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政治学、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角度，中国的发展路径和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组织方式都有别于以西方为代表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例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预测，中国的经济早就应该危机四伏，濒临崩溃，事实上却是欧、美经济前些年陆续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反而看起来很美。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个现象，只能把中国的经济称为“中国模式”，区别于西方社会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也有待经济学家来分析研究。再比如，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中国20多年前面临过大多数人拒绝“顺从”的危机，东欧、前苏联面临同样危机时都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的解体、重组，而中国不仅没有出现同样的结果，反而从表面上看发展得越来越有自信。
阅读更多中共的抵抗是为了生存，而且它的生存其实就在抵抗，也是抵抗的一部分，生存和抵抗是紧密相关的。共产党在敌后生存，我（共产党）的生存就是给你（敌人）制造难度，这种生存可能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存续，客观上却造成了敌对状态下的抵抗。中日战争是一场国际战争，同时又有复杂的国内多方面冲突，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抵抗必然是多形式、复杂的，学界长期没有把这种复杂性呈现出来，无形中就部分地抹杀了共产党抗战的独特方式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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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共另一个改革代表万里去世，新华社悼词中把它塑造成”党的忠诚战士”。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曾经说，邓小平改革是为了党，而胡耀邦是为了人民。但是，在官方媒体的宣传中，党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胡耀邦之所以受到人民的爱戴，乃是因为他一生忠诚于党。
这并不仅仅是党的宣传话语。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也异曲同工。他们试图劝说当权者，应该像胡耀邦那样进行政治改革，才能让党自我更新，从而长治久安。他们甚至阻止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只有多多美言，诓哄着当权者，他们才会实行改革。事实上，当权者并没有这么孩子气，他们比谁都更清楚，这个六十年来欠下数千万命债的政党，之所以还能听到美言，是因为他们牢牢控制着权力。
阅读更多大概三四个月前，我在微信朋友圈自称要写一篇论述“口炮”的长文。半天之内，我就骗了大概一千块的红包。之所以说“骗”，是因为三四个月来，我数次动笔，都因俗事繁杂，或者说拖稿症发作，一直拖到现在，这个爱国者为祖国母亲祝寿的大好假期，实在不能再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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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认为，计算中国的失业率困难重重，比如劳动力的流动性非常强以及非正式行业规模非常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中说，中国农民工的流向对了解中国就业市场状况非常重要。据估计，2013年，中国的农民工达到2.7亿人。报告说，”农民工的流动与GDP增长关系紧密，比官方失业率更能反映就业市场短期的状况。”
上海财经大学冯帅章教授认为，官方有关失业率的数字主要是从内部调查报告和统计得出的结论，中国统计局几年前进行了就业市场调研，但没有公布包括失业率在内的数据。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分析员斯蒂芬表示，中国的地方政府和研究者使用另外的方法计算失业率，他们得出的结果远远高于4%。
不过，这些数据并没有公之于众，因为中国政府对失业率的话题非常敏感，担心这会影响社会稳定，威胁共产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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