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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反思辛亥:迷信“权力”的革命不会彻底

原载《东方早报》2011年6月10日   “回顾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建国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因为只注重权力,所以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民国,可以说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国民党和进步党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迷信权力,只关心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他们忽视了一点,若这个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话,当权的好人也有可能作恶,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应该用权力来限制权力,但当时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许纪霖说。   6月8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举行了《一场由新政引发的革命:辛亥革命百年回眸》的演讲。他围绕“一百年前怎么会发生革命”和“为什么革命以后无法建立一个共和体制”这两个问题,对从清末新政到民初共和这段政治史进行了重返与反思。   许纪霖    在一百年前春天的时候,整个中国看上去几乎完全没有革命的迹象,谁也没想到在秋天会发生一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竟然结束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它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是中华民国,一个两千年帝制的国家竟然在亚洲第一个建立了共和国,虽然这个共和国名义上是民国,但实际上最后建立的民国有名 无实。不仅人民没有当家做主,而且民国初年发生大乱,最初成为一段议会民主制的实验,实验失败后,袁世凯恢复帝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革命以后无法 建立一个共和体制? 1 2 3 4   晚清新政的不彻底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第一股是以孙中山(图一)等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面的革命势力;第二    股力量是在体制边缘的地方士大夫精英,比如张謇(图二)和汤化龙(图三)等人;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图四)所代表的北洋势力。    1 新政诱发革命   革命之前有一场晚清新政,用今天的话说,叫改革,就是统治者自身进行的制度改革。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执行,戊戌变法虽然被慈禧太后一个巴 掌打下去了,但是到了1900年以后,八国联军打进来,最后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知道不改不行了。开始是清廷的自我变革,1901年开始晚 清新政,到1904年以后开始加速,因为1904年发生了一场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竟然是日本人打败了老牌的俄国帝国——黄皮猴子打败了老牌的北极熊。当时 舆论总结说,这是立宪国打败了专制国。日本已经开始民主维新,君主立宪,俄国还是个专制国家。于是大家说,主要因为日本的制度好,立宪是先进的,专制是落 后的。1904年后,整个中国开始有了强烈呼声,要求立宪,所以晚清新政在1904年后开始加速,特别是到了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   2005年科举废除一百年的时候,我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05,何来1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很有可 能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早发动武昌起义的是新军中的青年军官。这些青年军官本来都是要考科举的,但科举制度废除后,精英们开始分化流向社会。   这些精英各奔前程,经商的经商,搞教育的搞教育,还有一批人开始从军。晚清舆论认为军人很光荣,而且要振奋武力,军事救国。大批有为的年轻人开 始从军。当时到军事学堂读书,是很时尚的事情。周作人晚年写回忆录时也很得意地写上一笔,说早年也曾当过海军。从军中的一批人,后来又到日本读士官学校等 各式各样的学校,然后带回来满脑子的革命思想和现代化思想。他们到了新军之后都做了青年军官,当然不满意当时腐败的体制。“没有05何来11”,有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跟科举制废除有关。事实上在革命发生前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在变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各种教育制度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商会成立,法律 改革,各种改革都已经开始,而不是一团漆黑,一片沉闷,革命也不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改革以后这个制度似乎在慢慢变好,但竟然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是一场由 新政诱发的革命。    2 新政造就了三股政治力量   新政是一场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如果迅速彻底,它将是革命的替代物,万一改得不好,改得不彻底,那就是革命的诱导剂。晚清新政由于它 的不彻底,恰恰成为了一个革命的诱导剂。新政造就了几股新力量的产生,改革是一场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一些阶级起 来了,一些阶级下去了,一些阶级崛起了,一些阶级消解了。新政主要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   第一股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面的革命势力。这批人用传统的话说,不叫革命者,叫游士和游民。通常到了王朝末年的时候,在体制内 就会有一批人被抛出来,成为体制所不能容纳的游民。会党就是一批游民,但游民自身不能成事,要有读书人来引导,读书人就是游士,也是游荡在体制外的。恰恰 是这两股力量合起来,就是会党(游民)和革命派(游士)。革命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是读书人。这批游士不是传统的游士,而是满脑子革命思想的游士,这股 力量虽然平常看不见,但潜伏在民间。   第二股力量是在体制边缘的地方士大夫精英。这批人就是太平天国以后出现的一股力量。明末士大夫很活跃,比如东林党、复社,成群结队建立各种结 社,然后向朝廷提意见。这就是清议。复社当时在苏州虎丘塔下集会,竟然有一万多人。清朝以后就开始压抑士大夫力量,觉得这是一股很可怕的颠覆力量。整个清 朝士大夫大都是犬儒,考科举的考科举,要么就是做考据。但是到了太平天国以后,地方的精英开始崛起,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名,这批士大夫精英可以拥有湘军、淮 军等地方军队,自己有税收厘卡。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股力量已经尾大不掉,各省的这批士大夫精英说话非常有分量。晚清以后各种各样的改革,都是由地方自下 而上开始的,而不是从中央开始,这和俄国革命、法国革命都不一样。地方的士大夫精英就是当时从洋务开始改革的核心,在改革当中,特别是到了晚清新政,虽然 也是由朝廷颁布的新政,但整个动力都在地方。   美国学者周锡瑞对辛亥革命的经典性研究表明,晚清新政只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变革。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拿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各种新政都是由精英 来办的,包括办教育、办实业,其中有各种新的资源、新的好处可以分享,精英在整个新政当中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 会来承担,广大民众就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民怨沸腾,民众当时对新政有一股强烈的反弹力量,这股力量也就成为后来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社 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按照中国历史的政治传统,士大夫是惟一具有政治特权的阶级。老百姓莫谈国是,士大夫可以参政议政。士大夫是否和朝廷同心同德,这很重要。这场晚 清新政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太强大了,在人心当中唤起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人性之恶——私欲、欲望的力量。希望占有更多物质,从而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所以在新 政当中获得好处的精英们,并没有因为已经在经济上捞足了好处而满足。他们在立宪这样一个新观念的号召下,特别是看到立宪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他 们开始希望从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阶级上升为一个政治上强大的阶级,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要和清帝分享权力。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士大夫们开始政治化。而这个时候 清廷由于搞新政需要地方精英参与政治。清廷从1906年开始被迫筹备立宪,准备用九年的时间筹备立宪,在立宪前首先要开始地方自治。1909年通过选举产 生了各省咨议局,过去非常分散的士大夫开始有组织了,地方士绅们的政治参与得以组织化,在体制边缘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这些地方精英的政治 胃口开始大增,不满清廷九年后立宪的远期承诺,发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尽早立宪。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指出: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被革命摧毁的政府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一旦开始变革,苦 难就开始变得不可忍受。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个定律也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晚清。   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在晚清,北洋代表着改革派,是正面人物。特别是袁世凯,如日中天,是国家重臣,几乎所有晚清的新 政都是他推出的,他当时代表着一个改革的形象。北洋是新政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在新政当中也是捞足了好处,通过编练新军,整个北洋成为当时最大的实力派,也 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清朝的最后十年,他们在权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成为清廷担惊受怕的异族势力。当慈禧去世,小 皇帝溥仪即位,清廷第一件事就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回籍养疴”。袁世凯虽身处乡野,却时刻窥探着局势变幻,准备有机会东山再起。虽然袁世凯被削下去了, 但北洋这股势力还在,还是他的人,都是他小站练兵带出来的,这股力量具有极大的颠覆性。   晚清清廷迫于形势搞新政,但是改革也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释放出了三个魔鬼,这三股力量释放出来后,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用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者 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这叫做“参与爆炸”。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强,就会形成参与感的加强,最后会形成“参与爆炸”,就是很大的政 治参与的压力。这个时候,它会考验统治者的智慧。倘若统治者明智且有魄力,当顺应时势,通过立宪,将新政所释放的动力,引入宪政的池子,让他们到国会里面 去相互竞争,从而以制度转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稳定。然而,气数已尽的清朝最后一代统治者,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 来了个倒行逆施,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说民间的反满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士绅阶级和权力中心的北洋势 力,也从此心怀异心,谋求突变。   对新政最不满的人是各省的士大夫精英,他们本来希望朝廷能顺应潮流开放政权,提前立宪,搞国会选举,结果却来了个皇族内阁。地方士大夫精英的领 袖是南通人张謇。他在南通办纱厂搞实业,是江南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张謇和汤化龙等人领导了三次请愿运动。他虽然过去和袁世凯关系一般,但竟然放下架子,在 去北京的途中到河南拜访了袁世凯。等到武昌起义一发生,清廷马上召集袁世凯,要他率领北洋军去讨伐。袁世凯推三阻四,张謇一开始还是希望能镇压革命,后来 发现这股势力开始弥漫开来,决定转向革命,张謇所代表的这股核心力量开始背弃朝廷。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清廷这才如梦初醒,马上宣布立即召开国 会,实行虚君共和。     清廷公布了“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原来立宪派提出的条件只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十九条信约”索性更进一步,是 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性不再来自天命,而是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 会所选举的责任内阁。但是,这个方案竟然没有被接受,这个方案假若被接受,很可能就没有民国初年的乱局。三股力量中没有一股力量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为什么 会放弃这个方案呢?这和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中国的士大夫们受到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影响,他们太崇拜权力了,以为权力就是权威,权力与权威在中国古代是合 二为一的,皇帝既有权力又有权威,但是这两者并非同一。权力是统治者的控制能力,权威是被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二者在中国古代皇帝身上合二为 一,因为皇帝是天子,中国古代最大的权威是秉承天命。当然,在中国古代政治里,权威也不是只有皇帝才有。按照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权威学者张灏教授的说 法,中国古代政治有双重权威,一重在皇帝那里,另外一重在士大夫精英那里。皇帝掌握了政统,士大夫掌握了道统和学统。张謇这批人考虑的是天下不能乱,寄希 望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依然是一个可以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见旧主大势已去,便转向了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于是 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十九条信约”如果能够实践的话,它是一套制度,人不重要,清廷只是个虚君而已。但立宪派这些人太短视 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还是迷信人的力量,错过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历史时机。    3 恢复权力的秩序,还是权威的秩序?   民国初年面临的最大历史使命是建国,要建立一个中华民国。建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秩序的危机。新的秩序首先要恢复权力的秩序和权威的秩序,这两个秩序都有待于尽快地恢复。   重建权力中心和国家权威,这是两条不同的建国道路:第一条路是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通过强有力的力量来控制地方、民间、社会、舆论,当然 秩序就会恢复。第二条道路是重建权威,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以制度作为权威,大家服从这个制度也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通过权力来重建秩序是最快最见效 的,但是它会留下众多后遗症,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稳定,但后面很多制度问题都没解决。但是通过制度来重建权威,又会比较漫长。   这两条道路不妨理解为法国革命的道路和美国革命的道路。法国革命以后,依然围绕着权力来建立秩序。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首先是立宪,围绕制度来 建立秩序。民国初年,从辛亥革命发生的形式来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很像美国革命。但是民国成立后,却偏离了立宪建国的道路,而是开始学法国,三股力 量: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各派转而争夺国家最高权力。他们围绕的核心问题,都是要争夺最高的国家权力。民国初年各种论争,都与此有关。第一个大的争论 是,民权至上还是国权至上?民权的背后实为地方权力,国权的背后则是中央权力,民权和国权之争,反映的是以地方权力为中心还是以中央权力为中心来建立新的 共和体制。当时同盟会已经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代表着地方的民主派和实力派,它不愿意看到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中央权力太强大,所以强调民权至上。而清末的立 宪派改组为进步党,他们希望重建中央的权威,觉得民国初年各省势力太大了,国不成国,要迅速建立中央权威。他们要拥护国权,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另一个争论是,究竟采用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国民党是国会内部第一大党,宋教仁(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坚持搞责任内阁。而进步党作为少数党,则希 望借袁世凯的势力平衡国民党,希望搞总统制。民国初年的党争非常厉害,国会里边就是国民党和进步党在那里斗,争夺的核心就是要拼命扩张自己的权力。袁世凯 则以“临时大总统”超然于党争之上,反而渔翁得利,上下其手。按照原来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任免地方官员要总理副署,没有总理副署,总统任免是不生效的。 袁世凯在双方斗得正厉害时,不经总理副署,开始罢免省长,任用自己的人。如此明显的违宪之举,不仅借袁世凯自重的进步党人没有反应,连国民党议员也没有反 应,居然让袁世凯得逞了,因为他们都没把临时约法当回事。所以,袁世凯就一步步通过破坏制度来实现总统独大。   民初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是宋教仁被刺杀。宋案之后,各种证据都指向袁党,假如通过合法的体制内抗争和法律解决,国民党未尝不可赢得主动,毕竟民国 之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要主动出招,打压国民党尚缺乏合法性。然而,革命党过于迷信革命,迷恋武力,率先破坏法治,发动二次革命,结果敌强我寡, 输了个一败涂地,而且还在舆论之中输掉了道义,形象大坏。因此,国民党在国会里边非常被动,第一大党的位置就让给了进步党。袁世凯乘势要求在尚未立宪之 前,先选举总统。国会中的两党竟然弃约法的程序于不顾,与袁妥协,提前通过总统选举法,将袁世凯推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各派政治势力视约法如“敝屣”,议会 民主制所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被自己拆光,无异于政治自杀。袁世凯在法治的废墟上拿出杀手锏,先是宣布解散“乱党”国民党,然后索性解散国会,毁弃天坛宪法 草案(又称“天坛宪草”,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年),建立了赤裸裸的强人威权政治。    4 改革要彻底,不能倒退   回头再来看权威之争。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最大的权威当然是宪法。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有三种政治统治方式,一种是卡里斯玛(神魅领袖)统治,第 二种是传统型的统治,第三种是现代政治的法理型统治。民国本来应该以制度为中心,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现代的法治,也就是英文里说的 Rule of law。但中国人讲到法治,常会和法制(Rule by law)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法家式的统治,中国也有法律,在法家那里,法律不是 最高的,法律只是君主统治的工具而已。中国人对法家式的法制特别熟悉,而对真正的法治却很陌生。民国初年虽然也说要制定宪法,国会也成立了制宪委员会,但 实际上每家每派都没有特别把宪法当一回事。当时宪法虽然还没制定出来,但临时约法早已存在,照理说应该按照临时约法办事。袁世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结果居 然没人抗议。约法只是工具,是否拿来用,要看对当权者是否有利。   中国的政治传统里面,法家视法律为实现统治者意志的工具,而儒家则是“道德为体,法律为用”,法律同样是第二位的。陈志让教授在《军绅政权》里 指出,民初政治最核心的价值不是合法或非法,而是有道还是无道。民初各路军阀打来打去,都认为自己是以有道伐无道,很少有人讲“法”,民初的法律被悄悄搁 置到一边。虽然当时也在起草天坛宪法,但这个宪草却是针对特定的人,也就是袁世凯。因为国民党人在宪草委员会中占多数,要限制袁世凯,让总统成为“虚 设”,由国会掌握实权。制定宪法不能针对特定的某个人。这就像我们打牌,要在拿牌之前先制定好游戏规则,这样大家才能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打。美国政治学 家罗尔斯在《正义论》里面认为,制定以实现正义为目的的制度,首先要有一个“无知之幕”,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然后来讨论规则的制定。这就像 打牌,如果每个人已经先捏着一把牌,再来讨论游戏规则,就不太可能形成公平的游戏规则。因此,一个能够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宪法,一定不能针对某个具体的人, 必须是普遍公正的。   但是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都预设了特定的目标人物。因此这个宪法无法为袁世凯所接受,当时的舆论对这部宪法也有批评,政治应该是“你活、我也 活”的博弈,而不应该是像战争那样的“你死我活”。民国初年制定“宪草”的政治家们实在太年轻了,平均年龄只有33岁,且三分之一都是学生,原来都是要考 科举的,没有什么政治阅历,只有一腔热血。虽然也在日本学了一点宪政的基本知识,但是缺乏政治的历练。相较之下,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 富兰克林等制宪议员平均年龄是43岁,参加独立革命之前,他们都有在英属十三个殖民地长期领导地方自治的经验,既出身草根,又经验丰富。这样一个政治精英 群体,因为都有各自的利益,都会发生一时谈判谈不下去,差点崩溃的局面。这时候富兰克林站出来说了话,“我们暂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让我们向上帝祈祷 给我们以智慧,让我们能够彼此理解。”最后在上帝的指引下,他们相互妥协,搞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且沿用至今的宪法。所以奥巴马才会自豪地说,美国的历史虽 然很短,但美国的宪法却是最长的。   天坛宪草一出来,袁世凯根本不当一回事。大家不要以为袁世凯一上来就是想做皇帝,就想破坏宪法。袁世凯善于察言观色,也不想逆历史潮流而动,而 是看着潮流顺势而行。民初的宪政为何不能成功,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解释得太简单了,都归结为“坏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似乎“好人”当政,政治就会大好。其 实,历史的错误是各家各派共同造成的。袁世凯的罪恶自不必说,国民党和进步党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了建立宪政的权威。他们只 关心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似乎掌握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但却忽视了,即使好人当政,若这个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话,好人也有可能作恶,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 人。当时的人很少考虑到宪政的设计,应该是用权力来限制权力。当时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进步党党魁梁启超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忽视了这一点。晚清的时候梁启超与革命派有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核心之一,就 是对革命的分歧。革命派这一边的汪精卫、胡汉民都太年轻,满脑子的法国大革命思想,认为革命一成功,一切都解决了。而梁任公饱读历史,从法国革命的历史教 训之中看到,革命之后若不立宪,就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清廷“十九条信约”出来以后,梁启超认为这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当时最适合中国的制度,但是没 有人听他的。等到革命成功,回国后投身政治,他便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提出要弘扬国权,搞总统制,联合袁世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当他在政治里面 跌打滚爬的时候,忘记了其一生追求的核心目标——宪政。立宪派养大了老虎,却忘记把老虎赶进笼子,最后间接促成了袁氏称帝。到这个时候,梁启超方醒悟过 来,重新回到立宪的立场,他明确宣布:“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 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自此之后,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的空 间。   回顾这一段历史,民国初年,从革命一开始发生,就注重权力,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民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这 段历史中总结出两条经验。第一条就是,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革命的替代物,也可能成为革命的诱发剂,要避免改革变成革命,改革一定要彻底,改革不 能倒退。第二条,新的制度转型,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本身。这就是辛亥百年留给我们的一个沉重的教训,值得我们今天来反思。   (注:本文由早报记者田波澜 采访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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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我作为导师代表的致辞: 各位华东师范大学新科博士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穿上博士袍,我的心情比你们还兴奋,为你们高兴。 此刻,我在济济一堂的博士之中,寻找一张熟悉的脸。但找不到。那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张刚。他考博士的时候,已经身患绝症。他不是为了一张文凭,只是为的是证明生命的最后意义。他没有像你们那样幸运,与你们一起走到最后。同学们,想起世界上有许多比我们不幸的人,尽管人生有种种不如意,我们还是应该存一份感恩之心。有了这份感恩之心,我们的内心将从容得多,也将多一份快乐与幸福。 在欧洲中世纪,博士袍与上帝的使命相关,具有某种神圣感。虽然到了现代社会,神圣已经转化为世俗,但依然担当着一份责任。这意味着作为博士,不能甘于平庸,做一个凡夫俗子,要对得起博士这份终身的荣誉。一个人的荣誉感,有时候比生命更加重要。在这个已经失去底线的时代里面,最要紧的是守住道德的底线和学术的底线。纵然我们做不到在有些事情上有所为,但至少在有些事情上要有所不为,要守得住读书人的尊严。 北京有一位教授对学生宣布:你们到了四十岁,没有四千万就不要来见我!我想说的是,华东师大的老师们没有那样功利。金钱不是衡量学生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只要你活得正派、有信念、有追求,做了自己所能做的,老师就会为你骄傲。当你重返丽娃河畔,不管你是像江南春那样的亿万富翁,还是普通岗位上的普通教师,母校欢迎你,老师会拥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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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本文来源于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8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01日  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的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的中国重新反思 许纪霖     百年前的中国,武昌城中一起偶然的擦枪走火,竟然引爆了一场结束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此前,晚清新政已经开展了十年,各种现代化举 措迅速推进,筹备立宪也在推进之中。革命党人的起义屡战屡败,特别是辛亥年春天的黄花岗一役,丧失了众多青年精英,同盟会陷入空前低潮。然而,谁都没有料 到,革命竟然在这一年发生了。   辛亥革命与晚清新政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回首历史不难发现,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中国重新反思。 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   20世纪初的中国,清廷陷入了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按照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权力与权威属于不同的范畴。权力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统治者的能力,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权威则是一种被统治者所认 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权威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权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价值符号,也可以是一种人格化的象征。在传统中华帝国体制中,作为天命在人间的代 表,君主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又是帝国与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象征。   然而,到了晚清,发生了李鸿章所感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权力层面,法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民权至上观念,直接颠覆了君主的专制权力,让许 多激进的士大夫和青年人相信,现代国家的主权不在于君,而在于民。在权威层面,从西方和日本传来的立宪理念,让不少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原来君主的权威并非 最高,在君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则,这就是宪法,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政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这就意味着国家最高权威的转移,从人治型的君主转向了法理型的宪 政。   由于权力、权威一体化的君主专制发生了危机,权力与权威也由此发生分离。当时中国的各种力量几乎都希望有一场大变革。革命派与立宪派所抓住的,分别是权力与权威的两端。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其实质不仅仅在于争论应当在体制外革命,还是在体制内改良?更是争辩两套不同的新秩序方案。简单地说,革命派关心权力的 革命,立宪派在意权威的变迁。革命派相信,只要国体变了,人民推翻君主掌握了国家权力,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便能带来民主共和的新秩序。立宪派则更重视国 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至于共和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则是次要的问题。只要确立了宪政原则,即使保留了君主制,国家的权威也会从君主转 移到宪法。    换言之,这场论战是一场民主与宪政之争。民主与宪政之间一向存在张力,因为前者关乎权力,后者关乎权威。民主涉及某一具体的统治权力(某个朝廷或政府)的 正当性问题,即统治者是否得到人民的授权,其施政是否符合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而宪政涉及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的、长时段的正当性问题,即什么样的共同 体组成原则和制度方式是可以被自愿接受的,是合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意志的。后一种正当性在于公共权力的权威,亦即是否符合共同体成员公认的“法”。这 里所说的“法”,在传统社会往往表现为“神法”或“天理”。到了近代,则转换为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大法——宪法。   革命派迷恋共和,崇拜民主,他们坚信只要建立了共和政体,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宪政大可缓行一步。例如,陈天华强调“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 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陈天华所说的“开明专制”,与孙中山后来设计的由革命党独揽大权的“军政”“训政”同义。 只要政权握在代表人民的革命党人手中,便近可解决“救亡”问题,远可走向民主的理想乌托邦社会。   在晚清思想界,革命已经成为风靡一时的时代狂飙。无名小辈邹容的《革命军》甫一问世,便洛阳纸贵。作为立宪派思想领袖的梁启超,也不敢完全站在 革命的对立面,而是将立宪称之为一场“政治革命”,以此与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相对抗。梁启超指出,专制与非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君主,是否民主共和, 而在于有无宪法,是否实行宪政。在革命派看来,只要通过革命实现民主共和,专制就一去不复返。但梁启超从法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发现,民主也同样会造就民粹 专制。比民主更重要的是宪政,避免专制的关键在于按照宪政制衡权力,为政治秩序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宪政权威。   与革命派相比,立宪派对于共和政体充满了忧虑,不是他们反对共和,而是担心缺乏宪政的共和政体会以人民的名义执行新的专制。梁启超指出,古代罗 马和近代法国的历史表明,革命之后,社会纷乱,除非出现强大的主权,否则不能恢复秩序。乱世之中,国民厌弃自由,进而渴望“假军队之力,揽一国之实权”的 篡权者上台,于是,民主专制政体应运而生。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 他途。于是,国运处于不断的治乱循环之中,万劫不复。   梁启超的这番危言,最早发表于1903年。两年后与革命派论战时,又强调了一遍。然而,他的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对手们,从汪精卫到胡汉民,对革命充满了膜拜之情,对共和前景也充满了乌托邦想象,如何听得进去?果然,民国建立之后的诸多变局,让梁启超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不过,梁启超进入民国之后也成为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因为他深知,从共和制回到君主制的代价过于高昂,国人无法承受。 新政引发的“参与爆炸”   1901年以后,清廷希望以立宪保证君主制度的延续,开始推行新政,社会各方面都因此发生巨变。新政是一种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如果成功,将替代革命,假如半途而废,则将诱发革命。   作为现代化的改革,新政是前所未有的资源再分配过程。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都面临着重新布局和再分配。早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就已经日益 坐大,而在新政中,各种力量更是迅速崛起。到了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从袁世凯的北洋实力派到各省主张君主立宪的地方绅士,以及民间的激进势 力,形成了一个“参与爆炸”的局面。“参与爆炸”最容易引发革命,这时本应迅速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政治洪水的池子,疏导各种力量到里面去和平竞争,宪政本来 就是这样一个池子,一个消弭革命的安全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也曾经一度“参与爆炸”,民权运动、武士叛乱、地方民变风起云涌。日本统治阶层通过颁布宪 法,召集国会,将各种政治势力导入国会,及时稳定了局面。虽然明治时期的宪法非常保守,却有效地避免了革命。   相比之下,晚清新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而只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非政治的“合理化”改革。新政让整个社会结构适合现代化的发展,使国家管理服从工具理性的效率法则。但是,新政将北洋实力派、地方绅士 和民间激进势力从旧体制的瓶子中释放出来,却无力造就一个新体制,将其收入宪政的池子。于是,新政不仅没有代替革命,反而成为革命的催化剂。   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情绪,让民间的革命力量悄悄酝酿发展。   同时,地方士绅的政治参与也由于1909年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省咨议局而得以组织化,在体制边缘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他们不满清廷 九年后立宪的远期承诺,发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而体制内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实力派既是新政的推动者,也是在新政中获得了最大好处的利益集 团,他们在新政中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   在“参与爆炸”的历史关头,清廷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倒行逆施,推出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激怒了所 有被新政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仅民间的激进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地方士绅和体制内的北洋势力,也因此胸怀异心,谋求突变。正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当被动员起来的诸多社会势力渴 望参与政治,而现存制度又没有能力为其进入权力中心提供渠道的时候,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重建宪政权威比权力易主更重要   当清廷陷入权力与权威双重危机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权威乃至部分权力的,亦即在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权威的同时,将君主制作为国家 人格化象征的权威。然而,清廷拒绝了这一选择,转而以皇族内阁垄断权力。直到武昌起义发生,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它才如梦初醒,答应立即实行召开国会,实行 虚君共和,但已为时晚矣。   在三股主要的社会力量中,民间激进势力与北洋实力派的态度非常明朗,都有对清廷“取而代之”的雄心。值得注意的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士绅阶层, 他们自从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以来,一直在寻找安定中国的核心。这个核心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具备法统上的权威,而是拥有安定全国的实力。革命兴起之后, 清廷被迫公布“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这似乎不失为一条由虚君共和走向民主宪政的明智选择。身在海外的梁启超在比较世界上各种政 体的利弊之后指出,虚君共和“未敢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因为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只是作为国家的象 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不再来自天命,而来自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会选举产生的内阁。这种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虽无共和之名,却有共和之实,而 且可以引导各种政治势力在宪政架构内和平竞争。   然而,张謇等地方士绅所重视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这固然也是出于“救亡”的考虑,担心缺少这一 权力中枢会导致列强趁虚而入,瓜分豆剖。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转向了北洋实力派领袖袁世凯,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在复杂的谈判角力之中,民间激进势力、地方士绅和北洋实力派对权力分配的考量,远远超过对于重建宪政权威的关心。在他们看来,权力永远比权威更重要。于是,一次重建权威的历史性机会丧失了。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继之而起,革命接踵而至。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依然承受着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许纪霖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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