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

自由亚洲|胡少江:中国私营企业家丧失信心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几天前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中国财富论坛》上披露,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私营企业的投资增幅剧烈下降。对大多数中国经济观察者而言,白重恩透露的并不是什么机密和新鲜事情,近几年来不断有报道表明,目前中国正在出现第三次向海外移民的高潮。与以往的移民以求学、技术移民为主不同,第三次移民潮中多数是投资移民。这表明,私营企业正在减缓在本国的投资,而将大量资金投向海外。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不同,私营企业家是自己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出于发展和保护自己财产的本能,他们是对经济发展环境最敏感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减缓投资,无疑意味著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同时,私营企业家手中资金的走向也是未来经济增长预测的最重要的风向标,投资的减缓甚至减少,直接导致就业、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的放缓和减少。对于多年来速度不断放缓的中国经济而言,私营企业家们继续减缓投资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私营企业对国内投资的减缓和加速走向海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投资效益大幅度下降,从而使得投资无法得到合理的回报。资本总是向收益高的地方流动的,在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一定会在全球范围内去寻求收益最高的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因为中国的人工成本、环境成本相对便宜,而资本的收益相对较高,这使得中国不仅成为国际资本看好的地方,也同时吸引了大量本国的私营资本继续投资。现在生产能力过剩,市场供大于求,必然投资收益下降,投资也就自然跟随着下降。私营企业投资减缓的第二个原因是投资人对经济发展的前景不看好。今天的投资是明天的生产能力,也是明天的市场供给能力。私营企业家今天是否投资的决定是以对未来市场需求的预测为基础的。假如他们对未来的经济不看好,尤其是对未来的市场购买力不看好,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减少今天的投资,否则今天的投资只会形成未来的过剩生产能力,而过剩的生产能力是无法得到回报的。私营企业家们现在减缓在中国的投资,正说明他们对明天的中国经济没有信心。这一点与“看好中国经济”的官方宣传完全背道而驰。三是由于中国法治环境的恶化导致私营企业家们对自己的财产没有安全感。白崇恩在上述讲话中也直接点明,经过他的调研发现,“对中国产权保护不是那么放心,这是民企投入比较弱的一个原因”。只要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私营企业家的财产就不会安全。共产党在经济走不下去、社会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不得不依靠民营企业家来盘活中国经济。但是它始终认为私营经济不是自己的力量,而且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使得国家随时都有权重新剥夺私营企业家们的财产。近来中国执政者向毛主义极左路线的回归更加重了人们的担心。

阅读更多

墙外楼|中国PPP模式:政府热情似火,民间资本谨慎

中国经济发动机减速换挡,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为基建投资输血的空间巨大,然而健全法律环境和典型成功案例仍付之阙如,社会资本对这一看起来很美的“雾中花”保持谨慎。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用基建投资对冲地产下行,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通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办法鼓励以设立产业基金等形式入股提供项目资本金,支持项目公司成立私募基金,发行票据和债券拓宽融资渠道。兴业银行兼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评论称,推动PPP模式就是打破行政垄断的一部分,“政府经过这么多年的刺激之后,债务压力很大。所以要是能放大地方政府资金能够撬动的资金量,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国家发改委去年9月以来推进了七大类投资工程包,且表示近期还将推出一批重大工程投资包,在以此为代表的基建投资领域,政府急切需要推进PPP模式,以引入社会资本来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鲁政委认为,中国的基建投资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民间资本的参与能够提高投资效率。“相比完全由政府投资来说,PPP的确会效率高一些,而且从以后的运营管理来说,也会比政府做的更有效率。”山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李永健对路透表示,山东在这方面的主要模式是政府股权引导基金,通过基金的形式吸引管理团队进行市场化运作,把财政和民间的资金结合起来,一起来支持经济的转型升级。“现在如果财政的钱还像以前的那种花法,显然是花不起,也没有持续性,而且永远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收不到很明显的效果。”李永健称,“所以,通过基金的形式,一个钱可以当五个钱或10个钱来花,因为它搞的是一些股权和长期债权投资,这样通过滚雪球,几年后形成一定规模,财政就可以断奶了。”他并透露,山东省政府在上述引导基金的资金投入已达到30亿元人民币,未来还准备成立十多支类似产业基金。不过他未提供企业方面的具体数据。在中国房地产和制造业两大类投资双双下滑的情况下,发改委自去年以来不断推出基建投资项目,以期稳定经济增速。然而原有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地方财力吃紧,这时候吸引民间资本就成了当务之急。不过在法律法规不健全且国内成功案例缺乏的情况下,PPP模式的推进料并不会马上取得希望的效果。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刘慧勇就一针见血的指出,PPP是政府一厢情愿,寄希望于这个是望梅止渴。“多方办事自然效率(不会那么高),还要磨合,这本身过程就比较长。通过立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时还不便于理解和掌握。而且适用性范围有限,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或者更确切的说大多数项目不适合,只有少量适合,适合的也还要互相揣摩。”刘慧勇并称,PPP这方面不一定会发挥多大作用。政府热情似火民间资本谨慎去年以来中国政府中央层面已通过一系列文件规定明确表态支持PPP模式发展,该模式也已被确立为地方政府化解资金压力重要抓手,地方政府争先恐后相继推出PPP项目。不过民间资本对此却态度谨慎,当前各地推出的项目中真正落实签约的比例非常低。为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入场,在立法和政策上为推进PPP保驾护航,政府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招商证券最新报告显示,据公开信息整理,各地推出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已达1,500个,总投资额超过2.7万亿元;不过截止目前各地已签约PPP项目约70个,总投资金额超过3,500亿元。民生证券3月中旬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亦显示,去年10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43号文)前后,34省市区地方政府推出了总额约1.6万亿元的PPP项目,但目前真正签约的大约为2,100亿元,仅占总额的八分之一。“虽然不知道(1.6万亿元)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但是我看见过这个数据,确实签订合同的比率大约是13%。”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在上周的发布会上表示,“据我们了解,大概全国各地就是10%-20%左右签订了合同,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并进一步解释称,这其中除了金融支持的问题以外,还有就是法律法规需要健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保障合法权益的问题;大家对PPP模式的推动寄予厚望,但是具体怎么样去实施,比较普遍存在一种困惑和迷茫。鲁政委对此就指出,PPP模式看似美好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存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PPP的规范,至少在国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仍然不清楚。虽然财政部和发改委都发了一些文件,但这中间谁是牵头部门,外界仍不清楚。”他说。他并称,比如,外界担心政府违反约定,所以需要政府把所有影响因素都要披露;具体到PPP上,就是未来几年的城市规划、定价程序、对投资人的利益保护等都需事先说清楚,“而目前这些都还不清楚。”未来空间广阔中国国务院在去年11月26日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要建立健全PPP(公私合作)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农业和水利工程等。此后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在当年12月初相继出台支持性文件,力推PPP模式。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发挥好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在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之后发改委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发布通知,将努力拓宽PPP融资渠道,对符合条件的PPP项目,贷款期限最长可达30年,贷款利率可适当优惠。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融资需求来看,吸引民资进入,开展新的融资合作模式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PPP未来发展空间大有可为。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搞混合所有制,所以PPP是一个大势所趋,而且PPP在全球也有很多的运作先例,这是一个进步的表现。“但短期内靠通过此手段拉动经济增长也不能太乐观,目前我们看到的PPP相关文件,距离可操作性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磨合。”她说,“地方政府推进PPP可能有所帮助,但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实施过程,要完全覆盖目前的资金压力还比较难。”她说。财政部此前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的通知,规定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招商证券固定收益团队报告指出,大概测算一下,今年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支出是14.6万亿,10%来算的话有1.46万亿可以作为PPP的财政补贴;考虑到PPP项目的商业设施也有收入,这1.46万亿每年可以撬动2、3万亿的投资,所以说空间还是很大的。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此前讲话亦称,预计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一篇名为《中国2013-2020年新型城镇化融资缺口测算》中介绍,假定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2013-2020年静态资金需求和动态资金需求分别达到20.43万亿元和35.07万亿元,而由于供给能力的不足,资金缺口料分别达4.91万亿元和11.11万亿元。“从这些不同口径的测算,可以看出PPP未来还是有空间的。”招商证券固收团队称。

阅读更多

[转载]中国社会理性的缺失是未来发展的巨大障碍

原文地址: 中国社会理性的缺失是未来发展的巨大障碍 作者: 青菁 中国社会理性的缺失 是未来发展的巨大障碍   作者: 褦襶子   长久以来,网络里一个难以名状现象,始终令笔者的心隐隐作痛。那就是相当一些国人,在叫嚣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笔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自然期望中国能够在现代文明世界力领风骚。可是荣誉不是自己标榜的。就象一个人,其本事是由事实与外界的评价认定的。可是我们的国人,却在自由世界的舆论中,寻找微弱的肯定中国的声音,然后夸张地意淫。认为中国可以自豪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要成为世界文明的代表了!   尽管代价巨大,改革开放的中国还是取得巨大成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若说值得国人为此而自豪,笔者认为有些言过其实。取代美国,让中华文明再现辉煌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然而,这种奇迹需要用中国人的智慧与汗水来创造。而不是在自我标榜中陶醉。   用中国的“政绩经济发展模式”,不计成本地“发展”,中国有可能在“数据”上取代美国,成了世界上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这也绝不是幻想。可是如果说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了,则是典型的阿Q精神。一个国家要引领时代文明靠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国民素质的高度。我们的科技与国民素质能够承担这种荣誉吗? 科学技术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科技含量低。     二十世纪,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科技发明产生在美国。而同时期的中国,甚至直至今日我们中国也鲜有在世界上能够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科技发明。据中国专利部门统计,中国的专利,高科技项目很少,多数系吃、娱乐等简单的生活方面专利。唯一能够有点影响的“人工胰岛素“成果被邀请参加诺贝尔奖评审,结果我们恨不得“全国人”都去领奖,弄得贻笑大方。 中国企业,包括那些凭借着中国廉价人力资源与对原料资源的挥霍挤进世界名企业行列的,也多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与科研机构。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没有自己的绝对专利拳头产品。企业生存的特色环境让改革开放中暴发的中国企业多半急功近利,宁可窃取别人的成果,生产“山寨”产品,也不进行科研投入。因为这种投入产出期太长,而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发展宗旨都是以个人最大受利为目的。甘愿兼顾为别人奠基的企业领导实属凤毛麟角。   我们的官方始终不承认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并且将国际上对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指责看作是反华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国人价值观的扭曲,都在恶化着中国的投资环境。爱国不是用说假话来爱的。真正爱国行为,应该是尊重事实。当今信息世界,有什么是能够隐瞒得住的呢!日本企业愿意在中国发展,是因为日本人太了解中国人了。在日本企业基本没有靠贿赂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严密的体制与广泛的社会监督让这种行为代价太大),可是在中国多大的问题,花钱就能摆平。许多企业领导认为,花钱能够摆平的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见在中国生产环境的管理混乱,导致企业间缺乏公平竞争机制,最后买单的还是中国民众。因为那些题外损失,都是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   纵观世界名企业,大多有自己的研发机构。旧的生产线,相当一部分当作新成果卖给中国了。很久以前笔者看到一则资料,在世界专利领域还没有一个国际秩序时,日本买到其他国家的新产品,绝少象中国人这样群起简单消费,而是买回去拆开研究,然后改进再制造。据说日本摩托车产业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虽然时下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本质区别。可是没有科技的发展,哪里来的中国创造!中国科研机构行政化严重,科研经费与科研立项多数掌握在行政大员手里,如果不让领导从中受利,甚至助领导将别人研究成果据为己有,你就很难得到科研经费与必要的科研条件。社会对科研工作者缺乏必要的尊重。对于科研工作者的尊重,就是对于知识的尊重。我们的社会缺乏创造意识,一看别人有了钱,也不管是怎么来的,就一律抨击之。袁隆平买台车就受到社会多方讥讽与非议。科研工作者所受的奖励甚至科研经费,常常被瓜分得所剩无几。前些年,网络热议的中国一个脑外科博士,因为书读多了,不懂行业潜规则,走到哪里都被“群众”评定为不合格,最后不得不含泪离开祖国。其所历单位(大学、医院等)的领导给他的结论是能力差,研究项目落后。尽管最后有一个省委书记过问,也仍然没有解决其工作问题。在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他在网上发出个人简历,美国哈佛,英国剑桥两所世界名校来中国考查后,决定高薪聘请,最后这位在中国连生活出路都没有的脑外科博士被迫到美国谋生。他在机场上飞机前接受记者采访说:“我爱我的祖国……可我的祖国不爱我。”前不久一个留美博士,不顾朋友的劝阻与美方多家科研机构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国。可是数年之久,其职称得不到落实,因此其科研项目不能继续。科学研究现在是以冲刺的速度赛跑,眼见得自己的理想落空,最后绝望地跳楼自杀了。不想死后还被扣上许多莫名的帽子,还要被污辱。现代科学研究,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象爱迪生那样一生发明数以千计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认定并开始一项研究,几乎就是一生的赌博。不从事此类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心情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之淮北则为枳。这样一个窒息科学的社会环境,拿什么创造?     国民素质进步滞后物质文明的发展。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始全方位接受世界时代文明。然而由于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原有价值观被破灭西方价值观又被“削足适履”后,国人出现了信仰迷惘。拜金主义后来者居上,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汗颜。一方面中国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长期徘徊不前,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中国基尼系数(衡量社会分配平均程度的参考值)2000年就已经超过0.4的国际红色警戒线,接近0.5,社会分配极度不均。即得利益阶层,用不正当手段窃取社会财富,挥霍无度。绝大多数的民众的医疗、教育等基本人权无法保障。“公仆”花天酒地,每餐消费成千上万,又都不是花的个人所得,全部挥霍公共财富。   整个社会民众都盯信这种现象,口水滚滚。却没有勇气触及滋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掌权者钳制民意,打压舆论。让“喉舌”代替“眼睛”行使监督职能。记者封口费、因为报道记者被通缉等现象层出不穷。舆论疲于奔命,网民们冒着风险,今天声援这个,明天声援那个。可是“特色”现象还是越来越多。激进者,无视体制腐败,欲饮鸩止渴。消极者,竞相争取逃亡机会去作侨民。可如此庞大的中华民族,有哪个国家能够容纳十数亿炎黄子孙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拯救中国,中国只有自己拯救自己。尤其是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去作侨民的普通民众。然而,相当多的民众宁肯期待着以“文革”的方式与贪腐阶层同归于尽,也不愿意为争取时代文明而作出牺牲。莫谈国事,成了许多国人自觉遵守的潜规则。“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的观念充斥着许多国人头脑。     国人知情权使然,致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用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判断事物。倘若有舆论说美国、日本要对中国如何如何,绝大多数国人就会在没有鉴别消息来源与真伪的情况下群起而攻之。平日里都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可是众多国人在听到中国权媒或者即得利益阶层说哪个国家侵犯中国利益了,年轻人的“爱国”激情就汹涌澎湃。其他任何与之相反的解释都被视为谎言。年轻一代对祖国的感情,被操纵着,成为政客们的工具。   西方世界舆论是不受官方控制的,任何观点都会出现。就象中国舆论,说要中国“取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这不过是一种舆论观点,并不代表着中国政府。因此没见哪个国家的国民象中国人一样,“群起爱国”抨击之。   中国就象一个碰不得摸不得人,任何一点批评中国的国际舆论,都被视为国际反华势力的进攻,遭到“爱国者”们的唾弃。鲜有国人思考,中国哪些方面受到其他国家与民族批评了,批评得有道理没有。在国人的意识中,只要批评中国的就是不正确的。纵观网络有多少是反思国际上对中国批评内容的?西方国家说中国如何如何不对,还是如何如何做得好,都是特定中国人告诉国民的,但凡与这种所谓主流观点相悖的观点都是犯忌的。轻则遭到屏蔽,重则会受到惩罚。被剥夺了直接与中国民众对话权的世界上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民众的眼里越来越成了魔鬼的化身,个个都成了想谋夺中国利益的敌人。中华民族生活在魔鬼世界,整个世界只有中国是正义的,其他大多数西方国都是邪恶的。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告诉其他人你如何如何地有罪,然后不让你作任何辩解就群起而抨击之,不但被抨击者,就是周围的人也会有许多认为这不公正,然而在对待国际舆论上,国民却欣然接受这种方式,且笃信不疑。   对挥霍公共财富现象欣然接受。重复建设,形象工程。对于大量挥霍公共财富,危害公众利益的现象,虽然国民有目共睹,却极度缺乏干预意识。国民中听到最普遍的一句话,就是“反正都是国家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吧。似乎国家的钱与他没有任何关联。国家哪来的钱?每一分钱的价值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国家钱花没了还会继续从劳动人民身上索取。中国某核电工程,在江南与华东都由于当地人的强烈抗议,被迫易址。转移到东北某地后,秘密开始施工。后来闻听消息外泄,官方极度紧张,布置应急措施,可是左等不见动静,右等不见动静。后来差人打听,问当地人知不知道在建核电站,多数民众说:“知道呀!”又问你们有什么想法,回答:“没有什么想法……”。原来东北人根本不关心此事。公民意识如此落后,是东北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时下中国,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公共工程根本没有民众知晓的份。也绝对不许普通民众过问。一条路,刚铺完,没有几天就挖开了下管线。施工者解释说,铺路的挣铺路的钱,挖路的挣挖路的钱。至于挥霍公共财富,是绝对不许民众质疑的。谁胆敢探询,不但官家要以干扰行政法办你,就是众多民众也会认为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虚荣让国人,不识数!尊严不是靠拒绝别人批评赢得的。一有对中国批评的声音,立即就会有国人将其上升到“国家尊严”的高度。对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一律予以否定。中国腐败现象之严重,世所罕见。却总有国人为了所谓的国家尊严,一方面本身受着腐败侵害,深恨腐败,另一方面却到那些舆论认为体制优越的国家寻找腐败现象,言外之意证明世界哪个国家都有腐败,中国的腐败可以理解。前不久,哄动美国的贪污案,着实让这类国人兴奋一阵。可是后来最大贪污金额25000美元(按当时汇率合人民币170000万元)的涉案金额,让那些盯住哄动美国的贪污案的国人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主动销声匿迹了。   人类从赤身裸体,到知道穿上树叶是一种进步,再到穿上西服也是一种进步,可是二者能够同日而语么!美国的腐败对于美国的意义,中国腐败对于中国的意义同样不可同日而语。可就有许多国人在世界上声誉较高的民主国家为中国找寻社会丑恶现象的借口。以证明那些民主国家是罪恶的,中国是比那些民主国家进步。   否定普世价值。遍寻中国网络,否定普世价值的观点非常普遍。但鲜有明确什么是西方普世价值的。这些否定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并不是因为普世价值本身,多系是因为这种价值观是西方人倡导的。受着妖魔化西方教育的国人,否定“普世价值”的唯一理由主是因为西方人倡导。   我们国内的道德正在堕落。这方面不需要赘述了。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空前严峻。不但陌生之间不敢信任,即便熟人也不敢轻易相信。那些受人帮助还要讹诈帮助自己的人的现象简直就是人性的堕落。我们的社会不是要否定普世价值,而应该宣扬倡导普遍通行于世界的,含有最低级别的道德约束的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中国主流意识之所以否定普世价值观,就是为特权找借口。居然有人在“乌有之邦”网站,把普世价值观与科学价值观对立起来。将“自由、民主、法制、理性、包容“等普世价值与科学价值观对立起来,才是中国目前道德堕落的意识根源。常识是科学的基础,作为体现人类共同基本诉求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类文明的常识。   比方说助人。伴随着帮助别人被讹诈现象迅速漫延,助人恐惧在侵蚀着国人的灵魂。人们在助人时,要先寻求自保。不公正的司法行为,对中国道德的堕落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南京彭宇案,疑点重重。在没有具体证据被告否认,原告(被助方)当庭说谎屡屡做假证的情况下,法庭居然判处彭宇败诉,赔偿原告。此后,讹诈帮助自己的人的现象就愈演愈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常常称要考虑社会影响与公共危害。可是在这个案件中,即违背常识,也违背考虑社会影响与公共危害的原则。靠不严密的推断就做出判决,难免让人不心生疑窦。   到过美国的人讲,长途公路上如果你停车在路边,过往的车大多会停下来问问是否需要帮助。而在我们的公路上,如果你的车出现故障抛锚,你拦车求助,过往的车绝大多数是不会停的;一群中国人在美国野游,到达目的地后向一个即将回返的美国人借刀立帐蓬,结果对方没有。可是过了几个小时,那个美国人长途驱车给他们送来刀具;日本板神大地震,街边商店的食品散落得到处都是,可是日本灾民宁可忍受饥饿等待救援,几乎没有人动那些散落的食品。救灾方设置海事卫星电话,供灾民报平安,因为电话有限,大家排着长长的队给亲人打电话报平安。绝大多数日本人,打通电话后,只简单地说“我还活着……”,就传给下一个人,可是中国人打通电话后,捧着电话就不撒手,与亲人哭诉不停;新加坡,有个电话坏了,不用投币就能打,排着长队窃打不花钱电话的,多系中国人;澳大利亚,对于进入澳的外国人,提供一部免费手机供其使用,结果许多中国人拿到手机后,偷偷卖回国内。致使澳方拒绝再为入境的中国人提供这种免费通信服务;澳警方接到迷路报警电话,多系用警车把迷路者送到目的地。可是一时间,在澳中国人迷路报警电话暴增,原来这些在澳的中国人,为了省交通费,谎称迷路,然后报警让警察把自己送到目的地。这种挥霍公共资源的现象,令澳方不再为境内的中国人提供这种服务;东北水灾,抢购生活用品,商家囤积居奇现象非常普遍,抢购者只考虑自己,抢购的越多越好。而俄罗斯,转型期,生活用品紧缺,可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也只买夠第二天用的量。   助人,不以任何理由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想他人之所想,珍惜公共资源都是普世价值观。这些难道不是中国人的道德理念?就因为西方人倡导我们就要反对?一个缺乏理性的社会,不但很难和谐,也是很难顺利发展的。

阅读更多

BBC中文:投资环境恶化正在把外企挤出中国市场?

嵇伟 BBC中文网记者 中国工人在北京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外抗议 最近数月,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批评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前些年相比正在恶化。 但上周六中国总理温家宝否认说,这一批评不符合事实。统计数字也显示,中国现在仍然是为数不多的最能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 自30多年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廉价劳动力和堪称全球最大市场的中国,成为外国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达6650多亿美元,外企多达57万家,世界500强中有480家在中国设点投资。 外国投资企业的出口量在中国全国出口总额中超过了70%,税收占了20%。 但是中国欧盟商会六月底公布的商业信心调查报告说,许多在华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担心,并认为它们自己正在被逐渐挤出中国市场。 在参加调查的五百多家各个行业的欧盟企业中,有百分之40的企业认为,包括登记程序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在内的对外资的监管环境,在最近两年将进一步恶化。 不仅是欧盟企业,在中国的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尽管过去30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企业理想的投资目的地,但现在美国商会的会员中普遍担心,这一局面是否能持续下去。 财大气粗 普遍认为,中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增长之后,财大气粗的心态不仅表现在国际场合,也同样显示在对待在华外企的态度上,从以前的热情急切的欢迎,到现在的满不在乎,被外国投资者看作是投资环境恶化的主观因素。 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张炜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前不久发生谷歌在中国的经营之争时,产业信息部长和国资委、发改委高官讲话时表现出极其傲慢的态度,似乎在说:您愿来就来,不来随便。 除此之外,缺乏法治的投资环境、取消外国公司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及最近接连发生的外资企业罢工后导致产业成本上升等,也是让外商感觉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前些年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税收优惠,但现在却和中国企业的税收标准相等。张炜认为,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同中国企业竞争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间发生纠纷和冲突的可能性。 而中国有关部门在审批外国资本的经营执照时,尤其是那些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审查得比过去更严厉苛刻,也导致外国投资者对投资环境恶化的担心。 “玩弄统计数据” 但是投资环境恶化的批评却在中国遭到广泛否认。许多人不满地抱怨,30多年来外国企业一直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在包括汽车、建材和药物在内的已经开放的几个产业中,排列前五名的企业几乎全部是外资控制。 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问道:如此优惠的待遇,如此广大的市场,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目前仍然有增无减,怎么能说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恶化呢? 温家宝总理也说:“一个投资环境不好的国家,是不会出现这样大批外资蜂拥而至的情况的。”他还把今年上半年和去年的外国投资作比较,同比增加了19%。 但是经济学家张炜指出,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去年上半年是外资在中国投资跌幅最大的时期,这样的比较有玩弄统计数据之嫌,缺乏说服力。 不过张炜承认,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回报率在中国还是比在许多国家要高,所以它仍然具有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 但是分析人士提醒说,尽管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有最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如果投资环境持续恶化的话,大多数外国投资者都有被吓退的一天。 中国欧盟商会此前也警告在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中国开展商务活动的欧洲公司说,在华的工作条件一旦恶化,他们应当考虑撤出。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404档案馆】第174期:我们的命运也会像那辆大巴,驾向坠落的黑夜——贵州隔离大巴翻车悲剧引发的舆论风暴

【翻车现场】我得罪了邻居,他把WiFi密码改了,我骂了半天

【真理部指令】禁止转发未经官方证实的和负能量的内容

更多文章总汇……

读者投稿

CDT 电子报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