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稳定

  历史的宏大总是被语焉不详的记录，而具体的所思所为所言却被淹没在这宏大之中。每个被记载的人都看起来面目僵硬，甚至有些还会被脸谱化，全然体会不到那是一个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体。那些被历史记住的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他们的一生无比有趣，经历无比丰富，生活和内心不可能像书中记载的那样干巴巴。他们其实与你我一样，会身陷困境，会迷恋姑娘，会吃喝拉撒。在他们的眼中，天也是蓝的，草也是绿的，他们也曾如你我这般鲜活。其实，翻开书，去探究只言片语背后的故事，才是读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重评袁世凯   文/叶大宽（斯图加特大学）     一：题引   今年恰逢民国百年，也说说民国的那些人。 通常说起民国，最多被提及的应该是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以至现在逢年过节什么的孙老还是会被请去广场做客。如果说孙文算是民国的“亲爹”，那第二任总统就该算是“继父”。无奈这个继父名声一直不好，甚至背着“窃国”的骂名。平心而论老袁这么些年有点冤。论文治武功，项城都可以说是不世出的人才。以致被后世所诟病的两大罪状，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说是在历史的岔道口没看清楚路。 袁世凯从根本上说是个出色的旧官僚，从底层一点点爬到国家元首的位置。中国自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必有过人之处。如果因为一个大错而将其一生否定，实在有失公允。袁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且非常聪明的人，这点非常难得。智慧和聪明是两码事，有智慧的人能做好大事，聪明的人能做好小事。能同时有这两个特点的人，堪称人杰。袁的聪明和手段曾将他带向辉煌，但他却也最终栽在自己的“手段”上，真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早年间也曾纠结于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颇有些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后来逐渐明白，英雄生于一个时代，天生具备一些性格因素，在那个时代摸爬滚打，磨练自己，最终有能力改变时代；而一个时代，又为这些英雄提供舞台，成就他们，并被他们改变。二者之间本就是相互作用，很难分开来看。这也是我为何不喜欢马列主义史观的原因。在那里，一切都是必然，全然抹杀了人的个性，似乎只要精确分析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推导出下一步历史如何发展一样。尽管从宏观上看，马列史观还是没错的，但那也要以三五百年为一个单位去考察，而且不免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在一个人短暂有限的生命中，想要靠马列史观预测历史的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试想，如果孙中山在清廷驻英使馆被秘密处决，如果摄政王载沣一念之差将前来暗杀的汪精卫斩首，袁世凯在朝鲜被日本人抓到，如果胡长保没有替毛泽东挡那颗致命的炸弹，如果希特勒在一战的前线被一颗流弹击毙，历史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么？ 历史的宏大总是被语焉不详的记录，而具体的所思所为所言却被淹没在这宏大之中。每个被记载的人都看起来面目僵硬，甚至有些还会被脸谱化，全然体会不到那是一个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体。那些被历史记住的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他们的一生无比有趣，经历无比丰富，生活和内心不可能像书中记载的那样干巴巴。他们其实与你我一样，会身陷困境，会迷恋姑娘，会吃喝拉撒。在他们的眼中，天也是蓝的，草也是绿的，他们也曾如你我这般鲜活。其实，翻开书，去探究只言片语背后的故事，才是读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二：袁氏起家   民国初年的历史初读起来就是一笔糊涂账，牛人太多，你唱罢来我登场。通常，历史上记载的这类人物个个都像奥特曼似的，一出场就会打小怪兽。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导演和编剧的现实生活一定不会是这样子的，“人，生而牛逼”是一件一直听说却从未见过的极端不靠谱事件，再拉风的人生也是要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一般说起袁世凯，通常世人对他最早的印象就是小站练兵。但一出场就被西太后钦点操练新军，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袁家祖上读书做官，祖辈四兄弟皆中功名，袁甲三甚至做过曾国藩的同学，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又和李鸿章一起办过安徽团练。袁世凯幼年时正值项城闹捻军，袁氏家族修堡寨防止捻军来抢地主家余粮。小袁同学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寨子里，看惯了真刀真枪的砍杀，骄矜胆大也就是情理之中。等到小袁七岁时，被过继给叔父袁保庆做子嗣，生父袁保龄则一直受李鸿章器重，官至二品，结交到不少如刘铭传、丁汝昌这样的高级将领。作为如假包换的官二代，一般说来花钱大手大脚，倒也能结交到不少朋友。不过小袁同学运气实在不错，仗义疏财竟然还笼络到了二十多岁的落魄秀才徐世昌，从此收为谋士。有时读史书不得不感慨，牛人们真的是从年轻时就扎堆出现的。从刘邦青年时聚集起来的班底，到朱元璋从军营带走的那一小撮人，再到青年毛祖结交的朋党，那些年轻人在当时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甚至是落魄苦逼，谁能想到数十年后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 少年袁世凯也是想过要考取功名，走父辈祖辈老路的。无奈实在不是考试的料，屡考不中。但要是就此认为袁世凯不学无术那就大错特错了，袁属于那种典型的“非考试型人才”。尽管连清末名士张骞都教不会这个学生写八股，但好在人家课外书看得多，兵书时文读起来没日没夜，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仗着家里有背景有关系，安排一下工作是没问题的。1881年，怀着“考场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悲壮心情，22岁社会青年袁世凯，以本科毕业之龄，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 第二年6月，袁世凯随吴长庆率领的军队入朝平定“壬午之乱”，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吴长庆曾跟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想必是从小看着小凯凯长大的。自家叔叔大爷，照顾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个侄子还聪明伶俐办事靠谱，属于提拔的起的。三年后，吴长庆辞世。这时候人才在小公司任职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袁世凯一跃成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当时朝鲜实际掌权的是闵妃，袁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远不是后来那个胖子的造型。据说两人还有一段私情。都是年轻人，谁还不犯点生活作风错误。这段私情必然是不能写入正史的，不过既然连日本史学家兼袁世凯在朝鲜的跟屁虫佐藤铁治郎都一口咬定，再看看小袁后来在朝鲜收沈舜泽的婢女，此事恐怕也并非子虚乌有。另外插一嘴，袁虽然花，但谁能想到后来的“洪宪皇后”竟是他17岁迎娶的原配夫人？比比同时代的其他领袖，袁几十年不离不弃，我们又相信爱情了。 不过光凭女人缘当然不可能有他后来的成就。袁世凯在朝鲜治军还是相当有一套的。部队嘛，都是大小伙子，军营里漫天飞舞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撒出去的大兵调戏个把姑娘也是常有的事，驻朝的军官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这个袁项城，绝不手软，连自己的马夫都因为这类事给斩了。做他刀下鬼的还有主将吴长庆的厨师。连老大的人都敢杀，这种人想要训练出一支军纪不严战斗力低下的军队也难。至日本人侵朝时，袁的部队力敌日军，战斗值远高出当时普通的中国军队。当了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仗着年轻力壮，大小政务一手抓，颇有当年劳模朱元璋的风采，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那一年，袁26岁。看着现在满街啃老的26岁青年，不得不感慨，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袁世凯前后总共在朝鲜呆了12年。这12年间，日本完全无法染指朝鲜。肿么样，有没有点袁崇焕守辽东的意思？直到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酝酿已久，一万多人扛着大炮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过来抗清援朝，袁才傻了眼。不过在绝境中他也没少了好主意，请求叶志超派兵围住皇宫，让日本人干瞪眼。无奈叶志超一边打点行装准备跑路一边回信“别理我，烦着呢”，那就神仙也没办法了。袁一生手腕甚多，每逢绝境总有良策，恐怕也是从小不读迂腐之书的缘故吧。   三：小站练兵   尽管在朝鲜表现不俗，不过毕竟是在小公司，人才少，回到大清就不同了。你一个科举不第无奈投军的毛头小子，谁把你当回事啊。不过袁世凯之所以是袁世凯，就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要说小站练兵，得先从大清军队私有化讲起。军队本应该是国家所有（不许联想），怎么到了清末军阀们都各个拥兵自重了呢？要说大清第一支成气候的私有军队是曾国藩的湘军。太平天国起义年间，八旗军没有丢了中国历史上末世军队的优良传统，把“不堪一击”这一技能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一时半会还看不到技能冷却的趋势，半壁江山拱手送人。朝廷不得不令民间办团练。当然了，朝中有人好办事，作为朝廷命官的曾国藩操练起军队来自然是得到了清廷的大力支持，湘军势力也不断做大，最终平了天平天国之乱。只是，军队聚起来难，解散就更难了。百十来万上过战场砍过人的家伙，一下失业散落到民间，朝廷又一时制造不出那么多就业岗位安置，只能等着再被造反了。不过曾国藩也是明白人，怕朝廷觉得自己拥兵自重，分了不少势力给李鸿章和张之洞。但不管怎么分，也都还是私人军队，一时解散不了。这时候军队尽管实际上私有，但基本还是听中央政府调遣的。当然，作为另一支优秀的末世军队，湘军淮军毅军也没丢掉老传统，战力急速下滑，甲午一战全线溃败。朝廷当然是捉急的，好不容易有点能打仗的军队了，还是这个德行，外敌又打到家门口了，肿么办？木法办，再建一支新军吧。于是就着手准备在小站编练新军。 这时候恰逢有志青年袁世凯从小公司调任到总部，自然对这一新开设的前途光明的部门很有兴趣的。当然，公司的高层领导也是要结交的。因为在朝鲜出差期间工作出色，李鸿章对袁世凯颇是赏识。小袁也会来事，早请示晚汇报各种马屁拍的领导心花怒放。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荣禄，也是相当欣赏袁世凯。本来嘛，工作出色又会来事的员工谁不喜欢，加上又是公司急需用人之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早在光绪十二年十月（1894年11月），胡燏芬就已经受命开始编练定武军了。原本人家屁股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应该就没袁世凯什么事了。相传小袁那时重金买通赛金花，从王修直那里得兵书一套，李莲英也从中帮忙，让袁世凯在慈禧太后面前句句说的都是老太太爱听的，再加上在朝鲜有带兵的经验且出手不凡，甚至还帮朝鲜训练过“新建亲军”，比广西按察使胡燏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愣是把人家给PK掉了。 乱世英雄，手里一旦有兵权，就算蛟龙入水再也不回浅滩了。新军编练，朝廷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枪炮足量供应。袁世凯带兵也确实有一手。作为从底层爬上来的官僚，对军队恶习是相当熟悉，所以每次发饷都亲自监督营官。由此看来，基层工作经验是多么重要。纵观历史，真正能做成事的，都须熟悉底层官僚是在制度内怎么个玩法。那些身居高位却整天凭空想象的，终究会见识什么叫人民群众的智慧。以袁多年的工作经验，深知一盘散沙的军队到战场，除了给对手平添胜率和经验值之外毫无作用，于是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抓一抓，在军营里特别强调士兵的绝对服从意识。这样一支军队的战力在当时的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当然如果只做这些，也不符合他老谋深算的工作作风，个人势力也是要培养的。有次袁视察士兵操练的时候赶上下雨，手下赶紧给领导撑伞，被袁呵退。士兵看到老大跟他们一样站着淋雨，心里的感动真是乌央乌央的，啥也别说了，跟着老大好好干吧。再看看今日有些领导让手下给撑伞还自我感觉良好的熊样，顿生感慨：没出息的玩意。其实人民群众要的并不多，能给个公平，他们就能卖命干。新军士兵出操前，也要训话：“咱们吃谁的饭?”“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咱们给谁出力?”“咱们替袁宫保出力！”至于手下的军官嘛，生于乱世，跟着袁宫保能打胜仗能活命，封赏也舍得给，自然没有生二心的道理。所以即使后来袁世凯被开缺回原籍，全国上下也依然只有他能调动北洋军。   四：镇压拳乱   先说一句：如果有人认为义和团是革命行为不是暴乱，请自行阅读相关文献书籍，基础教育工作不打算在这篇文章里做。至于想争论袁世凯镇压拳乱是反动举措的高中以上学历者，请将鼠标移至屏幕右上方那个小红叉，并轻轻点击。 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能带大军的成功官僚，只要有钱有政策，他想守哪块地，对手就休想染指。 当时山东的拳乱非常严重，袁世凯手里的兵又是有限的，要是换个草包“处处有匪，处处增兵”，齐鲁大地就算被折腾死了。所幸当时山东来了个好巡抚，百姓才得以安宁，生灵才免遭涂炭。 袁在山东平乱，颇有如今“维稳”之风。先是发公告予以取缔，当然了，公告是没用的，要是有用还要手下的军队干嘛。不过公告一发，算是确立了义和团在山东为非法组织的性质，法理上占了优势，动起手自然就方便许多。毕竟1898年11月，朝廷发谕令，效仿平定太平天国的举措，责成四省办团练，义和团在当时还是个合法组织，不方便镇压。（其实现在“维稳”也是一个道理嘛，先要招告百姓，你们虽然按照宪法有集会自由的权利，但这次是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不一样，再闹事就别怪国家机器很黄很暴力。）之后再发一篇告示，说如果你们真的是扶清灭洋、爱国的话，那么天津前线更需要你们，你们赶紧上天津前线，谁不去的话那谁就是伪团，需要开刀镇压。发过公告后就是设兵丁盘查，取缔非法集会，悬赏群众举报，挑动群众斗群众，稍有常识的官僚一贯都用这个手法，不足为奇。能让人称奇的是袁宫保与义和拳大师哥们的那顿鸿门宴。 话说袁项城换走草包巡抚毓贤走马上任后，就请义和团的几个大师哥赴宴。席间袁宫保要几位大师哥当场表演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希望能开开眼。当然他是不信的，当然大师哥们也是没这个本事的，所以理所当然的大师哥们都被洋枪打了个透心凉，估计死前特后悔来吃这顿饭。首恶已死，拳民们也知道此人不好惹，于是一行人马卷铺盖走人，在哪不是混嘛。其实说实话老袁这招挺缺德的，但如果仅凭这点小聪明，那也就不是他袁世凯了。大师哥被打死后，拳民们也是相当愤怒，发誓报仇也是情理之中的情节。不过一想到那近万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怒气瞬间就消了，纷纷表示情绪稳定。加上之前的种种措施，义和团之乱在山东破坏是最小的。 政治正确，兵力调配得当，手段高明，软硬兼施，未杀得滚滚人头，对社会破坏小。总之，做的滴水不漏，不由得你不暗暗佩服。   五：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袁世凯一生最受后人病诟的就是两大罪状：窃国称帝，签订二十一条。 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评价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人支持他复辟，全盘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意如此，非原文）想当初年幼无知，还真相信过，现在想想，图森破乃义唔了。纵观袁世凯一生，最痛恨的国家就应该数日本。从二十多岁在朝鲜跟日本作战，直到晚年被迫签订二十一条，真找不出哪个阶段他对日本满怀友好之心的。再说了，为了称帝签这样一个条约，那称帝接手这个烂摊子不是脑子坏掉了么？而且，已经坐上国家元首位置的人，面对这样的条约，总归是要顾忌身后骂名的，袁还没有路易十五那种“哪管死后洪水滔天”的气概。其实《建党伟业》里说的还算属实，袁是在被逼无奈愤慨不已的情况下签的，而且真正签署的和日本最初提出的还是有差异。 如果没有日本，1914年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会是舒心愉悦的一年。欧洲那边一战开打，列强们都无暇东顾了，外部压力骤然小了许多。经过最近两年的文攻武斗，各方政敌也基本被扫平，至少近期内是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民元国会被搞垮了，“大总统”权力扩张，一些法规制度逐渐被制定出来，动荡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眼瞅有机会走上正轨了。可偏偏上天不想让袁世凯过好日子，欧洲战事一起，日本就对德宣战。倭人们没胆子打到欧洲，但借宣战之机欺负中国的胆子他们还是有的，而且大得很。于是乎五万多日本远征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要从德国人手里抢夺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当时驻守青岛的德军大部分是德国海军，对于陆战不管是训练还是装备都差了日军一大截。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还是不辱盛名，硬是抵抗了两个多月才投降。 日军历来的传统就是胃口越喂越大，从一战到二战历来是这个样子。占了胶东的日本不甘扼守一隅，1915年1月18日，正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全部条约有5号，共计21款，所以习惯上被称为“二十一条”，并勒令中国政府必须完全保密。现大抵概括每一号内容如下：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2.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4.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这些条约中，有些是日本实际已经在中国取得的权益，只是之前没有正式文件确认。真正最恶毒的，是第五号的七款。其实这第五号，本是“建议”条款。根据曹汝霖的回忆，当初赴日本游说疏通的有贺长雄报告说，日本的政治元老们根本就不知道有第五号。而且这二十一条也没有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完全是大隈重信内阁私自采取的保密行为。日本人向来有“争功“的传统：大隈内阁为了争功炮制出个二十一条，不过好歹还把第五号列为劝告条款，不抱太大希望；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则更进一步，极力促成这第五号。除了武力威胁，日本人也没忘记怀柔政策，妄图双管齐下。只是这些怀柔政策仅限于“保护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帮助取缔革命党活动”的程度，万没有看出有支持袁称帝的意思。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外交危机，稍不留神，不是大兵压境就是丧权辱国，将重蹈甲午之覆辙。常年混迹于官场的“老油条”袁世凯打太极的功夫甚是了得。他给当时中方谈判代表陆征祥下达的指示就是“拖”，拖得越久，就对中国越有利。毕竟要花时间搞清楚日方底线，而且这样的密约一旦有机会被透露出去，英法列强也不会坐视不理。谈判桌上慢条斯理的背后，是一连串紧锣密鼓的秘密外交行动。重金收买的日本间谍，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这些人一刻也没闲着，兵分两路，一方面打探日方底线，一方面悄悄把消息透露出去。1915年2月13日，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泰晤士报》就刊登了有关的社论，引得西方列国哗然。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国际压力却是日益增大，气急败坏的日本人终于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如果48小时内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袁世凯 如果觉得两国交涉之事太过难于理解，不妨换一种表达： 有天一群看上去像拆迁队的人端着AK-47冲到老袁家，要拆了他家的客厅和主卧。老袁在家翻了半天，能用于搏斗的除了菜刀就只剩下擀面杖了。于是老袁一面跟拆迁队嬉皮笑脸打哈哈，一面安排儿子联系拆迁办，又让老婆去天涯上发帖。终于，儿子打听出其实只要拆了主卧就行了，天涯上也是上万的回帖声援。这时拆迁队也怒了，说一个小时内不让我们拆了主卧就把你家连根端。没办法，一家老小也只能接受现实。 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不管怎样，城下之盟还是签了，不过对比最终签订的条约和日本最初提出的条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最凶残的第五号被废除；第四号被删除，改由中方自行声明，多少保全了一些面子；无限移民和日商课税“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 而签订的内容，有很多也被袁世凯以各种手腕破坏掉。想在中国租地购地的日本人发现中国的土地市场像是中了邪一样，一寸土地都买不到，因为他们不知袁有密令，对于胆敢卖土地给日本人的国民一律按叛国罪论处杀无赦。日本移民渐渐发现一走出附属地，生命就有危险，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暗中派了帮会盯着他们随时准备找茬。被请来当顾问的日本人，也觉得政府一直也没顾得上问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本来就没打算理他们。至于日本当时在山东的权益，本已是即成事实，无力改变，唯有接受。 “创巨痛深，引为惭憾，以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招侮，事非旦夕。”—袁世凯 弱国外交，平心而论，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另外必须要说的是这时候的革命党人。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如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人，尽管在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上，日夜面对被捕杀的危险，非但不趁机发难，更是号召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在美的黄兴写信给冯自由，让他转劝孙文“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不趁国难谋利，这是何等的胸襟大义。纵使功败身死，却也名耀青史。呜呼，读圣贤书者，当如是也。而卖国之父中山樵此时却正忙于与日本签订比二十一条更苛刻的《中日盟约》以求获得日本支持。政治操守，人格品行，高下立现。 附注：《中日盟约》相关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5349206.htm   六：窃国者乎？（上）   事情还要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说起。 其实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已经发动过若干次起义了，每次都被当地的政府军镇压。但这次武昌起义却是政府军所为，只能从外地调兵镇压。10月14日，朝廷下诏，命袁世凯任湖广总督，节制诸军，平息叛乱。鉴于1908年的时候，袁世凯曾受朝廷欺负，以患有足疾为名被开缺回原籍，这次老袁傲娇了一下，说老子脚还没好，不干。朝廷再催，老袁说没钱，出不了兵。最后逼的隆裕太后孤儿寡母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朝廷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再不开工就不厚道了，10月25日，袁命段祺瑞、冯国璋奔赴前线。革命军遇上北洋六镇，被叮咣五四的一通修理。段祺瑞深谙主意，把革命军吓消停了，便隔岸观火起来；而冯国璋却不明就里，拼死卖命，至11月27日，冯国璋手下军队已经攻克汉口汉阳，武昌唾手可得，袁老四生怕失去革命军这支最重要的筹码，急电令冯国璋停止作战，由此也可以看出老袁身后段、冯二人的手段高下了。老袁拦住冯国璋后，转身又跟朝廷说：军费用完了，给钱，不给钱这仗没法打！这下龙椅上的孤儿寡母可傻眼了：上回就把私房钱都搭上去了，现在从哪变出白花花的银子啊。这期间朝廷里有一帮主战的大臣们不断非议袁世凯平反不力，袁滑头干脆上折子，动员这些个王公大臣们凑军费。这下那帮叽叽喳喳的老头子们全老实了。那帮王公大臣们其实是有钱的，从祖宗开始，捞了两百多年了，再怎么没落，搜遍北京城的深宅大院，凑几年的军费是不成问题的。但很显然，这帮善于捞钱的货没有毁家纾难的觉悟。毕竟天下不是自己的，捞回家的库存可是自己的。于是乎，纷纷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示为天下苍生，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所以说，“腐败让政权更稳定”这话虽不假，不过也只用于太平年间，到大厦将倾之时，呵呵，你懂的。 革命党这边，热情奔放的干革命，起义了这么多次，终于眼瞅要成功了，可这老袁一来，鼻子里明显能闻到成功的味道越来越远了。看来，中华之内，能够“驱逐鞑虏”的，唯有项城一人。早在1911年11月8日，被糊里糊涂推选为“大元帅”的黎元洪就写信给袁世凯，推举袁为大总统，袁见信笑而不语。12月2日，各省代表商议，如袁反正，则公推为大总统，袁继续笑而不语。12月9日，黄兴复电，表示如袁投奔革命，举为总统。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随即电联袁世凯，强调自己“临时”的身份，随时准备让位。1912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再次强调，清帝退位即解职。孙与袁之间，颇有点类似刘邦项羽约定的“先入关者王之”。孙这个先入关者，实力不如人，尽管心里一百二十个不乐意，也只能拱手将王位让与袁世凯。天下本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说袁公“夺权”或者“另立政府”尚有情可原，这“窃国”之罪恐怕是有点冤枉他了。以今观古，难道能说项羽是“窃国”吗？秉笔写史，历史轮回耳，不宜做诛心之论。 “革命”期间纷纷宣布独立的省份大抵上都是“墙倒众人推，起哄凑热闹”的。待到中央政府重建之时，自然会乖乖回到祖国的怀抱，重新沐浴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形势到这个份上已经很明显了，两边的命运全在袁世凯手里。而袁世凯倒向革命党人，也是意料之中。“养寇自重”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如果效忠清廷，再怎么功勋卓著，也是人臣；而倒向革命党，终结气数已尽的满清，那自己可就是开国之君，与权臣不可同日而语。 老袁一辈子善用手段，即使他已经决定推翻清廷自己坐江山，也不会玩什么跟革命党人兵合一处然后杀回中原这种评书里听起来很过瘾的把戏。用“凑军费”的理由让朝中主战的大臣们闭嘴后，他就开始给寡妇隆裕做思想工作：你看吧，仗是打不下去了，可咱们不打那帮革命党就要打到紫禁城来，到时候您老不想学前朝的崇祯爷去“自挂东南枝”吧？现在全国各省也独立的差不多了，玩不下去了，不如体面一点自动退位吧，趁着我这把老骨头还在，给你担保退位后的优待费，那帮革命党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与此同时，又暗令冯国璋部兵变威逼，段祺瑞率领北洋军诸将领向孤儿寡母发出了逼宫通电，电中甚至扬言要率北洋军上京，终于吓得最强硬的良弼和溥伟也统统闭嘴，举双手支持共和。自始至终，袁老四都不愿意撕破老脸，始终在双方之中斡旋，把黑锅全部推给部下去背，不得不感慨其手腕之高明强硬，干净利落。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 两千多年的帝制，就这样被袁世凯终结了。没有血流成河，没有火光四起，没有鸡犬不宁，就这样平静的终结了。倘不是袁世凯，换做第二个人，燕赵之地，怕是免不了一场兵灾。 按理说，袁世凯逼退清帝，革命党应该按事前的承诺推举袁为大总统。但要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真是让人浑身上下的别扭。按照辛亥年间的政治设计，中国本来是要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即大总统有至高权力。等到革命党要交出权利时，突然舍不得了，加之又不信任袁世凯，非要搞“内阁制”，即大总统是虚君，真正的权利由内阁掌握。这事平心而论孙、黄干得有点太理想化，怎么能幻想让手握重兵的枭雄袁世凯甘心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呢？再者说，中国历史上开国的皇帝个个雄才大略，哪里会有一开国就做虚君的道理呢？袁世凯心里也别扭，毕竟逼退清帝的是自己，却要接受孙、黄所立的法统，从他们手里接过“大总统”一职，真是万分不甘心。 不要小看这个“法统”问题，这可是政治继承中最关键的问题。《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纪纲是也，通俗地讲就是法统。继承了一个法统，就要在这个法统的框架内行动，不得逾越，而袁，很明显是想自己另立法统的人。且看今日之政坛也是这个德行，每一任领导人上台后，都要提出一个“思想”“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玩的都是法统之争。立了法统，才能算得上“一代”，不再是前任的延续，不必再受前任政策的制约，可以拉起一票人单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常常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调侃嘲笑，领导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的缘故。有句话说的好，中共历来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深以为然。而对袁，这个“法统”问题，对他后来的称帝之殇，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管怎样，溥仪退位，孙中山在南京宣布解职，参议员随即于2月15日全票选举袁公继任。但这时袁世凯所担任的，还是个“临时大总统”。善了个哉，本来想逼宫后承清廷之命，开国会自立为“大总统”，不曾想到头来只是个孙中山的接班人，还是个“临时”的，另附诸多限制，这算是白忙活了。 在当时，论全国范围内的声望，袁还在孙之上。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许多人不服，章炳麟就曾说过“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袁世凯就任后第二天，孙中山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确立了“责任内阁”的政府组织原则。3月13日，袁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3月29日，组阁完成，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职。至此，经过短暂的混乱，新朝初建，南北统一。无论怎样看，袁当这个“临时大总统”都算不得“窃国”。乱世江山，有力者居之。   七：窃国者乎？（下）   孙解职后，并未出任新政府官职，而是开始了全国巡讲，宣传他那套革命理论。革命党人大多数被安排到新政府中无关紧要的衙门，甚至孙、黄也被袁世凯建议去实业救国。新政府虽然是组建起来了，内部运作却是一团混乱，莫要说袁本人，就是袁手下的重臣谁也不听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话，搞得唐只干了三月不到就挂印辞官走人。总理走了不要紧，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需要在十个月内召集国会。对新召集国会，袁世凯和革命党都是相当有兴趣：袁需要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革命党则想要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新国会仿效美国，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各省和海外有固定的席位，共有274人。众议员席位则依据各省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既然有了议会，就必须有政党。想要入朝做官，不加入一个党派是不行的。一时间中华大地大大小小的政党遍地开花。唐氏内阁解散后，宋教仁光荣下岗。于是这位老兄高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开始了轰轰烈烈建党伟业，最终于1912年8月25日在同盟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在随后的大选中，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参众两院841席中的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股东。高层方面，唐绍仪和赵秉钧也都被说服加入国民党，真可谓是盛极一时。 国民党选举获胜，依法应由作为党首的宋教仁出任总理并组阁。袁对宋并非在一开始就动杀机，本是想先加以笼络，如果能相处安好自然是最好不过的，如果实在不能为我所用，再除掉不迟。一上来就想着杀人，那是麻匪，不是政坛老油条的做事风格。袁虽有心重用宋，但继唐绍仪后出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可是有点坐不住了，如果等到宋教仁到京城入阁拜相，就没他什么事了。可能是知道了袁本有除掉宋教仁的腹案，赵秉钧就自作主张的张罗起这事来。但这个笨蛋事办得太不利索，找了个失业军人当杀手，杀手行刺完后也不知道保密，要不说业余选手靠不住呢。事情败露后，警方本着替杀手界清理门户的想法，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笨蛋雇这么个杀手办这样大的事。一路上查，终于查到赵秉钧头上。一般说来出了这类事情，就算是受袁指使，自己死扛下来就好了，后台老板铁定是不会动真格处罚你的。可这个笨蛋竟然宣称是“受上意”，那就活该你倒霉了，最后也未得善终。真是活活笨死的。 宋教仁案至今仍是民国著名的疑案之一，学界也一直没有定论，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孙中山陈其美密谋主使的。如果当真是袁世凯下的暗杀令，以老袁一辈子做事滴水不露的风格，警察全然是没有机会查到赵秉钧头上的。但不管是谁的主意，这帐算是妥妥的记在袁世凯头上了。但换一个角度看，既然这事能一路查到内阁总理的头上，没有抓几个无证电焊工当替罪羊，可见当时司法还是相对独立和公正的。黄兴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一直主张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宋教仁遇刺案。但近代的职业“革命家”普遍法制观念淡薄，都觉得法律不是挡箭牌。等孙中山3月25日从日本回来，一怒之下，要来个“二次革命“，起兵讨袁。当时国民党高层，除戴季陶附和起兵外，大多像黄兴一样主张走法律渠道。当时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政治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袁投鼠忌器，多半不敢背负主动开战的恶名。 当时虽然全国表面统一，但实际仍是各地割据。国民党所掌握的粤赣皖三省是全国最大的藩镇，袁也有意趁着镇压“二次革命”之机在全国内削藩。既要用武力压制国民党，又要让对手先开第一枪，为此老袁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先后将江西部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和皖督柏文蔚免职，又大捕地下党，同时军队也是步步紧逼。终于，7月12日，李烈钧公开布檄反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这时国民党尚没有自己的军队，能够调配的只是慕义投靠的新军，和一些当兵吃饭的杂牌民军。加之补给不足，军纪不整，战斗力着实有限。不足两个月，孙军一败涂地，孙中山本人被迫远走日本。其他军阀，有些像蔡锷一样被解职，剩下的如黎元洪张勋阎锡山张作霖唐继尧等人，在袁恩威兼施之下，也暂不敢有二心。如此看来，“二次革命”真是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袁公只赚不赔。 武力平定“二次革命”后，袁发通缉令，对人不对党，只通缉孙文、黄兴、陈其美等“匪首”，对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只因当时国民党仍旧是国会第一大党，袁世凯如想自我扶正，从“临时大总统”变为“大总统”，还需国民党议员手中的选票。由此看来，选票真是个好东西啊，（呃，不能说得太细，此处省去八千字）。当时袁世凯自我扶正面临一个先选举还是先立宪的问题。主张先立宪的人认为如果没有一部宪法，选举出来的“大总统”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主张先选举的人则认为立宪为大计，不可操之过急，当务之急是先选出总统，将国家带入正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两派意见之争早在孙文主政期间就有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和“宪法会议”里也是吵得不可开交。经过“二次革命”袁世凯权柄徒增，自然是倾向于先选举，选上大总统后在操控立宪，而“两会”也在袁的压力下变为附庸。 4月6日，国会开“总统选举会”，选“大总统”。其实袁此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二次革命”本就是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意气用事，很多党员并不认同，被平定后袁也没有难为国民党议员，此为一“恩”；藩镇已削，国家大体统一，军队和国家实权全在袁手里，此为一“威”。如此恩威并重，竟还是在第一次投票中没有获得法定当选票数，使袁大为惊讶，也意识到自己专权招致不满。但事已至此，于“里”于“面”不正式当选袁都不甘，袁再一次使出自己的“聪明”，暗令组织流民、地痞、流氓、乞丐甚至妓女，组成“公民请愿团”，围攻国会，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一定要选出大总统。此一事，民间流传诸多艺术桥段，个个描绘的绘声绘色。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袁果然当选。在袁看来，这次只不过时自己生平使用过的无数手段之一，并不足为奇。却不料在他人看来，实在太过不堪。诚如唐德刚先生的评价：“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一生聪明，却最终因为这份聪明，身败名裂，为后世病诟百年。 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诚如是焉。 今日回首，重看那段历史，会发现那时国会尚不是橡皮图章，有其尊严。那些围攻国会的流氓乞丐，至少是看的见的肮脏。而如今动辄“全票通过”“一致赞成”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仔细想来，真可谓是百倍不堪于当年。 “大总统”被选举出来后，果然得到列强承认。偌大的一个中国，也算是有了一个“话事人”。既然选举完毕，就该着手制定宪法了。1913年10月，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所谓的“天坛宪法”。有趣的是，这部“天坛宪法”对袁的约束，竟更甚于“民元约法”。然而袁只有兴趣做大总统，对于“宪法”一类的东西，是没有兴趣的。所以“天坛宪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纸空文。不过袁跟其后的领导人比起来，还算厚道，至少没有让人甩着《宪法》打内阁总理的嘴巴子。 大位既正，理所当然的要搞一搞“三反五反”之类的运动，打击一下“走非袁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上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未逾月，11月4日便宣布解散国民党，勒令国民党机关三日之内一律解散，国民党议员一律上缴议员证书与徽章。一夜间，国会中半数议员遭解职，这国会就彻底瘫痪了。其后袁授意熊希龄组阁，史称“熊氏内阁”。后经各省代表召开的“行政会议”，袁指定成员参加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以及一些列运作，一部完全符合袁世凯意图的《中华民国约法》终于在1914年5月1日问世。臭名昭著的“大总统终身制”和“父传子”也存在于这部新宪法。 至此，袁世凯权利到达顶峰。但若说是“窃国”，也太冤枉他老袁了。辛亥革命后，天下未稳，能够占据河山的本来就是袁，而非孙。袁逼退清廷后，若执意全灭革命党，不肯接受“中华民国”这一称谓，恐怕“民国”在历史上也就是个短暂存在的地方割据政权。如此一来，遭苦的还是天下苍生。袁接受民国的称谓，放弃做开国“国父”，不论怎样讲，数万生灵免于涂炭。至于后来上位后专权独裁，平心而论，他做过的哪件事后来的独裁者没有做过呢？只因其接受了孙、黄所立的法统，便谤之为“窃国”，未免有失公允。   八：黄粱帝梦（上） 在说袁世凯“帝梦”之前，非常有必要简单讲述一下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记得早年间求学时，政治老师为了论证中国为何不能搞议会政治，常拿民国初年的中国举例，说那时是议会政治，中华大地乱象丛生，如若再回代议制，必国将不国。少年时竟深信不疑，足见天性愚钝，绝非早慧少年。民国初年议会和政党的形成发展，有大把的专著论述，恕不赘叙，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来看看。尽管大多数著作都基于马列史观，读起来索然，但对于搞清楚民初国会的来龙去脉，还是大有好处的。 民国初年，中国精英阶层几乎一致认为，必须以西方为师方能救国。当时尽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已经是精英阶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具体政见上，还是有非常严重的分歧。那些各怀政见的政客们组成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经过迅速的改组合并等一些列“毁党，造党”的活动，最终有实力在国会和国民党抗衡的是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些政党里聚集了一批清末民初了不起的人物，黎元洪、张謇、章太炎、梁启超，个个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也因为政见之争，分属不同派系。本来嘛，“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就是自古未尝有之事。若是利益之争，各方互相妥协还是有望达成一致的，但政见之争就复杂得多。各方都觉得自己手握真理，不愿按他人的意志行动，加之国会议员中又多是固执的老朽，所以每次国会开会，场面那叫一个热闹。 民初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共有议员841人，史称“八百罗汉”。看这个称谓就知道，那些议员个个都不是善类。按当时规定，在议会内打伤人不违法，所以每逢说不到一块，就动手好了。经常是会开着开着，就有人私自把会场当成擂台，直接开打了。武林高手过招，不比流氓打架，拼的是轻功内力暗器。鉴于会场太小，轻功施展不开，众高手们纷纷在内力和暗器上苦修。那时文案用品尚是文房四宝，没有什么钢笔圆珠笔中性笔。石质的砚台，铜质的墨盒，拿在手里运足内力，都是相当趁手的家伙，抡起来效果一点不比板砖差，而且好歹是文具，骨子里都透着那么股有文化的劲，合身份；带着铜帽的毛笔，随手丢出去当飞镖也是相当好使。经常就某些重大问题开会讨论过后，会场一片狼藉，不堪入目。难得啊，这么多文武双修的罗汉议员，上哪找去？现在台湾泥轰棒子们的议会打成一锅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每次看心里都冷笑：到底是番邦属国，至今还拿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烫剩饭。到后来，迫不得已，国会内砚台一律用螺丝固定在桌子上，毛笔也都拴上铁链。打架打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千古奇观。 当时仿照欧美确立的议会政治，放在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议员而无选民”。当时的议员，大多是旧官僚，抱着入朝做官的想法参加议会。年轻的读书人，没了科举，想要入朝也只能竞相加入各政党，期望有一天能成为议员。民初毕竟去古未远，想让那些老官僚搞清楚“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实在太难为他们了。别说那时，纵使是今日，又有多少肉食者搞清楚了呢？ 这还只是议会里的乱象。因为革命，没了中央政府，“本省人不得任本省督抚”的回避制度完全被破坏，地方军阀纷纷坐大。这些人，长期在本省任职，势力盘根错节，在感情上又容易被当地人接受，终于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军阀。中国帝制两千余年，不论现代人评论封建制度如何腐朽，但很多配套制度还是非常适合中国集权社会的，毕竟这些制是度付出了无数鲜血才发展出来的。君不见即使是今日，各省大员也是调来调去，并且不得由本省人出任，跟当初的回避制度无二。 京城里政客们抡胳膊打来打去，地方上军阀们操枪杆打来打去，搞得中华大地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一时间民怨四起，莫要说那些前清遗老，就是普通国民也有“民国不如大清”的感慨。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好，都很有默契的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不适合民主，唯有继续走专制一条路。袁世凯在国内忙着抓权当正式大总统，孙中山则跑到海外建了一个“中华革命党”。光听名字这个党好像还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但要是仔细研究一下其中的各项规定，就知道这个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该党的所有高级干部均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直接指派。而且，每个党员入党前必须宣誓：“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怎么样，有没有立刻联想到“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每个党员入党时，不单要宣誓，更要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曾在孙文身边效命的居正回忆起孙公关于“中华革命党”的著名言论：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卧嘞个去，谁能想到国父曾有如此言论。公然叫嚣“应该盲从我”，根本就是“句句都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水平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个“中华革命党”都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政党。“国父”一生未掌军权，可以说是他之不幸，也可以说是他之大幸。倘若让孙公手握大军，八成也会搞出个独裁政权，到时哪还有他当今之盛名，恐怕早被骂死了。还好当时他无兵无将，国民党内大佬如黄兴、李烈钧、汪精卫等人对孙这套寡头政治也没兴趣，使这个“中华革命党”未能成气候，最终不了了之。 九：黄粱帝梦（中）   孙中山在日本搞独裁政党，袁世凯在国内也没闲着。自从他当上正式大总统，并操办出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国会后，便积极着手准备称帝的事宜。在称帝这件事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袁手下的僚属大都是前清旧官僚，几乎没有长期生活在西方，见识过西方民主社会，学贯中西的人才。因此，他们大抵也不知道，纵使是在英美国家，议会制也是经过长期发展才日趋完善的，哪有一引进中国马上就能适应并发生作用的道理呢？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政治生活习惯、各种传统，并且衍生出配套的制度，都需要时间。在一个古老的国家，新制度要想扎根，总是要经过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社会结构改变，动荡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阵痛期”。但如果因为害怕阵痛期，或者以阵痛期为借口，拒绝改变，甚至开倒车，最终都会落下千古骂名的。呃，别紧张，也别瞎联想，我说的是老袁。 既然袁世凯和他手下的幕僚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民初的混乱后，深信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想要恢复中华，还需要独裁。尤其是全国上下都在抱怨“民国不如大清”，甚至连“国父”都回头搞独裁去了，更是坚定了袁世凯废民主复专制的决心。在袁世凯及其幕僚的心中，专制就等同于帝制，称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历史上，武将做大、入朝拜相、逼宫受禅、称帝篡位，这一套把戏几乎变成标准化流程了，魏晋宋齐梁陈，一篡六朝，全是这个德行。因此在袁氏集团看来，此次老袁称帝，也只不过是历史重演。那些人的认识水平仅限于此，做出称帝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史家不宜做诛心之论，将袁氏称帝写得罪大恶极。袁公眼光受历史局限，在历史的岔道口上没有看清楚方向。当然了，要说袁世凯称帝没有私心，那是打死我也不信的，毕竟黄袍加身登九五之尊，这诱惑太大了，非大圣至贤是不足以抗拒的——而公等真相信这世上有大圣至贤么？ 尽管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当上正式大总统，实权在握，但经过几年议会政治的折磨，他还是发觉这大总统跟皇帝还是不一样的。当初国会乱象丛生，处处掣肘，指望这样的国会“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不靠谱的。即便是一手操办起来了一个御用国会御用内阁内阁，自己也还是要受宪法的制约。更何况，乱世中若无一个强硬而高效的政府，任由议员们久拖不决——试想，让清末的那一批主战派和主和派没个主心骨，互相攻讦；或是让各省军阀代表推诿责任，厚己薄彼，这国家还有无宁日了？在袁看来，所谓的“帝制”和“共和”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只有哪个更适合中国。而在他犹豫不决是否要做皇帝的时候，一连串的机缘巧合又逐步把他引到这条不归路上。呜呼！天命也。 更改国体这么大的事情，舆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袁公手下有个著名的杨度，一篇《君宪救国论》写的入情入理，今日重读也不得不佩服杨老理论功底着实扎实。要说袁运气也真是不错，大洋彼岸的古德诺适时写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著跟杨度相呼应。要知道民国初年知识精英在认识上几乎都有崇洋的通病，因此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议人、当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古大爷的话是有相当分量的。说到这个古大爷，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要说到他手下带过的一个中国博士生，恐怕没几个人不知道——顾维钧是也。袁府内，袁家大公子袁克定更是卯足了劲窜捣老爹称帝。尽管大总统也能传位给其子，但毕竟不保险。老爹要是当上皇帝，他这个太子就做的稳稳当当了。这个袁家大公子知道老爹最在乎日本政府的态度，竟搞出一份假的《顺天时报》每天给老爹看。别小看这份假报纸，它可是对袁世凯下决心称帝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徘徊在岔道口的人，霄壤之别，往往始于一念之差。袁世凯死前留下遗言“他害了我”，普遍被认为是说袁克定欺父误国。胡适先生（或者说是吴彦祖先生？）教育我们，“他害了我”是四个字，换成网络语言两个字足矣：坑爹。尼玛如假包换的“坑爹”啊！！！！ 具体称帝的过程，实在是演绎过无数次的老套路。无非是手下人承意，组织各地上表劝进一类的把戏。不过既然是民国了，国民代表大会也是要开几次的，筹安会更是投主子所好，组织“公民请愿团”。袁假意推却一番，然后无奈的表示：“不是我要做皇帝，是全国人民选我做这个皇帝。”用发哥在《建党伟业》里的台词叫做“国民拥戴，感慨莫名。”每次看到这种无耻的话胸中脏话都不断翻腾：谁TM拥戴你了！谁TM选你了！要点脸不会死啊亲！！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即中华帝国皇帝位，年号“洪宪”。 “帝国”啊有木有！！！！！！！！！！ 尼玛听着扬眉吐气啊有木有！！！！！！！！ 岂止是霸气侧露！简直就是霸气裸奔毫无掩饰啊有木有！！！！！！！！！！ 多少“网络义和团”梦寐以求的国号有木有！！！！！！！！ 一听就让人顿觉梦回唐汉金戈铁马啊有木有！！！！！！！ 现在的史书写到袁世凯这一段，总免不了强调一句，说袁世凯称帝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其实这种说法相当的不靠谱，也不符合史实。当时激烈反对称帝的仅限于精英阶层，对田间地头的农夫农妇或生活在城市中的贩夫走卒来说，国家还是要有个皇帝才像样子，如今没了皇帝，各路诸侯打来打去，苦的还是百姓。甚至的当时的士兵，哪管共和还是帝制，既然投军，只管服从上级，好好打仗，争取活命就是了，所谓信仰对当时的普通人实在是太过飘渺。这话还真不是信口瞎说，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李宗仁的回忆录。 数千年的帝制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可能通过一两次革命就改变的。是时中国有四亿人口，真正反对袁称帝的到底有多少，暂无据可查。单凭拍脑门子瞎猜，恐怕怎么也不会超过四千万吧。也就是说，当时全国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只可惜，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通常被淹没在历史中，能留下声音的往往是一小撮人。   十：黄粱帝梦（下）   袁称帝前，是有认真考虑过风险的，毕竟这么大的事情，不可不查。只是帝制在中国大地气数已尽，苍天不垂。袁世凯也没想到自己一称帝，各方矛盾一下全集中在他身上了，众叛亲离，连原先的亲信都要么公开反对要么消极不战，真的成了“寡人”。 舆论方面，杨度《君宪救国论》写得已经足垂青史，谁知一山更比一山高，梁启超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竟把老杨和古德诺大爷驳了个灰头土脸，败下阵去。现在官方历史书总把梁启超归为保皇派，其实是非常不妥的。梁老一生并不特别保某一派别，他只是坚持认为，国体一旦确定，断无轻易更改之理。因此从帝制改共和他反对，从共和改帝制他照样反对，总之就是两头不讨好。可想而知如果梁公活到中共建政，肯定是第一批被三反五反的顽固分子。 舆论上被人骂骂没什么大不了的，搞议会政治的国家，元首被人骂实在正常不过的事情，老袁玩了两年也多少习惯了，郁闷的是文臣也不陪他玩了。袁为了称帝，先搞了个筹安会，筹备各项事宜。结果筹安会没闹腾几天，时任袁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就撂挑子走人了。要知道，徐世昌从二十多岁还是落魄秀才时就跟着袁大总统混，到头来竟弃袁而去。老袁很忧伤，一边抹眼泪一边念叨：徐卿，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袁项城么？徐相国一走，李经羲、张謇、赵尔巽一干人等也都歇班了，文臣里只剩下一帮废柴了。 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文臣歇班虽然让人很忧伤，不过政务天才加劳动模范袁世凯同志还勉强应付的过来。可是手下的武将离心离德不听调令可就彻底要人老命了。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忙于政坛，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早已告老还乡，手下替他带兵掌握北洋旧部实权的是“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两人。一起打天下的老伙计们掌权后离心离德，实在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再常见不过的事情。铁杆般的定律岂有为袁大总统谋个例外的道理？更何况在正位之后，他起用陈宦，忙于削藩，将虎狗驱离各窝，另掌他军，段统冯部，冯统段部，将两人的得力干将通通发配封疆，对二人防心甚重。二次革命平定之后，段祺瑞、冯国璋和袁的关系已经变得像70年代林彪同毛祖一样。袁名义上还是北洋旧部的最高领袖，不过只是个精神领袖，大部分指挥权都落在了段冯的手里。他俩有强烈的反帝制动机。作为民国开国元老，就盼着大总统任期届满自己也上台爽一把，出生入死不就盼着这个嘛。结果现在老大要当皇帝，自己永远都只能是个打工仔，换做是谁也不会服气。冯国璋反袁就更有趣了，除了有想当国家元首的小算盘外，还有面子问题。冯听闻有共和改帝制的传言后，特意跑到北京找袁世凯核实。袁安慰他，说这是没有的事，不要听风就是雨，要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云云。冯信以为真，出京后四处替袁辟谣。结果刚辟完谣，北京那边竟然要登基了，自己一张老脸往哪里放？于公于私，叛袁都是必须的。 另外，段冯的叛袁，都和那位大太子袁克定有莫大的关系。二次革命后，段祺瑞已经开始不再对袁言听计从，袁克定竟然怂恿自己的老爹启用王士珍替代段祺瑞。可想段知道后能有多生气。冯国璋跟这位大太子就更合不来了，甚至公开称袁克定为“曹丕”。有这么个儿子，老大登基坐殿数年后归西，哪还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如此看来，搅黄袁氏帝梦的最大功臣还真是非克定莫属。不过要段冯公开起兵，他俩是没有这个胆子的，带着士兵去打军队的缔造者，怎么听都是一件极端不靠谱的事情。对他俩来说，最多也就是不听调令，心里祈祷赶紧出来个什么人把老大结果了，自己坐收渔利。 这个人还真不负重望，松坡将军蔡锷终于闪亮登场。松坡将军在“云南讲武堂”有没有个叫张牧之的手枪队长，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手下有个相当NB的学生，名叫朱德。能教出朱同学的老师，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这样的人物老袁是不会放归到地方上任其做大的，硬是把他困在北京干了三年经界局督办，后来还是在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借道日本跑回昆明。此时的昆明，经过蔡锷老部下唐继尧多年的经营，已经网罗了一批反袁人士。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通电，要求取消帝制，并限袁二十四小时内给出答复。 蔡锷造反，西南不稳，并没有太出乎袁世凯的意料。那个时候，封疆大吏们隔三差五的反对一下中央不是什么新鲜事，况且云南地处偏远，实力又不济，怎么也构不成心腹之患。那支护国军，起兵的时候才号称有九千人。联系数千年来发兵讨贼必夸大其词的优良传统，恐怕实际上也就五千上下。就这么点人，竟还兵分三路，更加过分的是三路人马连个主帅都没有。用这样的部队对抗八万九千人的参战袁军，怎么看都是去作死的，难怪老袁没把他们当回事。但就是这么支护国军，竟然稀里糊涂的把护国战争打赢了，只能说帝制天命如此，气数已尽。 蔡锷在川南就被陈宦挡住了。小陈显然没有要为主子彻底剿灭护国军的觉悟，加上手下的北洋军也不是非常听话，只求把蔡锷从自己的地盘打走就行。于是兵力多于蔡锷三四倍且装备精良的北洋军，有一搭没一搭的打防守战。现在书中记载的川南战斗的惨烈，多半是夸大其词。就那么几千人，装备也跟不上，竟然还打了一个多月，最终获胜，如此战斗能惨烈到什么程度？恐怕护国战争一个多月的伤亡，都赶不上后来国军在淞沪会战中一上午的伤亡。关键时刻，员工消极怠工，真是害死老板啊。 湘西和滇桂方向也差不多，不过湘西战场更有趣。在那里统领北洋第七混成旅的，是袁世凯的好基友唐天喜。小唐唐本是戏班里唱豫剧小旦的，细皮嫩肉面容娇好。在袁世凯还是小袁的时候，便对此君一见倾心，收为“同志”，颇受宠幸，就连去朝鲜出差都带着。哎，看看人家青年袁世凯，泡妞搅基两不误，而且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正事办得也牛B，比北斗那帮整天叫嚣的家伙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至北洋时期，唐天喜升任陆军第三镇标统，成了袁世凯的亲军卫队长。护国战争枪声一响，听说外面有人要打自己的达令，小唐唐便死缠烂打领了兵奔赴战场，算是为爱情而战吧，尼玛可歌可泣啊！！镇守湘赣的是老袁手下难得的一名忠臣马继曾，原本由他镇守，湘赣防线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古人有云，那啥无情，那啥无义。作为那啥加那啥的唐天喜，彻底无情无义了一把。仗还没开打，就被湖南军副司令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给收买了，临阵倒戈，第二天就带队偷袭北洋军西方向第一路司令官马继曾，逼得老马兵败自杀。 马继曾一死，湘西就算是丢了。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一仗没什么大不了。可有些时候周围的人在观望，谁赢他们就帮谁，这种仗就万万输不起。不幸的是老袁偏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丢掉的湘西，这一下引起了骨牌效应。他这个大皇帝，要是没有小唐唐，再多拿些银子犒赏部下，鹿死谁手还真是未尝可知。至于用什么“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之类的话来证明袁氏必败，大可不必理会。这类屁话多半是获胜者为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掌握了话语权后给自己脸上贴金，潜台词就是“你看，我获胜了吧，所以我就是正义的一方，你们都要服从我，不然就是邪恶的一方”。试问元蒙灭宋，满清入关，国共内战，胜利的一方何谈正义？ 基友的叛变给了袁世凯很大的打击，死前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嘴里还念叨“天喜反了”。尽管前线失利，举国汹汹，但要说他这个洪宪皇帝完全当不下去了，却也未必。毕竟手中兵权尚存，收缩兵力守住京畿重地，任那几千人的护国军一时也推翻不了他这个王朝。而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本来也就不是他的地盘，即使不独立也不受他的控制。不过比起今日出动战机轰炸平民的卡扎菲，或是将坦克开上长安街的邓公，他这个洪宪皇帝还算是底线尚存，人性未泯。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退位，结束了83天的洪宪王朝。顺便插一嘴，辛亥革命也是闹了83天，种种巧合和偶然，让历史读起来更

2011年第29期 作者:乔治·普林敦（访问） 苗炜（翻译）   海明威（左）与加里·库柏在向导的陪同下在太阳谷打猎 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卧室里写作，他的房子位于哈瓦那近郊的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站着写作是海明威最初就养成的习惯，他把每天的工作进程记录在一张大表格上——“以防自欺欺人”——这张工作表是用包装盒侧面的硬纸板制成的，表格上的数字代表每天产出的文字量，从450、575、462、1250到512。高产的日子定是因为海明威加班工作，免得因为第二天要去海湾小溪钓鱼而内疚。 当海明威站在“工作台”前写作时，他膝盖正对的书架上立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本·阿米斯·威廉姆斯的《分裂之家》、《偏执的读者》，查尔斯·奥斯丁·比尔德的《共和对话录》，塔尔列的《拿破仑入侵俄国》，佩吉·伍德的《你看上去如此年轻》，奥尔登·布鲁克斯的《威廉·莎士比亚》，还有代尔的《手》，鲍德温的《非洲狩猎》，T.S.艾略特的诗集，还有两本关于卡斯特将军在“小巨角战役”中失败的书。 他曾多次强调，写作这门手艺不该被过度地探究所干扰——“虽然写作中的某些方面很坚硬，无论怎么讨论都不会对它造成伤害，但其他部分却是脆弱的，一旦谈起来，它们的构造就会轰然瓦解，而你一无所得。” 因此，作为一个充满幽默感、善于讲故事、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研究颇深的人，谈论写作仍会令海明威颇感艰难——并非对此主题没有过多想法，而是因为他强烈地意识到，有关写作的思考不该被表达出来，相关的采访提问往往会“惊吓”到他（此处用了海明威最喜欢的表达），甚至令他失语。 海明威全心投入艺术所表现出的个性，或许同传统观念中那个放荡不羁、以自我为中心的角色有所出入。事实上，虽然海明威很会享受生活，他同样对自己从事的每一件工作虔心付出——怀着严谨态度，对那些不精准的、欺骗性的、迷惑的、半成品的想法深恶痛绝。 访问者 ：真动笔写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吗？ 　 　海明威 ：非常。 访问者： 你能不能谈谈这个过程？什么时候工作？你是否严格遵循一个时间表？ 　 　海明威 ：写书或者写故事的时候，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动笔，没人打搅你，清凉的早上，有时会冷，写着写着就暖和起来。写好的部分通读一下，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写什么就停下来。写到自己还有元气、知道下面该怎么写的时候停笔，吃饱了混天黑，第二天再去碰它。早上6点开始写，写到中午，或者不到中午就不写了。停笔的时候，你好像空了，同时又觉得充盈，就好像和一个你喜欢的人做爱完毕，平安无事，万事大吉，心里没事，就等第二天再干一把，难就难在你要熬到第二天。 访问者： 要写得好是否必须情绪稳定？你跟我说过，你只有恋爱的时候才写得好。你能就此多说点儿吗？ 海明威： 只要别人不打扰你，随你一个人去写，你任何时候都能写。或者你狠狠心就能做到。但最好的写作注定来自你爱的时候。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访问者 ：经济保障呢？对写出好东西有害吗？ 海明威 ：如果钱来得太早，你爱写作又爱享乐，那么就要有很强的个性才能抵制诱惑。写作一旦成了你最大的恶习，又给你最大的快乐，那只有死亡才能了结。经济保障的好处是可以让你免于忧虑，坏身体和忧虑相互作用，袭击你的潜意识，破坏你的储备。 访问者 ：对想当作家的人来说，你认为最好的智力训练是什么？ 海明威 ：我说，他应该出去上吊，因为他发现要写好真是无法想象的困难。此后他应该毫不留情地删节，在他的余生逼着自己尽可能地写好。至少他可以从上吊的故事开始。 访问者 ：你会建议年轻作家干报纸吗？你在《堪萨斯星报》受到的训练对你有帮助吗？ 海明威 ：在“星报”工作，你得学着写简单的陈述句，这对谁都有用。新闻工作对年轻作家没害处，如果能及时跳出，还有好处。这是最无聊的老生常谈，我感到抱歉，但是，你要是问别人陈旧而扯淡的问题，就会得到陈旧而扯淡的回答。 访问者 ：你在《大西洋两岸评论》上写道，写新闻报道的唯一原因是报酬高，你说：“写报道会毁掉你最有价值的东西，干这个就是为了赚大钱。”你觉得像打字机似的写新闻报道是自我毁灭吗？ 海明威 ：我不记得我这么写过。这话听起来愚蠢，又粗暴，好像我是为了避免苦思冥想而故作聪明的判断。我当然并不认为写这类东西是自我毁灭，不过，写新闻报道过了一定程度对一个严肃的创作型作家来说会成为一种日常的自我毁灭。 访问者 ：你觉得同其他作家相处，智识上相互刺激，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有价值吗？ 海明威 ：当然。 访问者 ：20年代你在巴黎和其他作家、艺术家一起有没有“群体感”？ 海明威 ：没有。没有群体感。我们相互尊重。我尊重许多画家，有的跟我差不多年纪，有的比我大——格里斯、毕加索、白拉克，还有莫奈，当时他还活着。我尊重一些作家——乔伊斯、埃兹拉和斯泰因好的一面…… 访问者 ：你能从作家身上学到关于写作的东西吗？比如，你昨天对我说，乔伊斯不能容忍谈论写作。 海明威 ：你同你这行当的人在一起，通常会谈论其他作家的作品。那些越少谈论自己写了什么的作家，写得就越好。乔伊斯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他只跟笨蛋解释自己干了什么。他所尊重的那些作家，应该读了他的作品就知道他在干什么。 访问者 ：这几年你好像避免和作家相处，为什么？ 海明威 ：这个有些复杂。你写得越深入就会越孤独。好朋友、老朋友大多去世了，还有些搬得远了，你几乎见不到他们，但是你在写作，就好像同他们有来往，就好像过去和他们一起泡在咖啡馆里。你们互通信件，写得滑稽，兴之所至会淫秽、不负责，这几乎跟聊天一样美妙。但是你更孤独，因为你必须工作，能工作的时间总体来说越来越少，你要是浪费时间就会感到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访问者 ：说说你的文学师承——你从哪些人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 海明威 ：马克·吐温、福楼拜、司汤达、巴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安德鲁·马维尔、约翰·多恩、莫泊桑、吉卜林、梭罗、马利埃特船长、莎士比亚、莫扎特、吉瓦多、但丁、维吉尔、丁托列托、希罗尼穆斯·波希、布鲁盖尔、帕提尼、戈雅、乔托、塞尚、凡高、高更、圣·胡安·德·拉·克鲁兹、贡戈拉——全记起来要用一整天。这样一弄，好像我在卖弄我不具备的博学，而不是真的想回忆一切对我的生活和创作发生影响的人。这不是一个无趣的老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好问题，必须凭良心作答。我把画家放在里面，是因为我从画家身上学习如何写作同从作家那里学到的一样多。你要问怎么学的？这又要花一天去解释。我还觉得，一个作家可以向作曲家学习，学习和声与对位法的效果很明显。 访问者 ：一个根本的问题，作为创作性作家，你认为虚构艺术的功能何在？为什么要表现现实而不是写事实本身？ 海明威 ：干吗为这个困惑？从已发生的事情，从存在的事情，从你知道的事情和你不知道的那些事情，通过你的虚构创造出东西来，这就不是表现，而是一种全新的事物，比任何东西都真实和鲜活，是你让它活起来的。如果你写得足够好，它就会不朽，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写作，而不是你所知的其他什么原因。可是，那些没人能知晓的写作动因又是什么样子呢？■ 原文： 点击

一 《新闻联播》的开场白仿佛回到三年前。与胶济铁路脱轨事故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相仿，也是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伤员及家属表示亲切慰问，部署全面加强安全生产——这一次，哀悼放在了最前面。 事发五日后，终于需要国家总理出面为其下属的一连串错误而“救火”。通稿刊登在《人民日报》右侧顶端，标题不再是中规中矩的“会议召开”，而是那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线”。编辑们为这则重要稿件制作两段摘要：“调查处理工作要公开、透明，结果向社会公布，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要继续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全力减少因伤死亡、因伤致残。要准确核实遇难者人数和身份，妥善做好赔偿、抚恤等工作”；“搞建设、谋发展都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安全、可持续的理念，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速度质量效益的关系，把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落实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线”。 那篇由“本报评论员”署名的头版评论更加得到人民网以及商业门户们的重点推荐。宣告“谋发展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文章痛心“我国一些地方接连发生煤矿和非煤矿山矿难、道路交通事故、建筑物和桥梁垮塌事件”，要求各地官员“切不可片面追求速度，要钱不要命”，“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 多数都市报选择了电稿中那句“给人民一个交代”或“调查处理要公开透明”作为头条标题。《钱江晚报》的封面像一个讣告框，“我看到，我震撼，我思考”是推荐的记者采访手记。这个头版总结标题已经是遮掩了浙江省委机关报子报的火气，在内版，23日连夜赶至现场的记者石磊开篇便痛骂“我看到的‘铁老大’和我们是如此的遥远”，引述的伤员家属控诉是“我没见过铁路上的人，我们是被警察救出来的”；“为什么事发5个小时了，没有一个铁路上的人跟我们解释一下？！”，文章补充描述，“接待他们的，大多是温州当地的政府官员。对于这些质问，他们也没有更好的答案。” 主编们允许另一位记者公布出回忆中的更多“不和谐”：“警察可以拦下我们的采访车，但他们不敢拦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的小汽车，有限的道路资源被大量的这种小车占用了，导致救护车和消防救援车屡屡受阻”。“我们应该为生命让路”，这位因为车被拦下而跑了两公里到达现场的记者写道，“在生命面前，我们没有位尊位卑，请你放下身段……不放低自己的身段，你的眼泪只能被人们视为一种矫情。” 一段由《新京报》编辑发布的微博声称，温州官方因为本次事故与铁道部发生争执，“铁道部要掩埋车厢，遭温州官员抵制，更出动警力抵抗，与铁道部发生争执，在场的温州副市长陈浩一度与工作人员大打出手，但铁道部还是控制现场。温州上下因铁道部失误却要温州为此埋单的做法大感不满，为死难者家属抗争提供方便，包括默许家属在市政府外静坐甚至堵路抗议。”迄今尚无正式出版报道可以证实这段描述，不过，在钱江晚报上，今天已经有了较之前日昨日更加不客气的点名斥责，《铁老大，请放低你的身段》：“你们在这次事故中的表现，有目共睹，不知道你们对公众的评价是不是心知肚明？无论是面对死难者家属，还是媒体，你们高傲的头总是昂扬着，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失误归结于‘生命的奇迹’，也可以从门缝里递出几张死者名单来应付媒体。例子太多，这里都懒得举了”。 这份浙江畅销报纸的评论员方小晶写道，“你毕竟是责任方，责任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精神，总归要大过你的‘铁老大’精神吧？……你还要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我们看了能舒服吗？我们会谅解你吗？”文章将铁路这种服务业比作“天下奇闻”，奉劝铁道部如今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必须“尽快拿出改革方案”：“好好向市场经济学一学，学学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学学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学学怎么样危机公关，学学怎么和媒体打交道，学学如何去提高自己的美誉度。” 当然，即便是“不愿埋单”，即便是“默许抗议”，但媒体总有自己的宣传纪律要遵守。在温州都市报和温州商报上，本地官员们部署的报道重点仍然是“全城驰援，大爱温州”。市委机关报的头版昨天刊登了副省长王建满“要把维稳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的指示，今天又已经刊出系列评论之二，《“温州精神”，在灾难中升华》。 《新京报》则是跟踪那段流传于网络上的那段律协通知，今天刊出对温州市司法局律管处处长、市律协秘书长甘细平的采访记录，由其证实确曾发通知要求“接到死伤者家属求助的律所和律师，不得擅自解答与处置，在第一时间向律管处和市律协报告”。据甘辩解，通知是说律师不得“擅自解答和处置”，不是“不允许”。这次事故有一些专项政策，一般律师不了解，可能会误读。 在成为一整天的新闻议题焦点并饱受争议之后，温州市委宣传部还需要出面宣布那个曾由中新社发布的赔偿方案是“谣言”，即“早签约有4到5万元奖励的说法是谣传”。根据此前新华社稿件中的描述，50万元由事故赔偿金、一次性专项帮扶款以及爱心捐助款构成，并无“奖励费”一项。《新闻晚报》记者就此拨打达成第一例赔偿协议的遇难者林焱家属的电话，“没想到对方一听到是记者就呵斥道，‘我们在网上已经被别人骂死了，还接受什么采访。’” 《南方都市报》愿意体谅温州官方是“代人受过”。今日社论《谈判格局不对等，霸道赔偿谈何抚慰人心》主要骂的还是“铁老大”，强调“并非此次事故责任主体的温州市委此刻出来辟谣，却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于铁道部的霸道印象”。文章批评，“铁道部急忙就赔偿给出方案，断难摆脱规避责任、尽早脱离与遇难者关系的嫌疑，同时也与遇难者家属和舆论所要求的‘先给真相再谈赔偿’背道而驰”，指其50万元的方案刻意回避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而后，更抨击其“通过‘工作组’这样的利器制造与家属完全不对等的谈判格局”：“事发之后，铁道部和温州市立即以毫不逊色于救人的速度成立了57个‘5+1’工作组……一方面注意外部记者的探访(据《今日早报》的消息)，另一方面也采取对家属的不断游说行为”。 这份市民报纸还更进一步，转荐同属南方报业的《21世纪经济报道》昨日社评《铁路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亟待完善》：“我们会发现有这样一些现象，例如中海油、中石油在污染事件上同当地市级政府的‘交涉’。这些央企和铁道部都保持行政级别高于地方谈判对象的优势，形成所谓的‘条条高于块块’，从而在矿产归属、地皮、推卸各项社会成本负担上面有更大的‘胜算’，实现所谓国家对经济制高点的抢占”。 家属们的苦难继续得到聚焦。《新快报》引用态度转变的杨峰声明，“我没有被铁道部收买，安顿好家属后事，一定会讨个公道”；《扬子晚报》上，一位失去妹妹的男子跪倒在地给仰头喝水的调查组专家叩头，苦求说法，编辑们加上备注，“专家只回答，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京华时报》刊出“遇难者家属高举遇难者遗像，要求与铁道部官员见面”以及他们手持横幅聚集在温州南站的场景，并引用其中一位的原话，“他们一开始就谈钱，这让家属很难接受！”报道中，“家属代表称，上海铁路局的一位负责人会议半途到场，发言中主要强调了铁路部门在救援中的努力，对于家属们的四点要求，进行了‘官腔’式的回复”；《南方都市报》更引用凤凰卫视节目台本，由家属们追忆那个“一家四口被困车内，家人多次求助无人施援”的夜晚：“他们就不动，他们就不动手，就说没有生命迹象了”。 今天早晨，温州警方已然公布第三批遇难者名单，至此，官方死亡数据中的39人全部确认。《中国青年报》昨天那篇《“情绪稳定”终于被扫进垃圾堆了》言犹在耳，不料，《人民日报》稿件今又宣告，“温州相关部门已累计接待遇难者家属880多人。在心理干预小组和现场志愿者的陪护下，家属情绪总体稳定”。 对事故原因的调查正在向纵深处挺进。央视《经济半小时》昨晚公布“永嘉站异常情况早有征兆，人工调度代替正常的电脑自动调度”还只是引子，《第一财经日报》根据铁道部排查命令发现的列车控制系统更加疑似真凶。早间，《朝闻天下》播出新任上海铁路局长安路生的通报画面：“经初步调查显示，由于温州南站信号灯设备存在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应该显示红灯的时候显示绿灯，没有给后车提供应有的信号，相关调度人员也没有发出预警，引发追尾事故。”10时许，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的道歉信已然出现在各大门户页面上。 事发次日，铁道部曾称“初步了解，事故原因是雷击造成设备故障导致的”，此说饱受质疑。昨日中新社曾引述国家电网声明，称事故发生前后“给温州南站、永嘉站2个火车站供电的3回10千伏专线均未受雷雨天气影响，运行正常”。 人祸已然确凿无疑。以“要高铁动车可靠，更要人可靠”为题，腾讯今日话题感叹：“‘中国高铁，将脚步放慢一点’，事故发生后，很多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了这句话，其实，谁又不希望快点到达目的地呢？人们说的慢，不过是希望铁路除了速度之外，能在质量、管理、安全上能齐头并进罢了”。笑蜀更在凤凰网专栏中认定，“我们的问题已经不是人祸，而是人祸的轮回，而是由人祸的轮回所印证的”，他希望本次动车惨案成为关键转折点，“那种连生命都可以牺牲的发展，对生命来说，又有何意义？” 没能等到安局长最新结论的《新京报》，社论用在《动车事故调查，期待检察机关监督发力》；《京华时报》也说“调查公开透明才能真诚负责”。不过，还有人担心在铁路系统的“独立王国”里，如此“避嫌”仍不足。于是，贺卫方吁求人大介入的呼声得到了更多媒体版面，其中包括《北京晚报》、《青年时报》，以及《南方都市报》的头版头条位置。这位法学家在其微博中提出，“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难以服众，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不过，今日《新京报》引用宪法学者许崇德之观，他认为“学者就此提出建议是可以的，作为一种民间呼吁是正常的，也是民主的体现，但是不能轻易启动”。 安路生认为“7?23”事故暴露出多方面管理漏洞，不过，在很多批评者看来，比起至少造成39人死亡的数据，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在此后四天里糟糕的救援善后，用凤凰网专题的说法是“目中无人的列车驶向何方，不人道是这次救灾中最可怕的黑洞”。温家宝的应急专家组成员昨晚也已通过央视镜头公开批评铁路同僚“事故处理不慎重”，从24日上午的“掩埋车头之争”、 24日下午的“先救援还是先起吊”、25日的“未查清原因就开通铁路”，一直到对“埋了又挖出来”之举十分吃惊——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铁民面对记者摇摇手说：“难以置信，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个要出大笑话的。” 谣言与真相也在反复互相追尾，辟谣和反辟谣很难说哪个就成了“笑话”。每天都会有层出不穷的黑幕指控，其中仅有一小部分获得官方否认，进而被刊登在正式出版媒体上，例如“遗体集体火化”说。而绝大多数传言则是在回应和反驳中面目不清，例如究竟事发之后铁路部门有无掩埋车头——这甚至直接导致财新记者周凯莉与她所供职的那家素有独立之名的媒体，被安替、林天宏等曾经的同道中人公开谴责。根据财新网在7月25日发布的《“掩埋车体”事后现场目击》，“车头被推翻在一个大坑里，但上面并未覆土。另外5节车厢，还在事发地”。署名记者于达维还就此在微博奉劝那些抨击者：“谣言和阴谋最能红。但还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互联网舆论如同众声喧哗的广场，激烈的声音总是更容易浮现，更容易被人们听见，而那些相对温和（或称“理性”）的观点则有可能化为“沉默的螺旋”。尤其是在紧接这场惨烈事故的日子里，为中国铁路部门辩解需要特别的勇气，很有可能会被批评为“理性到冷血”。所以，当《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痛惜中国高铁出口前景遭遇重大打击，当企业家李东生呼吁理解新技术的发展需要过程时，他们迎来的是压倒性的骂声。 骂声中，很多是被哭声激发而来。新华社播发了《亲历者还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前后8小时》，《新京报》排列出更多遇难者的生前故事，《钱江晚报》宣布找到了事发前小伊伊正在叫妈妈的视频，搜狐设立了用来悼念的网上纪念碑。或许再过三年，人们提起这场发生在雨夜中的交通事故时仍会想起这个标题——“永不抵达的列车”。《中国青年报》的年轻记者赵涵漠拥有了自己的成名作，拥有了快速阅读时代一篇长文的罕见点击量，也拥有了同行前辈们的最高致敬－－鼓励原创的《南方都市报》、事发本地的《钱江晚报》都在用今天的版面原题转摘这篇报道，逝去的朱平和陆海天灿烂的笑容再次绽放。 午前，央广快讯：温家宝抵达温州，将看望慰问事故伤员和伤亡人员家属，并将向遇难人员献花表示哀悼。温家宝还将举行中外记者会，就相关问题回答提问。 此时，门户编辑们正在推荐一组发自事故现场的图片，当地民众在解除封锁后来此挖掘车体残骸。“尘归尘，土归土”，腾讯解说道，“有的人是回来再看看现场，有的人是来捡东西的，捡了废品拿去卖钱。不过现场除了一些掩埋在泥巴里的车身碎片，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二 新华社下属《国际先驱论坛导报》的编辑感叹：“果然！航空母舰一出来，动车追尾就退后了！残酷的新闻规律啊！连赖总也不能幸免，才火了半天！所以说，引导舆论转移焦点的最好办法就是再制造一个焦点出来”。 事实上，中国军方公开承认航空母舰存在的消息的确也具备登上头版头条的能力，那幅由新华社首度发出的“瓦良格”清晰大图也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上（此前，出现在新华网首页的只有源自“网友”的非官方照片）。 中共中央机关报固然要沿用国防部发言人那句“我国正改造废旧航母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作为头版主题，但也可以在整整两个内版飞扬一番，例如《中国人航母梦》、《图说航母》。在那篇《五问中国航母》中，更由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出面答问，称“改造废旧航母是由国情决定的，改造后主要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拥有航母有利于保卫我国的海上安全，也是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并再度否定“中国威胁论”，强调“我国改造航母在技术上面临全方位挑战，与最先进航母有不小差距”。 既要长我志气，又要韬光养晦－－作为军方喉舌，《解放军报》在用头版宣布“航母建设非常复杂，该舰距离真正形成战斗力还有很长时间”后，配发评论员文章《和平发展的积极举措》，强调“即使未来发展航母，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而是意味着对世界和平承担更大的责任。” 而在那些都市报的头版上，兴奋之情就更加表露无遗。《重庆时报》就四个斗大的字，“中国，航母！”；邻近台海的《东南快报》谐音“亮舰”；《辽沈晚报》高呼“中国航母，威武！”；《晶报》惊叹“真有航母”；《楚天都市报》说“大国重器，呼之欲出”；《潇湘晨报》宣布中国已成拥有这项战略级武器的“第十国”。《东方早报》干脆直接引述军方通报中那句“不存在下水问题，它一直都在水里”作为头条标题，据其内版所言，“舰上所有设备都是新的”。 《环球时报》社评尝试解读中国军方“低调、惜字如金”的意图：“中国显然很不愿意因为这艘航母增加周边对自己的担心，这样一个乖巧的、认真与邻为善的大国，世界政治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篇《中国老百姓盼望航母有威力》得到腾讯头条推荐，文章再度建议中国官方“既不高调也不过于低调”，“把实情告诉国民，把我们的真实意志通告他国”：“中国发展航母就是为了获取军事及政治的战略增量，第一艘航母既是试验平台，也是中国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国防部不这么说，但中国民间就是这么理解的，世界大概也都是这么看的。”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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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轨事件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住地所在的温州雪山饭店306房，这两箱茅台酒就摆在墙边。这个房间住着调查组服务人员。这是给谁喝的？难不成是心怀不轨的人想灌醉调查组专家、让大家看不到真相用的？所以我说请大家喝酒，不能让坏人得逞！大家要快，刚才 @王全宝 老师看见，酒箱已打开了，可能正要喝。 @阿里爱爱 ：看过在温州第三医院的采访才知道，原来伤者和死者家属在温州的吃住都要自己掏钱，政府只是安排了定点，钱要家属自己付。即使有的是政府代垫，钱最终要从赔偿金中扣除。要知道温州酒店的价格一晚要200多，一些家庭本就不宽裕，在温州处境举步维艰。 @红嘴乌鸦 ：听铁路内部人士解释。每次事故之后，铁道部均急于通车而疏于救援，是因为铁路内部考核事故严重程度，是以事故阻断交通时间长短来定的，而且以晚上六点为一个时间节点。这正是此次动车追尾事故为何非得赶在次日十八点前通车的原因。换句话说，在铁道部多年形成的事故处理价值观里，根本就没有人命的位置 @作家天佑 ：列车长接受央视采访，很搞笑，先是说，当时列车上电话都打不出去了，我就觉得出事了。然后又说，铁道部长打电话过来说一定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啊。这电话难道是单向的？只有铁道部部长才打得通？ @沈大飛 ：請還罹難者公道。今午，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門外。（photo: Kokkin Chan） @司马南 ：德国没有出过铁路事故吗？美国没有出过铁路事故吗？印度没有出过铁路事故吗？…….出了事故，恤民为德，就事论事，科学分析，改进工作，世界各国概无例外。岂能动辄任由阴谋者肆无忌惮诋毁国格国威国造？岂能任由好事者起哄架秧子谣言满天？岂能任由邪恶势力矛头向上舆论围剿趁机改变政治制度基石？ @染香 ：▲ 7月22日凌晨京珠高速大巴着火死了41名乘客，掌握话语权的民主精英们无人问津，为何却对23日动车追尾齐声发力？…… 染香告诉你背后隐藏的战略意图：1. 摧毁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力，让中国人陷入窝里斗。2. 为谋求中国铁路私有化创造舆论环境。3. 让中国高铁出口泡汤，在国际竞争中败给西方企业。 @司马南 :染香这女子看问题入木三分 他们情绪稳定 （图/ @邝飚的新闻漫画 ） @胡泳 ：中国人进入集体神经质时代：30号北京开往沈阳北d1动车断电100分钟，一片漆黑，空气稀薄，乘客被采访称最后一节车厢的拿起行李往车头跑；有乘客给接车同事发短信，说谁能通知一下后车，赶紧停车；有网友报告，接下来一个礼拜北京飞沈阳的机票全是全价；另有火车乘客说，现在上车就找安全锤。 @北京阿龙_lis ：昨天和一个在地铁工作的发小兄弟吃饭，我看见他脚腕上系个红绳，我就说他太娘了，他说有一次他夜班，地铁关门清场之后他却听到调度室的大屏幕后面有个女人在哭，从那他才带的，地铁员工手腕上、脖子上不让带东西，所以只能带脚上。他还说几乎每个同事都带，因为很多同事都撞见过不好的朋友 【2】小飞鱼孙杨 2011年上海游泳世锦赛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孙杨一路领先，以14分34秒14夺冠，并打破哈克特保持10年之久的世界纪录，为中国男队夺取首枚奥运项目的世锦赛金牌，成为本届世锦赛双冠王创造历史。 【3】全国平均20台电梯有1台存隐患 自北京地铁自动扶梯事故发生后，各地质监部门开展了电梯安全监督检查。截至7月底，各地发现隐患电梯占检查电梯总数5.14%，平均每20台电梯中就有1台电梯存在隐患。全国平均每年发生电梯事故约40起、死亡人数为30人左右。 昨晚8时53分，有网友发微博称北京地铁10号线双井站电梯梯级翘起。10时许，上行扶梯已停运，扶梯顶端入口处的盖板被掀起，盖板附近的1块梯级掀起并倾斜。站长证实该站电梯出现故障，未造成人员伤亡，故障原因不便透露。 @Cici淋熙 ：十号线双井站的电梯，橱窗外看好多人都拿手机在拍照，我也凑个热闹，和大家分享下，友情提示：以后大家坐地铁出行，还是上下楼梯吧，滚梯实在靠不住！！！ 【4】红十字会玉树捐赠数据“缩水”23% 31日，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后引发网友质疑，对玉树县仲达乡寄宿学校和卫生院的援助，日本红会官网公示分别是1544万元和696万元，但中红会公示分别为1182万元和535万元，“缩水”23%。 http://t.cn/aYjvIv 【5】卫生部：医院挂号等候不能超10分钟 卫生部要求医院简化门急诊服务流程，挂号、划价等服务窗口等候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心电图、影像常规检查项目，自检查到出具结果时间不超过30分钟。此外，还应向患者提供现场、电话、短信、网络查询中至少1项查询方式 2011年7月29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挂号大厅，虽然114查号台预约挂号业务已开通，很多患者及家属依然彻夜排队等号 【6】乱闯大运会专用车道或罚款300元 深圳市政府新闻办称，从8月4日至24日，每日7时至20时，社会车辆将不得使用大运会专用车道，违者或被处以300元罚款。在大运会期间，所有为大运会服务的车辆将被安装上“电子车证”，以便对其进行精确管理。 【7】炒作无处不在！ 今天我转了一个不要以貌取人的视频。后来被告诉原来他是坑爹的，他没有那么穷，装出来的。查了一下，原来真的是坑爹的，炒作的假农民，距唔止无甘穷，而且还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还拿过不少奖项。怪不得唱得那么好听。看看图片，是他上那个节目和平时穿着对比。（BY某网友) 【8】地球人再也無法阻攔富士康了，坐等機器人跳樓 （ @OnlySwan ） 7月29日，郭台铭携妻子现身深圳龙华园区富士康集团晚会，与员工一起劲歌热舞。61岁的郭台铭语重心长地念出“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挫折无可惧，勇者有未来”，作为赠言，献给员工，劝告富士康员工应该理性看待爱情和生活，珍惜自己的身体。 【9】话剧时代 【联通基站伪装成大树进驻小区】在重庆，联通公司为了躲避高额的小区“入场费”，另辟蹊径，伪装成大树进入当地一知名小区。此举引起居民强烈不满。联通基站修建位置与公示位置不符，与房屋实际距离很近，最近只有10米。“天线未经任何防辐射处理，使得小区内健身区完全成为辐射重灾区。”(飞象网) 【10】请大家给“瓦良格”取一个可以代表中国影响力的名字 7月31日，辽宁大连，正在改造中的航母“瓦良格”号。当日，中国改建航母拆掉全部施工脚手架，露出完整真容。 国防部请大家给“瓦良格”取一个可以代表中国影响力的名字？以挑战美国的“卡尔 文森号”“林肯号”“华盛顿号”法国“戴高乐”等等   @疯贰 ：就决定是你了！海底捞！ 【11】长沙9岁男孩在麦当劳鸡翅中吃出蛆虫 日前，长沙男孩金佗与父母在一家麦当劳吃鸡翅套餐，发现多条蛆虫。家长要求麦当劳给予解释和道歉，但在三个小时的交涉过程中，工作人员始终不肯承认食品存在安全问题。 http://t.cn/aYHa16 【12】在台湾绝对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喊“马英九万岁” 某市长带团去台考察，入住台北一高档酒店，用餐时市长嫌大厅嘈杂，对服务生说：给我们换个雅间，服务生说没有了，市长大怒：你知道我谁吗？让他们滚！服务生问：你谁呀?他是X市市长，一随从吼道。呵呵！服务生冷笑：就算马英九他爹来了也不敢这样说话！去欺压大陆人民吧！在这里你最多算一堆狗屎。 @昵称叫 ：杭州，7月31日路过文化商城附近的楼房。我想在台湾绝对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喊“马英九万岁”。很多事情我们平时不关注，临时再哭天喊地喊万岁，一点用都没有。 【13】安徽铜陵长江大桥用黄油填缝隙 7月21日，安徽铜陵长江公路大桥钢索和护栏锈迹斑斑。近日，一则关于安徽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帖子被网民再次关注。由于这座大桥的施工单位是近来屡被质疑的湖南路桥集团公司，因此，这座被誉为“皖江第一桥”大桥的安全状况引起了网友和业内人士的议论和担忧。该桥管理处的专家表示，网曝内容属实。 【14】日地震灾区开通遗失照片搜索服务 共同社报道，近4成街道被海啸吞噬的日本宫城县山元町近日将废墟中找到的照片上传至电脑，开通了搜索服务。町政府希望将充满回忆的照片尽快物归原主，首批上传照片共有450本相册，此后将陆续增多。在网络公司的协助下，工作人员还制作了搜索系统。 7月31日，来自日本福岛县的10对新人在相邻的栃木县那须町的一个教堂举行集体婚礼。新人们大多是因“3·11”日本大地震被迫推迟婚礼。他们在全日本婚庆协会的资助下，完成美丽的婚约，相约终生 【15】乔治-奥威尔故居将出售 《每日邮报》报道，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因其著作《动物庄园》、《1984》而闻名于世。他的幼时住所最近将以100万英镑出售。这所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位于英国牛津郡，正是在这里奥威尔和当时年龄相近的女诗人娅辛达-布迪康相识并成为好友，还在和她交往中萌生了成为作家的想法。 【16】奥巴马50岁生日礼物：债务上限谈判达成协议 美联社报道，奥巴马刚刚发表声明，称已和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就提高债务限额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未来十年削减赤字1万亿美元，并避免美国未来8至12个月再度面临债务危机。由于议员需要时间审阅相关协议内容，美国会最早可能在当地时间周一才会进行投票表决。 【朝鲜称将无条件参加六方会谈】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日在平壤表示，朝鲜将无条件参加六方会谈。发言人称，朝鲜坚持其“无条件恢复六方会谈”和在同时行动的原则下全面履行“9·19共同声明”的立场 【17】幸存者 《每日邮报》报道，挪威司法部顾问、50岁的内斯尼斯表示，爆炸炸裂了办公室窗框，飞出一条30厘米长的木条插入了她头部，并从头顶冒了出来。幸运的是木条没有伤及大脑。她说：“我当时头很疼，但不知道原因。当意识到头上有东西时，我吓坏了。我活下来很幸运。” 【18】黑猩猩当保姆为虎崽喂奶 泰国一只叫“嘟嘟”的黑猩猩近来被摄影师拍到熟练地用奶瓶给一只虎崽喂奶。“嘟嘟”先是将奶瓶放入自己的嘴里，似乎是在像妈妈一样试奶温，然后将“阿隆”温柔地揽入怀中给他喂奶，而“阿隆”则是心存感激似的吮吸着。 http://t.cn/aYQ4Lw 【19】胖子，你再也不能吃巧克力了 《太阳报》报道，伦敦水族馆最近新进了一条叫“盖瑞”的丝足鱼。因为10年来原主人一直用巧克力华夫饼喂养它，“盖瑞”已经长成了40厘米长、4公斤重的大胖子，连鱼缸都很难容下它。水族馆工作人员无奈之下只好把巧克力饼干碎末拌入正常食物，帮助它逐步摆脱巧克力瘾。 【20】建军节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1万多人，起义部队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马伯庸 ：八一建军节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进行曲》英文卡拉OK版。当初是在卡拉OK房里和一群狐朋猫友现场搞出来的，翻译不求信达雅，只求琅琅上口，合辙押韵，每次去卡拉OK已成保留曲目。 【21】你只活在我的记忆里 【22】武器！这也是武器！至少让他们感到害怕了！（作者：祖莫夫斯基 波兰） 【23】善良之心 父亲张省明、大儿子张歌及两个双胞胎小儿子，事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救了十几人。他们是河南驻马店人，2007年来温州谋生。他们的身后就是他们的“家”，一个无墙无瓦的窝棚，但窝棚里却有着善良之心。（via @青年时报 ） 【24】看见 @姚晨 ：录制柴静的新节目＜看见＞。好多人都一直在微博上追问：柴静去了哪里？其实，她从未离开过。你见或不见，她就在那里 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柴静） @夏骏 ：有网友感慨：“ 中国社会各阶层好像完全是断裂的，看微博感觉明天就要起义了，去菜场兜一圈又发现一百年也不会革命”。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