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

免责声明： 以下内容，有可能引起内心冲突或愤怒等不适症状。若有此症状自觉被误导者，请绕行。若按捺不住看后症状特别明显，可自行前往CCAV等欢乐频道进行综合调理。其余，概不负责。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和链接。 每天一图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1】这不是免职或被停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 @微天下 ：BEIJING, Aug. 16 (Xinhua) — China’s Ministry of Railways said Tuesday it decided to dismiss the ministry’s spokesman Wang Yongping from office. http://t.cn/aEdl0B @法制洋葱头 ：【王勇平承认自己有三错】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后，昨天私下对友人说自己有三错：一是干错活，在中国当发言人如坐火山口，倒霉是迟早的事。二是跟错人，刘志军被双规后，铁道部有人早就想收拾他，723提供了好机会；又不如安路生，有个当过常委的舅舅罩着。三是说错话，成了冤大头替死鬼。 @雷颐 ：【王勇平一语成谶】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2006年出版的《彼岸掠影》一书中说：“发言人优劣，最根本的是强调诚实，编制的谎言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越高。被人揭穿并被抛弃的风险越大。”最终王自己因在7.23事件新闻发布会中编制谎言被揭穿并被抛弃。他的命运当为所有为官者鉴。替上级撒谎，最终会被抛弃 @北京徐晓 ：估计王勇平觉得自己冤死了，这么大个事儿，让他顶着，部长呢？专家呢？现场指挥呢？他的两句名言都不能算假话，是主观判断。真话他更不敢说，只能冒死装二。这么好的干部怎么就免了呢。以后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业也算高危了，仅次于贪官。 @吴澧 ：新华社英文稿说 dismiss，那是开除。停职是 suspend。 @连岳 ：死那么多人，孤儿小伊伊的腿都不知能不能保住呢，王勇平一卸任，就开始同情、感动、替他抱不平，今天如果他冲镜头哭一哭，可能就要给他颁奖了。事件当然不是王勇平一人的责任，但他是其中的一环，好像官方也没说他卸任了事情就结案了，刚开始追究就同情了，后面铁道部长如果下台，岂不是要心碎。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任 级别待遇不变】记者昨天从铁道部获悉，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铁道部相关负责人强调，“这不是免职或被停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王勇平的级别待遇没变，调到哪个部门还没定。” （干错事的都不下台，说错话的当然级别待遇不变） 7月24日，动车追尾事故新闻发布会后，王勇平离开现场 【2】直到非洲没有失学儿童，我才退休 郭美美一波未平，卢美美（卢星宇）前赴后继一夜成名，风头盖过郭美美！87年生的小妹妹负责中国的15亿在非洲援建1000所希望小学项目，亿万富翁卢俊卿之女，慈善组织管理费居然高达提成10%，15亿光管理费就是一亿五千万，中国孩子上不起学她不管却热衷去让非洲的孩子上学。而且她的名头比郭美美还牛。 （ 中非希望工程八卦 ） 在中国人民尚未吃饱穿暖年代，中国政府就斥巨资援建了坦赞铁路。为此，2009年留学回国，我就开始筹备中非希望工程，决心把中非希望工程作为我终身事业，直到非洲没有失学儿童，我才退休！（来源：卢星宇《在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上的讲话》 http://t.cn/aEDzWK ） 卢星宇自称富二代，欲实现“100%人生价值”： http://t.cn/aEkNL6 @卢星宇加油 ：我认真的在布隆迪的小学为我们中非希望工程举行奠基仪式，亲自上手砌砖！ @李佳佳Audrey ：这个架构好明了，几位老板带着亲儿子亲闺女以及著名的杨澜女士搞的中非希望工程，又见青基会哦亲~ 乃们的善款能否先接济下北京被关掉的农民工小学哦亲~ http://t.cn/aEBQOo @刘植荣 ：在非洲，不管是穷地方还是富裕地方，校舍一般都比政府办公楼好，他们再穷不穷教育，多数国家几乎早就实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教育，有的国家教材、食宿都由政府免费提供。 @刘植荣 ：【非洲教育真相】喀麦隆各类公立学校以及一些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是免费的，大学只交注册费每年5万中非法郎，约合人民币750元，大致是喀麦隆的月最低工资。大学一般只为女生提供宿舍，宿舍均为单间，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一年住宿费1万中非法郎，约和人民币150元。 【3】垃圾宝贝 贵阳市高雁垃圾填埋场，是贵州省第一座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在它的周围，居住了上百户以拾捡垃圾为生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就在垃圾堆上度过他们的童年。 生活在这里的一个三口之家，每天拾捡垃圾8小时，每月收入仅有七八百元，只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以，小到六七岁，大到十来岁，这里的孩子课余时间都用在跟随大人在垃圾堆上拾捡可回收卖钱的“宝贝”，以减轻家中的生活负担。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这些孩子身处城市边缘，生存条件恶劣，家境非常贫困，他们上学通常都很晚，有的十一二岁才入学，有的甚至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由于教育水平低下、缺乏生活技能，这些在垃圾堆上成长、度过童年的孩子，有的已辍学在家，有的已“子承父业”。 图为一名小女孩在家门口堆放的垃圾袋旁写作业。 【4】小米手机 @互联网的那点事 ：小米手机配置：高通MSM8260双核1.5GHz主频CPU；Adreno220图形芯片；1GB内存、4GB机身存储，支持32GB MicroSD；夏普4寸16:9屏幕，分辨率854×480，屏宽63mm；800万像素摄像头，2.4大光圈；电池容量为1930mAh；支持GSM+WCDMA等7个频段；支持A-GPS；支持WiFi和蓝牙。只在小米网发售，凡客负责仓储和配送。 零售价1999元！ @thomasluo骆轶航 ： @雷军 说，小米手机怎么握都有信号。这是埋汰谁那！ 【5】奶妈来了，孩子却死了 @李承鹏 ：“大肚女孩”苏田田去世35天了。直到昨日，她的母亲才接到永定县红十字会通知，签收爱心人士捐的5万元善款——这就是传说中的“奶妈来了，孩子却死了”。即使这样，钱暂时还是拿不到，红会说，捐款要卫生局长签字才能转，但县里正换届，目前卫生局长还没到位——新传说变成“谁是奶妈，还得组织决定” 【6】浙江一国土局副局长遭妻子举报贪腐养小三 微博ID为“夕阳下的秋叶”爆料：“我的老公，浙江省开化县国土局副局长朱小红经常在外嫖娼，并长期包养有夫之妇江某，为其购车购房，执法部门官官相护，包庇纵容”。目前，朱已被衢州市国土资源局免职，并对其立案调查。 【7】郭美美开通腾讯微博 宣布成立个人工作室 郭美美与其母亲郭登峰已经在腾讯开通了微博，并经过腾讯认证，郭美美资料显示为“模特、演员、歌手”，其母亲郭登峰的简介则是“全权负责郭美美经纪事务”的“郭美美工作室”。郭登峰表示，希望网友可以包容郭美美，并会虚心接受网友的建议和批评。(TechWeb) 【8】中华慈善总会被曝收钱开免税发票 日前，爆出尚德公司“捐赠门”的罗凡华继续爆料，称中华慈善总会开免税发票有附加条件，“得再给慈善总会现金捐赠，这是潜规则。只要有了附加条件，捐赠物资是否到位，对方就不会严格审核”。 http://t.cn/aEFFJ4 【9】屈才 记得博尔特吗？北京奥运会田径100米决赛，他用了9.69秒夺冠。近日郑州街头一名偷电瓶的男子被发现后，拔腿就跑，穿的还是一双皮鞋。监控显示，百余米路程他仅用了10秒多，以至于在监控屏上只留下一道白影。市民表示，偷盗屈才了，去奥运会吧！ 【10】山东枣庄高新区招聘老师要求父母为干部 网友称“山东枣庄高新区2011年招聘教师，竟然要求父母都是干部。”高新区教育局回应说，“这是为高新区作出贡献的事业单位职工享受的权利，是为照顾这些职工的子女。”“这种现象也很普遍，我们这样做也是为当地百姓考虑的”。 【11】不是每个公司都想做苹果 @李开复 ：还是很多人不相信谷歌为了专利收购摩托。昨晚我和谷歌前董事吃饭，有些人不信我，还是要问他。他的回答和我一模一样。请大家相信：1）专利是很有价值的（虽然今天在中国没有），2）不是每个公司都想做苹果，3）公司无法背叛它的基因（谷歌开放），4）别总假设阴谋论。5）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12】美国，对外强硬，对内友好；中国，对内强硬，对外友好 （ @乐嘉 ） 【拜登：中美两国增加高层接触减少误判机率】美国副总统拜登启程对中国访问前接受人民日报书面专访，称增加两国间高级别接触的频率与强度，为减少误判机率提供巨大机遇；将更新出口管制体系；中美人民之间联系在日益深化，自己的外甥女在学习中文，现在孙女也已开始学习中文。 【13】英15岁模特怀孕上网晒胎儿照 英国少女基弗尼12岁时就穿比基尼拍摄性感照，不过她的模特梦可能要暂停一会了，因为现年15岁的她已怀孕。她在Facebook上晒出胎儿的B超照，并称“怀孕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荡妇”。《每日邮报》表示，她如此豁达也许是因为，新生儿的到来将让她获得更大面积的政府补助房。 【14】壮志凌云之狗狗也跳伞 《太阳报》报道，美国洛杉矶花样跳伞爱好者达席尔瓦有只叫“奥蒂斯”的哈巴狗，虽然它看起来无甚出众，却有着10年跟随主人跳伞64次的记录。每次主人都给它戴上特制的防风镜，绑在自己身上，在几千英尺高的蓝天上自由翱翔。 【15】《海洋》 @阿顺 ：正在影院上映的纪录片电影《海洋》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好！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推荐：“里面任何一个镜头都会令我疯狂！让我尖叫！”她说得没错。所有的大善大美，所有的平淡优雅，都在不动声色的自然中消融。快去看吧，趁还没下线 【16】一天就有6万多人转发啊，生活真是充满欢乐。亮点已标记好了，大家对这事什么看法？ 郭 美 美 挂 了！ 还有TM（她妈） 【17】阿姨给力！ 去超市选醋，阿姨传授秘技－－用力摇晃瓶身，然后静置下来，泡沫经久不消的为好醋！消失的越快越不好，含添加物多。据说是一在醋厂工作的老邻居教的。反复测试，准！最贵的一瓶完胜！ 新来的阿姨 哈哈实诚的安徽人 洗葡萄拿脸盆似的大盆子就端上来了 闲来无事把阿姨打扮下 估计她老家的相公看到照片都不认识她了（via @迟到小熊 ） 【18】裸婚照 2011年XX月XX日；地点成都XX公园，一对新新人类为表示真心相爱，不为功名物欲所改变，坦诚相待！荣华富贵皆身外之物！决定用最自然、最纯真的“裸婚”来共结连理！！新娘只戴头纱，一丝不挂！矮油~这个新郎官儿好大方哟~~~~ @摩一一 ：刚刚看到一辆绑着黑白色气球的黑色雨燕开过去。车牌上贴着一张打印纸：对不起，我们结婚一下。没有红色，也没有车队。但是看起来很萌很酷。 【19】今天有没有穿内裤出门 湖南卫视室外竞技节目《智勇大冲关》女主持人不穿内裤主持节目的视频在网络上遭遇疯传，视频中一女性主持人在引导选手出发闯关时不幸被走位刁钻的风儿吹起了所穿的超短裙，露出了疑似没有穿内裤的下身，令网友一片哗然。主持人是广东卫视当家花旦吴瑕。吴瑕说：每天大家都问我“今天有没有穿内裤出门” 【20】第二天批斗开始 @安替 ：第二天批斗开始。百度现在开始怀念有谷歌的日子了 。 @俊杰王 ：卧槽尼玛CCAV2！在轰炸式的轮番播出后，女友的爸爸立即打电话给她，询问她我有没有直接参与“所谓的虚假广告”的事儿，女友一个劲的帮着解释：我只是一个做技术的小兵。然后岳父大人直接打电话给我，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教育 —— 要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1】央视为其手腕打上马赛克 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放关于共和国脊梁评选活动造假之事采访民政部门领导时，将其手腕部门打上马赛克遮住，遮住的到底是什么？名表？名首饰？是什么“机密”，令央视为其手腕打上马赛克 【22】四大盛会烧掉纳税人8000亿 @韩志国 ：2011深圳大运800亿，2010广州亚运1200亿，上海世博3000亿，2008北京奥运3000亿——四大盛会累计投入8000亿。这相当于：2010年财政赤字的总和，国防开支的155%，医疗卫生支出的167%，保障性住房投入的337%。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三年间用如此巨大财力办盛会，实在得不偿失。 @FT老愚 ：这是一个种姓制制国度，官，傍官者（商人，女人），百姓。全部资源都被用来供权力争夺、挥霍、分配。被碾碎的是无权者的梦想和血肉。 @冯小刚 ：某年多伦多申办奥运会未遂.您猜怎么着?多伦多老百姓欢欣鼓舞上街庆祝申奥失败.记者采访问市民:为何不沮反愉? 市民脸上洋溢着笑容,答:我们的正常生活终于可以不被打扰了.这件事说明,家里刚过上好日的人才急哧白咧的往家里捡人开大趴踢.显摆.骨子里还是自卑怕人瞧不起.应该彬着,办不办两可,爱来不来 【23】这是一段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发生的旅程 @无事小神仙2430 ：骆家辉能给国人带来什么？百余年前骆的祖父在未满二十岁时从中国来到美国，靠做佣人换取英文课程，工作之地距离华盛顿州长的官邸仅仅一英里，骆感慨地说：“我的家族花费了一百年时间才走完这一英里，这是一段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发生的旅程。”俺坚信骆会用中国人接受的方式缩短国人对公民社会的理解。 【24】选个街坊当代表 @想做薛定谔的猫 ：这是广州人大代表参选人 @梁树新 暂定的宣传海报，标题“选个街坊做代表”，很有亲和力。宣传谁不会啊。没兴趣看骆家辉买咖啡的照片。中国的问题指望中国人吧，指着美国人没戏。支持梁同学。 【25】城管志愿者 @雾满拦江 ：你做过志愿者吗？你为此感到荣耀吗？建议你以后不要再用这个称呼了：近日上海，10余名不明身份者驱车前来，与摊贩冲突，多人受伤。媒体称这些不明身份人士为城管志愿者。什么叫城管志愿者？就是说他们不是城管，没编制不拿工资，却专门打砸摊贩。你来猜猜，在城管志愿者这个词发明之前，他们是什么人？ @羊老师 ：三号线金沙江路站外又见城管小贩冲突，有小贩受伤倒地。110、120、特警均到场，群情激奋，交通一度拥堵！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打完了，据说都拿着棒子什么的在打。那些人应该是临时雇来的，都是小年轻，有几个身上还有纹身 @DirActor : 刚路过，二十几个人统一服装骑助动车，下车就动手，场面太大 【26】新编中小学课本将增加革命故事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懂革命历史，因此新课标强调了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曾一度减少的革命故事又将增加，这意味着，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增加了革命诗抄、革命文章，将挤占童话、外国文学等内容。 【27】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28】希望无限 自强不息 这是2011年的北京／东升乡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小女孩抱着被褥离开校园／幼儿园的名字叫新希望／这是她的最后的北京。／这是GDP第二的大国／他们说着『再苦不能苦孩子』／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 ） 陈丹青谈美国如何对待移民孩子：你只要是个人，就可以上学。有官员说我们只为北京人服务，这不王八蛋嘛！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欢迎加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腾讯微博圈！！！ 作者：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20 13:45:53 阅读量：1784次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腾讯微博圈成立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集体入驻腾讯微博！！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网站编辑已集体入驻腾讯微博，热烈 欢迎广大学人、专栏作者、网友加入选举与治理网微博圈，链接如下： http://news.qq.com/zt2011/xj/index.htm 。 在这里您可以与网站编辑即时交流，也可以与未曾谋面的朋友直面交流。欢迎加入！ 如果您有微博，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您加入选举网微博圈。 微博也可以有我们来协助建立。对于学人、专栏作者以及活跃网友，我们将协助进行实名认证并推荐。建立微博请联系本站编辑徐晓全，微博地址为： http://t.qq.com/xxq5270?preview ，信箱： xxq5270@163.com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8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2 23:34:41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标签： 文革 1971年 大串联 知识青年 ● 唐晓峰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大，为历史地理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一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著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退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本文责编： 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4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杂花生树：张伟然博客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武晓峰：近年来政府公信力研究综述 相同主题阅读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