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

美国之音|近平四亮书“剑”,意在土洋或风车

习近平主政以来已经多次在国内外亮出书单,他最近晒书单是在中国。他说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点了一百多位中外文学艺术大家的名字。他这几次晒书单涉及三位数以上中外作家、艺术家及他们的著作或作品。习近平说:最陶醉的是各国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有评论人士说:若习近平真读过这些名著或吃透其精神,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反西方人士。就在习近平访英前夕,上周 (10月15日)新华社公布了习近平一年前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习近平一年前那次会见文艺工作者,中国媒体推出并捧红了网络作家周小平、花千芳。习近平点的国内外名人不知为何一年前的讲话一年后才正式公布,但习近平这次讲话,提到了112位中外知名作家艺术家(中国31位,外国81位)。毛泽东73年前在延安也有一次文艺座谈会讲话,其精神(文艺为什么服务)成为中共执政后文艺界的发展方向和指导方针,被捧为文艺工作者创造源泉和神明。毛在那次冗长讲话中,外国人只提到了马克思、列宁,批判了托洛茨基;中国人只是数次褒奖鲁迅,并批判了“汉奸文艺”代表鲁迅弟弟周作人和张资平,一共不超过10个人名。习近平“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次文艺座谈会讲话,一举推荐112位中外名人,而不贬都褒。他提到了中国历史和当代31位名人当中,大多都是老子、孔子、庄子、孟子、李白、杜甫、王羲之、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中国古代人物,剩下的都是鲁迅、郭沫若等改革、文革或中共执政前的历史人物。现代作家只有一位,那就是习近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河边正定当领导时他的好友河北作家贾大山。在81位外国名作家艺术家当中,有希腊埃斯库罗斯等4位,俄罗斯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科夫等18位(最后两位是前苏联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舞蹈家乌兰诺娃),法国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等23位,英国莎士比亚、乔叟、拜伦、雪莱等10位,德国歌德、海涅、贝多芬、舒曼等10位,美国惠特曼、海明威,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8位,意大利但丁、薄伽丘、米开朗基罗等6位,还有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印度的泰戈尔各一位。在美国,习近平说他读过潘恩《常识》这次中国文艺座谈会是去年开的,习的讲话只是最新刚公布。其实,习近平最近一次亮书单,是他来美国国事访问期间。他在西雅图晚宴上说: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他还说:“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美国读者高胜寒发网文说:共有85章的《联邦党人文集》奠定了美国法治与体制根基。他说,该文又名新宪法,是奠定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作者是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该文说,麦迪逊是美国宪法之父、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是思想家、理论家、开国元勋和第一任财政部长;杰伊是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纽约州长、外交家、法学家和理论家。“整个联邦党人文集的主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强大共和体制,更主要的是,如何防止寡头专制的暴政独裁在新的共和国产生。”文章说,联邦党人文集主张司法独立,建立法官职位终身制,该制度美国至今依然采用,而中国的司法独立在哪里?热爱“人民民主专政“的习近平,他的联邦党人文集,都读到哪里去了?至于习近平说他读过潘恩的《常识》,文章说:潘恩37岁移民美国,当过裁缝,抬过棺材,当过老师和编辑,于1776年出版《常识》(Common Sense),鼓吹脱离英国独立,他认为,英国皇家和议会,剥夺了北美人民的天赋权利。他支持共和体制,因为其来自选举:“选民与被选者之间这种频繁互换,自然而然能建立整个共同体厉害与共的意识,治者与被治者也自然而然会彼此支持。一个政府的力量,基础就在这种相互支持,而不在毫无意义的国王名义。”潘恩的名言包括:“压迫常常是财富的后果,而很少是或根本不是致富的手段。”“许多人因恐惧而服从,另一些人因迷信也服从,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则帮附国王对其余的人进行掠夺欺诈。”。高胜寒说:在影响美国的20本书中,《常识》排行第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如果没有《常识》作者那支利笔,乔治•华盛顿的宝剑将徒劳无用。”习近平提到的美国诗人惠特曼(代表作《草叶集》)是十九世纪末著名人文主义者。高胜寒说:人文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关怀人性、维护人性尊严、慈悲宽容、反对暴力,提倡自由,实行民主,主张文明、鼓吹理性、仁慈和博爱的和谐社会。美国作者陈明说:就习近平在美国所晒书单而言,他所列举的名家名著的基本内容和思想精神,跟他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所提倡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言论控制政策背道而驰。在索契,习近平推荐名人与俄罗斯异同近年来,习近平数次在俄罗斯提到他读过的俄罗斯/苏联名人名著。他这次在文艺昨天会上提到的俄罗斯名人,其中高尔基和肖洛霍夫是苏联作家。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时提到他读过的俄罗斯/苏联作家作品。习近平在索契说,读书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作者朱学东在新浪博客说:索契冬奥会上俄罗斯方面也提到了12名俄罗斯/苏联文学巨匠,其中,有一半和习近平提到的重合,另一半是习近平没有提到的,他们都是苏联时期的文学大家。这些人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诗人阿赫玛托娃(曾被苏共中央点名批判,丈夫被枪毙,儿子被逮捕);诗人茨维塔耶娃(自杀,丈夫被枪毙,儿子战死疆场);诗人布罗茨基(诺奖得主获刑被苏联驱逐出境);布尔加科夫(苏共认其作品反苏,长期遭禁)和索尔仁尼琴(著名流亡异议作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因为苏联“变天”而抨击那里“竟无一人是男儿”的“七不讲”提倡者习近平,曾数次访问俄罗斯,多次提到俄罗斯/苏联文学。美国作者陈明说,习近平在俄罗斯大晒书单的同时,露了一个大怯,那就是数次提到已被俄罗斯不提或有意忘却的苏共歌颂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习近平2014年去索契,曾在当地电视台讲了这样的话:“我年轻时多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索契完成了这部著作。传说普罗米修斯曾经被禁锢在索契的群山之中,索契保留着不少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遗迹,这足以说明索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但是,习近平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称赞,在中国国内媒体却找不到,原来是中国文宣部门将此删掉。2013年3月,习近平也曾提到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把奥氏称为“俄罗斯文学巨匠,”跟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真正的俄罗斯文学大家相提并论。陈明说,习这样捧奥氏,结果闹了个国际笑话,导致中共宣传机关忙不迭地给习近平“退红”,删除奥斯特洛夫斯基。问题在于,有了其一,为何还会有其二。既然第一次“露怯”已被纠正,为何次年再犯同样错误?在欧洲,习近平亮出的书单习近平去年初到法国曾点到了一堆法国大家名字: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三月在德国,他又提到一批德国名字:歌德、席勒、海涅、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周一在美国之音节目上说,从习近平晒出的书单来看,他颇为博学,各种名著名人,娓娓道来,无所不包。他说:如果习近平真的把这些名著都读过,吃透,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位反西方人士。但是,从他执政以来实行的政策来看,都是和西方文明格格不入,起码是相互对立的。作为领袖,该读哪些书网友渔阳山人发文说,习近平应多读些中外近、现代的史学和政治书籍,“这正是他的书单所欠缺的。”他说,读书,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要去掉书袋,要经过思考,做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公理人心的事情,这才是学以致用。他说,有人看到斯大林书架上竟然有制革工业的专著便感慨:斯大林同志博览群书。毛泽东更不必说,一张大床书就占了一半。《资治通鉴》通读了多遍。他说,其实即使书读得多,如果想歪了也照样坏事。“苏联和中国的教训还少吗?”渔阳山人说,他推荐习近平读两部史学大作:上海学者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他说,读了这本书,习也“不至于说出‘苏联解体,竟无一人是男儿’这样的蠢话来。”第二本是威廉•夏伊勒的(William I. Shirer)《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渔阳山人说,从1933年到1937年,当年的纳粹政权以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意志为法律,迫害政治异见者、迫害教会、文化的纳粹化、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以及纳粹洗脑教育等,在今天的中国都可以找到影子。这位作者说,如果习近平读过这本书并做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就不会贸然召开那个愚不可及的文艺座谈会。他难道不知道,他在会上列举的那些名著,没有一部是由于国王、总统或者总书记召开文艺座谈会而产生的?他表扬的那两位所谓“网络作家”(周小平、花千芳),不过是中共愚民宣传的受害者,和纳粹德国那些被骗的人毫无二致?渔阳山人说:其实何止这两位网络作家,连习先生自己也深受几十年洗脑之害而不自知,这正是他的悲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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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鼠荐歌社 | 膜蛤: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兴起

一、引子 希特勒的童年照 米兰·昆德拉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有次他看到一张希特勒的童年照,照片中的小男孩纯真、无邪,旧日时光的温暖色泽,让希特勒也褪去了魔头的身份。昆德拉在那一刻居然可以跟希特勒都达成某种和解,把希特勒看成一个人,这让他震惊不已,不知该如何对待这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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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前苏联民主化是“亡党”吗?

近两年“苏共亡党说”在我国体制内很共鸣。 一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山寨有一天良心发现,在拥有过人远见和责任心的山大王领导下金盆洗手,分了金银让喽罗下山去从事正常营生,从此告别伤天害理远离刀头舔血走出内外交困。众喽罗回归主流社会进化成绅士型的贵族世家…… 这个金盆洗手的山寨难道“更无一个是男儿”吗? 什么是“亡党”? “亡党”不是换块招牌,飞骏的母校“同济医科大学”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大并没有“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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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托洛茨基之死

周树山:托洛茨基之死 进入专题 : 托洛茨基    ● 周树山        夜已经很深了,托洛茨基的幽魂仍在我的书页间徘徊。1940年,这个人就已经死了,死得非常惨烈和可悲。这个年份距我出生的日子还很遥远,我为什么对这个死去已久的外国人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呢?   比那更遥远的日子,他和列宁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从此,世界变得动荡不安,如火如荼,分裂成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红色政权之下。托洛茨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概而言之,就是阶级斗争、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的原典信奉者。如今,他参与创造的党和政权已经瓦解和覆灭(当然,不是以他期待的形式);他当年热烈信奉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也不再时兴(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然而,岁月无情,时间改变了一切,人类在天堂实验的废墟上思索,一切都将被重新审视,一切都将被重新评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托洛茨基的魅影在历史的烟尘中时隐时现,这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农民之子,旧世界不共戴天的敌人,无论在他生前和死后,无数的人–无论东方和西方–都和他命运相连。他们或者死于非命;或者一生蹲在大牢里;或者不断地被追查,如一只惊悸不安的鼹鼠躲进幽暗的洞穴,一夕数惊,捱过凄凉无望的余生;或者在生前和死后被打上罪人的黥印,抹上耻辱的污渍……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托派。造成这一切的,并非他们所要推翻的资产阶级,而是来自自己的营垒。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托洛茨基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殉道者。   托洛茨基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列宁不在国内时,是他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红色政权。他是1924年新经济政策的最早提出者,使千百万人免于饿死,从经济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苏维埃。无论在理论建树和革命实践上,他的地位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和列宁并排悬挂在一起,没有人怀疑,他将是列宁的继任者。   1921年秋天,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列宁重新审查了联共(布)中央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事件,认为斯大林对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是虚假和错误的。斯大林有严重的作风粗暴、弄虚作假、冷酷专断的性格,但这一切为时已晚,在斯大林的蒙蔽和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已由民族人民委员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列宁在病榻上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他除了赞扬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外,对斯大林有如下评价:“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923年1月4日,列宁在信中再次补充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及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互相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已经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而阴谋、谎言和权力狼狈为奸,就可以创造另一种历史。不消说,列宁的“政治遗嘱”不仅没有被执行,就连公布的可能也没有了。指鹿为马向来是肮脏政治中权斗的惯技,环绕在权力宝座周围的人可不是圣徒,或者说,抱有信念的圣徒凤毛麟角。今天和甲抱团干掉乙;明天再和丙结盟干掉甲,如此循环往复,恶斗不休,正是专制权力运行的常态。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裂痕已深,列宁死后,忠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很快被扣上“反列宁主义”的帽子,1926年,托洛茨基被褫夺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由于托洛茨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各地不断地爆发捍卫托洛茨基的游行,托洛茨基被斯大林又加上一条罪名:“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并被开除出党。1928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木图。从此,他开始了屈辱的流亡生活。   这个对革命有着狂热信仰的人曾因1898年组织南俄工人同盟,在工人中宣传推翻沙皇政府而被逮捕过,1902年秋天才从监狱和流放地逃出,参与领导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新政权建立之后,他再次面临被驱赶和流亡的命运。这次的迫害来于他参与创建的党和政权,来于他曾经的“战友”,来于“自己的营垒”,他的敌人不仅是他立志要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增加了 “自己人”,他腹背受敌,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可怕。他的心境如何?怎样面对一次次致命的打击?谁使他走投无路?谁又使他死于非命?我们从何处去窥知这个殉道者复杂而隐微的心迹?我们可以看他留下的某些著作的名字:《俄国革命史》,不错,他是最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不断革命》:这是他一生的信仰和实践,;《我的一生》:很好,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把钥匙,即使打不开那扇门,起码我们可以从锁孔中窥到他心灵深处幽微的光亮……   我很关注他的后半生,从他被“自己人”流放开始……   “关于流放中亚的情况,我完全引用妻子的记述。”他说。的确,他的妻子关于流放的记述写了一大篇文字。从这篇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如下情况:   托洛茨基被开除后,从原来受人景仰的革命领袖变成了一个罪人,他被从克里姆林宫赶了出来,他的妻子写道:“1928年1月16日从清晨起来就包装东西。我发着高烧,在刚刚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无数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头晕目眩,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是家具、箱子、内衣、书籍。”显然,他被“自己人”扫地出门,处境十分狼狈。本来这一天,他们夫妇将被强行押解走,但是在车站,发生了支持托洛茨基的骚乱和示威,“人们一边等待,一边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是托洛茨基没有露面。……在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车厢旁边人如潮涌。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一幅列·达(托洛茨基姓名简称)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他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方行驶,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跑到火车头前,有的人抓住了车厢,拦住了火车。他们要见托洛茨基。……示威者与警察和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苏联的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后来几经变化,后来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损失。”这样的群众运动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反革命暴乱”,加重了托洛茨基的罪名,也使他的对手更加坚定了将其置之死地的决心。这天,托洛茨基没有走成,行李被从车站运回,通知两天后出发。可是第二天清早,托洛茨基的房间里挤满了穿制服和便服的格别乌人员,“他们向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立即押往阿拉木图”。秘密警察不准托洛茨基接电话,不准他向过去的朋友和同志告别,要把他秘密押解走,并想在群众中造成他自愿流放的假象,以便欺骗舆论。托洛茨基把自己和妻子反锁在屋子里,格别乌人员请示上级后,打碎门上的玻璃,破门而入,把他拖了出去。他们把他强行押解到火车上,托洛茨基只好接受现实,安静下来。此次随同流放的,除了他的妻子外,还有他的大儿子廖瓦。   对异己分子采取了冷酷无情的铁腕措施,托洛茨基当年也干过,现在轮到他自己了。托洛茨基身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有一个协助他工作的秘书处,这个秘书处的人员全部被清除。其中谢尔穆克斯追随托洛茨基来到阿拉木图,当晚被格别乌人员逮捕,先是在地牢里关押了几个星期,随后被押解回莫斯科;另一个波兹南斯基也想自愿随同托洛茨基流放,但在塔什干被捕,两人被流放到后被索尔仁尼琴称为古拉格群岛的不同“岛屿”,分别死于不同的流放地。在托氏身边勤勉工作,被称为“和蔼可亲而谦虚的格拉兹曼”于1924年被迫自杀;还有一个“勤劳而恬静”的布托夫,被捕后受尽折磨,斯大林一伙要他作伪证,他因长期绝食死在监狱医院里。   火车在风雪中行驶了近十天,在铁路终端的伏龙芝车站下车,然后,由汽车把他们接到流放地,一路上都有众多格别乌人员的押送。1928年的阿拉木图,偏远而落后,它在天山脚下,临近中国边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4000公里。城里没有自来水、电灯和马路,此外,这里还不断地爆发疟疾、鼠疫和水灾,游荡的疯狗也很多。但阿拉木图也并非一无可取,冬天过后,皑皑的白雪融化后,草原上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甚至绵延几公里。这里还盛产一种优质苹果,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的苹果园很是诱人。在这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托洛茨基甚至生活得颇为快活。他们向当地的果园主人租了一间木屋,和主人一同摘苹果和煮果酱。托洛茨基本人还记述了一次伊犁河边的狩猎活动。如果仅从这方面看,托洛茨基的流放简直就是一次远游和度假。   但是,托洛茨基是一个革命家,他可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庸常的生活里。如他的妻子所记:“在我们到达这里的几个星期之后,列·达的学术和政治工作已经全速进行了。” “6、7月间,在苹果园盖着苇箔的小房子里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紧张的工作,打字机不停地敲打着,这在当地是没有见过的现象。列·达口授着对共产国际提纲的批判,经过修改后,交付重抄。邮件很多,一天要有10到15封信,其中有许多是提纲、批判、国内论战、莫斯科的新闻,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健康的电报。重大的世界性问题和地方性的琐碎问题混杂在一起。”显然,托洛茨基还在干,他的信念没有被摧毁,他的网络还在运行,他还在以革命家的身份指导着世界革命,对世界和国内大事发言。他在给流放中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大量研究亚洲问题:地理、经济、历史等……印度共产党的作用很暧昧。报纸上刊登着有关各省‘工农党’行动的电讯,这个名称本身就能引起理所当然的担心,国民党当初不也是自称工农党吗。千万别重蹈覆辙!”这里可见托洛茨基对发生于中国1927年的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事件的看法。显然,他坚持左派立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警惕打着各种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破坏活动。可是,无论是印度还是亚洲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会听到他的声音吗?他写道:“我在旅途中初次读到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为了驳倒卡尔·福格特的成打诋毁性的断言,马克思写下了200页密排铅字的书。其中收集了文件、证人证词、分析直接或间接的罪证……如果我们也用同样规模来驳斥斯大林一伙人的造谣诽谤会怎么样呢?那么想必要印一套千卷的百科全书了……”这种事情能实现吗?马克思是在自由的环境下和论敌作战,而托洛茨基已经成为一个强大血腥的权力的囚徒。他在遥远的边城自说自话,不久就会被迫闭嘴!托洛茨基被割断了和他的党以及广大群众的联系,他的流放地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前,他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影响和指导着千百万人的行动,全世界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如今,只有随同流放的妻子和儿子是他的助手,他只能和失势的小圈子里的人保持着通信,这个小圈子在镇压下不断缩小,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人身威胁在不断分化。他的信件反映出他对此事的焦灼和忧虑。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不能把当权派政治堕落的过程设想为连续下降的曲线。它的堕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具有深重的内部摩擦的阶级社会里进行的。党的基本群众完全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政治原料。在来自左的和右的阶级冲突的压力下,它的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他意识到,他的所谓“群众基础”会在对手的政治高压和欺骗下迅速瓦解,历史是胜利者写下的,即使是天使,权力也会把他变成人人厌恶的魔鬼。而群众是什么呢?群众不过是“政治原料”,它会被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政治产品,它在各种势能的作用下会不断地分化瓦解,重新组合。这种认识真是深刻极了,如果没有经过从天堂到地狱的跌落过程,没有反目成仇和落井下石等刻骨铭心的体验,托洛茨基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斯大林血腥的清洗刚刚开头,坏消息不断地传来,“几千名完美无瑕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处决、流放和投入监狱,托洛茨基的年仅26岁的女儿尼娜身患重病被开除出党,她参加红军的丈夫也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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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两个预言

托洛茨基的两个预言 【托洛茨基的两个预言 】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托洛茨基传》最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发行,说明这样一部学术著作还是有读者的。多伊彻是国际著名历史学家,同托派有密切关系或者本人曾是托派。他的这三卷本传记可以说是研究托洛茨基的经典著作。第一卷《武装的先知》成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斯大林还在世。第二、第三卷《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浪的先知》于六十年代初完成。书中大量利用了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随身携带出去的几大箱档案(这批档案直到1980年才解密)和作者对同托洛茨基有关人士的访问材料,以及这些人向作者提供的回忆材料,因此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书于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今年出了新版,增加了“人名索引”,这就使本书接近了“学术版”,便利读者的使用。当然如果能够加上“主题索引”,那就更好了。“同国际接轨”是近年来的流行词汇,西方的学术图书一般都附有各种索引,过去我们的译本为图省事通常都不予翻译刊印,是同国际脱轨的。 作者把本书命名为《先知三部曲》,此处“先知”源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失败。”我看到另一种译文是:“武装的倡导者全都获得成功,而赤手空拳的倡导者尽成落花流水。”(阎克文译《君主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按照词典的解释,“先知”,一指对人类或国家的大事了解得较早的人。二指犹太教或基督教的预言者。作者用的应是前一种意义上的“先知”。 本文想借“先知”这个词说说托洛茨基的两个重要的预见。 先知之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从1905年起,托洛茨基一直主张和坚持一种“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的说法并不新鲜,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就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提出不断革命,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的主张。托洛茨基的“新东西”在于把它移用于俄国。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来的。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总结与展望》《无产阶级与俄国革命》《我们的意见分歧》等论证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他在《1905年》一书中这样总结他的这一理论: 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他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他的主张简而言之有三个重点:一、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二、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就必然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也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三、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得到西方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支援,才能保持政权,坚持下去。 1917年以前,列宁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不同,列宁主张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同时发展民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创造自由活动的空间。所以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列宁是主张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 直到二月革命前夕,列宁一直主张俄国的当前任务是民主革命,他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遥不可及的事情。1917年1月9日他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说:“正是由于这次强盗战争,欧洲也会发生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金融资本权力、反对大银行、反对资本家的人民起义,而这些震动只能以剥夺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这次革命的决战。”回国前夕写于1917年3月中旬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列宁还在强调:“社会主义在俄国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 不过列宁是现实的政治家,回国后立刻觉察到现时的俄国是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立即改变一贯坚持的方针,提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方针。这一转变使那些一直追随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大惑不解,他的“四月提纲”起初支持者寥寥。政治家的列宁这时候需要修改理论家的列宁的说法,于是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今沙皇政府已经被推翻,政权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可以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了。这不是很能说服人的论据,因为政权的转手并不等于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的任务也已解决,情况恰恰相反,在临时政府存在的八个月期间,俄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党派也就此对列宁提出质疑,指出俄国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列宁用置之不理的办法予以回应——那时候不是进行理论争辩的时机,必须抓住这个大好机会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从提出“四月提纲”起列宁的实际主张已经与托洛茨基的历来主张完全一致了。托洛茨基后来说,他是经过战斗走向列宁的。这是他的谦虚之词,实际情况至少应当说是两人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多伊彻就此写道:“他们两人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其中一个得出这些结论早得多,而另一个却为这些结论作了长时间的艰苦的辩论。……他们的思想从不同的出发点,通过不同的过程向前发展走向他们此刻的汇合点。” 1917年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和列宁的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思路发展的。八个月之后由托洛茨基具体组织的十月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能够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只好由无产阶级革命顺便去解决了。 其实,对革命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处理,早在1917年以前,列宁同托洛茨基的想法就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显然也是后来两人合作的思想基础,只是过去的史书避开不提而已。 一个是俄国革命同西方革命的关系。托洛茨基早就提出,单靠俄国一国的力量是不能保证革命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需要先进的西方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列宁在1917年以前的设想也大体如此,他在《两种策略》中说过:“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 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估计,托洛茨基的结论同列宁的估计也是大体一致的。1906年4月列宁写道:“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这就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列宁是这样设想不同革命的不同阶级力量的配置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广大农民群众,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则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贫雇农阶级。 1918年底苏维埃政权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在农村开展的斗争,就是一场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和小资产阶级(中农)的斗争,被叫做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粮食征收制不仅征收了农民的余粮,而且把农民养家糊口的粮食统统收走,因而引发了广大农民的反抗,农民暴动蜂起。这种场景一如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早期预见。 先知之二:从“集中制”到“个人独裁” 1902年,托洛茨基在伦敦首次会见列宁。列宁对这个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小伙子的才情非常欣赏,曾提议他担任《火星报》的第七名编委,因遭到普列汉诺夫的反对而作罢。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起初托洛茨基全力捍卫列宁的观点,被叫做“列宁的棍子”。大会后期,在组织问题上发生分裂,托洛茨基转向少数派(孟什维克)。但为时不久,1904年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派分手,从此游离于两派之间,因竭力促使两派统一,受到主张同孟什维克决裂的列宁的严厉批判。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针对手工业作风、小组习气严重,列宁提出在党内实行“集中制”的主张。“集中制”遭到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的强烈反对,托洛茨基也是激烈的反对者之一。1904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陈述自己的观点。 托洛茨基反对把党的纪律与工厂的纪律完全等同起来,说这是“荒谬的”,“我们的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正如党不能以工厂为模型一样”。“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组织上的集中制是伴随一个派别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而来的。”然而“只有当纪律允许人们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人们也是为了这些事情才接受纪律的)而斗争的时候,纪律才有重要意义”。当一个派别面对着自己的权利要被剥夺的前景时,也就是说,为施加思想影响而斗争的可能性要被剥夺的时候,对于这一派来说,它的生存问题就从一个权利问题变成一个权力问题。要么按照纪律而默默自行解散,要么无视纪律为生存而斗争,毫无疑问任何派别都会选择第二条道路。后来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斗争,选择的就是这第二条道路。 多伊彻引用托洛茨基一段话来说明高度的集中制必然导致的后果:这就是“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这是一句相当具有“先知”水平的预言。 1905年,在多方的指责和反对下,列宁把集中制改名为“民主集中制”,以示他的集中制不会成为“官僚集中制”,但其落脚点仍然是“集中制”。直到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鉴于此前实行的“集中制”或者“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战斗命令制”,上级任命制取代了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大会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决定改行以选举制为核心的“工人民主制”。这是实践提出的对集中制的修正。可惜的是,由于大会还通过一个禁止派别活动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转移了关注点,“工人民主制”并没有得到实施。 集中制的弊端是明显的,不过由于个人的品质,也由于那时布尔什维克党所处的环境,列宁在执政的五年里并没有成为俄国的独裁者,他的某些主张也会在党内被否决。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给越飞的信中否定“中央——就是我(列宁)”的说法,说在组织问题和人事问题上他列宁“有无数次处于少数”,“原中央(1919-1920年)在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击败了我”。 所以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的预言“对于未来而言……是一面准确的镜子,不过镜子里照出的俄国罗伯斯庇尔与其说是列宁,倒不如说是他的继承者”。多伊彻说这是“托洛茨基具有第六感官,即历史的直觉”。实际上,应当说这是托洛茨基的历史理论修养使他能够先知地感觉到历史逻辑的发展结果。 有这种修养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当时也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1904年7月,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把列宁的集中制比作布朗基的密谋主义的集中制,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她认为,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下列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 也是在1904年,普列汉诺夫在《集权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一文中针对“集中制”指出,在缺少来自普通党员的必要监督的情况下,赋予党的领导核心过大的权力,会导致下列情况: 中央委员会到处“痛斥”所有它不满意的成员,到处安插亲信,而在所有委员会中充分安插了这些亲信以后,就能不费力气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完全听话的多数。这个代表大会,这个由亲信们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异口同声地向领导人高呼“乌拉!”赞成他的所有成功的或不成功的行动,并为他的所有计划和倡议鼓掌。那时我们党内的确不会有多数派和少数派,因为那时我们正在实现波斯王国的理想。 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三人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看到“集中制”的弊病以及它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不幸而言中,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完全印证了他们的预见! 顺便讲一个译名问题。本书这次再版把“军事共产主义”一词改为“战时共产主义”,译者说,初版误听了“一位权威人士”的意见,用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译法。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应邀客串这部书的终审,在阅读清样的过程中对书中某些译文和名词顺便提出修改意见。这不是终审的职责,仅仅是顺便而为之。原稿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我建议改作“军事共产主义”。理由是这个制度并非仅仅出现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而是在内战之前就开始,并且在三十年代实际上继续执行了这一政策,所以这一政策并非完全出于战时的需要。马克思早就批判过“军营共产主义”,1917年前后,布尔什维克原领袖之一亚·亚·波格丹诺夫也曾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不要搞“军事共产主义”。粮食征收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核心,布尔什维克政权宣布实施粮食征收制是在内战爆发之前,而不是在内战爆发之后。列宁后来总结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承认,“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即粮食征收制。——引注)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这已不是战争的逼迫,而明显是指导思想的问题了。这种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军营共产主义”,如果译作“战时共产主义”,把它限制在“战时”,就缩小了它的范围。俄文“военный”一词的本意是“军事的、战争的”,译作“战时”附加了时间概念,一般说来也没有错,但在这个场合,以不赋予时间概念为妥。本人实际上是以第一读者的身份提出改译建议的,没有强制性,更同“权威”不相干。我在《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三期《不仅仅是翻译问题——关于苏联史中的两个译名》一文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一看。 ■ 标签: 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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