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作者： 張鐵志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人大教授张鸣来台参访一个月后，跟我说他去台北市议会看到议员的表现非常失望；但另方面他拜访各个NGO，却感受到台湾公民社会的活力。 他的准確观察正是台湾民主二十多来的病徵：人民有了各种民主权利、公民社会团体十分活跃，但是民主治理的品质却非常差。任何人去看立法院审理法案都会对这个民主机制的作用起疑，更不要说去看地方议会。议会的会议过程还只是这个政治场域的最表面一层；议场背后的各种利益掛勾，政治人物低度的问责性（accountability），都是台湾民主体制的重大缺陷。 为什么台湾民主的发展没有促成更让人满意的民主治理品质？为什么看似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治理品质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这或许是因为台湾的公民与政客的关係仍然延续著威权时代的遗產。 首先，政治学者指出公民与政客/政党连结有三种：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奇理斯玛型、以特定物质诱因为基础的侍从主义型，以及以政策为基础的纲领型。台湾过去的地方政治是地方派系主导的侍从主义，亦即地方派系用经济利益来交换选民的政治支持，因此选民不会自我组织起来监督政客或进行公共参与。时至今日，虽然许多地方派系已经式微或者重组，但在许多地方政治中，选民与政客的关係仍然主要是侍从主义的交换关係，很难成为主动的公民。 另一种选民与政党的连结是基於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这种强烈认同立场的连结使得公民可能忽视对政治人物在政策上的监督，反之政治人物总是可以透过诉诸强烈认同立场来做为他的政治武器，这就是所谓深蓝或深绿的群眾。 但在这两种选民之外，未必就是特別积极的公民。威权时代下，统治者畏惧民眾政治化、打压社会的公共领域。民主化至今，虽然台湾社会出现许多活跃的公民团体，但是整个社会仍然缺乏对公共政策的严肃討论，大部分选民也漠然於问责政治人物的重要性，所以许多NGO往往只能不断大声吶喊，唤起公眾对某些议题的关注。只有到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才在民意调查或偶尔上街头表现出愤怒。大部分时间他们是选择几年一次的透过选票表示意见。 换言之，如果侍从主义下网络的选民或者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选民是容易被政治动员的，那么这两者外的许多公民却只是扮演「选民」的角色，而没有更多的公共性。 尤其，原本在公民社会对政治的制衡与问责中，媒体应当扮演最关键的角色，去促进公共辩论、监督政治领域。但台湾的媒体，尤其电视媒体，却不断自我阉割。他们最喜欢批评候选人只打口水战炒新闻，却不端出牛肉，实情是他们自己对牛肉、对公共政策毫无报导兴趣。尤其是那些政论性、谈话性节目，口水不比政治人物少，头脑也不比政治人物复杂，却终日自以为代表民意在电视上乱砍。媒体的八卦化、琐碎化、肤浅化，使得他们和政客一样被视为最不被民眾信任和尊敬的。 这是台湾民主的异化：我们从威权体制下的被统治者好不容易成为了主体制下的公民，但我们作为公民的主要內涵却只是作为定期出现的「选民」，而自我削弱了民主最重要內涵的公共生活。 人们把权力交给了政客，让他们把政治领域建造为一座巨大的、隱形的利益竞技场，在其中上演著各种利益交换的把戏。我们大多数人只是自愿站在场外，等待时间到了再决定下一场看什么。问题是我们甚至不是好的观眾，因为这个剧院太多朦朧外衣、太多隱密角落，让我们连戏都看不清。 我们必须重新佔领这个公共剧场、重构台湾的政治领域与我们的民主。 (南方都市报台湾笔记专栏 2010/9/29)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張鐵志的最新更新： 鲍伯·迪伦：像一颗滚石 / 2010-09-28 23:33 / 评论数( 1 ) 思想的光 / 2010-09-28 23:25 / 评论数( 0 ) 新书《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 / 2010-09-19 17:03 / 评论数( 0 ) 台湾的民主与社会不平等 / 2010-09-11 22:11 / 评论数( 3 ) 誰偷走了他們的時代？ / 2010-09-09 12:49 / 评论数( 3 )

老早就有人发现，现在的中国学人，即使身为一个学科的大牌教授，在自己从事的专业上，可能是专家，但文化素养却不怎么样。中国文史哲的教授们在跟日本和韩国的同行交往中，发现人家多半能做几首律诗，往来应酬，但是我们的教授却做不到，强撑着做一首，也是张打油的嫡传，难免贻笑大方。 我们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但对方怎么样，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因为别的学科的书，基本不看的。即使本学科内部，也是画地为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以史学为例，不惟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各做各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界限分明，就是中国史本身，做明史的不看清史的书，做清代早期史的不问晚清史，做民国史的如果碰了晚清，也算捞过界。据说各有各的家法，各有各的规矩。一代一代往下传，谁坏了规矩和家法，大家一起鄙视之。据说，文学研究和哲学界，也大体差不多的状况，总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即使学术交流，也多在小圈子范围之内，出了这个圈子，就是聋子和傻子。 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 理工科之间的沟通交流现状如何，我不清楚，但文理隔阂的现状，却令人吃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大学都在致力于打通文理，原来的理工农医院校，都在大办文科。但在教师层面，文理之间的隔阂，却深不见底。理工科的教授，不仅是看不起，而且鄙视文科教授。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清华工科的教授，每当走过他们的办公楼的时候，都会蔑视地说声：卖狗皮膏药的。连法学这种当下的显学都看不起，更何况那些无论如何没有用的文史哲？原来强大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大抵有同一个感觉，每每感到他们被理工科的同事们视为累赘，吃白饭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师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学文科的人怎么还能混到饭吃。 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即使学历史的我，当初求学过程中，也经常会因涉猎较广，被前辈训斥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在传统上，教授往往被视为书香门第的，但现在的教授家里，却往往没有书。 当然，没有书，也不怎么看书的教授们，多数还是有专业的。工科的人会泡实验室，其他学科的人，专业书籍和杂志还是读的，有的人甚至读得还很仔细。跟前面讲的文史哲教授们一样，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 唯技术化的倾向，跟1952年以来，贯彻苏式教育体系有关。苏式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实用性强。指导思想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说法，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的合成体，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教师……。就是要强调把人培养成技术的工具，实用而且好用。按我们的过去的说法，就是齿轮和螺丝钉，但属于有技术含量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说，即便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阐释和阐发真理，证实真理的伟大。允许你做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那个年月，中国的科学主义盛行，人们讲话做事，科学两个字，就跟领袖的指示一样，带有绝对神圣的光环，但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却是技术至上。整个国家的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重技术轻科学。这是一种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学风，理论没有人理会，即使是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研究，也只重在所谓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上。所有的学问，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但做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很长时间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一是重理轻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选择。二是轻理论重技术，以至于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文史哲没有手艺，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艺，如果一个学文史哲的大学生，毕业后写不出漂亮华丽的文章，一辈子都会让人看不起。 这样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极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了学工、学农，思想道德教育。唯技术主义在实践的神圣性面前，简化成了怎么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还残存的一点文化素质的成分，就荡然无存了。不仅美术、音乐教育没有了，连历史地理课也从中学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们，除了简单的数理化、语文、政治之外，什么都不用学。即使数理化，也充斥着阶级斗争、水渠、堤坝计算这样超级实用的内容。社会上的各种出版物，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苏联的是修正主义，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全部封杀。文革后期虽然为了配合政治斗争，解禁了少量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全民的文化禁锢的状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即使是酷爱读书之辈，能读到的，也相当有限，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惟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己也被异化了。也就是说，人就不是人了，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 http://view.news.qq.com/a/20101001/000015.htm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找飞机 找专家 找一切可找之人 　　钟如九妈妈今晨转院北京 　都市快报　记者 沈雁冰 　　今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造成拆迁户钟如奎的妹妹钟如琴、母亲罗志凤和大伯叶忠诚3人被烧成重伤，随后被送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抢救。9天后，叶忠诚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死亡。(详见本报9月19日A07版报道) 　 　求助微博牵动网友的心 　　9月26日晚8点23分，钟如九，钟家最小的女儿在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上发了一条求助微博：各位网友，我妈 现在情况非常危及，她从昨晚到现在都没睡觉，肚子胀得快要爆炸了，生命垂危。现在医院也拿不出解决办法，医术设备已经达到极限。我们现在急需寻找好的烧伤 专家帮她们脱离危险，并且能有办法帮我妈妈和姐姐转院，接受更好的治疗！求求大家了，一定要帮帮我们啊！我向大家跪下，求求你们了！ 　　此前的9月16日上午，钟家姐妹钟如翠、钟如九欲乘飞机赴北京反映情况，在机场遭遇宜黄县政府数十名工作人员的围堵，那一次，借助手机，热心网 友微博直播事件过程，引发了全国网友的关注。现在，钟母生命垂危的消息，再次牵动网友的心，截至昨晚8点23分，求助微博已被转发13184次 ，评论3034条 。天南海北的热心网友纷纷献计献策，并分头寻找专家……诸多网友彻夜未眠，相互守望，上演了一场24小时微博接力大救援。 　　欲租飞机接钟母赴京治疗 　　新浪微博、腾讯广播将钟如九的求助信息广为传播，网友们很快被动员起来，加入到转发队伍。转发网友中不乏影视明星姚晨和人大教授张鸣等。 　　在众多QQ群中，网友们也在想办法。随后网友们意见趋向统一，将钟母转院到北京医院去救治。 　　网友“北京厨子”发微博说，“今夜，我们要和死神赛跑！不能让钟妈妈跟大伯一样！谁能联系到全国最权威的烧伤科医生？”他还鼓励钟如九，“我们跟你在一起，呼喊”。 　　大家开始分头寻找北京最好的烧伤整形医院，很快有网友提供了解放军总医院烧伤整形医院的信息。 　　当晚8点34分，“北京厨子”传来消息“解放军总院的医生听到我的电话，非常关切……要我速请钟家代表与其联系，迅速确诊病情！我问：你们是中国最好的烧伤科吗？对方回答：是的！”。 　　网友们开始考虑，将钟母接到北京的最佳转院方式。网友开始联络各航空公司，但一时没有回音。 　　有网友找到了北京市红十字会启用第一架急救转运专用飞机的消息，需要费用10万元。网友邓飞倡议，“只要钟母能转院，我们可以募集这笔钱”。 　　不过，随后包机转院的事情被否定，有医生网友发出专业意见——危重病人转运很危险，尽量不要动，请专家去南昌治疗最好。 　　网友接力寻找最棒烧伤医生 　　专业意见，让网友改变了救援方向。 　　“哪位网友有烧伤专家资源？” 　　“哪位专家可以连夜赴南昌？” 　　天南海北、素不相识的网友们，分头给认识的专家打电话，联络救助事宜。 　　一些专家被热心网友从睡梦中叫醒，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烧伤整形专家李孝建答应赴南昌会诊；北京304医院烧伤专家柴家科答应，只要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邀请，第二天可以飞去南昌会诊。 　　需要邀请函，又是半夜，怎么办？ 　　网友“撒泼打滚”提供了南昌市卫生局领导的电话，网友董崇飞27日凌晨3点17分发布消息：已经电话联系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刘天祁。刘回复说，26日晚上11点时抢救小组已开会决定邀请上海专家来会诊。 　　很多网友，一直守望，跟帖，一夜无眠。 　　第二天“北京厨子”发消息说， “48个小时里我只睡了4个小时，36个小时里我只吃了一顿饭……我之不易，不过一天。钟家不易，已近一月”。 　　 专家昨夜抵达南昌会诊 　　几乎一夜未合眼的网友周斌和“男方暴色”，昨日凌晨4点多出发去接李孝建医生，他们计划乘坐早上7点30分的飞机赴南昌。 　　昨天上午，钟如九找医院沟通寻求邀请函，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告知已经联系好了北京304医院专家柴家科和上海瑞金医院的专家，都将来南昌会诊。考虑到其他专家来回奔波，暂时不劳烦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的李孝建医生了。 　　昨夜，钟如九对都市快报记者说，北京专家已在傍晚5点35分飞到南昌，随后上海的专家也抵达，晚上10点左右，两位专家一起到病房为钟妈妈和姐姐会诊，指导抢救。 　　今天凌晨0：30，钟如九告诉都市快报记者，专家会诊后，柴医生说目前钟母病情处于平稳期，适合转院，但还是有一定生命危险。 　　他们将搭乘今天早晨的飞机，转院北京304医院。机票由当地政府解决。 　　柴医生将全程陪同，飞机一落地，北京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接机。钟家也派两位家属陪同进京。 　　网友邓飞对都市快报记者说，这次救援动员的不仅仅是草根，还有各行业的精英，可以看成是一种民间自助，这种相互守望、相互帮助的温情也激励了很多人。 　　网友周斌昨天下午发表博文《请相信善的力量》，文中写道：那些不断追问，陪着我们一起熬夜的人们，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担当的勇气，给了我们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真正创造奇迹的，恰恰是你们，每一个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