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 | 朱学勤 荣剑 萧功秦: 朱学勤 荣剑 萧功秦通信一扎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致荣剑 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清流”。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朱学勤 2012-11-9 注：清华大学2012年法政哲学论坛，荣剑发表讲演，题为“改革和革命：中国的选择”。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刊发。 附一：给萧功秦发email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xueqin zhu To: 萧功秦 Sent: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7:24 PM 萧功秦： 请见附件，荣剑在此讲演中提到你曾对他说，“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 对此说法深感震惊，请问我何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此说毫无证据，是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么出自你，要么就是荣剑转述错误，两者必具其一。 请你尽快澄清此事。 朱学勤 附二，萧功秦回email — 12年11月1日，周四, 萧功秦1 写道： 发件人: 萧功秦1 主题: Fw: 收件人: “荣剑” 抄送: “朱学勤2” 日期: 2012年11月1日,周四,下午7:58 老荣：转来老朱一信，得知你在北京一次公开场合谈到老朱讲过一段话，请问，我什么说过“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话？你应该回忆得起来，我的原话是，“老朱认为，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我的这段话，都有旁人可证明，朱小平也在场，邓正来也可能在场，他们可以证明。我谈的这段话并不是公开场合，而是私下朋友间谈话。你把我的原话意思变了，且在公开场合上讲，这会对老朱造成一定的困扰，真不知你怎么会这样做，希望你解释一下。请回复。萧功秦 附三：萧功秦转荣剑手机短信并附言： 荣剑给萧功秦回短信 老萧，我在北京对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说，要掀起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领袖，应有担当，免于恐惧，否则，何以垂范后学。我出言或有不慎，以后应予改进，但你们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此言虽有不敬，绝对是朋友忠言。请向老朱致歉致礼，去上海时我摆酒请罪。荣剑。 萧功秦附言： 这是荣剑回信。他请我转给你。并向你致歉意。我请他直接写信给你。他说不认识你还是由我代转好。 给老兄添了麻烦。万请原谅。萧功秦 2012 11 2 12；26 荣剑：学者的清誉和担当——回朱学勤的信 学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读你的信，的确还是会有所联想。你提及和老萧的分歧，以及绝交的往事，我以前也听闻过。这些年来，我私下里曾多次批评老萧，提醒他弃言新保守主义那套话语。共识网上发表的我对他新书的评论，提到了“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就是要求他放弃新保守主义，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这话老萧肯定听不进去，他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了，声名如炬，岂能轻易弃之？作为一个学者，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曲学阿世，不附炎趋势，当是本份，但是，老萧的动机总是令人质疑。我就对他说过，也和别人说过，萧功秦这两年来，两次站错队。一次为重庆说话，被苏伟教授树为右派转变立场的标兵；另一次则是为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提供论证，主动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在大是大非的现实面前，我总觉得萧功秦脑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权威主义，或许掌握部分真理，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合理性，现在还是这么讲，在学术上毫无反省，的确让人费解。 学者何以立身？学者何以问学？学者何以经世？历代历朝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底线是有的。不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近乎圣人的尺度，至少应该达到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不能无所不取，不能无所不为，要“有耻且格”。 对于当今的一个学者来说，何谓不取？何谓不为？并不难以抉择，无非就是表达一个立场和态度，一个价值观，一个是非标准。“重庆模式”高潮时，有多少学者蜂拥而去，又有多少学者表达不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岂不清楚？批评老萧，真是朋友之间的诤言和互相提醒，对待那些投机者和献媚者，岂有如此客气？我写的那些批评若干不良学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概就是道德底线还在，良知良心还在，国之四维还在。无耻之徒，终不齿于人间。 我在给你和老萧的短信中，提到学者的“担当”和“垂范”后学，也是有感而发。学者洁身自好，凭良心做人，不和权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现在的条件下，已属高尚品质，能做到这些，已经可以垂范后学了。在不能免于恐惧的体制下，学者的责任和担当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非以只身挑战权威为首选，学者的言说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互联网的时代，话语真正成为了足以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显然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学者的发声，如你所说：“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说。 有不当和不敬之词，请学勤兄务必再次谅解。顺致撰安。 荣剑 2012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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