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拆迁

老民向左:不能让“宜黄事件”发展成违宪恶例

宜黄强拆事件的恶性,到昨天已经上了一个台阶。如果说之前的强拆以及由此导致的拆迁户自焚(当地政府称之为意外自伤)还勉强算得上利益互搏的话,那么,由政府强力阻扰公民乘飞机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便是与民事无关了,演变成赤裸裸的践踏公民权利。(相关报道见快报今日封7版)在这条公权放纵的路上走下去,结果只能更坏:法治原则被肆意嘲弄,宪法尊严将不复存在。 据媒体报道,为了达到政府既定的拆迁目标,宜黄强拆其中的一户人家动用11个单位185人。当地文件显示,为了实现对居民房屋的强制拆迁,当地政府成立了以副县长为第一副总指挥的强拆工作指挥部。参与人员包括县公安局30人、县城管局15人、县医院4人、县拆迁公司50人……当然,这是第一线的人员,想必“后方”还有法院、检察院、政府大院等一干更为强力的后援。从中可以看出,强拆已经不是土地开发商和动迁户之间的市场纠葛,而是由政府名正言顺地走到前台所主导的土地一级开发。政府和拆迁户之间的矛盾,使强拆划分出极其强势和极其弱势的双方,只要有一方不妥协,弱势的一方必败无疑。拆迁户钟家最后以三人自焚抗争的方式,就是这一力量对比下的极端反应。 但是,就像“9.10”之前全国所发生的其他自焚抗议事件一样,钟家的遭遇只能以悲惨结局。地方政府对民众以命相搏的举动已从最初的紧张无措,发展到今天的冷漠应对。如果继续这种鸡蛋碰石头的辛酸游戏,不仅会造成旁观者的麻木,而且掩盖这种行为本身的警世意义。所以,钟家亲人的进京上访,是这个悲剧意义放大的唯一途径。显然,当地政府有关领导看清了这点。他们阻止“9.10”事件的升级,是担心这一事件会成为一场法治革命的活标靶。 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央高层到社会各界,频频对一些地方政府赶在拆迁法出台之前拼命抢拆、强拆居民住房的恶劣行径,发出严厉的批评之声。近日,国土部再一次发文强调,严禁各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土地开发、拆迁。在这样的情势下,更为严厉的调控措施和惩治政策可能出台,谁碰在枪口上谁就是靶子。宜黄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是担心自己成为反面教材。“机场围堵战”不能不说是这种心态的应激反应。 不顾民众死活、藐视法治原则、背离执政基础的暴力拆迁、强制拆迁,激起了公愤,触犯了社会的容忍底线,挑战最高的宪法原则,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如果我们容忍和默认,宜黄事件将成为一个恶例。 宜黄“9.10”事件的升级版,是这类事件走向极致的一个典型。它的危害性,在于它把宪法的尊严,置于非常脆弱的维护边界。 在我国的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宪法基本原则之一。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是宪法确认保护的权利。如果这一原则遭到破坏,宪法尊严将不复存在。宜黄方面对公民权利的粗暴干涉、侵犯,看似政府为公共利益越权,其实是藐视宪法威信,最终损害的是公意和国法。 宪法的另一基本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等等。反观宜黄强拆事件,所有公权力都被行政权力绑架了,既谈不上权力相互制约,更谈不上民意的监督。宪法的权力制约原则被束之高阁。 宪法规定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所有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但是在宜黄强拆事件以及其后的机场堵人事件中,无论是违法强拆,还是违法扣人,我们看不到一点行政机关依法办事的影子,有的只是对法治精神的无视。 “宜黄事件”在地方政府违宪方面的“突破”,为我们反思强拆事件屡禁不止原因提供了最典型的实例。到现在为止,除了舆论的抨击外,宜黄还没有受到来自宪政方面的任何指责。之前,也没有多少强拆事件责任官员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不能不说是“宜黄事件”越走越远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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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黄拆迁家属进京遭官方阻拦 躲厕所求救记者

昨日上午,南昌昌北机场的女厕所外,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政府人员大声敲门,让里面的人出来“谈一谈”。厕所里,钟家的两姐妹恐惧无助地度过了40多分钟,靠着手机与外界保持通话,等到有记者到场才敢开门。她们原定的坐飞机去北京的计划,也因为从天而降般的这拨人而未能成行。这一周,钟家的拆迁冲突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场“女厕攻防战”成为昨日网络的焦点。靠着“保持通话”,《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新浪微博直播该事件,引发了网民的关注。   官方阻止 姐妹坚守厕所等记者   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的钟如奎一家因拆迁矛盾与拆迁人员发生冲突。钟家3人被烧伤,事件还在调查处理中。   事件发生时,钟如翠和钟如九也在现场。钟如翠是钟家老四,33岁,在南昌当瑜伽教练。钟如九,1988年出生,钟家老九,在南昌做服装销售员。昨日,这姐妹俩成为事件续集的主角。   昨日下午,钟如翠向南京媒体讲述了让她惊恐无助的一个上午。钟如翠说,前日她们买了去北京的机票,起飞时间是昨日8时许。她们来到昌北机场,坐电梯来到安检入口时,突然涌过来至少十几人,将她们控制住,“将我们抓住了往外拖,我们犯了什么法?机场这么多人他们也敢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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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没有选票的围观改变不了中国

应当真诚地感谢江西省宜黄县官府,也真诚地感谢县尊邱建国大人以及他的众多幕僚。   此言决非讽刺。9月10日和9月16日,在宜黄县钟家的楼前,在南昌昌北机场,宜黄官府分别在副县长和县委书记的现场指导下,上演了两幕必将载入史册的人世悲剧,这两幕在全国网民的围观下,演示了权力是如何的霸道、蛮横、为所欲为,演示了官员为了维护自家的利益,是如何冷血、凶残、谎言连篇;也演示了从秦始皇开始,经过历代装修粉饰的政治制度,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千疮百孔,公信力已荡然无存,以及权力那种凶相毕露和惶惑恐惧交织的窘态。   钟家人所做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普通百姓受冤抱屈后才采取的传统救济方式:先死给官府看,希望给官府有道义上的压力;然而进京叩阙告状,希望圣君清官能为自己做主。这是典型的子民心态,也是典型的弃妇逐臣心态。死给官府看,实则将官府看成掌握自己命运的父母大人,父母如舜那位瞎子父亲一般不明不慈,可做子女的,不敢不孝,只能用一种自虐的方式来唤醒“父母官”心底那一点点良知。而“父母官”的良知唤醒不了,只能去找能管住“父母官”的“祖父”,希望祖父能阻止“父亲”的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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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鉴定了这个“精神病旅客”

  兰州至武汉的列车上发生血案,一名旅客持刀砍杀周围旅客,8人被刺。   报道称,这是一个精神病旅客突然发病。没有看到鉴定由谁作出,依据何在,看到的只是结论。然而,疾病的确定,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精神病的诊断,应该由专科医生作出,特别重大的情况下,需要多名医生会诊或专家委员会鉴定。宣布一个人属于精神病,难道不需要严格的程序?被抓捕的案犯都只能说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在火车上砍杀旅客的人,何以没有一个“疑似精神病人”的过程?   当一个上访者被作为“精神病”来处理时,人们会感到那是不公正的;一个砍杀旅客的人被认作精神病,几乎不会有人怀疑这不公正。而那个在列车上砍杀旅客的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个人经历如何,家庭情况如何,有无病史,精神病诊断过程怎样,哪些表现可证明为精神病,这些情况,却无人能知。   “精神病旅客”的说法,解释了一切,,从此不再有作案原因、作案动机、相关情况等追问。报道告诉人们,被刺8人中,1人死亡,7人受伤,“伤情稳定”。接下来,应该是死伤者的家属会“情绪稳定”地处理善后了。这是一次精神病作案,于是我们也感到了安全,毕竟你在坐火车时遇到精神病突发的人,机会不会太大,所以我们也是情绪稳定的。一个想起来很有些惊恐的事件,就此迅速地故事化,变成一个花絮,一个佚闻。   然而,还是不能不遗留一点困扰。火车站有例行的安检,正值世博会期间,各车站的安检甚至更加严格。这名在列车上砍杀旅客的人,持着何种刀具,能够一下子砍杀8人,非得等到乘警和列车员赶到才得以制服,那样的刀具应该在安检中发现吗,应该被安检拦截吗?这是问题,需要铁道部门解释。   困扰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在列车上砍杀旅客的人,为什么就是一个精神病人呢?或许,一个人突然就那些陌生人,这是不可理喻的,所以就可以认定是精神病了。然而,你认为不可理喻的事情,或许行为人是有理由解释的,我们尚未知道这个人的来龙去脉,不曾了解其基本情况,怎么就能相信他“不可理喻”,他砍杀陌生人一定没有原因和逻辑呢?有人开车沿路追轧行人,也有人在大街上扫射路人,就一定是不可理喻,一定是精神病吗?   当然,一个人突然砍杀他人,其精神状态一定处在异常之中,躁动、激烈,不再是正常情态。然而,但这就可以算是精神病吗?例如,为了捍卫住宅而刺死拆迁者的辽宁本溪男子张剑、辽宁抚顺男子杨义是不是精神病?   一个人情绪激动地对自己施加暴力,精神状态更加可疑,例如为了反对拆迁而自焚的唐福珍是不是精神病,同样为了反对拆迁而自焚的父子(江苏东海县92岁老人陶兴尧和他68岁的儿子陶惠西)是不是精神病,刚刚发生的江西宜黄县钟如琴及其母亲罗志凤和79岁的大伯叶忠诚在拆迁中自焚是不是精神病?   当“精神病”的名称可以随意安放在一个疯狂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身上时,它也可以随意地安放在上访者、不同意见者,乃至任何一个让权力觉得不爽的人身上。那样,莫说“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你就是说有一半,都是可以的。   当精神病作为一种“解释工具”时,它既可以解释社会中那些“认死理”的行为,也可以解释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用于解释“认死理”行为时,它可以成为合法迫害的依据。用于解释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时,它可以成为掩饰真问题的道具。一定情况下,它还可以成为有门路的罪犯逃脱法律审判的路径,或者成为普遍被同情的犯人获得法律宽免的渠道。   精神病学应当回到医学的轨道,不被作为特殊的“专政工具”或者“解释工具”来使用。那个在列车上砍杀旅客的人,或许是一个精神病人,但结论要经过严格的鉴定,在此之前,最多算是“疑似精神病人作案”。                                             20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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