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拆迁

  　　在拆迁冲突已经尖锐到连自焚和凶杀都不稀奇的时候，看看香港处理拆迁冲突的新闻是不无裨益的。 　　9月9日，香港紫田村拆迁大限来临，气氛紧张，港府强拆势所必发，村民立下遗书誓言抗争。此时，一纸法院“临时禁制令”延缓了强拆步调，立法会议员与政府紧急斡旋下，政府决定拆迁推迟两周。 　　很难说两周时间，对这场仍然分歧重大的拆迁意味着什么。但既然一场暴力将在瞬间爆发的拆迁能够及时避免，两周时间可以说仍然为分歧尽量缩小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接下来，村民的主张仍有机会得到商议。 　　这已是政府8月3日拆迁行动以来再次延缓期限，港府从“不提高赔偿标准，不推迟拆迁期限”的最后声明立场临时后退，不仅无伤尊严，而且因知所退让而得分。 　　追溯紫田村拆迁全过程，可以看到区议员对组织被拆迁村民形成力量，向政府和社会表达意见，起到了重要作用。强拆现场，可以看到立法会议员与政府紧急沟通，对避免暴力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区议会议员就是一个“信访接待站”，一个立法会议员就是一个权力监督、制约和官民沟通的作用点，民意代表在这种具体的利益冲突中代表了民众的利益。 　　这是别有异致的“齐抓共管”。当我们说到“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时，脑海里马上呈现出各种体制性权力步调一致地解决某一方面权力认为应当对付的人群。紫田村拆迁冲突，作为一个焦点问题，吸纳了社会体制的各方面力量，但这些力量各自在法治框架内独立行动。 　　法院对政府强拆发出临时禁制令，而不是为政府发出强拆执行书。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代表村民的利益，而不是在政府立场上“做工作”。村民组织的拆迁“关注组”合法存在，未被视为非法组织。公益律师免费帮助村民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未被视为“非法介入”。媒体自然而然地投入采访报道，而不被要求“回避”。 　　正是各种力量各依本份、各谋其事，使一个社会冲突不是被简单处理，而是展现在公众面前，并得以及时规避了暴力。这是利益充分表达形成的合力，而不是权力粗暴对待利益的合力；这是各种力量相互折冲所形成的合力，而不是权力相互保驾共同凌驾于社会的合力。这种合力属于整个社会，使社会的存在显得坚实。 　　紫田村拆迁冲突是全程公开的，冲突过程是全程体制化的。这里没有看到断水断电堵门塞锁眼，没有看到“不明身份的人员”去威胁或打伤村民。拆迁后的土地将用于公屋建设，提供5000公屋单位，这一土地用途将不会被改变，不会是以“公共利益”拆迁，以商品楼盘开发终结。 　　紫田村拆迁冲突的处理，不仅超越了内地拆迁给人造成的一般印象，也超越了几十年前香港电影中拆迁所显示的暴力场景。 　　港府市区重建局主席张震远的意见，表明了法治政府的基本取向：“以前曾有市建局董事到内地参观市区重建的做法，这位董事回来后非常兴奋地对我说，他参观项目整个旧区收购时间只需要46天，如果香港市区重建也有这种速度该多好。但我看法不一样，收购速度是很快，但一个涉及老区居民居住环境的重建项目，速度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重建时间短，必然是剥夺了居民表达意见和提出反对声音的权利”。 　　一个充分照应民众利益的体制，才能使民众服膺于体制，使民众寻求体制内理性解决问题。一个不靠制服人员乃至“不明身份的人员”去压制民众的权力，才能赢得基本的尊重与尊严。一个各种社会力量能够各依其职地运行的社会，才具有良性的社会合力并形成社会的厚度，才能拥有“社会实力”。法治不是权力恃法而逞蛮，而是权力依法而收敛，暴力哪怕合法也是损害社会的毒药。 　　香港紫田村拆迁冲突表明，法治体系下，权力可以更加理性和克制，而社会可以更加有力和成熟。 　　                                     2010-9-14

  　　江西宜春拆迁出了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主张权利不能总靠自伤”，全面质疑了地政府的说法。 　　当地政府说，出事三人烧伤事件是当事人用汽油恐吓政府人员，因风力作用点燃自身。《人民日报》评论说，“究竟是‘强制拆迁’还是‘思想教育’，是‘风力作用’还是‘悲愤自焚’，是‘上前施救’还是‘冷眼旁观’，都需要更为客观、中立和深入的调查”。 　　政府与社会各方对一件事情说法不一，终于连《人民日报》也不认为政府就是可信的“权威信息来源”了。 　　“主张权利不能总靠自伤”，多么简单的道理，多么简单的要求。然而现在来看，在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自伤”，你又何以主张权利呢？ 　　一个人得了职业病，有权得到赔偿，但要证明染上了职业病，你得开胸验一下，还得找“无职业病检验资质”的医院，否则，可能开胸也白开。 　　一个司机被“钓鱼执法”，你得砍下一截指头，赌咒没有“从事非法营运”，否则，没有这血色的一幕，你的遭遇无人能知，钓鱼执法的部门就顺利地执行了对你的惩罚。 　　人们有权喝不得结石的奶粉，但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得上结石，又怎么能够有人去关心奶粉里面是否加过三聚氰胺？ 　　人本来是有权自由行走的，尤其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但倘若没有孙志刚亲身送上一条命，又怎么会使收容遣送制度立即取消？ 　　“自伤”正在成为主张权利的途径。你拥有一种权利，但非“自伤”，则不足以维护权利，自伤几乎成了权利实现的应有代价。权利因此不再是权利，而是一种用自伤去交换的商品。 　　刚刚看到的新华社报道说，广西南宁修南湖隧道，损坏了城市污水输送管道。事件发生半个月了，没有政府通报，没有监测结果，没有堵漏信息。但人们也算是知道了污染事件的发生，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自伤”——环境的“自伤”，人们正常生活的“自伤”。水质恶化，鱼类死亡，人们靠这些现象确知污染消息。竺可祯通过“物候”研究古代气候，我们靠“物候”来确证身边发生的坏事情，你总得亲受伤害，才知道发生了问题。 　　但你是人，一个生物体，虽然敏感，毕竟不如一架仪器，于是，很多时候，你亲受伤害，也未必知道有问题，那么你的权利就相当于没有被损害。你有权吃合格的东西，但吃有激素的肉，你也不会马上出现症状，没有症状，那就是没有问题。你有权居住在电磁幅射正常的地方，但电磁幅射超标了，你并非总能感觉到，感觉不到，那就是无碍健康。如此等等。 　　你处身社会，有公民该有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权利，这些权利，也会与你作为一个生物体的权利那样，非自伤则不足以提出主张，自伤了也未必就足以提出主张，至于提出了主张是否会得以实现，那更是不可预知的。例如，因拆迁而自伤的事情，不是一两件了，自焚的、上吊的、喝药的，形式多样。你不自伤，谁知道你还对补偿有意见呢，但就算是自伤了，难道补偿要求就能够实现吗？例如绝食，大概是主张权利最温和的自伤形式，这甚至不足闻问，那就连提出主张的效果都相当于无。 　　“主张权利不能总靠自伤”，是一句够让人哀叹的祈请；但问题是，哪怕自伤仍然不足以主张权利。权利与自伤的关系，就像《葵花宝典》炼神功的指示一般。 　　                                  201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