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宁浩新作《无人区》再次“黄了”，上映日期无限推迟。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老同志赵葆华说“影片里没有英雄净是坏蛋，违背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由于广电总局审片委员会历来作风神秘，能够确切透露“干掉”一部片子的理由，也算难能可贵。对于这样的理由，暂不论能不能站得住脚。先来看“审片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的成员来自何方，它自身又是如何运作的。

审片委员会隶属国家广电总局，执掌着中国大陆上映的所有电影的生杀大权。也就是说，一部电影只有通过审片委员会的审查，被认为适合播放，才会投放院线。如果被认为不合格、不适宜播放的电影，则被驳回修改、重新剪辑，或者直接被枪毙。

据内部人士透露，审片委员会成员仅36人，背景来自各行各业，如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老牌电影导演、全国妇联宣传部文化处处长、大学教授、国家宗教事务局办公厅综合信息处处长等。这36人审核电影能否上映的标准主要涉及意识形态与官方政策基调。具体的标准则是广电总局的“十类禁止九类应删”，罗列如下：

十类禁止 

　　(九)有违相关法律、法规精神的。

如果看得足够仔细，你会发现，十类禁止标准，只有一条针对影片的技术和质量问题，其它全部是针对影片的思想和内容的。至于九类应删减的，范围之广几乎涉及电影的方方面面，从拍摄内容、对象，到拍摄手法、影片价值观，甚至音乐、台词均会管到。“十类禁止九类应删”与其说是明确的审片标准，不如说是一个模糊的纲领性文件，具体执行完全看个人发挥。这便是审查制度的荒诞之处，即没有人知道应该按什么标准来审查。因此，如果一部电影需要被禁播，理由总是会找到的，而且很充分。

稍微列举一下90年代未通过审查的片子，包括《十七岁的单车》（2001）《鬼子来了》(2000年)，《苏州河》(2000年)，《过年回家》(1999年)，《东宫、西宫》(1996年)，　《活着》(1994年)，《蓝风筝》(1993年)，《北京杂种》(1993年)
等。

再来看未通过审查的原因，部分如下：

《十七岁的单车》被禁理由是“如果看过影片就会觉得这部作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表现的就是年轻人对现实的看法和生活经历，基调是灰色的，立意上也有问题。”

《鬼子来了》被禁理由是“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

比较有意思的还有贾樟柯讲述小人物命运的三部曲，《站台》、《小武》、《任逍遥》，均未通过审查。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整理出所有被审片会禁止的影片就会发现，整个9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几乎全部未通过审查。这样的审片委员会，其工作的标准和价值衡量方式就很让人质疑。制片人方励曾在接受采访时无奈的说，审片委员会成员都是中国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他们普遍年事已高，在观念和审美上都与当今的观众和年轻人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距离……导演是年轻的导演，目标的观众也是年轻的观众，结果一帮老头老太太来审这个电影，让老人家来决定年轻观众应该看什么样的电影。

对于这样的审查团队，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么。但它的确有自己的工作逻辑，那就是严格维护“十类禁止九类应删”，对于能删的尽量删，对于不怎么对味的尽量禁。对于色彩黯淡、不积极向上的尽量改，对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指导改正。36位老人，俨然是中国13亿电影观众、庞大的电影工业与不变的国家利益保护者，他们按照指示条款与阶级斗争时代的审查精神，一板一眼，不慌不忙的完成本职工作。他们也许从来不想观众想看什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观众，并自认能代表中国所有观众的品味。

如果你追问他们，艺术品价值如何检查、又怎样判断？那肯定毫无答案。因为艺术价值的判断不是他们的专长，许多时候也不是他们能理解的，就像《站台》，在他们眼里就是一部基调灰暗，价值观颓废的片子，他们丝毫不感到这是一代人的时代生活印记。

因此，《无人区》被认为“为了艺术极致，不惜违背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其实这还不是主要的失误，最主要的失误是丢失了艺术家的一份社会责任”，就毫不让人奇怪。他们丝毫没有看到中国导演的创造力，看到一种新的电影风格的成型与成熟，只是考虑到“教育、教育、责任、责任”，导演需要负担什么责任呢？观众又需要多少教育呢？对于一个普通的观众，他花钱进影院，看了一部好看的电影，这还不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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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青桐 | 评论(3) | 标签:忙碌, 贪欲, 爱的能力

关于“碌碌无为”这个词。我们从小的教科书上，都这样解释：“碌碌无为就是平庸而没有作为”。但是，我今天理解这句话，却是另一个意思，是指“世人忙忙碌碌所做的全是毫无意义的事”。是啊，你看电视新闻上那些“碌碌”的身影中，是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暴力冲突有意义，还是英国三党党魁的所谓民主竞选有意义？是把丰收的稻田用推土机铲为平地变成命名为“香榭王府”或者“丽人公馆”的房地产楼盘有意义，还是把曾经在炊烟袅袅的村庄平静过生活的农夫赶到珠江三角洲的化工厂里参与“中国制造”的血酬豪赌有意义？是“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经验交流大会上的慷慨陈辞有意义，还是不惜巨额财政代价、举全民之力举办一场极致奢华的“牡丹节”、“郁金香节”、“大白菜节”有意义？

动物的愿望比较简单，就是生存与繁衍。人的愿望原本就应该比动物复杂一些的。人的愿望本该是：一是生存，二是繁衍，三是爱的能力。实际上，人之所以区分于动物，就是因为具有“爱的能力”。为了获得这种能力，人被赋予的智慧造就了源远流长的文明，而文明本来是用来实现“爱的能力”的手段，结果，文明却异化为满足“欲望的能力”的手段，这时候，文明被“悖论”成为罪恶。

一位绿色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说，今春的西南大旱不是天灾，是人祸。新世纪以来，中国南方的一条条河流先后干枯了，西南的许多河床里，只剩下鹅卵石。四川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是这样，云南的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也是这样。就在20年前，行在河边还可以听到哗哗的水声。一座座的水电站建成了，金沙江的上游已经建了八座，一节一节的水全都闸住了，下流全都干涸了。在西南，利益集团砍掉原森林，种成桉树。桉树两三年要成材，要把周围大量的水都吸来，有些种桉树的地方连庄稼都不长了。

把每一寸坚实而富饶的土地变成房地产项目，把每一条湍急而壮美的河流变成水/电站，有一种改天换地的胆识，有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这种不畏自然的胆识，这种肆意做大的精神，来源于国家文教体系，来源于历史意识形态，来源于人性的贪欲。

那年，对着古老的北京城，伟人毛润之先生挥臂向他的人民描绘中国的现代化图景说：“从天安门城楼望去，要处处是烟囱”。

人世是一场劫，劫难越深重，洪水后的家园才越清新，涅磐后的重生才更纯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个国与国互相“利来利往”的繁忙时代，发展中国家把贪官的子女和贪污的脏款转移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把环境污染和血汗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两情相悦，互利互惠，这是一个共产极权与资本主义彻底肌肤相亲、公然利来利往的时代。道义和人权是打出来的“牌”，贪欲才是实质才是根本。

人被贪欲和“无明”推动着去忙碌，巨大的忙碌之中包藏的是无边的空虚和惶恐。人们已经不知道，如果不忙碌，那又该干些什么？忙碌啊！官员忙，在鲍鱼宴和燕窝宴之间穿梭，在文化会议与经济部署两头赶场；学者忙，要在无数的核心期刊上接连不断地发表无数不求甚解的学术论文。学术论坛和课题项目，鱼与熊掌想兼得；学生忙，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自习考不完的试；建设者忙，有多少房子需要拆了建、建了再拆；白领忙，从早晨的公司励志会议到傍晚的业绩汇报，一刻不停地打电话发邮件；新闻工作者忙，报纸电视每两三个月改一次版，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把旧话题重复炒来炒去。全是折腾，全是徒劳，全是虚妄。有人属无可奈何，也有人煞有介事，以为是神圣的事业，以为是崇高的价值。消耗的是纸张、能源、建筑材料、水源、食物。其实，少一些折腾，就可以实现节能和环保。少一些忙碌，就可以停留下匆匆的脚步，抬首眺望远方的水墨青山，低头去关注一只小鸡的破壳，用温存的心去感知生命的质量。

一个和平良善、欲望简单的社会不需要忙忙碌碌，不需要做放弃节日休息无穷无尽加班的“工作超人”，不需要做辗转公路航班疲于奔命赶场的“空中飞人”，不需要让每一个人都为加薪和提拔而焦头烂额，不需要《杜拉拉升职记》里“徐静蕾”在消费主义和升职野心的双重挤压下失去生命力的好莱坞式爱情表白，也不需要《东风雨》里装神弄鬼的“柳云龙”蛊惑所有“革命同志”都为一条代表着信念的过期情报而捐躯就义的“宏大叙事”。一个和平良善、欲望简单的社会不需要移山造海的精神，不需要大干快进的场面。一个和平良善、欲望简单的社会，一定是让人民休养生息，让家人时常团聚，让大地莺飞草长，让山川林壑幽美。一个和平良善、欲望简单的社会的官员，不会去任意动用公权力，不会去随意卖地，不会去透支捉襟见肘的财政去大拆大建、大操大办，而是心怀虔诚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低调务实地为民众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和环境问题。就像苏东坡在杭州为官六年，只做了疏浚西湖的实事，留下了林荫绵绵的千里苏堤，留下的是儒者的梦，是诗者的美，是师法自然的风雅，是真正流芳百世的政绩工程。

地球运转自有神奇的天人力量，是天造地设的。至于社会进步，是仁者见仁的事，究竟什么叫进步，谁也说不好。我们不能说飞机时代就比马车时代进步，楼宇时代就比茅舍时代进步。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并不在于爱的理想，而恰恰在于人对爱的自主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绝对的“知识、真理和信仰”就是“爱的能力”。其它都是相对的“知识、真理和信仰”。

谢谢那些朋友，惋惜我不再撰写时评和政论，批评我不去心忧国家民族而沉缅风雅故旧。有一天，面对超级忙碌的现实世界，我在颤栗中发觉，“制度”其实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人类悲剧之源还是在于“人性”中终究缺乏“爱的能力”。

这几年，我越来越怀疑“制度灵验论”，制度能让人性更美好吗？竞选英国大选的三党党魁没有一个是道德高尚的人，他们的技艺在于，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向国人描画一张绚丽的“饼”。美国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想说，“道德的人和经济人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与困境”。尼布尔还坚信，凭借政治力量实现公正，因为他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协调社会纷争和社会的不公正，他怀着深沉的宗教感希望借助人们的理性能力来减轻人类自身的罪孽。既然是一群道德的人，最终怎么就组建成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哲学家没有回答，他们总是貌似学术地用所谓“理性”来阐释。

时至今日，请慎用“理性”这个被学者专家滥用的词，就像慎用“和谐”这个被政客滥用的词，人类历史上，太多的罪恶是在“理性”的名义下，圈地开发和发动战争，从来都是在“历史理性”的合法名义下发生的。曾经奉行“理性至上”的我，终于看懂，人类特别喜欢把“实用主义的本能应急反应”装扮为“理性”。所以，我宁可不用“理性”这个修辞，而换作“仁爱”、“慈悲”这类东方色彩的语汇。

西南大旱，青海地震，新疆冰雹，甘肃沙尘，重庆风灾，华南雨涝。接着，还会有怎样的灾害逼近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似乎不再相信灾难的剧痛可能唤醒人性的良善，警醒人们停止继续制造“恶业”的种种忙碌。

对“碌碌无为”这个词汇的观照，可以被视作为道家的观照，佛禅的观照。正呼应了《红楼梦》里说的：“从前碌碌却因何？回头试想真无趣”，曹公又说：“风尘碌碌，一事无成”。

昨晚看韩国导演张善宇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一部哲学电影《华严经》，片中有一句话：“只有完全一无所有，才能拥有整个世界”。影片讲的是一个葬父寻母的男孩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而片中那句话的意思是指“欲望的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