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崔卫平 | 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

2011年10月24日 16:31:10        ——读哈维尔的《狱中书简》     该文曾分两部分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现恢复原貌,献给我受罪的兄弟冉云飞。      迫降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在布拉格一位朋友的公寓里被捕。这天凌晨五点钟,警察便开始行动,同时被捕的共十五人。这回警方针对的是“保护受不公正审判者委员会”(VONS),这是一个松散的观察小组,一年前由朋友们自发组成。它的主要工作是“监督那些因为表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指控或被投进监狱的人们,或者那些警察和法庭滥用权力的受害者的案件的审理”。他们将这些案例搜集起来,打印成报告,送给官方和公之于众。及至被捕,小组成员一共提交了155份这样的报告。(哈维尔《给奥尔嘉》英译本序言)。     再次落到警察手中,哈维尔甚至觉得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上回被捕是在78年1月,这之后警察对他采取“软禁和陪护”政策,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在哈维尔夫妇的乡间居所,警察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监视哨所,并弄坏他的小汽车。什么时候再度抓他进去,就像一柄悬在空中的剑。“我的飞翔不可能有别的归宿。”     这年他43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后悔。他觉得自己有充分的行事理由。他不去想自己的“案子”,因为那没有什么好想的。他也不担心面临严刑拷打之类,已经几进几出了,他对监狱的情况比较了解,觉得自己有一些把握。但是任何一个新的环境,总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格局,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自己本身——不同环境或者处于人生不同的时期,都会产生不同的自我。他称自己是“社会动物”,而与世隔绝,会对人的心情、智力和活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哈维尔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这就像是一次飞行中的“迫降”。刚刚进去时,他满脑子还是这个世界的种种信息,用他的话来说是“物质”方面的。在他给妻子奥尔嘉最初的几封信中,提到需要果汁粉、柠檬、乳酪片、雪茄、速溶可可,想到乡间居所的暖气、檐槽、草地、水塘与狗,他希望妻子能够掌学会开车,掌握有关“电力、管道、留声机、录音机、打字机”等一切家用技术。他亲自动手为妻子做了“三个小饰物”,它们带点“监狱气息”。他信中还提醒妻子如果看到“质地优良的深棕色灯芯绒料子”,请买上一些,他希望回来之后能够用它做一身衣服。他说到“朋友们欠他许多钱”。第二封信中又说,“要回这些钱不现实”,还不如要回朋友们借他的那些书,有些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人不愿意脱离这个世界,他要尽量抓住一切可能的信息。他有过一个离开此地的机会,有人对他说,美国的百老汇请他去做一年的文学顾问,被他拒绝了。这件事情据说是从捷克出去的大导演福尔曼(《飞越疯人院》的导演)操办的,这让哈维尔非常生气。有一件事情还是有所改善,那就是他刚进去两个月时,他的父亲去世,在警察的陪同下,他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妻子奥尔嘉尽可能给他寄各种美味食品,想方设法调配口味。她买来各种各样的鱼,把它们分成一层一层放到洋葱里。她特地学会了摄影,不断地给他寄家庭成员的照片,照片中每个人的衣服、背景和摆设都要多样化。每次探监,她都尽可能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好妆,哈维尔喜欢这样。难能可贵的还有哈维尔的弟弟伊万,伊万在寄往监狱的信中,抄送了自己的哲学论文,还抄录了海德格尔的演讲,一些捷克诗和英文诗,以及一个叫做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的生物图解提纲《植物的灵魂——动物的灵魂——人的灵魂》。亲人们希望给他营造一种气氛,那就是——他与外界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他被允许每周写一封信,用标准信纸只能写上四页。除此而外,他被禁止拥有纸、笔和其他笔记本。写信不能有草稿,也不能涂涂改改。在它们到达奥尔嘉手中之前,每封都经过严格审查。信的内容被规定只能写家务琐事,但是哈维尔渐渐地尝试摆脱限制,逐渐扩展到“个人的同一性”、“人的认同感”、“责任”或“存在的根”,这让狱方感到有点不好办,他们会没收其中一两封“思想性”过强的信,同时也不得不适应这种不知所云的晦涩文体。他的典狱长咆哮道:“所有这些‘精神秩序’和‘存在的秩序”的废话,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监狱的秩序。”这位典狱长是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认为自己最风光的日子是在五十年代,即哈维尔称之为“建设工地上的歌声掩盖了行刑室里拷打的喊叫声”的年代。     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认为这些信件无从评价,因为它们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的。此言大谬。与当时许多西方左派作家不同,这位伯尔及君特?格拉斯始终坚决支持捷克和波兰人们反对极权主义的民主运动,但是他们太缺乏在那种情况下的实际经验了。当然这些信件必须通过检察官的眼睛,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的价值因此而受到削弱。最有可能,当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被抽离出来,他也就有可能最深入地返回自身,清点自己的财富,盘查自己生命的墙角,发掘自己最深刻的行为动机。2009年三月我与徐友渔等一行三人,在布拉格见到哈维尔时,这位传奇人物预先给我们准备好的两本书中,其中之一就是这本给奥尔嘉的《狱中书简》。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我一定要专门谈谈这本书的原因。     当一个人进入某种格局,他的思想、念头便会围绕着这个格局而进行;他在格局中越陷越深,他便越是无暇顾及自身——他是怎么进入这个格局的?那个最初的动力是什么?他为什么走上了一条看上去毫无希望的道路?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在别人看来他们都差不多,但是其中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取决于他们各自抱着什么样的理由,依照什么样的理据。理由的不同,决定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的行事方式为何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行为的理由甚至比他的行动还要重要。有了这个理由,他才如此这般去决定、去选择,才在这个基石之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大厦。而这个理由,不会仅仅是反对的理由,他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写作这些信件时,哈维尔同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较长时间内他是一个电焊工。身体恶化时,也会在监狱的洗衣房,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儿。后来在一个废金属仓库,将电线和电缆绳上的绝缘材料剥下来。他始终彬彬有礼的外表,使得监狱的看守开始觉得他好欺负,但是结果往往相反,他们渐渐发现这位举止文雅的人完全不轻易就范。     他很快意识到,“重新塑造自我是首先的任务”。 “仇恨向来不是我的行动的准则或出发点。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在某个地方得到记载     哈维尔形容在监狱中的处境“如同缺了一条腿”,而他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与之相伴、相处,而不是去设想从前两条腿俱在时的生活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当现实世界远去时,哈维尔开始沉浸到自己的思考中去。一年之后,他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一旦你到了这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得不问这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     他发现这个问题只能从自身当中去寻找。“我越想越明白,最终决定性的回答不能从外在因素上找,因为外在因素依赖每天的信息,但没有任何一个信息能对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答案。最后,我只能在自身中找到一个答案。” 所谓“外在因素”,包括他人的因素,他人的错误,他人的罪行。在哈维尔看来,这些都不能构成他行为最根本的那个理由。他的理由必须是自身的,而不是嫁接在这个世界的某些人身上。他不能从任何别人那里取得一个现成的生命意义,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独自承担起自身生命的重负,而不是推卸给任何人。     这当然可以看做一个存在主义者的立场。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包含这样的提示——假如一个人只能自己去死,自己去面对死亡,那么他也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生命的起点,携带自身的意义而不是别人赋予的意义。就像现在坐牢,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这是自身行为的结果,需要仅仅由个人来承担和作出解释。在牢房这种极端处境中,将他打回了“一个人”的原形,而实际上这是人的日常(正常)状态,人们通常忘记这一点。     但是这远远不是意味着回到一个封闭内卷式的个人,不是成为自私冷漠的个体。恰恰相反,这样的个人,正是为了准备最大限度地朝向这个世界敞开,朝向     这个世界“更高的”维度。换句话说,成为这样独立而锐利的个人,仅仅是抵达一个起点,而远不是终点。那么一个孤独的人是如何存在的?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度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了更加深入地返回到它。     在一次奥尔嘉的探视之后,他不断回味妻子所说的,“当你每天与朋友谈起我,就仿佛我仍然在场似的”。他试图在四页纸的信中解释这个问题。“与其他生灵不一样,人具有把不能直接看见或感知的事物,呈现在自己面前的这种能力。比如假设我现在闭上眼睛,便能看到赫拉德策尼(乡间居所)、布拉格的街车、挂着巴马肉排的烤肉店和一杯白葡萄酒。同样,我们也能够将一位不在面前的人出现在脑海当中。”     与街车或葡萄酒这些静止的现象不同,这位出现在脑海中的人,我们还可能设想他可能做什么事情,可能对某些事情有什么看法,仿佛他仍然与我们一道似的。“我们将他作为我们自身当下和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做我们自身的潜能,来知晓他和经验他。我们‘知晓’他、猜测他;最重要的,我们总是与他建立新的联系。我们在行动的时候顾及到他,仿佛他仍然与我们在一起,知道所有的事情。”即当我们更新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我们也在更新与这个不在场的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事实上从来没有中断过。甚至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我们也可能对他的性格有着生动的体验;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甚至若干世纪的人,人们也可能会对他产生鲜明的印象。     当然,所有这些表述背后有着全部现象学的支持。问题在于哈维尔如何将它们融入自己的血肉,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想象力和洞察力,加进了自己的处境和行为理由,它们也完全符合我们的经验。哈维尔不在场时,他的妻子和朋友们为他留下了空位,仿佛他在场,他们站在哈维尔的“身后”,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这样“身后的”人们,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子孙后人,他们或者理解和支持我们,或批评我们的行为。反过来,我们每个人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些人的“身后”,尤其是那些历史人物的身后,评判他们的业绩,他们的功过,他们不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对于民族的贡献如何。     这个身在狱中的人这样写道:“人的存在不仅停留在他的肉体存在的篱笆之内,并显然也超出了其他人对他的肉体存在的经验之中。”人的这种可能性大于他的实际存在。一个人的“实际存在”有可能被“打断”,但是他的可能性的存在,却是绵延不绝的。像是经过一阵“助跑”,哈维尔思绪突然开始飞翔起来:“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这不仅体现在‘当事人’进入另一个空间,他被囚禁甚至每个人都将他遗忘时,他不会停止他的存在,甚至他死后也不会停止;而且连同最后一个知晓他的、像他一样存在过的并将他遗忘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存在都不会被停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一个曾经存在过的这个人,从“存在的历史”中抹去,他会永远存在于那里。     从牢房这个角度,哈维尔试图解释我们每个人存在的真谛:“人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发生过的事情,他还是一种‘世界的影像’、‘世界存在的一个方面’,‘对于世界的一个挑战’。在我看来,他必然成为存在之网上的一个特殊的结节。他不仅仅是某个分离的个人,封闭和局限在他自身之内;相反——再度重申——他是整个世界。他是不断照亮整个世界的光束,是不断折射这个世界的水晶,是所有存在的力量的轨迹不断汇集的焦点。我想说的是,人的存在不仅是一个特殊的事实或素材,而且是一种福音,指向那个绝对的存在,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世界之谜和表明其中的意义问题。”     胡塞尔“视野”(horizon)这个概念在哈维尔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人的“视野”是他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他的地平线,同时这个“视野(地平线)是不断开放的、无限延伸的。之所以是开放的,因为总有未被感知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目前拥有的地平线,总是有限的。哈维尔所拥有的牢房这个“地平线”,妻子奥尔嘉拥有与朋友在一起的这个“地平线”,那位典狱长拥有牢房的钥匙这个“地平线”,它们都是个别的,因而是受限制的,哈维尔又将之称之为“相对的”。而这种“相对性”的性质,并不是说其中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相对的,不是说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相对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每个“相对性”处于与“绝对”的关系之间,是绝对造成了它们各自的相对性而不是其他。因而哈维尔又发明了“抽象的地平线”“永恒的地平线”、“绝对的地平线”、“地平线的地平线”,来进一步说明居于每件事“之后”和“之上”的那个维度。     “作为一个相对物,我们真正的对立面——那使得我们体验到我们相对性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抽象的地平线,它居于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又超出每一件事情之上,它为所有的事情提供一个框架、一种尺度和一个背景,它使得每件事物得以确立,找到它们的边界。同时,这种抽象化的和超验的地平线又是十分具体的,——它作为一个始终在场的限制性因素,事实上是最为驱动我们的一个维度,通过所有我们在相对世界的具体经验,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体验到它吗?”     被哈维尔称之为“抽象”、“绝对地平线”的东西,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或者“天”。它们揭示出存在于我们身后的和个人之上的力量。任何正在做的事情,都会有人在看,都在某个地方被审判,被记录下来,而这种记载为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也是为我们易逝的肉身所不能抵达的。但是正如遥远的地平线一样,它们形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框架和视野,给这个世界提供参照和尺度,赋予这个世界中事物以意义及性质,并无时不刻在守护这个世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地平线,没有这样一种约束,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套表述,连哈维尔自己都感到有些不习惯。他对妻子说,“你看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变得相信人的灵魂不死。”也只有处在监狱那种极端处境之下,一个人才有可能释放他内心最为深处的冲动和激情,不会觉得这徒然惹得别人耻笑。“甚至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感到——如果我不生活在与我的地平线、与希望和意义之源之间这种持久而多重的紧张关系当中,我将不能成为我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人类成员。”同时哈维尔不愿意将这种体验,与那种崇拜神灵的感情混淆一谈。“我拒绝将事情简单化”。他说。     “我的上帝(如果我被迫要谈到他,这是我十分不情愿的)——必定显得十分抽象、十分模糊,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更重要的,我与他的关系是如此困难和难以确定。)” “他有时候是我的良心,有时候是我的希望,有时候是我的我的自由,有时候是世界之谜。”让人想起波兰导演在他的影片中(《十诫》的第二诫《进退两难》),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来的“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对哈维尔适用的,未必对其他人也同样适用:“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上帝其特色在于,他是一位等待的大师,他这样做经常令我烦恼不安。” 他的上帝并没有给他提供一劳永逸的真理,反而始终让他始终处于探索及其带来的不安当中。     虚无主义这个东西,虽然是时代的总体气氛,但是与之作斗争,却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功课。人必须为自己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和出发点。这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未完)     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     这些信件必须全部接受审查,他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抵达奥尔嘉手中。因此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比如这样的句子“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看来,这种重复正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重心所在。哈维尔称它们像是一个“无尽的螺旋”,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地延展和上升。表达如此复杂的思想,他需要有一些准备。他试图打草稿,当他在洗衣房工作时,他将草稿藏在一大堆脏被单里,它们上面布满了“未出生的孩子们”的痕迹(男犯精液的痕迹)。这个地方干活轻松一些,但是告密者对哈维尔并不放松。     它们不仅是奥尔嘉的财富,也属于他们全体朋友。从一开始,他们夫妇就心照不宣,从狱中寄出的信会在朋友们之间传阅。为了能够通过检查,他会将句子弄得特别复杂和晦涩,遇到一些敏感词比如“政权”,他会使用诸如“非我在社会上的明显的中心”这类“胡话”来对付。他也用不着考虑奥尔嘉是否能够理解它们。他有一位十分理解他和包容他的妻子。他这样谈到她:“我们俩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出身于劳动阶层,很有主见,很冷静,不那么多愁善感,同时她也能唠唠叨叨,令人讨厌。”“在奥尔加身上,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够对我变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应,对我放荡不羁的想法提出冷静批评,为我的公开活动给以背后的支持。在我的生活中,我事事都得问她(那些爱开玩笑的人说,甚至要是我犯会伤害她的罪也要经过她的同意,连感情上的离心力给我带来的问题也要请她解决。”(《哈维尔自传》,东方出版社1992)     奥尔嘉探监时,尽量给他带去外面世界的讯息。他的剧本在国外得到上演,这会让他很高兴,同时也会写上一段如何理解某个剧本的提示。60年代初,哈维尔在布拉格的小剧场(栏杆剧院)工作,这个剧场上演了贾里的《乌布国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独幕剧,根据卡夫卡的《审判》改编的剧本,以及哈维尔自己的剧本《花园宴会》(1963)、《通知书》(1965)、《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     哈维尔后来谈到小剧场运动 ,认为虽然上演的是一些实验戏剧——他本人的剧作深受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重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确认人的身份、人的语言如何与其主体相脱离这样一些抽象主题,但是“这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小剧院的社会意义” 。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摆脱那些封闭死寂的概念,是一剂催化剂,催促人们去发现自己空洞无聊,催促人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觉得需要出发,寻找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在他看来,没有比荒诞派戏剧,更能够体现处于20世纪人们的精神危机。现代人在上帝隐匿之后,同时“失去了对于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感知。”这给个人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性格分崩离析,裂解成碎片。人们不感到从自己内部的某个中心出发,不再感到在自己身上贯穿始终的力量,不再感到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集合起来,而是这儿洒一点,那儿丢一点。甚至不再感到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一切都处于漂移状态。无可不无可,同时却感到“非如此不可”的绝大压力。     哈维尔当然是他所处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那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思考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我书里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的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更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     他的“生活在真实中”提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但这其实首先是一个针对自身的要求——某个虚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以运行,是靠着每个人虚假的面孔虚假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自身便成了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望不到边的纽带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某种“变革”应该首先发生在人的内部。或者说,假如人们不能改动这个制度,起码可以改动一下自身——不仅是私下里,而且在公开场合,也能够公开发表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真实看法。如果是那样,这个人起码做到了表里一致。而因为这个人理顺了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再继续是一个巨大谎言灾难中的一个局部的小灾难,从而也打破了这个秩序的游戏规则。哈维尔的一系列关键表述——“良知”、“尊严”,都应该放到“人与自身”关系这个视野中来理解。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分析过,在某种极端情境下,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与自身对话,这便使得他有可能免于一场外部大崩溃中的自身崩溃。     他将自身同一性居于他思考问题的中心,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即什么东西会居于这个同一性的中心呢?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哈维尔的答案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同一性”的基础,为解决自身同一性的问题提供钥匙。通过责任感——承担起对于某些事情的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能够将自己各方面凝聚起来,而不再漂浮不定。哈维尔的这个思路,与写作《鼠疫》的加缪(1913)十分接近。当然,其中更是有着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1909——1979)的回响。     责任感与自身同一性的关系在于,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和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提供确定自我同一性的水准和尺度的 ‘理念’责任感是将左右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     但是责任感本身是什么?哈维尔继续发挥道——它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联系、教育或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乃至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相对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互相依赖的那种东西。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外部事业。     “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够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在总体存在中刻画出无与伦比的自我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这是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立场,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是一种朝向更广阔领域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话。     打个比方来说。假如你坐牢了,你进去之后需要意识到,那是你自己行为的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需要独立承担起这种结果,而不要怨天尤人,甚至不要指望别人来救你,不要将你的处境交给别人去承担,好像别人对你的坐牢拥有一种义务,起码不要把这种指望当做你坐牢的前提。别人如何行事那是别人的事情,不管别人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你都不能抱怨别人。你需要独立承担起你的处境,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如此立于天地之间的独立个人,他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别人为他负责。他独自一人将自己扛起来,而不始终期待他人,不管是他人的援助还是他人的失误。     这不是说,当一个人坐牢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时候,我们作为旁人可以坐视不管。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不要遗忘一个朋友,不要放弃一个与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果他身陷不自由,我们需要想法设法让他感到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一个人。尽管他个人没有要求我们,而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自己做人的要求承担起自己的地平线。我们的根基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那里。就像他的根基不在我们这里一样。     “真正的坚定不移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哈维尔能够从容应付朋友圈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即使在狱中,也能够不断听到各种消极的信息。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人们感到情绪低落,动不动与他人吵架,喝得太多,仅仅关心自己,弄不属于自己的钱,以及移居国外。他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     “一个人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直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初,他已经进去三年零九个月。坐牢没有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一个人的秘密是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一个人不能从反对(反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相反,他是事先拥有了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拥有了自己的地平线,他才去从事反对(反抗)。他不能觉得生活很无聊,而去从事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不是为了个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是为了他所认定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责任感。     他称自己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雄心,他甚至反感那些现成的概念,认为它们将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固化在里头,令世界丧失了她的神秘感,也丧失了偶然性。然而同时他又称自己如此热爱秩序,那种能够与神秘并存的秩序,它提示着神秘的存在。“没有某种秩序,神秘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神秘和奇迹如若不偏离一个特定的秩序,又怎能表明它们自己,从而能够洞察‘更高的结构’所代表的未知领域、提供令人不安的深刻见解呢?”      自我分析的大师     那些狱吏们终于失去了耐心。那位典狱长(如今他在何方?)对哈维尔提出,他应该多谈谈他自己,而不是继续写这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思想犯罪的边缘。     哈维尔对这个要求作出了适度的讥讽。他绕着弯说,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这件事情,不喜欢“当众脱衣”的行为(指每封信都要经受严格的审查)。这就是他为什么放弃写诗而从事戏剧写作的原因。在戏剧中,他可以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话。他还说,当他试图回忆是否在什么场合下谈过自己,发现那都是在温柔女士的陪伴之下喝多了的时候,或者是在她们的耳边吐露秘密地时候——“反正是一些你不会批准的事情”。他对奥尔嘉说。没准他写到这儿非常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信件要被奥尔嘉念给朋友们听,可以想见朋友们听到这句话时,哄堂大笑的情形。这会让他感到自己仍然在场。     当然哈维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所从事和所坚持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没有给他造成一种悲情、苦情的感觉。他知道如何适当地“削弱”自己,弱化自身,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新的圣坛或者祭坛。尽管存在着这方面巨大的诱惑,而他的警惕心则更为敏锐强大。他不要把自己弄成居于别人之上,尤其是不要弄成居于自己之上,对自己的认知超过自己的实际状态。那同样是一种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这是他对于旧意识形态反感的起点。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矮一些,这就需要一定的幽默和适度嘲讽的精神——不去嘲笑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可以嘲笑自己这个人。所谓真实,应该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真实在内。所谓生活在真实中,也包括生活在自己身上的真实当中。虚骄的做法并不能够为人们找到新的起点。     尽管有点为难(谈论自己),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每周一封信的机会,它起码是精神俯卧撑。能够将自己的始终处于不定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未必没有意义。实际上一个作家,当他观察外部世界,其实是从观察自身开始。如果说他拥有丰富的人性知识,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他本人的人性知识。“情绪反复易变,抑郁与高兴交替出现。一些不愉快的琐事,捉摸不定的感觉,担忧或危险”,这是哈维尔最常提到自己的句子。还有类似“有点失常、有点魂不守舍、有点粗心、有点局促不安”。就这么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据海森堡的研究,因为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便会出现改变”,意及当我们观察自己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加以变动。     他决心为自己列出一张“清单”。先是身体状况,后是精神状况。身体状况主要有三种:一、觉得正常,什么毛病也没有。二、有点小病或者略有不适。三、感觉不适,又查不出什么确切的毛病。这种状况最不好,因为它引起了情绪上的不稳定和跌落,乃至“觉得一切都觉得古怪,我简直不是我自己了”。关于精神状况,他一口气给自己报出了十五种心情——“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笔者冒昧地揣测,这种做法很像是某种滑稽模仿,故意运用那种官僚主义的体例及语调,看上去符合规范像是给狱吏们的一件礼物,其实却在暗中发出诡异的笑声。     也许这点小把戏被狱方戳穿了,他们不允许他将八种坏心情编号、按照顺序写出来,这些狱吏们的心思真的很难猜透。在他接连写了三个之后,就开始跳着写。“第八”在“第四”之前,“第六”却不知去向。阅读这些描绘,你不能不认为哈维尔是一个自我观察的大师,一个人对于自己知冷知热,他才能够对世界与他人知热知冷。他能够恰当地反观自身,找出自身不大不小的比例,他也能够恰当地看待世界,找出眼前每一件事物的恰当比例。从他对自身的观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出几分自己的影子。     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但是哈维尔的忧郁,并不是自怜自爱的那种,而是在体验到美好事物之后,又不能近距离抓住它的哀伤。“这是一种为美好的事物而喜悦、同时又为它如此遥远而悲哀的奇特的混合。”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这是一种对于将要到来的事物感到不确定的那种感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此而感到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想象种种灾难。包括在公共场合感到怯场。尽管他的行为从外表看不出来。第三种坏心情是“沉默和冷淡”,像是披上了一层盔甲,对于外部事物采取漠然的态度。他同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免被凌乱庞杂的事情所淹没。     他分析最坏的心情,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第八)他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所写的那些戏剧一文不值,它们的全部缺点甚至被他自己排列出来展览。他厌恶自己动不动就感到发窘、不知所措,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双下巴、眼袋等等。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他能够接受自己的这种糟糕的一事无成的感觉:“我虚心地接受了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我把这当做命运的安排”。他也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能够自我怀疑,尤其是那些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们,总是先怀疑他们所做所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问题是这种怀疑不能“走火入魔”。     他如此这般解剖自己,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已经“脱离”了自己,他所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他想起谈起自己小时候的家庭,那是一个算得上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给他留下的却是一些不愉快的印象。那种将他与周围人分割开来的优越感,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矮人一等”,成为人们眼中的异己。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也许不信任他,在背后嘲笑他。凭什么他要比别人拥有得更多?这让他觉得不快,是他日后对于社会不平等及特权深感不满的来源。他不无幽默地讲了这么一件小事:因为被喂养得太好,哈维尔小时候是个小胖猪,不能爬树不能翻筋斗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沟。一度时期,他的同学们热门消遣就在于前来拍他的胖大腿。     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所有负面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谈论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也是对于一路高歌的主流精神的某种对抗,其中包含了一种反抗在内,但是哈维尔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情绪当中,并没有陷入一种自我瘫痪、自我陷溺,像一些冒牌的艺术家那样。人是矛盾的存在。尤其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潜力,看到了自己的“存在本身”,体验到了自己更为深刻的生命或本能。与环境相隔离的这种疏异的感觉,也是日后促使他参与到人群中去、恢复自己在人群中位置的决心所在。     “说来也怪,我在某些程度上是绝对的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目标明确,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是不可摧毁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会多么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经常使得你烦恼,尤其是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固执己见的时候)。的确,许多事情我并不十分感兴趣,做起来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大可不必理睬它们。但是我一旦铁了心,或者对某件事情来了劲,我真能把自己整个搭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一条道路走到黑。我不喜欢做事有头无尾,不喜欢半信半疑或可进可退,不能容忍混乱不定。”     一些能够分享哈维尔身上那些淘气幽默、分享他的焦虑烦恼荒诞感的人们,未必能够分享他身上这种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特质。而这一面才更加能够说明这个人。一个人的心情是一回事,但是他的行动是另一回事。能够说明这个人的,不是他的心情他的感受,而是他的行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那些不可抹杀的东西。心情是飘忽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行为却不能来回摇摆,变幻不定。顺便地说,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倾向主观的年代,人们越来越看重一时一地的小心情,以此来判断自己,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哈维尔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过许多奇特转折,甚至他从一个剧作家变成一个投身民主事业的人,这在他最初也没有想到,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能够连贯起来的,从中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比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世事变化,命运沉浮,他没有因此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始终保持某种连贯,用他的术语来说,便是“人的一致性和绵延性。”他在牢里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认为“有两点与我有关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在所有哪些曲折和转折背后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清晰的、贯穿始终的东西;第二,即使我有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无论什么原因,我也总是能够设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自己最初应该站立的地方”。     从他自身的一致性出发,就事情对于他而言的意义(而不是对于其他人而言的意义)来说,如何理解他在狱中的这件事情呢?他的答案是:“我并未作出‘牺牲’,也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明确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么去做,力图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是不能用‘非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的,这只能用‘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个恒常的决定,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习惯’。正如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去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处在这种地步,无论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度过在这儿的时间,即使在这里,准确地说就在这里,我也仍旧是我自己,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     哈维尔并不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在狱中,他经常感冒、嗓子疼、喉咙发紧。1983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监狱看守看到情况不妙,赶紧把他送到监狱医院。这个地方审查制度略微宽松一些,他得以给奥尔加写信通报病情。很快对于他的再次声援在世界各地响起。某天晚上他正要睡觉时,一名医生和女官员来到他的房间,向他宣布撤销对他的判决,这意味着他比他的原来的刑期提前将近10个月。已经换了睡衣上床,哈维尔提出能不能在狱中再住一个晚上。对方说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公民了。他当晚被转送至地方医院。当听到医生们称呼他“哈维尔先生”,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意识到自己终于自由了。     2011年1月       上一篇: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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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美国的大众伦理和道德习俗

美国的大众伦理和道德习俗 徐 贲   旧金山地区的《奥克兰论坛报》有一个叫“询问艾米”的专栏,主持人是艾米·迪金森 (Amy Dickinson) 。专栏中刊登的不是如何做饭、修车、购物、旅游,而是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如人与人之间如何好好相处、怎么才算得体、懂道理、有教养等等。 10 月 17 日的专栏中有这样两个例子。第一位询问者(一位大学一年级学生)问道:“亲爱的艾米:教我们讨论班的教授布置的笔记作业很繁重,我没有时间独立完成,所以就和几个同学把笔记分着做,然后再相互间交换。我后来把别人做的部分也都看了一遍,不想在心里觉得自己是个偷懒的人。 我们这样分摊作业,然后交上去得分数,道德上有问题吗?而且,由于这位教授每次布置的作业量都是其他教授的 2 倍,我该要求他减轻一些作业吗?”署名“过分用功者”。 艾米的回答是:“亲爱的过分用功者:你其实不能算是过分用功者,至少在我看来不是。尽管你很想学习,但你实际的行为是一个偷懒的人。 让我们设想,功课重的这门课不是讨论课,而是数学课。如果老师给每个学生 12 道题,而你和另外 2 个同学合起来做,每人做 4 题,然后把答案合到一起,分别当作自己的作业交给老师。 这种做法的道德性便不再模糊,你所做的肯定是一件错事。你把事实上没有做的工作冒充为自己的工作,你还失去了一部分你该受到的教育。如果你觉得功课太重,那就一定要跟教授说,‘请少布置一些’”。 第二位询问者问道:“亲爱的艾米:几个月前,我们阿拉巴马州有过大风暴,我们的朋友(一对夫妇)到我们家寄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很好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在寄住期间完全不用花钱。后来,他们并未向我们表示感谢。在劳工节的周末,他们又来拜访,晚上住在我们家。第二天我太太为他们准备了早餐,晚上我们一起去吃自助餐。账单送上来时,他们付了自己的那一半。我很生气,觉得他们应该把账全付了,也算是礼尚往来。 我应该对那丈夫说些什么吗?我想男人之间应该好谈一些吧。我太太觉得还是不提此事为好。” 署名“阿拉巴马读者”。 艾米的回答是:“我不知道男人是否一定比女人更‘懂事’一些。既然你觉得不痛快,就当然应该把话说出来。诚实而尊重对方地说出自己的感觉——不管是好是坏——是保护真正友谊的重要方法。不然的话,有些事在心里作祟,会伤害彼此的关系。你也许可以说,‘哥们,你们那里停电没处去的时候,住在我们这里,总该谢一声吧?’这样也能给你的朋友一个道歉和道谢的机会。” 艾米的伦理专栏里讨论的都是一些生活小事,每一件小事都构成一个具体的“伦理情境”,成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这也是美国大众文化讨论伦理问题的特殊方式。这种大众伦理在学院式的伦理家眼里是根本算不得什么的,但却对维护美国社会的道理习俗起到重要的作用。 德国伦理学家莫里兹·石里克( Moritz Schlick )说,伦理应该是一门科学,除了认知方面的作用,还有“人情”的用途。但是,这二者之间一定要有所区别,因为“再没有比一个伦理家变成一个道德说教者,从一个伦理研究者变成布道人更大的危险了。” 石里克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他也许会把像艾米这样的专栏主持人看成是“说教者”或“布道人”。 普通的美国人并不是什么学者,但他们却很在乎道德习俗,所以才会有像“过分用功者”和“阿拉巴马读者”这样的询问者。道德习俗是被社会认可的待人处事方式,如父母对子女负有责任 , 答应了的事情不做到 , 就要道歉 ; 政治家以公共身份说话时不得撒谎 ; 胜者对负者不要得意扬扬 ; 不要吹嘘自己的才能 ; 游手好闲地生活是不对的 ; 凭良心是对的 ; 不应虐待动物 ; 不应以暴力解决分歧 ; 一个人的意见再不受欢迎 , 也应当让他发表 ; 诬蔑竞争对手是不对的 ; 借东西先得征求别人同意 ; 不应嘲笑有残疾者 ; 善意的谎言是允许的 ; 不应公开对敌人幸灾乐祸 ; 故意残害是错的 ; 对朋友应该忠诚 ; 应保护别人的隐私等等。 一个社会只有在细小的地方经常在意道德习俗,才有希望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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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徐 贲   凡是制度性宣传,无不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基础。精明的宣传都知道,一般的民众不容易相信小谎话,但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小谎话与大谎言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用经验去证伪,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话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关系联接起来的 “ 概念 ” 和 “ 想法 ” 之上 , 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完足的逻辑秩序结构。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无须,也根本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得到证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 “ 历史 ” 先进性 , 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现世经验的。 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时一地的经验去证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由于它无法证伪 , 所以它成为当然正确的绝对真理。既然是绝对真理 , 当然也就绝对不允许质疑或妥协。因此,这样的 “ 主义 ” 也就成为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 “ 教义 ” 。苏联作家巴贝尔( Isaak Babel )在 1938 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说 :“ 苏联政权全靠意识形态的支撑 , 如果没有这个支撑 , 它 10 年内一定垮台。 ” 这句话被汇报给秘密警察 , 巴贝尔被处死了。   一   知识分子喜爱意识形态   宣传意识形态要人们相信 , 它已经找到了一切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所能找到的最好、也是最终的世界观 —— 它已经完全了解必须通过哪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来实现这种世界观 ( 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一党专制 ), 它也已经充分知道,必须为这个新世界造就什么样的新人 ( 苏维埃人、社会主义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 。这个新世界的观念不仅是正确的 , 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因此 , 它对一切与它不同的世界观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排斥。   对以意识形态为名的政权来说 , 意识形态是它的生命线 , 而且 , 这个意识形态必须用作一个只能信仰 , 不能怀疑的神话。但是 , 宣传它的人并不承认它是神话,他们否认它的神话性质,坚持那是一门 “ 科学 ” 、一种 “ 学说 ”, 一种可以研究和学习的理论。可是,这种 “ 理论学习 ” 的结果却又是早已由这个神话本身所规定了的 —— 它是永远正确的 , 决不允许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由于人们既无法确证他们不相信的东西一定不存在 , 又不允许对这个意识形态提出与宣传相左的结论,所以,不管意识形态的美好理想与人们对现实腐败的观察、感觉多么矛盾冲突 , 多么格格不入 , 统治权力照样还是可以在公共话语中用意识形态神话来维持它的历史合法性和合理性。当然,越来越多的人在私下里是否还真的相信这个神话 ,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正如康克斯特( Robert Conquest )所指出的:即使在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前苏联,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对政权统治者仍然具有 “ 关键的实用意义 ” ,在这样的国家里, “ 很难知道人们真正是怎么想到。正如列宁所说, ‘ 真诚的测试仪 ’ 还没有发明出来。而且,如果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好处,那么相信或者同意这种意识形态也是非常容易的”。 1930 年代曾经是共产主义神话最有吸引力的时代,奥威尔写道:在 30 年代中后期,像英国诗人奥登( Wystan Hugh Auden )这样的作家“就是‘主流’,正像乔伊斯和艾略特是 20 年代的主流一样;而且,主流代表的方向正是共产主义。早在 1934 年或 1935 年,如果作家不偏于‘左倾’的话,会被圈内人视为怪物,一、两年后,就发展出了一套‘左翼’的正统观念,使某些题材的某些观念成了固定的信条,认为作家必然要么是左派、要么就写不出好东西的观念,越来越占居上风。在 1935 至 1939 年间,共产党对所有 40 岁以下的作家有着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人们经常会听说某某作家‘入了党’,就好比几年前罗马天主教吃香的时候,经常会听说某某人入了教一样。事实上,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英国文学的主流都处在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埃吕的宣传分析解答了奥威尔的问题,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接受意识形态神话的需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 因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包含了他们渴望得到的一切 “ 知识 ”: 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阶级的关系、政治变革的途径、人类未来的图景。中国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都是知识分子。然而,所谓的 “ 苏联革命一声炮响 ,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 ,送来的其实是一个神话般的理念和信仰。革命胜利前 , 自觉到延安投奔革命的 , 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 , 而工农群众则往往是在没有生路时被鼓动挟裹到革命队伍中去的。 30 年代 , 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向往苏联 , 也是被它的神话所吸引。他们后来在血腥的党内权利阴谋和残酷斗争面前饱受失望和恐惧之苦,但那时候他们已经深深地被囚禁在政治组织的牢笼之中,逃脱的后路也已经被完全断绝了。   二   知识分子制作新意识形态     在过的意识形态神话黯然失色的今天 , 从它衍生的其他神话对知识分子继续具有吸引力。今天,宣传所常常利用的意识形态神话包括 “ 爱国 ” 、 “ 民族 ” 、 “ 国家 ” 、 “ 中国特色 ” ,这些神话都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正如埃吕所说 :“ 宣传巧媳难为无米之炊 , 它必须依附着在个人原本已经具有的感情或想法上。神话必须顺应受宣传者自动的想法。 …… 宣传只能利用已有的 ( 情感 ) 材料 , 它无法创造这些材料 ” 。 (36) 在知识分子的 “ 士 ” 文化中有许多这样的材料 , 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宣传可以方便地利用知识分子对这些材料的 “ 条件反射 ” 。所谓 “ 条件反射 ” 也就是 “ 对某些字词、符号或象征 , 甚至人物、事实所一定会有的反应 ” 。 (31) 宣传只要拨动那根弦 , 就一定可以弹出它要的那个音来。中国的外辱历史、台湾和西藏问题、西方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 , 都能每发必中地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条件反射 , 进而把对国家的忠诚转化为对党国和党的忠诚。   宣传要奏效,就必须不断发明 “ 新说法 ” 。 知识分子自以为比一般人有思考能力 , 对话语有不凡的理解能力 , 他们特别喜欢那些听上去深刻、理论性强、似乎很高瞻远瞩的新鲜说法。宣传很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一需要。其实,宣传中的新说法无不是由那些在党内效力的知识分子发明的。与奥维尔或其它极权宣传观察者不同,埃吕并不把宣传的新说法当作变着法子行欺骗的新手法。他把新说法看成是一种 “ 合理化 ” 手法 , 即 “ 寻找好的理由 ” , (155) 对于个人或集体 ,“ 碰到新的情况 , 或者有了没有预料到的需要 , 传统的解决方法不再有效 ” ,这时候 , 宣传为了证明统治权力的 “ 正确和正义 ”, 就会造出新的合理化说法 ,“ 宣传帮助平息矛盾 , 提供一种方便、现成的合理化说法 , 以传达给社会 , 让人们就此相信 ” , “ 在成功的情况下 , 新说法可以同时满足 ( 宣传者和受宣传者的 ) 个人与集体需要 ” 。 (158) 新说法能帮助说圆本来说不圆的前后矛盾,或者至少提供一个可能说圆的方法。提供说法,无论是高明还是 拙 劣, 都比不提供说法要有用,这也是宣传的一个基本原则。   对于凭经验理解世界的没文化者 , 许多突转是根本没法合理化的 , 以前资本家是 “ 坏人 ”, 现在怎么共产党人自己当起了资本家?说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么这样自私、腐败?国家 “ 主人 ” 的工人、农民怎么这样处处受人欺负?但有文化的人就不同了 , 他们会做 “ 理论思考 ”, 会 “ 辩证法 ”, 会证明 “ 三个代表 ” 和 “ 和谐社会 ” 是在以前 “ 工农作主 ” 和 “ 阶级斗争 ” 理论上的创新发展;不仅“前 30 年”是“后 30 年”改革开放的“预备阶段”,而且还可以“通三统”。   三   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许多人以为,一般大众的知识程度不如知识分子,所以比较容易受宣传影响。其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埃吕指出 , 现代社会中最容易受宣传的其实是知识分子 , 主要有三个原因 : 第一 , 知识分子吸收二手的、无法证实的信息神话比一般人来得多 ; 第二 , 他们总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 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传提供的一些现成看法 ; 第三 , 他们会把不知不觉中接受的宣传误以为是自己的 “ 独立判断 ” ,自以为是,往往生吞活剥,食而不化 , 对宣传的说法添油加醋,标新立异。比起社会中许多别种阶层或行业的人们来说 , 知识分子因为更需要与信息打交道,比一般人更积极地阅读报刊书籍 , 关注时事报道 , 等等 , 所以更有机会受到宣传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与意识形态语言接触最多的一个阶层 , 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语言的一部分。例如,就有知识分子断言,“现代时期所有国家都是党 – 国,概莫能外”。法国历史学家贝桑松( Alain Besançon )指出 ,“ 一个人只要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语言 , 他的思想和自我意识就会被这种语言绑架。他也许只是莫不经心地使用了官方语言 , 但是只要一进入这个语言 , 他就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 身不由己地为虎作伥 ,…… 只有当共产权力崩溃时 , 共产意识形态才会瓦解。也可以说 , 共产意识形态和语言会随共产统治合法性结束而结束。共产意识形态的语言也就是共产统治的权力 ” 。许多知识分子是以自己 “ 专业 ” 和 “ 学术 ” 来加入这种意识形态统治的,他们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对各种 “ 新说法 ” 进行合理解释和辩护,甚至做出长篇大论 , 开出专门的课程来。新说法满足了他们寻找安全研究课题的需要 , 就像宣传解决了他们可能百思不解的苦恼一样。知识分子接受这样的宣传其实不是上当受骗 , 而是因为先已有了寻找合理性的心理和利益需求,他们是呼吸肮脏空气而不知道空气有多么肮脏的那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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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二)

作者: 崔卫平  |  评论(4)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接上页) 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 这些信件必须全部接受审查,他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抵达奥尔嘉手中。因此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比如这样的句子“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看来,这种重复正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重心所在。哈维尔称它们像是一个“无尽的螺旋”,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地延展和上升。表达如此复杂的思想,他需要有一些准备。他试图打草稿,当他在洗衣房工作时,他将草稿藏在一大堆脏被单里,它们上面布满了“未出生的孩子们”的痕迹(男犯精液的痕迹)。这个地方干活轻松一些,但是告密者对哈维尔并不放松。 它们不仅是奥尔嘉的财富,也属于他们全体朋友。从一开始,他们夫妇就心照不宣,从狱中寄出的信会在朋友们之间传阅。为了能够通过检查,他会将句子弄得特别复杂和晦涩,遇到一些敏感词比如“政权”,他会使用诸如“非我在社会上的明显的中心”这类“胡话”来对付。他也用不着考虑奥尔嘉是否能够理解它们。他有一位十分理解他和包容他的妻子。他这样谈到她:“我们俩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出身于劳动阶层,很有主见,很冷静,不那么多愁善感,同时她也能唠唠叨叨,令人讨厌。”“在奥尔加身上,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够对我变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应,对我放荡不羁的想法提出冷静批评,为我的公开活动给以背后的支持。在我的生活中,我事事都得问她(那些爱开玩笑的人说,甚至要是我犯会伤害她的罪也要经过她的同意,连感情上的离心力给我带来的问题也要请她解决。”(《哈维尔自传》,东方出版社1992) 奥尔嘉探监时,尽量给他带去外面世界的讯息。他的剧本在国外得到上演,这会让他很高兴,同时也会写上一段如何理解某个剧本的提示。60年代初,哈维尔在布拉格的小剧场(栏杆剧院)工作,这个剧场上演了贾里的《乌布国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独幕剧,根据卡夫卡的《审判》改编的剧本,以及哈维尔自己的剧本《花园宴会》(1963)、《通知书》(1965)、《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 哈维尔后来谈到小剧场运动 ,认为虽然上演的是一些实验戏剧——他本人的剧作深受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重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确认人的身份、人的语言如何与其主体相脱离这样一些抽象主题,但是“这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小剧院的社会意义” 。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摆脱那些封闭死寂的概念,是一剂催化剂,催促人们去发现自己空洞无聊,催促人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觉得需要出发,寻找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在他看来,没有比荒诞派戏剧,更能够体现处于20世纪人们的精神危机。现代人在上帝隐匿之后,同时“失去了对于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感知。”这给个人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性格分崩离析,裂解成碎片。人们不感到从自己内部的某个中心出发,不再感到在自己身上贯穿始终的力量,不再感到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集合起来,而是这儿洒一点,那儿丢一点。甚至不再感到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一切都处于漂移状态。无可不无可,同时却感到“非如此不可”的绝大压力。 哈维尔当然是他所处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那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思考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我书里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的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更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 他的“生活在真实中”提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但这其实首先是一个针对自身的要求——某个虚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以运行,是靠着每个人虚假的面孔虚假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自身便成了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望不到边的纽带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某种“变革”应该首先发生在人的内部。或者说,假如人们不能改动这个制度,起码可以改动一下自身——不仅是私下里,而且在公开场合,也能够公开发表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真实看法。如果是那样,这个人起码做到了表里一致。而因为这个人理顺了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再继续是一个巨大谎言灾难中的一个局部的小灾难,从而也打破了这个秩序的游戏规则。哈维尔的一系列关键表述——“良知”、“尊严”,都应该放到“人与自身”关系这个视野中来理解。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分析过,在某种极端情境下,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与自身对话,这便使得他有可能免于一场外部大崩溃中的自身崩溃。 他将自身同一性居于他思考问题的中心,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即什么东西会居于这个同一性的中心呢?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哈维尔的答案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同一性”的基础,为解决自身同一性的问题提供钥匙。通过责任感——承担起对于某些事情的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能够将自己各方面凝聚起来,而不再漂浮不定。哈维尔的这个思路,与写作《鼠疫》的加缪(1913)十分接近。当然,其中更是有着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1909——1979)的回响。 责任感与自身同一性的关系在于,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和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提供确定自我同一性的水准和尺度的 ‘理念’责任感是将左右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 但是责任感本身是什么?哈维尔继续发挥道——它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联系、教育或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乃至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相对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互相依赖的那种东西。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外部事业。 “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够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在总体存在中刻画出无与伦比的自我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这是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立场,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是一种朝向更广阔领域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话。 打个比方来说。假如你坐牢了,你进去之后需要意识到,那是你自己行为的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需要独立承担起这种结果,而不要怨天尤人,甚至不要指望别人来救你,不要将你的处境交给别人去承担,好像别人对你的坐牢拥有一种义务,起码不要把这种指望当做你坐牢的前提。别人如何行事那是别人的事情,不管别人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你都不能抱怨别人。你需要独立承担起你的处境,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如此立于天地之间的独立个人,他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别人为他负责。他独自一人将自己扛起来,而不始终期待他人,不管是他人的援助还是他人的失误。 这不是说,当一个人坐牢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时候,我们作为旁人可以坐视不管。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不要遗忘一个朋友,不要放弃一个与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果他身陷不自由,我们需要想法设法让他感到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一个人。尽管他个人没有要求我们,而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自己做人的要求承担起自己的地平线。我们的根基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那里。就像他的根基不在我们这里一样。 “真正的坚定不移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哈维尔能够从容应付朋友圈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即使在狱中,也能够不断听到各种消极的信息。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人们感到情绪低落,动不动与他人吵架,喝得太多,仅仅关心自己,弄不属于自己的钱,以及移居国外。他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 “一个人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直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初,他已经进去三年零九个月。坐牢没有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一个人的秘密是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一个人不能从反对(反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相反,他是事先拥有了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拥有了自己的地平线,他才去从事反对(反抗)。他不能觉得生活很无聊,而去从事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不是为了个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是为了他所认定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责任感。 他称自己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雄心,他甚至反感那些现成的概念,认为它们将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固化在里头,令世界丧失了她的神秘感,也丧失了偶然性。然而同时他又称自己如此热爱秩序,那种能够与神秘并存的秩序,它提示着神秘的存在。“没有某种秩序,神秘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神秘和奇迹如若不偏离一个特定的秩序,又怎能表明它们自己,从而能够洞察‘更高的结构’所代表的未知领域、提供令人不安的深刻见解呢?” (接下页) 自我分析的大师 那些狱吏们终于失去了耐心。那位典狱长(如今他在何方?)对哈维尔提出,他应该多谈谈他自己,而不是继续写这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思想犯罪的边缘。 哈维尔对这个要求作出了适度的讥讽。他绕着弯说,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这件事情,不喜欢“当众脱衣”的行为(指每封信都要经受严格的审查)。这就是他为什么放弃写诗而从事戏剧写作的原因。在戏剧中,他可以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话。他还说,当他试图回忆是否在什么场合下谈过自己,发现那都是在温柔女士的陪伴之下喝多了的时候,或者是在她们的耳边吐露秘密地时候——“反正是一些你不会批准的事情”。他对奥尔嘉说。没准他写到这儿非常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信件要被奥尔嘉念给朋友们听,可以想见朋友们听到这句话时,哄堂大笑的情形。这会让他感到自己仍然在场。 当然哈维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所从事和所坚持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没有给他造成一种悲情、苦情的感觉。他知道如何适当地“削弱”自己,弱化自身,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新的圣坛或者祭坛。尽管存在着这方面巨大的诱惑,而他的警惕心则更为敏锐强大。他不要把自己弄成居于别人之上,尤其是不要弄成居于自己之上,对自己的认知超过自己的实际状态。那同样是一种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这是他对于旧意识形态反感的起点。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矮一些,这就需要一定的幽默和适度嘲讽的精神——不去嘲笑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可以嘲笑自己这个人。所谓真实,应该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真实在内。所谓生活在真实中,也包括生活在自己身上的真实当中。虚骄的做法并不能够为人们找到新的起点。 尽管有点为难(谈论自己),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每周一封信的机会,它起码是精神俯卧撑。能够将自己的始终处于不定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未必没有意义。实际上一个作家,当他观察外部世界,其实是从观察自身开始。如果说他拥有丰富的人性知识,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他本人的人性知识。“情绪反复易变,抑郁与高兴交替出现。一些不愉快的琐事,捉摸不定的感觉,担忧或危险”,这是哈维尔最常提到自己的句子。还有类似“有点失常、有点魂不守舍、有点粗心、有点局促不安”。就这么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据海森堡的研究,因为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便会出现改变”,意及当我们观察自己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加以变动。 他决心为自己列出一张“清单”。先是身体状况,后是精神状况。身体状况主要有三种:一、觉得正常,什么毛病也没有。二、有点小病或者略有不适。三、感觉不适,又查不出什么确切的毛病。这种状况最不好,因为它引起了情绪上的不稳定和跌落,乃至“觉得一切都觉得古怪,我简直不是我自己了”。关于精神状况,他一口气给自己报出了十五种心情——“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笔者冒昧地揣测,这种做法很像是某种滑稽模仿,故意运用那种官僚主义的体例及语调,看上去符合规范像是给狱吏们的一件礼物,其实却在暗中发出诡异的笑声。 也许这点小把戏被狱方戳穿了,他们不允许他将八种坏心情编号、按照顺序写出来,这些狱吏们的心思真的很难猜透。在他接连写了三个之后,就开始跳着写。“第八”在“第四”之前,“第六”却不知去向。阅读这些描绘,你不能不认为哈维尔是一个自我观察的大师,一个人对于自己知冷知热,他才能够对世界与他人知热知冷。他能够恰当地反观自身,找出自身不大不小的比例,他也能够恰当地看待世界,找出眼前每一件事物的恰当比例。从他对自身的观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出几分自己的影子。 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但是哈维尔的忧郁,并不是自怜自爱的那种,而是在体验到美好事物之后,又不能近距离抓住它的哀伤。“这是一种为美好的事物而喜悦、同时又为它如此遥远而悲哀的奇特的混合。”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这是一种对于将要到来的事物感到不确定的那种感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此而感到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想象种种灾难。包括在公共场合感到怯场。尽管他的行为从外表看不出来。第三种坏心情是“沉默和冷淡”,像是披上了一层盔甲,对于外部事物采取漠然的态度。他同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免被凌乱庞杂的事情所淹没。 他分析最坏的心情,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第八)他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所写的那些戏剧一文不值,它们的全部缺点甚至被他自己排列出来展览。他厌恶自己动不动就感到发窘、不知所措,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双下巴、眼袋等等。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他能够接受自己的这种糟糕的一事无成的感觉:“我虚心地接受了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我把这当做命运的安排”。他也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能够自我怀疑,尤其是那些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们,总是先怀疑他们所做所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问题是这种怀疑不能“走火入魔”。 他如此这般解剖自己,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已经“脱离”了自己,他所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他想起谈起自己小时候的家庭,那是一个算得上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给他留下的却是一些不愉快的印象。那种将他与周围人分割开来的优越感,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矮人一等”,成为人们眼中的异己。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也许不信任他,在背后嘲笑他。凭什么他要比别人拥有得更多?这让他觉得不快,是他日后对于社会不平等及特权深感不满的来源。他不无幽默地讲了这么一件小事:因为被喂养得太好,哈维尔小时候是个小胖猪,不能爬树不能翻筋斗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沟。一度时期,他的同学们热门消遣就在于前来拍他的胖大腿。 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所有负面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谈论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也是对于一路高歌的主流精神的某种对抗,其中包含了一种反抗在内,但是哈维尔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情绪当中,并没有陷入一种自我瘫痪、自我陷溺,像一些冒牌的艺术家那样。人是矛盾的存在。尤其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潜力,看到了自己的“存在本身”,体验到了自己更为深刻的生命或本能。与环境相隔离的这种疏异的感觉,也是日后促使他参与到人群中去、恢复自己在人群中位置的决心所在。 “说来也怪,我在某些程度上是绝对的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目标明确,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是不可摧毁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会多么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经常使得你烦恼,尤其是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固执己见的时候)。的确,许多事情我并不十分感兴趣,做起来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大可不必理睬它们。但是我一旦铁了心,或者对某件事情来了劲,我真能把自己整个搭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一条道路走到黑。我不喜欢做事有头无尾,不喜欢半信半疑或可进可退,不能容忍混乱不定。” 一些能够分享哈维尔身上那些淘气幽默、分享他的焦虑烦恼荒诞感的人们,未必能够分享他身上这种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特质。而这一面才更加能够说明这个人。一个人的心情是一回事,但是他的行动是另一回事。能够说明这个人的,不是他的心情他的感受,而是他的行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那些不可抹杀的东西。心情是飘忽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行为却不能来回摇摆,变幻不定。顺便地说,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倾向主观的年代,人们越来越看重一时一地的小心情,以此来判断自己,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哈维尔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过许多奇特转折,甚至他从一个剧作家变成一个投身民主事业的人,这在他最初也没有想到,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能够连贯起来的,从中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比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世事变化,命运沉浮,他没有因此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始终保持某种连贯,用他的术语来说,便是“人的一致性和绵延性。”他在牢里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认为“有两点与我有关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在所有哪些曲折和转折背后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清晰的、贯穿始终的东西;第二,即使我有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无论什么原因,我也总是能够设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自己最初应该站立的地方”。 从他自身的一致性出发,就事情对于他而言的意义(而不是对于其他人而言的意义)来说,如何理解他在狱中的这件事情呢?他的答案是:“我并未作出‘牺牲’,也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明确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么去做,力图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是不能用‘非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的,这只能用‘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个恒常的决定,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习惯’。正如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去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处在这种地步,无论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度过在这儿的时间,即使在这里,准确地说就在这里,我也仍旧是我自己,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 哈维尔并不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在狱中,他经常感冒、嗓子疼、喉咙发紧。1983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监狱看守看到情况不妙,赶紧把他送到监狱医院。这个地方审查制度略微宽松一些,他得以给奥尔加写信通报病情。很快对于他的再次声援在世界各地响起。某天晚上他正要睡觉时,一名医生和女官员来到他的房间,向他宣布撤销对他的判决,这意味着他比他的原来的刑期提前将近10个月。已经换了睡衣上床,哈维尔提出能不能在狱中再住一个晚上。对方说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公民了。他当晚被转送至地方医院。当听到医生们称呼他“哈维尔先生”,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意识到自己终于自由了。 2011年1月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崔卫平的最新更新: 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 / 2011-10-22 08:56 / 评论数( 4 )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下) / 2011-09-06 21:34 / 评论数( 7 )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上) / 2011-09-06 21:30 / 评论数( 7 ) 爱这个世界——2010年林昭纪念奖获奖感言 / 2011-08-02 16:09 / 评论数( 7 ) 前希特勒时期社会心理 / 2011-07-17 11:10 / 评论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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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徐贲:公民知识分子的选择

“ 公民知识分子是有公民担当的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环境中,这种担当首先便是说真话,而说真话则又首先要求不沉默。 ”   崔卫平当选为2010的年度知识分子,对她来说是实至名归,对我们大家来说,则是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今天应该尊重和期待的是怎样的知识分子?当今的知识和思想界人才济济,自诩和被同侪赞誉为“国际级”学术名人和“大师”的大有人在。他们当中,不乏有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高调宣称“中国特色”、阐述“中国模式”,甚至把中国式思想推向“超越海洋文明的太空文明时代”的。为什么偏偏是崔卫平这么一个从来没有给国人带来中国骄傲或亢奋的普通女子,却当选为中国最有代表意义的知识分子呢? 我想,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她是一个公民知识分子吧。对她来说,“公民”的身份要比“学者”、“教授”来得重要,也更有作用。她是一个在其他公民遭受到不公正、非正义对待时,总是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公民。所以,许多其他珍惜公民权利、重视公民义务、向往公民团结的人们,也就特别能认同她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特别肯定她知识行为和社会活动中的道德判断。 公民知识分子是有公民担当的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环境中,这种担当首先便是说真话,而说真话则又首先要求不沉默。在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中有一篇叫《对沉默的解剖》,谈到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特征:“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似乎是一片沉默和某种谨慎,如果还不是彻底的不信任和无所适从的话”。当年哈维尔在这样的普遍沉默和谨慎气氛中说了真话,今天崔卫平也是一样。 有人批评当前的学界说:“人文社科的诸学科中,哪个学科的教授都谈不上有什么担当,犬儒实际上已经成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一个高度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崔卫平没有被犬儒病传染,她保持了自己在人格和思想上的健康。在一个人格和思想健康成为“例外”的社会里,保持这种健康格外成为一个人独立自由的选择。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把“选择”定义为一种主要是出于“自愿”的行为。在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人格和思想犬儒常常被看成是一个环境使然、情非得已的事情,也就是一种“非自愿”的行为。亚里士多德说,“非自愿行为的产生,有时是由于强制,有时是由于无知。强制的始点是外来的,行为者对此无能为力,而是被动的。”他又说:“某些行为就其自身是非自愿的,然而行为者却可选择这个而不选择哪个,行为的始点是在他之中,这种行为自身是非自愿的,现在对或此或彼的选择却是自愿的,似乎更多是自愿。”崔卫平以她的知识分子行为在向我们证明:虽然许多人因为“外在的”原因,“非自愿”地患上了犬儒病,但不患这种疾病仍然是知识分子可以做到的一个自愿选择。 除了不沉默和说真话,崔卫平所选择的,不仅包括做什么,而且也包括不做什么,这里既有知识分子传统的“有所不为”,也有他们在当下环境中的自我“角色定位”。崔卫平从不把自己隐藏在大学的经院空谈之中,她也不用语焉不详的狡诈诡辩来隐藏自己的观点,她更不首鼠两端地献媚依附于权力,充当“有机知识分子”式的谋士、智囊、巧辩术士。在公共事务中,鄙视和拒绝扮演扈从和家丁角色,这是她作为一个独立公民的选择。 权力虽可以限制,但并不能取消一个公民知识分子的行动选择。崔卫平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的“价值的保存者,价值的守护者”,将之付诸行动,“需要你自己来践行你的主张,让它们首先在自己身上得到体现”。就像安提戈涅面对着拥有生杀大权的克瑞翁一样,崔卫平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是知道其可能后果的。在《安提戈涅的负重》中,她说:“必须承担行动所带来的重力,这是最为困难的。与思虑不同,行动会产生结果,会打破一个看似安逸、平静的局面,会波及其他人,将他们也从原来的生活中拖出来,诞生一个新的格局。由最初的行动所导致的那个长长的链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行动者无法看到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而一旦采取行动之后又变得无法更改,这是令人真正感到忧虑的。拥有这种有关行动的张力意识,比没有要好一些。” 崔卫平并不天生就是一个安提戈涅式的人物,她和我们出生和成长于同一个社会环境,接受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她作为公民知识分子的选择是通过自觉地解除加在她身上的限制和桎梏来实现的,而这首先便是拒绝用“非自愿”来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开脱。她在《我们自身的限制和批评的限制》中说,“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我已经20岁了。在这10年当中,我肯定一再地以某种方式加盟那种‘时代的最强音’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973年批林批孔时,她读高中二年级,有一次语文公开课上,老师分析《祝福》中鲁四爷这个形象,她脱口而出:“现代孔夫子”。外来听课的老师纷纷夸她“放了一颗卫星”。她后来在回想这件事时说:那并不完全是出于无知的非自愿行为,“我承认自己是要负责任的”。 担负对那些与她有关或似乎并不直接有关的事情的责任,成为崔卫平看待自己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她说,对于比“文革”更早的事情呢?比如说1957年、1958年,“当时我只有一两岁,我要不要对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某些事情负责任呢?”读了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她想起她所读书的南京大学,“在校时也曾听说有七八位‘国宝’级的教授,如罗根泽、胡小石等,都在1957年、1958年这期间相继去世,当时却未细想;现在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上的就是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们不教了的那个大学!我的老师们是站在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被迫离去或含恨辞去的那个讲台上教我!” 对崔卫平来说,“在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不教了的大学里念书,毕竟是一件令人泪流满面的事情。否则……否则至少我不会像现在这样,毕业以后写了十几年的家庭作业,至今还没有写完;每天我还在继续为自己知识上、心智上的完备在黑暗中艰难摸索。我必须对我作为一个后来者身上承受的这份后果负责。我对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是负有责任的。” 那么,再往前的事情呢?崔卫平问自己,“比如我出生之前的那种事情?如果历史被剜却了,生活被弄得支离破碎或被迫改变方向,我们就坐在后来那辆呼啸着出轨的列车上。那挡住历史身影的黑暗会不会也挡住了我们?那把生活削弱至最低限度的力量会不会也令我们残缺不全?”想到这里,她说:“我不禁悲从中来:我尊敬的师长、父辈、历史教员、哲学家、引导民族走向未来的人们,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向我们隐瞒了太多的过去、太多的真相?我不会因此而感谢你们。我的孩子也不会。那不会照亮过去的光明如何照彻现在和未来?那不能使往事走近前来的力量如何使我们进一步走向明天?” 崔卫平自已很明白,在不少人眼里,她是一个“反常”的人,而且她还会很不知趣地搅扰别人安逸的“正常”生活,成为苏格拉底所说的那种让城邦无法在怠惰中沉睡的“牛虻”:“我深知这是一个‘反常’的举动——将人们从自己原本的轨道中拉出来,离开日常工作的框架,来面对这么一个晦涩的问题。……有的时候,生活的链条断裂了……,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得不背负起这个断裂,也背负起自己的‘原罪’”。她是一个在我们前面呼喊的女子,催促我们也一样不要推卸自己的原罪。 一个走在前面的女子比男子更有召唤力,一个智慧的女子比男子更令人折服。柏拉图《会饮篇》中的那个女哲学家狄欧蒂玛,还有卢森堡夫人和阿伦特都是智慧的女子,但崔卫平更经常令我想起的是19世纪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自由引导人民,1830》的画面:一个站在前头、左手握枪、右手高举三色旗的自由女子,她向后掉转的脸孔神情专注、坚定、沉稳,她手中的旗帜展现了画面中最亮丽夺目的色彩,是这个女子让人感知到那画面激动人心的热情和希望。 (徐贲:作家,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sina . com . cn / s / blog _4 cacf 1 f 30100 na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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