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众说纷纭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

众说纷纭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 作者:左凤荣 来源:学习时报 来源日期:2011-1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6 9:54:54 阅读量:44次   20年前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黯然辞职,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苏联解体20年来,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仍是众说纷纭。根据全俄舆论中心在2011年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前夕的调查显示,现今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了一定的变化,尽管人们对其执政时期仍难以做出肯定的评价,但对他表示愤慨的人已经从2001年的 30%下降至20%,表示厌恶的人从 9%下降至 5%,表示好感和同情的人从16%下降至5%,表示尊敬的人从15%降至10%,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冷淡和漠不关心的人则从25%升至47%。对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俄罗斯人也没有一致的看法,42%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起了主要作用,37%的被调查者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是客观原因,不是戈尔巴乔夫,别人当政苏联也会解体。对戈尔巴乔夫最激烈的批评来自俄共,他们一直把戈尔巴乔夫作为社会主义的背叛者、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与民众莫衷一是的评价不同,俄罗斯的当政者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对戈尔巴乔夫给予了高度评价,尽管戈尔巴乔夫时常对他们进行批评。2006年3月2日,普京在祝贺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说:“您是影响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务活动家之一,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向开放政策过渡是与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指的是那些转折性变化,使我国在民主改革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2011年3月2日,普京在祝贺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的贺电中说:“在我国甚至在国外,您都是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显著影响并对加强俄罗斯的威望贡献良多的当代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而闻名的。”同一天,梅德韦杰夫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告知已签署了授予他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圣安德鲁勋章的命令,梅德韦杰夫说:“我认为这是对您作为国家元首所做大量工作的恰当评价,您在特别复杂、特别艰难的时刻领导了我们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这也是对您领导的那个国家,我们大家的共同祖国——苏维埃联盟表示尊重的标志。”   有人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改革,苏联至今犹存,他现在仍是苏联的领导人。如此说来,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最大输家。这只是理论上的,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的历史发展证明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民众要求改革的意愿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有,但由于民众没有表达意见的正常途径,他们的愿望并不能成为苏共的政策。危机不断积累,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修修补补的改革已经无济于事了。已经在老人政治下生活了十几年、在不到3年时间里接连为3位总书记举行国葬的苏联人,迫切盼望出现一位讲话不用讲稿、思维正常、行动方便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应运而生。人们对新的、年轻的总书记寄予厚望,希望能尽快改变国家的现状。戈尔巴乔夫这些在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也切身感受到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感受到苏联的发展日益离开了世界的潮流,已被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潮抛到了后边,再像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之流那样回避矛盾和问题、只为保住自己的权势而掌权,是极不负责任、也是极不道德的。面对苏联发生的全面而深刻的危机,戈尔巴乔夫只能进行根本改革。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苏联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之路,但他只不过是历史使命不自觉的执行者,走上这条路并非他事先设计好的。   上任之初,戈尔巴乔夫也想在苏联原来的体制下进行改革,完善现存体制。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是从解决商品短缺、改善人民的生活入手,而是仍把重心放在发展重工业上,搞了个“加速战略”,浪费了两年时间,又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到1987年转入改革后,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基本上是柯西金改革的路子,成效不大,没有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对于扭曲的价格体制迟迟不改,仍然否定私有制,直到1990年才开始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政治斗争的白热化和反对派开始夺权,经济改革受到严重制约,进展不大,经济危机却在加剧。   “加速战略”的失败使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体制进行改革,他想建立一种新的、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雷日科夫认为:“党的领导核心已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原先那种畸形的政治体制成了拦路虎,使人生畏,尤其是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生畏。我们很清楚,党的高层领导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既没有彻底理解,也没有接受。党(主要指高层领导)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对全国发生的大事负任何责任。合法的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地方苏维埃则徒有虚名,什么事也解决不了。选举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认为,苏联的“社会政治体制显得有点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它的巨大潜力丧失自我发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作为本质上最需要发扬民主、同时也需要讲法制的社会,却没有使这两方面和谐地结合和有机地统一起来”。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中央便达成了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时,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歪曲了社会主义,他要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于是,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原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搞了全国规模的人民代表选举,这也成为苏联混乱和灾难的开始。问题不在于给民众选择的权利,而在于这种“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方案极不科学。一切权力归党有弊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样不行。苏联选举产生了多达 2250人的苏联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又选举产生了542名最高苏维埃成员,虽然最高苏维埃是常设的,但代表不是常设的,每年都要换一次,代表们轮流进入最高苏维埃。代表也不是专职的,同时还承担着自己原来那份工作。事实证明,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苏维埃体制行不通,哪怕它建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到1990年不得不转向总统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在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最高苏维埃,既然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本国公民,他们必然向本民族负责,政治精英与地方分离势力结合起来了,联盟的命运则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活跃了社会力量,民众的激进要求不允许进行渐进式改革,戈尔巴乔夫被历史的大潮裹挟着前行,最后走上了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和建设市场经济之路。这条路充满了艰难险阻,戈尔巴乔夫犹如在惊涛骇浪中驾驶着一条小船的船长,他缺少高超的技术,在没有到达目的地前就翻船了。   斯大林所建立的、后来一直延续下来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其存在的重要条件是对外实行闭关政策,让老百姓无法了解外部世界;对内加强控制,让民众只能服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同时改变了这两个重要条件。戈尔巴乔夫放宽了对苏联居民出国的限制,同时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电影,特别是美国的大片,让老百姓看到了西方富足的生活,对苏联的体制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辛勤工作的苏联人却要忍受日常生活用品的短缺,财富都到哪里去了,人们的劳动意义何在?政治体制改革,使苏共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给了人们释放几十年积怨的机会,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一下子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苏共长期宣传的价值观崩溃了。   对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有责任,他没有及时革新联盟,化解地方的不满,但更主要的责任还要由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来承担。如果俄罗斯联邦不独立,革新后的联盟还是可以保留的,这个联盟可能没有波罗的海三国,没有格鲁吉亚、乌克兰,但是不能没有俄罗斯。正如俄国著名学者齐普科所说:“许多普通人也把罪责推到戈尔巴乔夫身上,原因是他们对自己迷恋叶利钦感到羞愧、对他们作为最后的傻瓜没有经得住民主派的规劝和许诺感到羞愧。苏联解体实际上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过错,而首先是俄罗斯联邦人民的过错,首先是积极支持俄罗斯联邦享有主权的思想、俄罗斯联邦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思想的俄罗斯人的过错。要知道叶利钦在1991年6月参加总统选举时打的就是独立的、享有主权的俄罗斯联邦的旗号。”   戈尔巴乔夫时代成了过去,但并非白白度过的。俄国的绝大多数公民,其中包括最近20年在物质上遭受损害的公民,都不愿回到过去。尽管俄国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评价不高,但对改革时期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如“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全人类价值”、“市场经济”、“加速发展”、“差额选举”,等等,多数人是予以肯定的。俄国学者索格林认为,“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仅扎下根来,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尔巴乔夫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和分权。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纪主要的历史现象之一”。菲利波夫所主编的《俄国现代史?教师参考书》写道:“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事业是使国家实现深刻的民主化,正是他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制,使从前只停留在纸上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成为现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乔夫给了苏联人民自由,但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代价太大了。他留下的许多遗产值得研究,在此,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的叛徒”或是西方的代理人为其定性,这是不客观的,戈尔巴乔夫也是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不能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苏联的改革,中苏面临的条件完全不同,苏联已经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到了极致,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几乎没有人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知识分子、改革的领导人都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人对戈尔巴乔夫指责颇多,但是,当了5年总理的雷日科夫对苏联的经济危机不能没有责任,正是他的固执使苏联迟迟没有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迷信行政手段的利加乔夫领导的反酗酒斗争,大大加重了苏联的经济危机,他与叶利钦、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都搞不好关系,把叶利钦这个有无限能量的人推到反对派的阵营,他功不可没。正是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当然,掌握大权的戈尔巴乔夫要为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他不是英明的领袖,没有建立起一个领导改革的团队,他也揽权和自私,不能任人唯贤,他坚持任命的亚纳耶夫、西拉耶夫、亚佐夫等人都威信不高,最后正是他们发动的“8?19”事变加速了苏联的灭亡。但是,戈尔巴乔夫又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别无其他的选择,这又能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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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缅甸的“戈尔巴乔夫”吴登盛有着怎样的精明

å�‘布时间:2011å¹´11月25æ—¥ – 14:18 | 1 次阅读 | 已有 0 æ�¡è¯„论 昂山素季-å�´ç™»ç››-缅甸 释放 昂山素季 ã€�开放境外网站ã€�å�«å�œä¸­ç¼…å�ˆä½œé¡¹ç›®……系列新政,让 缅甸 民主新政府首任总统 å�´ç™»ç›› 备å�—关注。这个改é�©è€…有ç�€æ€Žæ ·çš„精明,他以å�Šä»–背å�Žçš„军方势力,在高速行进的民主进程中,将é�¢ä¸´ä»€ä¹ˆï¼Ÿ 作者:邱越 “我å�‘现他很真诚,确实有改é�©çš„æ„�愿。â€�今年8月,获释近一年的 缅甸 民主è�”盟领袖ã€� 缅甸 最著å��çš„å��对派 昂山素季 ,在与缅甸总统 å�´ç™»ç›› 首次会晤å�Žï¼Œå¯¹åª’体如是评价新政府首脑,这令西方社会对å�´ç™»ç››åˆ®ç›®ç›¸çœ‹ã€‚ 2010å¹´11月,缅甸举行多党制大选,军政府将æ�ƒåŠ›ç§»äº¤æ°‘主政府,被形容为“脱军装â€�。获选总统å‰�,å�´ç™»ç››ä¸ºå†›ä¸­å››å�·äººç‰©ï¼Œå¹¶æ‹…任总ç�†ä¸€è�Œã€‚就任总统å�Žï¼Œåœ¨æŽ¨è¿›å›½å†…民主方é�¢ï¼Œå�´ç™»ç››é¢‘ç¹�å�‘力。 æ­¤å‰�一年的11月15日,他与奥巴马举行历å�²æ€§ä¼šæ™¤ï¼Œæˆ�为1988å¹´å�Žé¦–ä½�è¸�上美国领土的缅甸将军;促使 昂山素季 é‡�获自由,并修改选举æ�¡ä¾‹ï¼Œä¸ºå…¶é‡�返政å�›é“ºå¹³é�“路,å�Œæ—¶é‡Šæ”¾ä¸€æ‰¹æ”¿æ²»çŠ¯ï¼Œéƒ¨åˆ†æµ�亡者得以归国;对Twitterã€�Facebookå�ŠBBCã€�VOAå’ŒYOUTUBE等境外网站解除å°�é”�;顺从民æ„�,下令æ��置投资巨大的中缅密æ�¾æ°´ç”µç«™å�ˆä½œé¡¹ç›®…… 外界对å�´ç™»ç››è¤’è´¬ä¸�一。质疑者认为,å�´ç™»ç››å�ªæ˜¯å†›æ–¹æœ€é«˜ç»Ÿå¸…丹瑞大将的“傀儡â€�,他æˆ�为总统并推行民主措施,ä¸�过是在为民主政府“装点门é�¢â€�,é�¿å…�阿拉伯之春在本国上演。赞å�Œè€…则ä¸�å��æ¿€èµ�之è¯�,《亚洲时报在线》将å�´ç™»ç››æ¯”作“缅甸的戈尔巴乔夫â€�。 毫无疑问,éš�ç�€ç¼…甸长达48年军政府统治的结æ�Ÿï¼Œä½œä¸ºæ°‘主新政府的首任总统,在新旧势力的较é‡�中,å�´ç™»ç››å·²ç»�身ä¸�由己地站在了历å�²çš„暴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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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戈尔巴乔夫:我应该早些放弃共产党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接受卫报独家专访,回顾其在20年前苏联解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称,他真该在1991年那场失败政变的几个月前退党。图片来源:Adrian Dennis/法新社/Getty Images   很少有政客会承认他们的错误,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却总与众不同。因此戈氏回顾自己当政时的六年混乱,历数犯下的错误,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在这次卫报的独家专访中,他指出了自己至少五点错误。这些错误不仅直接导致了他20年前的下台,还引发了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引入了未经监管的自由化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在帮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却致使数百万苏联民众陷于贫困。   尽管近年来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很轻松,甚至有些开心;然而有些时候,尤其是当谈到他的对手鲍里斯·叶利钦,或者描述起20年前将他软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政变者时,他的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苦痛。   他说:“他们想激怒我,迫使我跟他们打架,甚至枪战等激烈对抗,以便结束我的生命。”   当问及他最后悔的事件时,他不假思索的答道:“那就是,我花费太长的时间去尝试整顿苏共了。”他说,1991年4月他就该辞职,组建一个改良的民主党,因为妨碍了所有必需的改变。   这一评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承认,他早该在1991年8月政变的几个月前就退出苏共。而在1995年的回忆录里,他并没有谈到这一点。   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被两股势力围堵,从而减小了他纵横捭阖的余地。一方面,党内的保守派和反动派正试图推翻他的政策;另一方面,革新派则希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多党制体系,同时对国家进行市场改革。   1991年4月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期间的一次会议中,一些发言人要求宣布全国戒严,同时重启检查制度。据回忆录描述,戈尔巴乔夫当即犀利的回应道:“这样的煽风点火我受够了!我要辞职!”   采访中,对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召开了一次3个小时的会议,会议期间我并不在场。别人告诉我说,他们在会议中批评了我,并进行了漫无边际的讨论。3个小时后他们邀请我回到会议中,要我打消辞职的念头。期间,中央委员会中支持我的人打开了一个列表,上面有超过100个人赞成创立一个新的政党。”   中央委员会复会后,形势有所降温。于是戈尔巴乔夫也就撤销了辞呈,毕竟没人想特地为这事举办一次全民公投。(因为即使他真的退了党,他也还是苏联总统)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写道:“如今,我常常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辞去总书记的职位。这样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更好,但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抛弃苏共’。”自1917年起,苏共就开始统治俄罗斯;而现在,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尤其是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作为苏共官员的人,他们会很难想像党要是没了权力将是什么样子。   今天,戈尔巴乔夫的疑惑已然烟消云散。“现在我觉得,我当时真应该坚持退党,然后趁热打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因为当时即便苏共推行改革,它自身也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障碍。但他们都认为,改革只不过是用来装装样子罢了,而且当时的政局外表已经粉饰的差不多了。然而事实上,覆盖在外表下的内在却仍然破旧不堪,一塌糊涂。”   第二件令他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对苏联进行改造,并且应该更早赋予15个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力。正当1991年初他准备开创一个宽松的苏联时,波罗的海三国便已经宣告独立。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带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流血事件涌现。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在其野心勃勃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要求进一步掌控苏联的财政。一些分析家称,整个苏维埃体系是不可改造的,体系内的任何变化势必导致越发戏剧性的、无法停止的转变。鉴于这一分析,那么戈尔巴乔夫丧失控制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改乐天本色。这与他慷慨的品质,阳光的性格和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1999年因白血病去世)有着一定的关系。然而控制权的丧失并未使他痛苦不堪或愤世嫉俗。他始终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将得以解决,直到1991年8月的政变将权利纷争扭向了新的局面。   苏共原定于1991年11月起草一个新的规划。议会通过了一项“扭转危机”的计划,以加速经济改革。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苏联剩下的12个加盟共和国接受了一项新的协约,这一协约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政治与经济自治权,只是国防与外交事宜仍归苏联政府统一管理。协约于8月20日正式签订。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去度假了。我本可以放弃这10天的休假的……我都做好飞往莫斯科签订协约的准备了。”戈尔巴乔夫如是说,“然而8月18日那天来了一帮不速之客,于是我拿起电话,准备询问来的是什么人,受到了谁的派遣,但电话不通。因为电话线路被切断了。”   当时,戈尔巴乔夫正与夫人、女儿伊丽娜及女儿一家住在黑海海边小镇弗罗斯的一座政府官邸内。官邸随即受到了长达三天的监控。直到由于叶利钦的顽强抵抗,军队内部分化,以及诸如国防部长与苏共高官等发起者的内部不和,而导致政变土崩瓦解,监控才宣告结束。   有说法称戈尔巴乔夫给这一阴谋开了绿灯,对此他嗤之以鼻。“人们毫无根据地宣称戈尔巴乔夫当时仍然可以与外界通讯,而且正是他组织了这一切。他们还说戈尔巴乔夫认为,无论发生了什么,他最终都能取胜。这完全是胡扯,纯属胡扯!”他说道,“这些人想让领袖下台,维护以往古旧的体系。那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我写一篇声明,称由于身体欠佳而放弃总统一职。”   软禁期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仍坚持写日记。她在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警告看守说,要是他与外界还未恢复联系,他将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说,那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那是我策略的一部分……我仅仅是想给他们施压但同时又要避免激怒他们……我说要用极端手段,那不过是外交和政治上常用的策略罢了。用计谋我能打赢他们。要是莫斯科没有什么动静,我的位子可能会被架空。但现在叶利钦正在领导莫斯科民众抗议,所以我要授予他应有的荣誉,并将荣誉亲自交付与他。他做的很对。”   作为政变期间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我提醒他说,但是叶利钦号召全民罢工的呼声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失望地感到政变将获成功。老一辈人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强硬派是如何褫夺赫鲁晓夫的权利,并使得去斯大林化的时代宣告终结的。我问过戈尔巴乔夫,要是政变者像一开始软禁他一样逮捕了叶利钦,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他们会获胜么?   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答道,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政变者们做了什么,力量的均衡都会导致政变的结束。由于他坚决反抗,拒绝辞去总统一职,政变的策划者们反而十分困惑。他还指出,由于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簇拥着叶利钦聚集在白宫周围,因此当收到炮轰白宫的命令时,特种部队兵变了。   戈尔巴乔夫也列举了一些他最自豪的成就,第一个词便是“(八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掌权不久后便开始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在俄语中称为perestroika,意为改组与重建。除了政治经济体制外,改革还包括了在核裁军的基础上改善国际关系,放弃武力干预别国事务,以及承认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摆脱不了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方面随意采取行动。   苏联新的不干预政策,使得东欧各国得以通过和平手段对内进行政权改革。“我们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能够得到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政策预先决定了许多大事件的发展进程,比如冷战的结束,世界局势向新秩序的扭转,以及不顾一切地由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等等。”   在他看来,叶利钦执政的9年中俄罗斯完全是一片狼藉。在这9年中,戈尔巴乔夫自己从未向叶利钦的执政低头;同样地,在1991年12月,他也没向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的宣告苏联解体的合约低头。在叶利钦成为他的直接竞争对手的几年之前,他就该阻止叶利钦走上这条路的。“相对于叶利钦,我可能太自由太民主了。我当初应该派他去英国或者英国的某个殖民地担任大使一职的。”他说道。   2006年之前,他一直赞赏普京最初恢复国家稳定的措施。即使普京使用了一些独裁的方式,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接下来,我发现他改变了选举的体系,废除了俄罗斯地方官员的选举制度以及党派成员单一的选区。我能数出20条我反对的变革。”戈尔巴乔夫说。   在这次时长一小时的访谈的尾声阶段,我询问了他对于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译者注:实际上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革的看法。戈尔巴乔夫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进行了一番考量,然后便十分确定地称中国发生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却认为,所有那些建议他学习中国,先从经济而非政治方面进行改革的提议都是错误的。   “在苏联,如果我们过去进行了改革,那么任何问题都不会发生。正是由于人民遭到了忽视,他们完全被决策层排除在外,(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国的发展与中国不在同一阶段;对我们来说,要彻底解决问题还得依靠人民群众。”   今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一场晚会上庆祝了自己80岁的生日,晚会由凯文·斯派西和莎朗·斯通主持。为他献唱的歌手阵容十分强大,其中包括雪莉·巴赛,保罗·安卡,米兰妮·C,以及德国摇滚乐队“天蝎座”。这支乐队是第二支在苏联表演的西方乐队。   然而,要说这场晚会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戈尔巴乔夫在大银幕上演唱俄罗斯情歌的场景。观众们都为他清晰而有激情的声音所打动。我对他说,我以前并不知道他唱歌这么棒,不晓得他居然有这么一个深藏不露的天赋。   他哈哈大笑。“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成为一名流行歌手,”他说道,“赖莎可喜欢听我唱歌了。”  |frederick007/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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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我应该早些放弃共产党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接受卫报独家专访,回顾其在20年前苏联解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称,他真该在1991年那场失败政变的几个月前退党。图片来源:Adrian Dennis/法新社/Getty Images   很少有政客会承认他们的错误,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却总与众不同。因此戈氏回顾自己当政时的六年混乱,历数犯下的错误,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在这次卫报的独家专访中,他指出了自己至少五点错误。这些错误不仅直接导致了他20年前的下台,还引发了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引入了未经监管的自由化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在帮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却致使数百万苏联民众陷于贫困。   尽管近年来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很轻松,甚至有些开心;然而有些时候,尤其是当谈到他的对手鲍里斯·叶利钦,或者描述起20年前将他软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政变者时,他的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苦痛。   他说:“他们想激怒我,迫使我跟他们打架,甚至枪战等激烈对抗,以便结束我的生命。”   当问及他最后悔的事件时,他不假思索的答道:“那就是,我花费太长的时间去尝试整顿苏共了。”他说,1991年4月他就该辞职,组建一个改良的民主党,因为妨碍了所有必需的改变。   这一评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承认,他早该在1991年8月政变的几个月前就退出苏共。而在1995年的回忆录里,他并没有谈到这一点。   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被两股势力围堵,从而减小了他纵横捭阖的余地。一方面,党内的保守派和反动派正试图推翻他的政策;另一方面,革新派则希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多党制体系,同时对国家进行市场改革。   1991年4月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期间的一次会议中,一些发言人要求宣布全国戒严,同时重启检查制度。据回忆录描述,戈尔巴乔夫当即犀利的回应道:“这样的煽风点火我受够了!我要辞职!”   采访中,对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召开了一次3个小时的会议,会议期间我并不在场。别人告诉我说,他们在会议中批评了我,并进行了漫无边际的讨论。3个小时后他们邀请我回到会议中,要我打消辞职的念头。期间,中央委员会中支持我的人打开了一个列表,上面有超过100个人赞成创立一个新的政党。”   中央委员会复会后,形势有所降温。于是戈尔巴乔夫也就撤销了辞呈,毕竟没人想特地为这事举办一次全民公投。(因为即使他真的退了党,他也还是苏联总统)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写道:“如今,我常常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辞去总书记的职位。这样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更好,但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抛弃苏共’。”自1917年起,苏共就开始统治俄罗斯;而现在,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尤其是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作为苏共官员的人,他们会很难想像党要是没了权力将是什么样子。   今天,戈尔巴乔夫的疑惑已然烟消云散。“现在我觉得,我当时真应该坚持退党,然后趁热打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因为当时即便苏共推行改革,它自身也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障碍。但他们都认为,改革只不过是用来装装样子罢了,而且当时的政局外表已经粉饰的差不多了。然而事实上,覆盖在外表下的内在却仍然破旧不堪,一塌糊涂。”   第二件令他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对苏联进行改造,并且应该更早赋予15个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力。正当1991年初他准备开创一个宽松的苏联时,波罗的海三国便已经宣告独立。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带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流血事件涌现。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在其野心勃勃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要求进一步掌控苏联的财政。一些分析家称,整个苏维埃体系是不可改造的,体系内的任何变化势必导致越发戏剧性的、无法停止的转变。鉴于这一分析,那么戈尔巴乔夫丧失控制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改乐天本色。这与他慷慨的品质,阳光的性格和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1999年因白血病去世)有着一定的关系。然而控制权的丧失并未使他痛苦不堪或愤世嫉俗。他始终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将得以解决,直到1991年8月的政变将权利纷争扭向了新的局面。   苏共原定于1991年11月起草一个新的规划。议会通过了一项“扭转危机”的计划,以加速经济改革。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苏联剩下的12个加盟共和国接受了一项新的协约,这一协约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政治与经济自治权,只是国防与外交事宜仍归苏联政府统一管理。协约于8月20日正式签订。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去度假了。我本可以放弃这10天的休假的……我都做好飞往莫斯科签订协约的准备了。”戈尔巴乔夫如是说,“然而8月18日那天来了一帮不速之客,于是我拿起电话,准备询问来的是什么人,受到了谁的派遣,但电话不通。因为电话线路被切断了。”   当时,戈尔巴乔夫正与夫人、女儿伊丽娜及女儿一家住在黑海海边小镇弗罗斯的一座政府官邸内。官邸随即受到了长达三天的监控。直到由于叶利钦的顽强抵抗,军队内部分化,以及诸如国防部长与苏共高官等发起者的内部不和,而导致政变土崩瓦解,监控才宣告结束。   有说法称戈尔巴乔夫给这一阴谋开了绿灯,对此他嗤之以鼻。“人们毫无根据地宣称戈尔巴乔夫当时仍然可以与外界通讯,而且正是他组织了这一切。他们还说戈尔巴乔夫认为,无论发生了什么,他最终都能取胜。这完全是胡扯,纯属胡扯!”他说道,“这些人想让领袖下台,维护以往古旧的体系。那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我写一篇声明,称由于身体欠佳而放弃总统一职。”   软禁期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仍坚持写日记。她在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警告看守说,要是他与外界还未恢复联系,他将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说,那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那是我策略的一部分……我仅仅是想给他们施压但同时又要避免激怒他们……我说要用极端手段,那不过是外交和政治上常用的策略罢了。用计谋我能打赢他们。要是莫斯科没有什么动静,我的位子可能会被架空。但现在叶利钦正在领导莫斯科民众抗议,所以我要授予他应有的荣誉,并将荣誉亲自交付与他。他做的很对。”   作为政变期间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我提醒他说,但是叶利钦号召全民罢工的呼声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失望地感到政变将获成功。老一辈人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强硬派是如何褫夺赫鲁晓夫的权利,并使得去斯大林化的时代宣告终结的。我问过戈尔巴乔夫,要是政变者像一开始软禁他一样逮捕了叶利钦,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他们会获胜么?   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答道,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政变者们做了什么,力量的均衡都会导致政变的结束。由于他坚决反抗,拒绝辞去总统一职,政变的策划者们反而十分困惑。他还指出,由于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簇拥着叶利钦聚集在白宫周围,因此当收到炮轰白宫的命令时,特种部队兵变了。   戈尔巴乔夫也列举了一些他最自豪的成就,第一个词便是“(八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掌权不久后便开始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在俄语中称为perestroika,意为改组与重建。除了政治经济体制外,改革还包括了在核裁军的基础上改善国际关系,放弃武力干预别国事务,以及承认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摆脱不了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方面随意采取行动。   苏联新的不干预政策,使得东欧各国得以通过和平手段对内进行政权改革。“我们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能够得到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政策预先决定了许多大事件的发展进程,比如冷战的结束,世界局势向新秩序的扭转,以及不顾一切地由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等等。”   在他看来,叶利钦执政的9年中俄罗斯完全是一片狼藉。在这9年中,戈尔巴乔夫自己从未向叶利钦的执政低头;同样地,在1991年12月,他也没向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的宣告苏联解体的合约低头。在叶利钦成为他的直接竞争对手的几年之前,他就该阻止叶利钦走上这条路的。“相对于叶利钦,我可能太自由太民主了。我当初应该派他去英国或者英国的某个殖民地担任大使一职的。”他说道。   2006年之前,他一直赞赏普京最初恢复国家稳定的措施。即使普京使用了一些独裁的方式,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接下来,我发现他改变了选举的体系,废除了俄罗斯地方官员的选举制度以及党派成员单一的选区。我能数出20条我反对的变革。”戈尔巴乔夫说。   在这次时长一小时的访谈的尾声阶段,我询问了他对于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译者注:实际上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革的看法。戈尔巴乔夫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进行了一番考量,然后便十分确定地称中国发生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却认为,所有那些建议他学习中国,先从经济而非政治方面进行改革的提议都是错误的。   “在苏联,如果我们过去进行了改革,那么任何问题都不会发生。正是由于人民遭到了忽视,他们完全被决策层排除在外,(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国的发展与中国不在同一阶段;对我们来说,要彻底解决问题还得依靠人民群众。”   今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一场晚会上庆祝了自己80岁的生日,晚会由凯文·斯派西和莎朗·斯通主持。为他献唱的歌手阵容十分强大,其中包括雪莉·巴赛,保罗·安卡,米兰妮·C,以及德国摇滚乐队“天蝎座”。这支乐队是第二支在苏联表演的西方乐队。   然而,要说这场晚会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戈尔巴乔夫在大银幕上演唱俄罗斯情歌的场景。观众们都为他清晰而有激情的声音所打动。我对他说,我以前并不知道他唱歌这么棒,不晓得他居然有这么一个深藏不露的天赋。   他哈哈大笑。“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成为一名流行歌手,”他说道,“赖莎可喜欢听我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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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鸿:“大异见者”戈尔巴乔夫

大多数苏联人都生活在对当局的恐惧之下。1930年代斯大林搞大清洗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经被逮捕、流放甚至毒打。但是,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仍然是坚定的爱国者、忠诚的共产党人。 他唇边挂着嘲笑,说道,“我是一名忠实的公民。证据是,我选择斯大林作为我最后考试的特别主题。我的题目是,斯大林是我们战时的光荣,斯大林是我们青年人的翅膀。没有人生拉硬拽地要我入党,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他说,来到莫斯科大学就读、特别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他才开始产生疑问。赫鲁晓夫发表批判斯大林的“秘密讲话”,等于从政治顶峰发出了一个信号:质疑现行体制不会让你身陷囹圄。 亲密朋友 仅仅几年之后,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苏联重新陷入漫长、压抑的停滞期。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同学中结交的朋友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理念。 其中一人是捷克学生兹德内克·姆林纳。 “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姆林纳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好友 戈尔巴乔夫说,“兹德内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非常聪明,和他交朋友是我的运气,我们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兹德内克·姆林纳后来成为捷克“布拉格之春”运动的领导人。 196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已经回到了苏联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省,在当地共产党内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1967年“布拉格之春”的前夜,姆林纳曾经走访戈尔巴乔夫,并向他讲述自己的看法。姆林纳1997年去世以前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在我看来,他非常清楚我在说什么。但是,他也说,能在捷克斯洛伐克成事,在苏联不行。” 姆林纳当时还说,“我相信,象他这样的人如果能走到最高层,一切都会改变。” “两面思维” 1968年,苏联坦克驶入布拉格镇压起义。一股新的压制之风席卷全苏联。共产党的干部奉命为入侵辩护,批判任何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 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戈尔巴乔夫尽心尽力。他说,他也批判了那些质疑入侵的人。他还说,事实上,他相信共产党的解释。 想一想,正是他最亲密的捷克朋友发动的改革遭到了彻底粉碎,这样说真像是不可思议的脑筋急转弯。 转年,戈尔巴乔夫随官方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他回忆说,正是那次访问,让他重新审视出内心深处的良知。 “我们到了以后看到的那一切令人震惊。没有人愿意和我们说话。我们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人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包括军事行动。但是,这不是事实,是误导。我们到一家工厂参观,那里的人都转过脸去。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我们侮辱了这个苏联人内心很在意的国家。” 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警察国家,人民的对话可能被监听、上报,大多数人都掌握了“两面思维”的艺术,嘴上说的、半信半疑的是一套,但内心坚信的却是另一套。 看起来,戈尔巴乔夫对这门艺术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他越来越不满意,坚信需要改革;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干部,他却是积极服从的榜样,是克里姆林宫老一派的完美继承人。 谨慎改革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第一把手。他的职业生涯中,得到过强权人物的提拔,其中包括苏共两任总书记:把戈尔巴乔夫调入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以及早年就判断戈尔巴乔夫前途远大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 戈尔巴乔夫说,他们曾经坦率地交谈。所以,我问他,安德罗波夫是否把你看作改革派?他回答说,“或者是改革派,要不,他就是出于某种原因喜欢我。” 戈尔巴乔夫还说,安德罗波夫“明显地倾向于改革,他有克格勃收集到的所有情报,他知道苏联经济状况很差。”但同时,戈尔巴乔夫也一针见血地说,“这不是安德罗波夫喜欢谈论的话题”。 但是,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忘记“布拉格之春”的教训。他的结论是,步伐太快、走得太远,必将导致灾难,等于公开邀请别人插手、阻止改革进程。 他说,“莫斯科对布拉格之春的决策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任何试图改革的希望都被推迟了好几十年。 所以,他说,1980年代他开始搞改革的时候,格言必须是“谨慎”。 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私人财产、意识形态受到全面控制的体制中,一切都必须逐步展开,确保人们参与,理解采取的步骤都是必须的。” 他说,因此,他的第一波改革的口号是提倡“加速”、目的是“完善”现行体制,而不是一猛子扎入“变革”。 功过是非 变革,发生在以后。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控制。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未遂政变,不久以后,苏联宣告解体。 现在,戈尔巴乔夫认为,说他太小心、优柔寡断是错误的,“在某些方面,我动手太晚了,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我搞得还不够慢”。 下台20年后,戈尔巴乔夫被称作推动冷战结束的功臣,但是,他也遭遇了许多批评:没有跟上自己发动的改革的步伐,没有尽早抛弃共产党;是他一度用来说服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妥协政策的牺牲品。 但是,戈尔巴乔夫最大的成就也许正是,他曾是心腹之内的异见者。他是体制的产物,但却找到了足够的意志和手段,打出第一拳。 最终,庞大的苏维埃大厦轰然坍塌。 点击 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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