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

一一和解           ——呼吁官媒停止辱骂艾未未 我的声明《关于艾未未，提醒新华社注意分寸》失踪之后，昨天我的GMAIL信箱收到一封威胁信件：NIBUYAOTAIXIAOZHANG，XIAOXINNIDEMING。署名为DASIYUELUPING。 @张敏杰 @ 彗星凌日 等微博好友建议我报警。但是说心里话，我不是很信任警察。大约八年前，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天深夜在北京宣武区的一条大街上正常行走，遇到三位巡街警察盘问。仅仅因为我没有带身份证，他们就把我带到当地派出所关押起来。后来看守听说我是“大学生”，汇报给了他们长官，他们长官跟我了解了以后又莫名其妙地把我给放了。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表示鸭梨很大。被威胁了，说实话，我有点恐惧，虽然我没有做错什么。 我想，我仅仅想说，我并不想担任新华社编排的剧本的其中一个角色，就给我带来这些麻烦，代价也太大了。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我只想过我自己的小日子。虽然这几天香港和海外的部分媒体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把我吹捧为代表知识分子的良知、中华民族的脊梁、坚守中国道德底线，国内一些论坛也称我为本年度最牛公民，感动中国人物……，但是我只想说，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如果我还在青春期，也许挺向往这些大词儿的。我今年36岁了，人生的上半场已经结束，我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正常日子。我不想有恐惧。我只想做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公民。 但是，我仍然没有后悔我写了那篇声明，不想演就是不想演。 现在，我的感受就像一个小孩看到大人吵架吵得很厉害，虽然不是自己犯了错误，但是还是有点恐惧。为了克服这种恐惧，我希望大人不要再吵了。 所以我今天决定呼吁官方媒体停止对艾未未进行辱骂。 自从我的那篇声明消失之后，我注意到，这几天，对艾未未的辱骂更加变本加厉了。 我还是想重复我已经说过很多次的公道话：在定罪之前，艾未未仍然是无罪的。在定罪之前，动用国家的强大舆论机器去搞臭他，1，严重影响司法独立；2，严重影响中国形象；3，严重伤害大国气质；4，严重撕裂华人社会的各种鸿沟，尤其是情感鸿沟。 我们知道，由于历史原因，大陆跟台湾、香港及部分海外华人有意识形态鸿沟，多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得体的“统一战线”及文化、宗教、艺术交流和解，已经让全球华人社会最大程度地团结在了一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成就也正在呼唤着一个软实力建设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乐观的历史节点，我们居然为了一个普通艺术家的拘押，弄得满球风雨。特别是考虑到官方媒体对这个手无寸铁的犯罪嫌疑人的辱骂几乎是骂街型的，这既让我们这些小公民觉得挺没面子的，同时我们也担心被隔壁邻居瞧不起。 进入2011年，我听到的最让我兴奋的一件事情是，“孔子（雕塑）”进入了天安门广场。这样，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纪念堂里的遗体及毛泽东像）先生就不孤单了。有孔子陪伴着他，偶尔还有孙中山（临时性悬挂的孙中山像）先生陪伴着他。代表着中国三条现代化路线（君主立宪制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图腾，终于在2011年和解了，想当年，他们之间打的可是你死我活，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都还有歌颂这些斗争的雕刻。 历史人物都已经在天安门和解了，为什么在现实中，我们还在制造情感的分裂？难道政府真的担心西方政府的舆论攻势会影响我国内部的司法独立？这样想就太不自信了吧？如果我们仅仅是在依法办事，一切的舆论都会是浮云。 为什么我们不能反过来想：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向国人、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软实力，展示气质、展示风度、展示中国和谐治国的一面，展现中国彬彬有礼的一面？而不是动用国家力量去辱骂一个已经被关起来的艺术家？ 为什么我们不能反过来想：现在是最好的机会，让大陆公民听到港澳台甚至海外华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让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也听到大陆公民的想法？而不是由外交部发言人代表全中国公民单独去跟港澳台及海外说，“ 中国人民很疑惑，为何一些国家的人会把一个涉嫌犯罪的人当作英雄。”其实外交部发言人说这话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都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艾未未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是时候把天安门广场上的和解信号发送给每一个港澳台及海外同胞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和解。让相互听不到声音的华人，可以相互听到对方的声音。让有不同信仰的遍布全球的华人可以降低相互沟通、辩论的成本。如果我们都能不受干扰地相互倾听，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而不是相反。 我们能否在2011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成熟的年份，开始全面释放我们相互间的信任，通过建设更加通畅、平和的言论空间来减少相互猜疑？ 我们现在不缺高楼大厦、不缺武器、不缺粮食……我们唯独缺少的就是相互的信任。就像我不信任警察一样。 我希望我可以很快信任警察，我希望可以克服恐惧，继续过我的正常小日子。 一个受惊的公民：岳路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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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期 《凤凰周刊》 黄章晋 3月18日，在不断询问和要求下，日本驻华大使馆终于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了独立接受中国国民捐款的账号。此前，日本大使馆仅向询问者推荐“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接受方。 来自中国人的前所未有的善意和热情，起初显然令日本人有些意外。但这或许是此次日本人在地震后最大的收获。 感动日本与感动中国 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发生2个小时后，人民大会堂中国“两会”现场，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将一份文件交给主席台上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几分钟后胡批完字，文件又到旁边的温家宝手中。接下来，主管救灾的副总理回良玉、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以及主管外交的戴秉国接到工作人员提示后离席。注意到这一幕的外媒猜测，也许是因为日本地震。 日本政府震后第一时间宣布接受一切外来援助，中国政府是最早响应者—提供相当于300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物资。13日，中国国际救援队抵达日本；14日，中国第一批救援物资抵达东京；18日，胡锦涛亲临日本大使馆表示哀悼。 中国救援队的到来，获日本媒体大幅报道，连平时很不喜欢中国的读卖电视辛坊治郎和朝日电视的古馆伊治郎都给予了中国救援队极高的评价。 让日本人意外的是普通中国公民对日本地震的关切和同情。日本社会并不奇怪中国人对日本的排斥和仇恨，但地震后，在最能反映中国社会舆情民意的网站上，中国网民对日本的态度有了巨大扭转。最直接感受到中国人善意的，当属在华工作的日本人，有人收到多达几百条来自中国人的慰问短信。 3月16日，济南亚冠赛事山东鲁能对大阪樱花，客队入场时，没有惯例的嘘声，只有热烈的掌声。之后，全场肃静起立，哀悼云南盈江地震和日本地震遇难者，在场的日本球迷情绪失控，泪水奔流，齐齐打出横幅“谢谢中国救援”。 3月20日，在中国专职扮演“鬼子”的日本人矢野浩二突发奇想：把他感受到的中国人对日本地震的关切传达给国内。当天他就在在三里屯一带录下了150个人的视频祝福。 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同情，是人性的力量，也是对日本在汶川大地震时的表现的积极反馈。 汶川大地震中，日本救援队同样获得了中国媒体的特殊关照，尤其是他们在每挖出一位遇难者时集体肃立默哀的入殓仪式，获得了普通中国人的极大敬意。日本救援队的表现，在日本的形象分上，甚至远胜于日本官方民间物资和款项的作用。 同样加分的，还有其在汶川大地震纪念活动中降半旗的举动。2009年5月12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同时为汶川遇难者降半旗。这条新闻在各大门户网站均进入跟帖排行榜前五，网民跟帖几乎全部集中于对日本的评价，且80%以上是正面回应。 对普通日本人在中国的善举，中国老百姓并不陌生，而日本政府正面形象的宣示，汶川大地震可谓第一遭。 从《阿信》到丁尚彪 日本在中国国民心目中的形象，犹如过山车，经历过一番1980年代初中日蜜月期后到1990年后陷入低谷。自1990年代以来，无论中日官方的关系如何，日本政府及日本人在中国国民中的形象一直不曾好转。 最能代表日本蜜月期印象的，当数在电视刚刚进入中国家庭时出现的电视剧《阿信》。《阿信》讲述了一个佃户的女儿白手起家，经历过日本大萧条、战争再到日本战后的崛起，终于成为巨富的传奇，也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个体户的偶像。 当时的中国，在日苏北方四岛争端中，无论是出于对共同敌人的警惕还是对日本的友好，均向日本倾斜。而广岛原子弹轰炸后得白血病的小姑娘贞子折1000只纸鹤的故事，亦进入当时的儿童文学等课外读物。 但时移世易，1990年后，中日关系很快由官方层面的渐行渐远变成民间普遍的仇日反日。进入新世纪则达于顶点。紧随“阿信”之后风靡中国的高仓健、山口百惠等人一晃而过，中国的电视台从此难觅日剧踪影。 但新世纪后，中国部分影视作品却开始在日本受到不一般的追捧。描述中国人收留日本遗孤的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中，日本遗孤在“文革”落难时，蒋雯丽扮演的角色如天使般降临，剧情产生强烈的移情效应，使蒋雯丽成为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女性。 而在中国叫好不叫座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市场也意外获得空前欢迎，则是日本与中国国民情感中微妙相通的最好体现。这部讲述山村邮递员把职业传给儿子的片子，深沉、朴素、宁静，美学上深得日本人喜爱。中国山村普通人家的父子情感和家庭情结，居然令当时父子感情冷漠、家庭观念淡薄的日本社会，勾起了对几十年前的日本人生活的记忆。 该片获得2001年度“日本电影笔会”最佳外国影片第一名，“日本电影艺术奖”最佳外国电影奖等多项荣誉，不但带动同名小说在日本发行近8万册，还使之被日本文部省选进高等学校国语教科书，后又选入中学国文教材。 真正算得上轰动日本的，则是2006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留学在日本的日子》的最终章《含泪活着》。这部由旅日华人张丽玲制作的纪录片，在日本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与当年《阿信》在中国的影响匹敌。 2006年11月3日该片在富士电视台周末黄金时段播出后，在日本掀起感动大潮，前后收到日本国民近400万封观后感，创下了日本收视率的空前纪录。民调显示，一半的日本人看过张丽玲的纪录片。 这部以主人公丁尚彪在日本奋斗十余年，最终实现将女儿送到美国留学梦想的平凡故事，在日本被许多人视为人生教科书和吸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该片得到“片中有许多我们日本人已忘却或失去的美德”或“人生就应咬紧牙关，含泪前行，这是为欢笑做出的准备。如此世代相传”一类的感言和评价，与今天日本社会观念与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有关。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日本，“新世代”的年轻人丧失了上一代日本人—全世界心目中标准日本人—的特征，这些被称为“草食动物”的年轻人，普遍缺少进取心，不愿学英语，不愿去日本之外的世界闯荡，不愿进大公司谋个终生奋斗的职业，他们更关心流行文化，做宅男宅女。 曾经为一代中国人提供过“阿信”这种精神力量的日本，在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时，发现自己在本土几乎已无法再找到这种奋斗的英雄。而在海那边的中国，举国在追逐富裕的奋斗中，则无处不闪现着往昔日本人的坚韧勤奋和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从阿信到丁尚彪，中日两国国民的奋斗精神，悄然间完成了世代转移交接。 张丽玲在以一系列作品征服日本人的心灵同时，也扭转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 大国的精神 文化的同源与相似性，以及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甚至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过程中的经历，都使日本较所有国家都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的津上俊哉在《我为何是亲华派》一文中曾谈到一个细节： 中国在日内瓦的一次入世谈判中，一位“极具学者风度的”计委产业政策处处长在回答西方国家代表关于中国汽车产业为何要制定国家产业政策时，津上俊哉敏感地留意到西方代表“那副或心不在焉或故作惊讶的表情背后”的蔑视，“我从直觉上感到日本人过去也曾多次经历过这种蔑视：即使拼命地说明也得不到欧美人的理解。这种无法使对方理解自己的悲哀，或许是亚洲人所共有的吧……从心底里对那位处长产生了共鸣……” 这种似曾相识的共鸣，使得日本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时，能更准确地抓到中国人的痛点，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报道中，与西方媒体相比，有更多同情性的理解和体察，最典型者莫过于日本NHK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NHK的纪录片能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风靡一时，首当归功于2007年推出的系列片《激流中国》。关于立意，片头的介绍是：“夙愿的北京奥林匹克，还有一年，试图从经济优先转向真正大国的中国，如今种种矛盾汇集成激流汹涌而至。” 这个每集讲述一个中国当下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系列片，刚在日本播放完毕就会立刻被人配上字幕上传到中国互联网上。不少人看完其中的《富人与农民工》后，这样评论：对比中国的电视片，我不得不悲伤地承认，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是日本人。 自此，NHK开始在中国网民中有了数量极为庞大的粉丝团体，各种义务翻译日本电视片的字幕团队应运而生。不但NHK每推出一部纪录片都会被迅速传到网上并被配上中文字幕，而且NHK以往制作的纪录片也会被人翻出来上传。NHK纪录片的网上传播，经由这部分人，极大地改变了相当部分中国网民对日本及日本国民的看法。 日本大地震中，心无芥蒂地鼓励并祝福日本的中国网民中，很大部分就是这些人。这似乎象征了，在经济交流增多和文化互相渗透，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开放程度大幅提高的时代，中日民间的国民情感开始一点点从低谷爬出来。 同时，在多数中国人看来，中国此次表现出的同情和善意，乃是中国人不计宿怨胸怀宽广的一个证明。这也许不无道理。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中国与日本之间，远有甲午战争之耻、近有“二十一条”逼迫中国和一战结束日本强夺胶东半岛之辱。但当时贫穷的中国，依然是全社会以极大诚意和善意救济日本。北洋政府号召国民不计战争前嫌，停止抵制日货。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成立各种救灾团体，社会尽全力捐助日本赈灾。中国救援队和救灾物品第一个抵达日本。与当时地震中有恶劣表现的日本相比，中国人身上更体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大国气度和精神。 而当时的日本则是一个横暴的、对丛林法则的崇信远超其西方老师的国家。在老师面前，日本自卑而又自负地急于证明自己。它因此走过一段独特的历史：由一个受欺压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唯一一个非西方的列强；在把丛林法则发扬到极致的同时，遭遇了彻底失败，却又成功崛起；在第一次真正在经济和文化上实现了对欧洲列强的超越或可与之媲美的同时，政治上又长期甘为一个小国。 这种特殊遭遇，使之既拥有发达国家的观念和视野，同时又有能够体察落后国家的共鸣，其国民精神中被赋予了深沉、灵敏和纯朴的气质。生于多自然灾难的岛国，既有《日本沉没》的浓郁危机意识，又有《日本以外全部沉没》的嘲讽岛国狭隘心胸的自觉。 今天的中国，国民对日本依然难以摆脱敬佩与嫉恨交织的情感。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个体自由的不断拓展，正在不断改变这种心理。2011年，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超越日本，这是100年来中日两国不可逆转的对比，它或许并未带来普通国民的强烈自豪，但却对中国国民的心态有着悄然而深刻的影响。日本震后，中国民间在表达关切的同时又不忘敲仇恨警钟的声音，也多少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在天灾面前我们依然要同情，因为我们是心胸宽广的民族。 不能不承认，这正是一种逐渐回归的大国精神和气度。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7.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凤凰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演员范冰冰 运动明星姚明 导演吴宇森   此举恰逢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际，那些中国各领域的杰出代表和普通百姓在时报广场逐一亮相，由此引发中国从网络到现实的一场关于国家形象的大讨论。讨论中被聚焦的问题是：为什么片子拍成这样？为什么不找普通人？这59个人能代表中国么？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郑文 实习生_李慧敏   北京、上海 报道 国家名义”没那么好使 爱面子的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关注这个国家的形象问题。 兔年春节前，1月17日，一部长约30秒，由59个华人出演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在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播出。 此举恰逢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际，那些中国各领域的杰出代表和普通百姓在时报广场逐一亮相，由此引发中国从网络到现实的一场关于国家形象的大讨论。讨论中被聚焦的问题是：为什么片子拍成这样？为什么不找普通人？这59个人能代表中国么？ “我们磨了一年多，都快崩溃了。”国家形象片总策划、“灵狮中国”中国区创意合伙人朱幼光忙着在微博上回应网民铺天盖地的责难。他所说的“磨”，指的是跟宣传片的筹拍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之间的磨合。 2009年10月，国家形象片开始竞标，朱幼光所在的上海灵狮广告公司的方案中标。“人物篇”是当时他们竞标方案中的第三套，也是最没有把握的一套，但最终却获得国新办的青睐而成功入选，这让朱幼光亦感到意外，“没想到他们选了这个，之前我们想都不敢想。” 朱幼光最初圈了100个人。他对外联的同事说：“来一半，这片子就能拍。”最后来了59个。最常见的拒绝理由是“档期”，也有人觉得自己“代表不了，担当不起”，“好多名人你跟他说没钱，人家真不来。这事儿和老百姓想的不一样。” 最终出现在片中的59人，有一些是美国人熟悉的面孔，如姚明、邓亚萍等知名运动员。但多数艺术家、科学家、航天员，还有一些入选“感动中国”的普通百姓，无疑是老外眼中的陌生人。 朱幼光承认，形象片选取了商业广告中名人代言的形式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网上评论形象片只选名人的责难，他觉得“真是太不谅解了”。用朱的话说，“这59个人，什么名人精英，在政府看来都是平民，管你是大款还是学者，管你是演员还是运动员，不当官的那就是平民。再说了，老外不认识的人，那不还是老百姓。” “首先要满足客户需求” 国家形象片让灵狮广告获得了空前的曝光，这一单活儿于他们的意义无疑非同一般。网上有消息说形象片费用为450亿，对此，朱幼光始终不愿回应，并拒绝透露国新办为片子开出的具体价码，仅对媒体表示“少得不好意思说”。朱幼光说，灵狮董事长沈赞臣给他的指示是：按你设想的最好效果去做，钱不够找我。片子播出后，朱幼光对团队说：一个广告人能做的最大的事儿，就是给你自己的祖国作品牌宣传。如今形象片上了时报广场，我的职业生涯已经没奔头了。 但外界的责难仍在继续，有人称形象片是“中国形象毁容”。在网民一波波的质疑之外，一些学者也表达了对形象片的批评。 “我觉得它没有考虑受众观感。那59个人，就算我一个中国人都不太清楚谁是谁，别说外国人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刘海龙说，“他们就是站在那里，究竟要传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不明确。”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孙有中教授认为，政府的用意和努力都值得肯定的，“但传播效果可能要打点折扣。这么多人快速闪过，袁隆平站在丰收的谷子面前，谁认识他？何不从艺术角度去挑选更有感染力的中国人面孔？” 孙有中以上海世博会上美国馆播放的国家形象片为例，说明形象片可以是另一种形式。“那里面用的都是普通人，一张张淳朴的笑脸，友好而朴素，很亲切，特别有感染力。有个坐在轮椅上向前奔的背影尤其感人，他象征坚强的美国人。我们也有怒江上靠索道行医的乡村医生，这也是中国人坚忍不拔精神的代表。我们为什么不拍他呢？” “我知道里面有很多人西方观众不认识，我希望他们好奇。”朱幼光回应道，“西方观众在采访的时候都替我们回答了，中国选出来代表13亿的人，我怎么还不认识啊，他会主动上网去找。” 中国国家形象片顾问、中国传媒大学舆情研究所副所长、广告学院教授何辉对朱的说法表示认同。他透露，片子播出后，他听说外国媒体快把国新办电话打爆了， 这些外国媒体想了解形象片中出现的那些人物背景以及相关信息。“能让媒体主动向你索要信息，这是国家广告与公共关系活动的巨大成就啊！可以说这次是花小钱办了大事。”何辉说，“都上普通人也可以，但它的传播效果不会这么好。名人为主加上普通人更符合传播规律。” 朱幼光对外界的批评表达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解：“我们干了20年广告，我们知道要达到一个传播目的有多少种方式，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要把事情做成，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你首先是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在2007年，曾有一版由米高梅公司拍摄的中国国家形象片。该片由中国人笑脸、京剧脸谱、四大发明、名胜古迹等元素构成。但在北京奥运会的新闻浪潮中被迅速淹没，未能引起外界关注。 2009年，中国制造的产品在欧美问题频出，中国产品在西方消费者心中形象大打折扣。商务部推出一则主题为“中国制造”的30秒广告，投放于CNN等西方主流媒体。 “它的理念很好，叫‘跟中国一起创造’。但最后很多人都把广告语翻译成了‘中国制造’，没有达到预期的广告诉求，致使广告效果受到影响。”何辉说。 无论是批判者抑或赞美者都同意，此次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的播出行为本身是一种突破。 “中国外宣以前也做过很多事，比如发小册子，再如，借助各种电视节目的外宣，中央电视台的信号是传过去了。但人家往往不会去看，也不关心。很多时候西方人对于中国是一种无感状态，很多人没来过中国，对中国也完全没有了解。”2010年，何辉去美国新奥尔良访问，遇到一个大学校园警官。他问何辉：中国的小偷被抓住之后，是不是要被剁手指？ “这说明什么问题？国外很多普通人，平时没有时间或者意愿去了解中国。如果没有意愿，即使有渠道摆在那里，他也不会去接触。”何辉说，形象广告在广场和CNN黄金时段播出，它的效果具有闯入性。平时没有意愿接受中国信息的普通美国人，在一刹那间会被这种信息吸引。 沈赞臣和朱幼光在片场 “那些看起来像大款的人为什么都呆呆地站着？” 当中国形象片成为中文网络世界热门话题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在课堂上放映了这部片子。美国学生的观感是：那些看起来像大款的人为什么都那样呆呆地站着？ “大概除了姚明，其他人他们都不认识。美国学生不明白这个片子要表达什么意思。”刘康说，“他们要么没有关心，要么看到的，都觉得这个不好。” 在给CNN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刘康写道：美国媒体的反应如何？《华尔街日报》的博客称中国形象广告“与美国观众脱节”，并且援引一位美方企业高管的话说，“广告令人恐惧，胜过友善”。 但他仍然肯定了此片的正面意义：也许不会立刻改变多数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印象。但它却具有水滴石穿的功效，逐步缩小认知和心理的鸿沟。 1月30日，在中国形象片（人物篇）亮相美国半个月后，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大型实证调研结果。调查由上海交大与美国杜克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联合组织，在2010年6月至11月开展，最终收集810份有效问卷。同时担任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的刘康是此项目主要负责人。他指出，这项调查是中国首次在美国开展的民意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逾六成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已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影响力、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竞争力。以“情感温度计”来评估，中国在美得分为47.97度，好感度为中立。 让项目组感到意外的是，对于“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一判断，有超过三成的美国人认为这句形容“不太准确”。而对于“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仅有9.3%的美国民众表示认同。调查报告认为，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化还是流行文化，在美国人眼中均还未获得应有地位，中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力还有待强化。 几年前，何辉带领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2003-2006年）对欧美媒体关于中国文化报道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媒体上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形象是有着深厚底蕴的、美好的、有魅力的、伟大的。但是也造成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仿佛一切都蒙上了“古老的”色彩。正因此，此次何辉担任国家形象片顾问，建议片子定位不应再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多年来西方媒体对华的传统文化报道以正面为主，基调变化不大。“如果我们用这个来传播，价值不会很大。人家会觉得这东西有些陈旧。” 采访中，刘康提起十五年前他与李希光合著的那本畅销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该书认为美国有一股 “反华”势力主流，尤其是美国的著名大报、大电视台，对中国极尽丑化之能事，向美国公众灌输一种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妖魔化中国”的概念流行并引起巨大争议，其影响波及美国。该书被认为是1990年代中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一个符号。 “15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中国国家形象）变得更加复杂。”刘康说，“以前绝大多数是妖魔化、负面歪曲一边倒的东西；现在正面和负面、了解和不了解的各种状况都有。”他认为当年在写《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时，中国尚处于迅速提升时期，而现在则已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战略地位的陡然提升带来中国形象的重大挑战，“比起当年妖魔化更加严重。” “中国60年的形象变迁有个通俗说法：我们经过了挨打的阶段，挨饿的阶段、现在进入了挨骂的阶段。所谓挨骂，就是中国忽然长成了一个巨无霸，在世界上影响巨大。发展太快，对内对外均出现各种问题，就招来各种责骂和猜忌。”刘康说，美国媒体看中国大致已形成一个新模式：经济巨人+政治专制+社会不公+文化抄袭+道德缺失，“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调查研究，在制定全球战略时要有全球眼光，一定要知道世界如何看中国。” 中国政府的“形象”觉醒 大约十年前，何辉开始着手关于国家形象的课题研究。 他介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媒体上的国家广告就已屡见不鲜：波多黎各的招商引资广告，让该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从一个肮脏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乐园般的新兴工业国；印度以“不可思议的印度”为主题，通过系列广告详细展现了印度的美丽风景与风土人情，广告在国际上产生了非常好的反响，为印度旅游业作出了贡献；马来西亚的广告则将自己塑造成“亚洲魅力之所在”；新加坡的广告则以“三天玩不够”的丰富多彩来凸显自己的“非常”之处。这些国家的旅游广告，都为各自的国家拉来了不少游客。 在何辉印象中，中国政府对国家形象的重视约在2004年。在此之前的两次申奥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国家形象塑造上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包括制作宣传片。尤其第二次申奥，政府已经引入了很多新的理念，包括邀请国际著名公关公司出谋划策。但在当时，只是为把奥运这个项目争取下来，未必跟国家形象的概念明确挂钩。 2003年，中国政府在“非典”事件中曾遭遇严峻的信誉考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教授认为，“以4月21日为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质疑和指责为多，甚至流露出一些极端情绪。从4月下旬起，我们做了很多补救工作，基本扭转了国际舆论的负面看法。”次年，政府有关部门邀请了包括何辉在内的学者开会，探讨国家形象的建构。 “当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如果你对一个国家根本一点都不熟悉，你可能都不会去考虑。”何辉说，中国政府慢慢意识到，需要以一个更为积极的姿态，去跟世界沟通。“过去宣传活动，我们总是唠唠叨叨塞进去很多复杂信息，把取得的建设成就翻译一下便告诉外国人。那不就跟新闻联播差不多吗？很多外国人才不看呢。” 在接受课题组访谈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自成教授表示，“我们的媒体在国外影响基本上比较小，只是在华人社会有一些影响，还远没有达到对外宣传中国国家形象的作用。真正的外国人并不看这些媒体。” “广告是一个很现代的沟通方式，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承诺。企业广告向消费者承诺了产品的特点，那就得兑现这种承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形象广告是一个声明：中国政府在关注人的发展。至于做得怎么样，请国际社会一起来看，中国有这个信心。”何辉认为，政府此次行动“很有魄力”。 2006年，在对法国媒体研究中，何辉及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发现，该国几份主流报纸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报道几乎全部为负面。“这与中国人长期以来——包括一部分政治家——对法国的印象是有偏差的。当时在许多人心中，这个浪漫的国度似乎对中国很认同。”在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研讨会上，何辉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法国与中国在价值观方面的深层差异，但未得到重视。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遭遇的风波，印证了何辉的判断。 在研究中，何辉还发现，从2001年之后，国际媒体对华报道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关注领域：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的贫富不均、腐败等现象越来越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我们通过研究报告和其他途径给了政府有关部门这方面的反馈，希望政府更多考虑人的发展和老百姓生活问题，这些判断可能对政府近年来民生政策的出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2月３日，在德国播放的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中，对于贫富差距、农民工等问题亦有涉及。 “形象焦虑症” 孙有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形象的建构需要“巧力”：1990年代《纽约时报》上常能看到台湾读者来信投稿，作者用平和、通俗和个性化的语言，巧妙的塑造了一个民主开放，在国际上又孤立无助的台湾形象，很受读者关注。 “小文章小故事，署名是个人，实际上写作者是一个台湾驻美民间机构的工作人员。”孙有中说， “有时候一篇小文章，一个人的声音，比起一个政府、一个发言人要更有说服力。但总体而言，这方面我们还很弱。” 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曾任驻英大使。她在英国的时候会主动约记者接受访谈，或者自己写文章发到《泰晤士报》，以消除西方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影响。”但我们国家大多数大使是躲在屋里的，很少有人愿意出来发表演讲。” “我们有一种形象焦虑症。”孙有中教授说，当下国人对于形象问题的热烈讨论，恰是中国人“不够自信”的表现。 孙有中曾对1993-2002年十年间《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中国报道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我觉得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中基于意识形态的误解是有的，但完全无中生有的批评是没有的，多少是基于事实的。” “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延安时期，只有一个埃德加·斯诺过来替我们传递信息。我们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全球大流动的时代。成千上万的人跨越边界，走出中国带出去大量信息，数以万计外国人在我们的大街小巷行走。我们几乎是裸体在世界上行走，完全不是一个我们想要塑造一个什么形象就能变成什么样的时代。很大意义上，你是什么，人们看到的你就是什么。” 在孙有中看来，政府在事关形象问题上的反应常“用力过猛”。“我们总是过于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一有负面评价我们就会激烈的反应。一个国家对自身形象过于焦虑，会花很大钱财做不一定有大收效的事情，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好像我们成天生活在一个不受欢迎的国际环境里。作为一个堂堂大国，我觉得应该有点承受力。对于我们的批评，我觉得完全可以坦然对待，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们最终国际形象是我们国内的发展来决定的。” 对此，何辉亦感同身受，他回忆某次国新办关于国家形象的会议上，一位专家开玩笑道：哪天我们也可以把片子做成这样：我们中国有这样的问题，也有那样的问题，一一列举。最后说，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的。“那就牛大了，那是真自信了啊！”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大国公关 　　 解码中国形象 　　 老外怎么看国家形象片？ 　　 外国人现在特别怕中国人有钱 　　 对话中国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访问 南都周刊官方网站www.NB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