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俄罗斯为什么清算斯大林

5月7日,梅德韦杰夫在接受俄罗斯著名《消息报》采访时,就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表示说:“如果谈到应如何评价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从新的俄罗斯诞生以来,这个评价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对斯大林功过的评价,在俄罗斯隆重纪念卫国战争65周年引起了关注,俄罗斯总统的这个客观评价,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

由于中苏关系的密切,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对斯大林一直是敬仰有加,为斯首是瞻。毛泽东更在斯大林七十大寿上声称: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共是不能有今天的。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咋听之下,斯大林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但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斯大林真实的历史面目被还原了。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一开始,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崇拜的语录和列宁关于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论述,引证文件说明列宁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谴责斯大林的粗鲁,特别是表现在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上。

《报告》中详细谈了30年代下半期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捏造案件、刑讯逼供,指责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犯了大错误,说斯大林对战争头几个月的严重失利负有责任。《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说他亲自审定准备出版的个人传记,写进几整页过分夸奖自己的文字,说自己是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天才的学者。

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主义在赫鲁晓夫时代成了主旋律,在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前,通过了一项待别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镇压,再将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
这个决议第二天就执行了。 搬掉斯大林水晶棺对世界的震惊不低于“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现在,人们可以放心地、公开地谈论斯大林和那个时代的罪行了。不需要再担心任何不小心的言论,会遭到如何残酷的报复。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难以让人信服他完全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甚至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必须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反叛才能获得权力,而只有获得了权力才能进行反叛。然而,赫鲁晓夫勇于揭露斯大林的历史错误,为肃反时期被迫害的人员平反,把这个无资格享受世代敬仰和拜祭的侩子手从水晶棺中拽出来,这对明晰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不让真实的历史被任何意识形态、政治目的玷污,不让任何人试图用所谓的功劳来掩盖他践踏生命权利的罪过,是俄罗斯清算斯大林的根本目的,这种清算和弥补即使已经太迟,但至少可以告慰那些过往无数的冤魂。

 

阅读链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http://www.cccpism.com/tl/hlxf20d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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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皓是一个好干部

伍皓是一个好干部
何三畏
南方人物周刊
2010-05-04
   
尽管大众媒体和网民都非常关注伍皓,关于他和话题连绵不断,他的微博曾经中途“自杀”,但目前仍然达到近九万个“围观”,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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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政治主张浅析及左派的任务

作者:阜远 | 评论(3) | 标签:时事观点

一、绪论

毛泽东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这话说的何其好啊!今天的特色国(侯官一案,闻者惊心,为免文祸,笔者开始使用“特色国”、“眼中常含泪水”先生等表述方式),也上演着左、中、右并行,各说各话的杂剧。

左、中、右各派中,尤其应该把握的是左、右;因为中间不过是比左右一点,比右左一点,而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析清了左、右各自的政治主张,把握其主张的要点,也就不难找到左派团结和领导中间派,并与右派中的大多数形成合力,最终实现改造国家大任的理论支点和政策基石。

笔者在他文中讲过,现在的网民“信反共(产主义)那套的不少,信我们左翼理论的不多。”(阜远:赞赏韩寒,战胜韩寒)。网民相当大程度地代表着民意。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下,以为左派有天然的道义优势,可以指斥右派为汉奸,唯我独革,是完成不了历史的重托的。非得理解并在某些问题上体谅中、右的主张,把他们引到我们的大道上不行。这是笔者写此文的目的。

二、左、右二派不同的追求

左派和右派各有自己一套理论。就笔者看,理论的根据,左派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右派强调人的“自觉(或者说‘我知’,也就是认识到自己是人,懂得生命的含义,惧怕死亡)”属性,由此各自开始哲学演绎。所以集体主义、社会契约论等等,均由此而来。实际上,左、右两派,都有点搞繁琐哲学。人民哪里懂那么多?所以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中间派或者“朝左暮右”派居多。

其实,左右派究竟各自在追求些什么,只要一个故事就可以讲清。故事发生在法国巴黎,那是一个左右派交替执政的城市。

巴黎的很多人养狗,而法国人很懒,和日本人比较不文明。所以四处的狗粪,遂成这座大都市的一大公害。对此,左派政府想了个办法,就是规定狗主人遛狗时,必须带上工具,随时准备清理狗粪。我们看来很正常的办法。右派却不满意了,口诛笔伐,说那是在宪法和法律之外给公民设置义务,是侵犯人权和自由;说纳税人交了钱,市政府就应该提供清理狗粪的服务。理由似乎天衣无缝。后来换右派上台,果然不用狗主人麻烦了,市政府买了好几清洁车,每天巡逻街头,看到狗粪就去清扫。但左派又不干了,他们调查发现,养狗的毕竟只是巴黎市民的一部分,而且大多家境富裕。他们说,为什么为了一部分人养狗的自由,要全巴黎市民买单?

笔者总结,上述故事可知:右派关心的是自由,而左派关心的是公平。当然,左、右是具有相对性,在彼国为左的,跑到此国可能就成了右。比如郎咸平教授就感慨,自己在国际视野中应该归入右翼,而“郎顾之争”时居然被特色国的精英们目为左派,可见特色国的主流已经多么右了!但笔者仍然要说,“右派关心自由,左派关心公平”的结论还是可以适用于特色国的。不信的话,读者可以把这个结论往特色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套套试试看。

三、左、右派孰优孰劣

笔者觉得,还是左派的理论要高明一些。并非笔者是左派,所以觉得左派好;而是觉得左派好,所以笔者是左派。上两句话,酷似绕口令,而笔者想说的就是,笔者觉得公平的价值,要高于自由。有三点理由。

1,终极公平是可以追求的,而终极自由(不同于绝对自由,下文详及)却无法追求。

所谓公平可以分为起始条件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换一种划分方式又可以分为平均或针对业绩的公平。在现代人类社会,都可以做到。只不过需要权衡哪种公平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已。笔者认为首先确保起始条件的公平,按照业绩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最后适当调节使得客观的结果不离平均(形式上的最公平)太远,就可以算逼近了终极公平了。这点,北欧的一些国家做得挺好。

而终极的自由呢?说到自由,右派没人不艳称美国,该国也自诩“自由的国土”(the land of the free)。该国的富豪,那自然是自由的。据说索罗斯每年都要换一个不同人种的女友,够自由了吧!但美国老百姓呢?次贷事发,多少人破产(个人破产)。而个人破产之后,破产者往往名登“穷簿”。美国的一些州规定破产者不允许进行商业行为,甚至会被限制离境,他们的自由得不到尊重。推而广之,人总要受社会环境、经济境遇的限制。虽说是人人有旅行的自由,而你没有钱,航空公司是不会帮你实现这项自由的。所以美国式的——实际上是普世的自由,最多不过是在市场经济中搏击的自由,搏击成功了,香车宝马;搏击失败了,哪凉快哪呆着去。可以说迄今美国还没有找到实现终极自由的路径。

2,自由需以公平为基础。

所谓自由,笔者理解,乃是人的生存、享受、发展不受不合理限制的一种状态。对人的限制有多种多样,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有人想自由地上天入地,怎么能够?有人想自由地吃人,可以允许吗?也就说自然规律、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基本秩序的需求,总是会对人加以限制。如果我们把终极自由定理解为绝对自由,那马上就会失败。本文定义的终极自由,就是在自然规律允许下,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现有的社会基本秩序允许范围内的最大限度的自由。那么若要想实现终极自由,自然规律必须遵循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力结果——即财富,最小限度地受社会基本秩序的束缚——在目前看,主要是国家公权力。那么,人人都要最大限度利用财富,只有财富公平分配一法;人人都要少受国家公权力限制,那只有国家对所有公民都一视同仁,不额外添加义务。而财富分配公平,国家公权力对公民一视同仁,两者结合其实就是终极意义的公平。所以说自由需以公平为基础。

3,公平的价值追求,更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

我们民族的传统,从来“不患寡而患不均”,从未听过不患寡而患不自由。人民就是如此要求的,而且千百年来都是如此。这个或者就是东方农业大国的集体主义传统。笔者不是国粹主义者,但笔者觉得任何精英对人民的需求都不能揠苗助长。现阶段人民主要不满贫富两极分化、不满贪污腐败,重视公平的左派,一定会更得人心。

四、特色国的自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上文说,实现自由必须以公平为基础。公平包括财富分配的公平,和义务分配的公平。实际上自由也可以理解为不额外承担义务的状态。从这个意义出发,今天的特色国,人民不是自由多了,而是自由少了。现在举凡迁徙、工作、言论、**、**、****等等自由,特色国的大多数人民都不享受。而自由的稀缺,直接导致公平的难以实现。比如,工人没有组织真正工人的工会的自由。所以提高劳动所得在分配中的比重,极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比如,农民没有组织农会的自由,也就失去了对很多农产品的议价权。

蔡文姬感到春天来临,说:“东风应律兮暖气多,知是汉家天子兮布阳和。”寒冬变暖春,算是天子的恩情,那是怎样的专制时代啊!而快两千年过去了,今天特色国的现状还是:很多社会改革、让利与民,必须靠“阳春布德泽”,才能“万物生光辉”。人民只有拜谢天恩的份,并无讨价还价之权,就是因为特色国中,自由少了。不是吗?

我们的很多左派同志,听到“自由”两字,就双手掩耳,向若而叹。笔者认为,革命者死都不怕,还怕人民要求自由?实际上自由和马克思主义是高度切合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并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结合马、恩的其他论述,笔者的理解是,作为最终目标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或者可以称为人的解放,必须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前提。所谓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漫长的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过程。如果用本文中的概念,那就是追求和实现公平的过程。但是并不意味着,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自由应该受到压抑。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理论,自由和公平当然是交相呼应,彼此影响和促进地发展着的。当然,事有权变,比如职业革命者会舍弃自己的自由,战争期间可能需要限制人民的自由。但不管怎样,现在的特色国,公平很少,自由也少。两者之匮乏,不相伯仲!

五、需要批评的形左实右

对人民渴望自由呼声的忽视甚至蔑视,可以说就是左派幼稚病。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了俄国革命中泛滥的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在我国的语境中,也可以说“形左实右”。现在形左实右泛滥。

比如,有些人崇拜领袖,但忘了领袖提出的历史观:究竟是人民创造历史呢,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他们把“宝”压在当代特色国的个别人身上,或者期待天降真龙。有人讲,毛主席几千年才能出一个。那么难道我们还得等几千年才动手促进国家进步吗?

有些人反对帝国主义,进而否定一切西方的文化。说什么“中国所有问题都是学习西方文化的恶果”。简直是把从孙中山先生到毛泽东主席,等很多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功绩都一笔勾销了。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难道马克思不是西方人?中国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优势,如中医药、武术、中国特色的文学,等等。但在政治领域就是专制而且是君权不断强化的专制。如果不学习西方民主主义的东西,那中国怎么办?难道还要查访明清皇帝的后代来坐江山吗?须知,并不是中国人主动放弃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学些西方的破烂玩意儿回来害人。而是自己的东西不好,落后挨打,被打疼了才下决心去学习的。当然探求救国救民真理需要个过程,中间有反复,有人好心办坏事,有人打着救国的旗号卖国。这个就需要我们鉴别,全面否定西方文明,并不可取。

有人鼓吹暴力,为了暴力而革命,而非为了革命而暴力。用粗鄙的语言调侃鲁迅先生,主张蛮干,否认思想启蒙的意义。

等等。

这些问题不改变,左派的思想不通透起来,想要担负起改造国家的重任,那是不行的。

六、结论:现代特色国社会,自由和公平都缺乏。当然公平的价值更大。所以左派必须高举公平的大旗,在追求公平的征途上,呼应人民对自由和公平的双要求,团结中间派,争取右派的大多数,以实现改造国家的伟业。

阜远的最新更新:
  • 写在中国社会溃败之前 / 2010-05-12 21:58 / 评论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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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绝不能搞“三权分立”?

    人民日报今日(5月10日)刊文称,中国绝不能搞“三权分立”。(点此进入)此文作者之一胡鞍钢,在去年2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发表”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形式比较“,该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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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 汶川地震两周年:灾区已成“陌生人”

    (网媒约稿,最后能否发出来不知道)
    宋石男

     

    汶川地震两周年之际,灾区民生至为重要的两项——住房与就业,均传来利好消息。

     

    5月,全国网络媒体“重返灾区看民生”集中采访团在四川都江堰灾区的集中安置点看到,新建安置房风格统一,基础设施建设颇为完备,环境优美堪比城郊的高档别墅区。据接待方称,预计到今年9月30日前,城镇重建住房将全面达到入住条件。

     

    此前的3月,四川地震灾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工作会透露,今年四川地震灾区农村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达705万人,占灾区劳动力总数的64.1%,灾区转移输出比重和劳务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四川灾区群众已基本实现“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

     

    我们相信政府的力量,我们从不怀疑灾区重建的光明。然而,除了能够从官媒中不断看到“形势喜人”的灾区样板以及“可信度极高”的各种统计数据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灾区重建的方方面面,诸如住房重建中的公私利益纠葛、垮塌校舍重建的质量保证、失地受灾农民的出路、地震伤残人员的长期救济、地震孤儿、再生妈妈、灾区治安、灾区心理援助之尴尬、灾区对口援建之摩擦、灾区挂职干部、善款去向及重建项目资金使用公示、NGO组织进退无据等等问题,随着2008年5月12日的渐渐远去,相关报道尤其是有公信力的媒体独立报道而非官方邀请访问报道,正在与日递减。今天,若问我们对上述问题究竟知道些什么?可能绝大多数人只有“对此茫茫,百感交集”。

     

    当然,中央政府对灾区重建项目的审计力度及透明度仍值得赞扬。汶川地震发生后,审计署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跟踪审计。截至今年4月,根据审计建议,有关单位共改善2500多个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改进200多个项目的工程质量,节约资金和挽回损失12个多亿,收回被挤占挪用或违规安排资金3亿多元,22人被追究法律责任。

     

    透明度固然值得称许,但透明度下显出的一丝晦暗仍令人不安。在最新公布的跟踪审计通报中,彭州市白鹿小学教学楼成为焦点。其78个基础承台中,有34个轴线偏移超出国家规范要求,主体结构混凝土存在露筋、疏松和框架柱尺寸偏小等问题。我们应当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垮塌校舍质量问题沸腾一时,但2009年5月,四川方面公布的结论更像是天佑中华:在汶川地震中,没有发现主要因为建筑质量问题而倒塌的校舍。在地震中遇难的数千名孩子,至今仍未被公布名单也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千名孩子,在官方结论中乃是死于天灾,无涉人祸。围绕地震垮塌校舍质量问题而展开执著调查的一位成都公民,更因此身陷囹圄。

     

    不过这一切似已激不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四川地震灾区正在成为“陌生人”。成为“陌生人”,首先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那么的多灾多难,马不停蹄地多灾多难,普通个体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始终关注两年前的一起灾难,哪怕是丧生近9万人的特大灾难。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说,如果中国出了场毁灭其国内一切的大地震,一个欧洲人听到消息后或会哀悼,但第二天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作为同胞,我们不可能在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就对之漠不关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月,两月,一年,两年,当相关的新闻报道热潮渐渐消退,当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灾民日益遥远,我们是否还能一直保持对他们的关怀,而不将之视作“陌生人”呢?鲁迅曾说,“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这话在今天依旧有效。

     

    其次是政府有意无意地将灾区变成“我的灾区,是我的灾区”,而不是像益达广告词那样耿直,“你的益达,是你的益达”。如一位NGO观察者所言,“政府在重建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角色,灾区人民的感激之声四处可闻。地震发生之初,民间组织与志愿者的参与让惊恐无助的灾民感到温暖,分担了政府的压力。在转入重建之后,‘维稳’被提到核心议程,外来机构和人员被视为潜在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所试图拥有的绝对控制力,又令灾区的社会重建面临新的挑战。”NGO及志愿者在灾区常被有关方面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群,有业内人士甚至将2010年称作NGO在四川地震灾区的“退出元年”。一个做地震残疾孩子项目的NGO在去年拜访残联时,竟被告知:“残疾孩子的事情你们不用管了。”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的一份文件,被评为一至四级残疾的受伤在校青少年能够得到许多帮扶政策,其中包括2009年度的全年医疗费用。不过,该NGO人员发现,在地震中已经受伤、但没能评上残疾等级的青少年数量更多,有的是被评残标准的数量指标卡住,有的因为信息不畅错过了申报机会,还有一部分孩子或家长因种种原因不愿参加评残。后来,该NGO的主要资助对象就锁定了他们。

     

    当然,除了政府的主观排斥之外,目前国内NGO客观上效率、能力较低,也是其在灾区进退无据的突出原因。汶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2-3个人就能组织提供当地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仍乱作一团。一位业内人士对此评论说,“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

     

    最后,地震灾区民间一手信息发布的不畅通也是“灾区陌生化”的重要原因。目前,基于种种因素,去灾区独立采访的媒体相对较少,被邀请采访的媒体又常常只是 “观光式”采访,很少发布有价值信息。而处在政府救济之下的灾民,随着媒体关注度的降低、地方政府对外界媒体及民间组织主动访问的拒绝或不欢迎,其披露信息的渠道也日益减少。不止如此,随着“和谐令”的严格执行,灾民或许还缺少披露信息的动力与勇气,如今在网络上很难找到灾民自行发布的生存状况帖子,可为一证。然而,据CNNIC报告,截止2009年6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956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3;据中国民政部报告,汶川地震累计受灾人数超过 4500万人。在灾区人口中,农村网民比例虽应远低于中国平均数,总数至少也有几十万人。为何我们却很难看到灾区的农村网民,以个体的、自发的行为,发帖披露自己的幸福生活呢?一个小事例也许能为此添个注脚。建筑师刘家琨为汶川地震罹难普通女孩胡慧姗建纪念馆,当时网络关注度极高,现在已经闭馆,就连孩子的母亲,以及刘家琨,都不太能进去。据说有关方面的理由是“影响不好,尤其是影响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的情绪”。

     

    契诃夫在形容一块土壤的肥沃时说:你把一根车辕种下去,来年春天就会长出一架马车来。马尔克斯借书中人之口夸耀一只做工精巧的鸟笼时说:甚至根本不必在里面放上鸟,只要在树上一挂,它自己就会叫起来。可是,在中国,即使这土壤并不肥沃,来年春天也会被宣告长出了一架马车;即使这鸟笼并不精巧,一旦挂在树上,它同样也会叫起来。那些被看见的灾区的祥和、欢乐,那些别墅洋房般的重建样板,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如果汶川地震只是再一次证明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巨大优越性;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经验,只是“多难兴邦”乃至“多难兴党”;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教训,只是更得心应手地运用威权手段,提防“公民社会”;如果慈善救济的社会动员,仅是依靠意识形态的豪情煽动;如果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仅是诉诸全面控制的行政手段;如果灾区生活已被雕刻成工艺品摆放出售,影帝的微笑与黑板上的粉笔字一样不朽;那么不止现在的汶川地震灾区会变成“陌生人”,两年后的玉树地震灾区,同样可能如此。今天手举广告牌似的捐款牌的人们,甚至用不到两年,只要两月就会彻底将玉树遗忘,就像他们现在遗忘汶川一样。

     

    汶川地震两周年,我们对灾区的一切知道得太少,却又忘却了太多。“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但人们在泪迹风干之后,只能继续奔忙在各自的路上,深刻的集体反思,纵非天方夜谈,至少是奢谈。充斥我们躯内的,只是不无内疚的陌生感、苟延残喘的正义感,还有难以抑制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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