党内和人民民主,也就严重的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使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积弱积贫,民不聊生。这也是新中国没有及时建立宪政民主法治制度的结果。 用户: gaohuo 发表于:2011-8-15 18:36:52 支持 (11) 反对 (0) [23]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在百度稍微搜了一下:在“李大伦”项下,尽是些“李大伦落马”、“李大伦及其情妇的腐败问题”、“李大伦曾特约余秋雨做客”、“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判决书” …这类背景文字。 本星球叫这个名字的肯定不止一位;但本星球本世纪里,以为自己 /理//大/得可以乱/伦/的主儿,怕是只有此位。 用户: 不识字 发表于:2011-8-15 17:16:57 支持 (6) 反对 (0) [22]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越来越感觉凤凰网已经被太监了。用户:chen012 发表于:2011-8-15 ” ——本文在“共识网”上,注明的作者为“李大伦”。 用户: 不识字 发表于:2011-8-15 16:48:24 支持 (2) 反对 (0) [21]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毛泽东天不怕地不怕,就喜欢说真话。他的另一句真话是: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 用户: 龙泉庄主 发表于:2011-8-15 14:12:02 支持 (27) 反对 (1) [20]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假设没有日本的侵略和张风流的兵谏,共产党可能存在吗?这是一个三岁小孩都能回答的问题,毛的感谢日本的话是真是假不是一目了然吗?任何抵赖和狡辩是徒劳的,还把人民当白痴是不是太不道德了 用户: 12-34-56 发表于:2011-8-15 13:57:42 支持 (47) 反对 (1) [19]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在那个所谓“莺歌燕舞”年代里,普通民众并非“六亿神州尽舜尧”,而是不幸和苦难不堪回首,只是由于长期的蓄意隐瞒和精心掩盖,我们对何以会有亘古所无的人间悲剧,至今还所知甚少。由于生病住院,我结识了一位当年在涪陵的农村工作组成员。据他回忆,在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头昏脑热年代,“西南王”李井泉在重庆召开西南地区三级(省、地、县)干部会议,进行“打擂比武”,要求粮食产量“敢想敢干”“放卫星”,后一个上台“放卫星”的县委书记,该县亩产必须高过前一个县,否则便是思想右倾,要挨批判。全西南各县一轮“打擂比武”下来,亩产量已瞒心昧己抬得很高了,“西南王”为了媚上邀功求赏,仍犹嫌不足,又从那第一个县开始,再进行下一轮“打擂比武”,将亩产再抬高上去。如此一轮轮逼各县平均亩产“放卫星”,直到“西南王”满意为止。接下来,便是以此逼出的“放卫星”天文数产量为基数,计算并确定向农民征购的余粮数。农民当然交不够如此“放卫星”出来的征购粮,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瞒产私分”之罪,在全国开展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最近,又看到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才更明白了1958年所谓“大丰收“后,全国竟有大饥饿的原因。毛在会上是这样说的:“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他还说:“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此后,又在1959年8月19日下命令给各省委书记,要求“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全国开展的“反瞒产运动”中,农民交不出按“放卫星”的天文数产量计算的征购粮,奉“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的圣旨,各地就动用了专政力量抢!据所见到的材料,在贵州,“反瞒产运动被省委书记李景膺创造性地称为"捉鬼拿粮运动"”。被视为“鬼”的“农民家一般都有用竹竿编成的天花板。抢粮队担心农民将粮食藏在竹竿里面,连这样的天花板都要用刀一根根劈开检查!” 经如此抄家搜查,尽管农民被迫交出了全部口粮,已经没有粮可吃了,仍未能完成征购之数!如此横征暴敛的结果,据上面那位当年农村工作组的成员讲,在饿死人名列前茅的四川,涪陵地区更是祸从“天”降的最重地区,常有人行路上,忽然饿至倒毙,而指派去掩埋者,未及掩埋前者,自己又饿毙其旁的伤心惨目情景。住院时的另一病友,部队转业成都铁路局汽车运输队的驾驶员,正是涪陵农村人,据他说,他家三代七口人,除其时在部队的他和在家的妹妹外,祖父母、父母及小弟均死于饥饿。由于人口的减少,而体衰力弱的存活者又生产积极性受挫下降,农村生产力立时骤然大降,尽管风调雨顺,地里却是庄稼不长野草疯长,不见禾苗只见野草高过人,更使灾祸重上加重。作者居涪陵乡村的一同族嫂子,曾是受过师范教育的教师,知书识礼,娴雅温良,不幸也被饥饿折磨得人性扭曲,以致虽竟至煮食了死婴,也未能够免于饿死! 用户: chenjida 发表于:2011-8-15 13:54:53 支持 (36) 反对 (0) [18]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感激的表白,配上图上喜不自禁的表情,会让多少中国人不寒而栗 用户: maomaoyu 发表于:2011-8-15 13:45:57 支持 (36) 反对 (0) [17]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1、凤凰网是太监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2、大家看看凤凰网的背景,看看刘长乐的背景就知道了; 3、这是某集团一贯的手法,花纳税人的钱在“海外”建媒体,然后对国内称是海外媒体,欺骗国内公众; 4、小骂大帮忙,这就是凤凰的本质!以小骂赢得公众信任,以一些搅水的手段来帮忙! 5、选举网不是有个资深五毛就是这样的吗,说是在巴黎,说是在欧洲时报,其实在欧洲根本没人睬,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关键的时候,冒充欧洲的意见,对国内无知百姓进行欺骗。 用户: bgws 发表于:2011-8-15 13:28:22 支持 (30) 反对 (1) [16]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因为这是毛皇帝的心里话,如果不是日本人助一臂之力,打垮国民党,毛怎么可能做皇帝,还不是要跟石达开一样,抛尸荒野! 用户: bgws 发表于:2011-8-15 13:23:30 支持 (34) 反对 (1) [15]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作者 这段话是说日本教育了中国,说不过去吧?而是分明在说,日本人打国民党,使中共有了喘息的机会,从而借着抗日之由,发展壮大自己,为从国民党那里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无论如何解释,都不能解释为日本的侵略使中国人民得到觉醒。 文字写着,还要抵赖! 用户: Darwin 发表于:2011-8-15 13:19:52 支持 (41) 反对 (0) [14]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说得真好听! 此地无银三百两! 用户: 童言无忌 发表于:2011-8-15 12:31:01 支持 (28) 反对 (0) [13]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外侵就有内乱!攘外必须安内!可惜蒋先生知道这个道理,没有坚决这样做的勇气!被美国顾问一反对就放弃了 用户: 草雍巷 发表于:2011-8-15 12:28:18 支持 (27) 反对 (0) [12]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毛 如果感激的理由这么出自肺腑,战争赔款免掉都嫌少了,没倒贴都心感自足甚至愧疚了吧! 没有日本侵略,一些人还会在山里。这倒是真的。 曾经斥责有人发国难财,看来这样的人不是绝无仅有 用户: maomaoyu 发表于:2011-8-15 12:24:25 支持 (32) 反对 (0) [11]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没准还要与“皇军”联合消灭台湾的国民党呢,那时,钓鱼岛就不会有争议了——直接签约归日本。 用户: 有话要说 发表于:2011-8-15 11:47:44 支持 (22) 反对 (0) [10]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究竟如何看待毛泽东说的“感谢日本侵略”的话,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如果联系毛泽东慷慨拒绝日本政府的战争赔款,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的。 用户: 邵益山 发表于:2011-8-15 10:56:20 支持 (41) 反对 (0) [9]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一九**年七月十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去北京,与毛泽东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 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页。)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用户: YYXUN 发表于:2011-8-15 10:46:38 支持 (47) 反对 (1) [8]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我党什么事了, 用户: stoneyin 发表于:2011-8-15 10:40:32 支持 (33) 反对 (0) [7]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对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理不清。无论是抗战时期三方面政治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关系,还是甫解放便建立“世世代代友好”的中日关系。谁能说得清?任意两国之间的民间关系非常容易理解,即通商互利。有友谊,也有龃龉;谈不上特别亲近,也谈不上特别疏远,犹如跨省隔海的远邻。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政治关系,而近代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是否有不方便告诉老百姓的东西? 用户: sppaxlc 发表于:2011-8-15 10:17:16 支持 (18) 反对 (0) [6]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共产党最想感谢的还有“张少帅”,可惜张明白过来以后,至死也不领情! 用户: 大地 发表于:2011-8-15 9:55:13 支持 (48) 反对 (0) [5]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事实就是事实.只要我们把事情剥离了神化和妖魔化就看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说实了没有日本鬼子就没有共产党.没有日本鬼子就没要新中国.宇宙的运转是六亲不认的.天体的运行是不分党派的.是没有民族的.也是没有国界的.今天的共产党员都得向小日本磕头. 用户: tx134563 发表于:2011-8-15 8:52:36 支持 (58) 反对 (0) [4]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越来越感觉凤凰网已经被太监了。 用户: chen012 发表于:2011-8-15 8:50:47 支持 (45) 反对 (1) [3]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长征之后,中共的红军主力损耗很大,被困于陕北一隅。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共来说,是一大转机。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原先“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从此,中共在抗日的大旗之下,可以在全国广大地区合法活动方便行事了,中共生存的空间得以空前的扩展,生存条件远非昔日可比,红色的种子再度抛撒各地,发芽生根,假以时日,是可以成就大气候的。 事情正是如此发展,历经八年抗日战争,国民党的实力在正面战场上被大大消耗了,而共产党的势力却在敌后广大地区得以保存壮大。时移势易,力量对比和战场态势终于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问鼎天下的时候终于来到了。 用户: wgjhbls 发表于:2011-8-15 8:40:53 支持 (54) 反对 (0) [2]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对于“感谢日本侵略”,,,不知白岩松先生会做何种深度解读? 白岩松先生对方正县施展的高超技艺也要有新滴用武之地嘛,不能专挑软柿子捏,是不? 用户: 胆小草民 发表于:2011-8-15 8:19:33 支持 (23) 反对 (0) [1]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不论毛泽东说“感谢日本侵略”是反讽、奚落还是发自内心,抗日战争给长征后处于困境的共产党以转危为安的机会,并借机在日、蒋双方兵力都很空虚的“敌后”建立根据地,既避开了蒋军的围剿,又避免了和日军主力的正面交锋,还落一个“敌后抗日”的好名声,通过与地方军阀闫锡山的“统战”,立稳了脚跟,从而大力扩展了军事力量,为以后的“夺天下”积蓄了力量,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人所共知的历史现实,毛泽东即使真的从內心“感谢”日本,也不必遮遮掩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外交文选》”的官方记载,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令人存疑。 用户: ltqf 发表于:2011-8-15 7:36:35 支持 (76) 反对 (0) 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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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校长的堕落是底线的崩溃

                                                        校长的堕落是底线的崩溃 的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跟社会上没什么两样,但往往更加不加掩饰,更加露骨,因为学生年幼,摄于老师的淫威,往往看见了,也不敢说什么。很多家长,也因为害怕自己孩子受屈,也不敢说。据我所知,很多校园里的丑事,就明目张胆地发生在课堂上。有的老师要学生送礼,就在课堂上布置下去。 永康的校长们,用自己突破底线的行为,揭开了校园腐败的一角。事件告诉我们,如果连老师的底线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的龌龊。                                                                         的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跟社会上没什么两样,但往往更加不加掩饰,更加露骨,因为学生年幼,摄于老师的淫威,往往看见了,也不敢说什么。很多家长,也因为害怕自己孩子受屈,也不敢说。据我所知,很多校园里的丑事,就明目张胆地发生在课堂上。有的老师要学生送礼,就在课堂上布置下去。 永康的校长们,用自己突破底线的行为,揭开了校园腐败的一角。事件告诉我们,如果连老师的底线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的龌龊。 张鸣 向以出菜刀闻名的浙江永康县,最近出了一个窝案。窝案的主角,是永康 的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跟社会上没什么两样,但往往更加不加掩饰,更加露骨,因为学生年幼,摄于老师的淫威,往往看见了,也不敢说什么。很多家长,也因为害怕自己孩子受屈,也不敢说。据我所知,很多校园里的丑事,就明目张胆地发生在课堂上。有的老师要学生送礼,就在课堂上布置下去。 永康的校长们,用自己突破底线的行为,揭开了校园腐败的一角。事件告诉我们,如果连老师的底线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的龌龊。 12 名中小学校长,此案连同教育局长,教育系统总共 15 习班的老师。越来越多的家长抱怨,孩子一路上学,总是没完没了地应付校长和老师的索需,逢年过节不送礼,孩子都不敢上学去。 老师,尤其是中小学老师,是教书育人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教育者。然而,我们看到,老师的失德正在以非常的速度在败坏。过去人讲,人世间什么人都可以变坏,唯独老师和医生不能。然而,恰是在这两个领域,道德败坏的现象,层出不穷。 现在的老师,其实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对他们来说,教师这个职业,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饭碗。传到授业解惑,已经是个古老的神话。干什么吃什么,做教师的,就得吃学生。管一个班,吃一个班,管一所学校,就吃一所学校。管,就意味着权力,有权,就要为自己谋福利。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样的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会给学生造成何种影响,会怎样给学生年幼的心灵,带来何等的阴影。虽然说,学校里 人涉案。其中, 11 名校长,已经判刑。校长们集体犯案,是因为做了蛀虫,一嘴拱到了学生的午餐费上。勾结供应学生午餐的不法商人,吃学生午餐费的回扣,少则吃 10% 。多则吃掉 20% 校长的堕落是底线的崩溃 张鸣 向以出菜刀闻名的浙江永康县,最近出了一个窝案。窝案的主角,是永康12名中小学校长,此案连同教育局长,教育系统总共15人涉案。其中,11名校长,已经判刑。校长们集体犯案,是因为做了蛀虫,一嘴拱到了学生的午餐费上。勾结供应学生午餐的不法商人,吃学生午餐费的回扣,少则吃10%。多则吃掉20%。学生对低劣的午餐的抱怨,居然成了校长们进一步勒取回扣的借口,结果,羊毛出在羊身上,学生午餐越来越次,最终激怒了学生家长,纷纷告状,这才东窗事发。 校长也是老师,做老师的坑学生,连午餐费都不放过,宁可看到学生营养不良,也要把自己的荷包装满。这样的老师,还是老师吗?然而,这些年来,这样的老师,居然越出越多。从前,见过有在学生校服上打主意的校长,有私藏巨额小金库的校长,也有上课不好好讲,下课办补 。学生对低劣的午餐的抱怨,居然成了校长们进一步勒取回扣的借口,结果,羊毛出在羊身上,学生午餐越来越次,最终激怒了学生家长,纷纷告状,这才东窗事发。 校长也是老师,做老师的坑学生,连午餐费都不放过,宁可看到学生营养不良,也要把自己的荷包装满。这样的老师,还是老师吗?然而,这些年来,这样的老师,居然越出越多。从前,见过有在学生校服上打主意的校长,有私藏巨额小金库的校长,也有上课不好好讲,下课办补习班的老师。越来越多的家长抱怨,孩子一路上学,总是没完没了地应付校长和老师的索需,逢年过节不送礼,孩子都不敢上学去。 的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跟社会上没什么两样,但往往更加不加掩饰,更加露骨,因为学生年幼,摄于老师的淫威,往往看见了,也不敢说什么。很多家长,也因为害怕自己孩子受屈,也不敢说。据我所知,很多校园里的丑事,就明目张胆地发生在课堂上。有的老师要学生送礼,就在课堂上布置下去。 永康的校长们,用自己突破底线的行为,揭开了校园腐败的一角。事件告诉我们,如果连老师的底线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的龌龊。 老师,尤其是中小学老师,是教书育人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教育者。然而,我们看到,老师的失德正在以非常的速度在败坏。过去人讲,人世间什么人都可以变坏,唯独老师和医生不能。然而,恰是在这两个领域,道德败坏的现象,层出不穷。 校长的堕落是底线的崩溃 张鸣 向以出菜刀闻名的浙江永康县,最近出了一个窝案。窝案的主角,是永康12名中小学校长,此案连同教育局长,教育系统总共15人涉案。其中,11名校长,已经判刑。校长们集体犯案,是因为做了蛀虫,一嘴拱到了学生的午餐费上。勾结供应学生午餐的不法商人,吃学生午餐费的回扣,少则吃10%。多则吃掉20%。学生对低劣的午餐的抱怨,居然成了校长们进一步勒取回扣的借口,结果,羊毛出在羊身上,学生午餐越来越次,最终激怒了学生家长,纷纷告状,这才东窗事发。 校长也是老师,做老师的坑学生,连午餐费都不放过,宁可看到学生营养不良,也要把自己的荷包装满。这样的老师,还是老师吗?然而,这些年来,这样的老师,居然越出越多。从前,见过有在学生校服上打主意的校长,有私藏巨额小金库的校长,也有上课不好好讲,下课办补 现在的老师,其实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对他们来说,教师这个职业,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饭碗。传到授业解惑,已经是个古老的神话。干什么吃什么,做教师的,就得吃学生。管一个班,吃一个班,管一所学校,就吃一所学校。管,就意味着权力,有权,就要为自己谋福利。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样的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会给学生造成何种影响,会怎样给学生年幼的心灵,带来何等的阴影。虽然说,学校里的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跟社会上没什么两样,但往往更加不加掩饰,更加露骨,因为学生年幼,摄于老师的淫威,往往看见了,也不敢说什么。很多家长,也因为害怕自己孩子受屈,也不敢说。据我所知,很多校园里的丑事,就明目张胆地发生在课堂上。有的老师要学生送礼,就在课堂上布置下去。 永康的校长们,用自己突破底线的行为,揭开了校园腐败的一角。事件告诉我们,如果连老师的底线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的龌龊。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rwg.html ) – 校长的堕落是底线的崩溃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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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铁轨之上,国有殇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次铁路事故,人的因素是绝对的罪魁祸首,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事故原因,我们记录这段铁路殇史,是希冀铁路主政者铭记冤魂、敬重生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88年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旅客列车运行到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站间,发生颠覆事故 1997年4月29日,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列车经过京广线岳阳县荣家湾火车站时,与停在4车道的818次客车追尾相撞,造成58人死亡,290多人受伤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实习记者 何赟 发自北京 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温州。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近40人遇难身亡,约200人受伤,以“和谐”号命名的动车组及其背后的铁道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拷问、责骂甚至咆哮。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次铁路事故,人的因素是绝对的罪魁祸首,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事故原因。早在2002年,曾任铁道部安全监察司重要职务的吕正清就总结过: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到64.6%。 我们记录这段铁路殇史,是希冀铁路主政者铭记冤魂、敬重生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建国初到“文革”:从稳定到混乱 中国铁路系统的框架在1949年以前就奠定了基础。在战火硝烟中,铁路系统功用受损严重,因此建国后,这方面的重要工作便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抢修既有线路。至1950年代初期,中国铁路逐渐复苏,也日渐面临严峻挑战:设备陈旧、职工素质不高、规章制度丧失,这直接导致运输秩序的混乱、行车事故发生频率较高。 1950年1月23日,津浦线花旗营车站发生列车正面冲突,死伤62人,这是新中国第一起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与现今庞大而冗杂的铁路系统相比,那是一切都等待规整的时代,灾难性的事故成为制度革新的催化剂。此次事故后,铁道部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设备运用、质量检修专门制定了相关执行规则,对行车安全亦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一系列的人员培训、考核机制出台,旨在提高人员素质。安全形势就此得以好转,重大、大事故由1952的332件,减少到1957年的200件。彼时,正值实施首个“五年计划”,铁路建设步伐加快,尤其是运量和行车密度大幅增长。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走向高潮,也将刚刚起步的铁路安全标准机制推向荒芜。“大炼钢铁”与“超英赶美”的狂热蔓延到铁路系统,超载运输、超负荷运输、超既定密度运输成为常态。资料显示,1960年的特大、大行车事故比1957年增加近3倍。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管理的混乱。事故频发的年代里,完整细致的案例卷宗甚至成为奢想。铁路部门随后又发动了极富时代特点的群众性运动——“安全正点、四爱(爱车、爱路、爱设备、爱货物)立功”,以运动代替整改,口号冲天。 半个世纪后,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跃进”,刘志军的高铁计划终于让中国在5年内真正实现了“超英赶美”,可“运动便会流血”的预言似乎并未改变。 “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铁路成为红卫兵们狂欢的舞台。全国人民大串联,激昂的群众扒上火车就去远方寻找“同志”。在运动化的喧嚣中,铁路建设基本没有推进,铁路职工反倒也成为了运动的一分子。混乱的行车管理、惊人的超载量、和全国失控的社会状态,不可避免地制造了1969年铁路特大大事故达964件之巨的惨痛局面。动荡的10年,悲剧接连不止。 动荡过后,惨烈并不随之戛然而止。 1978年12月16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杨庄事故”,让上百位旅客魂断中原。那是一列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列车,在陇海线杨庄车站内与西安开往徐州的368次拦腰相撞,死亡人数达到106人,重伤47人,客车报废3辆。这是建国以来死伤人数最多、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列车事故,也是中国铁路在“文革”结束后为这10年混乱支付的最昂贵的一笔账单。最终,该事故的责任人被认定是两位打瞌睡的司机和调度员。真相几何,不得而知。铁路系统独有的森严司法系统只能让普通百姓远观这个铁轨上的密闭王国。 如今,在距离杨庄车站不足200米处的铁路北沿,一块青石砌成的纪念碑掩映在松林间,上面镌刻着“沉悼念1978年12月16日杨庄事故遇难旅客”。每年前往祭奠的,除了死者家属外,再无其他。不断提速的中国列车从距离纪念碑不远处的铁轨上飞驰而过。 80年代:安检缺失、热情高涨 1980年代,改革开放闸门开启,列车成为重新燃起的“中国梦”的缩影与见证。在燥热缓慢的车厢中,动辄几天的旅途隐藏着种种趣味,或者危险;几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在此上演,其中不乏惨剧。 80年代早期,中国铁路接连发生多起车厢着火或爆炸的安全事故。彼时,登车安检无从谈起,危险物品的携带成为最大安全隐患。1984年5月14日,济宁开往三棵树的117次旅客列车在深山线房家和大红旗间,因旅客吸烟引起列车火灾,造成6人死亡。这是数十起类似事件中的一起,其他甚至还包括了故意携带炸药上车。拥挤的车厢,埋藏着不安。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间,由于列车颠覆,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62人、轻伤140人。该事故也是外籍旅客伤亡最多的事故,造成日本旅客死亡27人、重伤9人、轻伤28人,其中除一名教师外,都是16岁以下的中学生。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不久,丁关根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再次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革”后尚未稳定的80年代,中国铁路缓慢发展。人均拥有铁路长度持续增长,铁路覆盖面更加广泛。尽管事故时有发生,但出行的方便和较为稳定的秩序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需求。 当时火车跑得的确不快,与现今动辄打破世界纪录的和谐号高铁不可同日而语。可绿皮车低廉的票价和远方的想象,却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背井离乡,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90年代:“铁老大”初现 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狂飙突进,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东部及沿海开放城市与内陆地区的鸿沟愈发明显,一场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迁徙浪潮席卷全国。价格低廉、运能优势明显的火车成为实现迁徙的最重要载体。蜿蜒的铁轨,隆隆的列车,寄托着彼时无数国人对机会的渴求和对财富的向往。 中国铁路运输供求矛盾开始激化。“春运”成为举国关注的话题,“一票难求”成为媒体长期使用并长期有效的描述语言;“铁老大”成为人们对规模巨大、政企不分、半军事化管理的威权机关充满怨愤与无奈的嘲讽。与此同时,铁路运输的安全状况亦呈现出不稳定趋势,那段时间,铁路部门官方工作报告的原话为“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 1990年7月27日8点,2523次货物列车与848次货物列车,在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梅集线通沟至干沟间发生正面冲突,造成2523次机车l、2、15、19位车辆脱轨,16、17、18位车辆颠覆;848次重联机车颠覆,机次1位车辆脱轨,报废机车4台,货车报废1辆;机车乘务员9人死亡,重伤3人,中断正线行车达25小时15分。 一年后的6月13日,由北京开往苏州的109次客列车,运行至津浦线新马桥至曹老集间,与前行的1329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109次列车副司机当场死亡,列车乘务员和旅客28人受伤,中断行车超过18个小时。灾难仅仅过去两个月,8月18日,由武昌开往广州的247次列车运行至京广线大瑶山隧洞时,因列车人员误判前方发生火灾而拉阀停车,旅客纷纷下车和跳车,正遇邻线通过列车,造成数十名旅客伤亡。 那段时期,中国铁路几乎年年有大灾。1992年3月21日,211次旅客列车在浙赣线五里墩车站冒进、冒出信号,与进站的1310次货车相撞,造成旅客死亡15人、重伤25人、中断行车35小时。而1993年,铁路又发生两起特大运输事故:4月13日凌晨,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分局富拉尔基车站在调度车辆作业中,机车车辆冲出牵出线土档,将原信号楼突出部分刮倒,造成在室内休息的8名职工5人死亡、3人受伤的重大伤亡事故。3个月后的7月10日,北京开往成都的163次旅客列车,运行至京广线新乡南场至七里营间,又与前行的2011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乘务员32人死亡、7人重伤、4人轻伤;旅客8人死亡、2人重伤、35人轻伤,中断京广线正线行车超过11个小时。 事故频发,民怨迭起。为此,时任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韩杼滨在1994年提出,用长达一年的时间“严肃整顿干部作风、严肃整顿职工劳动纪律和作业纪律,严肃整顿规章制度,严肃整顿班组管理,努力提高设备质量”。次年,铁道部又向全路印发了《关于围歼旅客列车事故和实施意见》(简称24条),制定了京沪、京广、京哈、陇海等十大干线建设安全标准线的实施方案。到1996年,中国铁路全路行车重大、大事故降至10件,事故率为0.006件,创下了20世纪中国铁路安全行车的历史最好水平。 90年代末:故意破坏造成重大事故 好景并不长。1997年4月29日,荣家湾事故的发生,成为继杨庄事故以来,中国铁路最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一场灾难,126条生命魂断铁轨。目击者在事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描述:“彼时的湖南岳阳荣家湾车站,血流成河”。 这是一列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行至京广线荣家湾时,与停在该站由长沙开往茶岭的818次旅客列车追尾相撞,324次列车机后1至9位全部颠覆,10至11位脱轨;818次列车机后15至17位颠覆。 324次列车全列编组共17辆,由司机李建文、副司机陈勇和长沙列车段运转车长谭列军担任值乘,郑州客运段执行客运乘务。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工区信号工郝任重当日在12号道岔电缆盒整理配线作业时,瞒过车站值班员,将12号道岔XB变压器箱内1号端子电缆线甩开,致使12号道岔在反位时不向定位转动;又擅自使用二极管封连线,将l、3号端子封连,造成12号道岔定位假表示,破坏了12号道岔与Ⅱ道通过信号的联锁关系。 列车10点42分通过黄秀桥车站后,荣家湾车站值班员曾海泉旋即要求信号员李满娟办理324次列车Ⅱ道出站信号。这时,李建文见进站信号绿灯亮起,便径直将列车驶入站内。行至12号道岔处时,李猛然发现进路不对,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已回天无力。这是中国铁路运输历史上罕见的,在生产过程中故意破坏、违章作业造成的责任事故。 4个月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处郝任重无期徒刑,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维修工区区长吴荣忠有期徒刑15年。 一年后,毕业于莫斯科铁道学院铁道电气化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傅志寰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他是继丁关根之后,第二位技术背景出身的铁道部最高领导,并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运输科学院院士。此前,中国的铁路首长多为军队出身,带有浓烈的作战指挥色彩。 傅志寰主政铁道部后,当年12月下发《关于全路运输安全“强基达标”的意见》。《意见》对行车主要设备质量、行车主要工种人员责任提出了量化的具体标准。但是,盖着大印的红头文件并不足以庇佑苍生。意见出台半年后,武昌开往湛江的461次旅客列车,运行至衡阳北和衡阳车站间即发生脱轨,造成9名旅客死亡。舆论一片哗然。 资料显示,傅志寰任上共发生过两起重大运输事故,是历届铁道部长中经历事故最少的一位。他直接处理的另一起事故发生在2001年4月20日清晨,由北京发往齐齐哈尔市的K47次特快列车在黑龙江省安达市车站内发生颠覆,导致两人死亡。 人祸的顽症 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吕长清曾在铁道部安全监察司任职,他与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的李文耀共同合作研究过2002年以前中国铁路运输事故问题。吕长清分析认为,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64.6%,其中又以工务、机务部门最多,两者合占59.6%,设备原因占9.2%,自然灾害占13.8%,社会治安等因素占12.3%。“五十多年来,对铁路形象损害大、社会影响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并且其损失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加大。在历史上,对铁路、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其原因几乎全是违章违纪所致,这是几十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尚未有高铁投入运营的时代,吕正清和他的同事便已公开发出了这样的感慨:“1964年10月,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投入运营,标志着铁路高速列车技术的突破,翻开了世界铁路史的新篇章。令人称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干线’的里程在不断延伸,速度也有所提高,但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高速列车运行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为零,正点率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当然,这与日本铁路员工的遵章守纪也是紧密相连的。” 对日本新干线褒扬的声音发出不到一年,引领中国高铁时代的人物便粉墨登台。而中国铁路亦驶入一段多事之秋,影响至今。 21世纪:刘志军时代的“大跃进” 2003年,普通养路工人出身的刘志军爬上了他权力人生的顶峰,成为可以在200万人之众的铁道王国里呼风唤雨的一部之长。刘志军任上,中国实施了第五次和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以“和谐”命名的动车组列车和主要城市间夕发朝至的直达列车开始运营,青藏铁路的建成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他提出了著名的“铁路跨越式发展”思路,高铁进入实质性建设和运营阶段,最高时速达350公里的世界纪录列车开跑中国,他因此成为建国以来最具建设政绩的铁道部长,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同时,他也让中国重回铁路事故频发的时代,铁道部成为众矢之的,公信力和美誉度降至历史最低谷。死伤严重的胶济铁路事故,让有关“部长引咎辞职”的呼声甚嚣尘上。 刘志军在部长任上遇到的首起事故发生在2005年7月31日晚上8点。西安开往长春的K127次旅客列车,在长春至大连的长大线新城子至新台子间与一列货物列车发生追尾,6名乘客死亡,30人受伤。次年4月11日,青岛开往广州东的T159次列车,行至广铁集团管内京九下行线林寨站至东水站间,在信号故障情况下,司机个人认为防护区间没有列车,盲目开行,最终与正在停靠的武昌开往汕头的1017次列车相撞,两位铁路职工当场死亡,18位旅客受重伤,1017次列车最后4节车厢随即脱轨。彼时,T159次副司机正在睡觉,而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故障发生情况下必须双司机值乘。 刘志军时代,铁路大事故发生周期由一年缩短至半年。1017次列车事故余音未绝,2007年2月28日凌晨,由乌鲁木齐开往阿克苏的5807次列车再爆惨剧。这趟列车行至南疆铁路珍珠泉至红山渠站间,因瞬间大风造成该次列车车辆脱轨、3名旅客死亡、34人受伤。 而众怒到达极致的两起事故,均发生在胶济铁路。2008年1月23日晚上8点48分,北京开往青岛四方的动车组D59次列车运行至胶济线安丘至昌邑间时,发生重大路外交通事故,造成18人死亡,9人受伤。这是中国首起动车组列车重大事故。 胶济铁路已有百年历史,由德国殖民者在山东省境内强行建造,并由此爆发“巨野教案”。事实上,在2007至2009年间,该路段共发生重大事故多达5起,频率之高、状况之严重、影响之恶劣,为中国铁路历史上所罕见。其中以2008年的“4·28”特别重大列车相撞事件最为惨烈。 是日凌晨4时41分,T195次北京至青岛四方的列车与5034次烟台至徐州的列车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附近路段相撞。事故造成72人死亡、近500人受伤,其中重伤51人。7分钟后,济南铁路局颁布紧急救援命令。这起事故的伤亡人数,为建国以来铁路交通事故中最多,死亡人数也是近10年来所未有。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次日宣布,这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表示:“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事发列车T195次严重超速,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路段,实际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31公里。”而事故调查组副组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直接表态:“这本是一起不应该发生的责任事故。” 铁道部随后以电报形式向全路通报了事故经过和具体原因。据电报表述:“济南局对施工文件、调度命令管理混乱,用文件代替临时限速命令极不严肃。济南局《关于实行胶济线施工调整列车运行图的通知》,即154号文件,23日印发,距实施的时间28日0时仅有4天。如此重要的文件,却在局网上发布,对外局及相关单位以普通信件的方式由列车传递,而且把北京机务段作为了抄送单位。文件发布后在没有确认有关单位是否接到的情况下,4月26日又发布了4158号调度命令,取消了多处限速命令,其中包括王村至周村东间便线限速的4240号调度命令(154号文件对该地段限速80km/h的条件并未取消),导致各相关单位在没有收到154号文件的情况下,根据4158号命令,盲目修改了运行监控器数据,取消了限速条件。”这份致命的154号文件当时是以车递平信的方式发送,惨剧发生后,该文件仍不知所踪。 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铁道部就地免职,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耿志修、铁道部总工会副主席徐长安分别提任济南铁路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因这起事故变动职务级别最高的官员是时任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他于汶川地震后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一年后改任上海铁路局局长,2010年5月又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这次甬温特大动车脱轨事故后,他再次被调至上海铁路局任局长。 事故发生后,第一调查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超过80%的民众认为:铁道部长刘志军应就胶济铁路事故引咎辞职。“部长下台”的中国民意还被外国网友转发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私人博客上,王就此回复“这位外国朋友,您有点偏激”。针对网民“铁道部应为处理胶济铁路事故打几分”的问题,王勇平说“功过自有评说”。 一年后,国务院给予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记大过处分,给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记过处分。处分决定下达仅一个月,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长沙开往深圳的K9017次列车在郴州站与刚启动出站的K9063次铜仁到深圳西方向客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造成3人死亡、六十余人受伤。 今年春节刚过,正凭借世界第一的高铁政绩疾驶在仕途上的刘志军突然“脱轨”,他因严重经济问题被免去党政职务。两个月后,新任部长盛光祖宣布:中国高铁降速。 而就在铁道部以京沪高铁全面建成通车,各项水准“领先世界”的奇迹向执政党建党90周年献礼后不久,“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 此刻,盛光祖和铁道部要做的,恐怕不是一句道歉那么简单。 (实习记者刘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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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资深流寇”易中天

文_ 特约记者 河西 上海报道 眼睛里有血丝,后颈处隐隐作痛,访谈到后半段,易中天摸起了后颈:“首发式去了北京之后我开始疼,而且上午不疼,下午开始疼,疼到晚上失眠。” 首发式指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易中天文集》,这套文集,洋洋16卷,集中收录了易中天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总计四百多万字。首发式很热闹,茅于轼、秦晖、资中筠、吴思等众多领域明星级学者到场祝贺,引起更大动静的恐怕是他在文集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话:“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更引出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一番躁动,竟群起而攻之。 是不是太累了呢?自从在《百家讲坛》品三国之后,易中天声名大噪。他说他的基本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不可否认,邀约不断,总有一些会是他必须要参加的,总有一些让他反感的人和事让他不得不站出来说一些话—真话。 从“另类学人”到“公众人物” 靠品三国成名,可是他对《三国演义》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这篇谈《三国演义》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批评《三国演义》中的忠义和权谋,正是这些在易中天看来有害的思想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他一再强调改编历史剧要有现代意识,这次到上海,参加上海京剧院《成败萧何》颁奖晚会,也是因为这部新戏让他看到了编剧在这方面的用心:“《成败萧何》改编得不错,历史剧一定要有现代意识,这个现代意识也不是说让古人说现代话,也不是说要让古人有现代意识,而是编剧要有现代意识,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可是很多新编古装历史剧大家也不接受啊。”记者反问。 易中天答:“是啊,就是因为它没有现代意识,动不动就让古人说今天的话,他以为这就是现代意识,他以为而已。现代意识应该是幕后的,编剧的。这部京剧其实和史实差别很大。他们改了,但是改得很合理,我很欣赏这样的新编历史剧。” 历史,也在他的身上流走。19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他,差不多也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新疆、武汉到厦门,也许正因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才有这样敏锐的认识。 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的人生转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流寇路线图”:“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流寇,就是声东击西游击战术,你看十六卷文集中,不仅玩转历史,诗歌、小说、时评也是拿得起放得下,“杂家”,这是易中天对自己的定位。 易中天的人缘 杂,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从《易中天文集》首发式上捧场的各界名人看出来。在学界,易中天的人缘,确实不错。其中有的,是多年的至交,比如残雪的哥哥、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 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邓晓芒就和易中天是死党,邓晓芒说:“我跟易中天在武大,本来就属于一个圈子,武大研究生和周围像华中师范大学几个学校的研究生经常在一起讨论美学问题,那个时候叫湖北省青年文学协会,开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讨论。在理论上讨论最多的就是跟易中天。” 邓晓芒在哲学方面一有了什么心得,第一个拿去交流的,必是死党易中天,他们还合作过一本书:《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是邓晓芒,可见关系之铁。还有些人,则是老师辈的,在老师面前,易中天从不失了礼数。老师对于这位学生,似乎也照顾有加。 这一次到北京出席文集首发式,他给茅于轼发了条短信,说要去拜访他老人家。茅于轼回短信说:“我也可以去看你。” 易中天不答应:“天底下哪有先生看学生的道理,当然是学生拜见先生。” 茅于轼说:“我主要怕你在北京不认识路。因为你不是北京人。” 这让易中天非常感动,才有之后在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言论出现。 张鸣对于易中天为什么人缘这么好有点奇怪:“我特别纳闷,易老师是资深流寇,而且最近学术也是经常来个乱串,串了很多门,现在越变越坏,变反动,跟我差不多。我是属于有底线的反对派。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据说领导对他很好,他还能上中央电视台,而且学校对他非常好。为什么我成了大学公敌,我很不愤。易老师,你能不能解答一下,要不然我睡不着觉。” 易中天也就坦然回答他,结果一语道破天机:“我跟你的区别是,你公开发帖子骂院长,我不骂,我不但不骂,还把院长请来念贺词。” 人红是非多,易中天毫无疑问也是颇有些争议性的人物。这不,刚刚又因为在“倪萍事件”中说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而引发口诛笔伐。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倒不是她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断章取义之后,又有几个人去看易中天的原文、理解他的原意呢? 他就是一性情中人,憋不住。每周必看《南方周末》,一看到让他火大的事件忍不住就要来发表言论,久而久之,也集成一本集子(收入文集中第16卷,是为《公民中天》)。书生傻气,公民心事,易中天可不是个躲在书斋成一统的知识分子。 易中天在厦门明发新城。摄影_李华 南都周刊专访易中天 我是特别聪明的人,我受不了弱智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在新疆一待就是13年,你对新疆的生活曾说过一句话:“在那个曾经被诗意描述过的地方,我明白了生活不是诗。”当时在军垦农场开垦时是怎么样的状况? 易中天:非常艰难,想象不到的艰难。在有段时间,一年只有两天可以吃到肉和细粮,也就是国庆节和春节。当时,包括乌鲁木齐,都没有酱油卖,也没有菜吃。可是我记得“文革”中有一次,从内地调了一列车大白菜来,却因为没有人卸,结果全部烂在那里,那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当时上海知青,从上海探亲回来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呢?酱油膏,也就是固体酱油。直接带酱油不划算啊,固体酱油可以切一小块兑水。一块酱油膏是不得了的礼物,可以贿赂很多人。连酱油都没有,你可想而知荒唐到什么程度。非常之苦,而且你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 南都周刊: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吧? 易中天:长身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长身体的时候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我每天干很重的体力活,又吃不饱。 南都周刊:后来进入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中学老师,也是想要摆脱这样的处境? 易中天:对,那是1975年,新疆建设兵团解散了,地方上来招人。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所以顺利录取了。 南都周刊:在学校里你的工资最低? 易中天:工资最低是因为我学历最低嘛,学校还是按照学历、哪一年毕业、工龄啊等等来定级别工资。那时候是拿级别工资,我们新去的人当然只能拿最低,现在的单位,你新来的还不是拿最低的,一样的。我当时的工资50多元。我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到了学校里有细粮吃,因为进了学校你是城市户口,不是农场户口。户口不一样,性质改变,待遇也改变了。 南都周刊:1978年,你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不是本科生也能直接考研究生吗? 易中天:可以直接考,同等学历就可以。考研究生主要还是觉得学历低,工资低,所以就考了。我中学在武汉读的,所以考武汉大学。 南都周刊:在武大三年,和邓晓芒他们经常讨论哲学和美学问题? 易中天:对,小圈子10个人左右吧,也没有定期交流,我们就住在同一幢楼里,很方便,随时都可以串过去。当时人少,78、79两届的研究生住在同一幢楼里,人数本来就少,待遇不高,4个人一个房间,本科生当时8个人一个房间,研究生已经比本科生好一些了。本科生在学生食堂吃饭,我们可以到教工食堂吃饭,还有本科生到图书馆借书要填单,你借一本书,填一个单子,图书管理员给你拿书。研究生可以入库。我比他们更好的一点是我带薪读研,工资照发,比我大学里的老师都高,因为有地区差,新疆有边疆补贴。我还不是工资最高的,最高的是部队的。我记得化学系有一个团职干部,工资有70多元,那在当时绝对是高薪了,相当于副教授的工资。我的钱一是花在买书上,然后是吃饭和探亲。而且我当时已经有孩子了,养孩子也是一大笔开销。 南都周刊:研究生留校在当时应该也不算稀奇,为什么会惊动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本来要回新疆? 易中天:当时不像现在双向选择,当时要下文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后来留校后怎么会评不上副教授? 易中天:这个说来话长,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老的院系遗留很多历史问题,有很多老讲师到了退休年龄了,你不让他们先评上? 《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太坏了 南都周刊:到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其中大量加入了时下流行语,什么帅哥、美眉、卡拉OK,你在厦门大学讲课也是这样幽默的吗?是不是也经常上网? 易中天:我不上网,听来的,我不上网,短信还是收的。短信也是个渠道嘛,另外出差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看当天的报纸,和朋友聊天的时间也很多。并不一定要上网才能知道这些词。 南都周刊:拍新《三国》的时候,据说导演曾经三顾茅庐请你出演王朗? 易中天:编出来的谣言,绝无此事。这完全是有人故意编出来的,我猜得出来是谁。也没有去现场指导。我当时和新《三国》总制片人杨晓民是有约定的,他们的剧本初稿写好以后,我是去和他们讨论过,和总制片人杨晓民、总编剧朱苏进,当时的总导演是陈家林一起开了一个会,请我看了剧本,我的观点非常的鲜明,就是坚决反对改编《三国演义》。 南都周刊:为什么? 易中天:无论以什么方式,电影、电视、戏剧,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反对改编《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不能改编!你改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我都不反对,我就反对改编《三国演义》!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 的“性之病”》,谈得非常清楚。《三国演义》有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是我对《三国演义》的定义。你可以写三国这段历史,但是不能改编《三国演义》。 所以朱苏进他们也提出来“整容不变性”,他也知道不行,因为《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是太坏了,他们也知道照搬是不行的。他们想调,但是调不过来,都是骨子里的东西。于是,我和杨晓民约法四章:第一,不支持;第二,不反对;第三,不参与,第四,不评论。我不反对,只是不公开反对,你搞你的,我不在你搞的过程中公开反对。“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不评论”,已经是朋友之间,很够意思了。我不赞成你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掺和到他们中间去呢? 南都周刊:其他的古典名著都可以? 易中天:其他的好一些,《水浒传》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水浒传》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可以调整,《水浒传》中比较难处理是潘金莲的几回,杨雄、潘巧云之类的还稍微好办一点,可以回避一下,潘金莲无法回避。 《三国演义》一样,我觉得要拍“三国”,就要回到《三国志》,要陈寿,不要罗贯中。这不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学的问题,文学要看什么文学,明明是个有毒的东西你还在那改编啊?嗜毒啊?爱读《三国演义》就是吸毒。它传播的思想阻碍中国进步。有了现代意识之后,就会对《三国演义》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反感,但凡有现代意识的读者,看到《三国演义》估计都会反感。 南都周刊: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吗? 易中天:我肯定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所以我受不了弱智。 南都周刊:《百家讲坛》走红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易中天:基本生活没有变化,还是吃家常菜,自己洗衣服。 “我是杂而不家” 南都周刊:这次出版16卷的文集,是不是觉得可以将自己之前的作品作一个总结了? 易中天:对啊,稍微告一段落吧。出文集的想法很早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实际上在2006年就想做了,2007年我刚好60岁,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忙这个事,2008年才出了两卷本,所以这事就耽误下来了,因为这么多文字,还有一个编辑整理的过程。 南都周刊:这次的《易中天文集》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来捧场,都是你很好的朋友吗?是否说明你的人缘很好? 易中天:人缘,还可以吧。请的也不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几个好朋友因为特殊情况没有来,韩寒因为在珠海赛车,李承鹏因为当天晚上在成都电视台有直播,歌唱家王宏伟在太原演出,吴敬琏吴老在上海中欧商学院给MBA上课,原本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刘德培院士,也有事,只有姜文,他说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南都周刊:这次的文集,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是个杂家? 易中天:对呀,所以我发布会来的嘉宾也是各个领域的。我呢,杂而不家吧。在我看来,做研究没有一定之规,有的人就喜欢在某一个领域钻研,做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在各个领域串串门。我觉得有两种学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一种为人生而学术。为人生而学术中的“人生”,我指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大家的人生,一个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该是谋生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它本不该是谋生手段,它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原本就是一种不幸。如果再自己画地为牢,把自己框死了,那更加不幸。我也不为别的,为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吧。 南都周刊:你反击乌有之乡的言论,说:“谁对茅于轼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你对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对你和茅于轼的攻击怎么看? 易中天:实话告诉你,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网站。这话估计又要惹得他们生气了,实际上我不仅连他们的网站不看,所有的网站我都不看。我根本就不上网浏览网页。我上网只做几件事,一是收发邮件,二是打理我自己的博客,博客下面的留言我也不看,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看。我听说茅老去演讲的时候,有人去砸场子,只知道这么件事,也不清楚是不是乌有之乡的人做的。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对吧。 我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立场无所谓,我不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一个人持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只要你发自内心的,都值得敬重。我主张中庸,但是你选择左和右,也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很真实的,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另外呢,不管你是左中右,如果你是学术界的人,你要尊重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准则。我提出三个尊重。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尊重逻辑,三是尊重对手,你至少要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你不尊重对手,歪曲对方的观点,甚至诬陷和辱骂,我当然看不下去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他们的做法太说不过去了? 易中天:对啊,完全断章取义嘛,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汉奸呢? 守住底线,别唱高调 南都周刊:你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公民心事》,属于“公民中天”,你觉得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易中天:就看你怎么定义“公民社会”,我定义的“公民社会”,和很多人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很多人说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民间团体,我说的“公民社会”就是马克思说的“市民社会”,也就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臣民社会”。公民和臣民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能还是谁统治谁、谁依附谁的关系。 南都周刊:你也发表过很多时事评论,你觉得一个学者应该要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 易中天:这不是我的观念,媒体老说“应该”,“能不能”,我不喜欢用“应该”这个词。没有什么“应该”。谁“应该”?老有人问我,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我说没有应该,爱干吗干吗去。我说得很清楚,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他可以坚守学者的身份,两耳不闻窗外事,都可以,没有“应该”。只有“不应该”。我只说哪些事情“不应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最大不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学校到媒体,都在讲“应该”。你看领导人的报告:“你们要……”要什么?我这里只有不要,我这里没有高标,只有底线。 南都周刊:那你认为哪些“不可以”做? 易中天: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拿学术来说,最起码的,不应该剽窃,你可以不创新,但是你不能胡说,不能抄袭。不能说“你应该创新”,这是害人的说法。又拿媒体来说,不能做假新闻,媒体人也只能有了新闻你才做报道,你不能制造新闻对不对?也没有“应该”。哪来“应该”,只有“不该”。会计不能做假账,科学家不能做假数据,宁肯没有发明或发现,宁肯出不来成果,也不能造假。要是要求他们“应该”出成果,出不来怎么办?只好造假。所以我一再提倡的就是全社会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就天下太平,守住底线就和谐社会,不要唱高调。人与人交往至少不能出卖朋友吧。 南都周刊:“文革”中这种事情多得很。 易中天:“文革”中哪有底线,“文革”中只有高调么,“文革”就因为老唱高调所以一塌糊涂。你怎么能要求人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是高调。 南都周刊:就是“应该”? 易中天:对,就是“应该”,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只好造假。而且毫不利己也不见得专门利人,有的人毫不利己却专门害人,就是我说的“两袖清风,十恶不赦”。 南都周刊:这也不能说是个人的品质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体制造就了这样的人。 易中天:文化的问题,喜欢唱高调的文化。那么底线在何处呢?所以损人利己是不行的,损人不利己更不行。损人利己是缺德,损人不利己是愚蠢。损人不利己不是道德问题,是智力问题。利己不损人就可以了。我想上海人大概比较能接受我的观点,上海人的人际关系划得比较清楚,所以北方人老是瞧不起上海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是我就比较赞赏上海人,上海人“清爽”,两家都“搞清爽”,你维护你的利益,我维护我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要维护,并且想到别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因此我不能损害别人。每个人都把自己门前雪扫干净,在此基础上再提倡互相帮助。利己不损人是条底线,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可以利人利己,又上一台阶。利人利己不是境界高,是聪明。尤其是通过利人来利己,比如说通过提供优质的商品或服务来换取利润。现代企业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双赢,除了道德问题,还有一个智力问题。 南都周刊:“文革”中的左派,他们损人不利己,觉得自己道德高尚? 易中天:对。而且我们的教育也有问题,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从老师到学生都要唱高调。也就是周立波说的,每逢3月5日学雷锋,全上海的小学生都到马路上去扶老奶奶过马路。抛开周立波的笑谈不讲,这样的做好事也只有那么一天,老搞这些有什么意思?中国教育很坏。客气点说叫“毁人不倦”,还有不客气的,就不说了。最大的毁坏就是使得学生不会思维,根本不会思维,不会想问题,你说这样的教育还行吗?一个民族不会思考到最后只能任人宰割。 南都周刊:现在还是厦门大学的教授,你在大学里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唱高调”为主? 易中天: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学校的工作一律不介入。 南都周刊:在中国,既然教育有问题,那么只能靠个人的自觉? 易中天:要有更多的人来讲。只能逮住机会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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